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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博·度勢·開明·啟智
【特写】资源枯竭城市生与死
命运迥异城市在对抗资源枯竭的斗争中，大抵有三种命运。一是矿枯城衰。依靠着五大湖地区丰富的矿产，底特律曾一度成为美国式工业的代表。底特律工人一度跻身为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最多时城市人口一度达180万。然而资源的枯竭与经济形势的转变使得如今的底特律人口减少过半，10年前售价45万美元的房产如今仅为2300美元。工厂倒闭、城市荒废、失业率上升使得底特律成为美国的&罪恶都市&，2013年，这座曾经的梦想之城甚至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悲惨城市&。二是人去城空。诞生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口油井的玉门，随着资源的枯竭，2010年后人口由十余万降到不足3万。这里也成为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之一，市区一套80平米的房子仅需4000元，而且还卖不出去。三是涅槃重生。除了著名的德国鲁尔、日本北九州等转型成功案例外，河南焦作也是为数不多的转型成功者。1995年后，由于矿产资源日益枯竭等一系列原因，焦作全市资源型企业效益下滑，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到1999年，全市GDP比上年下降了13％。随后，焦作转而投资发展旅游业。仅十年时间，云台山游客人数和门票收入已经超过故宫，成为全国第五大旅游景区。焦作还利用高达35.4亿立方米的地下水储量，联合紧邻的山西晋城市发展煤电产业，并成为全市工业的新支柱。&
&从祝福到诅咒&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奥蒂认为，由于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过度发展的资源产业压缩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大自然的&祝福&将会变为&诅咒&，反而制约了自身发展。在中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辽宁省阜新市，2000年后下岗失业人员曾一度达15.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7％，居辽宁之首。这催生了不稳定因素。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的一份情况介绍显示，2000年一年内，阜新共发生4次拦截国家铁路事件，封堵市区主干道事件12起。辽宁省公安厅将阜新列为该省&最不稳定的地区&。尽管资源枯竭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般高悬在中国69座资源枯竭城市头顶，但出于对GDP和政绩的追求，部分城市仍是迟迟不愿真正地走上转型之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重开发不重治理加上管理混乱，湖北大冶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私挖滥采现象。过度的开采使得尾矿越来越多，库坝越建越高，给矿区百姓生命带来巨大隐患。另外采矿造成大面积地表塌陷，而选矿加入的药剂渗透到地下，大片农田无法耕种，水塘无法养鱼。时任黄石市委书记的王建鸣在分析当时大冶转型的经验教训时称，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增长恐慌&，担心增长速度放慢会影响到社会评价，政府有&恋税情结&，企业有&恋矿情结&。也有的城市转型成功，摆脱了资源的&诅咒&。吉林省辽源市在煤炭资源枯竭后，转而发展新材料产业、选矿设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在中科院发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辽源综合增长竞争力列全国294个地级市第5位。同为资源枯竭城市的枣庄则把重点放在打造旅游业上。2008年后枣庄市将台儿庄古城、微山湖湿地公园、冠世榴园等重点景区打包销售，重点推介，使得旅游业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2009年，枣庄全年过夜游客量一跃增至15万人，而在此之前，枣庄每年接待过夜游客不足万人。&
要在红灯前转弯&等到真正枯竭（才转型）就已经晚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徐晓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徐认为即便没有枯竭的时候也要未雨绸缪，要提前转型，才能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根据国家发改委《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课题组统计，我国118座资源型城市涉及职工一千余万人，其中失业人数占职工比重7.2％，较全国城市平均水平高2.3％。118座城市正共同面临着涉及&生死&的产业转型问题。即便是被誉为世界性转型成功模板的鲁尔地区如今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德国杜塞尔多夫《经济周刊》主编布龙认为鲁尔区已经错过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主动转型的时期。1993年鲁尔区内的多特蒙德还花费6.5万欧元建成一座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炼焦厂，但是仅仅7年之后便被迫关门大吉。对于众多资源枯竭城市来说，匹兹堡也许是个更好的例子。匹兹堡是在大型铁矿、煤矿开发基础上而兴起的城市，美国的钢铁市场曾以它为中心，实行&匹兹堡基点加价制&。但这座实力雄厚的矿城，在20世纪70年代，因资源枯竭出现了严重的衰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问题丛生，市区人口大量下降，成为美国衰退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当地随后开始了城市转型，关闭、调整了大批市政设施与矿区工厂。为实现转型，匹兹堡主动放慢了经济增长速度，关停大工厂，开办各种小型企业并发展高科技产业。匹兹堡还主动削减了50亿美元的经营税以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在实现转型的过程中，匹兹堡曾付出了近20年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代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凤芹认为，只有适当弱化对资源枯竭城市GDP总量等指标的考核，才能为转型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来源：南方周末）
【观点】李迅雷：城镇化:中国经济再增长的动力还是阻力
在经济增速回落的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今后1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而城镇化再度被主流观点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或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个别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城镇化是让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年均潜在增长率达到8%的主要理由。而在10年之前，大家公认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却有三大动力：世界工厂、城镇化和消费升级，因此，需要从量化分析、国别经济发展比较等角度来客观评价城镇化的功效。
从农村看城市：中国或已步入城镇化的后期
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为51%，这是按常住人口概念计算的，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左右，这两个数据都预示着中国城镇化之路还可以至少延续20年（即城镇化率达到70%）。但如果换一种角度看城镇化水平，去农村调研看看中国的&农村化率&，会发现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已经非常少了，而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 如果农村化率很低，是否意味着城镇化率较高呢？
笔者发现官方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被大大高估了。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亿。但这2.62亿农村劳动力中，究竟有多少是全职从事农业劳动，又有多少是兼职从事农业劳动，官方并没有作出说明。但从农民纯收入的构成看，有接近40%的收入是工资性收入，可见有很多被纳入&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实际上主要是从事非农职业，而这部分人的数量约有8000万。笔者最后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农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大约只有1.6亿左右，比官方数据少一个亿，而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大约只有万。这意味着，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大致结束了，目前中国或许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
这个结论可以找出各种佐证：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降至10%左右，尽管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30年中大幅提升；2、民工荒现象的持续出现，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3、城乡之间超过3倍的收入差，决定了农村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没有理由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而城镇从事环卫、园林等行业的低收入劳动者的老龄化现象，也证明了农村老年劳动人口也已经向城镇转移。4、中国农民平均年龄快速上升，目前应该在50岁以上，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人口的年龄日益靠近。
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六个月以上）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
&后城镇化&会否蜕变为经济增长的阻力
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已经被充分证明了。但是，从拉美和南亚这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他们的经济停滞不前，但城市化率却仍在提升，如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0%，但经济却陷入长期徘徊的困境中，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左右后止步。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13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进入高收入行列。可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都会遇到发展的瓶颈，而城市化本身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未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回顾中国30多年来的城镇化过程，支撑城镇化的主要是工业化，而工业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地推进，一是靠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二是靠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有效地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接下来面临的困难会很多，从企业层面看，低端人力成本的刚性上升，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上升，今后企业会面临利润率下降，投资意愿不足的窘况；从政府层面看，一方面债务水平上升，制约其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盈利性项目比重不断降低，公益性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这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财力；从农村转移劳动力层面看，过去30年政府和企业为农民工所支付的酬劳很低，如今，不仅劳动力成本提高，而且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子女在城里成长，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产品。据笔者粗略估计，目前中国城镇中30岁以下的&穷二代&已经占城市总人口的20%左右。
