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儿住城市，一个儿在本村，七旬老娘饿死房子里
胚垒砌的房子里灯光昏暗，屋里仅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在床上躺着一个70多的老太太。
这是一所老房子，在这里住的老太太身体不好，每天几乎是靠自己煮点菜汤勉强过日子，说起来这个老太太还有两个儿子，老大由于常年在外打工，索性就直接在外定了居，老二就住在本村，还自己盖了二层小楼房。有人看着老太太可怜，偶尔会接济她一下给她送点吃的，可是每次老二媳妇都找上门一阵大骂，渐渐的村里也没有人敢去接济老太太了。
你可能会说这两个儿子真不是东西，尤其是老二媳妇，简直是畜生啊，可是在整个村里，都说老太太过成这样都是自己作的。
这事还得从老太太年轻的时候说起，那时候老太太长的是有模有样，她的老公当时是村里的村书记。仗着自己的老公有点权势，经常欺负村里的人，弄的大家敢怒不敢言，可是偏偏她老公怕媳妇，在家里几乎就是老太太说了算。后来老太太生了两个儿子，老大早早的外出打工，只留老二在家，宠的老二是懦弱无能，后来老太太怕自己的二儿子以后被人欺负，给他取了个厉害的媳妇。可能是老太太在家强势惯了，老二结婚之后家里所有的事都必须她说了算，尤其是在钱上，更是死死的攥在自己手里，后来老二媳妇生了个闺女，老太太不满意了，每天站在屋门口说话阴阳怪气骂骂咧咧，老二媳妇月子都没做好，落了一身病，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老大常年在外打工，每月都会给家里一些生活费，后来老太太的丈夫死了，老大给的生活费就减少了一些，老太太不满意了，专门跑到老大单位上去闹，甚至还把老大家的闺女从楼梯上推了下去，摔了个重伤，老大一急眼，从此再也没有管过老太太。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太太上了年纪，但是老大已经不管了，老二又懦弱，完全听他媳妇儿的，老二媳妇直接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老太太没办法只好住进了原来的老土胚房子里，饥一顿饱一顿，变得瘦骨嶙峋。
后来听说老太太在一个大年初一的早晨去世了，也许死亡对她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都说种善因得善果，恶人自有恶人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善事都会报在将来，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今日搜狐热点"在农村自己的房子做什么生意好"的糗事
你可能感兴趣:
糗事百科为大家收集了很多的在农村自己的房子做什么生意好的糗事，各种关于在农村自己的房子做什么生意好的爆笑经历、尴尬时刻和开心视频，想持续关注在农村自己的房子做什么生意好的糗事就收藏本页吧.
扫码下载糗事百科app房产分配有争议 老娘赡养成问题（上） - 台州在线 台州网络电视台 台州视音频门户网站
您当前的位置 ：
温岭：房产分配有争议 老娘赡养成问题（上）
责任编辑：陈胜
台州网络电视台
发布时间：日 11:22
阅读次数：953次
正在加载…
"扫一扫" 随时随地看台州在线
用手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下载无限台州APP用手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您可以关注《台州在线》微信公众号
　　老人家最怕的就是子女不孝，老无所靠。辛辛苦苦一辈子，把儿女拉扯大，省吃俭用，有好的都给儿女了。到老来，自己做不动，走不动，轮到要子女照顾的时候，如果说子女不尽心，甚至不孝顺，那老人家多少的伤心。温岭的赵阿婆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八十岁了，自己有三个儿子，老大因为有些痴呆没有生活收入和自己住在老房子里，但是老二和老三因为两间老房子闹了矛盾，导致她和大儿子以后的生活也受影响，她想请老娘舅帮忙。
　　见到老娘舅，赵阿婆开始诉苦，一天的开支情况她说给老娘舅听，除了她和大儿子的生活费，自己一天吃的药就要二三十元。没有其他两个儿子钞票给她，她根本就没得钱用。
　　赵阿婆：“现在老三都给我了，人刚从前天回来，我的饭钱三千都是老三给我的，老三的饭有了。”
　　老娘舅陈纪良“老二有吗。”
　　赵阿婆：“老二一分都没有，鱼也没给我吃，早两年鱼有的，我的儿子好的，过年到了东西没有买给我，鱼都会送来的，我儿子也说过的，不够用三千四千我给你。”
　　老娘舅陈纪良“谁。”
　　赵阿婆：“那个也说过的。”
　　老娘舅陈纪良“老二这么说的。”
　　老三：“说是这么说的事情没做出来。”
　　老娘舅陈纪良“几年没给你了。”
　　赵阿婆：“两年了，我也没什么要求，就让他饭给我吃。”
　　老娘舅陈纪良“让他三千块钱一年给你。”
　　赵阿婆：“一年，三千块钱一年给我，返给我吃，分房子就分房子，让老娘舅帮他分。”
　　老三：“不是说分房子，房子已经在温岭公证了，字都签了，我一间他(老大)一间这样的。”
　　老娘舅陈纪良“房子不是都分好了吗。”
　　老人家说，老三义务尽到了，赡养费已经给了。现在是老二没给。老娘舅问原因，在现场的老三说到房产，他说房产当初是老二主动放弃继承的，现在又要来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娘舅找到老二问。
　　老二：“我想想岁数大了在家里地基竞标一间来，但是村里说不能竞标，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你家里转户转了先，转一间给小兄弟，转一间给大兄弟，大兄弟百年以后这间房子还给我，我字没有写。”
　　老娘舅陈纪良“你没房子了。”
　　老二：“我没房子了，没房子可以竞标地基，有房子不可以，字没有写，就说(老大)百年之后这间房子就转给我，可是我没有字据就公正了，别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后来吵架，我嫂子说让我一起照顾大兄弟，这间房子是我的，他说一起照顾大兄弟这间房子我能得到半间，这房子是老爸传下来的大队干部都这么说的有什么好吵的，两兄弟一人一间房子拿回去就好了，老娘和兄弟都一起照顾就好了没什么好多话的，就这么点事情别的没什么好说。”
　　老二说，他放弃房子的继承权，是为了换一个村里地基竞标的机会，但是后来地基的价格太高他放弃了竞标。当时他和老三有过口头约定，就是分给老大的房子，在老大百年之后就转给他(老二)的。但现在老三变卦，也要半间。他心里有气。
　　老娘舅陈纪良：“老娘舅先说两个道理，首先讲这两间房子，你爸三个儿子，三个都有继承权，你应该有三分之一，这是一先肯定了，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你现在为了建房你放弃了继承的权利。”
　　老二:“这是干部想起来的。”
　　老娘舅陈纪良：“干部想起来你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事情已经公证已经办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事情老娘舅要跟你说的，房产的继承和父母的赡养有关系，但是不能说我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我父母就不赡养了，你现在两年的一年三千块钱给老娘了吗。”
　　老二:“什么又三千，大队房子的事情没讲下来怎么又三千。”
　　老娘舅陈纪良：“这个事情你说过的吗。”
　　老二:“没说过的。”
　　老娘舅陈纪良：“一年三千。”
　　老二:“我说给你听，娘吃的用的够，房租他拿去了。”
　　老娘舅陈纪良：“你这里的房租多少。”
　　老二:“一千多，还有私下给了老娘五百块。”
　　老娘舅陈纪良：“一千多块吗。”
　　老三老婆：“他这间房子拿去租了，我这间房子是给老娘住的，这能一样吗。”
　　老二：“那我另外钱给她五百呢，还有鱼给他吃这都不是钱吗。”
　　老三老婆：“最近没有了。”
　　老二：“最近给了她五百，让她自己说年年都有的。”
　　老三老婆：“现在过年了。”
　　老二：“现在家里没讲下来。”
　　赵阿婆：“两年没有了。”
　　老二：“旧年没给你吗，两年没了，让别人饭费带过来你还说没良心话。”
　　老娘舅陈纪良：“他说有给你了，让别人带给你的。”
　　老二：“旧年的五百块钱。没道德，说我钱没有给她。”
　　老娘舅陈纪良：“你坐下，你坐下好好说。”
　　老三：“你现在别激动，娘这么大岁数了糊涂你好好的问一下就好了。”
　　赵阿婆：“寄来我忘记没准。”
　　老娘舅陈纪良：“你娘说忘记了。”
　　老二：“钱不是给你了吗。”
　　老娘舅陈纪良：“你娘说忘记了。”
　　听到老娘说他钱没给，老二激动起来，接受不了。他说这完全冤枉他了，老娘平时钱不够用，他都有给的。老娘舅再问老娘，阿婆说岁数大了忘记了，但是老二出的看病钱她还是记得的。老娘舅劝老二冷静一点，要体谅老娘，岁数这么大记性不好。既然澄清了，就没事了。
　　老娘舅陈纪良：“老二，实际上你家房子的事情挺好处理的，我的意思两间房子，老二一间老三一间，老大放弃，老大权利放弃什么作为条件呢，就是你们两个要给他养老送终作为一个条件，作为他放弃的权利，这样你家里的问题比较好解决，那么现在娘和老大现在钱不够用，你们两个兄弟尽到责任，比如说一年一人给老娘三千，老大现在是政府给他的三百块钱一个月的低保，有低保户收入在，那么村里收益他也有的。”
　　老二：“没什么问题的，老二养老保险买了的。”
　　老娘舅陈纪良：“我的意思现在他的生活经济是差不多了的，现在好在老大自己的生活保障有了的，实际上经济负担没多少，主要是以后护理和医药费会有一些。”
　　老二：“老娘舅我跟你说，老爸没了，娘和老大是我们两兄弟照顾的，你(老三)在外面，头痛冷热都是我照顾的，虽然说你不在家里我稍微出力也要出的，只要老大不要吵闹，老大过世之后这间房子算我的让他住过世一般情况下家里父母钱不够用钱你出多少我出多少，没什么好吵的，你说要拿走一间半的房字我老婆有意见，这房子不值钱但是我不好回话。”
　　老三：“现在讲的是赡养的事情，把房子的事情掺和进来做什么。”
　　老娘舅陈纪良：“问题的关键要把它解决了，关键问题不解决大家都有心结，心情不好。”
　　老三：“关键问题先解决也没事很省力，娘生病了你老婆都不来。”
　　老娘舅陈纪良：“我到了不一样吗。”
　　老三：“你女儿就来过一次，你不要跟我讲这些道理，我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和你斤斤计较的。”
　　老娘舅陈纪良：“由你怎么弄，这房子是你苦出来的吗。”
　　老三说，他说因为老二的家人对老娘不尊重，所以他不愿意把房子交给老二。而老二觉得是老三故意拿老娘生病的事情为难他。
　　老二：“没什么好说的，想要我给老娘供饭，房子一人一间，老大百年之后这间房子写给我，钱四千五千都到我这里拿。”
　　老三老婆：“牛皮谁不会吹，你拿出一分钱了吗，不来就是合同都写了，到温岭都公证了。”
　　老娘舅陈纪良：“你现在说来说去说他公证自己放弃了。”
　　老三老婆：“东西都办下来了你说重新办有这样的事情吗。”
　　老娘舅陈纪良：“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他放弃了。”
　　老三老婆：“是的他自己放弃的，没有什么字写着老娘舅你说这能给他吗。”
