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 MBA智库百科()
　　用来说明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
　　第一是。
　　所谓边际效用消费倾向递减，是指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最末一个货币收入单位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在减少。那么，是如何影响的呢？
　　凯恩斯旨在通过消费解决生产问题，他一反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很重要的观点，把消费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于消费。他详细考虑了影响消费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例如他所讲的客观因素包括所得的改变，资本价值的不能预料的变化；主观则如建立准备金，预防不测，使以后开支逐渐增加而不致下降。从事或发展事业的本钱，遗留财产给后人等。在此基础上，他的总体的结论和系统的见解是：
　　①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也不如收入减少的那么厉害。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是因为穷人的消费是最基本的消费，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在穷人的收入中基本生活资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富人之所以富，在于富人早已超越了基本需求层次，基本生活资料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大。
　　②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收入的性质。消费者很大程度上都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长期前景被称为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收入，它指的是个人在好的或坏的年景下平均得到的收入水平。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暂时的，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部分就会被储藏起来。收入不稳定的个人通常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③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甚大。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使得萧条更为萧条。
　　凯恩斯所用的第二个心理规律是。
　　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指人们预期从投资中获得的利润率（即预期利润率）将因增添的资产设备成本提高和生产出来的资本数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凯恩斯在用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说明消费不足之后，接着用崩溃去说明投资不足。
　　给人们形成深刻影响的是凯恩斯似乎更着重于消费理论和。其实不然。在凯恩斯看来所谓的消费问题，只是由于崩溃，投资不足引起的，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在具有总结性的“略论商业循环”一章中，凯恩斯认为，发生商业周期的原因，恰恰在于资本边际效率，以及人们对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预期引发了经济周期。凯恩斯写道，对于商业循环的说明，“其尤著者，当推消费倾向，状态，以及资本之边际效率。此三者之变动，在商业循环中各有作用。但我认为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律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的变动上产生的”。这是多么重要的画龙点睛之笔啊！
　　凯恩斯详细描述了对，即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是如何引致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写道：“繁荣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增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未来之看法，亦随之黯淡，不放心，于是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前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的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增加”。 这就是说，愈是预期资本的边际效率崩溃，愈是不敢投资，不敢消费，从而有了对灵活偏好的偏好。
　　凯恩斯用来说明经济危机的第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是所谓的灵活偏好。
　　规律是指人们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保持其他的资本形态的心理法规。凯恩斯认为，灵活偏好是对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反映，具体而言是由以下的动机决定的：
　　①，指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所产生的持有货币的愿望；
　　②谨慎，指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持有现金的愿望；
　　③，指由于利息率的前途不确定，人们愿意持有现金寻找更好的获利机会。这三种动机，尤其是，说明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时，人们通常不敢轻易使用自己的存款。
　　凯恩斯以他内在逻辑一致的三大心理规律，对于经济危机作了全新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摆脱危机，走出萧条的全新思路。
　　以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决定于，而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是与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的作用。他认为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同时成本和利率也随着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下降，从而投资吸引力减弱和人们对货币加强，结果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
　　是立足于，运用，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
　　（1）商品内在的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
　　（2）货币的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
　　（3）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的债务链条。
　　对比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对经济过剩成因的分析有如下不足：
　　（1）其分析的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侵犯为前提。他们尽管承认市场缺陷，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均衡与资源帕累托配置，但排除、危机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只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以此为基础去分析、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
　　（2）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他们只是从“内生”的“纯经济子系统”中去分析引起经济周期的成因与治理，忽视“外生”的政治、技术创新、人口、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制约，在一些严格假设基础上，把经济周期的复杂成因简化为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几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3）其分析的聚集点是作为流通领域与经济调节机制的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他们侧重从流通角度，从商品、资本和劳动的失衡上去探讨、危机与波动的根源，不仅忽视了生产的决定作用与生产过程的研究，而且忽视了制约的市场制度关系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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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与经济学