过去30年中，政府和企业从劳动人口中获得的多、付出的少，这可以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企业盈利占GDP比重的不断上升中得到印证。那么，今后10年，这两个占比都将掉头向下，这也意味着全社会储蓄率水平下降，投资率也相应下降，进而让经济增速进一步放慢。
有人说城镇化会导致更多的购房等消费需求，从而成为拉动经济的最大内需，那么，为何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过程没有让农民工成为买房群体呢？统计显示，农民工在城镇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只有0.7%，几乎等于零。而未来面对高房价，农民工更没有购买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产品，而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连城市户籍的低收入群体都难以完全满足。这意味着依托城镇化毫不费力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今后城镇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比较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发现它们的普遍特征是，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贫富差距普遍缩小，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日本、台湾等甚至低于0.3。而那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则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如巴西的基尼系数甚至超过0.5。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7，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城镇化过程更接近拉美及南亚国家的特征。这应该足以引起警觉，即中国进入后城镇化阶段后，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不仅经济增速会放缓，还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行政区划体制下的城镇化难以优化资源配置
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交通便利、资源充裕的优越地理环境自然形成的人口密集区，二是经济发达、产业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三是依靠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区域。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行政责任和权力，中国的城镇化过程错综复杂。比如，自然形成的城镇自古有之，不必赘述；而东部经济的率先发展，导致中国过去30年来人口不断往东部流动，但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行政性城镇化，则导致了投资向西部倾斜。
过去10多年中，被批准的区域振兴规划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数量众多，覆盖了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21个区域振兴规划。尽管这些规划的推出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从16.37%提高到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2012年上半年更是达到24%，而东部地区从54.9%降至如今的50%以下，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步增长，说明大规模投资并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实现效益的提升。&
更让人担忧的是，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城镇化，不仅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而且容易造成产业同构化和产能过剩。从过去的大炼钢铁闹剧，到如今一哄而上的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的盛衰，都反映了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彼此争夺资源和消耗财力的行政区划体制属性。
综上所述，中国快速城镇化经历了30多年后，所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也愈加尖锐，故未来的城镇化过程应该是风险大于收益，困难多于机遇。尤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要挑战政府的财政能力底线。此外，未来的城镇化过程能否做到去行政化也非常关键，否则城镇化所带来的成本和压力，与过去相比将不堪忍受。因此，未来的城镇化恐怕难以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仍然绕不开改革。（来源：华尔街日报，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观点】北京PM2.5爆表，谁能独善其身？
& & & &&&& &信息公开、执法监管等末端处置手段还不够，如何从源头治理PM2.5，考验着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在快速发展进程中能否&健康呼吸&。&&&&&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中意境朦胧的书写，这几天成了京城空气状况的真实写照。10日晚间开始笼罩京城的雾霾连绵多日，12日北京PM2.5指数濒临&爆表&，北京几乎所有区域被意味着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卷土重来的PM2.5，不只是北京的烦恼。最近，从华北到江浙再到四川盆地，普遍是一片大雾弥漫。从往年看，冬季也是空气质量下降的重灾区。然而，在浓重的雾气中，PM2.5的污染之害却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去年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发布了《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其中指出，PM2.5污染对公众健康有致命危害。PM2.5之害猛于虎，防控PM2.5已经刻不容缓。&&&&在日前的大雾天气中，北京市相关部门通过网络、微博、电视、广播等渠道及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建议市民尽量减少出行和户外停留时间，建议中小学减少户外运动，同时加强执法监管，监督相关排污单位减少污染排放。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但面对严峻的PM2.5污染形势，信息公开、执法监管等末端处置手段还不够，如何从源头治理PM2.5，考验着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在快速发展进程中能否&健康呼吸&。&&&&此前，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表明，北京PM2.5的污染源中，机动车直接和间接的排放占22%，煤炭污染占16.7%，工业喷涂占16.3%，城市扬尘污染占16%，农村秸秆焚烧等占4.5%，还有24.5%来自北京周边地区。如此多元的污染源构成，注定了治理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既要求城市工业生产的绿色化，也需要居民生活方式的低碳化；既需要本地的生态净化，也离不开区域的环境改善。&&&&污染是自由流动的，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对浩荡的车流、高耸的烟囱、飞扬的烟尘，我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以为不在自己家门口就没事。PM2.5的危害，已经像无孔不入的雾气一样，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有研究更是指出，近年来PM2.5污染的高发和加重与煤炭消耗量的急速增长有直接关系。尽管北京、广州等城市已经成为煤炭总量绝对削减的先行者，但独个城市的单打独斗已不足以应对区域空气污染扩散的严峻现实，PM2.5污染的重灾区尤其应该啃下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这块硬骨头。&&&&这更说明，治理PM2.5，单兵突进难以奏效，亟须进行顶层设计，出台系统方案，聚合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只有使生态文明的理念，深深融入城市建设、区域发展、个人生活的宏观与微观之中，才有清新畅快的健康呼吸。（来源：京华时报）
【观点】中国新型城镇化“摸着石头过河”
& & & &&中国有句古语叫"郡县治,天下安",现如今推进新型城镇化被定调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被寄予改革厚望,也恰恰反映了这一点.但城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空间布局和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在资源、人口以及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诸多堆积如山的现实难题面前,中国新型城镇化丝毫不亚于另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规模经济改革.虽然中国目前并没有城镇化的主管部门,但眼下无论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抑或政府智囊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在紧锣密鼓进行着有关城镇化的课题研究和政策制度设计."虽然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质量并不高,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约2亿左右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却不是市民的农民工,因此发展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有质量的城镇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具名的专家指出.据其透露,该中心已组织约20多人的庞大专家团队,接受一项决策层布置的有关中国发展城镇化的课题研究任务,内容涉及面比较广,相关的报告预计会在明年6月份完成.而住建部及发改委的官员也表示,所在部门都有涉及城镇化的相关司专门研究政策制度的设计,目前一切工作都在进行中.大力推进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施政理念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中国要依靠改革实现没有水分的真正发展,而城镇化是发展最大的潜力.据上海证券报周三报导称,全国城镇化规划草案已经基本成型,决策部门目前考虑从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住房政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划调整六大方面着手,为今后的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和政策支持.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日前在一次公开场合称,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城镇化的主管部门,当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政策逻辑时,会找不到实施贯彻的部门,"哪个部管城镇?没有!...政策部门哪个是专门对应'三农'的?没有!""这背后是多个利益集团,在左右着这样的一个导向,不是讨论不清楚,不是政策思路不清楚,也不是领导人的战略没想好,要注意看那背后有多种不同的利益结构的问题,"他说.&