　　老娘舅陈纪良：“就算是这间房子他放弃了，他如果照顾老大他也还有权利的。”
　　老三老婆：“我现在就是说让他照顾老大，生死都他管，后世都他管，都给他管我这间房子给他，这样可以吗。”
　　赵阿婆：“不行。”
　　老三老婆：“我不管，钱什么进账的都给他。”
　　老娘舅的考虑是，不管你两兄弟怎么定，老娘和大兄弟的生活要得到保障。老娘舅也朝着这方面做工作。现场，做生意的老二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也没法安心调解。老娘舅提出，索性再约时间，等都闲下来，心也静下来再专门针对房子的分配，再做调解。
　　老娘舅陈纪良：“你忙的话你先去，你现在先去拿三千或者多少给老娘过年，今年你本来就是要给的，房子的事情咱们年后再讲，你现在自己的道理先做到。”
　　老二：“我老婆也说过，我也这样说的，房子先说了，现在钱给她五百六百都没事，过年先用不够差多少再给，我现在钱先给她饭先吃。”
　　老娘舅陈纪良：“交到老娘手里，你丢这里是给兄弟还是给娘。”
　　老娘舅陈纪良：“我跟你说这钱你先拿着，年后你再电话打给老娘舅，村干部叫来，你们两兄弟也在，我在过来帮你说可以吗。”
　　老二：“初十没事。”
　　“初十也行，他没去外面之前。”
　　这次的调解，时间是在春节前。当年没讲好，老娘舅提出先放一放，把矛盾纠纷都放一放，先把年过好，春节后再来讲案。老娘舅跟两兄弟约定的时间是正月初十。正月初十，老娘舅和记者再次过去，这次能否调解成功呢，明天继续看。
文章来源：阿福讲白搭
台州广播电视总台版权所有 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907177号
QQ： 微信：tzonline 电子邮件：查看: 16776|回复: 90
长篇小说《老人的村庄》2月4日81、82楼更新19、20（大功告成）
本帖最后由 巴掌印 于
12:31 编辑
第一章：陆家舍的老人们
这个不大的自然村叫陆家舍，苏北平原上的小村落大都叫“舍”，中等的叫“村”规模特别大的才叫“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有的几千人口的大庄子子也叫“舍”。陆家舍只有900多人口，是一个中等偏小的村落。让人有点难以理解的是这个村子里没有一户人家姓陆。传说，很早以前，最早到这里落脚的是从苏州阊门逃荒出来的陆氏三兄弟，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陆地上长着漫天遍野的芦苇。由于数千年来一次一次的大洪水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海岸线不断东移，这里便远离了咸水，成为一片宜农的湿地。好几百年以前，为了躲避江南的连年战乱，陆家三兄弟不得不拖家带口逃离富庶的家乡，来到这块蛮荒之地。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和外姓人的迁入，这里便成了一个有200多人口的以陆姓为主的聚居地。后来不知道在那一年发生了一次瘟疫，一下子死去了三分之二的人，陆姓中的青壮年无一幸免，这里便成了没有陆姓住户的陆家舍。
陆家舍隶属楚阳县，位于这个县的最东头，离楚阳县城有七八十里远。陆家舍的东边是东河县的属地，东河县濒临黄海，境内有漫长的海岸线。县城原来是海边上的一个盐场，叫河头场，比楚阳县城要小得多，离陆家舍只有不到四十华里路。因此村子里有事要进城大都是上东河，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楚阳。他们都习惯将去东河叫“上街”，上楚阳叫“进城”，他们撑船上街起一点更头当天可以来回。
在陆家舍的东北方向十几里处还有一个小镇叫邰家窑，那里以烧砖烧瓦闻名，据说明太祖朱元璋修筑南京城墙时曾调用过邰家窑烧的城砖。邰家窑南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河，向西直通楚阳县城，向东伸入东河县境内，这条叫车路河。传说原来是一条从海边往内地运盐的旱道，是由西向东的洪水将其冲刷成一条大河。邰家窑有一条狭长的老街，每逢农历的三六九还有集期，在大集体那会儿，舍上人家如要买两条苗猪或者是要卖几只家养的鸡鸭都是上窑，上窑只需跟队里请半天假，耽误半天的功夫。陆家舍的东边还有一个大庄子叫大王庄，那个庄子特别大，据说在人民公社的时候是全省最大的一个大队，有6000多人口。庄上有供销社和棉花收购站，就连信用社和邮电所也都在那里设了代办机构。庄上还有一条不长的小街，街上凡是不上计划的生活必须品都可以买得到。早上生意最红火的要数烧饼店，不长的一条街上竟然有三家打烧饼的炉子，以前大王庄的炸酥烧饼远近闻名。大王庄离陆家舍只有三里多路，去那里可以步行，虽然中间隔着两条河，但都有人摆渡，因此舍上的人家如果到了亲戚大都是到那里去买点菜。不过，对于那些农村中很少有机会出门的婆娘们来说，大王庄就等于是一座大城市，她们一年到头也难得上庄去潇洒走一回。
陆家舍的村子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河，河南边的人口稍多些，现在是三个村民小组，河北是两个。早先河没有这么宽，河的中间有一个狭长的垛子，上面长满了芦苇，后来垛子越来越狭，最终被淹入水中，两条小河就沤聚成一条大河。过去，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桥板的宽度不足二尺，因为年久失修，人走在上面摇晃得很厉害，特别是遇到刮风下雨时，老年人大都是爬着过桥。村子东面还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河，与中心河成丁字形交汇，转弯角上有一个三面临河的小垛子，因为上面建了一座土地庙，所以舍上的人都叫庙垛子。土地庙座北朝南建在大河边上，河边上曾有一颗长了100多年的老榆树，那棵古树虬枝如铁，夏日里像一顶巨大的华盖，不但遮盖着整座小庙，而且遮着近一半的河面，撑船的人经过那里时都要用手拽住树枝将船停下来享受一会儿难得的清凉。后来那棵树在大炼钢铁时被齐根锯掉付之一炬。土地庙也在文革中被革命小将们夷为平地。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改革开放的春风使陆家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中心河的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桥被一座带栏杆的水泥桥所代替，后来村子里的巷道也铺上了水泥路面，路面下面埋着四通八达的自来水管道。夜晚明亮的路灯将这个小村装扮得像一座美丽的江南小镇。几年前，村子后面还修筑了一条不是太宽的乡村公路，公路两边一幢幢乡村别墅拔地而起，每年春节前后，公路边上都会停满了不同颜色的私家车。庙垛子上的土地庙也通过村民们自发集资重新建起来了，而且建得比原来更宽大更气派，美中不足的是那一棵从老树根上萌发出来的榆树虽然也生长了二十多年了，但远不及当年那样铺天盖地。
这就是里下河地区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我们的主人公们将会在这时依次闪亮登场。
现在，住在陆家舍老庄台上的住户大多数是老年人。这几年，许多有钱的人家都在公路边上建起了别墅，有的在外面经商发了财的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还有的子女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工作。这些人家如果家里还有老人，老人们又大都不大愿意跟他们的子女住在一起，老屋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栖息地。家中没有老人的人家，老房子就闲置着，终日锁着大门，或者是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别人家的老人住。
与庙垛子只隔了一条小沟的一所老房子里住着一位单身老头。老头姓李名汉成，70岁刚出头，因为是他原是家中排行老二，因此舍上的晚辈们都叫他二嗲嗲（这里都习惯把爷爷叫嗲嗲），同辈的人大都直呼其名，叫他老汉成。老汉成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最小，小名叫三子，大名叫李文。两个女儿都嫁在邻村，一东一西相隔都不太远，大女儿现在已当上了奶奶。儿子当年考上了省城的一所中专，那时国家包分配，毕业后分在省城一家国营企业当技术员，听说现在已经当上了那家国企的中层干部。孙子也正在南京上大学。二年前老伴查出癌症晚期，东看西看的折腾了几个月便撒手西去，当时儿子劝他：“妈妈不在了，你就别再在家里住了，我那里才换了大房子，给你个房间去城里养老吧”他说：“到你那里去我不习惯，你们都上班了我一个人闷在楼上，又没得事情做，老是觉得天难得夜。我住有家里，出门全是熟人，早上可以散步跑到大王庄去定做一个炸酥烧并当早饭，下午还能和几个老年人一起谈谈家常，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儿子听后觉得也在理，就依了他。临走时特地与他的邻居们打了招呼，希望他们一早一晚的相互照应照应。
最让儿子不放心的有两件事，一是老头子一生是个劳碌命，闲下来就难受，他肯定还会瞒着儿女们偷偷摸摸地跟人家瓦工后面做小工，以前有妈妈照顾着他，现在只剩下了一个人，弄出个伤高水低的哪个照顾他？二是他的些邻居也大都是些风烛残年的人，关踺时刻谁照顾得了谁？没办法，儿子只有三天两头地给他打个电话。
老汉成住的这所房子是他家的老祖屋，地势很高，地势高就证明这里住人的年代最久，过去的农舍全是荒垡土墼墙，隔不了多少年就要推倒重建，每重建一回地面就会增高好几寸。因此1991年发大水的时候，村子周边的人家屋里都进了水，这里却还比水面高一尺多。这所房子的位置也挺不错，院子的前面是大河，东边与庙垛子只隔着一条狭沟，算是大河北的东南角，过去常说：“有钱难买东南角，冬暧夏凉多快乐“。这所房子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的，那时刚分田到户没几年，农村的经济在逐步好转，许多人家推倒了土墙砌砖墙，翻掉草房盖瓦房，老汉成那时也没多少积蓄，为了跟形势也一狠心借了些钱盖起了这三间砖瓦房，刚盖起来时还算挺气派的，但摆到现在已经成了村子里的古董，毕竟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不过，俗话说：“船真屋假，人家人家”“意思就是说房子子不管好丑，只要有人住着，经常修修补补，它就是一户人家。老汉成的这三间屋仍然是传统的布局式样，中间一间叫堂屋，也叫明间，面积占整个房子的一半，门朝南，堂屋的东西两边分别是东房间和西房间，都有房门与堂屋相通，房间很小，只有堂屋一半大，南北一丈四东西七尺，正好能横着放下一张床。堂屋靠北墙摆着一张笨重的家神柜，那是祖上的遗物。以前柜子上面的北墙老是贴着一张毛泽东像，后来换上了一幅寿星的画轴。堂屋里放着一张八仙桌子，那里是老汉成吃饭和会客的地方。院子的西边对着东大门还砌了一间厨房，里面有两间烧草的灶，自从老伴走了以后那灶就没烧过，大女儿给他送来了一个煤气罐子和灶头，老汉成也与时俱进不再烧穰草，煮饭用电饭煲，烧水用热水器。院子外面大河边上还有一间连着猪圈的茅缸棚子，早就没人家养猪了，猪圈一直空着堆放一些没用的杂物，茅缸还在用，虽然几年前儿子替他们装太阳能热水器时也同时搭了个卫生间安装了坐便器，但老汉成还是习惯上茅缸，他舍不得把肥料白白地浪费掉，他在河边上种的一些蔬菜从来没施用过化肥。