一、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基础：凯恩斯主义 （一）凯恩斯其人 凯恩斯，全名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生于日，卒于 日，英国经济学家。 凯恩斯出生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曾在剑桥大学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师，母亲弗洛朗斯阿达?布朗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之一。 凯恩斯7岁进入波斯学校，两年后进入圣菲斯学院的预科班。几年以后他的天才渐渐显露，并于1894年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第一个数学奖。 一年后，他考取伊顿公学，并于年连续两次获数学大奖。他以数学，历史和英语三项第一的成绩毕业。1902年，他成功考取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的奖学金。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对人们对经济学和政府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以摆脱经济萧条和防止经济过热提供了理论依据，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鉴于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曾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凯恩斯不但是一个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实践家。他曾经在英国财政部印度事物部工作，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经济学讲师，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斯密奖”，任《经济学杂志》主编，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秘书，英国财政部巴黎和会代表，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出席布雷顿森林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并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 （二）凯恩斯的主要思想（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内容）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反映的是凯恩斯的思想，主要载体是凯恩斯发表于1936年的著作《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以凯恩斯的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就叫做凯恩斯主义，其核心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价格、工资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自动地使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指出当时生产和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现实，证明事实上这个自动调节机制没有起作用。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不足”。 根据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经济混乱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个正常运行的市场中是不会出现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达到充分就业的关键是两点：一是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商品的价格，价格的不断变动反过来导致供给和需求的 1 平衡；二是这个系统创造的新的财富可能会被保存起来用于将来消费或者用于投资将来的生产，同样有一个供求机制决定着这个选择。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价格一样的机制，即它是货币的价格。 即使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年份，这一理论仍然把经济的崩溃解释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产的机制。所以合适的办法是将劳动的价格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导致价格下降，从而购买力（雇佣劳动力的能力）就会回升，同时促进就业的增加。没有作为工资付出的资金将会转化为投资，也许是在其它的产业。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也是必须采取的办法。其它关键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国家预算，或者通过增加税率，或者通过削减财政支出。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 凯恩斯主义对后世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寻找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三）凯恩斯主义的产生背景 1．20世纪20年代英国长期慢性萧条――凯恩斯思想转变的启动器
英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战时被抑制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能量释放了出来，为战时服务的企业恢复了民用生产，英国经济开始回升，从1920年初开始，英国经济步入繁荣阶段。但是好景不长，从1920年第四季度起，物价就开始普遍下跌，工业生产大幅度减少，英国又一次陷入经济衰退。自此以后，英国经济基本上陷入了长达10多年的长期慢性萧条之中。工农业生产萎缩，大量的企业和设备闲置，对外贸易额下降，失业率一直在10%以上的水平上居高不下。 1924年英国失业人数一度逼近100万。同年4月12日，卸任一年多的英国前首相、自由党领袖劳埃德?乔治投书《民族》周刊，主张实施一项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借以解决大量失业和经济衰退问题。5月24日，凯恩斯在《民族》周刊上发表《失业需要一帖猛剂吗?》一文，积极支持劳埃德?乔治的主张。此后，凯恩斯觉得言犹未尽并为了答复公共工程计划的反对意见，又分别于5月31日和6月7日在《民族》周刊上连续发表《英国政府和失业》和《对付失业的一帖猛剂：对批评意见的答复》两篇文章，进一步论证了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的必要性。 凯恩斯自1919年发表《和约的经济后果》以来，一直把资本积累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问题。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中，他主张通过管理通货来稳定币值，从而克服物价波 2 动。而到1924年，凯恩斯首次把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看作是救治失业和经济萧条的根本疗法。这是凯恩斯政策主张的“革命性”转变，说明凯恩斯思想已转向“政府干预论”。这个转变对于凯恩斯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凯恩斯一直坚持这个主张，并努力为这个主张寻求理论依据。 1929年5月英国将要举行大选。日在自由党成员和候选人大会上,劳埃德?乔治向选民们保证：如果他当选，自由党准备“立即实施??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将在一年以内把可怕的失业数字减少到正常水平??这些计划将不会给国民或地方税收增加一个便士”。 劳埃德?乔治竞选纲领的核心是凯恩斯的公共工程计划，它包括：大规模的道路建设、住宅建设、电话服务扩展、电力使用、铁路改造、农田排水和伦敦交通改造计划。据估计，这个计划要耗资1亿英镑。 对于劳埃德?乔治的计划，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保守党。反对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排挤效应，认为公共投资会排挤私人投资；二是认为这个计划对就业的最终效果远没有计划提出者所说的效果那么大。 为了给自由党的计划提供理论支持，凯恩斯和《民族》周刊编辑休伯特?汉德森联名发表题为《劳埃德?乔治能办到吗?》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凯恩斯直接把失业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把公共工程计划作为救治失业的主要措施。这本小册子中的思想和凯恩斯在1924年那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是1924年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从其思想内容上看，这本小册子是迈向《通论》的一个重要台阶，它包含有以下的“革命性”思想： 首先，这本小册子第一次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乘数思想，并用作公共工程计划的理论依据。