有人回答我跟马云机智回答扯上了还有一个王健林的人、我的天,说我们三加起来就一世界首富…汗,人家可以我么钱

跟王健林抢头条?马云:月薪三四万最幸福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跟王健林抢头条?马云:月薪三四万最幸福
 马云表示自己从第一天起就没想当首富。
  澎湃新闻讯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中国首富、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这个“小目标”,今天被“玩坏了”。
  王健林日前在做客电视节目《鲁豫有约》时,关于如何做首富的表述,刷票了今天的朋友圈。
  而在中国首富座椅上轮流坐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实际上也有自己“小目标”。日前,阿里内部的微信公众号曝光的马云在阿里新人交流会上与员工的对话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马云说,“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想过当首富,所以我才会把公司持股稀释到这个样子。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尽管把自己的股份降到8%,还是有那么多,这是我没想到的。”
  马云现在的身家在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不过,马云说,钱在100万的时候是你的钱。其实现在中国最幸福的人是一个月有两三万、三四万块钱,有个小房子、有个车、有个好家庭,没有比这个更幸福了,那是幸福生活。
  “超过一两千万,麻烦就来了,你要考虑增值,是买股票好呢、买债券好呢、还是买房地产好。超过一两个亿的时候,麻烦就大了;超过十个亿,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人家让你帮他管钱而已,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钱。”马云说。
  马云还跟新员工分享了关于工作和时间的观点,他说,“我的工作可能跟大家不一样了,从体力变成脑力,我后来发现越来越辛苦,但是没办法,谁让我是做这份工作。如果能换,我一定跟你换。我比你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原来的CTO吴迥讲过一句话,吴迥那时候是雅虎第四十几号员工,雅虎搜索引擎就是他写的,我们第一任CTO。他说时间真宝贵,我愿意出一百万美金买一年时间,我说瞎扯,我恨不得卖你两年时间。”
  “我那时候真的这么想,但现在觉得时间太宝贵了。”马云说。
  以下是“百问马云”系列精彩集合:
  问:现在媒体普遍评价您是中国首富。您有没有可能成为世界首富?
  马云:说句心里话,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想过当首富,所以我才会把公司持股稀释到这个样子。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尽管把自己的股份降到8%,还是有那么多,这是我没想到的。
  很多年以前,我跟我的老婆、公司2号员工张瑛有过一次聊天。我问,你希望你老公将来成为首富吗?她说,首你个鬼啊,你怎么看都不像首富的样子。我说你希望我是一个有钱人还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还是不缺生活费用、同时受人尊重的企业家?她回答,当然受人尊重了。我们就定下了这个。
  那时候我都没想过成为杭州下城区或者翠苑街道的首,我不想当,这不是我要的。我跟你一样,年轻的时候好奇过首富,有些人就喜欢那口。
  钱在100万的时候是你的钱。其实现在中国最幸福的人是一个月有两三万、三四万块钱,有个小房子、有个车、有个好家庭,没有比这个更幸福了,那是幸福生活。
  超过一两千万,麻烦就来了,你要考虑增值,是买股票好呢、买债券好呢、还是买房地产好。超过一两个亿的时候,麻烦就大了;超过十个亿,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人家让你帮他管钱而已,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钱。
  所以我对这个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失去了太多。你说你能花得了什么?你能吃什么?我这个T恤衫多少钱、裤子多少钱,我饭量更少。
  问:您每天都很忙,每天能几点钟睡觉,几点钟起床?还有,您上不上淘宝?
