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53军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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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53军来龙去脉
该军前身是东北军一部。日，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为蒋介石赢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1933年2月，根据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序列，东北军整编，取消原国防军、省防军的编制，将关内东北军一部编为第53军。万福麟任军长，杨政治兼任师长；第112师，张廷枢任师长；第116师，缪澄流任师长；第119师，孙德荃任师长；第129师，周福成任师长；第130师，朱鸿勋任师长；第106师，沈克任师长。该军组成后，参加了长城抗战和冀东抗战。1934年春，该军奉命调往鄂豫皖苏区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作战时，第106师改归第40军。同年10月，第112师、第108师改归第57军。此时，该军下辖：第116、第119、第129、第130师。1937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时，第119、第129师番号取消，另将西安事变后原隶属西北军的第63军缩编的第91师拨归第53军。此时，该军下辖：第91师，冯占海任师长；第116师，周福成任师长；第130师。朱鸿勋任师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军归第1战区指挥，参加平汉路被段抗战，阻击日军南下。1938年初，该军奉命撤至晋城、、陵川一带，暂归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指挥，在与日军打游击。后奉命东渡黄河进至豫中，归第1集团军指挥。同年5月至7月，该军先后参加了豫鲁皖边区战役和。在会战中，该军第91师改隶第85军。12月，改军隶属第32集团军时，万福麟升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由周福成任军长，黄显声、王景儒、朱鸿勋任副军长。下辖第116、第130师。同年秋天，该军驻防湖南整训。1939年至1941年9月，该军先后参加了、第1次、1939年等作战、第2次长沙会战等。1942年冬，该军调常德驻防待命。1943年春，该军参加鄂西会战后，由湖南调往云南弥渡、蒙化地区，加入中国远征军作战序列，隶属第20集团军指挥，先后参加了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滇西反攻战和中国远征军第2次入缅作战等。1945年春，公民的军调整军队建制时，该军隶属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同时，将新组建嫡系部队荣誉第2师由第5集团军改隶该军。此时，周福成任军长，赵锡庆、赵镇藩任副军长。下辖第116师、第130师和荣誉第2师。同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军调往越南河内、、、、富寿等地，接受日军投降。
1946年4月下旬，该军由越南河内撤回广州。6月中旬，海运北上登陆，驻防在秦皇岛和绥中等地，隶属保定绥靖公署，此时，，荣誉第2师改称为第67师，戴坚任师长。在此期间，该军在先后参加了、和战斗等。1947年5月，该军由华北战场调往东北战场时，第67师脱离与该军的建制关系，改隶第11战区直辖，参加华北战场作战。同时，将新建暂编第30师调归该军建制。此时，该军下辖第116师，刘润川任师长；第130师，王理寰任师长；暂编第30师，被任师长。同年9月至12月，该军隶属第8兵团，在东北战场上先后参加了秋季和冬季防御作战。在上述作战中，第116师在开原县以北的威远堡门被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后，以整编第1纵队为基础重建第116师。日，在辽沈战役后期，该军在第8兵团司令兼军长周福成的率领下，于沈阳宣布起义投诚，所部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军长周福成（），字全五，辽宁省灯塔市柳条寨镇连三台村人。国民党陆军中将。
保定陆军军 官学校第9期步科毕业庐山军训团三期，陆大将官班二期毕业。早年在奉军任职，历任万福麟陆军第十五旅连排营长。1925年，升任第六旅八十团中校团副。
1927年5月任东北陆军第6旅17团团长，驻军河南，先与归附国民革命军的靳云鹗作战，后与个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作战，奉军败北后，撤军至直隶整训。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任东北边防军步兵第6旅44团团长，1931年5月任第13旅639团团长，后任独立第29旅旅长。
1930年，张学良通电拥蒋，派兵入关，周随军驻军北平西苑。
1932年，参加古北口抗战。
1935年3月任第53军129师师长，参加长城抗战，1935年率部围剿陕北红军，1936年12月参与发动西安事变，并任临时外线总指挥。
1937年5月任第53军116师师长，归五十三军万福麟指挥。1938年6月参加武汉会战，12月任第53军军长，1939年7月任中将，9月参加第1次长沙会战，在岳阳与日军激战。
1943年参加滇西反攻战，入列霍揆章第二十集团军，霍是陈诚亲信，对东北军怀有成见，欲吞并五十三军。时值卫立煌长官代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正苦于蒋嫡系部队不好指挥，便与五十三军美式装备，使其成为甲种军。从此，五十三军感激卫立煌，作战及其卖力，在滇西连下腾冲 龙陵等日寇顽固据点。
1945年1月攻克中缅边境之畹町，与郑洞国将军会师，打通中印交通线。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7年4月赴东北参加内战，7月任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兼嫩江省主席，担任沈阳防卫。
1948年4月兼任松江省政府主席、松江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0月兼任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代理东北剿匪总司令，所部副军长赵镇藩劝其起义，但周感卫立煌栽培之恩，不愿单独起义，后见大势已去，遂化装逃走。11月2日，五十三军放下武器，部队被遣散。周于逃跑途中被俘，日获释，同年在哈尔滨去世。
周福成军长与53军的覆灭