当时,自由党和凯恩斯认为，在公路建筑上花费100万英镑，会解决5000人就业，其中人是直接就业；而工业调动局认为，花费100万英镑只能解决1350个非熟练劳动者就业。这样，前者所估算的就业数量是后者所估算的4倍。凯恩斯认为，工业调动局之所以低估了一笔投资支出所增加的就业量，是由于忽视了“被直接雇佣在筑路上的熟练劳动和制造筑路材料的全部间接就业”。因为道路建设引起对公路材料的需求，对材料的需求引起对劳动和其他商品的需求，后者也引起对劳动的需求??对一套衣服的需求意味着对布的需求，对布的需求包含对纱和毛条的需求，而这又包含对羊毛的需求。 其次，这本小册子有了初步的有效需求思想。凯恩斯认为，一笔投资会引起直接就业和一系列间接就业，这还不是一笔投资的全部效果。因为，除了我们已经讨论的间接就业以外，一项发展政策会通过其它途径促进就业。许多现在失业的工人会得到工资而不是失业救济金的事实意味着有效购买力的提高，有效购买力的提高会给经济以普遍的刺激。而且，更大的经济活动会产生更进一步的经济活动；因为繁荣的各种力量，如同经济萧条的力量一样，会产生一种累积效果。在经济不景气时，人们倾向于推迟定货，不愿贮藏存货，对进一步投资或承担风险普遍犹豫。而当经济车轮开始轻快地运行的时候，相反的力量开始发生作用，有利于企业和资本扩张的气氛散布到整个经济社会，贸易扩张因此而获得越来越高涨的推动力。 再次，这本小册子已经认识到政府干预必将取代自由放任。凯恩斯写道：“经济企业的很大部分(它们吸收大量的资本)已经受到政府各部的影响和控制。这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3 无论在什么政党执政下，这种趋势都会不断继续下去。”“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运输系统的资本增长率，公用事业和国家的住宅建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部和现政府的政策”，“公路、造林、垦荒和灌溉、电气化、消除贫民窟和城镇规划、运河的开发、船坞和港口的建造，这些在今天都是需要吸收大量资本的事。在每一种场合，创办者必然是政府。” 最后,这本小册子否定了政府投资会产生排挤效应，并对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做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论述。凯恩斯认为：政府投资不会等量地排挤私人投资，因为当前存在大量的未被利用的资金。 2．年世界性大萧条――凯恩斯思想转变的加速器 正当英国经济在长期慢性萧条中挣扎时，日由美国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的股价狂跌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的惊涛骇浪又席卷了英伦三岛，这使得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为了对英国的财政金融状况进行调查和对英国的金融制度进行研究，新执政的麦克唐纳工党政府于日任命了一个由经济学家、银行家和著名实业家组成的金融与工业委员会，由麦克米伦勋爵任主席，因此这个委员会又称麦克米伦委员会，凯恩斯被任命为委员。日英国政府又宣布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其任务是对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进行跟踪研究，就当时重要的经济问题向内阁提供建议。麦克唐纳亲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成员包括一些内阁大臣和凯恩斯等12位专家学者。在日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凯恩斯建议委员会考察英国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以期提出对策方案，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即设立经济考察委员会，凯恩斯任主席。经济考察委员会于日向经济顾问委员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策问题上，经济考察委员会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凯恩斯等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解决当前大规模失业的唯一可能性是由政府组织实施国内发展计划。另一方则认为，国家行动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削减工资和成本。这场争论持续了两个多月仍不能统一意见，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对经济考察委员会的工作颇有微词。1930年7月凯恩斯致函麦克唐纳首相，建议组织一些职业经济学家对当时的经济困境做出诊断，然后提出解决方案。首相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7月24日成立了经济学家委员会，凯恩斯任主席。结果却使凯恩斯大所失望，经济学家委员会重蹈经济考察委员会的覆辙，在关于当时经济状况的原因和对策这个关键问题上，经济学家委员会内部分歧很大，无法形成一致看法。 经济考察委员会和经济学家委员会的内部分歧加速了凯恩斯思想的转变。凯恩斯认识到，在对经济萧条的原因的诊断上，他必须首先说服同行经济学家，然后再说服公众。凯恩斯决心把同行经济学家之间的深刻分歧明白提出来。由此导致了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从而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最后诞生。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本书主要是为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写的，我希望别人也能够看得懂。” （四）凯恩斯主义对经济法的影响 1．对经济法立法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托拉斯立法是被动的对社会经济状况的适应，德国在一战前后的经济法立法是为战争所迫，那么1929年以后，罗斯福新政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手 4 段就是自觉和主动的了，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手段就是增加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以促进就业，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罗斯福新政的指导思想就是凯恩斯主义。 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引下，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范围大大扩充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基本上不存在宏观调控和国家直接投资经营的手段，只有市场规制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国家调节的三种手段均成为经常性的现象，引起经济法立法范围的扩张，使经济法立法更为普遍和频繁，促成了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2．对经济法学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主流经济法学说，其理论前提都是市场调节的失灵，推导出国家调节的必要性。这就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日本金泽良雄先生的经济法学理论也是如此。 经济法学的一些概念借鉴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用词。 二、突出反垄断法之重要性的经济学理论――弗莱堡学派 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吸收凯恩斯主义的合理成分，构筑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些区别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而弗莱堡学派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一）弗莱堡学派的形成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其成员都是其领袖欧根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同事和学生，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都以欧根的学说为基础，围绕着经济秩序这个中心，用欧根开创的“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其成果互为补充，并为欧根的学说提供例证。法学家伯姆是弗莱堡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从事反垄断的研究，通过法律内的各种观念的推导和阐发，最终也得出了秩序的观念。 “一战”后，德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年追随历史学派的欧根看到了历史学派不仅无力解决这场通货膨胀，而他们错误的理论使得通货膨胀更厉害。于是，他用边际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在1923年出版了《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一书。这标志着欧根与历史学派决裂和弗莱堡学派开始形成。因为在此书中，他用“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代替历史学派的方法，他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社会秩序观，他从货币制度开始研究秩序观念，他的货币政策主张是维护货币制度的经济秩序。