  马云:我起得比较晚一点。我的工作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有了你们,我不需要坐在什么地方做具体的事情,但是我可能做梦、上厕所、洗澡、散步,都在想事儿,我有时候可能找个地方,比如在西湖边上走个一两个小时,看上去我在锻炼,其实我脑子一直没停过,因为这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热爱。
  我的工作可能跟大家不一样了,从体力变成脑力,我后来发现越来越辛苦,但是没办法,谁让我是做这份工作。如果能换,我一定跟你换。我比你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原来的CTO吴迥讲过一句话,吴迥那时候是雅虎第四十几号员工,雅虎搜索引擎就是他写的,我们第一任CTO。他说时间真宝贵,我愿意出一百万美金买一年时间,我说瞎扯,我恨不得卖你两年时间。
  我那时候真的这么想,但是现在觉得时间太宝贵了,现在才觉得很多东西,人们不这样走,你想要的,你最后拿到的不是你要的,中间的过程才是你要的,这个等你到一定年龄,你会理解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上不上淘宝,我真不上淘宝,但是我经常看看。我不会买,我也不会用支付宝,我并不觉得这值得骄傲,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家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淘宝上买的,我太太买,我们家所有人买,我已经想象不了什么东西是我们不敢买的了。但是我不会买,原因也蛮简单,我每天很担心,如果我买了以后,我就会认为淘宝很好;因为我不买,我老是听别人讲淘宝不好的时候我就记住了,我就回来去找行癫,找天猫,找他们。
  以前阿里巴巴刚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功能我都用,现在我也不可能用了。假设一个像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生态系统的CEO,像我这样的人,对淘宝的功能了如指掌,你们应该把这样的CEO开除掉。我认为我的职责不是来检测工具,我的职责是永远带大家坚定方向,这才是我的职责。怎么把产品做得好、用得好是你们的职责,但是怎么坚守方向、看到困难,穿过困难、看到成绩,穿过阳光、找到背后的困难,这是我的工作。如果公司撞在墙上了,应该把我给办了。跟你们讲这个产品好、那个产品好的人,他不是CEO,他最多是个VP,这是我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公司走到现在为止,每个人都有一层一层的管理体系。
  问:您以前经常说,又猛又持久,对于我们这些做销售的年轻人,你怎么看?
  马云:真正的激情是自己心里给自己的,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坚强的人要学会自己舔伤口。你学会自己给自己舔伤口,学会自己左手温暖右手的时候,你才开始成熟起来。
  我跟大家一样,也是这么普通的,也没人来教我过,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拉着我的手说“马云,你坚持下去”。拉着也没用,我要跳楼还是得跳的,我知道,人生就是一种经历,人一辈子结局都是一样的,去火葬场。一辈子的经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痛苦的经历,难的经历。
  我说冬天只要不倒下,我半跪着不倒下,别人倒下了,我就成功了。你痛苦的时候,你要记住别人也同样痛苦,只不过你比他多熬一分钟,你就过去了。很多痛苦、很多烦恼,睡一觉就过去了,偏偏有人骂我的时候,以前表扬我,我也没怎么开心,骂我就更不开心了,瞎编乱造说我这个,说我那个,我就当看娱乐小说一样在看。因为我知道,你要有这种心态,这就是一种经历。等你过了这个阶段、过了这种经历以后,麻烦的事情只要睡一觉、出去走一走,别去听它,就过去了,然后又开始来。
  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跟这个事情没关系的事情,可能激情又会回来,我自己就是这样。否则难道你找个墙去撞一下?困难都会过去的,每一次想想这是最后一招了,过了两天又有一招了。都是这样,你一开始堵住了,那就推你一步,停一停往那边看。又猛又持久才是值钱的,猛不值钱,年轻人都很勇猛,激情一点就火爆,但没有用,真没有用。
  你要把自己说失败了,就再来过;我失败了,继续来过;又失败了,我还来过。我高考还考三年呢,总会被你考上的。跟大家讲又猛又持久,可以举一个,我跟泰森打架的话,是谁倒霉?是泰森倒霉,他只要不把我打死,一开始就被我刮一个耳光,他会比我更紧张。泰森打败我很正常,某种程度来讲,这是心态的问题。心态就是开心,越困难的时候,给自己开心一点,形势就会发生变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任。因为信任,所以简单,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大家永远记住,我们之间的信任不可破坏,要相信阿里巴巴的CEO和今后任何的CEO,都是以这种心态说我们坚定使命、价值观。任何政策变化都会对70%有利、30%不利,假如任何政策都会对100%有利,那这个是垃圾政策,就等于没出政策。因为信任、所以简单,大家继续保持对于信念信任的持久和发展,也是极其关键的。这个公司是一个好公司,在中国我认为很少有这样的公司。今天我们想创造的是十年以后,这个集团必须成为全世界最为骄傲的公司。
  请大家加入这家公司,不是来抱怨的。抱怨是很容易的事,但请大家来是把那些麻烦的事情一个一个解决掉的,这才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问:之前您在多次公共场合里谈到一个理念,“21世纪是一个小微企业的世纪”。您觉得阿里现在有没有必要重新对服务于中小企业这个方针进行一个审视?阿里曾经服务的,不管是B2B还是B2C平台上的这些客户,现在其实好多已经成长成很大规模的客户了。他们的销售额可能达到了几千万、几亿、几十亿这样的规模。第二个问题,您有没有考虑过我们阿里的自身怎么来适应这种小微企业的调整,或者说阿里的小微化?在阿里这种高速扩张的过程中要如何来体验这种小微的融合?
