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江南遗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与中原王朝的争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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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遗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与中原王朝的争霸战争
五代十国是一个战争不断，政权更替频繁的时期，军事和政治斗争是当时的主流。各国围绕两大强权--五代和淮南，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中，各国都面临生存威胁，特别对那些相对弱小的国家，威胁犹为严酷。能否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不仅在于他们的内政是否稳定，还取决于采取何种政策，处理与他国的政治、军事关系。就这种关系的表现而言，他们或战或和、时敌时友；联姻同时兵戎相向、仇敌之间通商依旧；寸土必争却又克己睦邻、唇齿之国而又落井下石…，令人眼花缭乱。然而，所有这些作为，只为一个简单的目的，即维系生存；各种关系的实质，都为各自的国家利益。本文着重分析当时南北对立的关键因素--五代与吴（南唐）的争霸及其对时局的影响。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892年，杨行密取得淮南节度使职位，918年，杨谓称大吴国王，927年，杨溥称大吴皇帝。937年，徐知诰废吴,自称唐室后裔,改名李N，建国号唐，史称南唐，历经元宗，至其孙后主李煜，975年为宋所灭，历39年。吴由杨行密所建。唐末，天下大乱，淮南也动荡不安，杨行密在动乱中崛起，以庐州为基地扩张势力，与南下争夺淮南的孙儒发生多次战斗。唐景顺元年（892），擒斩孙儒，然后，以扬州为中心，对外扩张，至乾宁三年（896），占据淮河南岸所有重要城市，号称“全有淮南之地”，唐廷任命他为淮南节度使，“尽管这时距离他受唐朝封吴王还有十年之久，十国的吴在事实上已经出现”。对杨行密来说，仅据有淮南是不够的，湖北杜洪、江西钟传、湖南马殷、两浙钱B都成了他的扩张目标。杨行密的扩张使他在南方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杨吴全盛时期，占据的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江苏、江西及福建、湖北之一部，这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自唐朝中期以来，政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于江淮八道，而这八道除了两浙、湖南以外，大部分都在南唐（吴）境内。故明末学者王夫之说：“唐立国于西北而直根于东南，”“而唐终不倾也，东南为根本也。”杨行密占据这一富庶地区，使其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与中原抗衡，并且威胁到后者的生存。而中原王朝，由于有强大的杨吴政权的存在，很难涉足南方，“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逗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内而应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能成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所以淮南是中原王朝必争之地。五代中原政权，都视吴（南唐）为主要敌人。后唐庄宗在与后梁对抗时，曾联合过吴，而一旦庄宗入主中原，就把吴当作了征服对象，这说明，中原王朝与吴（南唐）的矛盾，具有根本性，不受王朝更替的影响。而杨吴占据淮南，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已决定了与中原王朝的必然矛盾。早在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杨行密攻取广陵后，曾遣使至大梁，陈归附之意，结好朱温，欲借其力牵制孙儒。朱温时兼淮南节度使，乃派人出使淮南，与行密结盟。但他并不想淮南被杨行密占据，于是遣行军司马李播为淮南留后，并派兵护送。这引起杨行密的不满，准备拒命。朱温“酌其兵势未可图也，乃追李播还，即表行密为淮南留后。”经过这件事，双方固有矛盾显现，但仍未公开。乾宁元年（894）冬，杨行密派唐令回持茶叶万斤入大梁贸易，朱温“执令回，尽夺其茶，我始与汴有隙。”淮南与朱温矛盾显露。次年，杨行密上书唐廷，表东平王朱温罪恶，并“请会易、定、郓、兖、河东兵讨之。”这年三月，杨行密渡过淮河，攻取濠州、寿州、涟水，这三州都受制于朱温，双方矛盾激化。乾宁三年（896），杨行密大肆对外扩张，“纵兵侵掠邻部，两浙钱B、江西钟传、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与梁。”朱温不愿意看见这些藩镇被杨行密吞并，在南方出现一个强大到能与其抗衡的政权。双方的矛盾已到了非用武力不能解决的时候了。朱温为南进淮南，早做了些准备。乾宁二年（895），朱温派遣儿子朱友恭率步骑万人渡江，等待时机，以便讨伐。次年五月，朱友恭攻取武昌、黄州。七月，钱B攻陷无锡、常熟等地；八月，朱温遣大将葛从周领万人渡淮，遣庞师古率大军营于清口；九月，朱温，钱B大举进攻，扬州、苏州告急。十月，双方在清口发生大战，淮南趁庞师古不备之机，突袭成功，庞军阵脚大乱，淮南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庞师古战死。