从年，德国的经济与政治相对稳定。欧根于此时研究的战争赔款的问题，并与反自由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捍卫自由主义。这就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基调――维护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伯姆等从法律的角度从事垄断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反垄断的经济法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弗莱堡学派经济秩序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弗莱堡学派的酝酿完成。欧根在运用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弗莱堡学派的中心观念：秩序。1934年，他出版了《资本理论研究》。在该书中欧根形成了他的“经济秩序的纯粹形态”学说和以理论分析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同时初步阐述了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的关系。这为弗莱堡学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也在同一时期，伯姆等法学家纷纷加入弗莱堡大学，欧根也培养出一批接受他思想的学生。于是，弗莱堡学派形成的条件也成熟了。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基础(上)
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基础(上)
达德利·迪拉德著
文章转载自实验主义治理公众号；译者：成福蕊，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教于河北经贸大学
【编者按】“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人先看到目的，然后发现通往目的地的道路，这是原创工作的所有问题中最含糊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人首先看到的是目的地，但接下来发现他们看到的很多目的地都是海市蜃楼。在一个人的原创性直觉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在寻找通向它们的道路的挣扎中生存下来”。这是《通论》出版后，凯恩斯对弗奥克所说的话。
本期“实验主义治理”刊出的是一篇对凯恩斯的纪念文章，写于1946年——凯恩斯去世当年。文中强调了凯恩斯倾其一生对现实政策的关注、思考，参与和影响，故文章标题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基础”。虽然凯恩斯已去世近70年，但他1936年的“通论”和1944年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分别奠定了“国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即使反对凯恩斯的学者也不得不在他创立的概念框架下讨论，如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中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是否有效的争议。我们从”凯恩斯全集“主编莫格里奇的《凯恩斯传》中摘录一些凯恩斯的话，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位大家”熟知非真知“的思想家的兴趣：
1906：“你读了亨利o西奇威克的传记了吗？……你必须亲自读一下……我从来没见过一本这么乏味却又如此吸引人的书”。
1909：“转动万花筒对其内部玻璃彩片的影响几乎是货币变化对价格水平影响的一个更好的隐喻”。
1916：“我要求完全豁免，因为我从道义上反对交出我在服兵役这一如此重大问题上做出判断的自由权……我认为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1931：“我个人的观点是，在特定的时间里一国的经济结构相对于其邻国的经济结构，会允许一个特定的“自然”出口水平，通过有意的手段来武断地改变这一水平是极为困难的。从历史上看，我认为，国外投资的数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根据贸易余额调整，而不是相反”。
“我要将社会主义纲领定义如下：它以获得政治力量为目标，先做经济上合理的事情，以便让社会足够富裕，有能力做那些经济上不合理的事情”。
1936：“经验似乎表明人们分为两种，一种是老人，没有什么能令他们改变……另一种是年轻人，尚未成长起来，什么都不相信……在我自己这一代人中，我似乎没有伙伴，我最早的老师不是，我最早的学生也不是”。
1937：“我已经读过了希克斯的书……作者显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避免了任何具体的批评，但内容却完全空洞无物。我没有任何收获”。
1938：“我想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它要和内省与价值打交道”。
1939：“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走出19世纪的自由放任状态，进入自由社会主义。我所说的自由社会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体系，我们可以像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那样行动，来实现共同目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正义，同时尊重和保护个人——他的选择自由、他的信仰、他的思想及其表达、他的事业以及他的财产”。
1940：“事实上，问题根本不在于舆论。民众都已准备好了，而且完全可以依赖他们。但这些混蛋政治家的混蛋头脑还没准备好接受任何他们祖宗不熟悉的东西。如果有可靠的领导来发起和组织这件事，根本就不会有人反对”。
1944：“英格兰银行没有面对现实。他们不愿承认，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的战后国内政策是根本不可能的”。
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阴影仍未退却，但很明显，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动荡年代中的杰出经济学家，将载入未来经济思想史册。如一位作者近期所言：“当代经济学家迅速广泛的采用凯恩斯理论，包括部分最初持很强批判立场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很可能被载入未来经济思想史册。”主流经济学家接连出版的著作，都受到凯恩斯勋爵刺激性思想的激发。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尤其那些在30年代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更是受到他的影响。
如果凯恩斯勋爵的影响仅限于技术性的经济原理，不会让全世界都感兴趣。然而，现实经济政策在凯恩斯思想中留下的印迹比经济理论要深得多。美国新政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战争结束后，杜鲁门总统给国会特别会议的消息表明，继续接受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公共工程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出理论，来弥补私营经济的缺口。虽然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计划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但是，1944年英国联合政府在重建委员会白皮书中发布的战后政策也是凯恩斯计划。德国希特勒政权的纯经济方面带有凯恩斯“赤字融资”的印记，尽管必须说明的是，凯恩斯绝不会容忍纳粹的社会和军事政策。似乎大多数非社会主义世界都朝着凯恩斯勋爵在两次大战间开创的思想方向靠拢。
下面的讨论将追溯凯恩斯思想的发展：他先接受正统经济思想；接着探讨为什么他变成了非正统经济学家；最后表明凯恩斯著作目标的连续性，无论在他接受正统思想期间，还是成为非正统之后，都在不断用新的经济计划强化政治自由主义。净结果是用新的政治经济学，来加固他最近的也是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计划。下面讨论的主题是：凯恩斯从古典经济理论家变为反古典经济理论家，是因为他对经济政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反古典的经济理论源于他的实践立场，可以描述为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为产业资本主义的辩护。