  马云:进入公司前三年,不要给我讲战略、定位、思考、改革,别爬得那么高。先做个好员工,踏踏实实把自己这个工作做好。战略远远超过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几乎二十四小时在思考我们的战略。
  战略是要把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组织、人、文化都合起来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说年轻员工或者刚刚员工进入三年不要谈战略,因为没把战术做好是不能考虑这些战略。以前我更狠,谁跟我谈战略,我把谁开除出去。
  当然你刚才提的问题不完全是一个定位问题,阿里巴巴不会改变自己“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使命,我们专注中小企业但不等于全是中小企业,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帮助中小企业。
  所以这个定位我们是不能改变的,一旦改变,阿里的根基就会改变。我们可以在战术上面偶尔增加一点东西,但是战略上不可以。战略是什么?使命感,我们这家公司要问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讲过这个事儿,我们不欢迎创业者来到这个公司,说你呆几年让自己去创业。但我们欢迎到这里来帮助别人创业的人加入阿里巴巴,今天上千万的企业在创业、卖家在创业,他们使用我们的平台,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平台打造好。由于我们,别人创业更加方便,所以这是我们的定位、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们的使命、价值观、愿景、人才、组织、KPI的整一套设计才是战略的核心图。如果你把前面的使命改掉了,那就复杂了,后面也要全换了。
  世界上永远有层出不穷的小企业,世界上每年都会诞生大量的年轻人,年轻人都会去创业。我们今天要为未来的年轻人搭建创业的平台,我们要做的、可以做的、应该做的东西还有很多。
  所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帮助中小企业的方针在我当董事长的时候是不会改了。如果我下台后有人要改,我也没办法。但这是我们的责任,你们加入这家公司的出发点和使命就是这个。
  总而言之在阿里里面,每个人开开心心地过十五年,最艰难的是前面的五年。当然没有人用手铐铐着你,我们并没有多大的Boundary(分界线),说你不许离开、他不许走。我们的门是永远打开的,随时可以出去,但是进来不容易,出去以后进来更不容易。因为这儿毕竟不是菜市场,而且这是个尊严问题。
  如果你从阿里出去了,哪怕只呆过一天,就要带着阿里巴巴的使命和价值观,因为你在这家公司呆过。如果你在这家公司呆过、你敢在简历里面写上我曾在阿里呆过,你就应该像阿里人一样有理想、有使命、有自己做事的原则和风格,这样才算是阿里呆过,否则你不能算在阿里呆过。
  问: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您觉得您的理想实现了吗?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一直朝着最终的路,一步一步往前一直走下去?