**另一场改革**中国经济正步入深度调整期,潜在增速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外需持续低迷,投资效率低下和重复建设严重,让以往拉动经济成长的两驾马车均失去动力.而促消费、刺激内需,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或许这也是中国新一任政府如此看重城市化,并结合中国自身特点提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原因,"前述国研中心的专家称.而中国过去"摊大饼式"的城市化进程,实际是靠大量的投资投入和大量的土地投入"堆砌"出来,效率低下且容易滋生房地产泡沫、激化社会矛盾等问题.很多农民进了城,却拿不到市民身份,更享受不到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该位专家认为,中国城镇化将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如城镇化该选择何种路径发展?当原有的城市规模已经庞大,交通,人口,资源的压力已经突现,新型的城镇化将如何布局?何种产业支撑?就业政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等等都将涉及.上证报援引知情人士称,新型城镇化的六大指导原则包括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着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城镇准入门槛;坚持城乡统筹,把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战略选择,将会同步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和农民非农就业,以及带动普通百姓的现金收入增加,把原来的外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拉动,"温铁军评价道.他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没有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简单归纳为八个字就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他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从具体内涵上,主要是指和县域经济有关的城镇建设.而县域经济的两个内涵,一个就是中小企业,另一个就是城镇化,两者高度相关.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在谈到城镇化问题时也说,城镇化的问题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一开始的"抓手".是一个战略任务目标,而不是现在对部门的具体工作要求,它没法一下子实现,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道路该怎么走?**新一轮的城镇化势必将更加注重"质量",不仅是要让农民进城,还要以产业转移为依托,确保农民进城后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并享有市民待遇,真正做到"安居乐业".业内人士认为,城镇化的推进可能先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入手."国家要采取一定措施,把产业投向有意识、有计划、有规划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到镇上转,形成一个梯度的转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称,城镇化要有序推进,大中小城市和镇这四个档次要分清楚,重点是解决大城市病和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谈到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时,也提到三个方面:户籍管理制度、土地问题以及土地制度涉及的征用制度改革.交银国际在研究报告中称,理想的城镇化模式应通过对现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进行改革,使农民更加顺利地融入城镇生活,"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但仅可能是渐进、稳步推开的,不大可能在全国迅速铺开."福建、云南等地近期已经出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哈尔滨和南宁两地政府日前发布有关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政策,其中就有取消农业和非农户籍划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而前一段时间中央政府提出加大对被征用土地的补偿力度,也是在原有土地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所做的改进.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汪进认为,城镇化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农村领域,要配合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推进中小城镇建设和发展,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等,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出来,"倘若没有产业转移的配合,谈中小城镇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而在城市方面,现在城镇化率高达50%多,但其中有超过10%的流动人口是不享受市民待遇的,要在医疗、教育等方面逐渐推进,逐步放开户籍制度,"时间多久不知道,但至少要行动起来.""城镇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当你城镇化做到位的时候,事实上全面小康已经实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实现了,"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称.（来源：路透社）
【观点】寻症“打车难”
& & & & & & & &&的哥张伟在首都机场已经等了40分钟，还没等到来搭出租车的客人。来时交了1.5元带客费用给机场，等候区里车顶着车，他只能继续在这里等客。12月24日是平安夜，但这日子对出租车司机张伟来说，除了天冷客多，没有其他意义。现在，他只想在这里拉一笔远活，赚回等候时间亏掉的钱来。但等了40分钟后，他只接到了一笔50元的活儿。&亏了。&张伟向《第一财经日报》抱怨道，&份钱油钱都没回来。&张伟在首都机场等了40分钟却接到赚不到钱的活。而在城市的另一端，俞思已经在人大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出租，手脚都开始有些僵硬，却依旧打不到车，她着实感受着一个大城市比天气更冷的交通困境。在北京，登记的常住人口已近2000万人。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的数据，目前北京全市出租车一共是6.6万辆。 这意味着，北京出租车的覆盖面约是300人/辆。从载客量来看，北京出租车全年要拉将近7亿人次。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打的难&调查显示，在调查的38座城市打车便利度排名中，北京居于中下游。蓝皮书在分析&打的难&的原因时，除了车少人多、交通拥堵致使的哥司机不愿意跑拥堵路段和主城区等外，出租车拒载行为屡屡发生也是&打的难&重要因素之一。
为何拒载？刺眼的阳光没有驱散笼罩着北京的冷空气。上周末以来北京迎来了46年来的低温，连续几天最低气温在零下十二三摄氏度，连最高温度也在零摄氏度以下。天冷天热都是出租车司机们喜欢的日子，街头乘客更多了。可是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天冷出门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打车&看心情&。家住海淀的汤小姐说，现在外出到一个地方，首先想到的是，这里打车方不方便。微博上关于北京打车难的讨论屡见不鲜，尤其在天气状况较差的时候。与打不到车相比，更让市民不满的是遭遇&拒载&。近期，《新京报》一则报道称，北京的哥随意要价，甚至说出&愿坐就坐，不坐滚蛋&，引起众怒。&拒载得看情况。&马师傅声音沙哑着，他已经连着开了10多个小时的车，还在市区内&奔跑&着赚回他这一天的份钱。马师傅受聘于北京十大出租车公司之一，在他看来，如果夜班收车回家，方向不同，有时候不方便拉活儿。&司机都开了十八九个小时，已经太疲劳驾驶了。如果不是收班交接班，问过路线不拉，那就是故意的。&事实上，一些地方禁止出租车高峰时段交接班，但有出租车公司人士称，对此没有强制约束。但比空车驶过更让北京乘客难以接受的是，亮着空车灯的司机停车询问路线后拒绝前往，而这样的投诉和不满几乎每天都在微博上高频率出现，被大量转发。什么是拒载？对于乘客来说，&招手不停&也算拒载。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首汽&）副总经理梁海晨认为，如果交接班、方向不顺，司机不该停车招揽。如果不存在主动招揽，司机有权不拉活。&不过在认定&有无招揽&行为时，存在困难。&对于的哥拒载，《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明确，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在营运资格证件上作违章记录，并可暂扣营运资格证件1个月至3个月；情节严重的，吊销营运资格证件。梁海晨表示，在首汽，司机拒载3次将被解除合同。但即便如此，却依旧没有挡住很多的哥违规&拒载&。张伟和他的同事们看法很一致，拒载不怕，不拒载赚钱太难。
一天2/3收入交了份钱油钱张伟告诉记者：&正常跑活赚不到钱。&作为双班司机（两人每人半天的小班）他给《第一财经日报》算了一笔账，每月毛份钱4400元，公司返还工资加油补每月1200元左右，所以司机交给公司的净份约3100元，如果按照每月工作25天计算，每天的份钱要交120元左右。除了份钱，油费也是很大一笔支出。张伟和他的同行均表示，按每百公里60元油费计算，每天如果跑400公里，油费就要到240元左右。而在市区，由于堵车严重，每天只能跑200多公里。总收入在400至500元，份钱和油钱大概240元，这就占去了一半。如果到了夏天，开着空调，每天的油耗比平时还要多费30至40元。除了每个月要交的份钱和油钱，洗车费、保养费、修车钱等都是司机自付。&连验车、验计价器，钱也是司机出。&张伟颇为不满地说，&签合同时，不论新旧车，都要交1万的押金，这笔钱在合同期满后都要被扣掉一部分，作为车辆的折损费，但份钱里面已经包括了折旧费。&&新车的司机，每个月还能赚到元，等车开了3年以上，连这个数都赚不到，修车就够让人头大。&张伟扒拉着算着每一笔的开销，看看自己这辆才跑了一年半的车子。2011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4672元/月。司机们抱怨着收入太少，份钱太高，收费太多，却&敢怒而不敢言&。&没车就让黑车拉去，我们就不拉。&老司机有些负气。一位受聘北京十大出租车公司的老司机无奈地说，作为大班司机（一个人开一天休一天），&每月工作10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都是为了份钱和油钱，再多的才是自己的，工作十八九个小时以上才能赚点钱。正规出租赚不到钱，当然有司机要拒载挑活、去议价。&
谁来埋单出租车&高耗费&份钱高不高？出租车司机不知道每个月所交元为何交。有出租车公司人士透露，车份钱是政府规定的。出租车公司自己所得的份钱利润极低。公司每月分别从每辆单班车、双班车中获利200元、400元。&收益率很低，应该通过提高福利的形式让利给司机，因为份钱是政府限价规定的。&对于车份钱，上述人士也表示，应该由市场去调节，而目前租价体系里难以提高司机收入。司机们私下却悄悄说着，为什么要有公司呢， &没有感觉到公司为司机做什么，尽收钱了。&除了要交给公司的钱，司机们每天在城市里还需要向各方管理者交钱，在三站一场（北京三个火车站和首都机场）带客首先得交1元至1.5元不等的费用取号带客。而进入三站一场也会严查车况，轮胎带泥、车套脚垫不干净等卫生不过关，还将面临100到200元的罚款。&所有责任都转嫁给司机了。&司机们抱怨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所副所长张国华对本报表示，出租车的定位应该是公共交通的补充，但以目前各个城市出租车运量来看，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交通运营方式之一，也体现出了城市公共交通的不足。公益与否涉及到行业准入的问题。有专家称，一些城市所谓的出租车公司大都是个人的，一辆车一个月交份子钱达到元，假如一个出租车公司拥有200辆的运营牌照，算下来相当于一年的收入至少达到上千万。这需要透明的行业准入规则。对于提高的哥收入，梁海晨认为，目前北京出租车价格偏低，打车费用远低于国际其他同类大城市。同时，他认为还应该调整与出租车价格相挂钩的单公里租价、起步价、夜间加价、低速行驶费、回空加价、燃油附加费等费用。在堵车严重的北京，低速行驶费目前是按照五分钟一公里计算，他建议降低公里折算，并在早晚高峰调高出租车价格，这样不仅能管理用车需求，还能调动司机跑活的积极性。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观点】拆了胡同建城楼