本文的解释框架源于凯恩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和产业的二元化区分。“金融”和“产业”资本主义不是凯恩斯使用的术语，而是与他区分金融和产业的概念相近，接近他在《货币论》中采用的“金融流通”与“产业流通”范畴。凯恩斯将“金融”界定为“持有和交易现有财富所有权的业务，……包括股票交易所和货币市场交易、投机、及将当期储蓄和利润传导到企业家手中的过程。”他将“产业”界定为“维持当前产出、分配和交换，及根据从生产之初到消费者最终满意过程中承担的角色，支付生产要素报酬的正常过程的业务。”在《通论》中，“产业”和“金融”的对立，以满足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M1（产业）和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M2（金融）的形式再次出现。
如果凯恩斯一直追随一般古典传统，关注短期问题，那么他绝不可能创建资本主义理论。但是，在他后来的思想中，他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甚至预测，作为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所有食利资本主义都会消失。在这些后期作品中，尤其是《通论》，区分“金融”和“产业”成为他零散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总框架。即使在这些晚期思想中，凯恩斯仍没有发展出松巴特、马克思或凡勃伦那种自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理论。下面一节的主旨是根据“金融”与“产业”的区分追溯凯恩斯早期思想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代表的内涵并非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凯恩斯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观点演化才形成了晚期的立场。为了充分理解凯恩斯思想的本质，有必要追溯他从纯货币理论家和改革者到一般性理论家和一般性社会改革者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凯恩斯对政策的看法是渐进变化的，他后来的立场代表了其早期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凯恩斯对理论的看法是急剧变化的。1930年他发表《货币论》和1936年发表《通论》之间，他与旧的一般理论迅速划清界限。30年代早期的危机为其一般性理论立场发生突然逆转提供了契机。
涉及凯恩斯对传统经济学挑战的本质，要插一句话。他没有质疑古典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或范畴。他的挑战直指内容，即古典理论的假设。尤其，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是关于资源使用的一般性理论，而古典理论仅与一种特殊情况相关，即充分就业。对古典经济学方法和范畴的合理性进行批判的人，不会觉得凯恩斯的一般性理论令人满意，即便他们意识到凯恩斯对古典立场的改进。但若从实用主义视角入手，即注重理论与政策间的关联，凯恩斯的新背离在挑战经济政策的旧信条中变得颇为有用，其效果甚至可以与挑战其方法和范畴相提并论。显然，凯恩斯著作的伟大之处在于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我相信，没有人认为，那是逻辑完美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
凯恩斯不是与世隔绝的学者，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许多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是。在他关注的现实世界与理论世界中，他发现有必要将自己与传统理论分离。在分离的过程中，他被导向一种具有悠久而有趣的渊源的立场。如同凯恩斯部分承认的，这是货币异教徒的传统，如西尔维奥·格赛尔、蒲鲁东、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重商主义者、甚至圣典学者，他们都批判食利者。
凯恩斯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最初反对在其第一部重要著作《印度通货与财政》（1913）中就很明显。这个作品主要是攻击英国福勒委员会1898年的报告，后者建议印度采取金本位制。尽管此书大部分是对专门问题的技术性处理，但是凯恩斯得出明确结论所参考的依据，已经远远超出了印度货币与金融问题。他对印度储存大量金银带来的非经济后果印象深刻。当时西欧的物价没有迅速上升，主要因为印度的“贵金属窖藏”吸收了大量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新开采的金矿，尤其是南非的黄金产量在1913年达到顶峰。结果，金本位在西欧运行的不是那样糟糕。然而，凯恩斯警告欧洲，不要继续将“我们经济机体最直接的调整寄托于新的勘探者，新的提炼过程，或亚洲观念的变化”。这些与印度货币和金融有关的观点预示着凯恩斯后来对窖藏货币妨碍经济增长的强调，及其偏好货币管理，而不是靠“自动”的黄金本位调整。
凯恩斯1920年《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战前欧洲”一章，对任何研究其后来经济著作的人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这里他勾勒了资本主义演进的长期视角。他强调战前欧洲表面上的平静现状蕴含着不稳定性，这场战争“如此撼动了这个体系，以至于危及到整个欧洲的存亡”。在多个段落中，凯恩斯表达了一种怀疑态度，这暗示着《通论》所提倡的社会关系的深远变化初露端倪。他将劳资关系刻画为谎言与虚实并用的诈骗博弈，意图是获得最大的资本积累，但是依赖于非常不稳定的心理根基。如果任何一方对与创造财富相比而言很低的消费率不再满意，这种博弈就会崩溃。
人们不会对这样的生活感到自然：为积累巨大财富，仅少数人享有舒适的生活。战争已经揭示出所有人都有消费的可能性，要求大多数人节制是毫无意义的。因此，骗术被发现；劳动阶级不再愿意放弃如此大的代价，资产阶级也不再对未来充满信心，从而会抓住现有机会，寻求充分享用他们的消费自由。因此，更加重了剥削。
劳动阶级无法消费更多，因为他们只得到国家红利的很小份额。资产阶级宁愿享受积累财富的权力，也不愿意看到大规模消费。凯恩斯写道，“恰是财富分配不平等，使大量财富积累成为可能，资本增长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事实上，这里隐含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合法性问题。”劳动阶级是否满足于自身命运，资产阶级在不确定情况下是否继续投资其资本是关键问题。凯恩斯从未全身心的拥抱资本主义。他支持它，因为“明智管理的资本主义很可能比任何其他体系更有效率。”但是，资本主义“自身在很多方面是极端存在异议的。”
然而，资产阶级实施的储蓄行为，伴随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1914年前夕欧洲的最大财富积累，这些储蓄总体上是不理性的。
储蓄职责成为90%人的美德，做大蛋糕成为真正的宗教信仰……蛋糕增加了；但是结果如何却并不明晰……储蓄是为了养老，为了孩子；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蛋糕的美德是它从未被你或你的孩子消费。
本段的有趣之处在于，如同《通论》一样，他攻击了节俭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他还强调了习惯在影响储蓄倾向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与利息是储蓄的报酬的观点相反。凯恩斯后来对古典利息理论的反驳基于他对利息是储蓄的报酬的观点的反驳，或者说将利息看做等待的报酬，或节制的报酬。
随着《和平的经济后果》发表，凯恩斯投入到战后欧洲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论战中。整个二十年代，他主要关注三个问题：呼吁削减战争负债、赔款和债务履行；反对战后英国的通缩倾向；反对重回金本位。在1920年代更重要的杂文集序言中，凯恩斯将其对这些类似问题的总体态度归纳为“一种深刻的信念：欲望，贫困，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等经济问题，无非是一种可怕的混乱，一种暂时的和不必要的混乱。”这里我们看到自由思想在发挥作用，试图调和当时的严重问题。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习惯，往往将罪恶归咎于错误的思想，而不是社会结构中蕴含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它认为思想比既得利益更有力，通过改变观念，我们可以改变世界，这样的主题在凯恩斯作品中不断出现，《通论》的结尾就是一例。所以我们发现凯恩斯一直在准备一个计划，一种妥协，或者说一种解决眼前问题的修正方案。
在巨大的战争债务中，凯恩斯看到随处可见的对稳定的威胁。作为补救，他建议德国现金赔款应该削减到较低水平（100亿美元），同盟内的债务本息全部取消。实施他的建议，意味着美国要做出巨大牺牲，英国牺牲略小。然而，他认为，国家间的赔款和战争负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偿还，与其到了遭遇政治经济不稳定时再违约和取消它们，还不如事前就承认这一点，反正债务的结果都是一样不能偿还。他在1920年预测，战争债和赔款引发的人为金融交易会对产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
到1930年，凯恩斯20年代对战争债的预测应验了。如他所言，战争债引发的巨大国际转移支付，伴随国际金本位制（1925年以后），导致英国利率没能降到与充分就业匹配的水平。1930年，凯恩斯认为当前的长期利率比战前水平高出50%。20年代中期，这些利率开始下降，而且他认为，如果没有恢复金本位制和战争债务赔偿问题，利率本该继续下降。较高市场利率导致投资不足，反过来又成为英国产业衰退的主要原因，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此时正在享受巨大的繁荣。凯恩斯估计，英国的战后通缩政策，伴随高利率，战争债务，金本位，让20年代的财富创造减少了10亿英镑以上。
