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留下一张银行卡 家人不知密码钱无法取出-金投银行频道-金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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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易财经
编辑：wangshiyun
摘要：近日，长春市民苏女士遇到了一件难题，她的父亲去年去世了，当时留下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两万元左右，但现在家人都不知道卡的密码，去银行取钱时银行要求出示直系亲属证明。
近日，长春市民苏女士遇到了一件难题，她的父亲去年去世了，当时留下了一张，里面有两万元左右，但现在家人都不知道卡的密码，去银行取钱时银行要求出示直系亲属证明。
可当苏女士到公证处开直系亲属证明时，工作人员要求其提供她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她爷爷奶奶已经去世30多年了，当时在农村根本就没有死亡证明。现在家人不知道怎样才能取出钱。
市民苏女士家住在东大桥附近，她的父亲在去年去世了，去世时老人63岁，当时她的父亲留下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两万元左右。
她的母亲今天也60多岁了，由于平时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准备将老伴留下的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但她并不知道银行卡的密码。&我母亲现在也没啥收入，也需要日常花销，所以我们想把钱取出来给母亲用。&苏女士说，最近她和哥哥一直都在忙活取钱的事情，但没想到取钱的时候却遇到了种种困难。
苏女士和哥哥赶到银行，准备取出父亲留下的钱，当时已经向银行的工作人员表明了情况，由于现在家人都不知道银行卡的密码，所以不知道怎样才能取出卡里面的存款。
&当时银行说，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家人又都不知道密码，让我们提供直系亲属证明才能取钱。&苏女士说。
在银行了解到情况后，苏女士又和哥哥到市内一处公证处，准备开直系亲属证明，当表明情况后，没想到又遇到了问题，因为工作人员需要他们提供她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但她爷爷奶奶已经去世30多年了，当时在镇赉农村生活，去世时根本就没有死亡证明。
苏女士说，事后，她也为了此事专程赶到镇赉两次，但由于爷爷奶奶去世时间较长，当时的派出所也查不到她爷爷奶奶的相关信息。
记者咨询了长春一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民警表示由于苏女士的爷爷奶奶去世已经30多年，当时还没有实行微机录入各地居民身份信息，所以在老人去世后很难查询到相关信息。
针对此事，记者咨询了某律师事务所李志新律师了解到，苏女士遇到的问题比较特殊，银行对于非本人取款的情况，要求比较严格，需要其提供相关证明是正确的，而公证处有需要其提供她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也是有根据的。
&现在他们就只能到她爷爷奶奶户籍所在地找到相关部门，可以证明她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的人，然后再到派出所出具相关证明。&李志新律师表示，如果苏女士和家人实在没有办法找到相关证明人，无法证实其爷爷奶奶已经去世，那只好走法律程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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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个钱怎么这么难，其实不难，只要把这个异地取款手续费取消了，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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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银行大世界(长篇小说连载之一）
上篇&&一九八八年
1988年夏，天气特别闷热，物价悄悄地上涨了，全国各地的大小储蓄所都快被前来取款的人龙挤破了，人们汗流浃背地捏着自己的存折或存单，在储蓄所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拥挤着吵闹着，唯恐自己的血汗钱倾刻间变成了废纸。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金圆券”的往事还记忆犹新。与此同时，各个商店也挤满了前来抢购的人们，大到锅碗瓢盆，小到针头线脑，都被疯狂的人们横扫着，然后肩扛手提在大街上穿行，然后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个“百货仓库”。外国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题：《抢购，抢购，中国人在集体发疯》、《中国人抢下去还要抢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抢购，使中国的银行正遭遇灭顶之灾》、《风水轮流转，华尔街的旧故事在中国有了续集》……有的人甚至这样兴灾乐祸地指着北京复兴门内的中国人民银行新办公大楼说:“看中国的银行如何倒闭，看中国银行的行长们如何跳楼！”——外国人一贯善于捕风捉影，把蚂蚁说成大象，就如他们在“水门事件”上大做文章一样，把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弄下了台。问题是中国人真的疯了吗?中国的银行真的要崩溃了吗?中国人遇到了自己的“水门事件”了吗？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第&&一&&章
A市的市中心矗立着一座银行大厦，这座银行大厦的外形似一座哥特式的古堡，豪华而又稳固，像上帝堆积的黄金。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艺术的杰作，据说它那独特的造型和深刻的寓意当年可没让修建它的洋人少费心思。人们传得神乎其神，说这个德国人是在画了上千张的草图后才在睡梦中找到它的模样的。不管这是不是真的，现在它让那些从事建筑艺术研究的人同样也没少费过心思，在A市的图书馆里，关于研究它的论文就已使很多人成了博士。在A市，它一直是当地人茶余饭后谈天说地的资料，人们传说当年洋人在修建它时曾留下一个秘密金库，谁找到这个秘密金库谁就会发大财……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找到这个金库，但关于这个金库的事却一直在民间流传，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来寻宝。
钟健大学毕业后拿着《派遣证》来到这座银行大厦报到。在进入这座漂亮的建筑物前，他对银行几乎一无所知，他学的是中文，仅因为在银行存取过几次钱，才知道银行是个钱能生钱的地方。像大多数人一样，对银行有这点了解也就够了。在银行利率多少年不变、人们手里没有多少闲钱和有闲钱又无处投资的年代里，他不能也不可能在李白感叹“蜀道”和杜甫梦求“广厦”的诗文中去窥视钱的奥秘。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聚财、理财、用财、生财这些问题，他认为这跟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不过话又说回来，对这座高高的银行大厦他却是很早就有印象的，这还是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妈妈上班“斗、批、改”带他路过银行大厦，他对这巍然挺立在大商场、大饭店、大影剧院中的高大建筑物是十分好奇的。大商场、大饭店、大影剧院妈妈都带他进去过，但就是这座高高的银行大厦他却没有进去过。一天，他站在妈妈身边看见一些比他大的小学生一边朝贴满大字报、大标语的银行大厦扔石头，一边齐声高喊：“玻璃窗子玻璃门，里面坐着外国人……”他睁大眼睛问妈妈：“什么是外国人？”妈妈说：“就是那些长着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人。”这时他看见几个胸前挂着大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的人被人押着走出了银行大厦，其中有一个是年轻女人，脖子上还挂了一双破鞋。对这个年轻女人，他印象很深。他伸着胖乎乎的小手指问：“他们是外国人吗？”妈妈叹了口气说：“不是。洋人早赶走了，他们是早些年来支援我们大西北建设的上海人。”“他们为啥把上海人叫‘外国人’？”“因为他们来的时候穿洋服、说洋话、坐洋楼，像外国人一样。那些孩子都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你见过吗？”“我？也没见过。”……从这以后，钟健就开始注意这些“外国人”了。一个下雪天，他刚随着妈妈从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下来，就看见那个脖子上挂着破鞋的女人惊叫着从银行大厦跑出来，她披头散发，手护住裸露着的半个胸，发疯似地跑，没跑多远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雪地上，溜出了好几尺远。她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手在雪地上抓了几把，刚探起半个身子，就被随后赶来的两个大汉一脚踢翻，一顿拳脚过后，她再也没有爬起来。钟健看着这个血淋淋的场面，害怕极了，紧紧地依偎着妈妈，大气不敢出一声。他不明白眼前的这个女“外国人”为什么要从上海跑到这里来受这份“洋罪”。他可怜这个女“外国人”，从此这高高的银行大厦在他的心上留下了重重的阴影，再也不像先前那么美了……
钟健大学毕业选择到银行工作，是听了表姐周津红的话。本来他同时面临着许多选择：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文艺团体、党政机关，再不就是当教师……这年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实行的是“双向选择”制，本来他选择的是新闻出版单位，这些单位在了解了他的情况后都表示愿意要他，但他那在北京国民银行总行工作的表姐却来信极力撺掇他到银行来工作，并例举了银行的一大堆好处。表姐在信中说：“你到银行来吧，它目前还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宝地，同时又是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制高点，你有多少才华都可以在这里得以发挥……”他相信研究生毕业的表姐的眼力，凭着一腔热血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选择了银行大厦。
听说钟健最后要去银行，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大惑不解，七嘴八舌地说：
& “钟健，你是未来高级记者的料，去银行不可惜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往上个世纪的古堡里钻，是不是想当考古学家啊！”
“据我所知，我们国家的银行跟党政部门没啥区别，你到那儿干好了也只是个好秘书而已，像你这等文才用在抄写官样文章上，怎么说都不能不是个浪费。到银行当秘书，一个中专生就足可以应付了。”
“你又不是学经济的，到了银行一切都得重新学起，这四年的大学你就算白上了，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你别想着在银行能写出什么轰动之作来，现在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银行，人们都想着当官挣钱，你写出一部洋洋万言的大作来谁看？”
“如果你到银行是为了当官挣钱那另当别论，要是为了写小说就趁早别去，没听说哪个银行行长是喜欢文学的，他们不懂文学，更不会喜欢和欣赏一个写小说的人。银行是文学的沙漠，是文学家的墓地。”
“你以后如果在银行混不下去了，就来找我们，我们帮你找个好工作。”