“清口之役是决定南北割据形势的关键一役，杨行密通过次役显示他不仅有雄心，而且有实力抵挡朱温的南下。”很多史学家把此役对杨吴的意义，比做赤壁之战对孙吴的意义。胜利之后的杨行密志得意满，派人传信给朱温道：“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公宜自来淮上决战”。杨行密从此保据江、淮之间，朱温再也未能涉足江南。此后，双方还有几次争斗，但规模小，基本无碍大局。天复二年（902），李茂贞及宦官控制下的唐廷封日益强大的杨行密为吴王，诏令他讨伐朱温。杨行密创立的政权从此被称作吴，吴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了南北割据的现状。南北割据的实质是双方争霸天下未果后出现的暂时实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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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丧失淮南对南唐的影响后周伐南唐在五代具有决定意义，此战实为双方争夺天下，累积矛盾的总爆发。南唐丧失淮南，对争霸天下和生存都产生严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削去帝号，奉后周正朔，对后周称臣。显德三年（956），南唐失滁州，向后周求和，但依然自称“唐皇帝”。尔后，扬州沦陷，求和于后周曰“愿比两浙、湖南，仰奉正朔，谨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后服之罪”。三月，“请去帝号”。五年三月，答复后周国书，自称“唐国主”，“臣”。五月，“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去交泰年号，称显德五年。凡天子仪制皆从降损，改名景，以避周庙讳”。这表明南唐承认争霸天下的失败。（二）在后周京师设置进奏院。显德五年（958）八月，南唐“始置进奏院于大梁”。表示臣服之意。（三）进贡后周。显德五年，南唐割江北，并约定“岁输土贡数十万”，“后岁给赡军监三十万石”于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进贡。显德五年（958）三月，“献银、绢、钱、茶、谷共百万，以犒军及买宴”。显德六年（959）六月，“遣纪公从善与钟谟入贡于周”。设置进奏院和进贡后周凸显南唐不得不作为后周藩镇，以维持生存。（四）不再以大国自居，自为小朝。“唐有江淮，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南唐恃国力强大，常有北进中原之志。契丹灭晋，李景欲图中原，下诏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也”。冯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说李景，由是有宠。延巳尝笑烈祖戢兵为龌龊，曰：“安陆所表才数千兵，为之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成大事！岂如进上暴师数万于外，而击毯宴乐无异平日，真英主也！” 延巳与其党谈论，常以天下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延巳浮诞，不可信，唐主不听。及臣服于周，延巳党相与言，有谓周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诸公常欲致君尧、舜，何意今日自为小朝邪！”众默然。反映出南唐统治集团的失落。（五）迁都洪州（江西南昌）。丧失淮南，南唐都城金陵与后周仅一江之隔，李景以金陵距后周太近，乃议迁都洪州，曰“建康与敌境隔江而已，今吾徙都豫章，据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建隆二年（961）二月，南唐迁都洪州，“城邑迫隘，宫府营廨，十不容一二，力役虽烦，无所施巧，群臣日夜思归。南唐主（李景）北望金陵，郁郁不乐”。迁都虽完成于北宋期间，却是后周南进的结果，深刻反映了南唐生存受到中原的严重威胁。（六）经济受制于后周。南唐的产盐地主要有泰、楚两州，泰州海陵监是重要的产盐地，“海陵监煮盐之务也。唐开元元年置海陵县，伪唐（南唐）于海陵县置泰州以辖其监”。海陵监盐业务较大，“一岁煮盐六十万石”。南唐设置泰州管理海陵监，可见海陵监所产盐对南唐有重要意义。楚州亦产大量海盐。这两地都位于江淮以北，南唐丧失淮南使其面临缺盐的困境。李景派陈觉告诉世宗，“以江南无卤田，愿得海陵监南属以赡军。帝（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难以交居，当别有处分'。至是，诏岁支盐三十万斛以给江南”。这就等于控制了南唐盐的供给，影响了南唐的国计民生。可见，南唐丧失淮南，失去了与中原抗衡的资本，亡国之势已成。“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同时，“自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南则足以抗北，北得淮南则南不能自保矣”。“方其（南唐）有淮南诸郡，则阔步高视，东攻二浙，西取湖南，南取闽越，南方莫强焉。及淮南为周世宗所取，则自窘以至于死。亦失淮南则不能守江南之明验也”。因此，南唐“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对后周来讲，取得淮南，一来等于遏制住南唐的咽喉，灭之只是早晚的事；南方最大威胁被解除，其他小国也不足平定。二则得江淮财赋人力，可以裕国赡军，进一步增强实力。三则改变了中原王朝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逗志的局面，后周取得压倒性优势，南北实力平衡被打破，决定五代割据已进入尾声。