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地表出现裂痕 矿主掏钱让村民搬家(组图)_新闻中心_新浪网
矿区地表出现裂痕 矿主掏钱让村民搬家(组图)
http://www.sina.com.cn 日17:38 时代信报
大地的裂痕
大地的裂痕
大地的裂痕
大地的裂痕
　　一些小煤矿为了追逐经济利益，私自开挖大煤矿遗留下的“保安煤柱”，致使山体地质情况恶化，甚至发生坍塌危险。随着煤矿的挖空，当地一个农民家庭，为了避免来自地下的危险，不得不连续搬了五次家。
　　有关人士估计，万盛的煤炭资源还能开采20年左右。目前万盛正在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突破点，煤炭业占地区GDP的比重已从原来的95％，下降到近
年来的30％左右。
　　大地的裂痕
　　信报记者周芮/文张毅/图
　　万盛万东镇新华村。
　　“是不是有人来了？”司机放慢速度，看了我们一眼。
　　陪同的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里的人对外面来的人都很敏感，要是知道是来看房子的，一定会被团团围住。
　　3月30日，万盛。这是个典型的因矿而设的城市，在高峰时期，近七成的劳动力从事着采煤及相关行业，一度该地区GDP的95％来自煤炭行业，被称为重庆的“煤都”。直到现在，几乎每家农户的门前门后，都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煤堆，那是当地人从山上挖出来自己用的。
　　但现在，不安占据了他们的心，他们告诉记者：由于煤矿的无序开采，很多房屋、农田都出现裂缝，他们担心，突然一天，山上的这个家可能会从裂缝中落下去。
　　新华村是个较典型的例子。这个村有200多户，600多口人，大部分住在山上。
　　一个农民的五次搬家
　　爬坡上坎，来到新华村尖山社的一户农家。水泥坝子上一条斜着的几米长的裂缝龇牙咧嘴地冲着记者，裂缝的最宽处有一指宽。
　　“这水泥坝子是前年修的，才两年的时间。”房屋的主人付汝生告诉记者，对于土生土长的付汝生来说，这样的裂缝早已见惯不惊了。
　　付汝生今年73岁，在这73年里，就搬了五次家。
　　第一次搬家是在1962年，付汝生只记得有一天，东林煤矿的人在又一次巡视了一圈房屋后，告诉他：“你们这一片的人都不能住这里了，得搬家。”
　　“那时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房子虽然很容易裂缝，住着很危险，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
　　后来在东林煤矿的帮助下，他们搬到了离现在的房屋不远的地方。东林的人告诉他们，那里比较安全，房屋还没有垮塌。
　　但只住了两年，到1963年的时候，房屋又不行了，裂缝到处都是，在东林煤矿的帮助下，付汝生一家又开始搬家。
　　没过多久发现，新的家也开始出现裂缝。最早还是墙上和地上看到一些细小的纹路，也并没引起注意，但一到上个世纪70年代，这些纹路不断扩大，屋里已经出现了几厘米宽的裂缝。有一次他看到一只小鸡崽在裂缝边找食，就把它往外赶，结果小鸡崽一慌，掉了下去，再也找不到。见到鸡崽掉进去后，他就随时注意小孩的动向，生怕哪一天小孩不小心掉进黑窟窿里再也上不来。
　　后来实在没办法，他们搬来石块，把裂缝填好，看上去地面倒也平平的，但每一次踏上去，心里总是“咚咚”地响，很不塌实。
　　而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家又搬了三次家，直到2001年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
　　2001年搬过来的新家，现在也布满了裂痕。
　　付汝生告诉记者，一天夜里，他突然听到房子外面“哧哧”的响，还以为是强盗，赶紧起床看，结果什么都没发现，家里的东西也还在，于是就又睡下。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发现自己的一面墙已经裂了很大一条缝。
　　他们现在生火烧饭的灶堂也是不久前重新搭建的，由于地面的分裂，原来的那个灶堂已经被分裂成了两半，不能生火。
　　，付汝生在农田里干活，突然听到救护车的响声，赶忙朝救护车跑的方向去看，一看傻眼了，刚刚都还在的矸子山已经轰然倒塌。矸子山距离自己居住的尖山不远，付汝生说，从那以后，睡觉时就很不塌实，有时会听到底下轰轰地响，像是放炮的声音，心便提到嗓子眼，感觉自己睡在一层空壳上，而这层空壳随时都可能破。
　　矸子山事件后三天，付汝生和周围的几户农家都得到东林煤矿的通知，位于危险区的这几户农家必须离开危险区。由东林煤矿每天支付30元。
　　于是，付汝生和邻居暂时借住在一些熟识的人家里。10多天后，他们又接到通知说，要搬回尖山自己住的地方。
　　“虽然矸子山事件过去10多天了，但还是后怕，那些天腿都是软的，谁敢回去。”付汝生一家在外住了一个月，才不得不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
　　据了解，搬家对于这里的农民来讲，并不是希奇的事。不少农民至少都搬过一次家。
　　除了房屋产生裂痕以外，农田、井也产生了裂痕。“水经过这里留不住，也没有地下水，我早在5年前就不种田了。”付汝生说。他家周围以前有30来口井，但早在几十年前就没有水了，现在地里需要水也是山下管道运输上来，碰到管道坏了，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实际上，山上的许多田都是因为干涸没有水而荒芜。
　　煤矿付钱劝村民搬家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危机？
　　作为煤矿来讲，由于是地下开挖，肯定对地表建筑物产生影响。据记者了解，这里最大的东林煤矿对这个问题也早有防范，对可能存在危险的居民都劝其搬离，由煤矿付钱帮他们搬家。去年日，矸子山垮塌事件发生后，东林煤矿对农户的赔偿就高达1000多万元。一般砖房的赔偿价格是每平方米190元，瓦房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70元，木架房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50元，在一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
　　“但事实上，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造成的，却依然是我们在负责。”东林煤矿的政工部部长袁召华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东林煤矿都是按照国家的安全生产要求来进行生产的，不会私挖乱采，对于开采深度来讲，一般是在海拔正负100米的地方以下开采，而且每开采一段都留有一段保障地质安全的保安煤柱，东林片区的海拔在310左右，对农户的影响没有多大。而在东林煤矿周围，有不少最近几年冒出来的小煤窑，很多地方造成的裂缝其实是由小煤窑不规范开采所致。东林煤矿是进行的深层次开采，不排除周围的小煤窑，有些已经是很浅层次的在开采，离地表很近。
　　3月30日，新华村忠联合作社的数十位农民愤愤不平的告诉记者：“现在五里村大石板煤矿开采的就是东林煤矿留下的保安煤和炭口煤！”
　　该合作社社长广忠国告诉记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东林煤矿已经在他们片区进行了开采，在开采过程中也每隔一段距离留下了保安煤柱，其目的是维护地面安全。但后来，大石板煤矿在这一片区又进行开采，起初还只是开采地面上的冒顶煤，而后转向开采东林煤矿遗留下来的保安煤柱。
　　据一位曾经在煤矿工作的知情人透露，冒头煤的煤质差，保安煤柱的煤质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一吨冒头煤只能卖四五十元，但保安煤柱的煤一吨就可以卖到八九十元，所以很多小煤矿从开始挖冒头煤转向了挖保安煤柱。现在煤的价格涨起来，很多企业把冒头煤同保安煤柱挖出来的煤混在一起，可以卖到250元/吨。
　　这些煤矿企业，只要拿到煤矿的开采证，并在东林煤矿拿到他们曾经的开采图纸，就可以知道哪些地方还有煤炭，也就可以开采。
　　地表裂缝触目惊心
　　这种开采对地面的影响在近两年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广忠国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忠联社的地表、房屋、耕地、蓄水池曾经受到东林影响已经基本平复，蓄水池能蓄水，水田也能栽秧。
　　但到2003年开始，就有不少社员的房屋、农田开始大规模的出现裂缝。2004年10月，一个能蓄水的700平方米的大鱼池出现了裂缝，他们眼睁睁的看着水白白流走。忠联社的社员找到了在该片区开采的大石板煤矿，矿方赔偿了12000元进行修补。
　　但没过多久，日开始，忠联社的社员发现，一个能蓄水近4000平方米的蓄水池被扯得四壁裂缝，500多米的水沟不能流水，平整的水田变成了凹凸不平的几大块，房屋的裂缝加深，“特别严重的一些人家，一遇到下雨天，晚上睡觉只能把床东拉西拉，白天劳累，晚上也不得安宁。”
　　广忠国告诉记者，从2005年7月开始，他先后数十次找到了矿方，但矿方对此并不承认是由他们井下采煤造成。
　　日，忠联社的村民堵住了井口，不让大石板煤矿生产。
　　3月9日中午，有村民向广忠国报告：“对方来人询问，可能要出事。”广忠国认为守在井口的农民只有四个，不会跟对方打起来。
　　结果下午3点多，大石板煤矿有人过来要拉走守住井口的农民，农民不让，双方厮打起来。“8人住进。”广忠国说，他自己是鼻子粉碎性骨折。
　　“这是双方很多年来第一次严重的正面冲突。”他告诉记者。
　　煤矿的一些工人就是当地的农民，据村民成绍模说，平常都能听到煤矿的工人在闲聊中告诉村里的人：“今天可能要挖到你们的房子底下了，要小心哦。”
　　山下人的担忧
　　有些村民已经搬到山下居住。这样他们安心一些，不过随之而来的生活难题也令他们十分烦恼。
　　现已搬家居住在山下的村民李世荣回忆起山上的生活不禁感叹到：“山上山下，简直是两个世界！”
　　下雨天，是山上人家最怕的时候。李世荣回忆说，有两次下雨天的经历都让自己感到后怕。一次是自己曾经在屋里背了一天的泥。那是1998年的一天，从上午开始，就突然下暴雨。外面的暴雨从缝隙里不断地往房屋灌，一下子泥沙雨水都落下来。不一会地上就有好几厘米深的水。从一下雨的那一刻起，李世荣就不停地把积在屋里的泥沙背出去，“那天背了一天的泥，等雨停歇下来，已经腰酸背痛。”
　　而另一次，是她的丈夫刚刚上完夜班回家在睡觉，外面也下着大雨。由于太累，丈夫睡得很沉。大雨不断地冲撞着本来有裂缝的墙，突然，大股大股的水从后墙里流了进来。他丈夫的父亲猛然想起儿子在家睡觉，赶紧把他从床上拖出来，人刚刚出来，后墙就被冲垮了一半。后来李世荣听说这件事，仍心有余悸。
　　现在李世荣已经搬到了山下，租了一间60平方米的房子，房屋虽然小，却住得让人安心。这些年来，山上的许多年轻人都搬到了山下，留守在山上的多是他们的父母。一到下雨天，李世荣就特别担心，整晚整晚地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上山去看看家人是否平安。
　　娄习春，去年矸山事件中的受害者。“当时怕啊，亲眼看到大块大块的煤矸石直冲而下，护坡堤坎立即倒塌。不到1分钟，大半村落被夷为平地，村旁一个10多亩泥塘也被填平，10多家平时熟悉的人家被埋到泥土中，事后一个月都没完全回过神来。”
　　后来，她们全家四口人从矿业公司那里领到了近四万的安置费，在政府划的区域里建起了新房。“现在最重要的是生活问题。”她说，从事件发生后，由于灌水的塘被填平，自己以前那2分田已经无法耕种，还有3分土地，种一些蔬菜。但这根本就没法生活。
　　一方面受着生命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民仍然寄希望于煤矿企业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据东林煤矿介绍，2006年招收的130多个新员工中，就有85个来自农村，农民工占了50%以上，而这些农民工，多是当地的农民。
　　“现在山上的年轻人很多能走的都走了，留下了不少的老年人在家中，搬下山来什么都没有，他们怎么生活。”一位刚刚搬下山的村民担忧地说。
　　有关人士估计，万盛的煤炭资源还能开采20年左右。目前万盛正在大力调整经济，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突破点，煤炭业占地区GDP的比重已从原来的95％，下降到近年来的30％左右。