日16时许，就在我解放军即将攻进铁西之时，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坐飞机离开了沈阳。尽管此时周福成已经接任了东北剿匪总司令一职，但都是口头的“拜托”，并无实质的任命，而且，卫在走前也没有正式做过交代，因此，当他望着卫总司令远去的飞机，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于是，就卫立煌的临危脱逃之举，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 &&&&特急（2007密） &&&&&&&大总统钧鉴： &&&&卫立煌总司令于30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 &&&&参奏一本，这里也饱含着学问。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并且还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周福成说话自然是留有余地的。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不过，就当时的时局来说，找到像周福成这样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的人，亦如大海捞针。 &&&&于是蒋介石立即回电，让周福成“代理”卫立煌的职务——东北剿匪总司令，明确指示：“地方一切事宜由周福成负责，坚守沈阳，以待援兵。” &&&&有人曾说过，战争为军人的升迁提供了最快捷的途径，在周福成的心中，尽管东北的局势对蒋介石不利，也仅仅是东北，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还是国统区，老蒋的军队也不会那么不堪一击，况且手握的都是美式武器。这叫临危受命，以后蒋介石也会对自己另眼相看。 &&&&刚刚得到任命的周福成，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应该出席会议的人员有：第八兵团参谋长蒋希斌，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赵镇藩 （国屏）、军参谋长郭显荣、师长王理寰、刘德裕、张儒彬，以及东北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及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八人。但是，当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奉命打电话通知许赓扬到兵团部开会时，许赓扬却推来推去，怎么也不愿意出席。 &&&&周福成在旁边听得不耐烦了，接过电话说：“找你来开会是卫总司令的旨意。卫总司令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你赶快来一下，我派人去接你。”周福成的意思是，你许赓扬不是第五十三军系统，我这个第八兵团司令官在你眼里不过是个摆设，但“卫总司令”的账总得买吧。可许赓扬对“卫总司令”也不买账，他说前方的情况紧，实在离不开，有什么任务就在电话上说。气得周福成什么也不说，就把电话挂断了。“代理”伊始，就先碰了个小小的钉子，不免让周福成恼恨交加。其实，许赓扬不来开会的真实原因，是怕被周福成当众扣压。随着东北时局的不断明朗，许赓扬已经派人与中共军队取得了联系，进行频繁的接触，这已引起暂编第五十三师内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卫立煌对许赓扬是很信任的，但对特务们的密报，卫立煌当然不能听之任之。因此，他曾亲自打电话给周福成，让他注意：“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的态度可能不稳，请你注意考察并提高警惕。”这么重要的信息，当然也逃不过许赓扬的耳目。所以，连日来许赓扬步步小心，轻易不出营门。何况，这时他的联系人已与解放军接上关系。而且，他已得知此刻卫立煌已经离沈，赵国屏一打电话，他就认定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而周福成说是“卫总司令的旨意”，就更让他认定这是周福成想以“开会”为借口，把他扣起来了。因此，他就抱定一个主意：任你怎么说，决不离开军营。不仅如此，为了预防周福成的突然袭击，他还立刻下令封锁了大北边门的通道。
&&&&早在我军争取五十三军起义时，最大的障碍就是军长周福成。周福成又名“周全五”，此人不仅刚愎自用，且固执迂腐，人送外号“老五板”。在万福麟手下当师长时，唯万福麟马首是瞻，深得万的信任与重用。五十三军进入东北后，蒋介石起用周福成为第八兵团司令兼松江省主席，为此，周对蒋感恩戴德，以图报效。锦州战役之后，五十三军一些高级将领纷纷另谋出路，只有周福成不识时务。虽有很多同僚相劝，但却始终不为所动。他的老上级万福麟见东北已不是久留之地，便于1948年10月初匆匆离沈去了北平。临行前，在与周福成话别时，说了番含义深远的话，告诉他这仗打不了，让他不要太呆板。 &&
&& &&遗憾的是，周福成并没有听出这弦外之音。回来后，向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问询万福麟的话是什么意思。赵国屏想了想告诉他，这是督办对他的深爱，是让他遇事灵活处理，万不可太呆板了。周想了想还是不明白，又问该如何灵活，赵国屏深知周福成的脾气，自然不敢直说，便反问他当时为什么不问问督办。周福成默然说道：“当时没有想到。”&
&&&&& 就在万福麟走后不久，中共方面对争取周福成起义又作了最后努力。中共派周福成的长女周长秀于10月27日从北平飞回沈阳，拿着张作霖大元帅夫人的手书劝周福成起义。周福成没想到女儿也站到了他们一边，最后掏出手枪要枪毙自己的女儿，令周长秀十分无奈。也许是感觉到沈阳的形势不稳吧，最后周福成将长女长秀逼回北平。 &&&&现在，当他得知许赓扬不但不来开会，还下令封锁了大北边门，立即想起了卫立煌告诫过的话——许赓扬“可能不稳”，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原以为是不买自己的账，看来是真的要出大事了！虽然着急，但是周福成并没有挑明许赓扬不来开会的真正原因。烦乱中他也不等刘德裕、张儒彬两位师长到场，就急忙宣布会议开始。会议主要是向大家宣布“固守待援”。
&&&& &作为这些从战争中摸滚过来的高级将领们都深知，老蒋亲自到沈阳指挥作战都没能将局势挽回，现在谈“固守待援”，这不是骗人吗！为此，看到周福成那一脸认真的态度，都觉得实在可笑。所以大家都一声不吭。为打破尴尬的场面，周福成点名要赵国屏表个态，赵国屏把心一横说：“现在沈阳的情况，我不说大家也清楚：第一道工事已被全线突破了。第二、第三道工事眼看也守不住了。共军已接近大北关和铁路以北地区，占领老城已指日可待。现在大家也已看到，许赓扬'投共’的态度已经明朗。也就是说，第五十三师的防区，等于已向共军打开。也就是说，共军已根本不必再花什么大力气，就可以把我们全军'活吞’了。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我与刘师长、张师长他们都已交换过意见，这个仗我们不能打了！” &&&&周福成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堂堂的副军长，竟能说出这样动摇军心的丧气话，气得大声吼道：“怎么能这样说？再说，我就要对不起你了！” &&&&话已开头，也就不再顾及其它了，赵国屏接着说道：“我知道你这人的脾气。你要对不起我，我相信你也做得出来。时局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也没什么好怕的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五十三军内已有多少人与中共有联系？除了五十三军外，五十三师许赓扬你已知道了，还有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沈阳市民众自卫总队、沈阳市警察总队，都与共产党有联系。沈阳市政府办公大楼28日就已被自卫总队查封了；他们已经派人控制了广播电台、电报大楼以及物资仓库等要地。我现在和你说这些，是为了你好，也想为你争一个与大家一样的光明前途。你要对不起我，那是你的事，可你也不一定能奈何得了我。”