后周攻取淮南，耀兵长江，本可利用有利形势乘胜渡江，取得更大成果，而世宗却选择与南唐划江分治，原因为何？这并非他心存善念，而是“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当时中原所急者，莫大于契丹也”。 “虽然统一与割据是主要矛盾，而亟需用主要力量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吞并南方诸国，而是战败契丹，恢复燕云，才能得到比较强盛、富庶的统一局面”。 “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攻取淮南后，与南唐“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且“李景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较难”。契丹利用后周南进的机会乘虚入寇。在南边威胁已经消除的情况下，周军掉头北上，征伐契丹，南唐才得以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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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北分治的原因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看，中原王朝都有绝对优势，但五代各王朝都有自身的困难。第一：从外部环境来说，五代王朝都面对不利的环境。后梁王朝三面环敌，北有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 ,以及幽州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两大割据势力;南有淮南杨行密;西有岐王李茂贞。李茂贞还曾以“兴复唐室 ”相号召 ,致书李克用、剑南王建、淮南杨渥联合讨伐朱粱 ,并推李克用为盟主。后粱始终处在战争状态 ,特别是与河东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 ,使百姓疲于征役 ,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严重影响了政治安定。后唐灭梁后，庄宗趁势攻取四川，强盛一时，但内部发生变乱，庄宗被杀，四川被孟知祥所据。明宗对蜀用兵，劳而无功，国力进一步被消耗。明宗无力讨伐，只有实行姑息政策。这一时期，后唐夺取幽州，解除了刘氏父子的威胁，却不得不面对强敌契丹。契丹对后唐边陲的侵扰加强，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后唐虽有力量抵御，但却不得不抽重兵防守，负担沉重。石敬瑭虽借契丹之力夺取天下，却也引狼入室。一方面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失去了防御的屏障；另一方面每年送大量岁币，瘦己肥他，还要应对其贪得无厌的索取，劳民伤财。后晋并没满足契丹的贪欲，石敬瑭死后，契丹南下，灭了后晋，陷中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石敬瑭的行为使后晋所受契丹的威胁无比严重，足以影响到它的存亡，并对以后的后汉、后周产生十分不利影响，直至北宋，夺取幽云十六州都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后汉是一个短命王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很难有所作为。后周建立之初，北有契丹和北汉，南有南唐，都威胁到它的生存。可见，中原王朝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严重制约它的生存和发展。第二：从内部环境来说，五代王朝大都内部不稳，主要表现为藩镇叛乱。有人依据《资治通鉴》对五代藩镇叛乱的类型做过一个统计，后梁时期，“兵士哗变”21起，“将校作乱”7起，“节度使杀部属”2起，“反叛中央”18起，有的反叛即属“将校作乱”，又属“反叛中央”，综合到一起，共29起。依据上述类型统计，后唐叛乱27起，后晋24起，后汉仅存在4年，却有12起，后周相对较少，共有5起。对于仅存续五十余年的五代政权来说，这是很大的数字。而藩镇的能量，通过一个简单的事例足以说明。后梁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在朱温死后，擅自诛杀天雄牙将潘晏等，逐出节度使罗周翰，“矜倨难制”，郢王朱友授他天雄节度使一职。均王朱友贞企图篡权，问计赵岩，岩曰：“此事成败，在招讨杨公尔。得其一言谕禁军，吾事立办。”后来事情果然如此。而整个五代，由于强大藩镇的存在，“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三、四岁而亡”，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如传舍”的现象。内部的动乱使中原王朝很难集中力量发动对外战争。反过来说，通过上述统计，可以发现后周藩镇叛乱最少，事实上，5起叛乱也发生在后周初期，这说明，后周内政相对稳定，特别在世宗统治时期，基本没发生藩镇叛乱，这使后周得以集中力量对北汉、南唐、契丹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五代中原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为北宋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内忧外患，使中原王朝虚弱不堪，无力征服强大的淮南。从杨吴角度来说，它也有自己的困难。