住在老汉成西边的是一对老夫妻。老头叫赵国强，是个退了休的乡干部，因为退休前在乡里当过民政助理，至今仍有人叫他赵科长，不过，大部分人都叫他老赵。老汉成因为与他关系不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叫他国强。国强比老汉成小一岁，两个人是发小，小时候在村里上初小时是同桌。读完了四年级后，老汉成的爸爸就不肯让儿子继续上了，那时还是单干，十二三岁的半桩子伢儿就是个半劳力，能帮家里许多忙，说种田的人家识几个字晓得“人名公账”就行了。国强的老爸却比较开明，又让他到大王庄去读了二年高小。后来到了人民公社那会儿，国强先是当上了大队会计，后来又被提拔当了支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被调到公社工作，国强当支书时，老汉成在五队当队长，由于他工作负责任，办事又大公无私，在队里的口碑很不错，五队也搞得比较先进，是村里的样板队。正好那年大队里的二把手（那时叫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嫖人家婆娘被捉奸在床，那户人家又是一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公社为平息事端就将那个副主任撤掉了，汉成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二把手，成了国强的搭档。国强被调上公社后，老汉成又接替了支书的职务。不过，八年后支书当得好好的却受到了处分被撤了职，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个妹妹超生了三胎，那时计划生育株连九族。
国强老两口也是二年前才从镇上搬回来住的，此前他曾在镇上买了一套面积不大的商品房，在那里一直住到退休以后。原来是准备在那里养老的，后来，过了几年他突然想回到村里住，觉得住在那种像鸽子笼一样的单元房里实在没意思，加上老伴的腿脚又不好，上楼下楼很不方便。国强家的老房子翻建的时间比汉成家稍晚几年，因为长期没人住已经破败不堪，院墙上还有一处缺口。搬回来之前，他请人将房子进行了一次整修，室内还做了天花板、铺上了地砖，原来的门窗都被拆掉换上了铝合金的，院子里也浇筑了水泥地面。儿子又叫人为他们装上了空调、太阳能，并且砌了一个带浴缸和坐便器的卫生间。在老庄台上老人们住着的老房子中间，这里算得上是最有现代气息的安乐窝了。
老汉成屋后的那个院落已经空了好多年没人住了，那是他的一个本家哥哥，老两口走得早，他的儿子为了躲计划生育，早年全家跑到江南去弄大船搞运输，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在那边开了个砂石场，据说现在手上有好几百万！不但在上海郊县住着一套面积很大的商品房，还投资了几套门面房，现在光租金每年都能收到好几万。。
那处没人住的院子后面住着一个孀居多年的老太，女儿早就出了嫁，儿子前几在城里开服装店赚了一些钱，后来又与人合伙开了个服装加工厂，在城里买了房子，全家一起搬到城里去了。因为老人不愿跟儿子媳妇一起住在城里，就一个人在家里守着老屋过。老人叫招弟，今年68岁，娘家姓唐，是早年从大王庄嫁过来的。这个唐招弟，小时候上过几年小学，赵国强在大王庄读高小时她也在那个学校读初小，那时候，小庄子里的女孩子很少有人上学，大庄子就不一样，女孩子大都也会上几年初小，少数人家也能让女儿读到完小毕业。不过，招弟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只读到三年级。招弟有一个比她大三岁的姐姐，叫想弟，庄户人家第一胎生了个丫头取名时大都要带一个“弟”字，如接弟、等弟、锁弟等等，寓意很明显就是希望下一胎生个带把儿的弟弟。姐姐出生时，她爸妈还都挺高兴，常言道：“先开花，后结果，养个丫头带小伙”轮到招弟出生时她爸爸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庄上有过连生四五个丫头不换胎的。幸好，招弟还算争气，过了三年还真的“招”来了个弟弟。
招弟有个姨娘嫁在陆家舍，小时候也常到姨娘家玩，十岁的时，姨娘就要替她做“介绍”，那年李汉成十三岁，生得四高六胖的，又能干又懂理，汉成家与姨娘家在一个队，平时遇见了没得个婶妈不开口，姨娘就一心要撮合这门亲事，说是：正好汉成比招弟大三岁，“男大三，金山靠银山”。后来，这一对门当户对的亲事没做成，原因很简单，就是招弟的妈妈要将女儿嫁给一个独子的人家，汉成家可是弟兄三个，将来只能得到上代的三分之一家产。其实那时的所谓家产也不过就是有七八亩田和木船风车之类的大农具，没过几年这些东西都全被共了产上了社，留下来的大都只剩下了几间草屋。正好本队里有个姓顾的人家是独子，小伙比汉成大一岁，家境也不错，一谈就成功了，后来招弟与汉成就在一个队里做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邻居。一直做到垂暮之年两个人都成了孤男寡女。
招弟是1964年嫁到这里来的，那年她20岁，顾家小伙24岁。那一年，农村的形势稍稍有点好转，虽然仍是吃不饱、瓜菜代，但已经饿不死人了，不少逃荒在外的家庭开始回归，顾家也是那年秋后从湖北回来的。招弟的父亲老实本分，三年大饥荒时没离家，一家人遭了不少罪，招弟的姐姐想弟就是在58年除夕的那一天连饿带病死掉的，那年过春节每人分了七两米，可怜的姐姐已经几十天见不到米了，分到米时她刚咽了气，没能享受到那一顿久违的美味。59年春天，妈妈带着她和弟弟到“海里”去讨饭（这边的人习惯将东河东面的海边上称为海里），那年头，海边上的人家比这里好一些，公共食堂散伙后每天还能喝上两顿玉米糁子粥，加上山芋胡罗卜，基本还能混个大半饱。因为这边过去讨饭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是天天能吃得饱，因此遇到好心的人家才肯盛半碗粥给她们，讨到一点吃的，先要让弟弟吃，然后才轮到招弟，有时母女两个还相互推让。那年招弟十五岁，摆到现在应该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但那时还是个完全没有发育大孩子。
有一天，她们借宿在一对老夫妻家里，是个独家舍子，那里没有村落，大都是三四户、五六户人家住在一起，田野里还有许多独家舍子。第二天下了一整天大雪，老夫妻管了她们一天的饭，虽然只是吃了两顿胡罗卜玉米糁儿粥，但还是觉得很过意不去。那天那家老奶奶劝招弟的妈妈说：“我看你们那地方饿死了那么多人，恐怕暂时好不了，不如将这个小丫头留在我这里，我替她找个人家”母亲说：“伢儿十岁上就跟人家定了亲，虽说现在人家在湖北，但如果有一天回来要人怎么跟人家交代？”那老奶奶又说：“如今这世道那管得了那么多，前些日子，有一个在家里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婆娘在这里讨饭时留下来跟了人，家里男人找过来后，只给了他几十斤玉米连孩子都没要就被打发走了”，妈妈听了就有点儿动心了，因为这样能保住她的小命，或许还能帮助家庭将弟弟养活。不过她最终没被留下来，主要是招弟坚决不肯。（待续）
第二章：李汉成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
1942年冬天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李汉成出生在一条停泊在江南大运河边的小船上。后来听他父亲说，那天夜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当地村子里老娘（接生婆），等到冒着风雪将人家领到船上时，孩子已经露出半个身子。生他时，船上还有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和一个大两岁的哥哥。那年头，苏北平原上的农民，每年秋后都要在一条自家种田用的小木船上苫起棚子，带着家小到江南去谋生，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再回去种田，像候鸟一样，一年复一年。他们到了江南那边，船大一点的又有一点本钱的就做生意，通常都是从浙江贩运一船荸荠、甘蔗之类的水果到上海去零卖。船小没本钱的人家就跟人家打零工，或者扒河蚌，扒河蚌是不需要本钱的，扒到一两千斤带壳子的河蚌就到附近的镇上去劈肉卖。到了过春节时就全家上阵“跑年账”，男的舞龙、送麒麟，女的带着小孩子上岸讨年糕，差不多也能混一个正月的嘴。汉成的爸妈年年都去扒河蚌，大都在江、浙搭界的平望一带。那时，江南江北都是日本鬼子的沦陷区，扒河蚌比做生意相对安全些。后来鬼子投降了接着又是国、共内战，江南江北战火连天，家乡更不太平，汉成家连春天也不敢回苏北种田，接连着在江南过了几个夏天，直到1950年春天家乡解放后才回来。因此，汉成的童年有好几年是在江南度过的。
1949年夏天，12岁的姐姐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死于敌机轰炸。那年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南进军，天天都有国民党的飞机过来摞炸弹。那天，汉成的爸妈各挑了一担河蚌上街去卖蚌肉，姐姐也跟着妈妈去帮忙，卖河蚌与卖其它东西不一样，都是现卖现劈。八岁的汉成和哥哥在船上看船，船上还有个三岁的妹妹（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妹妹生来几个月后就夭折了）。生意不太忙的时候，妈妈就会叫姐姐跑到泊船的河边看看船上的兄妹仨，有时也会带一点吃的东西给他们，大都是带一些不值钱的藕梢，难得带烧并、油条。这天下午，汉成和哥哥在船上猛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将头伸出船棚子一望就吓得躲进了船舱，满天空飞舞着的碎砖碎瓦像下冰雹一样地砸在船棚子上，幸好在他们伸头时空中的瓦片还没来得及砸下来，如果有一块砸到头上就可能致命。
当惊慌失措的爸妈赶到时，发现虽然船棚子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瓦片，但弟兄三个却毫发未伤才松了一口气。当妈妈没发现姐姐在船上时，突然回过神来大声地喊叫着姐姐的名字，原来在爆炸发生前妈妈是叫她上船看弟弟们的，妈妈还买了三个麻团叫她带上船。直到傍晚，爸妈才在街旁边一处炸坍了的房子下面找到了姐姐的尸体，从瓦砾中扒出来时,她的身子已经软了，脸上血肉模糊，手里还握着一个麻团。原来炸弹落地的地方离船还不到200米，离街约50米的地方被炸开了一个很大的坑，姐姐是被炸倒的房子砸死的。如果她再快跑几步就能逃过那一劫。那天，八岁的汉成还看到了一个又大又深的炸弹坑，边上有好几个人在扒寻亲人的遗体，有人哭得顿足捶胸。爸爸将姐姐背上船后，妈妈就哭着用河水给她洗脸擦身，换上干净的衣服，将她停放在船头上，一家人哭了一夜，妈妈哭得说不出话来，四岁的小妹还哭着要跟姐姐睡在一起。