听了同窗好友们的话，钟健不禁又犹豫起来，感到自己对命运的选择的确也过于草率了一些。真的，自己这个学中文的去银行干什么呢？银行需要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新闻奖吗？操纵银行的手应是掂起地球都不觉得重的手，自己这10个能让笔生花的纤纤细指行吗？特别是那些坐在柜台后的银行职员，一个个看上去个个有模有样、自以为是，可他们的笔下能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还是班主任老师的一席话使他茅塞顿开，重又坚定了去银行工作的信心。那天班主任老师把他叫到一边，笑着对他说：“你的选择是对的。”他迷惑不解地看着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说：“你没发现我们国家关于金融题材的文学作品自30年代茅盾的《子夜》后还一直是个空白吗？随手翻翻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吧，他们关于金融题材的文学作品又有多少！相比之下不觉得这历史的机遇对你太厚爱了些吗？你应该去填补这个空白，争取在我们国家的文学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班主任是全国著名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虽未获准公开发表，但却在大学生中广泛流传，钟健对他很钦佩。听了班主任老师的话钟健心里又踏实了，他想就这个问题跟班主任老师好好谈谈，班主任老师却重重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转身走了。他觉得班主任老师所有的话尽在这一握中了。就这样，钟健打点好行装，准备去银行大厦报到上班了。
就在钟健将要离校时，学校组织了一个大型系列讲座，聘请一些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来校讲解改革的现状与前景，钟健那几天无事，听说机会难得，就跟着班上的几个爱谈论改革的同学去学术报告厅听课。因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关，有几课他听得格外认真。比如那个提出“国际大循环”构想的专家在讲我国的“沿海发展战略”时说，要使国际大循环能顺利进行，必须注意在一些相关的领域进行配套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加快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他还说目前我国的银行金融意识落后，缺乏参与竞争的决断能力，对国际市场汇率的变动反映迟钝，不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难以进入国际市场。由于是第一次听到专家这样评论他将要去工作的银行，钟健记下了他的话，后来还把他的话琢磨了好长时间。这个大型系列讲座给钟健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个讲物价改革的学者，这个老先生一上台就问大家：“你们发现了没有，在时下飞涨的物价面前，我们的钱袋子越来越小了？谁把我们的钱拿走了？你们想不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话使本已安静下来的会场活跃了一下，旋即会场便更加安静了，人们都竖起了耳朵。钟健在会场活跃的这几秒钟内脑子像过电影似的把家里前几天发生的事过了一遍，那天妈妈一回家就抱怨街上什么东西都比往常贵了，逼着让爸爸戒烟，并把饭桌上爸爸的酒杯也撤了去。爸爸虽没说话，但钟健从爸爸那无奈的脸上看出了他心里埋藏的痛苦和失意……在钟健正在脑子里“过电影”的时候，这个老先生接着便从“物价双轨制”（即计划价、市场价同时运行）讲起，讲到讲到两种价格之间的价差和时下国内烽烟四起的争夺资源的“蚕茧大战”、“烟草大战”、“羊毛大战”等各种大战，说这种由“物价双轨制”拉动的物价轮番上涨是我国产品经济已被彻底改造、新的商品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迷离混沌，他认为目前最紧迫的，是进行物价的闯关改革。在谈到物价闯关改革时他用了“休克疗法”这个词，说这种一步到位的改革虽很痛苦，但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却是最小的。他也说到银行，说银行是他这个物价闯关改革的“助推器”和“定海神针”，只有银行能用它无形的巨手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化解由物价上涨引起的各种矛盾，挽狂澜于即倒。他为银行在这个“休克疗法”中设计了一套应对措施。看着这位老先生意气风发地纵论物价改革，钟健被感染了，想到自己马上将投入到国家的经济金融改革中，心儿便不由地激动了起来，仿佛自己的手一下变成了金手，随便一指，满地都是黄金，人们围着他唱歌跳舞。这天他一直很兴奋，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哗啦啦”地拆除了原来的银行大厦，举手间就像搭积木似的建起了一个更雄伟壮观、更金碧辉煌的银行大厦，这个新银行大厦基座的铭牌上还深深地刻着他的名字……
离校那天，同学们在一家餐馆小聚，酒酣耳热之际，一同学在这“最后的晚餐”上大发感慨：“我现在最担心改革会夭折。最近我听到一些内幕消息，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跟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改革问题上有严重分歧，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日用品供应严重短缺和‘官倒’猖獗，他们在加快经济发展与大量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上、在冒风险闯价格关与以行政手段压抑物价上认识越来越不一致，矛盾越来越大，李鹏想推卸经济方面的责任，与副总理姚依林一起，联合僵化派元老彭真、王震等人，密谋倒赵；而赵紫阳由于得不到我们的大家长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在政治局里日渐孤立，像这样下去，改革的前景恐不大妙，赵紫阳有可能步他的前任胡耀邦的后尘洒泪而去……改革停滞不前，我们这些胸怀改革大志的人到社会上还有什么用处！”
另一同学也叹息道：“是啊，历来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商鞅如此、王安石如此、胡耀邦更是如此！回想我们这几年所走过的改革之路，哪一步不是一波三折啊，改革若搞不成，中国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坐在钟健旁边的一个同学接着说：“胡耀邦真倒霉，大家长一句话，他党总书记的职务就给免了，也不经过中央委员会。党内‘民主’尚且如此，党外民主更无从谈起了，胡耀邦一倒台，他的得力干将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三宽’——即深得民心的宽容、宽厚、宽松政策也就随之而去了，政治改革一下倒退了多少年。胡耀邦走了还有赵紫阳，若赵紫阳再一走，现在的中央政治局里便再无能担得起搞经济改革重任的人了。说实话，我对中国的改革前景也很担忧。我们这些人，搞改革就有前途，不搞改革就没前途，我们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我们不能指望那些占着茅坑不屙屎的土八路棺材瓤子们会对我们笑脸相迎、拱手让位，在封建主义的世袭制还未破除的中国，他们会把他们的位子让给他们的儿子、孙子和干孙子们。”
一个在班上老爱发表“内幕新闻”的同学悄悄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好多高干子弟都在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拿着父母的批条或批文倒卖，赚取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现在为什么涨价？就是因为他们互相之间的转手倒卖和抬高价格。往往一种紧俏物资还原地未动，就已经在他们之间被倒卖了很多次……他们发大财了，倒霉的却是老百姓，这种混乱情况也没有人来管！”
钟健听着同学们的议论，心里沉掂掂的，不禁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也担起心来。每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都有三种人：一是成功者、二是失败者、三是碌碌无为者，自己究竟是哪一种人呢？他不知道。大凡成功者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原来这三者中他最有把握的是人和，对天时也有几分信心，但现在看天时不怎么妙，地利呢？那就更是一个未知数了。
在省图书馆的中文报刊借阅处立着一个很有气质的女人，近50岁的样子，外表上看像个女学者，一举一动都显得风度翩翩，很有涵养。如果她站在一群大学生中，人们会把她当作一个大学教师；如果她和一群工人说话，人们会把她当作一个工程师。从她说话的口音里，人们听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两年在A市各界活跃的上海人越来越少，原来满街引领A市时尚风骚的上海人一下都不知哪儿去了，倒是修鞋做家具的浙江人越来越多，不知她为什么还没走。有人歌唱大西北，说大西北好，大西北好吗？呸，当年那些高高兴兴来支援大西北建设的上海人会瞪着眼骂一声“十三点”，说自己当年的莽撞那是吃错了药，睁眼看看，大西北哪里不是穷山恶水，肥得流油的东北黑土地和四季如春的西双版纳都养不住上海人，大西北的穷山恶水还能养住上海人？上海人应该永远是属于十里洋场或弄堂“亭子间”的！上海人善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把上海以外的地方的人都叫“乡下人”，大西北会是“阿拉”们生存和精耕细作的地方？来大西北的上海人现在说起1954年的“公私合营”和1957年的“反右”，哪个不捶胸顿足、泪水涟涟，更别提血迹斑斑的十年“文革”了！甘肃酒泉的夹边沟里，有多少上海人的冤魂在游荡……当年有个裁缝师傅在上海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来大西北就因为家里吃饭总改不了桌上十碟子八碗小菜的习惯，于是在大西北馍馍夹咸菜的当地人眼里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资本家”——像这样的“霉头”来大西北的上海人都触到了，唯一的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再看看当年那些留在上海的上海人吧，他们当年没有那些赴大西北的同伴那样激进，但现在哪个都比出来支援大西北的上海人活得滋润，当年还是小学徒的银行职员现在都成了处长、行长什么的，成了全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有的还调到中央任职，最不济的也在坚守阵地，叫喊：“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人若比人岂不是要气死人吗？难怪现在上海人打死也不离开上海了，上海好啊，上海的“老克勒”是全国最有情调的男人，上海的“老姆妈”是全国最能干的女人，上海是东方的巴黎、是太平洋西岸的一颗明珠，难道现在竟还有人没体会到这一点？是不是“阿木林”啊！——这会儿只见这个中年上海女人向借阅台的工作人员递上自己的《借书证》和一张抄得工工整整的索书条，然后就立在一边，目送图书管理员走进后面的书库里。
这个很有风度的上海女人叫陆亚雯，是附近一个储蓄所的储蓄员。她最近在写一篇题为《银行改革之我见》的论文，这天到图书馆来是为了查找一些资料。这儿她常来，有时来宣传储蓄或动员储蓄，有时也来借书看报，图书馆的人大都认识她。人们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常不厌其烦地鼓动人们参加储蓄，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像只猫儿似的。如果说有人刚露出想存点钱的意思，她就马上叫喊着追上去。