　　尽管如此，煤仍然占了当地人生活的很大部分。仅一个五里村，就开了四个小煤窑。大量煤窑的存在和对正在枯竭的煤炭资源的争夺，都是令人村民们担忧的事情。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及煤矿的农赔等问题，万盛区政法委、信访办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办结信访案件108件，上访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80%，群众满意率在90%以上。对政府而言，除对群众反映强烈、自身有条件整改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外，对采空农赔等问题，通过与南桐矿业公司积极协调，加大了农赔力度。但是，对于目前仍然居住在山上的居民是否整体搬迁，以及搬迁到山下之后如何就业生活等问题，因为涉及面广，资金量大，目前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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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高速公路期间放炮把老家的房子震了很多裂缝
最后竟然让我们去找放炮的工人索赔损失。我想了解一下关于索赔方面的细节。还有找政府解决的话应该准备些什么修高速公路期间放炮把老家的房子震了很多裂缝，我们找村长也不管，书记也不管，这个推给那个的
我有更好的答案
如果确定是由放炮引起的首先你得确认房子的裂缝是由放炮引起的，可以查看一下放炮地点离老房的距离，规范有规定不得小于一定距离的，这个本身就不好确认，和工人没有关系，可以直接起诉此高速路项目部
高速路就在我家旁边，大概两多米，放炮地点我不清楚，反正是经常放，有几天我在家的时候刚好遇到放炮，震感跟雅安余震差不多，窗户都在想，把我吓得以为又是地震，不过家里的小孩都习惯了。我们村的房子几乎都有裂痕了，还有证据需要哪些呢？
采纳率：65%
管事的耍太极，工头忙得找不到人，工人肯定是传说中的临时工，没治了直接找律师吧，让专业的去搞他们，你搞不过
找记者曝光。 不然没人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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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文――
基督徒的苦难观&&& 焦国标
本期《忆旧》收入五篇关于基督徒黑五类的文章。不同信仰的人，其内心的风景也很不相同。有些信仰的人，其内心风景充满野蛮、残忍和杀气；另有些信仰的人，其内心风景尽是安详、温柔和感恩。尤其是在遭遇人生巨大苦难的时候，不同信仰的人，其内心呈现的风景更是全然不同。
在编辑《忆旧》的过程中，为故事中的当事人流泪是经常的，但是编本期《忆旧》中的《这个家是属于神的》一文时，其中一句话却给我带来想嚎啕大哭一场的强烈冲动。父亲因信仰被判刑坐牢，女儿因车祸致死，二儿子求保父亲回来操办丧事而不被允许，大儿子正逢博士毕业答辩，导师和领导们扣下了噩耗电报，以至于遭遇车祸人亡这么大的变故，家里却连一个主事的人都没有；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此时这个家算是背运到底了。大儿子答辩通过后，导师和领导才把电报和返乡的火车票交给他，此时他已赶不上妹妹的葬礼了。回到家，面对母亲，面对爸爸坐监、妹妹去世，他]有怨言，只说：“主啊，虽然在人看来家破人亡！但这个家是属于你的！”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厄，永远相信上帝的看顾，这是一个基督徒内心最深处的精神风景，代表了基督徒对苦难的极致性看法。
倪柝声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神学家，五十年代初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遭到污名化，称其政治上无比反动，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生活上荒淫无耻。对于这些指控，倪柝声不予辩解，他说：“我比你们说的还要坏。”每个人都有原罪，人的败坏无以言表，因而“我比你们说的还要坏”之语，同时也意味着你们绝不比我更好。基督徒是罪人，诽谤、加害基督徒的人也是罪人；作为基督徒，遭遇诽谤、误解和各种苦难，是十字架的苦难，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养料，难以避免；牢狱之灾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不应逃避；自我辩解、自证清白等于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是拒绝“为主受苦”，是逃避“基督徒的荣耀”，是不应该的；最终的审判在上帝那里，尘世统治者给你的任何加害或平反，都是不必为意的。七十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王明道、吴维尊等基督徒却拒绝出狱，或如基督徒蓝志一，既出狱，子女再三苦求他向政府要求平反，他却始终不肯，即出于这样一种苦难观。1972年，倪柝声死于劳改营，留下的绝笔是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他的信仰声明：“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每一个信仰群体所呈现的形态，都是各自观念之树、信仰之树历经数百千年风霜雪雨结出的一个果子。耶稣说过，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结蒺藜的不可能是无花果树，荆棘上也不可能摘葡萄。同理，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一个信仰群体的当下形态（物质文明、私德、公德和社会制度），可以认出该族群内心风景的良窳、优劣。
同院的桂…………………………………………………戴为伟（04）
我信基督而死……………………………………………百& 科（09）
倪柝声的绝笔……………………………………………颂& 恩（12）
富农岁月…………………………………………………李兴濂（15）
我做过十世班禅的联络官………………………………焦国标（18）
引诗贾祸…………………………………………………沪& 生（25）
岳父岳母…………………………………………………张允若（27）
父亲琐忆…………………………………………………胡迎建（30）
成都的土改杀人…………………………………………铁& 流（35）
历史反革命吴九爹………………………………………黄振迪（36）
南阳张建功………………………………………………陈& 更（38）
这个家是属于神的………………………………………白受恩（40）
父亲董渭川………………………………………………董乃强（46）
一次诉苦会………………………………………………王法尧（60）
想让党支部掉到茅坑里…………………………………李子军（62）
将军的女儿………………………………………………董婉如（63）
我亲历的杀人……………………………………………王法尧（65）
富农郭玉德………………………………………………俞加深（70）
邓星杞一家之死…………………………………………林启山（72）
故人王文焕………………………………………………段华庭（74）
在神的帐幕隐秘处………………………………………袁相忱（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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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祭六姑妈………………………………………………陈仁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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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罪名种种……………………………………………小& 闲（96）
一幅反革命的骨骼………………………………………黄& 芩（98）
我的祖辈…………………………………………………张& 健（99）
同院的桂&&& 戴为伟
我们几家合住这个小四合院。北屋住的一家被轰回安徽老家后，北屋就空了。不久，北屋住进新邻居，桂、她男人、婆婆和女儿。桂是机关后勤处的杂役，文革伊始，她由杂役而红卫兵而机关发稿组成员，修成了革命干部正果。桂，发面饼脸，一脑袋黑钢丝似的自来卷短发，棕红色镜架后面的眼睛，好像总是眯在问号里蔑视人。院里除我家之外，其余人家都在同一个机关里挣生活。自桂家搬来，原本稀松无事的小院，有了些暴风雨前的沉闷。
南屋住着地主婆吴姥姥。一天，吴姥姥的9岁外孙女去街西口副食店打酱油，被桂拦住，说：“哎，给我带5分钱韭菜来。”夏天菜便宜，5分钱能买2斤韭菜。一个多小时后，贪玩儿的女孩儿拎着酱油瓶回来，早把桂的韭菜忘到爪哇国。眼瞅着婆婆揉好面等菜调馅，肥胖的桂有些气不顺，叉腰立在当院发泄不满：“什么点事儿！地主婆也想翻天了！”温良的吴姥姥原本坐在家门口等外孙女和酱油，这时只得拎起小板凳进屋了。
1970年，我6岁。出生不到2个月的妹妹被送到街道托儿所，我只好被单独留在家里。妈每月28块钱的工资，供不起俩闺女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托儿所。小院里只有桂的闺女燕儿和我一般大，妈上班前叮嘱我：“别跟燕儿玩儿，她妈会不高兴的。”我鸡啄米似的点头，可妈前脚刚迈出院门，我后脚就去找燕儿了。妈下班回来打了我：“白天，不许出去玩！在家呆着！”我大声哭起来。妈的声音小下来：“你再吵别人！燕儿妈最近有夜班了，白天得睡觉，你不能不懂事。还有，不要找燕儿玩，说了多少遍，听不进去吗？聋了吗？”看着妈手里的笤帚疙瘩，我糊里糊涂地点点头。
我记住了妈的话。妈上班去了，我敞着家门，拿着妈的钢笔，在有蓝白格子的床单上乱画。画完，自我欣赏一会儿，在床上蹦起来。咔嚓一声！咦？靠墙的床板怎么塌下去了？我趴到床下看，呦，一只床腿歪了。我使劲儿往上推那床板，可它吱吱哼唧了两声，却并不挪动分毫，只好又爬出来，气急败坏地哭了起来。
冯家妈妈过来问怎么了，我哭着告诉床坏了。不知怎的，这时桂的男人也站到门口了，问：“床坏啦？”我哭着说：“叔叔，这床，我不会弄。”桂的男人很兴奋，自告奋勇帮忙，说：“我来。”我心里高兴起来。他一脚跨进屋，把床上的褥子都掀去。咦？他怎么穿着鞋上了我家的床板，蹲在上面看起褥子下面的那些信来？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翻看了好一会，这男人才站到塌下的床角边，一手抬床板，另一手扶直下面的床腿，然后说：“好了，没事了，成了。”说着转身出了我家。
妈回来后，看着一床乱糟糟的被褥，问了问，皱皱眉：“下回有什么事，等妈回来再说，不往屋里招人，好吗？”
妈为了让我老实呆在家里，给我买回一条石雕小鱼玩具，手指头那么长，能用鱼嘴这头吹出好听的哨音，我很喜欢。第二天，我拿着小石鱼去找燕儿。不一会，我就发现鱼头和鱼尾巴分家了。燕儿告诉我：“我没有（石鱼），咱俩一人一半吧。”我生气、心疼，找到在水房淘米的桂：“阿姨，你赔我鱼，燕儿给摔坏了。”桂瞥了我一眼，端起锅往家走，我撵在她的胖屁股后面，手里紧紧攥着两半儿的小石鱼。桂开了家门进去，门在我鼻子尖前咣的一声关上了。
晚上，妈回家又打了我：“让你不长记性！明天给你锁屋里，看你再往外跑，自己弄坏了东西，还要别人赔，没出息！”我哇哇大哭着，听到桂正在院子里喊燕回家吃晚饭。
漫长冬季的白天真难熬呵，我站在被锁了门的屋里，把脸贴在门玻璃上，无聊地瞪着空荡荡的院子。看着看着，我感到有些困，头沉，勉强爬到床上，呜呜哭了起来。倒座房的吴姥姥往屋里看了看，开了锁，问我哭什么，又坐到床上，摸摸我的头，又看看火炉，说：“可能中煤气了，躺着，别动呵。”老太太往炉子里添块煤，封好火，敞开房门，走了。一会儿，小脚的吴姥姥把一只冒着热气的碗送到我嘴边：“喝了，孩子。”碗里，星星点点的麻油很亮，几根面条上卧着一个鸡蛋。那时每家每月只能买1斤鸡蛋。
妈不敢再把我锁屋里了。我又惹祸了，用捅炉子的通条戳碎了吴姥姥家的窗玻璃。吴姥姥骂我比野小子还能闯祸，说等我妈下班回来告我妈。我很恐惧，一顿打又跑不掉了。妈下班回来了，吴姥姥走过来，低声跟我妈说：“街道姜主任来了，问西屋老何家儿子搞对象的事，好像是桂到街道去了，说人家儿子耍流氓，搞男女关系。”妈不满地回应：“不就是欺负老何是右派嘛！”吴姥姥又说：“你还不知道哩，两年前，老何的妈就是她给告走的。老何家是四川的地主，又是右派，这可好，双料啊……”“是右派，怎么了？！右派人家的孩子不就搞对象？人家屋子那么小，还有个哥，都二十大几的了，后院里背静地儿和对象拉拉手什么的，我见过的，人家姑娘看见我还不好意思来着，有什么呀！”妈很不以为然。
“咳，我和赵奶奶跟姜主任说了，人家孩子是搞对象。老姜也说，既然桂去反映了，街道不能不来调查。这不是阶级斗争嘛，是提高什么警惕呗。咳，小何维搞对象这点儿事，桂先告到机关保卫处来着，人家没功夫管这闲事，这才又告到街道啦。哎，大伙多注意吧。还问你家哩，别往心里去啊。我回去了，你做饭吧。不要打孩子啊。”这一次闯这么大祸，妈还真是没打我。&