第二天，爸爸在街上的棺材铺里买了一口半大的薄板棺材，为这事，爸妈两个人商量了半夜，那时，船上的人家死了孩子，都是用芦席一卷埋到当地的乱坟葬上，如果埋得不深，当天夜里就会被野狗扒出来。小汉成听到妈妈跟爸爸说：“孩子大了，用芦席卷着顾了头就顾不到脚，怎么忍心将她这样埋进荒草丛中？”离小镇二三里远有个乱坟葬，长着人把多高的荒草，这个地方除了尚未成年的孩子，当地人都不会将亲人葬在在这里，江南人家对坟地是很讲究的，一般人家都有一个长着几棵柏树的私家坟地，因此埋在这里的大都是外地的流浪者和没有后人的孤寡老人。草丛中露天平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棺材，跟苏北地区不一样的是这里用了棺材就无需挖坑下葬。爸爸在河边的一块地上刈掉一片荒草，就在妈妈的帮助下将姐姐的那口小棺材抬上了岸，他们还特意将姐姐的脚对着北方，妈妈说：“这样乖乖一拗起身来就能看到家乡”。后来又给姐姐烧了些纸钱，弟兄俩磕过了头就又将船开回到镇上。临走时，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是爸爸把她抱上船的，船也是爸爸一个人撑回镇上的。
解放后的那几年，家乡太平了，农村中又恢复了生机，除了54 年发了一回大水，年成也不丑，汉成家种着自家的八九亩田，日子过得相对安逸、富足。每年冬天还到江南去做几个月的小生意，与以前兵荒马乱的年代相比，生意好做得多了，也不要整天忧心忡忡地怕遇到散兵、土匪。农业合作化前他家还利用做生意赚来的钱在家里又买了四五亩田并置办了一副风车。村里有个老先生开了个私塾馆，哥哥先上了二年学，汉成在家带弟弟。后来哥哥不上了，十一岁的汉成才进了学校念了三四年书，到了冬天还要停学跟父母上江南。
1956年，村里成立了高级合作社，土地、风车和木船等生产资料都入了社，从此也不再允许社员外出做生意了。那年秋天，虚龄十七岁的哥哥结了婚。嫂子比哥哥小一岁，那时农村中普遍是早婚，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是男二十女十八，指的是实足年龄，不过那时也没人登记领结婚证，早婚也就没人过问，而且法律上还承认事实婚姻。嫂子的娘家在邰家窑旁边的一个小村子，汉成的外婆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是外婆做的介绍。汉成记得，嫂子长得瘦瘦的，如果不是个子还不算矮，简直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年后哥哥竟然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1957年的深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社里两个多月没有分口粮，过了好几年好日子的农民，好像已经忘记了在旧社会挨饿的滋味了，一开始很不适应，他们那里知道那才是刚刚拉开的饥饿序幕。汉成家已经断了个把月的粮了，连准备卖给人家喂猪的麸皮和米糠都吃光了，自由留地上种了点秋胡罗卜（开始入社那会儿是有一点自留地的，成立人民公社时才被收回）还没长成，头子只有小姆指头大，实在没办法时就挖一些回来连罗卜缨子一起煮粥吃。有一天听说邰家窑能买到芋头仔儿，那种小芋头本来是一种蔬菜，但也能当饭吃，哥哥也与村子里的七八个人弄了条船上窑。因为买的人特多要排好长的队，每个只限买十斤，直到天黑了上窑的船还没回来。后来听说他们排了两回队，每人买了二十斤，晚上九点多才把船撑回来。
那晚家里煮了一大锅的罗卜缨子粥，粥里面只放了半斤米还是跟三伯家借的。哥哥到家后，粥已经冷了，妈妈叫给他热一下再吃，他说：“没事，还有点热气”一会儿就将剩下的几大碗黑乎乎的罗卜缨子粥吃光了。
那天夜里哥哥突然发起高烧，天亮后烧得更厉害。爸爸就与汉成一起弄了条船，将他带到大王庄去看医生。那时只有大王庄有家姓潘的私人诊所。到了那里后将船停靠在西河边上，潘先生被领上船看了说：“有可能是感冒了”随即就给哥哥打了一针，说是最好的盐水针（那时都将青霉素针剂叫盐水针）。从大王庄回来后高烧仍然不退，到了晚上竟然神志不清说起了胡话，这时汉成的爸妈就慌了神。村里有个人对他爸爸说：“这病来得太奇怪，怕的是得的‘邪’病惹上了鬼神，西边有个庄子上有个专看‘邪’病的人，说不定一去就能看好”他爸听后就连夜弄了条棚子船将哥哥驮上船，那个庄子离这里有七八里远，汉成自然也要同去帮他爸行船。汉成至今都还记得，那夜月黑风高，为了抄近路全是在小河里行的，好不容易才摸到那个大庄子，敲了几家门问人家那个叫“野和尚”的人住在哪里。“野和尚”被叫醒后只是煞有介事地念了一会儿咒语，画了几道符，当场就将那符烧成了灰，用温水给哥哥灌下去，说到天亮后就能“怠凉”（退烧）。回来后第二天早上还果真喂他吃了一碗粥，妈妈说：“这个野和尚还真灵！”，不过，看那样子可不是好吃相，他们那里知道那就是一次回光返照。中午时分，哥哥就莫明其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汉成他爸妈的哭声惊动了整个陆家舍，妈妈更是哭得昏死过去好几回，来望的人也个个是泪流满面（过了许多年后，汉成与一个医生聊起当年哥哥的病，那个医生说，很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延误了时机导致穿孔）。
哥哥咽气时，嫂子人还在娘家，她是听到信后一路哭着跑回来的。送葬的那天，嫂子像疯了一样要送哥哥下田，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地拦住没让她去，听人说，给亡夫送过葬的人就一辈子不能再改嫁了。嫂子也真够可怜的，虚龄才十七岁就做了寡妇，听说她四岁时就死了父亲，是后爸帮着她母亲将她们姐妹几个拉扯大的。一年来，邻居们看到小两口轻言悄语恩恩爱爱的都说汉成的爸妈有福气，找了个又听话又懂理的好媳妇。哥哥死后，邻居们就有人说：“这丫头只比汉成大了一岁，过去常说‘叔招嫂，人人喊好’因此，老李家应该把这丫头留下来”。其时，汉成在上一年，也与本村河南边的一个姑娘定了亲，那姑娘与汉成同龄。汉成还听到有个人劝他爸爸说：“定过了亲也不是什么大事，你家是特殊情况，人家会理解，估计这事提出来人家也不至于会大吵大闹”汉成的爸爸听后倒是觉得在理，但他妈可不这样想，她说：“这丫头人不丑，我也舍不得她，就是她的命太‘狠’了，四岁‘克’死了她爸爸，结婚一年后又‘克’死丈夫，将来二小（汉成）如果再有什么好歹，我们还怎么活？”后来这事就没人再提了。
过了些日子，村子里有不少人外出逃荒，有的去了上海，说那里吃的东西还不曾要粮票。也有的去了湖北、江西。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汉成一家子也跟人去了江西，走时，正好嫂子去了娘家，一家人算是瞒着她走的，这样做是为了让嫂子彻底死了留在李家的心。一起走的除了汉成还有他的十一岁的妹妹和五岁的弟弟。自从姐姐在江南被炸死后，妈妈又生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不过，这三个孩子只活下来这个小弟。
汉成家是1963年从江西回来的，他家出去得早，也比人家回来得早，第二年（58年）大批出去的人家大都在江西进了农场落下了户口，汉成家一直不曾有过江西户口，一过去就在一个林场旁边的山下面搭了个窝棚，汉成的爸爸替林场上山扛木头，多劳多得。汉成和他妈妈在山下面零零星星地开了些荒地种点红薯，那时江西的粮食并不像江苏那么紧张，农村中只要有钱还能买到高价的大米，最贵的时候每斤一元多一点，那时江苏的黑市上每斤米已经卖到五元钱。扛木头是一种最吃力但又最容易赚到大钱的活计，有时一个月的收入能抵得上农场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不过农场工人有粮食供应计划，吃的是一角二分钱一斤的米，扛木头属打零工的性质，从山上将木头扛来，按大小拿钱，力气大的就扛大一点儿的，还有的要钱不要命的一天扛两趟。如果不小心跌倒了，被木头砸伤了也只好自认倒霉。
汉成是第二年才跟他爸上山的，此前他爸妈总不让他去，怕他扛出痨伤一世之害。后来来觉得爸爸一个人太苦了，汉成就一定要上山。开始他爸只让他扛小木头，不过，再小的一段木头也都有100多斤，幸好17岁的汉成的体质还不错，居然咬牙坚持了下来。那时，在一条条蜿蜒狭窄的山路上有的人能扛得动200斤左右的树段子。靠着父子两人的努力，在那最困难的三年中，他们全家倒是不曾挨过饿，妹妹和小弟还在附近的农场小学里念了几年书。1959年他妈妈在江西又生下了一个小妹。从江西回来时还积攒下几百块钱。
回来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张罗着为汉成结婚。那年汉成虚龄二十二岁，当时这么大的年龄已经算是晚婚了。汉成的嫂子是59年年底改嫁的，是与她的妈妈在“海里”讨饭时跟了当地的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光棍。听村里人说，嫂子起初一个人还在陆家舍住了些日子，每月到了哥哥的忌日还都要烧点纸钱上供，后来实在饿得坚持不下去了才回了娘家。
汉成的岳父姓王，一家人没上江西，最困难的时候只是到上海去拾了二年荒，后来去上海逃荒的人太多了，街上买东西吃也要粮票了，而且一批接一批地将苏北的难民船强行往家乡迁送，岳父家的船也是被上海方面派轮船拖回来的。汉成的未婚妻叫菱香，不过没人知道她叫这个名字，只晓得她叫菱丫头。菱丫头个子不高，圆盘脸，身子长得倒还粗正（胖），那时，有这种身材的姑娘不多，乡下的姑娘几乎个个都是林黛玉。本来农村中就有唐朝遗风，以胖为美，都说：“肉痛，肉痛”（方言“痛”是美丽漂亮的意思）。菱丫头留着两根乌黑的长辫子，红朴朴的脸上老是露着笑意，村里人常跟她妈妈打趣，说：“你们家分的粮食怕的都给你丫头吃掉了”她妈妈听到后就回人家：“她哪有什么好东西吃，不过就是嘴泼（不挑食）吃什么都长膘。”菱丫头是家中的长女，后面还有一个比她小五岁的弟弟，她妈妈生得稀，有一个小妹子59年死于上海，死时才两岁。
菱丫头出嫁前，王家跟李家要了60元彩礼，那时，要60块钱就不算少了，不过汉成家出得起。出嫁的那天，尽管两家相隔不远，李家还是郑重其事地装扮了一条迎亲的棚子船（那时已经没人家用轿子了），并且将几代的亲戚聚集到一起热潮了两天。汉成依然记得，新娘子进门时上身穿的一件双桃红的灯芯绒薄棉袄，两条长辫子被改成了一个髻儿，那时，农村的风俗是将发型改成髻儿就表示由姑娘转变成婆娘。这是一种流传很久的习俗，过了几年就没人在出嫁时再梳髻儿了，先是齐耳短发，后来是马尾巴、披发。
菱丫头与汉成两个人直到洞房花烛夜才开始有了语言上的交流，此前没说过一句话，那时大都是这样。不过，都是本村人大家都知根知底，定了亲后心里都会装着对方，汉成的哥哥病死后，菱丫头曾在她的闺密面前发过狠，说：“假如他家要把他嫂子留下来，我就赖到他家里去。”。
结婚后的第二年，菱丫头就生下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取名粉英。58年以后的那几年农村中很少有人家生孩子，人口逐年减少，因此三年经济困难一过，国家出台了剌激农村生育的政策，凡是生了孩子的女人坐月子期间可以拿一个月的工分。过了二年菱丫头又怀孕了，汉成的爸妈满以为这次要见孙子了，但天不遂人愿，只等来了第二个孙女，汉成的妈妈要给孩子取名想弟，汉成没依她，取的名字与大女儿排名，叫翠英。紧接着大家庭就分了家，另外搭了两间草屋，汉成一家四口就搬出了祖屋。此后，这个小家庭过了三四年特别艰苦的日子。夫妻俩干着最脏最累的农活，一年到头都没得个闲时，队里分的粮食又不够吃，只能靠青菜、胡罗卜的瞎对付，孩子们有时还能在爷爷奶奶那里混顿把饭，大人只能半饱半饥地捱着。他们有好几年都没添置过衣服，发的布票全都卖掉当零化钱。
后来，汉成买了一副加工包装绳的脚踏摇绳机，每天晚上在油灯下摇几十斤包装绳，经济情况才逐步有了点好转。1967年汉成接替宝才上了生产队长，过了二年他们又生了个儿子，终于度过了他们的人生最低谷。