&& &&&&由于个人恩怨，王理寰与共产党商量起义的事，原都是背着赵国屏秘密进行的，现在听赵国屏如此说，便马上与他在会议室门口达成共识，由王理寰回部队作以防不测的准备，而将周福成就交给了赵国屏。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周福成心有不甘地说：“赵国屏，你把我坑了！” &&&&过一会儿，周福成又倏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大声说：“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指挥！”赵国屏看看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起身告辞：“请司令官再考虑考虑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对周福成，大家都没有死心，毕竟是多年的老上级。周福成的连襟、第一三○师副师长夏时也去作最后的争取工作，可是夏时还没有来得及讲一句话，就被周福成的卫士们七手八脚地拖到副官处看管起来。 &&&&这时，“剿总”总参议苏炳文会同沈阳市商会会长卢广绩也一起来了。他们是应赵国屏的邀请，来劝说周福成的。周福成一看就已心中有数。见了面，也不等他们开口，就先发制人说他们来的正好，并说其他的话，让他们都免开尊口。他是要坚决打下去的。“卢广绩，我命令你们商会马上拿出10万条麻袋来，以便装填沙土用做堡垒。告诉你们，即使沈阳保不住，我也要把沈阳变成焦土！”卢广绩和苏炳文气得二话没说，回头就走。
&& &&&&尽管如此，大家对周福成还不死心，或者说，大家想借此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逼周福成就范。第二天，也即10月31日早晨，国民党知名人士王化一、胡圣一、赵毅、苏炳文和第五十三军的几个师长，又去兵团部找周福成。任凭大家说什么，周福成就是一言不发，只气狠狠地用目光不断扫视他的卫兵，似乎还想采取什么不利于大家安全的行动。王化一一看苗头不对，就机警地对周福成说：“你要知道，今天沈阳市内全体人民和军队、警察都已团结一致，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完全同意迎接解放军入城，你要自己考虑一下，你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 &&&&周福成愤怒地站起来，向着他们几位师长说：“敢？”紧接着又说：“你们都当着我的面给我再说一遍，你们到底是什么意见？”
&&&&& 王理寰坚定地说：“大势已去，已无法再打。我这个师长不能再无辜地替蒋介石牺牲，决定放下武器。” &&&&其他两位师长也随即附和：“是啊，没法再打了，我们也不打了。” &&&&至此，周福成才终于确信自己真的已是孤家寡人一个，但怎么也想不通，周围的这些人为什么要“反水”呢？静默许久，实在是已无回天之力了，他怀着对这座古城的无限眷恋与悔恨，给赵国屏留下了一封信：“国屏兄，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望你善其后吧，我走了。”之后，带着亲信化装成商人，躲到世合公银行里去了。
&&&&&10月31日下午4时许，二纵六师16团首先从铁西突入市区，尖刀连一连连长黄达宣与指导员各带领两个排，一路打到中山路，连夜由马路湾向东搜索，直到沈阳老城。当他们走到大西门内靠近沈阳故宫不远处的一座小楼门口——世合公银行，连长黄达宣突然发现两个军人模样的人一看到对面来人，便倏地缩回头，躲进小楼里。
& &&&&黄达宣和苏福林共同感到这里边可能有大人物，立即指挥部队将小楼包围了起来，院内士兵并不开枪，只是躲躲闪闪往小楼里退缩。黄达宣派人将情况向营里报告。马志高营长立即指示：要把那个小楼包围得严严的，不管是什么人，不能跑掉一个。如果确实有大官，要抓活的，我立刻赶过去。 &&&&包围好小楼，黄达宣开始喊话：“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缴枪不杀，不然就要炸楼啦！”楼内敌人听后并不答话，也不开枪，院内死一般沉寂。接着，黄达宣连长带领几名战士冲进小楼。 &&&&首先把一楼大约30多人的警卫排缴了械。之后，战士们分头封锁楼上各个房间。此时又见几个国民党兵哆哆嗦嗦地躲在楼梯拐角处，黄达宣高喊：“快出来投降！”“你们的长官在哪里？”只见一个胆子大点的士兵用手指了指楼上，黄连长也就明白了。他与苏指导员布置战士们封锁好楼门、楼窗和走廊，然后带上几名战士飞快冲到楼上。
&&&&黄连长高声喊道：“同志们，准备好枪，听我的口令，准备扫射。”这时，从一个房间走出个副官模样的人。黄连长上去猛地一把将他拽到跟前，用手枪抵住喝问：“长官在哪里？”这个家伙忙摆手说：“不要这样，请跟我来，长官都在里面，我们投降。”黄连长见对方毫无反抗之意，就带几个战士随他跨进门里，几支枪枪口同时对准了屋里的人：“不许动！”大概因为是银行吧，这里房间很大，窗户很小，光线也很暗淡，逐渐才看清了里面的情况：总共六七个人，有老有少，有军有民。桌上杯盘狼藉，放在其上的电话也好像是临时安上的，地上纸屑遍地，房间里凌乱不堪。 &&&&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一个身披大衣、内着便装的中年人站出来，木然地对着黄达宣低声说：“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他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接着，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走出来，文质彬彬地说：“鄙人是苏炳文。”黄达宣当时并不清楚他俩是何许人也，但从这小楼里里外外的架势判断这两个人官不小。黄达宣说：“情况我们可以向上反映，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先把枪都交出来吧。”与此同时，楼内楼外周福成的参谋、警卫等随从人员也都被缴了械，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这时，一营营长马志高赶到。他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二〇七师残部还在浑河、苏家屯一带顽抗，你马上下令叫他们投降。”周福成不无沮丧地摊开两手说：“二〇七师我指挥不动了。”随后，一营派一个班端着刺刀将周、苏等押送到团部，周福成吓得浑身直发抖。当薛团长和杨政委询问其身份时，周福成与苏炳文并不敢道出自己真实身份。直到六师张竭诚师长和李少元政委、杨启轩参谋长接见周福成和苏炳文时，二人才道出了自己的身份。当张师长与他们握手时，他们先是惊诧，后是僵硬地点头哈腰，把两只手都伸了过去。 &&&&不久，周福成等百余名被俘国民党高级军官被押解到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受学习和改造。看着一个个昔日的同僚被释放，周福成感到自己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便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在经过4年零4个月的学习改造后，于日，周福成最终获释。可他在被解放的短短几个月之后，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53军与黄河决口抗日
决堤花园口
　　郑州有条南北主干道叫花园路，沿着它一直向北到达黄河大堤，就进入了花园口风景区。让花园口声名远播的并不是风景，而是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人为决堤事件。
　　景区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立“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碑身刻着当年扒口的经过及由此造成黄河水泛滥所引起的灾难。