  马云:我有很多的梦想。小时候想当兵,没成功;当警察,没成功;当科学家,我想也没想过,读书这么差,也当不了科学家。几乎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我都有过,梦想一个个破灭,我一个个又把它捡起来,从个人角度是称为梦想,集体称之为理想。理想是一帮人坚持、讲的是我们,梦想讲的是我。
  我自己觉得我没想过我会做企业,我更没想到我们做的企业会这么大、这么有影响力。我也没想到这么累、这么辛苦,远远超过大家想象,无论体力、脑力、心力,所付出的。你说有钱了,根本不懂得享受,也没时间享受,都不知道该干吗,所以这是命决定了我。
  但是我今天找到了快乐,就是跟大家一起、跟一帮有情有义的人,一起做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使得我不能停下来,因为我今天停下来,我就阻碍了整个团队的理想实现。但是有时候、到一定时候,我必须停下来,因为我再往前走,会阻碍别人前进的步伐,这是自己度的把握。
  什么力量?你要问我怎么去支撑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跟一帮有情有义的人、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还是其乐无穷。尽管这是从个人来讲是很倒霉、别人看来很好的事情,但我告诉大家,未必。别人看来很不好的事情,也未必,因为你自己知道从中的快乐。
  你们在这个公司里面待的任何一天都要记住:Do anything for this company。因为这个公司不是我的,我跟大家一样。我在公司里一天,我就全力以赴支持它;我走开的时候,也不会后悔,哪怕任何人指责,因为我在那里面的每分钟、每一天,我都是全力以赴的。
(责任编辑:赵子航 UV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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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不理政府不理党 显然太假了
图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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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林:王思聪,你稳重一点 | 独家专访&
  61岁,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5月1号数据,王健林以381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王健林今年只花过一笔钱,买了三套西装。
  他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个比博士后还高的学问,而“远离政府太假了”。
  他希望王思聪稳重一点。但儿子向他吐槽被人紧盯的痛苦,又进入高调的循环。
  他忧虑接班人的缺失。同时又希望建造更广阔的帝国,尝尝世界首富的滋味。
  谈首富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的消费
  新京报:很多网友好奇,亚洲首富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王健林:我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每天准时6点起床,7点10分到公司,基本上雷打不动,前后时间差不超过5分钟。晚上下班回去就八点多了,如果我们自己有会议或者有宴请,就九点多、十点多。11点准时休息。
  新京报:你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王健林:订了三套西服,每套2万多。今年以来吧就这一笔消费。
  新京报:今年5个多月以来唯一的一笔消费?
  王健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钱没闲。订购西服是我常穿西装,其他的能有什么消费呢,没什么了。
  新京报:成为亚洲首富,你觉得是一种必然,还是机遇,或者运气?
  王健林:我觉得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自己的勤奋和战略,内因是起主角因素的,如果不说自己是主要因素,那就是胡说八道,中国十三亿人怎么你就冒出来了呢。
  第二个是受益于国家整个大平台,我们正好赶上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十五、二十年。中国在2013年之前,30年之间每年环比递增9.4%,你就跟着坐车吧,你也10%的增长,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能20%、30%地增长。这个平台奠定了万达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也达不到现在的成果。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如果我晚生30年,做这么大会很难。
  第三个就是上市的原因。万达上市后财富被放大了。
  新京报:最近的美国投资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见了你,都聊了什么?
  王健林:全都是官方语言,就是欢迎你来美国投资,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
  新京报:奥巴马期待你在美国扩大投资?
  王健林:是的。我也表态了,承诺在未来三年至少再投50亿美元。
  新京报:以后会不会逐渐将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外?
  王健林:重点还是在中国。只是我们觉得2020年如果是1000亿美元的收入,我的希望是30%,起码不低于20%是来自于海外,这才是个跨国公司。
  新京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有没有想过做世界首富?
  王健林:正在朝这个目标在努力。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我是想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证明一点什么。
  新京报:证明什么?
  王健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承诺我的财产绝大部分会成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想,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种格局的。
  新京报:有没有制定成为世界首富的时间表?