在此期间，大家庭那边，弟弟在十八岁的那年当了兵，当时还在部队里，家里只剩下了汉成的爸妈和一个在江西出生的小妹。汉成有一个叫凤春的大妹妹在前二年经人介绍又嫁到了江西，那户人家也是本陆家舍的，也姓王，算起来还是菱丫头的远房本家，58 年出去后一直没回来，在一个国营农场里当了农业工人。可怜的凤春嫁过去二年后，便在那边死于难产。
汉成当了四年的队长后，就升任村里的二把手（革委会副主任），四年后又接替国强当上了村支书。一当就当了八年，八年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村里办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他办事公道又没有私心杂念，因此深受村里人的拥戴，群众提起他来都异口同声说：“我们舍上的李支书才真正是‘新四军’的干部”（这里的人至今仍记得当年新四军的好）。
1982年，汉成受到了乡里的处分被撤掉了支书职务。被处分的原因是他的小妹兰丫头计划外怀孕超生了三胎。
那个在江西出生的小妹那年二十四岁，嫁在本公社南边的一个庄子上，那户人家姓冯，前两胎都是生的女儿，等到第三胎怀孕被发现时已经有了六七个月了，此前，家里人已请人做过B超，确认这一胎是个小伙。偏偏那户人家又是三代单传，妹夫的小名叫小五子，大名叫冯春根，前面有四个姐姐，两个老人想孙子几乎想疯了，庄上的干部无论怎样做“工作”都死活不松口。这事回报到公社后，公社里有个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就要汉成帮助“做做工作”，汉成当时虽然是满口答应下来了，但心里晓得，这“工作”没法做。有一次，汉成特地将小妹约到陆家舍，对她说：“现在的形势你晓得，你还有两个月才能生，风声这么紧，躲到那里都躲不住，无论如何人家是不会让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不如早点识相去引掉算了”妹妹回他：“这事哥哥你千万不能管，小五子的爸爸要是知道了是你要动员我去引产的，他可能会跟你拚命，再说，我们全家都作好了思想准备了，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个小伙生下来！”汉成的老爸也插了话：“这事以后就别再提了，引产，就连我跟你妈都不会同意，这回如果兰丫头真去引掉了，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就注定要当‘绝后代’了。”菱丫头也劝汉成：“这事你不能管，大不了这支书不当，人家不当干部也过日子，以前那么困难的日子都挨过来了，听说马上就要分田到户，我看这干部就别当了。”。没一个人站在汉成这一边，只好听凭乡里采取强制措施了。
那时，乡计划生育办公室有一个专门逮大肚子的小分队，这个小分队就是当时乡里的“特种部队”，人员组成也很特别，其中不乏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常常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计生对象采取野蛮的强制手段迫使其就范。虽然公开场合只是标谤“不打不骂，连拖带拉”，但实际上打骂是家常便饭，罚站、罚跪、关押、饿饭等折磨人的手段层出不穷。听说东河县那边“力度”更大，冬天让人脱掉棉衣站在水缸里用电风扇猛吹，目的就是让家人“招供”出超生对象已经逃跑去了哪里。据说，由此产生的后果当时法院不受理。
此时，兰丫头全家也已经作好了迎接严竣考验的思想准备，正在策划让兰丫头外逃。在出逃的前一天夜里，小分队的七八个人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庄子，当他们叫开了大门时，却在家里没发现兰丫头的身影，后来里里外外的搜查了一遍，连床底下都查过了也没能抓到人，事前他们可是得到准确“情报”的，想不到还是扑了个空。原来兰丫头还真的藏在家里，在搜查的人眼皮底下蒙混过了关，那时虽是深秋，但床上的蚊帐还没摘，搜查的人揭开帐子时只发现床上睡着两个小女孩，其时兰丫头就在蚊帐后面贴着北墙站着（那时用的棉纱帐子不透明）。小分队的回到支书家中，支书说：“人肯定还在家，晚上还有人看到她上河边洗东西的。”于是他们就在支书家弄夜餐喝酒。下半夜又杀了个回马枪。
当兰丫头再次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时就意识到这回怕跑不掉了，在小五子起身去开大门时兰丫头也跟着到了院子里，在大门被打开之前兰丫头已经跃上了院墙旁边的花台，从不算太高的院墙上爬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然后再从里面打开了邻居家的大门走到另外的一条巷子中。邻居家南边不远的地方是一条大河，有五十多米宽，也是楚阳到东河的一条航道河，河上有一座大桥正拆掉重建，兰丫头情急中跳进了河中。就像过去的游击战争一样，兰丫头对这里的地形太熟悉了，她以前曾多次游过这条大河，她不怕。河面上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兰丫头尽量轻轻地划动着游向黑黢黢的对岸。此时小分队的人正在她家里恨不得掘地三尺地寻找，他们怎么会料得到一个大着肚子的人还能成功逃脱。
兰丫头游到对岸后顺着田间小路往南走，她晓得南面三里多远还有一条大河，河边上有一对老夫妻在那里扳罾、摆渡，走到那儿时天色已经微明，当她跪倒在两个老人面前说明了来意时，老头连忙走出舍子，让她进去脱下了湿衣服，老奶奶翻出了两件旧衣给她换，并叫她别怕，这里属于南面的一个乡，绝不会有人找到这里来。后来老头怕她的家里人担心，又将那条摆渡的小船撑到她的庄子上，向她的家人报个平安信。他天天早上都到庄上去卖鱼，不会有人看出破绽。老头看到大队部里面围着不少人，原来是小分队里的人正对兰丫头的公公与小五子拳脚相加。这回，父子俩真不知道兰丫头藏在哪里。老头只好又转到她家，悄悄地将情况告诉了她婆婆。
后来，小分队将父子俩带到乡计生办，临时关押在楼梯下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随后赶过去的她婆婆趁人不注意时向他们通报了兰丫头的信息。随后，计生办的一个主任找小五子谈话时，小五子就保证：放他出去，保证的三天内把人找回来，那个主任是春根的小学同学。便将他放了，并警告他说：“如果人一天找不回来就一天不放你父亲，由此产生的后果一切由你负责。”临走时，他爸还跟他说：“你别管我，他们吃不了我，找到兰丫头赶快溜，溜得越远越好。”当夜春根就找到了兰丫头，连夜跑了三十多里路，早上搭上了一辆去上海的班车远走高飞了。后来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镇上遇到了本庄有个在那里收废品的人，两个人就租了一间房子买了一辆旧三轮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这边家里，春根他爸被关了一个月另六天，直到确认兰丫头已经在外面生个小伙才把他放出来。接下来，拆房子，搬家具又折腾了几天，事情才告一段落。小五子他爸妈带着两个孙女住在一条苫了棚子的船上，心里还是乐滋滋的。不过，他们仍然坚持说不晓得儿子媳妇去了哪里，也不敢去看望梦寐以求的孙子，因为还有一大笔罚款在等他们结算呢。
一天，汉成被带到了乡政府，此前他一直被停职在家不问政事。那天公社一把手开门见山地说：“老李，你看你这事怎么处理？“
“我辞职。”对此汉成早有思想准备。
“辞职？老李呀，恐怕没这么简单，实话告诉你，昨天党委已经开过会，对你的这几年工作，大家还是肯定的，但这次情节太恶劣，影响极坏，因此党委决定撤掉你的村支书职务，保留党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形势你全清楚，希望你能理解。”
其实，“撤”也好“免”也好，对于汉成来说，意思都差不多。这些年受计划生育牵连撤掉的村干部和学校里的教师，没见到过有人东山再起，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触犯了国策就注定永世不得翻身。 他当场就表示理解领导的苦衷，“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对他的处分。
第一章：陆家舍的老人们 1这个不大的自然村叫陆家舍，苏北平原上的小村落大都叫“舍”，中等的叫“村”规模特别大的才叫“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有的几千人口的大庄子子也叫“舍”。陆家舍只有900多人口，是一个中等偏小的村落。让人有点难以理解的是这个村子里没有一户人家姓陆。传说，很早以前，最早到这里落脚的是从苏州阊门逃荒出来的陆氏三兄弟，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陆地上长着漫天遍野的芦苇。由于数千年来一次一次的大洪水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海岸线不断东移，这里便远离了咸水，成为一片宜农的湿地。好几百年以前，为了躲避江南的连年战乱，陆家三兄弟不得不拖家带口逃离富庶的家乡，来到这块蛮荒之地。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和外姓人的迁入，这里便成了一个有200多人口的以陆姓为主的聚居地。后来不知道在那一年发生了一次瘟疫，一下子死去了三分之二的人，陆姓中的青壮年无一幸免，这里便成了没有陆姓住户的陆家舍。陆家舍隶属楚阳县，位于这个县的最东头，离楚阳县城有七八十里远。陆家舍的东边是东河县的属地，东河县濒临黄海，境内有漫长的海岸线。县城原来是海边上的一个盐场，叫河头场，比楚阳县城要小得多，离陆家舍只有不到四十华里路。因此村子里有事要进城大都是上东河，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楚阳。他们都习惯将去东河叫“上街”，上楚阳叫“进城”，他们撑船上街起一点更头当天可以来回。在陆家舍的东北方向十几里处还有一个小镇叫邰家窑，那里以烧砖烧瓦闻名，据说明太祖朱元璋修筑南京城墙时曾调用过邰家窑烧的城砖。邰家窑南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河，向西直通楚阳县城，向东伸入东河县境内，这条叫车路河。传说原来是一条从海边往内地运盐的旱道，是由西向东的洪水将其冲刷成一条大河。邰家窑有一条狭长的老街，每逢农历的三六九还有集期，在大集体那会儿，舍上人家如要买两条苗猪或者是要卖几只家养的鸡鸭都是上窑，上窑只需跟队里请半天假，耽误半天的功夫。陆家舍的东边还有一个大庄子叫大王庄，那个庄子特别大，据说在人民公社的时候是全省最大的一个大队，有6000多人口。庄上有供销社和棉花收购站，就连信用社和邮电所也都在那里设了代办机构。庄上还有一条不长的小街，街上凡是不上计划的生活必须品都可以买得到。早上生意最红火的要数烧饼店，不长的一条街上竟然有三家打烧饼的炉子，以前大王庄的炸酥烧饼远近闻名。大王庄离陆家舍只有三里多路，去那里可以步行，虽然中间隔着两条河，但都有人摆渡，因此舍上的人家如果到了亲戚大都是到那里去买点菜。不过，对于那些农村中很少有机会出门的婆娘们来说，大王庄就等于是一座大城市，她们一年到头也难得上庄去潇洒走一回。陆家舍的村子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河，河南边的人口稍多些，现在是三个村民小组，河北是两个。早先河没有这么宽，河的中间有一个狭长的垛子，上面长满了芦苇，后来垛子越来越狭，最终被淹入水中，两条小河就沤聚成一条大河。