&& & & & & &&&& & 皇权体制下，北京是平民与皇权和谐的典范。皇帝在紫禁城里做威严状，在圆明园、颐和园里逍遥快活。百姓在胡同里做点小生意，养鸽子，逛八大胡同。&& & &皇权的崩溃导致了北京城的毁灭。平时胆小如鼠的百姓，看到英法联军&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的公告时，知道机会来了，你烧我也烧，你抢我更要抢得多。当然后来的所谓历史学家是要把火烧圆明园上升到&国耻&高度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 & &鹿钟麟把溥仪从故宫赶出去，也与百姓无关。不管谁当政，反正，只要没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权，那么，这个政权就是你们官僚私斗的产物，谁都不要号称代表人民。&& & &1949年，北京城宛如一位蹒跚老者，无力地等待被裁决。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保守的蒋中正，被头脑灵活、从不坚持原则的毛泽东击败，北京城的命运也随之注定：被拆除。要知道，就在1944年盟军准备轰炸中国沦陷区时，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 & &梁思成，说到北京，无法绕开的人物。梁思成一生与4个符号连接：梁启超，林徽音，京都奈良，北京。出生于日本的梁思成能够为保护京都奈良出一份力，身为中国人的他却无法保护北京城。&& & &2012年2月，北京政府宣布要重建6座城楼。要重建的6座城楼，都是当年城楼的边边角角，可能是其他城楼土地已被占领，或者是有别的原因。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崇文、宣武，一看果然没有。两年前，北京宣布东城区吞并崇文区，西城区吞并宣武区时，我就写文建议：为何不保留崇文、宣武这两个最有北京特色的名字，却要用东城区、西城区这样两个干瘪的名字？我认为当局很愚昧。有网友指出：崇文、宣武正好对应明清两代的末带皇帝崇祯宣统，所以要废。又有好事者将和谐年号与和平门对应。总之，内不崇文，外不宣武，只剩东西。&& & &重建城楼的施政纲要是在推土机继续隆隆拆除胡同的声音中宣布的，就连最后的南锣鼓巷据说也要拆了。当平民的北京胡同被拆除的时候，皇权的城楼要复建了。不胜唏嘘。其实，这一趋势已经进行了10多年，白领陨落、黑领崛起的时代。&& & &有人说：胡同没有天然气、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拆了是为百姓好，这纯属胡说八道。大家去看看北京现存的那些胡同中，总有一些门庭高大者，大红漆门，悬挂&京O&车牌的奥迪正在驶入车库，门口两座石狮子，两个站岗的威猛士兵呵斥着胆感靠近的游客。谁敢说这些宅子里面没有现代化设施？当北京的胡同基本被拆除完毕之后，这些大宅子可能会长期存在，他们将与皇权的城楼演绎新时代的和谐。 & &&& & &北京终于要成为皇家独享的北京了。&& &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大街小巷刷满了&新北京新奥运&。这让我感到奇怪：难道&新北京&是有魅力的吗？难道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不是老北京吗？&新北京新奥运&的荒诞程度，不亚于&北京精神&&&&爱国创新 包容 厚德&之莫名其妙。&& & &1949，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出现了很多新面貌，也有很多新的荒诞：&& & &&&梁思成保护了京都奈良，却无法保护北京城。&& & &&&北京在战火中屹立，在和平时期坍塌。&& & &&&梁思成的北京毁灭了，他夫人设计的国徽上却印上了天安门这一皇权的最高标志。&& & &&&人民共和国的孩子唱了几十年&我爱北京天安门&。&& & &&&梁思成在胡同里的故居刚被拆，那边就宣布复建城楼。&& & &梁思成欲哭无泪，我们欲说还休，北京已经逝世。&& & &永别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老北京。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冰冷的钢筋水泥建筑、拥堵的车道、山寨城楼组成的拥挤的新北京。 （来源：《给理想一点时间II》，新星出版社。作者王晓阳，高校教师）&
【人物】王澍：我站在蚂蚁这一边
& & & & 2012 年2 月27 日，建筑师王澍在洛杉矶和朋友喝了一个晚上的酒，昏昏沉沉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11 点。一觉醒来，他发现手机都被一个消息撑爆了，无数人向他求证：&你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真的？假的？&当时王澍正准备去加州大学演讲。普利兹克奖的主办方凯悦基金会后来告诉他，本来打算在他登上讲台前当众宣布，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这个消息提前在中文网站上泄露了。　　连王澍自己刚获知消息时也不太相信。&中国建筑师一直认为自己跟国际上的建筑潮流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建筑师无非苦恼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和国际潮流的差距，第二就是中国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建筑，但做不出来。&这两个问题乍听是相互矛盾的，一是要抓住世界建筑的前沿思潮，另一个是保留自己的&土性&。而随着王澍的获奖，这两个问题至少有了解答的线索。评委致词中写道：&中国当今城市化进程正引发了一场建筑应该基于传统还是面向未来的讨论，而王澍的作品能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历史背景、却永不过时的世界性建筑。&　　王澍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的作品集中在苏杭一带，每年都要去好几次苏州园林，说自己&首先是文人，业余才是建筑师&。他酷爱穿黑衣，说话温文轻柔，但常常爆出一些对中国城市和建筑的毒辣批评。在&文革&中长大，改革开放中成年，当他回顾自己的经历时，王澍又有一种掌控一切的自信，无论是退隐还是回归，他的人生总在自己的驾驭之中。
&这是王澍画的，谁都不许破坏&
　　小时候的王澍很孤独，因为没有人陪他玩，他从两岁开始就喜欢画画。大了一点，王澍每年都要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北京，父母把他交给乘务员，乘务员又安排他到座位上，然后小王澍就得独自一人面对四天四夜的路程。一路上，从大山、黄河、草原到城市，小孩就在座位上发呆、看风景、或者拿着小本子画画。　　北京是母亲的娘家。他在北京胡同里也喜欢画，用粉笔在灰墙上画小人、小火车、还有房子。王澍还记得，他9 岁重返胡同时，街坊的大妈都说保留着他的涂鸦，&她们说：这是王澍画的，谁都不许破坏&。　　童年时，王澍在乌鲁木齐有两个住处，一个在市区的苏联式三层小砖楼，一个是郊外的土坯房，再加上北京的胡同，童年的王澍比大部分的孩子混过更多的社区。他说，那个时候社区邻里都很亲厚，一到夏天，胡同里大爷们敞着怀侃大山，就像自家客厅一样。从胡同口走出去，就是护城河，那里耸立着刚建成的立交桥和公寓。王澍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这两个建筑，作为北京现代化的代表不断出现在央视的节目里。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在安宁的胡同之外，一场城市发展的追逐赛已经上演，而且会以那样的强度席卷中国。　　中国城市发展就在拆和建之间奔走，人与人的交往也由此改变。长大后的王澍曾经做过一个高层建筑，在每五六户之间设立一个庭院，让这些住户有个侃大山聊八卦、孩子疯玩的空间，后来房子卖出去了，王澍回访的时候却发现大部分的院子都荒废了，其中一个院子变成某家人的客厅，一个孩子在安静地做功课。
&连不及格的，也认为自己会成为大师&
　　王澍说，从上小学开始，他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评价说，这个孩子清高。我跟别人玩的时候，总觉得有两个我，一个在玩儿，一个在旁边冷静地看着。&他喜欢画画和看书，想着长大后要不做个画家，要不就做个战士。　　等到上大学要做抉择的时候，父母却坚决反对他去学习艺术。在父母的眼里，艺校出来的人没饭吃。王澍也不争，他朝父母扔下一句：如果理工科能画画他就念。本来只是任性的推托，没想到父母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画画的专业，叫做建筑系。　　建筑师是干吗的？当时别说王澍不知道，全中国也没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建筑学是在1927 年开始的，一直是一个小范围的学科。因为中国没有所谓的&建筑师&，只有工匠，建筑师能设计的建筑是少量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建筑学牵扯了人文的东西，所以在当时被视为反动专业，被取消后纳入了土木结构专业。这就更加造成了整个社会对这个专业的不了解。&　　建筑系在1977 年恢复，王澍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是1981 年，不只是建筑系，&文革&结束大学复课，社会正处于一个如饥似渴的青春期氛围。王澍说，当时的校长是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韩，曾经在欧洲游学六七年，辗转四五间学校, 没拿学位就回来了，钱钟韩曾经跟王澍说，&别迷信老师，要自学。如果你用功地连读三天书，就能发现老师根本没备课，直接问几个问题就能让老师下不来台&。　　于是到了大二，王澍就开始翘课。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当时很多学生到了图书馆门口都不敢进，偌大的图书馆是空的，王澍就窝在里面看中西哲学、艺术论，看得昏天黑地。回想起那个时候，王澍说：&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心情想要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对求知的渴望，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时的那种状态。我的同学多多少少都有点进入这种状态里，所以大家都管我们班叫&大师班&。连经常不及格的学生都强烈地认为自己是未来的大师，他坚信分数低是老师评错了。&
&这个时代不属于我们&
　　王澍在学校时就做了第一个项目，辅助老师在南京做一个18 层高的旅馆。&造房子的时候，一般人们的意识都是要把整个地皮占满，甚至连马路边儿上的地也要占上。但是，我在这个楼前面做了一个向市民开放的小广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块地供大家使用。　　因为总是和主流背道而驰，王澍每次的建筑方案都要遭遇激烈的讨论。1989 年，他接到毕业后第一个独立设计的项目是青少年活动中心，王澍的设计是&把固定的建筑形态进行拆解，并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像碎片段一样的作品&。王澍说，当时县委开会讨论到夜里12 点，一直争论不断，后来副市长用马克思哲学的三条定理来解释这个作品，大家终于不言语了，这个方案险险通过。
&　　毕业后王澍进入浙江美院，本来想做建筑教育一类的事情，但发现艺术界对建筑一无所知。为了混口饭吃，他在浙江美院下属的公司上班。二十七八岁正当成家立业的关口，他和小四届的学妹陆文宇结婚了，生活静好。不过王澍总觉得不自由，另一个他又在那里观望着，目光冷洌。熬了几年他跟领导说，&下个月我不领工资了，你们也别管我&。
& & & & 1992 年&南巡讲话&后，王澍正好在深圳呆了三个月，人们都很激动，扬言大把挣钱的机会到了。而王澍冷眼旁观，对同学说，&这个时代不属于我们，我们还是回杭州吧&。他说，业主都很有钱，他们不会听从于建筑师，像他们这样有坚持的建筑师更是挣不到钱。
　　在接下来的黄金十年，王澍认识的那些建筑师们都成了巨富，而他自己却过起了文士的归隐生活，在西湖边晃荡、喝茶看书、访问朋友。他只接一些旧房子改造的项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改造浙江美院一个日本侵略时代的老房子，用作第一届西湖国际艺术节的会场。王澍的奇思妙想是在老房子里套了一个缩小了一米的新房子，房子里造房子，里面是中国传统院落的感觉。一开始美院院长看得莫名其妙，主张要拆掉，后来想到花了那么多钱了，姑且先放着。王澍说，&艺术节来了很多外国人，他们很惊讶中国也有这样的设计。那一届作品卖得超乎意料的好，院长很高兴，因为最后只花了想象中一半的钱&。　　&建筑改造是很多建筑师非常不喜欢做的，因为非常麻烦，需要尊重和体会这些老房子，把新的东西和老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每做一个新建筑都有点像是在做老建筑改造。&
八个不能住的房子