那时候，院里各家都把入冬时卖来的几百块蜂窝煤，整齐地码在自家门口窗沿儿下边。一天，快中午了，我和燕儿蹲在西屋杨家窗沿外，一边晒太阳，一边用捡来的小棍在地上乱画。燕儿突然想回家去拿新买的化石笔，起身的当口，碰到了身后的蜂窝煤，两摞煤块被撞碎在地上。看着碎在地上的，我担心地叫起来：“呀，碎啦！怎么办？你也不看着点儿！”
燕儿看看我，看看碎煤块，不知所措，走了。燕回家没再出来。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反正不是我碰的，可还是有点不安，在院里溜达了会儿，也讪讪地回了家。
不大会儿，桂突然拉开了我家的门，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说：“告诉你呀，赶紧赔人家煤，把人家煤踢碎了，还没事人似的！”
“不是我，是燕儿！”我争辩着。“你胡说！叫你赔！不赔，等你妈回来再说！”想到妈又会不明不白地打我，心里更急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和桂竟都站在了我家煤垛边。桂继续斥责我：“你不大个东西，撒谎，挺能的你，啊？！”
“是燕儿碰的！”我仰视着桂。桂贴得那么近，我已经只能看到桂粗壮的腰了。“你再嘴硬，你个小右派崽子！想翻天呐你！”桂咬着牙，手已经拧在我的小脸蛋儿上。“我让你个狗崽子撒谎！”又是一巴掌打过来。我只觉得上嘴唇热辣辣地厚了起来，下意识抹了一下鼻子，手背上湿乎乎的鼻血。“我今天替你那不懂人事儿的妈教训教训你！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桂那棕黄色的翻毛皮鞋也踹了过来。正吃午饭的邻居赶紧围上来劝，我小脑袋里嗡嗡的，只觉得眼前所有的人脸都变得特大，在晃。
“回吧，桂阿姨，您消消气。”吴姥姥嘴上说着，紧紧攥起我的小手，拽回家来。桂昂着下巴，甩手回自己家了。
不知桂为何经常上夜班了。我家隔壁原本是老何家的一间东屋，老何两口子去五七干校后，房子成了桂家的，桂下夜班后就在这间房里睡觉。我恨上了桂，见面不再叫她阿姨。有时，午睡的工夫，我不出去乱跑，而是平躺在自家铺板上，将两条小腿举得高高的，对着与桂家相邻的墙壁使劲儿踹，踹累了就换小拳头捣，捣疼了再换脚踹。墙那边睡着的桂也不再出来骂战，我暗自得意。
这一天，妈工休，又到了院里人午睡的时候。我乖乖地躺在床上，四合院的街门被木棍之类的东西敲得响了半天，也没人去开门。妈忍不住跑出去，拉开木门闩，桂那得过半身不遂的婆婆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进来了。妈关了街门往回走的当口，桂手上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从我家隔壁的房子里冲了出来：“你想翻天呀，大中午的这么吵人！”妈一下转不过弯来，一边往家走一边解释：“你婆婆叫门，我去开门的。”那跟在后面的老太太也急得啊啊地叫着。可桂不依不饶：“你个右派小老婆，你和右派小崽子想翻天呐，我告诉你，只要有共产党在，你们永远也甭想！你们永远也翻不了天！”
桂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指着天：“我告诉你，你和你的狗崽子只有被人民，知道吗？人民！踩在脚底下！”桂很忙活地用一只脚在地上狠狠地碾了两下。”妈生气了，说道：“我是给你妈开门去了，你想想清楚，抱好你手里的孩子吧，孩子都听着呐，别把孩子再吓着，摔坏了。”桂听出妈冷嘲热讽的，更是气急败坏。赵奶奶出来说：“为伟妈，进家去！”不愿惹事的妈就坡下驴进了屋。又告诉桂：“小桂，赶紧扶你妈进屋吧，别再让她自己上街了。”
桂又去街道告状了，姜主任又来了，说：“你们院里右派家属最近是不是很霸道？桂的工作很重要，上夜班审核稿件，错一个字就有可能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损失，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事故。这可是国家大事，你们邻居要保证她能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地主出身的吴姥姥和成分不明的赵奶奶这时体现了他们鲜明的“阶级立场”：“哪里是人家霸道，这院里就是这个桂……”
几年后，爸爸戴煌回来探亲，和妈去粮店买米，在街上碰到姜主任。老人很和气，问：“怎么样，你们现在这个院子里？以前，桂老来告状，我们也不能不去问问。咳，她那个人就那样，早晚都会过去的，好好过吧。”1978年，爸回机关工作了，爸被选为区里的人民代表了。不久，机关改选党组成员，爸是候选人之一。一天，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一个同事和爸聊着：“老戴，小桂以前你们住一个院子啊。哎，那天她还跟我说呢，你爱人带着孩子，那些年真不容易熬啊。她挺同情你家的，她公公去世了，她悄悄把好些旧的棉衣、棉裤放你家门口。哎，你爱人都不动啊，她说你家里人可要强了。好多年不见了，她让我给你带个好，老邻居喽。”
1987年，机关院里盖宿舍楼。1988年，我家搬了进来，桂一家也搬来了。后来，爸退休了，桂和她丈夫也老了。桂有时会推着她那半身不遂的男人在院里散步，那眼光里蔑视的问号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信基督而死&&& 百& 科
倪柝声，1903年11月4日生，原名倪述祖，英文名字Henry Nee，福建福州人。被主耶稣基督兴起后，中文名字改为柝声（柝，打更的梆子），英文名字改为Watchman (看守人)，自比暗夜的更夫或看守。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祖父倪玉成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父亲倪文修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母亲倪林和平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养女，早年入读上海中西女中（以英文水准高而著称的教会学校）。1916年，倪述祖就读于著名的英国圣公会在福州所办的三一书院，是该校一位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1920年，倪述祖17岁，还在三一书院读书，一位中国自由女布道家余慈度（Dora Yu）来到福州传福音，其母林和平接受了福音，行为方面有令人惊讶的改变，放弃了打麻将的嗜好，且主动为自己曾向家人发脾气而认罪悔改，请求家人饶恕。倪述祖对母亲的改变非常惊讶，也好奇地去听余慈度讲道，深受感动，接受了福音，毅然放弃了原来的理想和计划，决心一生奉神，并且更改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
此后几年间，倪柝声苦读《圣经》，同时博览了大约3000册基督教历史名著，同时与一批年轻人一起，到在福州附近白牙潭村隐居多年的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里求教，从那里得到极大的属灵帮助。倪被她高深的属灵生活所折服，形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　　&&&
1949年大陆易手前，倪柝声打发同工李常受去台湾开展工作，自己于1950年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照顾大陆的数百处地方教会。1951年4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被邀请去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会议。在控诉大会上o倪柝声被“揭发”出一连串令人难以想象的罪名。政治上无比反动，1940年代不赞成学生信徒上街进行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因为坚持圣经中顺服政府权柄的要求，还让青年学生移居台湾这个“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地方，又欺骗政府，虽是中国人自办的教会，却与外国传教士来往，同情他们，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以及其他很多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特务等等罪名。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欺骗政府。生活上荒淫无耻，甚至有与女同工私通的电影胶片公开展览（没有头部）。
倪柝声对于这些指控不予否认，他常说：“我比你说的还要坏。”因为在基督教信仰里，人的败坏，无以言表。在许多基督徒看来，诽谤、误解属于十字架的苦难，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益的，没有必要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自我白谤、自我辩解）。1980年代出狱的基督徒蓝志一，不顾子女的再三苦求，始终不肯向政府要求平反，因他认定那牢狱之苦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
1971年11月7日，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因遭受严重迫害在上海病故。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逝世。现在倪柝声与妻子张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
2009年7月30日，在倪柝声为主殉道30多年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倪柝声这位中国基督教界伟大先驱的浩瀚属灵成就做出表彰：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近日将倪柝声评为20世纪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倪柝声虽已逝世30多年，但他的为人和事工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上百万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国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几百处，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倪柝声一生全然奉献，不遗余力，这从他的生平简史可见一斑。他于1922年成为基督徒。30年代，他至欧洲和北美洲访问，在那里讲道演说。他的信息之后被汇集成册，出版成书。40年代晚期，倪柝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基督教作者、宣道者和教会建立者。1952年，由于信仰的关系，倪柝声和其他许多基督教领袖遭监禁。尽管如此，他的一些书籍却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欢迎，影响越发深远，在美国尤为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销售超过100万本，成为20世纪的经典著作。1972年，他死于中国的劳改农场，享年69岁。他遗留的数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终。
“据估计，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另有几百万基督徒因倪柝声对全球基督教的贡献（他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和他对全球属灵文化的贡献为荣。遗憾的是，倪柝声的著作在中国遭正式查禁；与此同时，其价值却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发掘。我希望有朝一日，倪柝声的著作能在中国自由地出版发行。