过去，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桥板的宽度不足二尺，因为年久失修，人走在上面摇晃得很厉害，特别是遇到刮风下雨时，老年人大都是爬着过桥。村子东面还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河，与中心河成丁字形交汇，转弯角上有一个三面临河的小垛子，因为上面建了一座土地庙，所以舍上的人都叫庙垛子。土地庙座北朝南建在大河边上，河边上曾有一颗长了100多年的老榆树，那棵古树虬枝如铁，夏日里像一顶巨大的华盖，不但遮盖着整座小庙，而且遮着近一半的河面，撑船的人经过那里时都要用手拽住树枝将船停下来享受一会儿难得的清凉。后来那棵树在大炼钢铁时被齐根锯掉付之一炬。土地庙也在文革中被革命小将们夷为平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改革开放的春风使陆家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中心河的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桥被一座带栏杆的水泥桥所代替，后来村子里的巷道也铺上了水泥路面，路面下面埋着四通八达的自来水管道。夜晚明亮的路灯将这个小村装扮得像一座美丽的江南小镇。几年前，村子后面还修筑了一条不是太宽的乡村公路，公路两边一幢幢乡村别墅拔地而起，每年春节前后，公路边上都会停满了不同颜色的私家车。庙垛子上的土地庙也通过村民们自发集资重新建起来了，而且建得比原来更宽大更气派，美中不足的是那一棵从老树根上萌发出来的榆树虽然也生长了二十多年了，但远不及当年那样铺天盖地。这就是里下河地区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我们的主人公们将会在这时依次闪亮登场。
2现在，住在陆家舍老庄台上的住户大多数是老年人。这几年，许多有钱的人家都在公路边上建起了别墅，有的在外面经商发了财的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还有的子女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工作。这些人家如果家里还有老人，老人们又大都不大愿意跟他们的子女住在一起，老屋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栖息地。家中没有老人的人家，老房子就闲置着，终日锁着大门，或者是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别人家的老人住。与庙垛子只隔了一条小沟的一所老房子里住着一位单身老头。老头姓李名汉成，70岁刚出头，因为是他原是家中排行老二，因此舍上的晚辈们都叫他二嗲嗲（这里都习惯把爷爷叫嗲嗲），同辈的人大都直呼其名，叫他老汉成。老汉成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最小，小名叫三子，大名叫李文。两个女儿都嫁在邻村，一东一西相隔都不太远，大女儿现在已当上了奶奶。儿子当年考上了省城的一所中专，那时国家包分配，毕业后分在省城一家国营企业当技术员，听说现在已经当上了那家国企的中层干部。孙子也正在南京上大学。二年前老伴查出癌症晚期，东看西看的折腾了几个月便撒手西去，当时儿子劝他：“妈妈不在了，你就别再在家里住了，我那里才换了大房子，给你个房间去城里养老吧”他说：“到你那里去我不习惯，你们都上班了我一个人闷在楼上，又没得事情做，老是觉得天难得夜。我住有家里，出门全是熟人，早上可以散步跑到大王庄去定做一个炸酥烧并当早饭，下午还能和几个老年人一起谈谈家常，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儿子听后觉得也在理，就依了他。临走时特地与他的邻居们打了招呼，希望他们一早一晚的相互照应照应。最让儿子不放心的有两件事，一是老头子一生是个劳碌命，闲下来就难受，他肯定还会瞒着儿女们偷偷摸摸地跟人家瓦工后面做小工，以前有妈妈照顾着他，现在只剩下了一个人，弄出个伤高水低的哪个照顾他？二是他的些邻居也大都是些风烛残年的人，关踺时刻谁照顾得了谁？没办法，儿子只有三天两头地给他打个电话。老汉成住的这所房子是他家的老祖屋，地势很高，地势高就证明这里住人的年代最久，过去的农舍全是荒垡土墼墙，隔不了多少年就要推倒重建，每重建一回地面就会增高好几寸。因此1991年发大水的时候，村子周边的人家屋里都进了水，这里却还比水面高一尺多。这所房子的位置也挺不错，院子的前面是大河，东边与庙垛子只隔着一条狭沟，算是大河北的东南角，过去常说：“有钱难买东南角，冬暧夏凉多快乐“。这所房子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的，那时刚分田到户没几年，农村的经济在逐步好转，许多人家推倒了土墙砌砖墙，翻掉草房盖瓦房，老汉成那时也没多少积蓄，为了跟形势也一狠心借了些钱盖起了这三间砖瓦房，刚盖起来时还算挺气派的，但摆到现在已经成了村子里的古董，毕竟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不过，俗话说：“船真屋假，人家人家”“意思就是说房子子不管好丑，只要有人住着，经常修修补补，它就是一户人家。老汉成的这三间屋仍然是传统的布局式样，中间一间叫堂屋，也叫明间，面积占整个房子的一半，门朝南，堂屋的东西两边分别是东房间和西房间，都有房门与堂屋相通，房间很小，只有堂屋一半大，南北一丈四东西七尺，正好能横着放下一张床。堂屋靠北墙摆着一张笨重的家神柜，那是祖上的遗物。以前柜子上面的北墙老是贴着一张毛泽东像，后来换上了一幅寿星的画轴。堂屋里放着一张八仙桌子，那里是老汉成吃饭和会客的地方。院子的西边对着东大门还砌了一间厨房，里面有两间烧草的灶，自从老伴走了以后那灶就没烧过，大女儿给他送来了一个煤气罐子和灶头，老汉成也与时俱进不再烧穰草，煮饭用电饭煲，烧水用热水器。院子外面大河边上还有一间连着猪圈的茅缸棚子，早就没人家养猪了，猪圈一直空着堆放一些没用的杂物，茅缸还在用，虽然几年前儿子替他们装太阳能热水器时也同时搭了个卫生间安装了坐便器，但老汉成还是习惯上茅缸，他舍不得把肥料白白地浪费掉，他在河边上种的一些蔬菜从来没施用过化肥。住在老汉成西边的是一对老夫妻。老头叫赵国强，是个退了休的乡干部，因为退休前在乡里当过民政助理，至今仍有人叫他赵科长，不过，大部分人都叫他老赵。老汉成因为与他关系不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叫他国强。国强比老汉成小一岁，两个人是发小，小时候在村里上初小时是同桌。读完了四年级后，老汉成的爸爸就不肯让儿子继续上了，那时还是单干，十二三岁的半桩子伢儿就是个半劳力，能帮家里许多忙，说种田的人家识几个字晓得“人名公账”就行了。国强的老爸却比较开明，又让他到大王庄去读了二年高小。后来到了人民公社那会儿，国强先是当上了大队会计，后来又被提拔当了支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被调到公社工作，国强当支书时，老汉成在五队当队长，由于他工作负责任，办事又大公无私，在队里的口碑很不错，五队也搞得比较先进，是村里的样板队。正好那年大队里的二把手（那时叫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嫖人家婆娘被捉奸在床，那户人家又是一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公社为平息事端就将那个副主任撤掉了，汉成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二把手，成了国强的搭档。国强被调上公社后，老汉成又接替了支书的职务。不过，八年后支书当得好好的却受到了处分被撤了职，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个妹妹超生了三胎，那时计划生育株连九族。
国强老两口也是二年前才从镇上搬回来住的，此前他曾在镇上买了一套面积不大的商品房，在那里一直住到退休以后。原来是准备在那里养老的，后来，过了几年他突然想回到村里住，觉得住在那种像鸽子笼一样的单元房里实在没意思，加上老伴的腿脚又不好，上楼下楼很不方便。国强家的老房子翻建的时间比汉成家稍晚几年，因为长期没人住已经破败不堪，院墙上还有一处缺口。搬回来之前，他请人将房子进行了一次整修，室内还做了天花板、铺上了地砖，原来的门窗都被拆掉换上了铝合金的，院子里也浇筑了水泥地面。儿子又叫人为他们装上了空调、太阳能，并且砌了一个带浴缸和坐便器的卫生间。在老庄台上老人们住着的老房子中间，这里算得上是最有现代气息的安乐窝了。老汉成屋后的那个院落已经空了好多年没人住了，那是他的一个本家哥哥，老两口走得早，他的儿子为了躲计划生育，早年全家跑到江南去弄大船搞运输，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在那边开了个砂石场，据说现在手上有好几百万！不但在上海郊县住着一套面积很大的商品房，还投资了几套门面房，现在光租金每年都能收到好几万。。那处没人住的院子后面住着一个孀居多年的老太，女儿早就出了嫁，儿子前几在城里开服装店赚了一些钱，后来又与人合伙开了个服装加工厂，在城里买了房子，全家一起搬到城里去了。因为老人不愿跟儿子媳妇一起住在城里，就一个人在家里守着老屋过。老人叫招弟，今年68岁，娘家姓唐，是早年从大王庄嫁过来的。这个唐招弟，小时候上过几年小学，赵国强在大王庄读高小时她也在那个学校读初小，那时候，小庄子里的女孩子很少有人上学，大庄子就不一样，女孩子大都也会上几年初小，少数人家也能让女儿读到完小毕业。不过，招弟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只读到三年级。招弟有一个比她大三岁的姐姐，叫想弟，庄户人家第一胎生了个丫头取名时大都要带一个“弟”字，如接弟、等弟、锁弟等等，寓意很明显就是希望下一胎生个带把儿的弟弟。姐姐出生时，她爸妈还都挺高兴，常言道：“先开花，后结果，养个丫头带小伙”轮到招弟出生时她爸爸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庄上有过连生四五个丫头不换胎的。幸好，招弟还算争气，过了三年还真的“招”来了个弟弟。招弟有个姨娘嫁在陆家舍，小时候也常到姨娘家玩，十岁的时，姨娘就要替她做“介绍”，那年李汉成十三岁，生得四高六胖的，又能干又懂理，汉成家与姨娘家在一个队，平时遇见了没得个婶妈不开口，姨娘就一心要撮合这门亲事，说是：正好汉成比招弟大三岁，“男大三，金山靠银山”。后来，这一对门当户对的亲事没做成，原因很简单，就是招弟的妈妈要将女儿嫁给一个独子的人家，汉成家可是弟兄三个，将来只能得到上代的三分之一家产。其实那时的所谓家产也不过就是有七八亩田和木船风车之类的大农具，没过几年这些东西都全被共了产上了社，留下来的大都只剩下了几间草屋。正好本队里有个姓顾的人家是独子，小伙比汉成大一岁，家境也不错，一谈就成功了，后来招弟与汉成就在一个队里做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邻居。一直做到垂暮之年两个人都成了孤男寡女。招弟是1964年嫁到这里来的，那年她20岁，顾家小伙24岁。那一年，农村的形势稍稍有点好转，虽然仍是吃不饱、瓜菜代，但已经饿不死人了，不少逃荒在外的家庭开始回归，顾家也是那年秋后从湖北回来的。