　　在晃晃荡荡的几年里，王澍开始懂得欣赏苏州园林。他发现园林其实解决了建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建筑就是房子，但好的建筑必须和环境水乳交融，而苏州园林更进一步，风景和房子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了。　　这是一个积累、放松，然后顿悟的过程。在那个时候，他们家终于分到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王澍开始着手装修，他把墙壁拆了，做了一个一室无厅的空间，在里面造了个园林。&&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这是园林的八字真言。比如，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像亭子一样的东西放在这个小房子中，很多人反对，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放进去，不就显得房间更没空间感了吗？可是在做完之后，这个二室一厅的小房子比原先看起来更大一些。&　　他还做了八个木头灯具，说是灯具，其实更像是房子模型。&那八个灯具，人是住不进去的，但是心灵是可以住进去的。&这个作品就是他提交给自己的论文，关节打通了，他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中国建筑业持续火爆，一批海外念书的建筑师归来，1997 年，王澍和妻子陆文宇做了家公司，叫&业余工作室&。　　&你看看现在中国城市的状态，如果这就是专业建筑学的后果，那我宁愿搞业余。&王澍这么解释业余的由来。&业余&只有10 个人左右，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至今王澍还是用铅笔画设计图，而妻子陆文宇则负责一切落实、监管、跟甲方谈判等粗活累活。　　陆文宇毕业后就在设计院里工作，主持过大项目，她传授了王澍很多经验，让他看似不能过的&红线&里面藏着多少机会。&比如我之前做过的一栋楼，三层，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楼梯，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其实这个楼像山峦一样高低起伏，所以里面所有的走道都是坡形的，并不需要楼梯。但是国家消防安全规定，有一个遇火疏散的时间问题，一定要加楼梯。最终我还是加了两道楼梯，不过楼梯是隐藏起来的，不用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它。事实上，我这栋楼是非常安全的，有各种逃生途径，比一般的楼要自由得多。&
&中国城市，丢失了城市&
　　&业余&一年只有一个活儿，所以挑选业主很严格。他们也很少接高楼的项目，王澍说：&建高楼是属于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我希望这个行为能不用就不用。很多人都认为高楼等于现代化，其实出国看看就知道，只有郊区才有高楼、大马路。中国城市发展了30 年，结果把城市丢了，生生变成了欧美郊区。&　　那么，属于中国的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呢？王澍从传统手工艺里找到一些线索。他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建筑师，只有手工匠人，因此&业余&其实是呼应了这样的传统。他的几个项目都有大量的手工操作留给工人。他记得有一次工人砌墙，做来做去都不对，其中一个忽然灵机一动问，是不是按照他们给家里盖房子的方法做？王澍赶紧说，对对，就是这样。　　&都说中国农民工技术差，可是你要知道，中国的农民工但凡上点儿年纪的都有非常好的技术，因为他们在乡下都是自己动手造房子。如果不用他们的手艺而是让他们去操纵机器，他们就会笨手笨脚。&　　手工的代价就是慢和规模小。对于小，王澍浑不在意。&在中国，我们要做现代城市和现代建筑。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北京的胡同基本上就是蚂蚁，不值一提。而我更喜欢站在蚂蚁这一边。&　　2011 年，王澍获得了法国建筑学院金奖。这条消息没人关注，因为这个奖在中国没有知名度，而实际上许多建筑大师都是获得普利兹克奖才获得这个法国奖项。2012 年，普利兹克奖终于找到了王澍，舆论大哗。　　普利兹克奖在中国一直跟地标建筑和现代性画上等号，这个奖本身是因为许多获奖建筑师在中国接下了庞大的项目，才获得这么多的关注。鸟巢、央视新台址、广州大剧院，每一个都彰显了规模和体量，王澍的作品在他们之间显得非常小。　　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奖项的名利效应。获奖之后，项目邀约骤然增加，王澍现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扩展工作室规模，从一年一个活儿增加到两个活儿？（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特写】梁林故居被拆：事后民意无法遏制文物保护悲剧
大年初八，春节的气息依旧浓厚。不过，就在三天前的大年初五，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林故居&已被违规拆除，实施拆除工作的建设单位为华润集团北京公司。而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此前的2009年，梁林故居就曾因为商业因素险些遭到拆除，盖因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舆论哗然，相关政府部门才将梁林故居列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表示在居民腾退完毕后，这个院子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修缮。然而，时至近日，涉事单位华润集团富恒房地产开发公司却在未经报批的情况下，以&紧急抢险，将危房落架拟修复&的理由将该故居拆除，并在回应媒体时抛出了&维修性拆除&这样的牵强之词。殊不知，文物建筑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一旦尽数拆除，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就遭到大幅贬损。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昨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相关部门专门召开的查处会议上，华润北京方面甚至还表示对是否属&违规拆除&保留意见。涉事单位的剽悍，由此可见一斑。梁林故居本身的文物价值已不用赘言，而与不少文化保护的悲剧相比，梁林故居的违规拆除可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进行考察。1949年之后，文物保护的悲剧首先是遭受政治运动的挑战，尤其在&文革&期间，大量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其情其境至今令所有关心文物保护的人士扼腕。而在1978年启动市场化改革之后，破坏文物的主要力量开始从政治运动转向商业利益，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被不可阻挡地遗弃了。目前，一个普遍存在的文物保护困境是，历史文物作为社会的共同遗产，在是否决定要保护时，却丧失了议事过程该有的公共性。强大的商业力量往往可以征服弱小的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在几乎每一座中国城市的行政首长看来，经济发展至上的合法性也足以遮蔽文物保护不力的失责。甚至，不能排除目前在缺乏民众监督的情况下，物质利益的刺激也可以轻易扫除监管部门人员与相关专家的职业操守，使决定文物保护的几方力量共同为经济利益而妥协。俯瞰这一时代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物古迹正在基于商业利益的拆迁过程中消失，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各地又如潮水般涌现一些徒有虚名，仅为旅游观光设计的&假古迹&。这是因为，在各地政府看来，保护文物是为了旅游，为了经济，拆除文物也同样是为了经济、为了发展。两个极端，方向不同，却无一不彰显今天中国社会势利的现实本质。所以，我们固然要斥责商业力量的肆虐，却也必须看清监管部门在事件中的失责。和过往的文物保护范例相同，梁林故居的保护措施往往在悲剧发生之后，才因为民意涌起而得到重视。这一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民意的兴起需要借助文物破坏本身来实现，而文物作为不可复制之物，民意即使涌起，有关部门即便及时介入，也无法弥补文物历史价值的损失。再者，即使能够勉强亡羊补牢，但缺乏一个制度性的保障框架，因此就会出现像梁林故居这样2009年得到保护，却在几年之后又遭到拆除的悲剧。因此，就眼下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实而言，这一方面的公共政策是失败的。要扭转文物保护不力的局面，前提在于在制度层面释放民间力量，让民间乐于保护、有能力保护的人能够便捷地进入文物保护的事宜。特别要指出的是，当一座文物面临商业利益甚或公共利益的挑战时，民间社会的声音必须有一席之地，以改变目前的主要由商业和政府参与决策的文物保护模式。也就是说，民意需要在文物破坏前得到重视，而不是在破坏之后才介入议程。回顾过去的数十年，中国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毁坏，梁林故居的违规拆除只不过是在上述累累名单中增添的不起眼的一个。但面对未来，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再忽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民间的力量必须更大程度地进入文物保护的进程，中华文明的文脉不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来源：南方都市报）
【观点】农民融入城市需社保体系改革支撑
&近日，民政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首度从国家层面素描出一张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生活的路线图。这是对前不久国务院《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年）》精神的贯彻和呼应；而其所传递出的本地人、外地人共治式合作博弈之政策取向，为今后户籍、社保福利制度的对应性改革和降低国内居民迁徙成本等提供令人热望的纵深空间。近年来农民工等外来流动人口已走出了单纯&候鸟式&漂泊不定之格局，出现了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区生活的新特征。特别是伴随着在农村无地的&裸农&已达上亿规模，这些在农村无土地等要素资源、在城市无社保福利的双重边缘群体，一旦失业将陷入回不去留不下的两难困局，从而很容易滋生不稳定因素，触动本外地人矛盾。为此，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等相继展开探索外地人参与式社区治理的试点工作，如农民工积分入户和暂住证改居住证试点措施，同时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然而，不论是农民工积分入户试点还是农民工融入社区意见，都难以完全有效契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合法权益诉求，且在实际执行中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为外流人口营造稳定的安居条件。殊不知，依据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每个人对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保福利制度无疑强化了本外地人的身份标签和利益隔阂，埋下了基于身份的社会不稳定隐患，很容易触发身份与暴力效应。具体而言，当前缺乏面向全民型的基础社会保障计划等公共服务体系，是妨碍劳动力流动、流动人口属地管理和牵制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饱受非议的户籍制度是一种基于身份确认的人口管理体系，尽管其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但真正妨碍人口流动和迁徙自由的是户籍制度下的社保、就业、教育、住房、卫生和文化等公共服务。因此，淡化和打破基于身份识别的制度藩篱有助于为构建激励相容的本外地人社区共治机制提供务实的根基。而应对深陷双重边缘的新生代农民工之困境，创新社会治理结构，当务之急是构建中央政府主导的面向全民的基础社会保障计划与居民自愿的养老保险体系相结合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即中央政府为所有居民提供完全可维系其生活所需的基础性社会保障计划，并与现行职工社保体系隔离，且该面向每个居民的基础性公共社保计划可随人口流动而流动，实现社会福利均等化避免部分居民因无生活来源而陷入困境。