首先，淮南“及经秦（宗衡）、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杨行密面临恢复生产，保证军给民生的任务。其次，中原王朝与湖南马殷、两浙钱B结盟,这不仅可以分化瓦解南方割据政权可能形成的联合,而且形成了对吴三面包围的态势,有力地牵制了吴，使其不能全力北顾。再次，杨行密内部也有不稳定的因素，在其四处征战之时，发生了以田f为首的叛乱，这消耗了杨的一定实力。还有，徐温掌权后，主要精力放在与杨氏遗臣内斗，巩固权力上，制约了淮南的对外扩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杨吴的实力还远不及中原王朝。杨行密取得清口之役的胜利后，利用有利的形势北进，光化二年（899），“行密北侵，遣张归厚御之而退”。天复三年（903），攻讨密州，天v元年（904），进攻光州，皆为梁人所败。杨行密的北进力度很弱，远不及中原对淮南的进攻，这说明杨吴的实力不及中原，自保有余，但进攻不足。对南唐来说，它也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一）从时机上看。烈祖积蓄力量以待北进良机，入主中原，但在他有生之年北方并未出现大的变故，只有期待后室完成他的心愿，晚年告诫元宗李Z说：“北方有事，不可忽也”。元宗时期，北方出现重大变故，契丹灭晋，中原无主，邻淮诸镇多归附南唐，请其北进，这是北进中原的千载难逢之机。然而南唐正陷入伐闽的泥潭中，对南唐国力消耗巨大，无力北进，元宗自己叹息说：“闽役惫矣，其能抗衡中原乎！”错失绝佳时机。（二）从政治上看。南唐自李Z当政，主导者是士人集团。南唐的头号权臣宋齐丘、陈延巳等都是士人，他们结党营私，把持大权的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五人“皆以邪佞用事，吴人谓之'五鬼'”。南唐保大元年（943），元宗刚一即位，他们“辄矫遗志，托称民贫，许卖子女”。实际上为自己谋利。御史中丞江文慰上表元宗，直指时弊：“陛下践祚以来，所信任者，延巳、延鲁、岑、觉四人而以，皆阴狡弄权，雍蔽聪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谏诤者逐，窃议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而文宗本人“好文章，而喜人佞己，由是谄谀之臣多进用”。这样一个内政不修的政权很难承担统一大任。（三）从军事上看。南唐伐闽之役，开始进展顺利，但在攻下建州后，“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思效顺者解体矣”。对于违反军纪的将领，“唐主以其有功，皆不问”。足见南唐军纪不严，元宗驭下无度。陈觉曾向元宗夸口说，可不费一兵一卒说服福州归顺，事败后感觉很没面子，就矫诏发兵攻打，魏岑闻陈起兵，也擅自发兵助攻。元宗听后大为震怒，冯延巳劝说元宗：“兵业行，不可止”。元宗乃命王崇文为招讨使，增兵往攻，但诸将争功，自相违式，冯延鲁等有处处挚肘，崇文不能制。攻楚之役，所用主将边镐，也是无能之辈，唐虽攻占楚，但有人指出：“我乘楚乱，取之甚易。观诸将之才，但恐守之难耳！”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样一个军事机器很难担任统一全国的大任。（四）从南唐所处的外部环境看，南唐并没有统一南方，周边国家吴越、马楚都对南唐敌意很深，都不希望南唐过于强大。南唐出兵福建之时，吴越出兵相抗，就是不想南唐坐大。如果南唐北进，就不能不顾虑这些国家趁虚而入，故王夫之说：“即令幸胜石氏，而北受契丹之劲敌，东启吴越之盛虚，南召马氏之争起，外成无己之争，内有空虚之害，江淮亘于中以撄众怒，危亡在旦夕间，而夸功生事者谁执之咎乎？”且“李氏诸臣求可为刘知远、安重荣之敌者，亦无其人”。这是南唐不得不面临的困境。以上四点决定南唐北进成功的几率极小，实难入主中原。陆游说：“陈觉冯延鲁辈用师闽楚，犹丧败若此，若北乡而争天下，于秦晋赵魏之师战于中原，角一旦胜负。其祸可胜言哉”。胡三省也认为：“使唐无伐闽之役，举兵北向，亦丧师而已矣”。双方都无力吞并对方，天v元年（904），朱温率先请求与杨行密修好，杨行密称：“俟天子还长安，然后罢兵修好”。口气虽大，实际上却没多大作为。这样，南北双方出现了相对的政治、军事平衡，局势相对缓和。这一局面延续到后周初期，直至后周世宗南下，平衡局面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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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树欲静而风不止事实上，后周和好南唐，除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汉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朝政，振饬纲纪。对于连年战乱，一片凋敝的中原王朝来说，这是当务之急。在政局初步稳定后，后周太祖着手进行改革。奖励耕植，招抚流亡，平均赋役，以安民生；减免苛敛，限制寺院，减少浮食，以苏民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路，以缓民苦；扩建大梁，发展工商，整顿钱币，以广国用。同时，改革朝政，振饬纲纪，惩治贪残，澄清吏治；优免老朽，提掖人才；整顿司法，制订《刑统》。周太祖的改革为后周世宗所继承，取得了显著效果，后周实力大增，为统一创造了良好条件。对周太祖的作为，薛居正大加赞美，他说：“期月而弊政除，逾月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也…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后周在太祖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南唐一些有识之士就预料到这对南唐绝非福音，布衣邵棠上书说：“近游淮上，闻周主恭简，增修德政，吾兵新破于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为之备”。