　　另一座纪念碑则是1946年国民党所立“民国堵口合龙纪事碑”，碑身正面刻着“济国安澜”四个字，署名“蒋中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题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决堤的人。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惨痛的一幕。桀骜难驯的汤汤黄水从花园口改道，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了9年之久，迟滞了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中国豫皖苏3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74年以来，围绕花园口事件的功罪评说莫衷一是。无可争论的是，那段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岁月，在母亲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伤痕。
　　“最后抵抗线”
　　在日以前，花园口只是黄河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围十里八乡过河的人外，它就像黄河上许许多多寻常渡口一样，不为世人所知。
　　不过，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侵华日军从山西、河北逼近黄河一线，特别是从山东跨过黄河进入鲁南地区，中、日双方对于黄河与战争的关系，都日益敏感起来。
　　日至4月8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受此鼓舞，蒋介石准备借台儿庄大捷余威，利用高涨的士气民心扩大战果。他调集了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
　　云集重兵于狭小的徐州战场，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忧虑。当时他最担心的倒不是来势汹汹的日军，而是黄河。
　　4月13日，台儿庄大捷后的第5天，陈果夫的呈文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文中指出“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敌……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曾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过数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绍，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并无直接决堤阻敌的用意。不过，由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影响，这份呈文被后人广为引证，视为决堤黄河的首倡。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两年前就收到过利用黄河的建议，其目的性比陈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泛滥”，以水阻敌。这个建议出自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何许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同盟国一方的中国，怎么又会有来自轴心国核心——德国的军事顾问？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一批政府高层被派往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从德国带回的考察结果与蒋介石的内心诉求有了契合之处：法西斯德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高速发展的国家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的德国还没有把日本当作盟友，相反，因为一战后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都被日本掳去，双方还有着利益冲突。于是，当中方提出要邀请德国人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时，双方一拍即合。
　　法肯豪森就是德国顾问团的一员，1934年来到中国，很快成为了顾问团总顾问。
　　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来中国，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法肯豪森就是当时德军中的一名军官。而这次来中国之前，他还曾在日本担任了5年的驻日武官。可以说，法肯豪森是个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国的“东方通”。
　　也正因为这样，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预见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和1936年，他两次为蒋介石制定《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提出了大至国家战略、细至兵力部署的详尽方案。这两份《建议书》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段落上，蒋介石画了红线，并在页眉写下“最后抵抗线”五个字。
　　这五个字流露出蒋介石的什么心态？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读：是把黄河视作民族象征决心死守？是把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据险抵抗？还是采纳法肯豪森建议准备决堤拒敌？渠长根说，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能够佐证。不过，从此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所实施的对敌战略来看，法肯豪森的《建议书》绝大部分被采纳并实施了。
　　1936年之后，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沆瀣一气。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认伪满洲国，中德关系决裂，德国顾问团撤走，法肯豪森就此离开了中国。
　　也就在这时，徐州会战炮声隆隆。陈果夫有关提防日军决口黄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这一次，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战区司令程潜“核办”。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批注上，蒋介石原本还写了一句“随时可以决口反攻”，但随后又用笔划掉了。也许是蒋介石对陈兵60余万的徐州会战充满信心，并不认为陈果夫顾虑的危急局面会出现。
　　然而，形势的转换就在转瞬间发生了。