农民融入城市 需社保体系改革支撑殊不知，若中央政府基于其公共财政和国企利润为所有居民提供基础性社保计划，且根据人口居住地而非户口所在地而拨付基础性社保资金（中央的民生支出是基于人而非户籍进行针对性转移支付），那么即便户籍在外地，流动人口也可同本地人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从而有助于使新生代农民工对等地参与所居住社区的治理。与此同时，当前的城市化放大了农业与非农户籍在身份和财产方面的不自由和不对等，导致本地与外地人社区共治面临貌合神离之困。目前主流观点把人口城市化作为负担属于误导型解读，如国研中心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将达20多万亿元。我们认为，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负担本质上是对农民财产权的漠视（农民市民化带来的级差收益高于其负担），即通过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用于各种非农开发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使农民担心市民化的前置条件是以其廉价向政府转让土地等财产权为代价，从而引发农民对市民化的抵触心理。同时，对农民工居住地之政府，在人口老龄化下，接受农民工市民化无疑增加当地社保福利支付压力，加剧其财政的社保支出性贫困，却无法享受农民工市民化所带来的收益，这无疑是农民工市民化收益留在户口所在地而成本留在工作所在地，自然农民工居住地政府倾向于尽力限制农民工入户。鉴于此，构建激励相容的本外地人社区共治机制，需改革城乡二元制土地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等财产权，实行同地同价，从而有效地平衡好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和居住所在地政府间的利益。如若农民的土地等财产能实行同地同价，那么农民工市民化也伴随着其财产的跨区域转移，避免收益留在户籍所在地而居住所在地承担成本。由此可见，当前有关部门深入引导农民工融入居住地社区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但农民工真正融入所在社区的最大障碍是这一夹生群体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复杂认同困境和危机，而唯有推进社保福利体系改革，实行公私共济的多层次社保体系，并改革目前城乡土地等财产双轨制等问题，才能真正构建激励相容的创新型社会治理结构。（来源：21世纪网）
【观点】如何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
住房&夹心层&现象与原因&夹心层&(sandwich class)一词，原起源于香港和新加坡，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迅速流传，尤其在媒体盛行，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权威媒体。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很多政府官员发言和官方文件中也越来越频繁采纳&夹心层&的用语，尤其在住房政策方面上，如国务院领导、住建部部长、多位重要城市主政领导等。中国《人民日报》日一篇题为&夹心层心态值得关注&的文章认为：&夹心层&通常是指处于不上不下境地的人群，但以住房、就业和收入等客观标准来界定的夹心层，还属于&客观夹心层&。还有一类人实际境遇不算艰难，但对改善自身处境信心不足，情绪低落，这类人称为&主观夹心层&。&主观夹心层&跟&客观夹心层&一样，都不是真正的社会弱势群体，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不少人甚至属于社会精英。但他们往往认为，自身处境不利的局面主要是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不当造成的，与自身能力、素质、努力关系不大。文章指出，&夹心层&心态有较强的扩散性和感染性，需要特别警惕。需要政府一方面努力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让更多的人在社会流动中实现发展；另一方面，增进社会认同和对主流价值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在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夹心层&往往是城市发展最为核心、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之一，其对生活品质包括教育、住房、医疗等需求能否得到有效满足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夹心层&问题主要体现在住房问题上。当前大陆大城市房价高企，远远超出普通居民购买力，&夹心层&受到的冲击最大，具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从国际经验来看，&夹心层&与收入两极分化相伴相生。&夹心层&一词流行的地方都是贫富差距较大的地方。如香港的基尼系数为0.53，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为0.48，都是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社会呈现&哑铃型&或M型，中间阶级受压迫感强。收入分化本身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很难避免。中国同时应对&生产工业化&、&经济市场化&、&人口城市化&、&资源全球化&等四大挑战，收入分化更加突出，住房兼有消费和投资功能，成了矛盾载体。就中国大陆城市的住房方面的&夹心层&，与香港和新加坡相仿，一般看法认为，这是游离在政府保障与市场之间空白地带无能力购房群体的代名词，即依据自身经济能力无法进入商品房市场、也不被政府的公共政策性住房保障体系所接纳的社会群体。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曾提出，存在两个&夹心层&：第一个夹心层是指不符合廉租房承租条件，但又买不起经济适用住房的困难群体。第二个夹心层是指不符合经济适用房的申购条件，但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城市居民。笔者对住房夹心层给出两个定义：狭义的&夹心层&是收入低下、不足以自己支付基本住房消费，但因为住房保障范围过小或户籍等制度因素等而进入不了住房保障范畴；广义的&夹心层&是对基本住房消费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不受住房保障体系资助就无法实现期望的合理住房消费。具体而言，就是租得起房但买不起房。
香港与新加坡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的经验与局限&夹心层&一词来自香港和新加坡，所以讨论中国大陆的住房&夹心层&，很有必要先看看这两个地区如何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众所周知，香港住房政策的核心是以廉价的租赁性质&公屋&来保障全部中低收入家庭包括中下收入的住房，新加坡住房政策的核心是为80%的公民提供可负担的带有产权的自有住房&&组屋&。如果香港的夹心层是按照&超过公屋准入但又买不起商品房&（香港立法会黄国健议员2010年7月立法会咨询中提出）来看待，笔者曾经计算过，大约20万户私人租客家庭买不起商品房的，也就是私人租客中的50%和全港人口的8.5%，这是香港广义&夹心层&比例。但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回答黄国健议员2010年7月立法会咨询所披露的数据也表明，香港绝大多数还没有购置自有住房的家庭都已经进入到公屋体系，私人租客中只有不到4万户的月收入是低于公屋准入门槛。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如不合其他准入条件、不愿意或排队轮候中，而没有进入公屋体系。这部分人口只占私人租客10%不到、全港人口的1.7%。从这个角度上说，香港住房保障可以说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基本消灭了狭义意义上的&夹心层&。新加坡就连&广义夹心层&都很少。新加坡的组屋覆盖率很大，占到本国公民与永久居民的80%，本地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87.2%，在OECD国家中最高。即使这样，仍然有不少青年人对租屋门槛过高感到不满，这被认为是2011年新加坡执政党破天荒失去一部分议会席位的主要原因。然而，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对大陆城市都很难直接借鉴。因为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封闭经济体，外来新增人口少，居民对住房需求容易预测，可以按部就班地对&夹心层&和中低收入家庭展开住房供应及相关援助规划。然而大陆城市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其实相对难度不大，有数据认为中国城市户籍人口住房自有率为86%，连上海户籍人口住房自有率都高达80%，不比新加坡差。中国城市住房&夹心层&现象主要体现在外来非户籍人口，但这部分人口流动性很强。以上海为例，上海2010年常住人口2302万，同万人相比，10年间共增加628万人，人口增量中绝大多数来自外省市来沪人员，占到87.75%。&六普&资料显示，在上海898万外来常住人口中，有79.4%的人口是农民工，各类专业人员比例仅有8.3%。这样，外来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住房支付能力差，而且对经济环境十分敏感，一旦本地经济情况不好，很可能就转移到其他城市或者回老家了。所以中低价位住房建多了建少了都不合适。如果硬是要学习，香港和新加坡经验相比起来，香港经验对中国大陆大城市更有借鉴意义。虽然香港看起来人均住房条件差，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3平方米，新加坡是27平方米，但这主要是地理因素与财税制度关系，香港的住房制度其实更有韧性和弹性。亚洲金融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香港和新加坡房价都曾出现暴跌，居民资产严重恶化，新加坡是靠权威统治才稳定住社会，而香港的公屋制度则成为吸纳外部冲击的关键&海绵&。& & 新加坡那种通过给&房子&的方式来解决&夹心层&乃至大多数人住房问题，看起来一劳永逸，但潜伏很多危险。因为住房资产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很大，房地产自身也是有其不可逆转的周期，如果一国居民过多把经济资源配置到住房上，一旦有经济危机或房地产市场崩溃，全国经济都要受到沉重打击，并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危机。从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到，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高住房自有率的国家，经济深受房地产市场影响深重，至今危机重重，而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和北欧，都基本经济毫发无损，社会相对风平浪静。国外有不少学者提出，过高的住房自有率会带来&住房所有权陷阱&。年轻人不敢流动，不敢创业，不敢跳槽，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公共政策设计要做到中性，不能过多偏袒某一个阶层。住房所有者如果享受到过多补贴和优惠，必然是以租房者的利益受损为代价。
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的若干对策近期，在众多正式场合，国务院领导、住建部领导都已经明确表示，公租房是解决&夹心层&住房的主要方式。但所谓住房&夹心层&虽然都进不了当前的住房保障体系，各自收入与住房情况差异其实很大。笔者认为，对住房&夹心层&还需要具体细分，实际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收入低下，但因为户籍限制等制度性原因进不了住房保障体系。即&狭义夹心层&。由于收入水平低，他们连市场租房都已经十分困难，负担很重，往往只能&群租&或蜗居在老公房和简易工棚，对住房现状抱怨很大，这部分人群可以称作&下夹心层&；第二类是因为收入和财产超标而进入不了住房保障体系。虽然买不起商品房，但对从市场上租房支付能力不差，对住房现状没有太多抱怨，认为基本符合自己预期，他们可以称作&中夹心层&；第三类也是收入超标而进入不了住房保障体系，能租得起房，实际上对普通商品房也有一定的购买力，但却买不起房自己认为&合适&的住房，也就是住房条件与自己期望值差距太大，对住房现状抱怨很大，可以称作&上夹心层&。&下夹心层&&&&狭义夹心层&，主要是农民工、外来流动低技术务工人口，关注他们的住房问题，是从社会稳定角度考虑。主要解决思路包括，扩大住房保障体系范围，政府与企业、社会力量合作提供农民工集体宿舍、蓝领公寓等廉价租赁住房，对其中相对稳定就业的人群发放适当的租赁补贴。&中夹心层&主要是新就业人口或已经就业多年但收入仍然较低的人口，他们的住房问题相对不急迫。主要解决思路包括，从规范租房市场入手，同时提供稳定和安全的公租房。这方面重点也是难点是方便落户和子女教育权益。&上夹心层&主要是具有较高学历、有一技之长、自我定位较高的人群，关注他们的住房问题，是从吸引人才、稳定人才队伍的角度着眼。主要解决思路包括：社会提供公租房，用人单位提供自筹的住房补贴，政府通过用人单位发放人才专项住房补贴。相对&下夹心层&的住房困难根源于收入能力的持续低下，难以期望自我改善，&中上夹心层&&&&广义夹心层&住房困难的特点则是临时性、阶段性、周转性。解决中上&夹心层&住房问题必须双管齐下，双手并重，只偏颇一个难以有成效。一个是大力发展公共住房，尤其公租房，完善租赁市场，提供多种方式住房，分流住房需求，针对性发放住房补贴，提高住房支付能力；另一个是降低市场房价，主要通过金融信贷税收和行政管制等政策打击投资炒作，降低住房的投资属性来实现。公租房与货币化补贴叠加，对解决中上&夹心层&住房，最有效率。具体而言，以公租房为平台叠加特定人群的货币租金补贴来广泛保障。公租房本身不带有福利属性，只有非盈利性，不限收入门槛，租金与市场租金贴近，解决阶段性临时性住房困难。对低收入家庭叠加货币补贴。公租房住房质量起点要高，不能为解决短期矛盾而在长期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应方便混合各种收入，强调社区发展。（来源：金融时报。作者陈杰，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