失湖南后，上书者也多谓周人有南侵之谋，但对于这些言论，“元宗闻而恶之”。元宗“恶之”，很容易理解为厌恶这种言论，有不愿听逆耳之言的意思。然而，结合实际，元宗可能厌恶这种言论，但更可能的是讨厌“恐其（后周）有南征之志”。南唐先伐闽，后征楚，劳民伤财，国力严重消耗，却“比年出师无功，乃议休兵息民。或曰：'愿陛数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将终身不用，何数年之有！'”可见，元宗已厌倦了征战，闻后周恐有南征之志，重启战端，自然感到厌恶。后周显德元年（954），周太祖病逝，柴荣即位，是为后周世宗。世宗袭位不久，就击退北汉侵扰，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阻止了北汉的进攻锋芒，稳定了北方的局势。世宗“常愤广明以来中国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高平之战后，世宗认识到骄兵捍卒实不可用，乃大简诸军，裁减老弱，提升精锐，整顿军纪，“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显德二年（955）四月，世宗命群臣上开边之策，比部郎中王朴上《平边策》。在这篇文章中，王朴以为当先取南唐，攻取江北，“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周世宗采纳了这一策略，准备伐唐。同年五月，后周出兵伐蜀，取得秦、凤、阶、成四州，夺取汉中。这一做法看似与伐唐无关，实际却意义重大。顾祖禹云：“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这就等于遏制了蜀的咽喉，不仅不能援唐，而且自保都难。蜀、唐不能合力，后周伐唐压力自然减轻。后蜀向南唐告急，南唐答应出兵制周。就在这时，世宗下诏征伐南唐，其诏书称：“蠢尔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迟，接黄寇之纷乱，垂六十年盗据一方，称伪号。幸数朝之多事，与北境以交通，厚启戎心，诱为边患。晋汉之代，寰内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据安陆，李守贞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攻侵高密，杀掠吏民，追夺闽、越之封疆，涂炭湘潭之士庶…我无所负，彼实多奸，勾诱契丹，至今未已，结连并寇，与我为仇，罪恶难名，人神共愤”。这份诏书指责了南唐与中原为敌、不服教化、勾结契丹、祸乱中国，令人神共愤，等于向南唐的宣战书。周世宗在后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力图打破与南唐南北分治的局面。南唐是维持南北割据的关键国家，世宗十分重视这次南征，在讨论“开边策”的时候，已有战略部署。还特意派人到南唐探察虚实。在渡淮时，“使军中人蒙一羊皮，人执一马，伪为商旅，以渡桥而守”。先是，南唐每当淮水浅涸时，都派人增兵布防，谓之“把浅”。而寿州监军以为“疆场无事，做费资粮”而罢之。就在南唐疏于防备时，后周南下了。后周显德二年（955），世宗以李谷为帅，进兵淮南，顺利渡河后，直至寿州城下，两次大败唐兵。寿州是淮南军事重镇，元宗急忙派大将刘彦贞救援。刘贸然出击，全军覆没，自身战死。后周遂围寿州，但寿州城坚，久攻不下。显德三年（956），周将赵匡胤绕道从背后突袭唐兵，攻取重镇滁州（安徽滁县）。滁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淮南无山，惟滁州有高山大川，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之隔耳。既失滁州，则不惟中断刘李相接之势，而淮南尽为平地，无复阻险”。“滁州既破，则寿为孤城”。这引起了南唐的恐慌。李Z急忙派人到世宗所在的徐州，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供奉一定物资，并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世宗不答，继续进兵。李Z再次派人携大量物品请求停战，“叙愿依大国称臣纳供之意”。世宗虽赏赐唐使，但攻势未停，取下扬州。后周显德三年（956）三月，南唐再次派人出使后周，请削去帝号，奉表称臣，并愿割地进贡，只求后周罢兵。但“帝志在尽取江北诸郡，不允其请”。双方争议未决。后周显德四年（957）二月，世宗率领新训练的水军，再次亲征。水军“纵横出没，殆胜唐兵”，“唐人见之大惊”。世宗亲临寿州城下，督促攻战。此时，寿州久被围困，粮食已尽，大将刘仁瞻病重，军心动摇。唐将朱元率众万余降周，其后寿州监军使举城投降。寿州城破，淮南岌岌可危。这年十月，世宗第三次亲征，周军势如破竹，屡败唐兵。显德五年（958）三月，柴荣亲临扬州，耀兵于长江之上。李Z怕后周渡江，派大臣陈觉入周求和。陈觉见后周势盛，心中恐惧，对世宗说：“臣愿去景表，尽献江北诸州如约”。于是，南唐尽献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汉阳，双方“划江以为界”。“五月，Z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李Z为避周讳，改名景。显德六年（959）七月，“唐始置进奏院于大梁”。 “设置进奏院有表示臣服的意思”。这样，双方战事结束。周世宗转告李景说：“向时为仇敌，今日则为一家，吾与汝国大义已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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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周与南唐“和好”的实质后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中原处四战之地，被契丹、北汉、南唐三大敌对势力三面包围，经济残破，藩镇各怀异心。