  王健林:目前还没有。
  谈足球它带给我刺激、欢乐和痛苦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连万达,还是通过一支足球队的名字,当时你的公司还不算大,投资足球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喜欢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报:年轻的时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轻时在部队玩过,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过。
  新京报:当时喜欢踢什么位置?
  王健林:中卫。就是瞎玩。
  新京报:从当时的大连万达队撤资,现在又投资了(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这些年,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健林:刺激、欢乐,甚至包括痛苦。有赢球时候的快乐,输球时候的痛苦。
  足球在体育运动当中,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强度,都是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一场球能去几万个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变化性,它的不可预测性,都特别吸引我。
  新京报:许家印、马云等人都投资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你投资国外俱乐部,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只不过我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搞俱乐部的。
  新京报: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
  王健林:中国足球最近几年呈现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平衡。俱乐部很高,国家队很低。俱乐部可以拿亚洲冠军,国家队小组赛可以三场全胜,但还不是在八强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么改变国家队比较弱的局面,就得从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这个呼吁可能很难形成共识,因为这个东西要证明得七八年。
  新京报:你认为通过自身努力,能促使我们足球有什么蜕变?
  王健林: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视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联赛和国家队身上,因为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应该只重视塔尖的东西,也要重视塔基的东西。
  当爱好中国足球的小孩扩展到两三百万人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在亚洲绝对一流。
  新京报:投资中国足球,上世纪90年代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荣誉,但是现在万达已是商业帝国,再投资足球,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
  王健林:我就是为热心的中国球迷做些事,这也算是社会公益嘛。投资足球每年好多钱呢。
  新京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三个梦想,打进世界杯、申办世界杯和夺得世界杯。
  王健林:是啊。这是习大大的个人梦想吗,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梦想。
  谈政商“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
  新京报:拿“亚洲首富”来说,原来的首富是主做地产的李嘉诚,然后是搞互联网的马云,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这像是一种轮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产的。我说过,我必须在三年内或者五年内去“房地产”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去“房地产”化是一个趋势?
  王健林:是个趋势。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可能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万达商业地产,我已经想好名了,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
  新京报: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把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
  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
  新京报:听说做商业地产,有个“万达速度”,24个月。
  王健林:内部最长吧,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
  新京报:有人认为,“万达速度”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
  王健林:这是瞎扯,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个广场十个亿,一年租金一两个亿,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只有快点干。
  住宅和我们相反,拉的占线越长房价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其实不然,你得为自己着想,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见效。
  新京报: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笑)。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新京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否会遗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尽可能靠我们模式打动他,让他们求我们,而不是靠我们。
  新京报:刚才你说东西方文化差异,在教育上也有差异吧?
  王健林:核心我觉得是政治体制的不同,再加上民族性格不同,现在你看出去都是总统见、总理见,但是见了他骨子里是不信任你,不欢迎你的,这是没办法的,他需要你投资,拉动就业,我跟你讲,慢慢越来越体会到这种东西。
  谈儿子王思聪我期望他稳重一点
  新京报:说说王思聪吧,他最近做了“日狗”的行为艺术,你知道吗?&
  王健林:我看到了。可能他自己觉得好玩,是在开玩笑,但他忽略了中国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
  新京报:王思聪现在是微博大V,有1200多万粉丝,有人觉得他敢想敢说,也有人觉得他高调张扬。
  王健林:(他个性张扬)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方成长经历;第二可能与他年龄有关。
  其实我回想起我年轻时,性格也冲,但是我的冲是比较听话,你让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哗哗给你干完。那时候我在军队里,哪敢说怀疑领导啊。可能时代不同了吧。
  但我还是期望他能稳重一点。
  王健林儿子王思聪。
  新京报:他从小在新加坡和英国长大,作为父亲,在对他的教育上,有什么得与失?
  王健林:现在回头看,我可能有失误的地方。比如说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或高中,再把他送到国外去,这样更合适。
  思聪比较小(小学时候)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对中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刻认识。他在中国,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
  新京报:他会经常在网上卷入到一些争议、冲突中,成为热点话题中的主角,你对这怎么看待?