【观点】城市安全呼唤防备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人为灾难外，大规模的自然灾难频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急剧上升。加强灾前教育和预防，在广大民众中培养和促进防备灾难的文化（以下简称防备文化）已成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迫在眉睫的任务。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几种类型的自然灾难与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相关的数据，地图上颜色突出的地区是死亡的高风险区。数据包括台风（飓风）、洪水、地震和滑坡（泥石流）的死亡风险。中国，尤其是沿海经济最发达的高密度人口地区，自然灾难风险最高（见灾难风险分布图）。另据国际灾难数据库的统计，自然灾难对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年为134亿美元，年为1229亿美元，年为1816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13.6倍。2010年旱灾、地震、水灾和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难致使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惨重。仅水灾的受灾人口就达1.4亿人，死亡1072人，失踪619人，直接经济损失约2096亿元人民币（约合300多亿美元），是近1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无知比灾难更可怕日海地发生7.0级地震，但12日的大地震并不是孤立、突发的。大震前，仅11日在海地地区就发生了7次地震，其中最大的一次5.9级。但这些强震前的征兆完全被忽视，灾难随之发生，造成11.3万余人死亡。4月14日中国青海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县第一民族中学830多名师生，无一人伤亡。大震前的一次4.7级的前震，惊醒了当天的值班副校长，一种不祥之感压得他&心里有点难受&，但又&不能确切地说出来&。这种不祥之感促使他立即组织学生转移，稍后大震来临。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前，当海水突然退去时，印尼一个岛屿村庄中的长者及时将村民引导到高地上。海啸袭来时，村民们安全无恙。无独有偶，正在泰国布吉岛海滩随母亲度假的年仅10岁的英国小女孩凭借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在海水突然退下去时判定是海啸的先兆，及时告知家长使上百人幸免遇难，事后被誉为&海滩天使&。以上事例说明，灾难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无知，是对灾难毫无警觉，是社会和民众中缺少防备文化。
防备文化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世界上有几个国家防备文化和应急计划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特别是那些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和古巴，强烈的防险救灾意识深入人心。日本地处世界最活跃的地震带上，年均5级以上的地震940起。1982年，日本将 9月1日定为&防灾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举行全国性的地震灾难大演习，旨在检验全民掌握地震发生时所应具有的自救互救措施的程度，发现应急计划的问题和不足，并在大范围内进行协调互援等。日本每年&灾害管理&预算已超过220亿美元，资助各部门检测设备、防灾备灾以尽量减少损失。日本防险避灾的生存教育从每个人生命的早期开始，贯穿于学校教育和自我、家庭、社区教育，促进每个人和全社会的防备文化建设。从1983年至2003年共有240起飓风席卷古巴，其中7起是灾难性的飓风（风速大于245公里/小时），但这20年间只有36人死于飓风。同样的飓风在其它加勒比国家、中美洲和美国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2004年伊万飓风以每小时256公里的风速袭击古巴之前，政府疏散了200多万人，无一伤亡。最重要的灾难反应是古巴人民的集体合作，在长期的抗灾中古巴人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防备文化。政府与社会所有阶层的人，包括儿童在内，在减少风险和拯救生命时都发挥了作用。防灾准备（包括教育和演习）从小学开始，一直延伸至高等教育、工作场所和社区各级成人教育；医护专业人员都经过日常救灾培训；全国人口中超过95%的人经过四步框架培训：信息、警告、报警和恢复；根据法律，每一个成年人必须经过民防训练。古巴应急准备重在公民教育、社区风险评估、每年更新应急预案、模拟演练和更换备灾不合格的地方领导。以社区为基础的灾害管理使社区居民与当地的企业和组织形成网络，建立了广泛而有效的备灾应灾社会基础。
防备文化确保可持续发展北京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间，北京市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0万人，机动车年均增长25.1万辆。目前，全市常住人口已超过1,755万人（总人口超过2,200万人），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450万辆。但是，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如能源、交通、住房等新的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城市安全问题。2010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具有抗灾能力的城市：让我们做好准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发布的《2010世界灾难报告》的主题集中于城市风险。风险意识和备灾活动需要成为一种文化&&防备文化，需要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全民参与的实践。在新的形势下，红十字会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广泛持久地培养和促进防备文化，防备风险与灾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预防时投入1美元，紧急反应时就节省4美元；资深救灾专家更认为，这一比例是1比9。政府、红十字会和各级救灾组织能否从救灾预备金或应急资源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灾前的防灾项目仍未达到共识。防备文化基于4个原则：全体国民形成共识&&灾难随时可能发生，备灾工作是一个持续的挑战；社会各阶层的主动参与和问责制是关键；公民和社区关注是基础；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备灾工作中起重要作用。防备文化建设的好处显而易见，每个人都有责任防备突发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出正确的反应；灾难对人的影响将会减少；应急专业人员能够更有效地执行更重要的任务；灾后恢复将会更快和更有效率。通过营造和促进防备文化，可以增加城市安全，减少城市风险；可以挽救生命，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和城市的经济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世界城市奠定可靠的基础。（来源：凤凰网，有删节，本文内容与今年刚刚结束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题目相近，可参考）
【观点】浦兴祖：“街道办”改革的大方向——走向有限政府
近日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将&探索撤销街道办事处的改革试点&。而安徽省铜陵市已完成了撤销街道办事处的改革。国务院民政部官员明确表示，取消街道办&是个趋势&。一时间，街道办事处的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热议。
笔者认为，街道办的问题应当放到整个城市管理体制中去考察。建国伊始，我国规定在人口10万人以上的城市分设若干区。1954年9月颁布的宪法则规定，直辖市与较大的市分为区。设区的市便形成市、区两级政府的管理体制，不设区的市（一般为县级市）仅设市政府。
为加强城市的居民工作，密切政府和居民的联系，1954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政府可以按照工作需要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后来，街道办在城市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其职能也逐步突破了&居民工作&的边界。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愈益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呼唤着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于是，不少大城市强化区政府功能，并让街道办也承担起更多的城市管理职责。有的特大城市则探索在城区推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拟将街道办变为&一级管理&。
这至少引发出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历来具有政府管理之属性。若将其变为&一级管理&，则必然是&一级政府管理&，必然是使街道办变成&一级政府&，所谓&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实质上就是&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然而，这与法相悖。
其二，迫于愈益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便要设置&三级管理（三级政府）&。其背后实际上还是&全能政府&的理念，似乎唯有政府才能管好社会事务。其实，除了政府，还有市场，还有公民，还有各类社会组织也都可以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这叫&有限政府&、&管办分开&、&多元治理&。国外特大城市城区大多只设两级政府，主要是此类管理理念使然。
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路在何方？十多年前，笔者曾撰文表示不赞成城区设&三级管理（三级政府）&，而倾向于&虚区实街&方案，即把现有的街道适当合并，扩大区域，减少数量后设一级政府（实），而将区政府改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虚），以此构筑新的&两级政府&体制。这既可避免行政层次过多，又可让城区基层政府下沉，使之更贴近社区、市民。但这需要修改相关法律。
现在看来，北京与铜陵市探索撤销作为政府派出机关的街道办，坚持了彻底的&两级政府&改革取向。按照民政部官员的阐析，此举可以避免街道这只&二传手&将大量工作任务交给社区，导致居委会严重行政化，从而有利于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快速回应居民诉求。同时，通过减少管理层级，也可以优化管理结构，克服纵向信息失真，从而有利于上下互动交流，对各方面的诉求及时反馈，提高社区管理与服务效率。
此举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1954年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前年废止，而现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是&可以&设街道办事处，这自然意味着也可以不设街道办事处。
依笔者所见，此举的重要前置条件是管理理念的转变，即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管办分开&、&多元治理&。事实上，这种&转变&早已被认定为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政府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应当化为切实的改革举措。就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而言，撤销街道办似为既合理又合法也可行的一项举措。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可能真&是个趋势&。
所谓&趋势&，意含&或迟或早要走这一步&。究竟&或迟&还是&或早&，需从各地的&区情&出发。一些城市的社会发育较为健全，便可早走&这一步&。因为街道办原有的职能，有的如城管执法，应当收归区（市）政府相关部门；有的如社区管理，则需要社区、居委会等有效地承接过去。一些城市的社会发育程度过低，尚难有效承接街道办的某些职能，那里的政府首先应当积极培育社区、居委会等，为最终走出&这一步&创置必要条件。总之，切不可因&趋势&而&跟风&、&刮风&，即便有条件早走一步的地区，也以试点渐及全面为宜。
我们的改革举措，应当尽可能地获取预期成效，力避&换汤不换药&。这就不仅需要果断而又审慎地推出改革举措，走好关键一步，而且在推出改革举措后依然需要走好后续的每一步。对于已经或将要撤销街道办的城市来说，笔者以为&&