由于后周是代后汉而立，故刘知远之弟、割据河东的刘崇视之为死敌，刘崇建国后，联合契丹，对后周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周的北边。在这种情况下，后周为避免两线作战，力争稳住南唐，保持南方边境的稳定。因此，周太祖对南唐施行宽厚忍让，主动示好的策略。广顺元年（951）三月，太祖下诏曰：“朝廷与唐本无仇怨，缘淮军镇，各守疆域，无得纵兵擅入唐境，商旅往来，无得禁止”。同年四月，沿淮州镇报告说：“淮南饥民过淮粜谷，未敢禁止”。诏曰：“彼之生民，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两道诏书，向南唐表达了善意。此时的南唐，沉浸在伐楚胜利后的喜悦中，“及一举取楚，谓诸国知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河北大名县），乐其风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节度使。'唐主许之，岑趋下拜谢”。广顺二年（952），后周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北招北汉及契丹，南诱唐人，发动叛乱。南唐以为这是个北进中原的好机会，遂“发兵五千，军于下邳，以援彦超”。与后周在徐州一带发生战斗，军败，大将燕敬权被俘。初战告捷，后周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把这当作双方和好的机会。二月十八日，周太祖释放燕敬权，并对唐主说：“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非无计乎！”元宗感到很惭愧，释放了原先俘获的中原人，作为对后周的回应。唐显示出与后周息兵之意。唐中书舍人韩熙载对元宗说：“郭氏有国虽浅，为治以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这时，南唐占领的湖南发生叛乱，原先占领的土地大部分丧失。唐在湖南劳民伤财，却一无所获，国力被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下，南北双方“交好”。后周这一策略并非与唐交好，中原与南唐的矛盾根深蒂固，不可调和，周太祖这样做实质上是以退为进，即维持现状，积蓄力量，择机而动。而且，也在收买人心。广顺三年（953）年七月，唐大旱，淮水可涉，饥民渡淮而北者相继，周太祖下令说：“彼我之民也，听粜米渡淮。”对此，胡三省评论说：“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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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原巨变与南唐遗恨南唐代吴后，烈祖李N实行与邻为善的政策。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加之江淮连年丰收，南唐国力强盛。一次，烈祖群臣庭议，宋齐丘等倡议拓疆，兼并闽、楚、吴越，烈祖说：“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兴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烈祖晚年告诫元宗李Z说，善和邻好，“北方有事，不可忽也”。至元宗李Z当政，“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为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在一片鼓噪声中，元宗忘记了烈祖的告诫，欲用兵邻国。适逢闽内乱不已，南唐保大二年（944），元宗利用这一时机，派兵伐闽。战争初期进展顺利，但南唐攻下建州后，纵兵大掠，闽人失望，群起反抗。保大四年（946），吴越派兵干预，于次年三月在福州大败吴军，吴损失惨重。至保大七年（949），吴伐闽之战，只取得建、汀二州，却府库中耗，民不堪命，得不偿失。需要指出的是，元宗用兵邻国，并非对烈祖的政策的改变。南唐经过烈祖时期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更强，“上至烈祖、元宗，下至南唐群臣中的不少人，均有统一中国，进取中原之志”。烈祖实行息兵休民的政策，是为积蓄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北取中原。他之所以不攻打邻国，是因为他认为入主中原后，“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不需要动兵。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争霸天下。元宗对邻国用兵，看似是对烈祖政策的改变，实际并非如此。元宗用兵邻国，目的在于利用眼前有利时机，扩张势力，逐渐统一南方，在此基础上再进取中原，一统全国，元宗诏书中所说的“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也”，说明元宗之志，亦在争夺中原，这与烈祖的政策在实质上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在具体操作上，作法有所不同而已。正当南唐深陷伐闽的泥沼中时，中原发生重大变故。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契丹攻陷后晋京师，晋亡。中原陷入混乱之中，烽烟四起，国家无主。