为了减少战争带来的巨大英国国内债务，凯恩斯在1920年主张资本征集。战争结束两年后，作为当时的次优选择，他赞成降低公债的发行利率。但是，凯恩斯认为基于公平原则，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仅能作为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权宜之计。作为战争刚刚结束后的第三个选择，也是几年后的首选，他主张国内物价水平长期上升，作为减轻债务负担的最佳办法。但是，这三个建议的要点在于其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每一个都是同一主题的变形：即为经济总体考虑，食利资本家对劳动产业阶级债权的“实际”负担应该减轻。凯恩斯说，法国法郎的长期价值应该由法国纳税人同意支付给食利者债权的收入比例决定。
凯恩斯对金融资本的偏见在《货币改革》（1923）一书可见一斑。在序言的第一段中，他将资本主义的所有主要弊病都归于货币不稳定。失业、无保障、企业亏损、不确定性、暴力、投机，所有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价值尺度的不稳定。凯恩斯主张用有管理的货币，代替传统金本位，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评论家都认为英国会重回早期的金本位。有管理的货币应该引导国内物价稳定，以避免过度通胀引发的投机风险及通缩导致的停滞。
尽管凯恩斯同时反对通胀和通缩，但是他认为适度通胀不那么邪恶，因为“在贫困世界里，引发失业比让食利者失望更坏。”过去，总有价格长期上升的趋势（通胀），这是好的，因为“货币贬值有助于新人进入已有的产业；有利于新的财富取代旧的，抵制企业积累……这是打破旧的僵化的财富分配的宽松机制……通过这个机制，每一代人都只能继承其祖先的部分遗产。”另一方面，通缩让过去的管理权固化，阻碍企业家精神创造财富。凯恩斯说，如果英国继续支持通缩政策，那么国民收入的越来越大的份额会积累到食利阶层手中。生产阶层将面临不可承受的负担，结果对整个国家的福利有害。
在反对通缩的斗争中，凯恩斯与保守的英国政府针锋相对。后来的财政部长温斯顿·丘吉尔，在1924年的预算信息里宣布，英国将于1926年1月1日回到战前平价的国际金本位，出口黄金的贸易禁令在那一天解除。丘吉尔发布信息不久后，凯恩斯发布了一个标题为《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的小册子，里面预言了政府政策的许多可怕后果。丘吉尔宣布政策时，英镑的黄金当量大概比战前低10%。战前平价意味着1英镑价值4.86美元，而当时市场的英镑价值是4.40美元。回到战前平价意味着英国出口货物的价格减少了10%（美元计价），而没有补偿国内的生产成本。凯恩斯将政府的政策称为“冷血的收入通缩。”出口产业作为英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产业，自然面临降低成本的压力，尤其是工资，以抵消售价的降低。
发达国家中只有英国尚未从战后的首次萧条中恢复。1925年，整个经济，尤其是出口部门，已经处于困境，失业为历史最高。凯恩斯说，丘吉尔政策将导致经济更加衰退，会有更多失业，和更多罢工来抵制那些打算削减工资的企业和行业。
在这个小册子中，凯恩斯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分析煤炭产业，一个主导性出口产业，指出丘吉尔的政策会导致煤炭罢工，甚至更坏的后果。
受害的工人阶级……首先面临生活水平的下降，因为生活成本不会马上下降，直到其他所有行业都受到打击；因此，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他们注定会尽力抵制；注定有战斗，直到经济最弱的群体被彻底击垮……煤炭工人的困境只是英镑平价的经济后果的开端，但绝不会成为“幸运”的唯一。
凯恩斯的预言在1926年被证实，煤炭工人抵制降低工资而引发的大罢工，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可能发展为革命。大罢工无疑是英国资本主义两次大战间最大的灾难。
凯恩斯的对手在这次论战中如何看待重回金本位战前平价呢？他们如何为这个政策辩护，他们希望得到什么？丘吉尔部长认为，回到金本位“对煤炭工人的影响与墨西哥湾一样不着边际。”丘吉尔在预算信息中报告，回到金本位是英国金融体系与现实妥协的唯一选择。
英国被迫回到金本位的压力似乎来自国际金融交易从伦敦转向纽约这一现实。国际银行和相关业务是英国最大的收入来源。如果回到金本位，就必须回到战前平价，如麦克米伦委员会1930年所言，因为：
如果最大债权国的政府故意通过一个现实政策宣布货币比战前平价贬值，无疑将会对国际金融产生巨大冲击。
任何其它政策都意味着伦敦货币市场信心的进一步损失，基于以美元而不是英镑计价的金融交易现实，这种趋势会产生多米诺强化效应。政府政策的目的是恢复英国银行家、资本家和其他金融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声誉，而没有过多考虑这个政策对英国产业的影响。凯恩斯作为产业资本的捍卫者和金融资本的反对者，在这两者发生利益冲突时，当然竭尽所能反对政府政策。
丘吉尔政策的不幸后果不限于煤炭、纺织、机械、钢铁及其它出口产业。所有的行业都受害了，因为为了吸引和保护黄金持有量足以维持金平价，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及因此导致的所有利率都必须保持非常高的水平。丘吉尔公布英国返回金本位不久后，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就提到非常高的水平，以保证足够的黄金准备，来应对1925年末即将解除的黄金出口禁令。这个政策导致对产业的信贷限制，导致失业增加。
伦敦时报指出，高贴现率是吸引资金的必要条件，否则它们会流入纽约，因为美国一直保持金本位。“一旦回到金本位，我们会发现，纽约市场的黄金会回到伦敦，我们的金融和货币权力会迅速增加。”
凯恩斯的的观点与时报相反：
英格兰银行为了金本位的游戏规则而被迫紧缩信贷。此举是有意的，而且是彻底的。但是这没有改变事实，信贷收紧……必然导致国家在现有情形下失业加重。英国今天恢复繁荣需要的是宽松的信贷政策。我们应该激励企业家开办新的企业，而不是现在这样限制他们。
凯恩斯没有否定时报所言：这个政策可能极大增加了国家金融和货币权力。然而，他的论述代表着对政策的强烈反对——牺牲国内产业和就业以换取国际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
凯恩斯对丘吉尔政策的另一个反对也代表着对金融资本的批判，即指食利者或非功能性投资者从通缩政策得到的意外之财：“将英镑价值提高10%，意味着从其他人口袋里转移大约50亿美元给食利者，而且国家债务的实际负担大约增加37.5亿美元。这是……不可避免的。”
凯恩斯在小册子中所抨击的“旧的僵化体制”，又一次成为合理计划的主要障碍之一。作为利益冲突的坚定调和者，凯恩斯认为，如果不必直接向食利阶层转移财富，工会会员可能愿意接受货币工资减少。但是，转移已经发生，再同劳动者代表协商统一减薪，就既不正义又难以置信了。首相史丹利·鲍德温在与煤炭工人代表的一次访谈中说：“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人必须面对减薪……来预防产业崩溃。”凯恩斯预言，劳动阶级会抵制丘吉尔-鲍德温的政策，直到他们“自己被彻底击溃。”他的预言被证实了。
20年代英国的金本位论战中，产业利益明显与国际金融及食利者的利益对抗。凯恩斯一如既往的站在支持产业资本一方，批判金融资本。他并非工人阶级的先锋。如同在其他文章中所言，他理论上不反对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率的削减。他的立场是，作为现实政策，保全货币工资，就意味着会发生罢工和失业增加，影响产业生产的连续性。
当麦克米伦委员会为1920年代英国经济的衰退寻求解释时，凯恩斯作为委员会的成员，策略性的调入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和哈维等官员支持自己的立场，他们被迫承认忽视了国家产业的福利。通过隐含的方式，将英国产业衰退归因于国家的银行政策，凯恩斯表达了他对金融资本的始终如一的批判。
大萧条之前，凯恩斯认为，货币改革足以获得社会改革所需的一切。他在1925年说，“丘吉尔的预算是我们产业困境的真正根源。”他对货币改革的乐观体现如下：
我是货币改革的支持者，在仔细研究和反思后，我比以前更加坚信，英国想要增加经济福利，必须采取的最重要和紧迫的措施就是货币改革。必须详述这个计划，用更全面、更明确、更简单的方式，在他们被旧规则和傲慢淹没之前……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坚信，贸易和失业波动同时是我们信贷和银行体系中最严重和最容易补救的经济痼疾……
1929年的英国大选为凯恩斯实践观点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通过公共工程和政府贷款给社会事务，他作为纯货币改革者的立场得到确认。失业是竞选中的首要问题，当时劳埃德·乔治是自由党的领导，史丹利·鲍德温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分别是保守党和工党的领导。劳埃德·乔治将公共工程计划作为失业的补救措施。凯恩斯与H·D·亨德森先生一起支持自由党的计划，他们发布了一个小册子，标题是《劳埃德·乔治能行吗？对自由承诺的检验》。凯恩斯支持劳埃德·乔治的承诺，他提议的公共工程计划不会增税，因为初级和次级就业的增加会扩大税基，降低失业救济支出，足以抵消公共工程的额外开支。在证明这些承诺的有效性的同时，凯恩斯和亨德森尝试对公共工程的初始支出与最终国民收入的增加之间的关系做出定量估计。就凯恩斯而言，这标志着“乘数理论”的起源，这是对常识洞见的提炼。在一个存在闲置资源的环境下，公共工程的支出会增加国民收入，不仅包括政府直接支出部分，而且还有乘数效应。
这里我们看到公共工程出现在两次大战期间的自由民主社会，目的是让新的购买力进入流通，因为在衰退期间人们发现，只通过银行系统的操作不可能强制资金真正进入流通。政府活动以公共工程的形式展开，绝不意味着要走向社会主义。相反，公共工程和货币控制都是自由计划中避免社会主义的部分。