陆亚雯是A市的一个“老银行”了，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就从上海来到这里支援大西北的建设。在银行工作的这些年里，她认识到新中国的银行从它出世的那天起就是一个发育不全怪胎，在体制上，没有独立性和经营自主权，缺少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信贷、利率“杠杆”的宏观控制作用，不能运用价值规律控制全社会的资金总量和调整全社会的资金结构。说它是一个经济部门吧，它用的却是行政管理的办法，政企不分，靠行政命令来管理业务，经营决策高度集中化，决策指令通过一级一级的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地纵向传递，运用直接计划和行政手段贯彻执行，没有自己的财务管理权，却由财政核定自己的财务开支，一切统得过死，而且政府干预和财政透支不断，亏空巨大，不良资产越背越多……在经营上，银行的目标机制缺乏利益性，银行及银行职工的自身利益与银行的经营状况无关，从最高的总行来说，无掌握国民经济局势的责任和权利，其经济调节手段失灵；从各地的分支行来说，无自主经营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其经济行为自我约束疲软、业务相对萎缩，一方面谁都在喊资金紧张，一方面有限的资金又在不断地被大量浪费，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项目无人来管、以权谋私以贷谋私的事情人人都干。就说眼下物价飞涨、市场紊乱的局面吧，如果银行一开始就能管住自己、管好自己的话，那么就不会给本已恶化的局势火上浇油的，形势也不会糟糕到如此地步。她认为要使我们国家的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就必须对现行的金融体制作彻底的改革。她想起前不久看见的一份材料来，这材料上说，一个由本省高干子弟组成的“新兴公司”正在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用银行的贷款高价倒卖紧俏物资，按规定银行方面发现了应立即予以制止并扣收贷款，可因为事情牵扯到幕后的一些重要人物，银行方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上门查问，也不采取措施，任其胡作非为、哄抬物价，而一些很好的企业却因得不到生产、经营的资金，陷入了危机状态。看见这些材料，她的心情很沉重，联系到这些年银行资金运用效益差的情况，她想，如果再不从根子上解决银行体制上的问题，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体制不变，中国的银行就无出路。
陆亚雯出生在大上海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里，从小就对银行充满了兴趣，知道钱在银行可以生利增值，也知道银行是经济的灵魂。她的父亲做梦都想成为中国的金融家，这一点也影响到她。她大学毕业后是怀着做中国新一代银行家的理想来到A市的，几经沧桑，几度沉浮，这使她对中国现在的银行有了深刻的认识。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认识它，只有认识到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她通过自己这大半生的经历，得出了中国现在不是出银行家的年代的结论。中国现在的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它只能产生一批批的官僚、政客、小爬虫和奴才。现在的中国，谁都可以把银行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阶梯和跳板，而谁都不必对银行收不回的“烂账”负什么责！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银行虽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但这仅仅是把一个小笼子换成了一个大笼子而已，银行在这个大笼子中仍不能展翅高飞。企业吃银行的“大锅饭”，银行又吃国家的“大锅饭”，大家都吃“大锅饭”，“大锅饭”的味道就越来越不好吃。现在谁也不说“大锅饭”的滋味有多么好了，一提起“大锅饭”来人人都深恶痛绝，而谁都离不开它。在这个“大锅饭”的体制中，人们是各想各的心事，各寻各的好处。好处得的少的眼红好处得的多的，好处得的多的眼红不劳而获的，不劳而获的眼红管好处的，大家都害了“红眼病”。“红眼病”的流行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一种难堪的局面，而银行的难堪尤甚，只有靠滥发票子支撑局面，把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人们说中国的银行像个蜗牛，它身上背着坚硬的甲壳，而体内却没有一根属于自己的骨头，这个比喻甚是恰当。
陆亚雯从图书管理员手中接过她所要查的资料，就找了个地方一头扎进了这堆厚厚的资料中。关于银行的改革，她的设想一是以后中国的银行要有相对的独立性，既不能受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预，又要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有调控能力，它作为企业中的企业，自己应先进入市场并参与市场竞争。二是银行不能搞清一色的“国家队”，要大力发展股份制、集体和个人私有制的银行，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所有制经济的需要。三是银行的决策者和经营者、管理者要由真正的银行家来担任，国家应为这些银行家的产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关于这些设想，她曾向一些专家请教过，很多人都肯定她这个设想很好，但却说这在我们这个国家很难行得通，因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它不能容许任何单位有什么“相对的独立性”，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至于发展多种所有制银行和由银行家管理银行就更不可能了。这些专家善意地劝她放弃这个题目的研究，转而去参加时下正热门的“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讨论。她一听“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这个词儿，就感到哭笑不得，这不还是在原来非驴非马的窠臼中闹腾吗？改来改去银行仅是“企业化”了一下，其他一切照旧，这种改法与其叫“改革”不如叫“改良”更为恰当，而改良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她在跟那些专家商讨过后，越发认为她的想法是对的，她应以一个“老银行”的身份，向银行界的同仁们进一言：银行改革必须来真格的！
陆亚雯正在伏案查资料的时候，图书馆里的一群人听说她来了，就不约而同地赶了来，围住她七嘴八舌地说：
& “陆师傅，我们找你来了。”
“她大姐，我存的那个定期要提前支取了，眼看着物价这么一个劲地涨，过些天怕更不值钱了呢！”
“老陆，这些日子个个储蓄所都排起了长队，我去了几趟都没取上钱，今天你来了，能不能给我们行个方便？”
& “听说有的储蓄所已经关门了，他们的钱已经让取完了。”
& 天气很热，这些人个个都是汗流浃背的。
陆亚雯看着眼前的这群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给他们解释呢？当时动员他们参加储蓄可费了不少口舌，并保证随要随取，谁能想到目前这个局面呢？现在他们都闻风跑来要求取款，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吗？要不谁以后还会信自己的话！她感到难过的是自己刚刚为国家聚集了一笔笔加起来总数可观的闲散资金，现在马上就要流走了，真是自己的孩子心最疼啊！她站在人群中，反复向这些人宣传银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客户保密”的储蓄原则，答应自己马上就回去给他们取钱，再专门来上门服务，这些人才慢慢地散去了。
陆亚雯沮丧地从图书馆出来，刚刚发生的事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被弄得狼狈不堪，好像是自己欠了人家的钱似的。不过回过头细细想来，事情的发生虽在自己的意料之外，但是却是在事情的情理之中的，图书馆的人也都是靠那么一点点工资生活的啊，谁不希望自己的钱存在银行能够保值增值！可希望归希望，现实是现实，在钞票马上就有可能变成一堆废纸时，谁的心还能够静得下来呢？她忽然想到，根据现在的形势银行应马上开办一种名叫“保值储蓄”的新储种，这种储蓄就是每月或每季把物价上涨指数的百分比折算成储蓄利息加在原来的利息中，物价上涨多少，其利息就相应地增加多少，这样就可以消除储户们因物价上涨而产生的恐慌心理，平息眼前的这股挤兑风。她想到这儿，觉得自己应马上把这个想法反映上去，事不宜迟。可上面能采纳她的建议吗？她苦笑了一下，心里憋得慌，她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个省或一个市的银行所能作得了主的，得由中央银行下令或国务院下令才行，中央银行或国务院能下这个令吗？有可能，也没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恐怕也不会很快，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种事办起来一般都很要经过很多人、很多关口的，要一级一级地来，等到了也许黄瓜菜都凉了，而这不正是中国现在银行的弊病所在吗？
陆亚雯正想着，一对衣着时髦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从图书馆前的马路上飞驰而过，当她看清这对亲热得像粘在一起的青年男女的面目时，她的脸一下白了，白得像纸一样，差点晕倒在地上。
江庆礼行长下午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那人是他过去在部队时的老战友。电话告诉他，说他儿子可能也参与了最近发生的“侨汇卷诈骗案”。听到这个消息，他如五雷轰顶似的，头一下子胀大了，他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像一个失去支撑的重物，他重重地倒在了自己的座椅上，压得座椅“吱”地怪叫一声。
江行长这些日子气色一直就不大好，心情烦乱极了。进入七月份以来，随着市场物价的上扬，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抢购风，由开始的抢购彩电、冰箱等高档家用电器，发展到后来的抢购粮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从城市抢购锅碗瓢盆、肥皂洗衣粉，发展到农村抢购砖瓦沙石、钢材、水泥……市场涨什么，人们就抢什么，越抢越涨，连人们不抢的，价格也跟着涨起来。在银行储蓄所门口，人们排成了一条长龙，都等着提款去参加抢购。“存钱不如存物”，人们都相信这一点。据说有人连三岁孩子将来结婚的全套用品都置办齐了。江行长在下面储蓄部报来的账表上看到，全行仅在七月下旬的十天内，储蓄额就下跌了2424万元，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照这个速度跌下去，不要多长时间，他这个银行非关门不可。没有存款就没有银行，更不会有他这个行长，他懂这个理儿，严峻的形势使他坐立不安、毛孔里直往外渗着汗水。前些日子他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了一下对策，凑了些办法赶紧布置下去，如加强宣传、开办实物有奖储蓄等，一时间广播车满街跑、咨询台满街摆、报纸上高档奖品耀人眼目、“储蓄杯”球赛棋赛相继举行，但根据反馈回来的消息看，收效并不大，储蓄存款仍以每天176万元的速度继续下跌。事情不光如此，江行长在下面计划部报来的材料上还看到由于社会各方面都伸手向银行要贷款，现在全行流动资金规模只剩下了3亿多元，并且全辖十六个中心支行中已有八个手里没有了可用的资金。这说明面对着秋、冬季的生产和农副产品收购，他更无能为力，要学国外的电影中常有的镜头，站到银行大厦的楼顶，闭着眼往下一跳……他心里暗自叫苦不迭，早知道今年要出现这种局面，事先就责令部下们少吃少喝少发些“长官贷款”、“人情贷款”和“关系贷款”就好了，都怪自己当初心太软、嘴也有些馋了，一见比自己大的官和满桌的山珍海味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他还骂那些鼓吹“物价双轨制”、“物价闯关改革”的人，说这都是他们这些人惹的祸，不光催生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倒爷”这个经济怪物，让他们层层加价倒卖国内紧俏物资，引起物价上涨，使国内经济秩序大乱，而且还为那些久禁不绝的以权谋私者们找到了一个合法谋私的阳关道，让他们内外兼职，大办公司，捞取个人好处，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后让倒霉的银行成为他们的垫背……这些日子，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了一个存款、一个贷款上，他想寻一条出路来，迅速摆脱眼前这不利的局面。他用尽了心思，但由于他是半路出家的银行行长，对银行业务并不很熟，在外行人的眼中他好像是个内行，但在内行人的眼中他根本就是个外行，因此面对这复杂的局面，他哪里有什么回天之力呢？“还是听之任之吧！”他对自己这样说，“国务院总理都不急你急什么，银行倒了又不少你一个子儿……”话虽这么说，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还得背水一战，否则头上的官帽丢了那损失就不在钱上说话了，到时候虽可以易地做官，但哪儿的官都没有银行的官好做，谁会为你的损失负责任呢？