“倪柝声死后，他的侄女前去领取他的遗物；狱卒交给她一张在他床边发现的纸条。纸条上所写的字，可看作是倪柝声的信仰声明：‘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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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的方运孚，经与人谈论说：“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他的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队时，公安局曾拒绝银行革委会报捕方运孚的要求。一打三反中，公安局为配合运动，改变立场，将他收捕。起初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改成死刑。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时为一九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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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声的绝笔&&& 颂& 恩
倪柝声牧师与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和宋尚节博士同属对近代中国教会影响深远的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倪师母张品惠姊妹是我姨婆，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一直是倪牧师的贤内助。公公倪柝声牧师入狱后，她也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许多非人折辱。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定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昼夜拷打审问。我们在外面只听到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
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得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多次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著鞋子，头上戴著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著牌子，被责骂、凌辱，站立数小时之久。红卫兵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红卫兵怒不可遏，分别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决说：“信。”红卫兵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砸向她们的身上头上，说：“带著你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
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老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家中所有的《圣经》、赞美诗都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厨柜后面发现一本小《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没有《圣经》的年代里，这本小小的《圣经》对我实在太珍贵了。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可是遭到的凌辱和迫害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更甚。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反革命分子。有一次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圣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默默祈祷，始终靠主站立，没有羞辱主的名。
1970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婆婆每天都为我祈祷。临别上海前，婆婆流著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著主。”在插队期间，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
公公倪柝声牧师1952年被捕前，有机会为教会的事宜去香港。当时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回来后不久即被逮捕，关进上海提蓝桥监狱。1967年，15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人间的自由，在狱中15年之后，甘心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刑事犯当中。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虐待他越狠，就越能立功。
1971年11月婆婆中风去世。自发病至去世，仅仅三天。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病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自己长时间受苦。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婆婆去世後，我们不敢马上告诉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婆婆的去世使他万分痛心，事后同房间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道婆婆身体非常差，“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苦”。
入狱前，公公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於全国各地，入狱後一下又是20年，他们夫妇俩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恶名，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是婆婆对他最了解，她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
1972年6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们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到40里外的农场医院。这40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最忌震动的心脏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公公去世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的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喜欢迎接。”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殉道者一样，他们是神为他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起著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加忠心向着主。
我家是村里的“首富”，有几间房，几十亩地，两辆马车，农忙时雇用几个短工，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这顶富农的帽子，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家每个人头上整整四十年。这是屈辱的四十年，我们只能弯腰低头，夹着尾巴做人，村里人见我们像见了瘟神，远远地躲开。反右倾丶拔白旗丶四清丶揭阶级斗争盖子丶批四旧丶刮十二级风暴，哪一次运动，我的叔叔们都逃不了被触及灵魂皮肉的批斗。不批斗他们，村里的斗争就无法搞起来。
我的四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庄稼活是一把好手，有一次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种豆子。种完豆，还剩下一把豆种，四叔本想揣回家，为得水肿病的四婶熬水喝，又怕村头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种埋在了地头上。不知是四叔忘了还是由于害怕，这把豆种就被留在了那里。若干日子后，人们到南山坡地锄地，发现地头上长出一丛茂密的豆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四叔当场被揪出来批斗。有人从庙里抬出一口铁钟，扣在四叔头上。四叔，戴着五十多斤的铁钟，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在人们的批斗声中，倒地死去。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人们说他私吞公家的豆种，罪有应得。
我作为富农子弟，中学毕业与大学无缘，回家务农。富农在我心中是一种恐惧，一种耻辱，一种罪过。贫下中农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有的参军当了兵，留在村里的有当队长丶会计丶出纳丶记工员的，有当民办教师丶赤脚医生的，就是干活也是看场院丶看瓜地丶看菜园丶赶马车等轻活，而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都是富农和他们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干。
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头，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头砸在脚上，无钱医治，落下跛足。初春冰雪刚融，架浮桥丶打稻埂这些活就落在五叔六叔身上了。刺骨的河水泥水，冻伤了他们腿上曲曲弯弯的静脉血管儿，溃烂发脓。
那年冬月，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派到十里外的河边修电站。白天在结冰的河里打桩拦河，不到一小时就冻得浑身发抖，上岸喝一口老白干，再跳进河里继续干。夜里挖机坑，在水里风里一直干到深夜。无论如何卖力干活，我们还是与家庭划不清界限，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了表示与家庭决裂，五叔的三儿子也参加了对自己父亲的批斗。他几次扬起手，终不忍出手，专政头头说：“你不会打，我教你。”说着朝五叔脸上打去，五叔的脸立即成了血馒头，他的三儿子也哭昏了过去。其实富农子女与富农分子没什么区别，老一辈富农死了，村里还得斗下去，斗的对象就轮到富农子女。
有一次我和贫农青年丁二在牛棚里出粪，本来出这一圈牛粪是我俩的任务，可那丁二就是不干，坐在牛栏干上抽烟。牛圈出得只剩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出粪，他不干，悠荡着二郎腿说：“今儿个让你孝敬俺贫下中农，我来教育你，怎么？不服气吗？”说着站起身，用粪叉扬我一脸牛粪。那时我真的忘记自己是富农了，也用粪叉朝他扬粪，不料那粪叉竟把他的手指划破了。这下我闯了大祸。“地主富农反了，打贫农了！”丁二大叫着。队长跑过来，不分皂白，当即叫民兵连长把我押送到公社派出所。所长喝斥一顿后，把我送进小号。我被送走后，妈妈送给队长五十元钱，又给丁二五十元，还给丁二做了两碗面条鸡蛋汤。要知道那一百元钱是我家唯一的积蓄啊！这还不算完，后来的批斗中都少不了我这个活靶子。