经历了台儿庄一役的惨败之后，日军意识到徐州战场集结着中国的大量精锐部队。这非但没有让他们退却，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原本，在日军眼中，攻下徐州，就可以打通津浦线，连接中国华北、华南，让从北平和上海两个方向上侵略中国的日军合成一体。而现在，他们的目标中多了一项：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5月初，日军集结了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从六个方向向徐州夹击。
　　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一直主张在徐州地区和日军决战的蒋介石，开始感到情况不妙。更坏消息接踵而至。5月11日晚间，日军的土肥原14师团约两万人在董口-武集-旧城一线强渡黄河，并且向菏泽进发，一旦14师团攻陷菏泽的话，就会切断徐州以西的陇海线，切断60万中国军队的给养供应和他们的退路。
　　蒋介石随即决定放弃徐州。这样，原本准备与日军一决胜负的徐州会战，在日军刚刚拉开架势的时候，中国军队就开始撤退了。
　　唯一能称得上庆幸的是，蒋介石撤退的命令下得比较早，大多数中国军队突出了重围。而军事重镇徐州就此易手。
　　徐州地区往西，就是有“湖南王”之称的程潜第一战区的防地。第一战区的任务原本有两个，一是在商丘附近集结10多万军队，准备随时策应徐州的会战；二是守卫郑州以东的黄河防线，阻止日军南下。
　　此时，程潜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策应徐州的部队往平汉铁路一线后撤。他们在陇海线附近与土肥原师团撞到了一起。
　　土肥原师团配有300多辆装甲车，是日军甲种师团。他们只用一天多的时间就推进到了陇海线附近。不过，快速突进的土肥原师团这时成了孤军深入，与之对垒的中国部队有六倍之多。
　　战机忽现，蒋介石认为这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亲自赶到郑州指挥豫东战役。为打好这一仗，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真是下了血本，他最得意的门生嫡系薛岳、胡宗南、宋希濂、邱清泉……都被派遣到了豫东战场。
　　土肥原的两万人马很快被困在了兰封到商丘方圆百十公里的范围内。
　　商丘是豫东的门户，由黄埔一期出身的黄杰率第八军驻守。西边的兰封，守将同样是出自黄埔一期的桂永清。桂永清的27军是当时中央军精锐，配有中国军队中极少见的战车营。
　　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两万人，程潜已经放出豪言：“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起初，中国军队确实是一路奏凯：土肥原部在层层围攻下损失惨重，土肥原本人几乎被俘，连天皇赏赐他的军刀也成为中方的战利品。宋希濂部缴获了一批战马，他挑了一匹当坐骑，还给马取名叫“土肥原”。
　　胜利似乎近在眼前时，占尽优势的中国军队中居然出现了逃跑将军。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开始突围，进攻的重点是兰封。仅仅3个小时，兰封外围防线被突破，桂永清撒腿就跑。
　　桂永清的临阵脱逃，导致了兰封失陷和整个战局的混乱。土肥原也得以凭借兰封和黄河边上的村庄固守待援。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救援。援军一到，日军全局皆活。
　　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重新围攻土肥原，夺回了兰封。战斗进行了4天，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28日，守商丘的黄杰又跑了。
　　商丘是敌援军的必经之地。但当从徐州西下的日援军刚刚接近商丘，黄杰不发一枪就慌忙率部逃跑。商丘一失，豫东门户洞开。土肥原盼望的援军源源不断而来。
　　因为桂永清和黄杰这两个逃跑将军，中国军队的大好局势被生生断送，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反而大败而走。连蒋介石自己在给程潜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豫东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土肥原重新占领了兰封，随即转向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开封此时仅仅留有一个师守卫，失守已成定局。
　　开封离郑州只有60公里，近在咫尺。当时的郑州虽然还只是一座县城，却已经成了中原要冲。陇海线和平汉线两条铁路大动脉在这里交会。如果土肥原夺下郑州，这两条铁路线就在日军控制之下了，这种局面是蒋介石最害怕见到的。
　　中日双方都很清楚，郑州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九省通衢”、中国的战时首都——武汉。
　　艰难抉择
　　桂永清弃守兰封的当天，蒋介石就已经从郑州回到了武汉。
　　兰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得到豫东战役的走向了。豫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取胜，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河。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和军事思维中，水从来都是一个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的“水淹七军”。而黄河被利用的次数最多，历史上曾经二十多次被人为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古老的黄河在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军事斗争思维。
　　蒋介石刚到武汉，就收到了数量众多的建议：扒开黄河、水淹日军！目前有据可查的各种电报、呈文中，提出过这个建议的多数是国民党军政高级参谋人员。
　　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给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今兰考境内)以东中牟……倘即施以决口工作……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日军)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
　　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建议：“窃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毁其战力……”
　　发出类似的电报、呈文者还有很多：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这些人多数都是各个战区司令部、军的高级参谋，很多名字并不太为今人所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在这时却往往没有直接表态。
　　不过，在第三人的回忆或自传中，很多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蒋介石建议过决堤制敌，其中包括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但都没有留下直接的历史凭据。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政治策略。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