江行长这年五十六岁，正是一生中最旺盛的时候。他头发稀疏，秃顶处巧妙地用近旁有意留长的头发掩饰着，人们开玩笑说他这叫“地方支援中央”，他听了认为是对自己的赞扬。他个子不高，身体圆胖，带着一种自然的严肃和惯于让人服从的气派。他有威严，能激发起上级的信任。他的脸上常带着笑，这种笑在下级看来是权力的象征。他是六十年代初从军队转业到银行工作的，在银行大厦中一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当政治部副部长主管人事工作时，正是人事干部吃香时，那时年轻姑娘眼中“白马王子”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这些职业在计划经济时期都是能为自己捞到好处并且亲戚朋友都能沾上光的职业。他权重一时，办公室和家里总是来客不断，他尽心尽力地办事，虽不能做到人人满意，但大体上是公平公正的，人们都对他有不错的口碑。他从登上行长宝座的那天起，就热衷于搞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把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对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他是从上级领导的讲话中体味到这是势在必行的，因为不触动他的权位和利益，相反还能获取很多好处，因此抓起来十分卖力。像中国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人一样，他很注意上级的口风，很善于从上级的口风中去捕捉他们的意图，他知道如果谁不会这点技巧，谁就不能在官场上混下去。当他捕捉到上级要把储蓄所的承包定做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突破口的意图时，就雷厉风行地在他所管辖的157个储蓄所中率先全面实行了“三包一津贴式”、“千元储蓄增长费用含量式”、“委托代办式”、“工资含量包干式”四种形式的责任承包制。他在社会上赢得了“改革家”的美称。前些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专门约见了他，据说这个副部长正在考查未来省长的人选。他在这个副部长约见后兴奋了好几天，连做梦都常常笑出声来。他雄心勃勃，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一心想在自己走上更高一级领导岗位前做些更使人注目的成绩来，让人们都看到他是无愧于他所得到的殊荣的。他春风得意，在上级单位和领导的家里走得很勤，他扩大了自己活动的空间，做京城和省城内各路诸侯的工作，根本没去想自己会在以后关键的时日遇到什么麻烦。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竞争对手上了，暗中窥视着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他听说省上那个管工业的副省长李作栋正在台前幕后加紧活动，并处处塌他的台，也在谋求这个省长的职位，比如这几天就暗中鼓动省属企业的厂长、经理们都到银行来逼宫要贷款，不给就坐着不走，非让他焦头烂额不可，他恨得牙根痒痒的。他知道这个李副省长非等闲之辈，他有自己的一班人马和后台，不能碰也不能惹，如果不小心碰了惹了，那往后就别想过舒心日子了。据说此人在当省建设厅的副厅长时，因为嫌厅长挡了他的道，就把厅长提前弄去回家休养了。江行长想，若此时他要是知道了战友刚刚告诉自己的这件事并拿这件事做文章，那就是给自己火上浇油了，当不上省长不说，还会弄得自己身败名裂，事情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候再不能出什么事了，他心里这么说，这会儿他似乎看到这个李副省长正躲在暗处偷偷地笑呢！
关于“侨汇券诈骗案”的案情他是前两天公安部门向作他通报时就知道了，公安部门认为这是一起银行职工内外串通勾结所作的案件，因为案犯作案时所持的《介绍信》是银行的，而且商业部门的人在核实取券人的身份时曾给银行挂过电话，接话人不可能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所谓“侨汇券”是当时由商业部门统一印制、管理和调拨并由银行按外汇的数额配发给国内外汇持有人的一种无价优待证，可与人民币一起购买国内限量供应的农副产品或高档紧俏的工业产品如粮油、高级烟酒、名牌手表自行车等，目的是吸引侨胞手里的外汇。由于此券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证券，因此它在黑市上就有了价格，能在黑市上流通和买卖，能换成人民币，故尔就成为犯罪份子在银行除猎取人民币外的另一盗取目标。江行长在听完公安人员的案情介绍后非常震惊，想不到自己严密控制下的银行竟会出现这种事情，谁的胆子这么大？吃了豹子胆了！他在送走上门通报情况的公安人员后，将留在办公室内面面相觑的国际业务部和保卫部的负责人狠狠地瞪了好一阵，然后才布置他们去发动群众，协助公安人员尽快破案。他对眼前这些他一手提拔的部下说，不管犯罪嫌疑人是谁，都要严加盘察，决不放过。
江行长的儿子叫江海，是江行长膝下唯一的男孩，就在江行长管辖下的国际业务部工作。江海是高中一毕业就参加银行工作的，当时他的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同学还都在家里待业。他上班没几天，就上了银行办的算工龄的在职电大班，勉强学完三年，刚一拿到毕业证书就从基层行处调进银行大厦，安排在人人都很羡慕的国际业务部工作，很趾高气扬了一阵。那些家有大儿大女几年没有安排工作的人们和在基层行处工作了多少年没有提拔的人们将此情况反映到上面的纪检监察机关，上面的纪检监察机关倒是派人来了解情况，但住了几天后就提着沉重的行李箱走了，丢下一句“江海也是人才”的话，从此再没下文，人们看到江海还是在老地方坐着，身板连一毫米都没挪动一下。
江行长是把他这个儿子看作掌上明珠的，跟那些过份溺爱孩子的家长一样，他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尽力满足孩子的各种愿望，不让他受半点委屈。他希望孩子将来能比他强。他早早地就给孩子铺好了发展的红地毯。对儿子的未来他是这样设计的：先让儿子在国际业务部呆着，等有了机会就送儿子出国去公费留学，让儿子也扛一个洋博士的头衔回来。现在高干子弟出国留学成风，他不能让儿子被抛在这个“世纪潮”外。儿子学成回国后，他就让儿子从政，靠自己和自己关系网的力量把儿子推上去。他相信儿子一定能上得去。他知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管什么“黄路”、“黑路”，只要不走“红路”就必定没有前途。中国是个官本位制国家，不当官就说明你什么也不是。对儿子他寄予了自己的全部希望。
江行长在他的座椅上瘫了好一阵，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到了什么地方，他一下糊涂起来，竟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但他毕竟还有点意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坐着，应像往常一样抖擞精神、发号施令或呼风唤雨。自己应调动各方面的关系，救救自己这已深陷泥潭的儿子，他知道现在很多事经过努力都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特别是自己这种手握大权的人。他还知道权力这东西，不敢用就是不会用，不会用就是不顶用。
江行长试着抖擞了一下自己的精神，可是不管他怎么弄也一样抖擞不起自己的精神来，身上总是软绵绵的，手脚又冰又凉，往日那旺盛的精力、过人的机敏和超常的能量这会儿都不知道上那儿去了。这个打击对他简直太大了，他不能想象没有了儿子今后的日子将怎么过，也不甘心自己多少年花在儿子身上的心血就这么付之东流。“颗粒无收啊！”不知怎的，这句话突然从他心上冒了出来，他当过农民，知道这几个字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他恨极了，让他直想从天上抓下一朵云彩来撕成碎片。他痛苦极了，仿佛到了世界的末日一般。
江行长叹了一口气，目光不由地落在自己办公桌的中央，大玻璃板下有他跟儿子的几张合影：一张是“父子情深”，那是儿子刚满月时照的，照片上他的脸跟儿子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一张是“教子学步”，那是儿子刚满周岁时照的，照片上他刚跨出一步，回头看见儿子歪歪扭扭地跟在他身后学走路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一张是“子承父志”，那是前不久才照的，那天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约他谈话后，他心里高兴，看见儿子正给女朋友照相，就趁便跟儿子合了这么一张，照片上儿子挽着他，两人一起望着前方……江行长越看这些照片心里越难受，像吃了四川的怪味豆似的，嘴里酸甜苦辣咸什么味儿都有。想吐，嘴里却没有什么东西可吐，喉咙口上像是堵了一团又腥又臭的棉花。看着看着他突然想到，无论怎么说一个未来的罪犯跟一个未来的省长站在一起总是不大协调，别人看了影响会更不好。于是他强打精神，无可奈何地抬起玻璃板，手颤抖着将这几张照片一一取了出来，心疼地放进他抽屉中的大影集里。这本大影集是一个老战友送的，价钱昂贵，他专门用来收藏他与上级的合影和出席重要会议、参加重要活动的留影等。他把这本影集视作他身份地位的象征，拿出示人时脸上常常是笑容可掬的。
江行长这天下午没心思办公了，看见桌上的墨水、台历、磁化杯等和一沓一沓的文件就心烦意乱，拿起笔，笔尖不住地颤抖，端起杯子，茶水又烫了嘴，就连他平时一看就放不下的报纸也成了黑乎乎一片不知所云的东西。他召来秘书，对秘书交代了几句后就叫了车，早早地回了家，并招呼行长助理把原订的会往后推推。
江行长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听了这个电话他目瞪口呆更不能自持了，躺在座椅上差点喘不上气来。他平常一天要接很多女人的电话，有上级机关的女领导，有下级单位的女干将，还有工作和生活中认识并交往的各色女性，但这个女人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谁？在电话里对他究竟说了些什么？现在银行大厦里还没人能够知道。
省委书记贾维民早上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不日将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讨论当前的形势，请他作好准备。他放下电话，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准确的判断：改革可能要停止了！
贾书记是改革中上来的那批省级官员之一，他五十多岁，身材中等，脸上一副变色镜既显示着他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层次，又恰当地遮掩了他那闪跳着权力光芒的眸子。他看重文化知识，但他更看重权力，如果说他把文化知识看作一个圆的话，那么权力则是他这个圆的圆心。有圆心的圆是真正的圆，而无圆心的圆则不是一个真正的圆，圆心决定着圆的用途和发展，这些道理他上小学时就明白了，因此中专毕业后，他就想方设法进入权力机构，从科员科长一直做到现在的省委书记。