招弟的父亲老实本分，三年大饥荒时没离家，一家人遭了不少罪，招弟的姐姐想弟就是在58年除夕的那一天连饿带病死掉的，那年过春节每人分了七两米，可怜的姐姐已经几十天见不到米了，分到米时她刚咽了气，没能享受到那一顿久违的美味。59年春天，妈妈带着她和弟弟到“海里”去讨饭（这边的人习惯将东河东面的海边上称为海里），那年头，海边上的人家比这里好一些，公共食堂散伙后每天还能喝上两顿玉米糁子粥，加上山芋胡罗卜，基本还能混个大半饱。因为这边过去讨饭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是天天能吃得饱，因此遇到好心的人家才肯盛半碗粥给她们，讨到一点吃的，先要让弟弟吃，然后才轮到招弟，有时母女两个还相互推让。那年招弟十五岁，摆到现在应该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但那时还是个完全没有发育大孩子。有一天，她们借宿在一对老夫妻家里，是个独家舍子，那里没有村落，大都是三四户、五六户人家住在一起，田野里还有许多独家舍子。第二天下了一整天大雪，老夫妻管了她们一天的饭，虽然只是吃了两顿胡罗卜玉米糁儿粥，但还是觉得很过意不去。那天那家老奶奶劝招弟的妈妈说：“我看你们那地方饿死了那么多人，恐怕暂时好不了，不如将这个小丫头留在我这里，我替她找个人家”母亲说：“伢儿十岁上就跟人家定了亲，虽说现在人家在湖北，但如果有一天回来要人怎么跟人家交代？”那老奶奶又说：“如今这世道那管得了那么多，前些日子，有一个在家里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婆娘在这里讨饭时留下来跟了人，家里男人找过来后，只给了他几十斤玉米连孩子都没要就被打发走了”，妈妈听了就有点儿动心了，因为这样能保住她的小命，或许还能帮助家庭将弟弟养活。不过她最终没被留下来，主要是招弟坚决不肯。（待续）
先生出过书？
本帖最后由 巴掌印 于
12:37 编辑
　　　第三章：李汉成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二）
那一年，四十三岁的汉成当上了外公，上一年出嫁的大女儿生了个胖小子。她的公婆和汉成老两口都喜不自禁，在那个高压推行一胎化的年代里，头胎生男生女就是一锤子买卖，农村里，传宗接代的观点根深蒂固，都说“草灰糊不上墙，丫头养不得娘”谁都害怕在自己这一代断了家族的“香火”。大女儿粉英初中毕业后曾被安排进了一家社办厂，每月拿十几元钱工资。后来因为那个厂被外地的一个采购员骗去了几千元钱就倒掉了。后来在家里当了二年社员就嫁了人。大女婿姓王叫王平，高中毕业后在本村先是代了几年课，现在已经转为正式的民办教师。那个庄子在大王庄的东南边，属东河县，离大王庄也只有五六里路。
二女儿翠英上一年在邰家窑高中毕业，当年参加高考，可惜只差了两分，没能跳得出“农”门。因为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当年就跟西边一个庄子上的人家定了亲，第二年就嫁过去了,那个庄子叫荀家舍，比陆家舍还要小一些，离得倒也不远，只有三四里路，二女婿家姓陆叫陆仁康。那时，儿子李文正在读高中。汉成的与父母分家时砌的那三间土屋也急需翻建，其所以拖到现在还没翻建，是因为当兵的弟弟在部队提了干，后来转业安置在楚阳粮食部门工作，在县城成了家分到了房子，汉成的爸妈就叫他把那个土屋放弃掉，回来翻建老祖屋，搬回到老庄台上住。汉成原来的土屋就留给他爸妈养老。因此，那时汉成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他又没什么积蓄，虽然当了十几年的干部，但是用群众的话说，他当的“新四军”的干部，没捞过额外的油水。那时农村中已经出现了不少“万元户”，有的人出门转转好像就能赚到钱，汉成却一点门路都没有，他当支书时除了年年去楚阳参加几次三级干部大会，也没出过远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他只好拚命地种田，除了种自家的七八亩田，还捡了人家的六亩地，那时外出做生意的人家请人代种承包田是免费的，只要替他完成征购任务和两上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农业机械化程度还很低，许多农活仍然靠人工，虽然村里有几台抽水机和拖拉机为承包户有偿服务，但诸如收割、栽秧等大宗农活都还是最原始的体力活。每年的最紧张的时期是阳历的五六月份，汉成夫妻两个要将十四五亩地的麦子一刀一刀地割下来挑上场，然后再与人家伴工用机器脱粒，脱下来的麦子要晾晒，麦草要重新打捆送到窑厂去换砖瓦，那时几乎村村都有小土窑，二斤麦草能换到一块砖。还要抽出一个人来还工帮人家脱粒。如果天气好，起早带晚地干十来天先将麦草送到窑厂，再将麦子晒干扬净送到粮站，才算算完成了夏收。接下来就又要投入到更紧张的夏种中去，水稻栽秧的季节性很强，延误了季节就会影响收成。栽秧之前要请人用机器上水、整地。那时节机器忙不过来，家家都要抢季节，许多人跟在机器后面排档，为争先后常常发生杠丧打架事件，村里的干部也没人去安排，因为他们自家也都种了田。汉成不跟他们争，他也没精力没时间去争，他每年都是等到最后，大都是菱香先替人家栽七八天秧，等大多数人家栽结束了再一起到他家打歼灭战。在这方面汉成有经验，只要管理得当，早栽几天与晚栽几天同样可以获得高产。
在那一段时间里，村子里最辛苦的人都是那些曾经当过干部和正在当着干部的人，这些人大都种了不少田，像汉成这样的下台干部是因为没门路出去赚钱，家庭负担重，只能靠死种田，那些还在职的干部，因为离不开家，一年又拿不到多少工资，要想增加收入，也只能多种几亩田。有些人也常常感叹：“如今风水轮流转了，当年站在田岸上指手划脚的人倒成了种田的主力军，那些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力”反而在外面闯荡得风生水起。
一年一度的夏收夏种，总要忙得一个多月，忙到结束时，汉成140多斤的体重就只有120多斤了，菱香虽然也不曾比他少做，但她却不大掉膘。汉成的体质基础还是不错的，中等偏高的个头，十七八岁时就在江西扛过木头，就是在当队长期间活儿也不比社员少干，不过，毕竟在当支书的近十年时间里劳动得太少，就像一个歇了好长时间的运动员一下子投入到高强度的训练中，体能肯定是很难适应的。与大集体那时相比，现在粮食多了，不用空着肚子干重活，但活儿的强度却比那时要繁重得多，那时是混日头磨洋工。无论多紧张，做社员的不着急，那时是假忙，现在是货真价实地忙。忙起来谁也帮不到谁，就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都是各忙各的，那些年，汉成七十多岁的父母也还种着几亩田，不但帮不到他的忙，像挑麦把这样的重活还都要汉成过去干，只有招弟因为与菱香是多年来的好姐妹，两家的关系也一直处得不错，农忙时还能沾到她一点光，别看她个子不高，割麦栽秧并不比菱香慢，这两项主要的活儿汉成都不擅长，割麦时一弯腰就直不起来，只能抵半个女劳力，栽秧又从来没栽过。因此，他们两家伴工，汉成家并不吃亏。通常都是两个女人割，汉成挑把上船，栽秧时也是两个人栽，汉成挑秧。有时也有人跟他说玩笑话：“你还真不简单，寻了两个婆娘，种了二十多亩田”。
三夏大忙结束后，田种得少的人家就闲落下来了，不过像汉成那样田种得多的人家还处于紧张阶段，因为他们又要全力以赴对付田里的杂草。那时还不懂得用除草剂，薅草全靠人工。有一年汉成家种了二亩田棉花，那年梅雨来得早，等到把秧栽完了，棉花田里长满杂草，黄巴巴的棉花苗还陷在杂草丛中，直到学生放了署假，李文也帮着干了好几天才让他们两口子松了口气。
最让汉成感到头疼的是送粮难。麦子一晒干就要送到粮站将当年的征购任务完成掉，那时粮食市场还没有开放，仍然是由国家粮食部门统购统销，因此，完成任务多下来的粮食也只能按超产价卖给粮站。每年夏收结束时就快到梅雨季节了，麦子放在家里容易返潮，过几天还要重晒，一家送，家家送，粮站码头上人山人海，粮船沿着河边排了几里长等候收样员收样。好不容易等到检样的人上了船，还不一定会能顺利地拿到收样的单子，如果麦子的含水量不合格就还要撑回去再晒。汉成家田种得多，每回还要带着招弟，去时都有几千斤麦子。有一回，汉成夫妇跟招弟三个人，在头一天晚上就将两家的麦子装上船，下半夜时就出发。这里到粮站有不到二十里路，路上要撑三个多小时。那天送粮的船特别多，到了临近中午才轮到他们收样，检样的人上了船随手抓了一把麦子，丢了几个麦粒在嘴里嚼了嚼，就说：“不行，还要回去再晒两个太阳。”说完就跨上了下一条船，这下他们可傻了眼，没办法，收样员说过了就等于是最终的判决，只好将粮船往回撑。那时送站的粮食合格与否随意性很大，有时也要靠运气，碰到收样员今天心情好，丢进嘴里的几粒麦子正好又不是太潮就能顺利地过关，听说有些跟收样员有点关系的人，一天不晒的麦子也能拿到收样单子。汉成虽然当过那么多年的支书，可从来没和收样的人扯上关系，更没给他们送过礼，只好自认倒霉。
那一船麦子回来弄上岸后，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一直阴了七八天，土场上都长满了杂草，根本找不到地方晒。后来，还是赵国强特地跑到粮站与那个收样员打了个招呼才送掉的，送的时候麦子已经返了潮，也没再晒，那个收样的人看也没看就将检样单子开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让汉成至今仍刻骨铭心，就是他不得不作为普通民工上大型河工挑了三个冬天的河。那几年，年年有大型河工任务，除了水利任务由农民无偿出工外，修筑公路也全都动员民力去完成，说是“人民公路人民建”每年秋后，县里就将当年的土方任务分摊到乡，乡里再按各村的耕地面积将任务下达到村，村里就按各户实际种植面积落实到户。汉成家田种得多，分配到的土方任务就大，如果没人上河工去挑就要被扣掉一大笔钱，甚至会将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田得的那点利益全部被扣光。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挑。
以前，汉成曾经上过一次大型河工，那是在他当村革委会副主任时候，虽然他的身份也是民工，与民工享受同样的待遇，在村里拿工分，在工地拿钱、粮补助，但他是不需要参加挑土的带队干部，当的是一个连的连长。那时，工地上全都实行军事化编制，以县建团，以乡建营，营以下又以片建连，一个片由邻近的四五个村子组成，有100多名民工，连长是一把手。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农民在家里过冬天天天喝薄粥，难得吃到一顿干饭，到了工地上每天有一斤多米的补助还能拿到几角钱津贴，家里还给记大劳力的工分。因此，尽管工地上条件很差活儿很苦，但民工的怨气并不大。再说，又都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水利工程，解放后水利工程给农业带来的好处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民工在工地上全是自带粮草，也拿不到一点补助，只是为了完成自家的所谓“任务”，田种得少“任务”不太大的民工完成了自家的“任务”后就能拿到工钱，这钱是从那些有“任务”但没人来挑的人家扣下来的，叫做“杀猫儿喂猫儿”汉成家因为“任务”大，挑了三年都没拿到过一分钱，差不多正好完成“任务”。因此，那时的民工怨气特大，乡、村干部都怕被派到工地上去带队，因为他们在工地上会成为民工的出气筒。有时挨了骂也无可奈何，只能装着没听见。