　　不决堤，郑州再无他法可守，很快会落入敌手，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
　　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
　　蒋介石也深明此点，所以，即便是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东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他也没有对决堤制敌的方案做过任何表态。
　　战场上的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着。日军占领商丘后，很快席卷豫东，兵锋直指开封。近在咫尺的郑州岌岌可危。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他开始考虑武汉会战，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武汉大撤退了。
　　蒋介石问负责武汉防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用船只车辆，实现武汉撤退需要多长时间？陈诚回答，至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又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汉？何应钦答道，由于有平汉铁路之便，如郑州一失，华中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蒋介石再问，那么苏皖之敌呢？何应钦答，日本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进攻武汉，此为山地，对我军有利，可御敌三个月。
　　最后，蒋介石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又将如何？何应钦答，无法预料。会场陷入一片寂静。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他查阅的历史档案中，并没有关于这次会议决议的直接记录。甚至最后决堤命令的下达，都是用电话通知，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不过，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正是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决堤的任务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实施。”
　　陈慰儒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他的回忆也可以提供佐证，6月1日，程潜在郑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谈他，向他传达了“蒋委员长命令决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的命令。
　　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陈慰儒，深谙洪水放出后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委婉地试图拦阻决堤行动。陈慰儒说：“按照河工经验，五月(农历)晒河底。现在正是枯水季节。就是决开黄河大堤，水流很小，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汛期来了后，堵口很难，豫苏皖三省洪灾无穷。现在决堤很不合算。”
　　程潜似乎有所触动，告诉他“等转报蒋委员长后再做决定”。可是第二天，程潜又找来陈慰儒，告诉他“蒋委员长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
　　陈慰儒最后争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后果，他们不会答应动手决堤的。”
　　程潜随即下令：“那么我派军队去决，你们去指导。”
第一战区接到的决堤命令，是要求在中牟和郑州之间的黄河南岸大堤上选择决口地段，在4日前必须决开大堤放水。他们最初选择的决口地点并不是花园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赵口。
　　据晏勋甫回忆，决口地点的选择是他和程潜、陈慰儒、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一起商讨决定的。之所以选择赵口，一是这里在1843年曾经溃堤，形成了黄河旧路。决堤后，河水将沿旧路，经过河南和安徽各县流入淮河。这条线路以东正是当时日军主要集结驻扎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军”。二是河水出堤，主要进入天然的河道，能够减轻百姓的损失。第三，黄河堤防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这一带就在“豆腐腰”上，经常决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两三层之多，而赵口这里只有一层，决口相对容易。
　　从这些“纸上谈兵”的设想来看，在赵口决堤似乎是个完美的计划，但真的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困难重重。
　　3日，负责赵口一带防御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始挖掘大堤。
　　决堤部队没有大型机械，只是以镐头、铁锹这样的原始工具，全凭人力挖掘。他们没想到的是，赵口大堤居然是黄河“豆腐腰”上的一段“金堤”，虽然只有一层，却坚固异常。挖掘进度缓慢不说，预定的方案也几乎是处处碰壁。
　　按照计划，部队要在相隔40米处分别挖掘两处口门，一旦两处豁口掘开后，中间的大堤将被水流冲走。
　　赵口大堤宽约30米，顶部距水面高约10米。部队在堤顶开挖的口门宽度有10米，越往下挖越窄，挖到接近水面时，口门宽度只剩不到1米了。人转身都已困难，施工更是难以展开。
　　工兵们带来了炸药，对豁口底部进行爆破。可是炸药能炸开大堤内侧的斜面石基，对松软的黄河沙土却无可奈何，就像一记重拳击到了棉花套上，没有什么效果。
　　好不容易有水能够流出来了，一阵冲刷之下，豁口两侧的泥土掉落，又把出口堵住了，让河水冲刷开两道口门间的40米大堤更是没有指望了。
　　就这样昼夜不停地挖了三天，直到6月6日，黄河水还是没能放出来。
　　在武汉遥控指挥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直接负责决堤行动的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也坐不住了，亲临现场“监工”，加派39军一个团，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重新开挖。
　　一昼夜的抢工，第二道决口迅速完成，结果却更令人沮丧。黄河浑浊的河水根本看不出深浅，直到第二道决口挖到接近水面时，士兵们才发现，靠近大堤的黄河水极浅，河底是一片沙洲，真正的主河道还不知离大堤有多远呢。
　　而这一天，日军已经攻入开封，前锋抵近中牟。在赵口的决堤现场，隆隆炮声清晰可闻。
　　在赵口决堤已经来不及了。