贾书记对改革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一点他深藏不露。他认为改革不搞不行，搞多了也不行，就像一桌宴席一样，所请的客人都来了，这宴席才开得热闹。如果到时又来了一些不速之客，那么这桌宴席就非被掀翻不可。抱着这个想法，在改革之初，他是很着急又很卖力的，干成了一些事情。但眼下当他看到省内物价大涨、群众大抢的风潮掀起后，就不由地私下埋怨中央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太急、太大了。虽说物价改革是制约现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瓶颈”，但也不能说在这上面开刀就挥刀大干啊，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那一切不乱套才怪呢！尤其是金融，谁不控制住这根经济活动的神经，谁就会被它弄得抽风不止。因此，这些天他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银行打电话，问前一日居民储蓄又下降了多少。
贾书记和江行长是比较气味相投的，70年代他们在省“五七”干校的时候，一个睡下铺，一个睡上铺，相处得很融洽，这为他们以后的相互利用和合作奠定了基础。当时很多人的友谊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建立的，后来相继复出后，你有事找我，我有事找你；你提携我的人，我提携你的人，大家互效犬马之劳，很快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贾书记对江行长的评价是为人忠实可靠，有一定的胆略各办事能力，因此在银行需要补充一个新行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江行长，后来他为他的这个选择感到欣慰。但这次中央组织部来人考察省长人选，他却私下投了江行长的反对票，他认为江行长当银行的行长可以，但当省一级的官员就不合适了，他根本不具备当省一级官员的那种素质。在江行长与另一人选李副省长之间，他更倾向于李副省长。李副省长虽然出身于技术官僚，最早是省上一个大型国企的厂长，但他懂生产会经营，在全省大中型国企中较有影响，对全省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发言权，这对贾书记这个想在工业上搞出点名堂的人来说，是个不可不用的人才。相比之下江行长就不同了，他虽是银行行长，挂着“高级经济师”的招牌，但他远不是一个金融家，既不懂生产，又不懂市场，让他像睁眼瞎似的为自己划拉些贷款、守住银行的摊子可以，但要让他干更大的事情，从宏观上进行决策就不行了，你不能指望他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上放手做更多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江行长真是一个金融家的话，他贾书记则连银行行长也不敢让他当了，那样他会用金融手段把他贾维民治得半死不活的，让他贾维民活着比死了还难受。干这，他会说你重复建厂；干那，他会说你重复引进；不干这不干那他更会说你占着茅坑不拉屎，别说从他那里得到一分钱，就是你已经吃了的喝了的他还要你吐出来，让你背着恶名自动地去跳楼。这样的“人才”他贾维民敢用吗？他要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啊！
贾书记通过江行长了解银行也是这几年的事儿。贾书记初为省级首脑时，在过问了全省的工农业生产情况之后，从来不过问银行，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他问银行要多少钱银行就得给他多少钱，银行就是他的金银仓库，他不必为银行的事情而伤脑筋。再者，他的金融知识很有限，跟来自全省的金融界人士坐在一起时，常常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时给他们讲话作指示，就稀里糊涂地照秘书写的稿子念，往往是念了半天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念了些什么，只有听到了掌声心里才不发虚。这几年，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凸现，银行的钱再也不那么好要好花了，他这才不得不在过问了全省的工农业生产之后也过问一下银行，没事时听江行长念一念银行的经，听得多了，对银行的人和事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出席全省的金融会议时，看见台下那黑压压的自称都是“银行家”的人的人头，自己的腰先直了，知道他们跟江行长一样，不过都是些靠银行混饭吃的家伙罢了，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崇拜多于他们对银行的了解，因此也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知道要了解银行的事得问那些站在他们身后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懂一点银行的人，但仅仅是懂一点而已。这时他可以谈笑风生地给他们大讲金融体制改革了，一边给他们作指示，一边想着把他们身上的毛统统拔光捋尽。想到他们光着身子和光着屁股的样子，他就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知道之所以自己花时间跟他们说这些有用无用的话，目的就在于尽数花掉他们身上的钱。世界上得钱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一是凭力气挣，二是靠智慧赚，三是用机巧骗，四是拿灵肉换，五是下赌注赢，六是碰机遇拾，七是行暴力夺，八是借权谋得，这里的第八种是最省力最高明的一种，自己用的就是这一种。人生下来谁不需要钱？谁不想嫌更多的钱？只唯有中国的政治家花银行的钱不需要付利息。
本来贾书记对银行的工作是看不上眼的，他认为银行那些整天忙忙碌碌一分分敛钱而供别人去花的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此前两年当他女儿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他就没让她报考取分较低而又热门的财经类院校，而是设法把她送进了那所全国著名的政法大学，他知道在中国一个学政法的高干子弟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前途。他希望女儿将来也能在政界一展风采。这两年他从改革开放中看到了银行的潜力和未来，特别是他出国访问时握了外国金融寡头那能扭转乾坤的巨手之后，就重视起银行来了，在工作中给银行以较多的关注，他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还想要有大动作的话，那就得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拿大顶了。但真正搞金融体制改革，让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这对他来说又是很不愿意看见的，道理很简单：敛钱的人从此要自己当家了，以后谁还要他来指手画脚？一个当权者手里没有了钱，那这个当权者还有多少分量呢？他开始有了危机感。他眼睛紧盯着中央，看中央是否有魄力敢在金融体制改革上下一刀，如果中央真的下决心要搞金融体制改革，那他就等着看好戏，他知道全国跟他一样的高级干部数量是很大的，都不会睁着眼睛随波逐流。他感到高兴的是这次物价改革闯关一开始，便随后出现了物价大涨、群众大抢购的精彩局面，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还没有开始金融体制改革呢，事情就成了这个样子，下面的戏还怎么演！他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再谈什么改革都是多余的，按照邓小平的思想，一切都得为稳定让路！咳，咳，这不正好应了多年前他曾对银行的人说过的一句话：改革不搞不行，搞多了也不行……
刚刚放下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另一个电话机又响了起来，贾书记拿起来一听，原来是江行长打来的，他说他一早没接到贾书记询问储蓄下降数额的电话，便打电话来汇报一下。贾书记心不在焉地听完了江行长的汇报，告诉江行长说以后再不要打这样的电话了，他现在已不需要那些让他心烦的数字了，形势不久就将得到扭转，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非冻结物价不可的地步了，估计中央将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来进行这项工作。他说完了这些话就挂上了电话，他知道那边江行长也挂上了电话，肯定是悻悻然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贾书记离开办公桌，在办公室里踱起了方步，他在想去中央开会的事情。今年春上，他参加了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万里取代因年老多病退下来的彭真担任了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取代比他年轻的李先念当上了国家主席，李鹏由国务院代总理转正成为国务院总理。对新上台的这几个人代表们意见最多的是杨尚昆的李鹏，说前者岁数太大，都八十过了还不休息把位置留给年轻人，一张老脸在国际上也太难看了点；后者比起原来的总理赵紫阳来逊色多了，光看他的形象，就有损大国风范，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尽管他一改过去领导人坐着念稿的习惯，站了两个半小时，博得舆论的好评，但仅就他念稿念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这点来说，就有必要去广播学院去进修一下再说。这次大会还首次采用了差额选举，可是不管怎么差额，台上笃定坐的还是那几个人，但就是这几个人，很多时候尿还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改革，中央主要领导人意见有分歧，这是他早就知道的事情，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就是因为同党内的大老意见不一致而被赶下了台，跟着他的人也都不见了踪影。胡耀邦倒了，赵紫阳还在，党内的争争斗斗看来还得继续，问题是这次去他站在哪一边比较有利呢？从感情上说，他对跟他一样持有限改革态度的人是气息相通的，但从利害关系上讲，他又不能不对主张激进改革的人俯首听命，因为这部分人目前占据着党内权力的最高位，并得到幕后大老的支持。不管怎么说，这两部分人都是他不能得罪或不敢得罪的。从共产党内斗争的历史看，迄今为止还没有对立的两派始终和平竞争不动刀兵的先例，这次也是一样，总有一天目前党内这两大派系间的争斗是会闹得不可开交并决出分晓的，因此自己这些身为省级地方首脑的人来说，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并能步步高升的话，就得早早认准方向，选准投靠对象。那么现在中央政治局里谁是未来的胜利者呢？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党内主张激进改革的人虽占了上风，但这次经济动荡却遏止了他们上升的势头，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金融改革的前奏——物价改革的关是这么好闯的吗？历史上凡带头闯关的人有几个不是中箭最多的！再说无论怎么样，谁制造的包袱谁总得背一段时间呀！想甩给别人，没那么便宜的事……再看对改革持“姓社姓资”态度的人，虽然这次经济动荡使他们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但他们的拥护者少，力量有限，难以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较大的战役，特别是他们的主张吸引人的地方太少，这就注定了他们只能小打小闹地干事情的悲剧命运。不能指望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实际上他们也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因为他们要干的事情许多都是以前干过的并证明是不成功的，例如“大教育”、“大批判”之类的东西。尽管如此，仍不能排除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胜利者的可能性，因为政治上的偶然性太多了，何况他们的存在本身的必然性就证明他们有利用这些偶然性的可能性……