富农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媳妇。七婶有三个儿子，身子健壮，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岁了，还没有成亲，七婶愁白了头发。那年月，谁愿意嫁给富农的儿子当老婆呀！贫下中农家自不必说，就是地主富农家的子女也不愿意，这不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吗！没有媒人说亲，七婶就去求亲戚，亲戚也无奈，后来总算找到一个腿脚残疾比儿子大五岁的姑娘成了亲。
秋后打谷场上分口粮，是村里最高兴的事，可是富农高兴不起来。上风头的粮饱满，下风头的粮干瘪，贫下中农分的是上风头好粮，富农分的是干瘪粮。春黄不接时，上边拨下救济粮，贫下中农分得米面，富农分得糠皮。
大年三十晚上，富农家不许放鞭炮快乐，有时我站在窗前看贫下中农放鞭炮，无语流泪。春节期间，村里照例要扭上几天秧歌。扭秧歌要吹锁呐，打大鼓，鼓很大，两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历来都是富农分子。后来富农年岁大了，抬不动了，就由富农子弟来接班。那时有个笑话，一小伙子到外村相亲，女方父亲是个教师，假装斯文，问：“小伙子，台甫怎么称呼？”小伙子一时蒙了，答：“俺是贫农，不抬鼓，地主富农抬鼓。”几十斤的大鼓，绑上鼓架，抬在肩上，从这院抬到那院，从这街抬到那街，从这村抬到那村，从早上抬到晚上，从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两个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响，一天下来，抬鼓的就瘫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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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先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后将二十四名犯人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挂牌站立，面朝车尾，游街示众。革委会严密组织沿途街道委员会，命群众在划定的地段观看游街。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须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有百万之众。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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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十世班禅的联络官&&& 焦国标
国标按：此文据王唯先生口述整理而成。
1951年11月，我们的部队到达拉萨。离开昌都向拉萨开拔时，18军统战部长徐冰把我喊去，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这里有两个箱子，是毛主席送给达赖的礼物。他没说是什么礼物。到了拉萨，打开箱子验收，是一对金灯和八个玉碗，上有“达赖喇嘛先生惠存& 毛泽东赠”字样，日期是1951年。我们私底下议论说，达赖才19岁，毛主席还称他先生，觉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灯北京现做的。后来由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把礼物转交给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原是毛办主任，他是经香港、印度到的拉萨，不是随军进的藏。
不久，我被调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当时军区的干部说，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干部仓库，从这里出来的人以后都要有重大的任务担当。那一期有30多人，我的语文、绘画都是第一名。他们有意把我定为十世班禅的秘书。
1952年初，班禅从西宁塔尔寺回到拉萨。班禅与达赖历来有矛盾。大体说，班禅亲汉，达赖亲英。班禅有5个团（兵力），达赖有12个团，班禅是被达赖赶到塔尔寺的。共产党之所以把十世班禅接回拉萨，表面上是希望他们和解，实际是想让他们互相牵制。
随后，班禅在解放军护送下，从拉萨前往日喀则。为了提高班禅的地位，北京方面给班禅拨了20万块袁大头（银元），用4匹骡子驮着。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许多藏民闻讯都来朝拜班禅，每个来给班禅磕头的藏民都赏一个袁大头。母亲背着孩子给班禅磕头的，就给两个袁大头。
到了日喀则，我被正式任命为班禅的联络秘书，那时我20岁。还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驹，他不懂藏语。班禅那边有事找（中共）中央，我们就负责传达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负责传达给班禅。
我住的楼和班禅所住的楼之间有50米的距离。两个楼一样高。班禅起床后通常要在楼上晒太阳，我们彼此还能打招呼。那时我们称他们是达赖集团或班禅集团。班禅集团的官员平常没什么工作，上班就是玩麻将。在清朝，班禅属于一品大员，等级很森严。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戏，就是五品官陪我们看。藏人看戏有个规矩，官越高坐的越高，从上往下看戏。我们也算是5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给在北京的母亲汇六十块钱（银元），北京邮政方面不相信，追踪到西藏了解这几十块钱的根底。
我在日喀则待了近两年，从1952年2月到1953年底。藏人叫我们“甲密”，就是汉人的意思。在此期间，虽然几乎每天都能在楼上见到班禅，正式的会见却只有一次。那次见班禅是由于庆祝解放军建军35周年。他们藏人都给班禅磕头，我们穿着军装，敬个礼就算了。
在做班禅的联络秘书期间也参与处理过一些危机事件。班禅警卫团里的西藏兵，脖子里都带着一种银制的配饰，藏语叫嘎乌，里面放着班禅的像。他们说佩带嘎乌就可以刀枪不入。解放军的一个警卫营长就说根本不可能，这都是骗人的，如果不信就试试。于是这个营长就把一幅嘎乌挂在一只羊的脖子上，然后一枪打去，羊当然被打死。“怎么样？没有刀枪不入吧？”藏人当然非常反感，说这简直是亵渎神灵，我们这嘎乌是人带的，怎么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和郝家驹听了他们的控诉，就向上面报告。上面来指示，要我们当着藏人的面宣布处分那个营长，留职察看。当然是做做样子，背后调到其他部门完事。类似的事情还有。鹰在西藏是神鸟，不能打。一个营长举枪打下来一只鹰，他们就开控诉会，最后也是把这个营长调走了。此外我还亲自参加过他们的天葬仪式。
我和郝家驹实际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里不允许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那里广交朋友，做联络工作。藏人对我们都很客气，看戏的时候每隔三五分钟就会送点心过来，说是班禅赏赐的。我们当然吃不了那么多，看完戏就打包带着给我们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来伺候我们的藏人。他们非常感谢，因为这是他们的班禅老佛爷送的点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们就送来满满一大杯煮开的牛奶，还经常送点心、巧克力给我们。他们上层人士想吃什么都有，糕点师都是从外国请的。他们很有钱，除了当地的税收，北京也拨款给他们，下层藏民自己舍不得吃，可是很舍得给他们上供。
1953年底，西藏公安处要我离开日喀则，到白狼宗（宗就是县的意思）去做潜伏工作。说要在那里潜伏30年，每3年可以晋升1级。白狼宗在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的交界处，当时还未“解放”，骑马有1天的路程。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斗殴，然后就开大会公开宣布我因打架斗殴开除军籍。当时共产党在日喀则有一个贸易公司，货物都从那里运送。上面起初准备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赔了算共产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看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军，1942年被国民党俘虏过。这一点共产党一直不放心，怀疑他是被国民党派来的。
后来公安处又说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个人去。我拒绝了。我说一个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个照应的也没有。处长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就地找一个藏族女人结婚，既可以做帮手，又可以更深的打入。那我哪干呀！当时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感情很不错的。想找一个藏族女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那时藏族女人脸也不洗，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
最后我与处长闹翻了，实在难以从命，就给西藏工委社会部部长王华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进军拉萨我得雪盲症的时候睁不开眼，王华就把他的马让给了我。王部长接到我的信，立即发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回拉萨。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日喀则为十世班禅做联络秘书的工作。
白狼宗这个潜伏点很重要，怕我无意间泄露出去这个机密，就索性在拉萨也不要再待了，把我从拉萨调回了重庆，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干部学校任职。这时已是1954年。
在西南干校，我和吴瑞珍住在一个房间。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各自讲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从解放军里当逃兵的经历。吴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长，名叫周兴（他参加革命后起的化名）。不久，这位叔叔又把侄儿从干校调到西南公安部。吴走的时候跟我说：“小王，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年反右时间，我说共产党也同样搞裙带关系，比如周兴安插提拔历史上有问题的侄子。我们学校的领导是周兴的铁杆儿，他们先是说我散布流言蜚语，后来又说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此时周兴已经上调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长。这个结论我不能接受。他们让我服个软认个错，就算了，我不干。我说道明明是事实嘛，我认什么错！最后他们说我态度恶劣，把我关进监里，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时是1958年6月。
由于我一贯不认罪，再加上肃反期间有人告密，把我当初想扔手榴弹的事也抖露了出来，于是1959年3月2号宣布逮捕，罪名是组织逃跑集团罪，判刑5年。服刑地是四川盐津县。我们4中队负责修建盐津火车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认罪学习，最主要的问题是吃不饱。