赵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负责决堤的53军。53军所属的20集团军负责殿后掩护豫东大军西撤，必须挡住攻向郑州的日军。黄河决口什么时候成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宣告安全。
　　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决堤现场查看情况。蒋在珍很快认定，“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
　　根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当晚10时，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的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
　　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
　　就在这座关帝庙内，几个人虔诚地向当年“水淹七军”的关云长磕头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熊先煜最终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这里水道曲折，压力比直线处更大，容易被水流冲垮。河水涌出后，行进路线和效果将和赵口一样。
　　但熊先煜毕竟不是水利专家，他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
　　苏冠军看着地图，只能点头同意。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此时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数人，全部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大恸失声。
　　新8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
　　根据熊先煜记录的决堤方式，新8师显然吸取了赵口决堤未果的教训。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
　　决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而且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
　　关于花园口决堤所采取的方式，最广为流传的是“炸堤”之说。而在对此事记录最为详细的熊先煜日记中，却只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药和大炮。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也不尽相同，魏汝霖曾经数次提到炸药的功效，苏冠军的回忆中直接说是“炸堤”，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的日记则这样记载：“(9日)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
　　对此，渠长根认为，“挖堤”和“炸堤”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决堤官兵应该是先手挖肩扛将堤坝表面浮土去除，然后借助炸药，炸开堤坝硬质部分，最后再用远炮轰击的方式，以加大决口宽度。
　　9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平稳，因为水流的冲刷作用，一个小时后，决口便已经扩展至10余米。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记还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这场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确是决堤行动的一场“及时雨”。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
　　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即便是按照军人的逻辑，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
　　黄河不语，径自奔流。
必须承认，花园口决堤部分实现了预想的军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惨烈代价的国人。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
　　“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直到8月8日，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武汉却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
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
-----------------------有人说是兰封会战导致了国军掘开黄河大堤，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老萨会在下面的文章中写清楚。掘开黄河大堤跟兰封会战并没有关系，而是因为日军试图尽快占领河南，然后逼迫国军在湖北，湖南，江西决战。当时中国国力差，军队恢复能力太慢。在这一系列的作战后，国军大部分部队已经无法继续作战，急需一段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强行和日军决战，恐怕大部分国军主力就要被日军歼灭，抗战也就完了。如果不决战放而随意放弃河南，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份，以换取休整的时间，那么日军也就轻松攻入了抗战第二道防御圈，和四川近在咫尺，抗战也就几乎完蛋了。掘开黄河大堤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国力差距的最极端表现。其实当时的情况就是一句话，要么做亡国奴，要么掘开黄河大堤，牺牲一部分老百姓，如果你是蒋介石，你会怎么选择？
该军前身是东北军一部。日，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为蒋介石赢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1933年2月，根据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序列，东北军整编，取消原国防军、省防军的编制，将关内东北军一部编为第53军。万福麟任军长，杨政治兼任师长；第112师，张廷枢任师长；第116师，缪澄流任师长；第119师，孙德荃任师长；第129师，周福成任师长；第130师，朱鸿勋任师长；第106师，沈克任师长。该军组成后，参加了长城抗战和冀东抗战。1934年春，该军奉命调往鄂豫皖苏区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作战时，第106师改归第40军。同年10月，第112师、第108师改归第57军。此时，该军下辖：第116、第119、第129、第130师。1937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时，第119、第129师番号取消，另将西安事变后原隶属西北军的第63军缩编的第91师拨归第53军。