凯恩斯从正统到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转变发生在1930年的《货币论》及1936年的《通论》之间。因为凯恩斯支持的政策和古典经济原理的现实含义不兼容，导致他明确向反古典立场的转变在此时加速。理论上，《货币论》没有攻击传统经济原理的主体，而是专注于醒目的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想解决的现实问题是控制商业周期。总体语调是乐观的。凯恩斯1929年的作品和演讲中并没有暗示，他已预见到股票市场的崩溃，1930年的作品也没有显示他已意识到这种严重性。公共工程被视为临时应急手段，如同他在1929年5月论述的：“三到五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工作，不再需要专门机制的援助……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摆脱陈规。一旦成功，我们的企业家就会自己运行了。”
这种乐观被《通论》中对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怀疑所取代。《通论》中的问题不再是缓解或消除商业周期，而是帮助衰退的资本主义应对自我恢复能力的丧失，那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特点。《通论》的独特性和主旨，无论作为现实建议，还是作为对旧经济原理的抨击，都只有在理解凯恩斯的思想转变后才能领会。
在转型期间对凯恩斯影响最大的事件应该是1931年的金融危机。1929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对他而言像是早期商业周期的再现，直到两年后发展为恶劣的危机。针对他在《货币论》中提到的“1930年的衰退”，1931年他问道：“我们能避免现代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全面崩溃吗？我开始怀疑。”1931年6月，他又一次说：“我们今天处于现代世界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中。”
在他悲观的思想中，凯恩斯与古典观点激烈冲突，后者认为个人节制并减少政府开支是有利的，因为个人储蓄和预算平衡会促进经济从萧条中恢复。根据传统观点，积累储蓄会降低利率，进而刺激投资。传统观点所称的“储蓄”，被凯恩斯称为“窖藏”，其结果不是增加投资，而是减少就业。他抗议为竞争有限的流动性而展开的斗争，将削减有用的开支看作“反社会行为”。对流动性的偏好可能具有深远的反社会后果的观点，作为流动性偏好的利息理论的基础在《通论》中出现。从反古典的立场看，这是《通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尽管对持有货币而不是其他财富形式的偏好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在危机中会强化，成为凯恩斯模型中最重要的概念。因为凯恩斯的教育、经历及传统的反食利者偏见形成的历史印象，使他对流动性偏好造成的工业生产后果尤其敏感。
1931年的危机中，凯恩斯的思想形成了反古典模型，当时英国政府顽强坚持古典金融原则，大多数同胞经济学家对他的政策建议坚决反对。面对有效需求的缩减，议会在1931年8月通过了预算和经济法。这个措施被认为是稳健财政原则的继续，因为导向是预算平衡。之后紧跟着是削减工资，降低济贫开支，紧缩住房和修路项目。凯恩斯将这种极端形式的“财政观点”的胜利看作是对购买力的限制，“如果理论基础被完全接受，结果将是没有人就业，除了那些自我种植土豆的少数幸福人。”
1931年金融危机的一个特点在于英国努力维持金本位。此时发生的事件，是20年代恢复金本位的结果。当英国被迫在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时，代表着凯恩斯1925年的预言部分实现：“英国政府会再一次向黄金枷锁低头，或许作为前奏，在不久的将来永久性的抛弃金本位。”回归金本位一定意义上恢复了伦敦的国际金融地位，但是如凯恩斯所言，仍要对英国的产业困境负责。1931年预算平衡的要求，部分受维持英镑信心的驱动，以预防英国黄金储备的外流。事情已经证明了凯恩斯1925年的预言。他预测罢工，罢工发生了；他说金本位无法运转，事实如此；他说企业会因金本位而受害，也被证实。1931年，我们发现凯恩斯凄惨的将自己描绘成卡珊德拉，其预言准确却无人听从。重回金本位的这段不愉快时期，如同的紧缩时代一样，将注定活在英国人的心中。
《通论》的相当大篇幅是用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政策建议方面，凯恩斯发现自己受到挫折，因为与他的同胞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冲突。本文简单列举他与庇古、罗宾逊和贝弗里奇教授在《通论》出版前几年的争论。
庇古在麦克米伦委员会的证词，将失业归因于对“自我运转的经济”的干预，及工资率“没按一般需求条件调整。”庇古坚持认为，他的分析是基于实际，而不是货币层面。凯恩斯作为质疑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试图让庇古从实际转向货币分析，但是没有成功。
庇古1933年在《失业论》中继续强调实际分析，而不是货币分析。从他的理论分析中，他得出结论：失业主要是因为工资率太高导致的，货币和利率在解释和消除失业方面都不重要。提到较低的工资率，庇古说，“在我看来，这个政策如果可以真正实施，在一定范围内，将是对衰退状况的一个真正的矫正方法。”庇古的理论立场，及他给出的现实建议，对解释凯恩斯《通论》中的明确反古典立场是有特殊意义的。庇古的作品是凯恩斯反对古典理论的代表性目标。
1931年，贝弗里奇谴责凯恩斯关于征收一般保护性关税的建议，对所有进入出口的进口材料予以抵扣。贝弗里奇以典型的古典方式批评了凯恩斯的建议，认为保护性关税是有害无利的，因为进口减少会导致接下来的出口减少。凯恩斯回应道，与贝弗里奇的古典假设相反，“出口和进口之间没有简单直接的关系。”
和贝弗里奇一样，罗宾逊也使用传统的自由贸易论据来反驳凯恩斯的保护性关税建议，将其建议作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小把戏。”根据古典传统，罗宾逊将当前经济困境归于经济摩擦，尤其是工资率太高，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对于凯恩斯的保护主义和工资立场方面，罗宾逊说：
这里明显的解决办法是调整工资，消除对效率的阻碍……凯恩斯先生对于工资的立场，似乎陷入了一个几乎不可相信的混乱，断言这样的调整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不那么焦急的诋毁他的同事，诋毁他已有的声誉，那么他可能会选择与之前表述不那么鲜明不一致的措辞。
无疑，对传统经济学家而言，凯恩斯在保护主义和失业关系方面的新立场，是他思想中一个最痛苦的变化，因为自由贸易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反对自由贸易就是直接反对凯恩斯以前的立场。例如，1923年，凯恩斯写道，“应对失业的方法中，包括最荒唐的，也是最残酷形式的保护主义谬论。”在《通论》中，凯恩斯清晰反驳了他早期的立场，认为保护主义可能是对国家就业有利的措施。自由贸易观点，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是有效的，当充分就业假设不成立，所有的责任和收益都需要重新界定，此时理想的政策目标是国民收入最大化，而不再是单位生产成本最小化。凯恩斯与自由贸易的背离，只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具体表现。理论和政策论争之间的对照显示，凯恩斯明确转向反古典立场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信念的影响：即古典理论在现实政策中是错误的。
因此，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突破他的过去，比其实践观点的变化突然得多。他对政策也有重要而深远的变化，但是几乎所有的都可以在他早期作品中发现蛛丝马迹。他批判某些特定社会阶级和制度的倾向在《通论》中具体化为资本主义过程理论，而且比以往任何作品都表达得更彻底。例如，虽然凯恩斯一直讨厌食利者，但是直到《通论》中，才提出食利阶层必须完全消失。再例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资本主义稳定性至关重要，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已明确提出，但是凯恩斯在《通论》之前，从未将不平等和不稳定的充分影响纳入具体计划。在《和平的经济后果》和《通论》之间的年代中，尽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任性无常，但被凯恩斯认为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而在《通论》里，不平等成为失业的本质根源，是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增长”在古典意义上被界定为资本积累。
1935年，凯恩斯已经脱离古典理论，成为自觉的异教徒。受英国经济学家讨论贫困和富裕问题的启发，凯恩斯在一篇文章里坚持认为，与古典理论相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是自我调节的。缺乏自动调整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机制，主要是因为利率具有特殊性。他将传统利息理论视为过去一个世纪正统思想的“致命缺陷”。通过反驳古典利息理论，代之以货币利息理论，凯恩斯相信（1935）他正在走向决定有效需求和就业总量的一般理论，因此也对富裕社会中的贫困做出理论解释。
凯恩斯最著名的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于1936年，如标题所示，是通过货币和利息解释就业的理论。古典作者没有满意的利息理论，因为他们的理论中没有金融资本的位置。所有资本都被假定为产业资本，利息是储蓄的回报，自动导致投资，在未来产出更多商品。凯恩斯不是将利息看作储蓄的回报，而是将其作为不窖藏货币的回报，或者放弃流动性的回报。古典原理在解释利息方面是根本错误的，没有考虑金融资本。这是凯恩斯论述的含义，“利息实际上没必要出现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它属于另一个学科分支。”