1959年7月份，我组织3个人越狱逃跑成功。那天夜里，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我们的那个厕所是平房，趁着大雷雨，我们掀开房顶逃了。当时玉米已熟，可是没人收，正在大炼钢铁，玉米都烂在地里，逃出去倒是饿不着了。初逃出狱，我们趴在附近的玉米地里一动不动，看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着松明火把追我们。天亮后我们才走出玉米地。我用肥皂刻了一个章，写个假证明，说我们是铁道部门出来采购的。后来我们其中一个逃友偷南瓜时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们供了出来。另一个不久也被抓，供出了我的逃亡路线。我扒卡车逃到自贡，想到那里一个朋友家取衣服，再借点钱，然后到西藏去。刚到朋友家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人抓住了。这样又给我加了4年刑，加起来就是9年，在昭通劳改科服刑。
劳改科有一个叫窦岐山的，是西南设计院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后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判了9年。一般犯人是到不了劳改科的，我也是因为给班禅当过秘书才被调到那里。那个时候全军区到处都是劳改队，一个劳改科科长比一个军长管的人还多。当时其他地方都吃不饱，只有劳改科可以吃饱。劳改科科长陈景昌是长征过的老红军，陈景昌跟一个豆腐厂签有协议：豆腐厂的机器、汽车什么的出了故障由劳改科修理，不用付钱。作为交换条件，豆腐厂每天卖100公斤豆渣给劳改科。劳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给我们吃，我们就能吃饱了。劳改科大概有300多人，刚到劳改科的人个个都皮包骨，一两个月后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陈景昌当时真是救了很多人。文革时陈景昌被判6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后来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面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些犯人出狱后都去给他扫过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年他们就把我调到了罗汉坝，说不把王唯调到罗汉坝就不知道劳改科是天堂。他们本来是想好好饿饿我，不料我命不该绝。罗汉坝因罗汉竹得名。每60年开一次花的罗汉竹，我到罗汉坝那一年开花了。开花之后结果，结的果实叫竹米。我到罗汉坝的时候正赶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罗汉坝是高寒地区，连玉米都不长，只能生长土豆。我们利用出去割草的机会大量采收竹米，就这样读过了那个饥荒时期。
1962年这一年我还遇到一个好人，是个女右派。这个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9匹马。按规定，每匹马每天有3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马时就用报纸包一包豌豆，顺路扔给我。当时我的工作是每天在地里割草。他扔给我的豌豆是煮过的，还加了盐，非常香。就这样，我暗中吃了3个月的盐水煮豌豆。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他们都饿得皮包骨，怎么王唯却啥事没有。后来我寻找过那个女右派的下落，没有打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罗汉坝劳改农场有个水牢。并不是建就的水牢，它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洼，下雨积水成了“水屋”。有些没人性的东西就想出这个法子，把死硬顽固的犯人关进去。关进去就等于杀害，也不给吃的，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鲁甸硫磺厂（劳改厂）。一早就被赶到洞里采石头，天黑才放回来，整天光着脚踩在矿坑中的水里。我26岁当右派，这时已经32岁了。我的身体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医生，医生问我是什么罪犯，我说我就是你们所谓的反革命犯。他说，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气，第二天没有出工。他们说我是违抗改造，要给我戴刑具。
那手铐太小，带不上硬戴，最后是用铁锤砸上的串钉。那个劳改中队的队长叫陈维芳，是个彝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恶。带了1周，我开始全身浮肿。一个右派医生把这个严重情况汇报了上去，说王唯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再不给他打开铐子要闹出人命，到时候我会如实汇报的。当初是用铁锤砸上的，撬开也是用铁锤撬开了。那7天我几乎疼得没合眼，手铐一撬开我立刻睡着了。一睡睡了3天3夜。我现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这次留下的。
没过多久，法院来了个文件，由9年改判为4年，可是此时我已经坐满5年了。刑满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归山，强迫“留队”，在那里继续给他们干活。据说这也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原先不同的是给发点儿工资了，每月29元。留队实际是变相劳改。从1963年起，直到1979年，我没有离开过劳改队。
有一种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种人只有兽性。文革期间，因说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我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关在会泽县五星铅锌矿（劳改厂）。在那里，我被单独关在一个长2米、宽2米、高2米多的一个石头盒子里，时间长达4年。头顶有一个拳头大的透光孔，阴天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盒子里放一只马桶，没有盖子，一周才倒一次。一个月出来放一次风。南非的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我愿意用我的这4年换曼德拉的27年。
出了这个石盒子之后，我又被抓了，判刑7年。什么罪名呢？我说：毛不在之后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40岁，我就不信比不过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竞赛。就因为这句话，把我定为最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了7年。
满7年后，四人帮也被粉碎了。全国到处都在平反，可是迟迟不见对我的平反。我3次进京上访，也不见结果。最后最高法院写信给云南高院，云南高院又写信给曲靖中院，让给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没有我的档案，又到五星矿找我的档案和判决书，仍然没有。中院没有判决书正本，五星矿也没有，可是我手里却有一个判决书副本。我说你们没有正本，那我手里的副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的副本判决书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曲靖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日期是1968年12月28日，可是判决书编号却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这等于说1968年就把1969年的判决书发下来了。他们就说，没你的档案怎么给你平反。最后是把我的判决书拿去作为一个依据，发了一个文，撤销编号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的文件，称所有言论不构成犯罪。这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引诗贾祸&&& 沪& 生
柳某从一所工艺美术中专毕业后，被分到市美术工艺厂设计室，创作了不少得奖作品。文革后，美术工艺厂被认定是藏污纳垢的地方，红卫兵几度冲进去，把陈列室内布展的封资修的美术工艺作品砸烧毁坏殆尽。设计人员大都被挂牌游街，柳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每天洗厕所。负责监督改造柳某的革命群众，是食堂一个负责洗菜、切菜、打菜的女工，三十出头，细皮嫩肉，长得有几分姿色，背地里人称蔡文姬。
日子一天天过去。监督与被监督的两个男女日久生情，关系有点微妙起来。蔡文姬的丈夫，三代贫农，文革时揭竿而起，当上造反派“全无敌战斗队”的头头，因肩负“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的革命重任，经常是三五天不回家。即便回家，夫妻间也少有昔日的激情，现在让蔡文姬整天看着这个别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心生爱意也是情理中的事。柳某的妻子呢，自丈夫被隔离审查后，带着孩子回乡下娘家住了。干柴遇烈火，燃烧是迟早的事，一次值夜班时，两人跨过了“阶级”鸿沟，实现了两人唯一的一次最为亲密的接触。这事本来是你情我愿，你知我知，可偏偏弄得满城风雨，并引发一件现行反革命案。
原来这蔡文姬人是长得有模有样，可脑子有点灌水。一次与“革命豪情万丈高”的丈夫做完那事后，顺口说了句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你做得没柳工做得痛快。”第二天丈夫带着一批革命群众，冲进厂里，揪着柳某先一顿猛揍，然后以勾引腐蚀革命群众为由，要求厂革委会严惩柳某。厂革委会迫于压力，把柳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勒令他坦白交待犯罪事实，深挖其犯罪的思想、社会、历史根源。说也巧，这房间正是他让蔡文姬苟合之地。
犯罪事实好写，可挖的这根源那根源总是一次次被斥责写得不深刻，退回重写。一天，他又对着一堆白纸发楞，百无聊赖中开始艺痒，思想也开起小差，在纸上写写画画起来。此时此刻，柳某脑子里竟闪回起当初与蔡文姬在一起的情形，心到手到，一会功夫，竟鬼使神差地勾画出一幅蔡文姬的裸体画。好画要配好诗，正苦百思不得佳句，却突然想到现成的两句诗，于是飞快地题写在画纸上：“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完，他很得意地拿着这张诗配画左看右看，陶然自醉，全然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境地。
门突然被推开。柳某被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七年。前些年，我在一次美展上看到有他署名的一幅人物工笔画。画面上的徐娘半老，虽两鬓染霜，但从那双扑朔迷离的眼神与五官匀称的脸庞上，依稀可见她曾经的卓尔不群。我不敢说那就是他当年的蔡文姬，但一定有她的影子，因为她是他生命旅程中一个无法忘记的人。
补白：1969年我参加学工劳动，到天津国棉三厂筒摇车间当义务童工。我们中学生做半个工人的工作，没有工资，可是每天下班后可以像工人一样在澡堂子洗个热水澡。每个人每天的产量都在车间公布，每天产量最高的是一位姓安的女工。这位女工四十多岁，是我家最早的邻居，人长得特别文静。她是戴帽反革命，是接受监督改造的人员，车间里的人都不与她说话。她是个基督教徒，1949年以前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清理阶级队伍查档案时把她揪了出来，说她参加反动会道门，定为反革命，被押上批斗台。那时厂革委员会给每个有问题的人都做个牌子，一米高，六七十厘米宽，有木柄，刷上白油漆，用黑油漆写上罪名，下边写上每个人的名字，再用红漆在名字上打一个大叉。那些地富反坏右每天上下班要举着牌子，若有不从，就是对抗运动，要关进牛棚。这位安姓女工，上白班时一路上举着牌子，上夜班时走在路上把牌子提在手里，一进厂就把牌子高高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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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岳母&&& 张允若