晋密州刺使皇甫晖、棣州刺使王建为避契丹，率众入南唐，淮北起义农民多请命于南唐。这对南唐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北进时机。韩熙载上书说：“陛下有经营天下之志，当在今日。若戎主遁归，中原有主，安辑稍定，则未可图也”。然而南唐“时连兵福州，未暇北顾；唐人皆以为恨，唐主亦悔之”。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二月十五日，刘知远称帝，是为后汉，中原局势稍定。客观来说，中原巨变是南唐入主的最佳机会，南唐若倾力北进，对中原定会产生巨大震动，甚至能占据中原，杜文玉说：“晋汉之际的形势对南唐非常有利。断言南唐北伐一定失败，不免失之武断”。然而在如此好的机会面前，南唐却几乎没有作为，不能不为遗恨。至后周立国，“统一全国的重任已经由南转向北了”，南唐只有坐视被吞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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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淮南克己睦邻政策的实质杨行密死后，杨氏诸子无力控制局面，权力逐渐转移到权臣徐温手中。徐温并没废杨氏自立，而是拥戴杨渥继位，其后礼尊吴王杨隆演，“是要保住杨氏这面旗帜，以利吴的稳定”。徐温推行睦邻政策。吴和吴越时有争斗，十几年中仅苏州一城就几次易手，双方互有胜负。后梁贞明五年（919）七月，两军战于无锡，吴军大胜，众将主张乘胜灭了吴越，徐温没有采纳，而是乘胜结束了战争，“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至南唐代吴，李N在位期间，仍注意克己睦邻，南方少有战事。这一时期，淮南和中原王朝相处也较“和睦”，自后梁乾化元年（913），梁将王景仁攻吴失败后，梁忙于应付晋军进攻，无力南下，两者间不再有大的战争，直至后周时期，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淮南似乎也把“休兵息民”政策应用于对中原关系上，然而仔细分析下就知道，这与其对吴越及南方诸国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双方尽管在军事上“和平相处”，但政治上却明争暗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互不承认，各帝一方；结交、拉拢契丹；争取盟友，互相利用（一）互不承认，各帝一方。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接受唐帝“禅”位，建立梁，年号开平，是为开平元年。天下诸州多称臣奉贡，禀梁正朔，而淮南仍用唐“天v”年号。沿用唐朝年号表明淮南不承认梁政权的合法性。然后，“蜀王与弘农王（淮南杨渥）移檄诸道，云欲与歧王、晋王会兴复唐室”。淮南在政治上摆出了与梁对着干的姿态。后梁贞明元年（919），在权臣徐温的主导下，杨隆演称吴国王，“改天v十六年为武义元年，大赦境内，建宗庙社稷，设百官，宫殿之物皆用天子礼”。与梁各帝一方。杨吴历经后唐，后晋，保持与中原王朝政治、军事上的对立。至后晋天福二年（937），徐知诰废吴,自称唐室后裔,改名李N，建国号唐，庙号烈祖。南唐是对吴的继承，仍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在与中原王朝的国书往来中，称“唐皇帝奉书…”云，中原王朝以正统自居，对此不予承认。纵观五代，双方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高度对立。（二）结交、拉拢契丹。契丹是当时北方的一大政治、军事势力，在后梁与晋争霸的过程中，契丹在首领阿保机的带领下，逐渐强大起来。幽州地处河东、后梁、契丹三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上，唐中期以来，幽州已成为遏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入寇”，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时，常常击退契丹的入寇，使其不敢轻入。后唐庄宗灭刘氏，得幽州，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他“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由于中原多故，契丹加大了侵扰边陲的力度，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但后唐尚强，可以抵御契丹的入侵，契丹不能深入。后唐末期，野心家石敬瑭欲入主中原，自度实力不足，听从幕僚桑维翰计，遣使向辽“赍表乞师，愿为臣子。”并表示“愿以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契丹利用这一机会，助石敬瑭当上皇帝，并如约得到“幽云十六州”及后晋岁币，实力更强，对中原的威胁益深。石敬瑭的这一行为影响深远，史家已有评议。宋人田况说：“自石晋求援为耶律德光所立，约为父子之国，岁输绢三十万，举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德光寿，自是失其控制之要，縻之无全策矣。”清朝张英说：“以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幽燕视五关为襟喉，无五关则幽燕不可守。”契丹的实力如此强大，其动向影响到中原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契丹与中原发生直接联系时，南方的吴（南唐）也因其与中原五代政权的复杂关系，开始与“遥远”的契丹辽朝建立起直接联系，期望利用契丹的影响牵制中原政权。