  王健林:我和他有沟通,沟通的时候他答应不再这样做了,但过几天可能又做了。
  新京报:还有人会这样推测,他在网上的一些热点事件,有可能是对万达有帮助的营销手段。
  王健林:瞎扯。万达需要他来营销?
  新京报:但现在很多女粉丝,确实是因为王思聪才愿意逛万达的。
  王健林:我不赞同。我宁可他没有粉丝。万达不需要这些东西。万达需要营销多少亿的人口,我们希望是全覆盖,从2岁到70岁,我们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粉丝)……
  新京报:王思聪是富二代,富二代在中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
  王健林:现在来说,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是“二代”,自然会打上一个烙印。我觉得这种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的,看这些二代人怎么做,怎么走吧。另外,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这种富二代,官二代等就会减少。
  看看英国工业史、欧洲工业史,你会发现,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过程中当中,都有这种“二代”现状,美国曾经也有。当社会逐渐走向橄榄型,中产阶级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后,这些负面的“二代”慢慢就会少了,这是个过程。&
  新京报:在父子交流的过程中,王思聪会向你说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实话实说,思聪对于现在这种狗仔成天盯着(的现况),他很痛苦。他问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天天被人盯着。我说你去国外几年,时间太长也不合适,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说你这样,以后你社会上注意一点吧。
  新京报:但他并没有“注意一点”?
  王健林:可能这是一种潮流吧。也可能过几年,他被过度消费的情况就消失了。
  新京报:在王思聪眼里,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父亲?
  王健林:我不太清楚。他在叛逆期时,肯定会挑战我的权威。比如我说什么话他不听,不服我,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英语也不会讲,啥啥也不懂。
  最近两年,我和他的沟通逐渐多了。另外,他也开始做生意了,认识到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他老爸做这个生意还不简单。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严父还是慈父?
  王健林:严父多一些吧。
  最大烦恼接班人的成长
  新京报:你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王健林:日本泡沫十年。
  新京报:为什么读这本书?
  王健林:看看嘛。(笑)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新、胆子大、敢闯敢试”,你有没有胆小的时候?
  王健林:胆小?有啊。对规矩,对法律,对制度,我很胆小。因为我不逾越规矩,你看万达企业,敢闯敢试,都是在法律框架里边完成。
  新京报: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
  王健林:我希望我能维持自己的形象。第一,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保持一个正派的形象,所以你看我没有花边新闻;第二,保持一个慈善家的形象,我从来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首善啦,万达做慈善是发自内心的,从来不是为了宣传。
  新京报:你现在有烦恼么?
  王健林:工作、生活中都有烦恼,最大的烦恼是万达接班人的成长问题。我觉得目前万达的复合型人才,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多。
  新京报:复合型人才缺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健林:我在考虑万达接班人的梯队问题。万达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将来该如何办?
  新京报:王思聪以后会接替你执掌万达吗?
  王健林: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执掌万达。他有他自己的性格,有自己喜欢的领域。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现有梯队中,情商、智慧、执行力高,个人又特别勤奋的人比较少。一个人很聪明,但可能执行力差;另一个很勤奋,但是笨了一点。我在想,与我们那个年代相比,可能缺乏市场摔打的关系。
  新京报:作为亚洲首富,你对当下的中小型企业家或创业者有哪些建议?
  王健林:我觉得人生要有大目标,我的目标也是不断的调整。我不可能一开始就订现在的目标。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来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做成大企业,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生要有大目标,要有理想,要有情怀。
  有理想,有情怀,有目标,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如果没有理想、情怀和目标,你一点成为成功人士的可能都没有。
  新京报:站在首富的位置,怎么看待财富,比如钱?
  王健林:我不看重钱,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我儿子都说我,爸爸不会花钱。我不是不会花钱,是没时间花钱。我对钱的感觉是,我不是一个爱钱的人。
  我为什么这么多钱还在努力奋斗呢,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需要用我和我团队的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样子,成为让世界敬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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