贾书记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就像一群马蜂在飞舞。突然他眼睛一转，自己对自己说你何不打个电话问问你那在中央工作的老朋友呢？对这次中央全会，他必是知道一些情况的，特别是一些幕后的东西。有些幕后的东西他看不出名堂来，但经他这个老朋友一点拨，里面的奥妙就显山露水了，特别有“映日荷花别榜样红”的意味。就像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一样，为什么要让李鹏当国务院总理，是他的政绩突出吗？是人民拥戴他吗？只有知道内幕的人才知道里面的渠渠道道，而他正是经过老朋友的点拨才看出党内大老用他来牵制赵紫阳的用心。他想到这儿，赶紧转过身，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贾书记在中央的这个老朋友是某个开国元勋的儿子，是外国人说的那些靠父辈的光环而升至高位的“太子党”的一员，多年以前他们曾同在中央党校学习（这次学习对他并不重要，但学习生活却很重要）。那时他这个老朋友就已在中央机关任要职了。贾书记知道“朝里有人好做官”这个道理，因此在学习中就主动地与他多方接触，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到学习结束时，两人便有了相当的交情。他这个老朋友对他是十分关照的，曾在他升任省委书记上出过很多力，在政界元老群中制造了不少有利于他的舆论。他每次进京，都要登门造访他这个老朋友，给他这个老朋友带去省内驰名的“土特产”。他这个老朋友好女人，有次他带省歌舞团进京，曾专门挑了几个女演员去某个大饭店“吃饭”，请他这个老朋友物色意中人，然后去包下的歌舞厅跳舞……对中南海里发生的事情，他这个老朋友知道得很详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都要谈谈红墙里面的事情。
贾书记的电话没打通，北京方面说他的这个老朋友有病住院了，问是什么病，对方回答无可奉告。贾书记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不由地一紧，暗想：这宝贝得的该不是政界人物人人谈虎色变又避之不及“政治病”吧？看样子还“病”得不轻，丧失了行动能力和对外联络的能力，如果这样，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呢？……他无力地倒在了沙发上椅上。第&&二&&章
钟健被人事部管干部调配的人领到了信息管理部的办公室里，他告诉钟健以后就在这儿上班。
信息部的部长姓山名甫，晋中人，近六十了，一看就知道是个典型的政工干部。他无论何时何地头上的解放帽总是戴得端端正正的，领子上的风纪扣也总是扣得紧紧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士兵操典的要求。他在部队时搞过宣传，笔头上总有洋洋万言的大块头文章涌出，跟他的人一样，都带着一股陈醋味。他不喜欢现在的大学生，认为他们都不如自己这种人那么能干，那么能写。他整天都在忙，除了开会，就是研究报纸、研究文件、研究下属写出的文章。他常把别人写出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包括把一个完好的句子弄成病句。像其他五十年代过来的人一样，他很怀念那个上级指向哪里、大家就涌向哪里的日子，经常为现代青年有那么多个性而大伤脑筋。他为人比较谨慎，虽然平时也不乏笑容，但在银行大厦里谁只要一提起他，人们就会想起他那四个口袋的中山服和一本正经的面孔来。
钟健第一眼看见山部长的时候，山部长正在给一个刚刚过世的一离休干部写悼词，桌上堆放着那人的档案。虽然他跟这个老干部关系很不错，但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能力和水平都不怎么样的“大老粗”说成“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有开拓精神”的人，他实在是不情愿的，笔拿在手里抖了几下就是落不到纸上。他看见钟健，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示意钟健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然后就给钟健介绍起信息部的工作了。他从信息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谈起，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把每个要讲的地方都讲到了，讲得又细致又从容，使钟健感到他那带着山药蛋气味的语言像黄河水一样源远流长。当他认为自己讲得差不多的时候，这才把钟健领出自己的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把信息部这间办公室的人一一介绍给钟健。
信息部的这间办公室坐着三个人，二男一女，都是这几年陆续分来的大学生。钟健跟山部长进来的时候，一个正在背外语单词，一个正埋头写东西，那唯一的女同志手里拿着本《幼儿教育》正看得津津有味。他们看见钟健，那正在写东西的和正在读《幼儿教育》的都礼貌地起身握手点头，互相作介绍，只有那个正在背外语单词的一动也不动，仿佛对钟健不屑理睬似的。
那正在背外语单词的叫吴宏伟，戴了付眼镜，个儿不高，文质彬彬的，常被那些高挑个儿的马路女郎叫作“不够尺寸的半残废”。对此他曾脸红脖子粗地骂道：“你们才是真正的‘半残废’呢，量量你们的三围，哪一个够国际尺寸！”此语曾笑倒众人。他是三人中最早来到这间办公室的，本人很有文采，但领导们却对他不感趣，于是郁郁不得志。前两年，一个失败的婚姻把他弄得颓唐庸懒、牢骚满腹。他认为自己没的前途了，于是就来了个“破罐子破摔”，一不对劲就跟人吵架，无论哪个领导他都敢顶。前些时候，他那在国外当教授的舅舅回国来讲学，答应为他出国留学作担保人，他兴奋了好几天，捡起大学学过的课本，开始猛攻外语，希望不久能在“托福”考试中过关斩将。关于他的故事，银行大厦里有过不少传说，有的说他让一个女流氓给骗了，领了《结婚证》后发现不对，又忙着领《离婚证》，白白损失了好几千块人民币；有的说他脚踩两只船，忙着办喜事的时候，一个姑娘找上门来当着“新娘”的面说她曾跟他上过床，结果……对这他本人倒是对谁都没有谈起过，看得出来，他心灵深处有一道深深的伤痕，这种伤痕在我们这个喜欢流传别人隐私的国度里是无法痊愈的。
在吴宏伟对面坐的是陈效，这个人“工农商学兵”都干过，为人处事极为老练。他外表看上去一副憨态，见了人就笑，从来不跟人生气，用吴宏伟的话说，这是“形憨神不憨”。他见人就递烟，见客就倒茶，对谁都毕恭毕敬，其实肚子里早把人划成了三六九等。他从不享受机关工会会员每月看一场电影的待遇，每到看电影的时候，他总是留在办公室里写材料，把电影票送给爱和老婆一起看电影的山部长。他手底下的材料总也写不完，时间总不够用，但只要领导给他分来任务，他依然来者不拒。据说他当年毕业时，学校曾要他留校任教，他没有同意，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他私下对几个好友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学校很难在10年内当上副教授，但在党政机关3、5年奋斗个县处级干部不在话下。”此话未经核实，不知是否确切，但现在他从基层调上来两年多了，他已成功地赢得了银行大厦中所有人的好感，特别是领导的器重，人们都说他是信息部一颗正在上升的政治新星。
信息部唯一的女同胞叫李钊，人很漂亮，性情也很活泼，一年四季身上都是时髦的服装。她分管信息资料的剪辑工作。自打她进入银行大厦后，就没好好上过班，先是结婚生孩子，现在又忙着侍候她那个宝贝疙瘩，只要报纸上登有育儿方面的文章，她就剪下来细细地看，其他一切都不去关心，至今连全行有多少个基层行处都说不清楚。她的空闲时间很多，能经常去其他办公室找她那些“姐妹”们聊天，如果谁问起她的孩子，她就津津有味地讲她小宝宝的故事。她的口才极好，闲坐时听她讲这方面的事倒是一种享受。就因为这，她那些“姐妹”们常来找她谈天说地，嘻嘻哈哈好一阵，引得正读外语的吴宏伟直翻白眼。
钟健上班后干的第一件事是整理他的办公桌。在这间大办公室里，吴宏伟和陈效的办公桌是对在一起靠着最里边的窗户放着的，李钊和钟健的办公桌也是对在一起不过是靠着外边的窗户放着的。中国传统的办公室大都这样，位置最靠里的人，资历最老、地位越重要，然后依次类推，谁的位置最靠外最靠门，谁准是这间办公室的小喽罗。这间办公室正是这样。留给钟健的这张办公桌是老式的“一头沉”，很有些年代了，跟吴宏伟、陈效、李钊他们的办公桌摆在一间办公室里，显得很不协调，仿佛中间隔着一个时代。钟健注意到，吴宏伟他们的办公桌都是80年代最流行的样式。钟健这张办公桌看样子好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上面堆放着一沓旧报纸和不少杂物，一看见这些东西，谁都会知道中国的大小干部们是怎么样打发他们上班的时光的，钟健在动手清理它们时，在它们的身上深深地嗅到了中国的办公室这种特有的气息，他感到这种气息能将人的一生消磨殆尽。
钟健在开始整理自己的办公桌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吴宏伟却突然对他笑笑，说了句：“宦门深深深似海。你才来，需事事小心谨慎，别像你的桌子的前任主人似的，整天吊着张脸，吓得来人不敢进门。”钟健闪了闪眼睛，没听明白吴宏伟的话，想问，见吴宏伟没有解释的意思，就只好收回目光，随手拉开了办公桌中间的大抽屉。
钟健拉开的这个大抽屉是空的，里面丢着几张水果糖纸、一堆大板瓜子皮和一瓶用空了的当归美容霜。随着抽屉的滑动，它们匆匆地跳了几下。钟健看见这些东西，鼻子抽动了一下，从这些遗留物残存的气息里，他推断出这里原先坐的人一定是个女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想。他回味着吴宏伟刚才说过的话，对这个女人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兴趣。
钟健收拾这张桌子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这个女人是准备回来的吧，好多东西竟没带走，他只得找来一只大纸箱，将其它抽屉里遗留的东西一件件装进去。这个女人大概平时是爱写爱画的，桌子靠边的抽屉里有很多她随意画出来的东西，多的是些古代仕女图。钟健随手翻翻，见里面有一张上还附有一首题为《七律·咏白海棠》的诗，诗曰：
“嫦娥昨夜闭宫门，羞见千家玉满盆。偸借华灯观素影，窃得新瑟舞青魂。投之雪岭冰失色，映入银河水有痕。堪叹俗人皆不赏，令其千载对黄昏。”
& 翻过来看，纸背面还填有一首题为《临江仙·柳絮》的词，词曰：
“挣脱游丝天下去，随风舞得均匀。四方桃李落纷纷，看它随绿水，唯我出红尘。&
万里江山春更好，恰逢谷雨时分。乘风飞到杏花村，牧童来敬酒，送我上青云。”
这一首诗一首词很有功力，钟健玩味再三，深感这个女人不是等闲之辈。他将这张纸片收拾起来，一边干着手里的活儿，一边想这个女人一定是多愁善感的，生活上也多有不幸。不由地，他想起了当年在银行大厦前见到的那个脖子上挂了双破鞋的女人来。“会不会是她呢？”他想。这两个女人的影子在他的脑海中一下子重叠在了一起。
下班的时候，钟健随着各办公室涌出的人流下了楼，第一次走在公职人员的行列里，他感到自己这才长大成人有个人样了。他想对人说：“我也是银行干部了。”可转念一想又觉得很好笑：银行干部怎么啦，不也是个两条腿的人吗？走到楼门口，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在注视着自己，刚想给这个人礼貌地点个头，可这个人却叫住了他：“这不是老钟的儿子吗？”钟健看着这个人，搜肠刮肚地在记忆里寻找这个人信息，这人笑了，说：“当年你跟你妈一起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想不到现在是这么一个大小伙子了。”钟健不好意思地笑了，但还是想不起这么个人来，便想回去问一下妈妈。他从没听妈妈说过银行大厦里有什么认识的人。
“分到银行了？”这个人递给钟健一支烟，见钟健摆手表示不会吸烟，便自己点上了，吸了一口又问，“在哪个部门上班？”
“在信息管理部。”钟健见这个人很热情，又跟父母熟，便如实地回答。
“哦，那你是山部长手下的人了。”这人淡淡地哼了一声，接着便摇摇头叹口气说，“按理我是不能给你泼冷水的，既然你已经报到上班了，但作为你父辈的老朋友，我就不得不告诉你一些实情了，你且跟我来——”他把钟健领到一个僻静处，又说，“你知道你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钟健茫然地摇摇头。因自己才参加工作，他承认自己对银行大厦的了解确实太少了。