有一年冬天，楚阳东边要修筑一条公路通盐城，路基的土方任务又都作为水利任务分派到各个乡镇，汉成也去挑了五十多天。那一年，陆家舍分的工段不好，运距特远，要从200多米外开一个鱼塘，把土挑到公路路基上。开工后接连下了几天雨，路软挑重担更吃力，汉成毕竟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怎能跟年轻人比，挑了几天就累倒了。菱香听到信后就赶过去看他，当她看到白天汉成一个人躺在工棚里，睡的是只铺了一层草的地铺，顿觉五味杂陈泪流满面。她劝汉成：“回去吧，还是别逞这个能了，管他们扣多少钱，明年只种自家的几亩田，把人家的田全回掉！”后来汉成没肯回去，在工棚里歇了几天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接下来的几年，外出的人家丢下来的田已经没人敢种了，有一段时间，外出的人家为了不让田荒掉，每年都会倒贴一些钱请人代种，听说有些地方还真的有不少良田被撂了荒。不过没过多久国家就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大型工程都使用机械施工，不再无偿征用民力，农民的状况才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1988年汉成将老祖屋进行了一次翻建。标准不高，只化了两千多元钱，空心墙用的是红砖，屋顶盖的是大平瓦。其时，村里有的有钱的人家已经盖起了像过去地主富农们住的那样的房子，砌的是青砖细缝实心墙，盖的是传统的U形小瓦，房子的宽度也由五架梁改成七架梁。建一座那样的房子起码得七八千元，汉成哪弄得起？
那一年，儿子李文考上了南京的一所中专，这可是那时农村里一件大喜事，让汉成夫妻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一接到那张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儿子跳出了“农”门，成了城里人。李文一开始进入高中时，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老师们都说他有希望能考上大学，后来到了高二时与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成绩就降下来了，这次能考上中专还算是不幸中之幸，只比最低录取分数线高出了两分。不过李文好像还挺高兴。因为那个女同学也过了关，而且阴差阳错地与他录取在同一所学校。女同学是大王庄上的，姓顾，叫顾晓芹，与李文同龄，那年二十岁，说起来她的妈妈还是招弟的发小，晓芹到陆家舍遇到招弟也都叫她姨娘。招弟跟菱香说过：“晓芹这丫头文气、懂理又生得漂亮，李文真有眼光。”菱香就不无担心地说：“谈得嫌早，就怕一个考上了，一个人考不上。”现在的这样结果让她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以后晓芹过来时，菱香总是眉花眼笑的将她当儿媳妇待。
高中生上中专学制只有二年，一转眼就毕业分配工作了。两个人都留在南京，一开始晓芹分在主城区的一家企业，李文分在江北，过了二年才将晓芹也调到江北。晓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里的经济情况比汉成家好一些，她爸爸就与汉成商量要两家凑钱给他们在南京买套房子，虽然那时南京的房价没现在这么贵，但那时的钱也不容易赚，后来只买了个面积不大的二手房，亲家那边出的钱还比汉成出得多。汉成觉得很没面子。按理说这钱应该养小伙的人家出大头，女方那边贴补一点就不错了。
本来汉成还在银行里存了两万元钱，可那张存款单子被村里借去了，村里一时又还不出来，听说是为了完成乡里的“上缴”任务。以前，村干部并不担心群众的“两上缴”收不上来，因为群众卖粮时粮站只给卖粮的农民一张结算的单子，售粮款全是由村里去统一结算，村里会先扣下上缴款再将余下来的钱发给售粮的农民。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了，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了，农民将卖粮的钱装进了腰包，村里的干部要一家一户地上门去“讨上缴”。如果平时群众对村干部意见比较大，上缴款就很难收得齐。乡里那一头又日早日晚地追，村里干部又怕当后进丢了乌纱帽，于是便借钱先把该缴乡里的缴上去。那时，收上缴和计划生育成为农村工作中的两大难，曾经流行过两句顺口溜说：“一怕肚子高（计划外怀孕），二怕两上缴”。
南京那边，小两口拿到了房子后就顺理成章地住到了一起，而且听说也在那边领了证。汉成夫妻心里明白，他们还欠儿子一个婚礼，而且马上要办不能再拖。两家初步商量的方案是仍照老规矩办，等春节放假期间在农村把这事情做掉，南京那边以后再去补几桌酒。那时，这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即使是双方是自己谈成的婚事，为了事情办得顺当，结婚时也要请出一个媒人来，有时女方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索要许多财礼，男方总要讨价还价一番，这些话如果是两亲家当面谈，有时会弄得双方都不愉快。有了媒人，两头沟通起来就方便得多了。于是菱香就想到了招弟，觉得请她出来当这个媒人是再合适不过了。招弟晓得这两家哪有多少话说，就笑着答应说：“好呀，这现成的媒人我当。”
招弟从大王庄回来后，就将那边开出来的“盘子”告诉了汉成夫妇，人家说，他们家就这一个宝贝女儿，也不能太简单，大面子上要过得去，如果事情办得太寒碜了会被人家笑话。具体要求是除了娶亲时的各种繁文缛节都要按老规矩外，男方还要贴女方一万六千元财礼。人家并且说了，这些钱还不够买家电作嫁妆，那头办喜事也要化钱，起码还要再贴进去两万元钱。汉成夫妇觉得亲家提出来的要求并不离谱，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初步算下来这样办加上到亲戚、请庄客的各种费用总费用不得低于三万元。李文事前也说过南京那边请客的费用不要家里出钱。那时汉成手头上有万把多块钱积蓄加上借给村里的二万元，估计应该够了。
当汉成找到那个跟他借钱的村支书时，他满口应承说：“你放心，保证不耽误你家正事”其时已经离年关不远了，汉成家忙着布置新房，虽然小两口在家的时间不会太长，但也要将新房简单地装扮一下。转眼间就到了腊月中旬，村里传开一条坏消息，说支书偷偷地逃跑去了苏南，据说他假借完成乡里的上缴，借了人家十几万元，现在村里的帐上并不差他一分钱，那些钱都被他自己挥霍掉了，他哪里还得起这么多钱，就只好一走了之。这下可让汉成犯了大难。
陆家舍的这个支书姓刘，叫刘春涛，比汉成小十岁，也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是汉成一手培养起来的。他父亲当过几年二队的队长，村里刚通电时他被安排做了第一代的电工，汉成当上了村支书后又提拔他当了民兵营长，并且介绍他入了党。汉成被撤职的那年，村里的二把手因为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又不高，没能补上汉成留下的空缺，当时三十多岁的春涛正年富力强又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因此，他就成了乡党委眼中的不二人选。他在当电工时工作还是很负责的，对群众的的态度又不丑，汉成看到他人很机灵，人缘也好，就看中了他。后来到了大队工作，除了将他的本职工作做得妥妥帖帖外还把他分工的一个后进队变成了先进队。开始担任村支书的头几年，他的表现也还算过得去，除了风言风语地说他作风方面有些问题，其它方面倒也无懈可击。那年头，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只要不碰到钉子上就算不上是问题，像汉成那样的人能有几个？那些个“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干部甚至还都被认为是“有本事”的人。
春涛是近几年才变坏了的,先是听说村里同时有几个婆娘跟他好，虽然那几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娘们丈夫都在外面打工,生理上有需要，但现在时代变了，跟以前情况不同了，以前生产队长嫖队里的女人靠的是他当家作主的那点权力，有的婆娘为了能得到队长在排工时照顾点儿，记工分多记点儿，就会心甘情愿地投怀送抱，也有的女人本不情愿，但迫于追求者的淫威，害怕全家人会被穿小鞋，不得不忍辱屈从。总之，那时做这种事是不需要化钱去笼络感情的。现在可不一样了，人家图你什么？现在村里的干部能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权力”？只要不犯法，谁还怕干部？如今群众才是干部真正的衣食父母，如果他硬拖着不完成上缴任务，干部连发工资的钱也没着落。因此，现在还与干部保持着那种关系的女人，大都是图钱。可想而知，春涛在这方面是化了不少钱的。
不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无论如何，在这不长的几年时间里春涛都不至于欠下这么多的钱，那时候，农村中维系婚外情的成本并不高，就是到那些公路边上的浴室里去潇洒走一回也不过几十块钱，与后来的那些大腕大款们化巨资包养情人是两码事。后来谜底揭开了，他欠下这么多钱的原因主要因为赌博。春涛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赌钱，扑克纸牌麻将样样都会，不过谈不上有多少输赢，都是“小来来”。自从当上了干部入了党有四五年没赌过一分钱，那时不赌不嫖的汉成还当着支书，倒是应了那句“跟好人学好人”的古话，用文人的话说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是后来形势渐渐地变了，改革开放后好像干部们大都不拘这种小节了，就连乡里副书记、副乡长们也大都好这一口。社会上赌风更盛，那时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不赌不舞是二百五（傻瓜）”。虽然每年到了春节临近时县公安局都要贴出了一张禁止赌博的布告，但后来都成了形式，听说有人甚至将那张大布告铺在桌子上打牌。
分工陆家舍这个片的是一个姓汪的副乡长，与文涛差不多大年纪，刚被提拔不久，原先是乡水利站的站长。前几年，听说县里下达了一笔数额不小资金用于农村水利建设，后来这笔钱去向不明，县水利局还特地派人查了水利站的帐，后来并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来。过了二年，想不到他还当上了副乡长。此人在水利站工作期间劣迹斑斑，唯一的长处是特别善于吹牛拍马，跟乡里的主要领导关系特好，私下里摸头拍肩膀称兄道弟。当时，农水利站食堂里有个厨师，据说厨艺水平是全乡第一，站上难得一天不来人，就连有时县里来了人，书记乡长们也会事先通知水利站“弄饭”，因此就有人说那里是第二乡政府。
汪站长当上了副乡长，对乡村干部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但群众大都忿忿不平，都认为这世道好像变了，吹吹拍拍也能升上去？于是就有人给他换了姓，背地里都他“马”乡长，意思是说他是靠拍马屁拍上来的。听说还有一回有个老实巴交的群众找他办事，误以为他真姓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