岳父王德霖，浙江镇海人，生于1909年，幼年丧父，14岁只身到上海当学徒。满师后做了20多年店员，积了点钱，开个小店（华德文具仪器店），维持全家生计。岳父早年就信了基督教，一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为人正直，痛恨国民党腐败，盼望新政权能带来一个光明公正的社会。上海解放后，岳父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满怀热情地参加中共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先后被推举为蓬莱区文具仪器同业公会主任、蓬莱区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文具仪器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委员，还被任命为区劳资调解委员、税务及经济委员等，为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密切政府同工商界的联系，做了不少工作。
1955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夕，蓬莱区文具仪器行业共有29户从业者，都是夫妻老婆店。岳父召集大小会议数十次，做了大量说服动员工作，终于把这些小店合并为6家，1956年初顺利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7年反右，同业人员推举他牵头，联名写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业内情况，9月被上级口头宣布为右派。1958年9月，在参加区工商联会议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两个月后判处15年徒刑，送青海劳动改造。15年徒刑，其实就是无期徒刑。15年，5500个日夜，完全与世隔绝，见不到亲人，回不了家，好不容易熬过了15年，还要被迫“自愿留场就业”，继续流放。15年刑满后，岳父曾获准回一次上海，见到了鬓发已白的老伴和长大成人的儿女。假期未满，农场就来电催促，不得不匆匆返回。
“五十岁进去，七十一岁出来。”劳改和留场就业加起来整整20个年头。这是无比惨烈的20年，也是岳父顽强谋求生存的20年，尽管落得一身病痛，总算没有早早去见上帝。岳父有自己的信仰，即便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感到上帝在他身边，心里默默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让黑暗和苦难消退，让光明和平安到来。这种信仰使他比别人有更强的意志去忍受苦难，有更多的信心去等待明天。他在回望过去时总是说，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全靠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不惊叹这种真诚、纯正的信仰，给人带来的可贵而又巨大的力量。
岳母张主召，浙江奉化人，生于1916年。她勤劳善良，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辈子含辛茹苦，协助岳父操持家务，养育了两子四女。1937年八一三凇沪战发，她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逃回老家。两个月后诞生一个新生命，这便是她的大女儿，我的妻子。
岳父被捕，对岳母来说真好像遭遇天塌一样，不知道今后这个家该怎样生活下去。当时全家8口，上有老，下有小，年纪最大的是80多岁经常生病的老祖母，最小的是还没有上学的7岁的小女儿。岳母变卖了部分家具衣物，还天天帮临近人家带小孩、洗衣服、倒马桶，从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总算没让这个不幸的家庭坍塌下来。全家人也都能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二女儿在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大女儿刚从大学毕业，她们每月三十几块钱的工资，除了留下十几块伙食费外，其余全部寄到了家里。
1979年，岳父的冤案获得了平反，但是遗留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当初岳父被整，家里的三居室有一间被整人的人占了，后又转手给他人。这个被占的房间始终没有归还。22年被扣发的工资分文未有偿还。单位和法院领导在平反时说，劳改时间算工龄，目前国家还比较困难，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工资一定会补齐。完全是欺骗。二十多年里全家曾蒙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没有一个说法。岳父平反时，小女儿还待业在家，我们要求按当时通行的做法给予“顶替”，也未得同意。
几十年的折磨和煎熬，极大地伤害了岳父岳母的身体。由于行动不便，无人去医院护理，岳父只好采用家庭病床方式治疗。打针吃药，动不动就是几百几千元。尽管这都是劳保范围内的费用，可是单位规定每年只能报销1500元。这个数额只够看一二次门诊。所以只好东借西凑自筹医药费，筹不到钱时就停止治疗。面对无钱治病的严重局面，岳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政府，当年不是说“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工资一定会补给你”吗？现在国家经济已经好转，老人希望政府兑现诺言，至少也该对受尽伤害的耄耋老人有所关照，于是决定向人民政府求援。1997年，岳父特地委托我写了个申诉报告，请政府对劫后余生的九旬老人作一点“人性关怀”。我们认认真真地口述笔录、撰写打印，恭恭敬敬地寄给应该为人民办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谁知竟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至老人辞世也没见到一字回音。
1999年1月，岳父病重不起，溘然长逝。对他来说，从此彻底摆脱了人间苦难，来到了日思夜想的上帝的身边，来到了充满阳光和爱的天国。我的岳母当时正静静地躺在养老院里，听候上帝的召唤，她对老伴的离去已经木然无知。这种无意识状态又维持了多年，2006年5月终于追随岳父，离我们而去。每当我想起他们晚年的凄凉，想起他们一生的困苦和不幸，心头总是难以平静。我只能默默地想念着他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愿。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多么盼望真有这么一个充满阳光和爱的天国存在，多么希望我和他们能在这样一个平等、自由、幸福的世界里重新相见。我们要努力记下他们经历的种种苦难，揭示其根源和教训，引导我们的后人，同亿万受压迫的民众一起，为消除苦难的制度根源，为在人间实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不懈努力。
父亲琐忆&&&& 胡迎建
1960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局势顿现紧张。有一天夜里，星子县教育局领导向全校（星子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师生传达中央文件，我父亲与母亲都被禁与会，父亲叫我去偷听传达。我隐隐感到，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共产党不信任的人物。&
那时学校时常要学生填表，需填家庭成份，父亲说要填地主成分。这使我小时候心灵蒙有羞于出口的耻辱，从此，家庭成分就象黑锅背在我身上。从父母那里得知，我老家益溪舍曾有十六亩土地，土改初划的是中农，土改复查时改为地主，遂牵连二代人。后来听我初中数学老师说，她家在蓼花乡，仅五亩地也划为地主。
父亲1945年8月毕业于国立十三中，1946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在星子中学教书，曾报考中央大学，未考上，便由安徽军医院院长、姑父刘孟郡介绍，到国防部联勤总部84医院（今樟树市内）当了半年政工干事。做这半年事，为自己一生留下了历史污点。
1965年，我升入星子县中初中部，父亲在县供销社作主办会计。有一次父亲说：我们的子女再会读书，将来也上不了大学，你以后就跟我学做会计。我嗯了一声，心却想，一辈子在星子做会计多乏味。我将来要读大学，到外面做事，把父母接外地享福。
文革伊始，我母亲被揪斗，戴了漏划地主的帽子。说是解放前几年，父亲在外，母亲嫁到胡家，虽有祖母在，但患偏瘫，一定是母亲当家，应戴地主帽子。我全家一度被赶出门，让人挖地三尺，唯恐埋了变天账，哥哥被反剪着手吊起来。一天晚上，父母将家藏的祖父瓷象等文物全抛到医院南面的水塘里。
父亲也作为“漏划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戴上了国民党军官的帽子和用铁丝绕成的眼镜圈游街。次日，父亲跪在批斗台上，被人打得眼青鼻肝。家被反复抄过，一天半夜，县供销社徐贤达带了一班战斗队来我家，把砖砌的灶台也翻了，看看有无罪证发现。滑稽的是，第二天，这位革命者也被揪出批斗。
当时父亲在县西山气象站一带种了菜园，都是他在一排排坟墓之间开垦出来的，种得最多的是棉花，因为棉花收购价较高，比较合算。夏日，我们常顶着强烈的太阳光去摘棉花，早晚挑粪浇水。有一次，父亲用小玻璃瓶装了九十元钱，带我去埋在棉花地，并作了记号，后来差点刨不到，到处挖，才找出来，又埋到坟墓旁边一一棵树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家反复被抄，怕这点卖棉花的钱也被抄去，埋到野外才放心一些。
我对打打杀杀的文攻武卫不感兴趣，就退避三舍作逍遥派。父亲为我找来字帖，一本是楷书柳体，一本是草书《千字文》，买来毛笔，要我在家学写毛笔字。那时羊毫笔很便宜，但好的少，狼毫笔大号、中号贵，小号还算便宜，于是我用羊毫写大字，用狼毫写小字。父亲的书法很好，在县城公认排名第三。我初写时，整个字的结构总向右上方倾斜。有一次父亲下班回来，见状勃然大怒，一巴掌打过来，我顿时眼冒金星，我从此临摹再不敢苟且。有时父亲带我去他单位，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有时父亲为母亲写申冤书，要我代为抄写。
我曾与一同学在县工会图书室偷了一批图书，有小说、散文集，均是解放后出版的书籍。父亲发现后，又一批批将其卖给废品收购门市部。他担心抄家时被发现，给家里带来祸害。他还觉得，对我们而言，读书再也没什么用了。多年以后，我在型砂厂劳动，他劝我不要光看古人的书，要学一些社论文章，说这些东西还有些用，古人的书，读了没用。
父亲生性高傲，善于讲谈辩论，但脾气急躁。历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父亲变得几近惊弓之鸟，在外特别谨小慎微，从不多言，所以一直没有把柄被人抓住。只有一次，当时被管制的舅父徐奠磐从关押中逃出，先到星子，父母留他一晚，被人告发，反复作检讨才过关。文革期间，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预言对他会有什么动作。有的预言是对的，有的是过于着急，有时是近于钻牛角尖。
我下放在隘口公社大鹿湾作知识青年时，常参加大队举行的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大会。批斗之后，便有人高呼“地主富农子女滚出去”。我内心打鼓，是否自己也要走出批斗会场，幸好另有一下放干部，他家里也是富农成分，他不走，我也不出去。
我们知青点有个知青，本是造反派参军，后被开除回来，其父作为漏划的工商业兼地主在城里挨斗，他却在乡下打地主富家以表现自己进步。我对此很不理解，这种事我做不来。当时一个生产队长，见我劳动卖劲，人又诚实，说要让我做赤脚医生，后来有人到县里，得知我父母均为三查对象，只好作罢。星子县城东有一座梯云塔，当时县革委会指挥一批三查对象，腰绑一条绳带，爬上塔，硬是将七层宝塔一层层折毁。塔上的厚砖是以糯米掺石灰粘合的，非常坚硬，竟被铲开，废物利用，用其砖块建成县剧院，当时是作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用。星子县是江西省两个“大寨县”之一。
1971年，我上调到石粉厂，其时父亲已解放，被安排在食杂品公司商店当营业员。我学了点儿广告宣传画的画法，父亲要我为商店大橱窗画广告，有四特酒、李渡高粱酒等图案，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久，哥哥也上调到九江搬运公司。父亲开始为我们的婚事着急，当时有工作的女性，难得瞧上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记得父亲曾到乡下为哥哥找过一袁姓女子，未谈成。