如上所述，凯恩斯将总的货币量分为两部分，持有并满足交易和预防动机的M1，及满足投机动机的M2。利息尤其与M2相关，即与用来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量相关，与流动性偏好机制一起，共同决定了利率水平。M1和M2的区别让凯恩斯将分析集中于经济的特殊部门，与产业部门相反，此部门的货币用于金融目的。M2的概念对现实政策非常重要，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时，M2的增加会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就业。在传统理论假设下，投机动机和金融资本被忽视，没有窖藏货币倾向，M2自动为零。
1936年《通论》发表后，主要争论在于凯恩斯的利息理论。一些批评者试图将凯恩斯的利息理论解释为古典版本的修正或另一种表达。庇古否认凯恩斯真正同意货币异教徒格赛尔的观点，后者认为，利息是一种“纯货币现象。”“如果这真是他的观点，”庇古写道，“凯恩斯先生与古典思想的分离将是彻底的。”即使那些赞同凯恩斯抛弃古典观点的人，即放弃利率是由储蓄的供求决定的，也将凯恩斯的利息理论理解为非纯粹的货币现象。通过这个长期而复杂的论战，他坚决捍卫自己的货币利息论。
在《通论》发表后第一次书面回复批评者时，凯恩斯总结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他整个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货币作为价值贮藏的作用，将现在与不确定的将来联系起来。面对有风险的未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储存的财富的真正价值，“货币平息了我们的不安，”利息，是让我们放弃货币的必要的回报，是“测量我们不安程度的尺度。”在1937的两篇主要论文中，及1938年的进一步投稿中，凯恩斯没有表现出对他的利息论进行妥协的迹象。相反，他似乎感到他的批评家正在做出让步。
透过30年代末笼罩在利息理论论争中的迷雾，很明显，凯恩斯的思想基石清晰可见：现实中他坚信“银行居于核心地位。”凯恩斯要求通过银行系统控制货币供给，是《通论》最基本理论创新的现实对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保持利率较低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刺激长期投资。在1937年1月伦敦时报出现的一系列关于“如何避免衰退”的论文中，凯恩斯再次强调了他对英格兰银行、汇兑平衡基金、财政部及其它金融机构压低利率能力的信心，并保持长期利率低到让投资足以抑制经济衰退的水平。凯恩斯意识到一旦衰退开始，潜在投资者的利润预期可能会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再降低利率也无法有效从萧条中恢复。因此，1937年的合理政策是通过长期低利率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维持高水平的经济活动。不仅提供低利率是重要的，而且对利率在未来保持低水平做出保证同样重要，因为长期低利率的一个最大障碍是人们预期它在未来会上升。
虽然保持低利率会有利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投资需求，凯恩斯预计，在一两代人以后，就不再需要了。最终，巨大的实际投资量将资本回报率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传统类型的货币控制无法让利率再下降——最后到零——以抵消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或预期利润率）。利率的无止境下降，带来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即食利资本主义或非功能性投资者会安乐死。
凯恩斯没有对食利者消失的全过程给出充分的解释。他很清楚，他的根本性社会变革会渐近发生，成为英国几十年连续发生的过程，无需暴力革命来完成。食利者或非功能性投资者的消失机制是，利率逐渐下降到零。然而，当利率低于某个基本点后，会有强大的抵制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一个不能再降低的最低点，在那个点上，流动性偏好变成绝对性的，每个人都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是带有极低回报率的债券。这种低于某个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的绝对性特点，让一般的货币当局无法将长期利率降低到比如2%以下。因此，必须开发超越传统银行控制的额外技术来将利率从2%降到0。凯恩斯没有给出完成这一必要步骤的具体建议。他表扬了格赛尔的邮章货币，后者建议货币如同其他商品，应该具有持有成本，来抑制以货币形式储存财富。格赛尔建议，可以通过对纸币周期性盖邮章，作为保持其价值的条件。格赛尔建议取消金属货币，只保留非常小的硬币。但是这对银行存款没有作用。凯恩斯说，邮章货币理论上是有效的，包含了“真正需要的本质”，但是无法在现实中执行。凯恩斯认为，我们应该将格赛尔的著作作为经济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而不是马克思的。在这些建议之外，凯恩斯没有指出，为将利率降低到零，应该采取哪些必要措施。然而，食利者的安乐死和他所指的“投资社会化”之间有密切关系。
凯恩斯描绘的阻碍产业资本主义下连续和充分生产的金融资本的第二个特点，是通过资本边际效率融入他的理论，通过投资社会化进入他的现实计划。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一起，共同决定投资水平，进而决定就业量。资本边际效率的水平是对新投资的需求水平，也就是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边际投资的预期收益受到其周期性波动及长期下降趋势的影响。和流动性偏好一样，资本边际效率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容易发生急剧变化，因为这是对未来的估计，投资者对此知之甚少。他们对未来能做出的类似判断毫无信心。对当前投资的未来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在股市的剧烈波动中能够找到证据。实业和投机的区别在这里毫无意义。“实业成为投机漩涡的泡沫……资本增长成为赌博活动的副产品。”以这种方式，凯恩斯表达了产业生产对金融资本无常变化的敏感性。
投资社会化是指，与克服周期性波动及资本边际效率长期下降的困境相联系的理想社会政策形式。尽管《通论》多次提到“投资社会化”，但是这个概念却没有明确界定。在最广泛意义上，这个政策包含抵消私人投资的周期性波动，克服资本边际效率长期下降带来的障碍和困难。对于周期性控制，凯恩斯的公共工程思想广为人知。如上所述，他第一次提出公共工程是在1929年，作为英国竞选期间的复苏措施，他的“支出型”政策使他成为30年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当英国的公共工程毫无起色时，凯恩斯就将目光转向了美国新政，他赞扬了罗斯福总统的公共工程计划。然而，他批评美国公共工程缺乏规划，用新政政策不够成功的事实来加强他对规划良好的公共支出项目的主张。1938年，他建议政府应成立英国公共投资委员会，功能是当经济危机来袭时对增加的公共工程做规划。他认为，这个计划从未得到公正的对待。他写道：
罗斯福总统的政策，试图将美国从严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就目前所做的还不是非常有效，没有到位。只是济贫体系的即兴表演……增加房屋、公用事业、铁路方面的公共支出规划如此缺乏准备，以至于到今天还仍在准备中。就是这种没准备，成为美国目前（1938）退步的原因。
凯恩斯建议的公共投资委员会将作为政府的常设机构组建，尽管他认为没有必要持续实施新的项目。然而，应该随时做好准备，在衰退一出现就实施规划。
凯恩斯对长期投资社会化政策的讨论不及他对短期公共工程计划的讨论充分。长期政策涉及政府对全部投资程序的控制，包括私人的和公共的。凯恩斯早在1926年曾质疑，是否应该任由私人决定投资的合理比例和所获得的利润，那时候他就形成让政府控制总投资和储蓄的观点。此观点在《通论》中更加突出，但是仍未得到充分发展。大概，这种长期控制应转入某个政府机构，如他1937年建议英国成立的公共投资委员会。通过这个机构，政府能够决定进入投资的资源总量。决定这个比例的基础应该与消费倾向决定的总消费有关。政府还应该决定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基础回报率，只要这类报酬依然存在。即使平均回报率降到零后，食利者资本家从视野中消失了，仍然有功能性资本家，他们在计算不同形式的投资风险方面具有高超的技巧，并因此获益。凯恩斯的目的是让政府机构只决定投资总量。在这些建议之外，凯恩斯没有为分配投资资金设定原则和程序。如同对食利者的安乐死一样，对此讨论也不充分，可能因为他的长期分析尚未发展成熟。他明确提出，社会化投资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或运营，尽管因为扩大公共工程会自然扩大实际公共投资量。如果管理和所有权仍然在私人手里，投资如何社会化，需要做出解释，而凯恩斯没有提供这种解释。然而，如果凯恩斯贯彻他的长期分析，在私有制下消除所有权的回报，他的建议可能是冒险的。他的社会化投资建议可能导致整个经济计划的必要，这回到根本性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是否可能实施全盘计划。凯恩斯既不宣扬全盘计划，也不支持产业国有化。
实施凯恩斯新的长期计划实际上意味着对阶级关系的小型革命。所有权和储蓄不再是收益来源的基础。对凯恩斯而言，这个小型革命是有利的，不仅因为这会产生更公正的社会，而且，更重要的，因为正是支付了必要的代价，才避免了大型革命。其基本目的是长期保持产业资本主义，但绝不是意味着转向集体主义。金融资本，带着所有的邪恶，是私有企业肌体内的恶性肿瘤，不是系统的有机部分。要想保存病人需要动大手术。简而言之，凯恩斯认为，保存资本主义就需要消除其最坏的缺陷；他还认为，这些缺陷可以在不破坏私人产业资本主义根基的情况下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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