吴与契丹的交往早见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契丹入侵幽州，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契丹主得之大喜，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被述律后阻止。吴送契丹猛火油，显然希望契丹能用来攻后唐。吴（南唐）与契丹交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齐丘尝与先主议选宫嫔，杂以珠贝、罗绮，使之泛海北通契丹，欲复中原。而辽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币遣还，迨至淮北，乃使人杀之。复遣沿海赍琛以为报聘，辽主不知，谓北朝杀己之使，因渐构隙。前後如是者数四，於是德光大怒，数寇边境”。后晋天福五年（940），“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言晋密事”。后周显德二年（955），“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汉，约共图中国；值中国多事，未暇之校”。中原王朝对吴（南唐）这一意图心知肚明，后晋天福六年（941），南唐“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馆事欧阳遇借鸿胪少卿使契丹，假道于晋，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复”。后晋以拒绝南唐借道过境作为回应。为了离间南唐与契丹的关系，中原王朝制造了“清风驿之变”。后周显德六年（959）九月，“辽帝遣其舅使于南唐，中国疑惮，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南唐夜宴辽使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则失其首矣。自是辽与唐绝”。此后，虽然南唐卑词厚礼进贡契丹，但契丹冷漠以对。南唐为了拉拢契丹费了不少心思，但收效甚微。天福十二年（947），契丹灭晋，“唐主遣使贺契丹灭晋，且请诣长安修复（唐室）诸陵。契丹不许，而遣使报之”。南唐试探性地干预中原朝政的意图被契丹一口回绝，说明契丹并不愿意南唐染指中原。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伐南唐，12月，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故司马光说：“唐自烈祖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然契丹利其货，徒以虚语往来，实不为唐用也”。但南唐的作为仍然触动了中原王朝敏感的神经，使其不得不设法应对，对中原王朝有一定的牵制作用。（三）分化对方，争取盟友。杨行密时期，曾数次示好湖南马殷，当杨行密知道马殷之弟马z在吴境内时，就亲自送他回湖南，临别前，对马z说：“勉为吾合二国之欢，通商贾，易有无以相资”。南唐于后梁贞明五年（919），与吴越息兵，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表面上看，这是淮南保境息民政策的结果。但考虑到湖南马殷、两浙钱B与中原王朝结盟，视淮南为敌，淮南欲吞并两者无果。这一政策就有分化两者与中原王朝关系意味。在吴与吴越休战息兵后，“吴王及徐温屡遗吴越王钱B书，劝B自王其国，B不从”。劝钱B独立建国的目的是打破吴越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从而打破两者的联盟。淮南这一政策稳定了与吴越和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原王朝利用两者与淮南对抗的企图。后梁时期，河东李氏父子与梁战争不断，有力的牵制了梁的力量。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共同的敌人使河东与淮南联合起来，共谋抗梁。贞明二年（916），“晋王遣使入吴，会兵以击梁”。吴慷慨答应，出兵渡淮，与晋相应，移檄州县，进围颖州。但吴的举动是象征性的，后梁派兵救援颖州，吴随即撤退。吴助晋攻后梁是希望中原出现一个能与梁抗衡的力量。在晋与梁征战的过程中，“蜀主、吴主屡以书劝晋王称帝”，这才是吴的真实意图，即在中原形成两个朝廷，两者相互牵制，互相攻伐，无力南顾。到了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朱梁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之时，吴对后唐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后唐取得郓州后，形势更加有利，庄宗“遣使遗吴王书，告以已克郓州，请同举兵击梁。五月，使者至吴，徐温欲持两端，将舟师循海而北，助其胜者。严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陆为援，何以拒之？'温乃止”。吴此时已不助唐攻梁了，甚至梁请求助其抗唐，都难以拒绝。这说明随着形势的变化，吴的对手已不再是后梁，昔日的朋友晋王，正转换为敌人的角色。以上事实表明，淮南与中原王朝实为死敌，双方的利益根本对立，没有和好的可能。淮南推行克己睦邻的政策，只是在南方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积蓄力量，根本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原，以待时机成熟时，趁机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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