这人冷峻地说：“这是一个能把人变成魔鬼的地方。”他看见钟健显出吃惊的样子，便加重语气说：“你刚从学校出来，还没见过鬼是什么样子，但你总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吧？自古以来‘钱’和‘鬼’就是密不可分的，有钱的地方就有鬼，有鬼的地方必有钱，人们逢年过节在路口上、在坟地里烧纸钱，烧给谁？不就是烧给鬼嘛！人还常在行走的路口上给鬼抛撒纸钱，可见‘钱’和‘鬼’是常在一块儿的。银行是钱成堆的地方，就必是鬼成堆的地方，人到了银行，就等于到了‘鬼行’，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地变成魔鬼，即使不变成魔鬼，也会变成一个疯子！所谓疯子，也是一个鬼魂附体的人……你不相信？将来等你成了魔鬼了，你就理解我说过的话了。看看你们银行大厦的行长部长们吧，那都是一个个在钱票堆里打滚的鬼啊！”
钟健听这人说话用的是“你们”，就问：“你不是我们银行大厦的人吗？请问你贵姓？”
这人笑道：“至于我姓甚名谁这无关紧要，关键是你到了银行必然要跟那些鬼们打交道、并遭受很多磨难，对此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跟鬼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我看你面相很好，将来不富也贵，只是万万不可像鬼一样一见钱就眼开啊……”
钟健感到这人非寻常之辈，就想跟他再聊几句，更深入地谈谈银行大厦里的事，可是这人却往他身后一指说：“你看那是谁？”钟健转过身，看看身后没什么人，再转过身来时，那人已经不见了，他疑惑地站在那儿，不知自己是否做了一场梦。
杨晖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睡着了，手里的《当代》滑落在地上。这些日子她太累了，虽说她所在的储蓄所远在城郊，但因物价上涨而引起的挤兑风潮同样也使她们这儿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她点钞票的手都点肿了，可储蓄所里外的那条长龙却不见有缩短的迹象。她是A市银行界的业务技术能手，曾在全省金融系统的业务技术比赛中得到过多指多张点钞项目的第一名、整点硬分币项目的第二名和珠算全能项目的第三名。比赛那天，省上的领导都来观战了，她心里紧张得像揣了只小兔子似的。比赛结束后，全行就她捧得的奖状、奖品最多。人们议论她，说她天份好，可谁知道她这一手硬梆梆的业务技术是怎么练出来的啊，刚进银行的时候，她还连算盘都没摸过呢！她说不清自己有多少次是在练珠算练到深夜的时候睡在桌子上的，也说不清自己练捆钞而耗掉的小纸条究竟有多少……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洒下了无数的汗水，必然就会得到应有的收获，她常告诫自己眼下这收获是不能用奖状奖品的多少来衡量的。
杨晖是那种常在工作之余捧着文学书籍就不放手的姑娘，她参加工作后一拿到当月的工资就迫不及待地订了七八种知名度较高的文学期刊。高中毕业时，她报考的全是大学中文系，虽仅以三分之差落了榜，但这并没有动摇她对文学的酷爱。她看书不光看中国的，也看外国的，在所看过的书里她发现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和极为明显的反差，这就是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描写银行或以银行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特别多，而国内的就很少，偶尔翻到一篇，也写得很没意思，看过之后，觉得文中的那些人那些事简直太平淡了，扔到水里都不见一点泡沫，跟她感受到的银行似是两回事。在中国政治和金融是搅绕在一起的，光写银行里的事不写政界里的勾心斗角，就好像只见其林不见其山一样，领略不到整个山林的险峻、幽深和怪异……她不知道中国的作家们“玩文学”玩出味儿来没有，她认为“玩文学”的不玩“金融文学”，就等于没真正“玩文学”。她还认为银行写好了要比写工厂、写农村、写军队的作品更有味道。就因为她这样渴望金融文学，所以每一期文学刊物来了，她都先查查目录，看内中有没有写银行的作品，然而每次她都很失望，有时失望到愤怒的地步。她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同储蓄所的陆亚雯，陆亚雯虽说是学经济的，但对文学也不乏兴趣。陆亚雯对她说：“现在不要说作家，就是‘金融家’自己也‘写’不好银行这本‘书’！”陆亚雯的见解对她来说有点深了，但她毕竟还是从中嗅出了点味儿来，她认识到无论谁要写好银行，就得必须先了解银行，而要了解银行，必须先学好银行理论。为此她在这年报考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没有再选择文学专业，而是报考了金融专业，她决心要先学好银行这本巨书。说来事情也巧，就在她对金融文学已感绝望的时候，她接到了邮局送来的这一期《当代》，很快就被这期杂志上的《商界》吸引住了。虽然这部长篇小说涉及到了银行的事和银行的人，但内容主要是写商界争斗的，就是这样不能解渴她也很高兴了，杂志捧在手上舍不得放下。她感到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如唐凤翔、罗泰康、秦月双等人就好像生活在她身边一样。从这部长篇小说里，她更巩固了自己的认识。
杨晖睡了没有多长时间，她们这个储蓄所的所主任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叫醒她，说柜台上人手不够了，请她去顶一下班。她一听二话没说，翻身下床，拢了拢头发，追着所主任就走。
杨晖她们这个储蓄所是去年春上承包的。承包以前，陆亚雯说既是承包嘛，就应该公开招标，用竞争的办法确定领导人、确定承包任务、确定工资奖金。可是按陆亚雯提出的这个承包方案报上去后，上面却没有批，他们发下来另一个方案，指定他们信任的原所主任为领包人后就宣布说她们这个所“承包了”。对这种承包法，杨晖和陆亚雯觉得挺逗，好在他们这个所主任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因此谁也再没说什么，谁也不愿意为了仅有的几块钱的承包费而相互争来争去。不过虽是这样，她们还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今年全年的承包任务而齐心奔忙。她们推选取陆亚雯为储蓄外勤，到处去收储揽储、上门服务。在柜台上，她们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加快工作效率，与周围的几家同业银行的储蓄所开展竞争，到六月底，竟完成了全年任务的百分之六十五。如果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超额完成全年的承包任务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时间进入七月份以后，情况发生了突变，席卷全国的挤兑风潮并没有因为她们地处边远而让她们兴灾乐祸。当她们看到账面上的储蓄额一个劲地往下掉时，先前的那股劲头再也没有了，一个个肚子里充满了火，真想揪住个取款人撕破她的脸皮。这几天请病假事假的人多了起来，对前来取款的顾客态度也不那么好了，大家都这样想：反正兔子死了锅也烂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虱子多了不咬人！只是杨晖看着她们所主任那双哭红了的眼睛，心里挺不忍的，便在能帮她忙时帮她一把，而且还可以利用这个时候练练业务技术，免得丢生了找不回来。
杨晖上了储蓄柜台以后，就为一个个顾客办理着取款手续。这些顾客很多人手里都捏着三四张存单，支取的存款数额大都在一千元以上，不难想像他们取这么多现金是要去干什么。轮到一个穿戴时髦的姑娘了，她大咧咧地递给杨晖一本活期存折，气粗地说：“全取，连本带息。”
杨晖看看这个姑娘，觉得有点面熟，仔细想了想，认出她就是那次看电影《红高梁》时坐在自己身边的那个年轻女子。这骚货那天一黑场就不住地在她旁边一个长着小黑胡子的男人怀里乱扭，低俗的话儿说个没完，弄得杨晖整场电影都没看好。电影散场后，她记下了这个骚货的面容，当时是无意识的。作为一个储蓄员，是要有熟记一个陌生人面貌的能力的，不然哪次给顾客付错了钱，或是发生了坏人冒领的事儿后，说不出取款人的面容特征来那可就糟了。
杨晖按这个小姐存折号码找出了她的账页底卡，两相一对照，立即看出了问题来。存折上存款的数额是“901”元，而账页底卡上的数额是“1”元，这说明这小姐的存折是涂改过的。杨晖给对面的陆亚雯递个眼色，就慢吞吞地数起钞票来。陆亚雯会意了，就离开座位。不一会儿，几个高大健壮的男青年出现在储蓄所里，杨晖见了才问这小姐：“这存折是你的吗？”
& 这小姐看也不看杨晖，应道：“是我的。”
& 杨晖又问：“你存了多少钱？”
& 小姐说：“九百零一元。”
& 杨晖笑笑说：“可在你账页的底卡上却只有一块钱啊！”
& 小姐听了忙说：“是不是你们搞错了？”
这时挤到她身边的一个高大男青年说：“究竟是谁搞错了，请麻烦你到派出所去说说清楚吧！”这青年的胳膊上套着“治安联防队”的红袖章。
小姐看见这个男青年，脸色一下白了，忙喊道：“这存折不是我的，这存折不是我的，我……”
& “走吧，”男青年瞪了她一眼，“别影响后面的人。”
男青年们押着这个小姐走后，储蓄所里恢复了平静。目睹刚才事情经过的顾客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那小姐一定是个小偷，也有的虽不认为她是个小偷，但看样子也决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杨晖没理睬顾客们在议论什么，她收进存单，然后手就在一张张钞票上轻快地滑动，接着把一沓沓钞票递给顾客。
过了一会儿，这几个男青年回来了，笑着告诉储蓄员们，说那个小姐是个暗娼，她是跟一个嫖客睡了些日子后，那嫖客临走时给了她这本存折，让她结结实实地栽到了这本存折上。杨晖听了他们的介绍后心想：现在这年月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轧账的时候，储蓄员们费了好多口舌才把那些因没有取上钱而牢骚满腹的人劝走。邮递员来了，递给杨晖几封信、几份报刊。杨晖见里面有自己的一封信，就拿出来撕开看。她这样的姑娘正是收获书信和甜言蜜语的时候，但她撕开的这封信却毒汁四溅、臭气熏天，她看了一眼这张堆满了狗爬样字的纸，就轻蔑地将它撕碎，扔进了字纸篓里。
杨晖晚上去市里电大教学点听课的时候，在进城的路上，碰到了正抱着孩子的李钊，她是饭后与爱人出来散步的。李钊跟杨晖的哥哥是同学，两人曾好过一阵，后来却不知为什么没能结秦晋之好，要不李钊就是杨晖的嫂子了。杨晖和李钊的关系很好，两人私下常有往来。李钊看见杨晖，亲热地打了个招呼，两人一边逗着孩子一边说着私房话。说笑了一阵后，李钊问杨晖：“你们这几天忙得够呛吧？”
& 杨晖点点头，笑道：“那还用说，这一阵人们像疯了似的。”
李钊关切地问：“你的嫁妆准备好了吗？要买的东西尽快买，不然的话，以后的物价会把你吃了呢！”
杨晖红了脸，急急拦住李钊的话头说：“现在那人还不知在哪儿呢，置办那些东西干啥？只要人好，将来要饭也可以。”
两人笑了一阵，就分手了，杨晖是电大自费生，不能耽误了课。临分手时，李钊笑笑说：“我得马上给你找个保驾护航的，要不晚上你一个人在路上多危险！”
& 陈效下班以后，骑车来到S大学，参加每月一次的同学聚会。
陈效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政治，政治研究的是众人关注的国家和世界的大事，因此他和他的同窗好友们都认为在大学毕业后坚持每月一次的同学聚会是十分必要的。他们知道研究政治根本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和行为。
陈效来到留校任教的王新华家时，屋子里已经坐着七八个人了，烟雾腾腾的，内中只有一张是陌生面孔。屋里的气氛很热烈，每个人的情感都很投入，像是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地下工作者似的。王新华指着陌生人介绍说，这是刚从北京某大学来的赵学军，他到西北来是为了搞一项课题研究。陈效跟赵学军握了握手，他早看过赵学军发表在北京各大报刊上的文章，知道这是一个目前活跃在北京上层的知名人物。
&&&陈效来的时候，屋子里的人正在听赵学军讲北京高层领导中的隐密，讲各大派系的明争暗斗。关于北京高层领导中的事情，陈效以前曾听人讲过不少，但大都很零碎，他早就希望有人能系统全面地给他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了，因此对赵学军跟他草草地握了一下手并不在意，赶紧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听赵学军兴致勃勃的跟大家“侃大山”。赵学军也是个三十七八岁的青年学者，虽血气旺盛，但头发却过早地谢了，额头上光秃秃的一片，像革命领袖早期的样子。他抽烟抽得很凶，夹烟的手指焦黄焦黄的，不知“熏”一篇文章要多少支烟才够。他抽的烟牌子是高档的，看来王新华为准备这次聚会是破费了些钱财的。他吸了一口烟说：“1980年高校竞选的时候，在王军涛和我的系列竞选文宣材料中有一份叫做《现状的分析》，在其中我分了四个派。就是：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全面改革派，八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派的较量。”