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战战兢兢挨过一年，1972年4月被供销部门开除公职，遣送原籍都昌苏山益溪舍劳动，不戴帽子，以工分自养。没有了工资来源，他伤心恸绝，计划把两个弟弟也带回老家种田，但母亲不同意，说一旦下去，再想上来就困难了。这年春天，大板车将几件旧家具载到船码头，一只小帆船，载着父亲与送行的供销社副食品公司黄主任与我三人，在波浪间颠簸而行。到了都昌苏山公社马鞍山，村里人安排了一些人帮着把家具行李挑到益溪舍村，我则乘船返回星子。
父亲在乡下独自一人劳动，有时看守瓜棚，有时在工地上帮助煮饭。一有机会请假回县城，他的第一要事就是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上访。办公室主任姓万，原粮食局的局长。父亲每次带着乡下的土产万主任，他都说些模棱两可的敷衍话，让人觉得，他在尽力办，事实上却很难，弄得只好一次次送礼，一次次失望与企待。其实，大环境未改变，万主任也帮不了什么忙。
因父亲的牵连，我于次年春也被发落到型砂矿劳动，理由是石粉厂产品难销，不需要那么多人。我在石粉厂是守纪律、有文化的青年，却被排除出去，不禁放声哭了一场，醉倒在欢送宴席上。
在型砂矿，我受到最繁重体力劳动的折磨，自卑而情绪低落。为了调到县城一家新创办的工艺厂，我在回城休假时，不止一次晚上徘徊在轻工局领导的窗外和县砂石公司领导的窗外，因为公司领导不同意放我走，说那么多贫下中家子女不调，怎么能调地主子女，我真恨不得用一颗手榴弹与那一家子人同归于尽。文革中，凡出身不好的人，无论多么渴望求知上进，但周围环境还是要视他们为异类，受到歧视者，失去前途。我们一家人也不例外，见到共产党员，往往畏而远之。我对父亲有些埋怨，怪他不为我找人。有一次夜深二点醒来，我发觉父亲没有睡，坐在那里发呆。从此我理解了父亲的难处。我学写旧体诗，也始于此时。我不懂平仄，父亲告诉我，音读得上去为平声，读不上去为仄声。这两句话点拨了我。
四人帮倒台，高考恢复，大姑母鼓励我报考，父亲则半信半疑，不相信有这样的好政策。当时单位不同意我投考，父亲叫我去找县教育局长胡华桐，临考时才获单位批准。但此年落榜。次年再准备，临考前几天，父亲将他上班的菜市场腾出一角，让我在那里复习，其时天气炎热，父亲用凉水把地面淋湿。那年本科线340分，我考了350多分。一些人已经拿到本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通知书却没有任何音信。我急得患了大病，父亲打听到省高招办设在景德镇，心急火燎乘班车赶到那里，找到县教育局长彭青云。彭答应帮助录取到九江师专，但这不是我的心愿。为了脱离苦难的砂山，虽不乐意，我还是去了。
那年我与妹弟均考出了一定的水平，在县城传为佳话。此事改变了父亲的工作，1978年8月被调任星子县中教书。父亲不再被视为一个普通职工，精神抖擞。校领导让他挑选教语文还是英语，他选择教英语，认为语文谁都可教，而外语可因难见能。随之而来的是紧张的备课，常常忙到半夜，其时是知识份子扬眉吐气的年代，尽管艰难，父亲内心充实，情绪是愉悦的。
我在九江师专读书时，有一次被小偷偷去钱财衣物，父亲闻讯后，急赶到九江探望。当时他身体不好，我陪他去一家医院检查了身体。1981年夏，父亲参加了高考命题组，在杭州的命题工作完成后，还到绍兴游览一回，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出省观光。
1983年底，父亲退休了，我劝他写写毛笔字，颐养性情，但他未能坚持，而是养鸡种菜。一年后，县长段德虞嘱我将父亲聘至县志办，从事县志的编纂，负责建置沿革、商业、财政金融等卷的统稿工作。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省古籍办工作，计划写一篇星子出土宋版书的考据文章。急于看到我出成果的父亲，到县文物站，恳求借出此书，送到南昌让我复印。但我并不领情，反怪父亲不必为我的事情操劳奔忙。父亲于次日返回星子，我心中难过，后悔不该责怪父亲。
1990年《星子县志》出版后不久，父亲即患柏金森综合症，时常叫头痛，但他意志还是异常坚强的，在病榻上写了二十多首诗抒怀言志。其《病中》诗云：“药到病难除，怕死不丈夫。天数既定矣，何必强留乎？”又有《偶成》：“妻子可怜耳深聋，我瘫不动若龙锺。相看默默各流泪，多情言语却难通。”最能说明他个性的的是《无题》诗：“性嫌阿谀憎奉承，生平惹得路难行。多年革命被限制，四载牛栏见实情。运转瀛寰人德改，成林子女各能行。眉须斑白阳光暖，恶疾罹身人不惊。”父亲坚强地熬到八十三岁。父亲一生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留下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品德、为人，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成都的土改杀人&&& 铁& 流
土改时，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后来逐步收上去，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他们只需动过嘴，武装（民兵）就去执行，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布告也是手写，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把他们从监狱拉出来，对上名字、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二十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地堆放着），即向成都郊外二十里的迥龙寺磨盘山驶去。到了刑场，从车上把他们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二十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椿椿。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白的脑花和红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真叫惨不忍睹。
按照共产党一贯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策略（这个策略适用于一切政治运动中对人的划分与掌控，比如土改，依靠对像为25%，团结对像为55-65%，孤立打击的为10-15%，依此类推），土改期间全川杀关管斗的人应不少于150万。1978年我被关押在四川雷马坪劳改农场唐家山中队，马湖分场一位姓王的管教在一次讲话中指著几棵弯曲的大树说：“我们雷马坪农场先后关押改造了几十万人，这几棵树子就是吊人吊弯的。”
历史反革命吴九爹&&& 黄振迪
文革时，满舅是大队党支书。那时过年过节的节目有两个，一是文艺汇演，一是开斗争会。斗争会上最常见到的人一个是满舅，再一个是吴九爹。两人都在台上，满舅是主人，作报告，南腔北调地大骂一通，九爹则是批斗对象。吴九爹和三五个地富反坏右一起，脖子上挂个“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低头、勾背、弯膝、缩脚，很窝囊地站在台前听训，好像没思维似的。
那是大队支书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年代，但满舅还确实是个老实人。他在台上训斥九爹时，没有多余的口舌，多半是：“你这个家伙，老实一点！站好！”这时的吴九爹则是唯唯诺诺，不敢抬头，以免引起公愤。
有一天上午，开完斗争会，几个民兵提着枪，把这些反革命押回去，我跟在他们后面看。回到满舅家那个村时，押解的民兵全去大队部交枪了，最后只剩下我、满舅和九爹一起向家走。九爹走在最前，满舅看起来像是还在押解着他一样，我走在最后。九爹大概六十来岁，平常走路都是腰板直直的，现在则要做出很可怜的样子，不敢迈大步。三人一起走着，谁也不说话。快到吴九爹家时，满舅见没人了，就说：“九爹，我就不送了啊，对不起你老人家了呵。”听到满舅这话，我懵懵懂懂的，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和满舅继续往家走，我问他：“怎么对不起他呢？”满舅则说：“你不要到外面讲就行了。”
后来我爸调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有一天，上小学的弟弟因玩闹腿骨脱臼，老师心情忐忑地把我叫了去。我弄个担架，把弟弟抬回家，我妈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赶车送到吴九爹那里去！”
吴九爹治好了我弟弟的脱臼，可是我家连个感谢也没敢说。我妈心里对此事一直感到歉疚。
后来我知道了吴九爹历史反革命的来由。他原是一个铁路工务段的工长兼地区党委书记（当然是国民党的），解放后自然就成了历史反革命。肃反时，他不在本乡，没人知道他的历史。当时他已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本来肃反也过关了，可是他有文化，在技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一下子被人盯上，就这样被遣返原籍。
十几年后，我想起九爹，向满舅讲起当年斗争的残酷，满舅倒是显得很平淡，说：“九爹被遣返回乡那几年，他们原单位的人来过好几次，要把他押回去批斗，都是我给扳住了。假如让他们狗日的抓回去，你怕现在还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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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张建功&&& 陈& 更
张建功先生是小城南阳的知名人士，张氏也是南阳城的名门望族，城中心十字街以东百步之遥有一座高宅阔第，中堂森森，檐牙高耸，气派异常，就是张家。张先生的父、祖辈曾连出三位进士，民国废除科举，张先生继承祖上文脉，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研西方法律。
1960年大饥荒，在南阳市商业局任职的父亲，将我从偏僻的乡野带到南阳。商业局就设在张家大宅里，商业局的后院正对着小学，打开后门，可以在铃声响时赶往课堂而并不迟到。这些屋宇是张先生继承的遗产，经其手捐献给国家，后来做了商业局。&
进入文革，父亲成为牛鬼蛇神，我随父亲悲惨的足踪，与这所充满少年温馨记忆的大院告别。文革第三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与张先生的女儿张颖在南水北调工地（邓州市陶岔）相遇。她带着名门望族的书卷气，畅朗，智慧，健美，给略感卑微的我以强烈的印象冲击。我与张颖的友谊保持至今，她增进了我的见识，给困厄中的我以温暖、勇气和希望。结交张颖，是我一生的福气。&&
我是通过另外途径认识张先生的长子张显的。张显是一位儒者，一位极其忠诚的人。相识相交之后，我与他的友谊过于张颖，也许是因为我们共有男性的胸襟，就更容易惺惺相惜。
我的父亲于文革期间死亡于工作岗位，但一直未按因工死亡处理，这加剧了我的青年时代的艰难。八十年代，在市信访局工作的张显，力主公道，在我父离世十三年之后，执意按工丧处理我父的死亡，使穷困的母亲略有补益。八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在南阳开办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余暇收集许多当代民间故事，遂效柳泉先生，撰《聊斋新志》，张显先生即是故事素材的重要提供者。吾以《鬼啮》一篇压卷，此故事即由张显先生提供。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我得入大学。八十年代初，大学校园新潮激荡，我因此遭难。当彼之时，张显是我十分重要的慰藉者，我们聊人生，聊历史，聊先辈人物，帮我解脱。&
至此，张先生应该改称张伯父了。张伯父生于1916年，卒于1985年，1934年进入北大读法律时，正当东三省沦陷，热血在青年学子张建功身上振荡激扬。在中共党员影响下，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政府社会部供职期间，张伯父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营救过十几位遭受逮捕的共产党员。自1957年反右至文革结束，张伯父的身份一直是国民党残余人员、反动学术权威，还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