第一，应当继续重视管理理念的转变，警惕&全能政府&现象回潮。试想，如若&右手放下去，左手又收回来&，&今天放下去，明天又收回来&，政府依旧包揽许多&不该管&的事务，其结果必然还是&管不了，管不好&，那么，在街道办这只&二传手&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一传手&很可能会&一传到位&地直接将满是行政色彩的&球&压向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严重行政化的旧病便难以治愈。
此外，一批街道办的原有人员充实进社区、居委会，当是好事。但他们保留着公务员身份与待遇，连同其行政方式上的&路径依赖&，弄得不好会使社区变为&小街道办&。这是需要注意的。
第二，应当继续重视培育并支持社区、居委会等。例如，人、财、物，以往&大都被截留在街道&，社区缺乏必要的资源。在撤掉街道办后，一些资源应当向社区倾斜，以此切实增强社区的自治能力。须知，社区如若没有必要的资源与能力，就有可能把应当承接并已经承接下来的职能重新推回给政府，出现职能&逆转&现象。再如，在理顺社区、居委会、业委会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可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以促进自治合力的形成，减少自治组织间的摩擦。
第三，应当随时测评这项改革的成效，特别是居民的认同度。正如民政部官员所言：&最终的实验效果好不好，要看老百姓是不是满意，是不是肯定这个做法，这是最关键的。&笔者假设，街道办撤销后，老百姓有些事非要到区政府不可，路远了，人挤了，不免会怨声多、火气大。这就亟待政府找出问题尽快完善，它将关系到这项改革的巩固与持续。
当然，&居民满意是一个主观方面的感受和评价，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评估指标，比如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跟居民联系情况等。&一套科学合理、渐趋制度化的评估指标必不可少。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来源：东方早报，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观点】我们正在走入天堂，我们正在堕入地狱——他们谈城市
摩天大楼使城市场景非常难看
雷蒙&库哈斯 荷兰建筑师，央视新大楼设计者
很多新的城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建设，只是规模很大而已。城市自己的特色不存在了，现在的城市化没办法复制过去城市的辉煌。&
以前的城市是统治者的，他们有自己的皇宫、文化中心，有祭祀的地方，这里还居住着设计师和哲学家，他们创造了城市的特点。现在的城市建设都是借鉴顾问的看法，由开发商、私营部门来设计、建设的，这些顾问实际上并不生活在里面，他们只是通过想象来设计城市，开发商也不会管哲学、艺术、建筑设计这些问题。&
中国现在对摩天大楼已经非常着迷、上瘾，这使城市非常难看。在芝加哥，实际上摩天大楼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许多摩天大楼内部很空，文化内涵也很空洞。&
四十年前，我们就开始在欧洲进行城市样貌研究。我们发现欧洲一开始很多城市的趋势，是低于16层的建筑。中等高度的建筑对于真正有趣的城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是有这样的传统的，中国对于中等的东西都有着很大的热爱，中国有很多的中等城市，还有四合院的传统。&
在城市建设方面，中国需要新思维，我不是说别的国家就不需要了，只是说中国的紧迫性更大。说到城市，我们会考虑到它的多样性、美丽和它的历史，我们需要保护那些漂亮而且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建筑，不仅仅是具有远古重要性的建筑，也包括近代史上重要的建筑。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拆毁了很多早期的建筑，他们都含有丰富的文化因素。许多&毛时代&前期的建筑已经被拆毁，现在连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都消失了。而这些建筑，对于一个城市的定位、身份感很重要。&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一个城市的创意产业，我想这个词语过于简化了。人们把它当做一个万能药，在各种场合使用。我们需要给城市注入独特的文化因素，不仅仅是有几座博物馆就够了，还需要有很多的研究所、芭蕾舞剧院，才能通过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方式，创造出一种文化的大爆发，而不仅仅是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涵盖一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城市不会按照规划来生长
翁贝托&艾柯 意大利哲学家
在古代，一些侵略者来到意大利，他们从森林中来，看到了城市。他们从未见过这么令人震惊的壮观景象。城市是有着吸引力的，但也存在麻烦，正如大家知道的，比如洛杉矶。如果有车，你可以在这个城市四处走；没有车，就只能呆在自己的家里。&
另外一些城市也有它们的麻烦。有一些城市的机场看上去一样，里面有很多商店，有星巴克咖啡等，比如新加坡和伦敦。城市里也有同样的景象，你根本辨不出到底它是哪个城市。从柏林到另一个城市，往往印象都一样。&
城市不能够完全按照规划来生长。就像孩子，自出生他的DNA就已经确定了，但教育可以改变他的一些行为、性格，就有了各种可能性。我们不能够用科技方法制造一个孩子，城市也一样，但建筑师和设计者可以帮助它成长。事实上，四十年前有一些新的经验，大家设想有一个伟大的设计师来规划未来的前景，于是就有了很多标志性、杰作性的建筑。但在建造巴西这个城市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在大楼旁边盖自己的小房子，还有一些其他没有计划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一个建筑师说一个城市将会确定地按照某种方向发展。
这是建设的时代也是破坏的时代
莫言 中国作家
《双城记》开头描述狄更斯生活的时代，这个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正在走入天堂，我们正在堕入地狱。一百多年以后，前苏联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也用过这样的比喻，说这是建设的时代，也是破坏的时代。这是对中国许多时代非常准确的描绘。中国有很多好的地方，西方也有很多很差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公正的评价。&
我2010年在日本论坛上发表演讲，《悠着点，慢着点》。为什么病态的欲望会无限膨胀？你要那么多楼房干吗？你要一套还不够，再要一套，我们现在楼房按人均已经是差不多够了。盖的房子完全为了地产商的需要，所以悠着点，慢着点。&
我跟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编者注：国家大剧院设计者）有点交往，他在痛苦的时候，就读我写的译成法语的小说。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东西？你知不知道这个建筑在中国，尤其在北京的老百姓当中议论很多，他说知道。&
我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差的建筑，像个大鸭蛋，说难听点像个坟墓。后来我去看了两次演出，又在外面转了几个圈，白天看了，晚上又看之后，我才体会到，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建筑。&
保罗&安德鲁说他追求的，是一种对抗的平衡。当时很多人说，左边是人民大会堂，是方方正正的建筑，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东西，很不和谐。保罗&安德鲁说，这是一种对比中的和谐。是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的一种对抗，是方正跟圆滑的一种对抗，也是庄严跟活泼的对抗。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盖一个像历史博物馆一样方方正正的建筑，这个地方就毫无灵气。因为有了国家大剧院这种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建筑，水一般的建筑，这个地方才显得非常灵动，构成了更高层次的和谐。
用网络连接公民与政客
塔格&埃格森 冰岛雷克雅未克前市长
冰岛人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但对于大学、医疗机构、公诉机关，还有政治机构的信任，都随着冰岛银行的破产而破产了。面对社会信任度的急剧下降，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能够做些什么？我们一直在试验一些新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
我们搞了这样一个做法，我们叫它电子民主试验：通过网络，让公民表达他们对于社区和城市的观点。但真正让人们感到兴奋的，是在咨询、表达过程中加入投票的环节。每个社区都会有通过电子方式鼓励参与的项目，我们从中挑出得票最多的项目推广。最近，我们通过它吸纳了一些关于如何使用更多的失业人口完成一些项目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城市范围内得到了很多的支持。&
2010年底，我们进行了市政厅的选举，当时有40%的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其中80%的选民意见在网站上公布了。赢得这场地方选举的是一个新党，它被投票选出。这个项目把普通人的利益攸关之处作为地方政府关注之处。&
项目耗费不高，也很容易实施。在冰岛，70%的人都用Facebook这个网站。我们的项目也在Facebook上注册，很多人会在网页上表达自己的立场、关注甚至是争辩。&
在每个项目中，我们都会选出前五条最好的意见加以利用。这是我们促进协商式民主的一个内容复杂、但容易使用的工具。&&
我想这个项目显示了技术如何在公民和政客之间达成桥梁，而且能够弥合各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网络上言论广场。言论的广场在古代的希腊主要是用来讨论政治事务的，你在那里可以提供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在网络也可以重演这种做法。&&
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我们需要网络另一端的人，有着开放性的心态，愿意把网络上的那些意见和观点与政府做的事情结合起来。（来源：南方周末）
【观点】中国城管走向何方?
　　城市管理，是指以城市这个系统为对象而进行管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市政的管理。但在现行制度中，&城管&、&城管执法&则显然不是这个广泛意义上城市管理的缩写，而是有特定含义的城市管理与执法，即以城市市容市貌秩序环境卫生等为核心的相关城市管理。
　　城管执法，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其特点是集中部分行政职权于一个机构统一行使。以消除多头执法、交叉执法和重复执法等弊端。目前，这种集中职能权限的机构改革，还有行政许可权集中(政务服务中心等)和文化综合执法权的集中等。在改革过程中，各地也逐步建立起来了一套新的体制和职责权限。但同时，也都面临着新体制与现行通常体制之间的不协调、不一致，甚至是冲突。另外，在媒体报道、影视作品中，城管的形象不尽如人意。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里，城管的口碑似乎总有&恶&的一面。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城管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们的生活、工作与城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离不开城管，各级政府对城管的&依赖&和需要也越来越明显。
　　城管执法的建设、改革、规范究竟应当走向何方?怎样才能建立起来一支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城管执法队伍?城管执法怎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又和谐?
　　一、城管机构性质：行政执法机关
　　城管执法机构，究竟应该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应该是政府部门、行政机关?还是既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事业单位?这些问题，似乎不能由各个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编制能力、重视程度、财政经费以及人为因素等自行确定。机构性质的确定，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规范，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机构的职能任务。总的来讲，承担国家社会管理任务的，履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