‘凡是派’倒台比较早。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很有力量的，搞‘两个凡是’，拒绝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陆续退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当然在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还不乏‘凡是派’，清除他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还原派’的说法是我最先说的，后来也有人引用过。这个‘还原派’，以邓力群、胡乔木、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他们是要还原到1957年以前，还原到中共八大路线。我觉得能够还原到1957年以前，陈云立了很大功劳。按照邓小平、王震的想法，不一定要还原到1957年之前，还原到1966年之前也许就可以了。邓小平一出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这也只不过是还原到1966年。肯定‘十七年教育是红线’，也是还原到1966年。但是由于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就基本上不管事了，所以他不还原到1957年以前是不罢休的。邓小平则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他自己是‘主帅’。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了这个观点，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我认为陈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这一点上走得比邓小平还远，而且更明确、更坚决。但是为什么还叫‘还原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陈云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我们都是不能给予肯定的。一个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打上了很浓重的陈云色彩，因为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让陈云拿主意，陈云左思右想以后下了决心。要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要毛泽东自己‘买单’的，但是‘统购统销’是陈云的责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套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陈云也是第一责任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是他的助手，毛泽东对于这一套则不怎么感冒。所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要还原到他们的‘黄金年代’。
“还有很多中高级干部，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退回到《共同纲领》，退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他们还要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模式，学习日本。这第三个派别就是‘经济改革派’。八十年代初期的赵紫阳就是‘经济改革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是承认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包括老中青。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有一种换位的关系。赵紫阳是‘经济改革派’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全面改革的味道。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邓小平还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1986年他又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他镇压了民主墙、竞选以及这样一些要求民主的运动之后，他的‘四个坚持’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到了1987年初把胡耀邦打下去以后，所谓‘自由化’要反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路线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全面改革派’的政治代表。”
“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派’有一个广阔的光谱。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到后来我所说的各种‘边缘运动’像我所在的‘国情组’、‘政行所’、‘社经所’、《经济学周报》这个民间团体，像陈一谘、何维凌、张木生他们的‘农村组’、‘三所一会’，像包遵信、金观涛、李胜平、甘阳等人领导的各大丛书编委会。大家都有改变整个体制的思想在里面，政治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体制内则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阎明复、杜润生这样的改革派领导人，包括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童大林、王元化这样的‘新启蒙’理论家，还有邓小平勒令开除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
眼下的形势对总书记赵紫阳和全面改革派来说十分不利，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他不得不在还原派的压力下向李鹏为首的经改派们做出让步，全面停止刚刚开始的物价闯关改革，并在经济上来一场全面的治理整顿。最早提出‘治理整顿’并给李鹏提供材料的是新华社广东分社和辽宁分社的两个小记者，这两个小坏蛋天南海北地东访西问，找了一大堆黑材料，搞了一份《中国走势探访录》，上报中央，强调要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制衡机制，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不听中央的话，不遵守纪律，把局部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上，搞乱了全国的经济秩序，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本来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起步早、搞得好的地区，可现在恰恰由出自广东的记者来告他们的黑状，这材料放到中南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厅里时，它的力量可就不一般了。李鹏紧急召见这两个小记者，原准备亲自听取这两个小记者的汇报，但因临时有事改由秘书听取，并由秘书传达他的赞赏：‘你们写的《中国走势探访录》有四个特点：一是十分及时；二是问题重要，从宏观上抓住了问题；三是材料比较充分，反映了下面的真实情况；四是写法比较超脱。你们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得到了李鹏的赞赏，这两个小记者可就身价百倍了，但他们却给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广东召来了一片骂声。”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物价闯关改革问题时,针对李鹏的质疑,赵紫阳说:‘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5月18日，李鹏派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物价、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5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回答：‘我初步理解，用5年时间。’陈云又问：‘物价连涨5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依林回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5年，我打个很大问号。’他进一步说：‘物价上涨后农民怎么办？’5月28日，陈云召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物价、工资改革方案，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字，理顺价格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得到陈云的支持，李鹏放胆大干，8月30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宣布物价改革煞车，给赵紫阳背后一刀，使赵紫阳败落。我的看法是在今后的几年中，赵紫阳和他的全面改革派在经济改革上将因此而处于守势，并且不再会有较大的作为。但我估计以赵紫阳为首的全面改革派们是不会因此而善罢甘休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政治的原因而搁浅，这时他们就会把改革的主攻方向调整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在政治上发动一场向保守势力全面反击的攻坚战役。目前我还不知道这场战役会什么样进行、胜负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根据古往今来的经验，这场战役是要付出鲜血和生命这样的代价的。不信，请君拭目以待。”
赵学军说到这儿，自信地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这空儿屋里的人不由地小声议论了起来，有的为赵紫阳及改革派而担忧，有的则相信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请问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们为什么要选取今年来搞这么一个物价闯关改革呢？”陈效抬起头来，轻声地问赵学军，“我以为过几年再闯物价改革这一关也许就天时、地利、人和全齐了。”
& 赵学军眯着眼看看陈效，反问道：“你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呢？”
陈效欠欠身，说：“我们知道，无论成就什么事，都要有个合适的环境和时机，根据我掌握的情况看，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健康，一方面是盲目追求发展的速度而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一方面银行信贷和基建规模又居高不下还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来硬闯物价改革的关，我认为这是不明智之举，只能引起通货膨胀和眼下的挤兑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