此时，该军下辖：第91师，冯占海任师长；第116师，周福成任师长；第130师。朱鸿勋任师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军归第1战区指挥，参加平汉路被段抗战，阻击日军南下。1938年初，该军奉命撤至晋城、、陵川一带，暂归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指挥，在与日军打游击。后奉命东渡黄河进至豫中，归第1集团军指挥。同年5月至7月，该军先后参加了豫鲁皖边区战役和。在会战中，该军第91师改隶第85军。12月，改军隶属第32集团军时，万福麟升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由周福成任军长，黄显声、王景儒、朱鸿勋任副军长。下辖第116、第130师。同年秋天，该军驻防湖南整训。1939年至1941年9月，该军先后参加了、第1次、1939年等作战、第2次长沙会战等。1942年冬，该军调常德驻防待命。1943年春，该军参加鄂西会战后，由湖南调往云南弥渡、蒙化地区，加入中国远征军作战序列，隶属第20集团军指挥，先后参加了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滇西反攻战和中国远征军第2次入缅作战等。1945年春，公民的军调整军队建制时，该军隶属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同时，将新组建嫡系部队荣誉第2师由第5集团军改隶该军。此时，周福成任军长，赵锡庆、赵镇藩任副军长。下辖第116师、第130师和荣誉第2师。同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军调往越南河内、、、、富寿等地，接受日军投降。
1946年4月下旬，该军由越南河内撤回广州。6月中旬，海运北上登陆，驻防在秦皇岛和绥中等地，隶属保定绥靖公署，此时，，荣誉第2师改称为第67师，戴坚任师长。在此期间，该军在先后参加了、和战斗等。1947年5月，该军由华北战场调往东北战场时，第67师脱离与该军的建制关系，改隶第11战区直辖，参加华北战场作战。同时，将新建暂编第30师调归该军建制。此时，该军下辖第116师，刘润川任师长；第130师，王理寰任师长；暂编第30师，被任师长。同年9月至12月，该军隶属第8兵团，在东北战场上先后参加了秋季和冬季防御作战。在上述作战中，第116师在开原县以北的威远堡门被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后，以整编第1纵队为基础重建第116师。日，在辽沈战役后期，该军在第8兵团司令兼军长周福成的率领下，于沈阳宣布起义投诚，所部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有人说是兰封会战导致了国军掘开黄河大堤，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老萨会在下面的文章中写清楚。掘开黄河大堤跟兰封会战并没有关系，而是因为日军试图尽快占领河南，然后逼迫国军在湖北，湖南，江西决战。当时中国国力差，军队恢复能力太慢。在这一系列的作战后，国军大部分部队已经无法继续作战，急需一段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强行和日军决战，恐怕大部分国军主力就要被日军歼灭，抗战也就完了。如果不决战放而随意放弃河南，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份，以换取休整的时间，那么日军也就轻松攻入了抗战第二道防御圈，和四川近在咫尺，抗战也就几乎完蛋了。掘开黄河大堤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国力差距的最极端表现。其实当时的情况就是一句话，要么做亡国奴，要么掘开黄河大堤，牺牲一部分老百姓，如果你是蒋介石，你会怎么选择？
王理寰王理寰与53军投诚王理寰与53军投诚王理寰与53军投诚
蒋介石向南京飞去，杜聿明立即飞回葫芦岛。
在最后时刻，蒋介石对多年跟随自己征战的将领如此冷漠，这令不得不返回战场的杜聿明心绪黯然，因为谁都知道此刻的东北危在旦夕。
“一直到解放军进入沈阳市区，蒋介石还不命令卫立煌离开沈阳。”卫立煌的秘书赵荣生记述道，“他为了向美国老板表示他还有一个大将军在沈阳，国民党还没有失败，还占着东北的司令部呢，拖一个小时也好，拖十分钟也好。蒋介石对卫立煌怀疑，卫立煌到东北九个半月，一直是派特务暗中监视，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南京报告。有时蒋介石嫌特务汇报不及时，更直接打电报询问'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事情？’赵家骧给蒋介石回电说：'总司令端坐总部，一言不发。’”
没有证据显示，卫立煌要在最后时刻背叛蒋介石，这个曾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没有出逃的计划。但是，当他听说防守沈阳的第五十三军有些军官不但正在策划起义，并且有扣留他的企图时，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严格地说，当时卫立煌已没有指挥部队的大权，蒋介石明令沈阳防御由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指挥。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如此信任，并取代卫立煌而成为最高军事，周福成受宠若惊。他下决心死守沈阳的重要心理依据是，他是第五十三军老资格的军长，而在防御沈阳的十四万国民党军中，只有第五十三军保持着完整的三个师，其他部队都已残缺不全，周福成认为他可以有效地掌握部队。
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刻。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经包围沈阳，几乎每一个方向都发生了战斗。由长春南下的十二纵及各独立师，经过三百多公里的急行军，已插入铁岭与抚顺之间。三十六师先占铁岭；三十五师截住撤退中的第五十三军一三?师的一个团并将其歼灭；独立一师和独立三师攻占沈阳东面的前台屯一线；独立四师解放了本溪；独立十师解放了抚顺。由辽西战场东进的第一、第二纵队日夜兼程，攻克沈阳以北的新民与巨流河后，插向沈阳以西——至此，沈阳已完全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的攻击之下。
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各师师长甚至包括他的副军长，都已与他同床异梦。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 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由原东北军部队整编而成。与很多东北军的老部队一样，其官兵与共产党军队的来往，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前的陕北。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结束后，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升任第五十三军军长。之后，该军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滇西反攻和入缅作战。内战爆发后，一九四七年七月，第五十三军从华北战场调入东北战场，周福成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兼嫩江省府主席，同时兼任第五十三军军长。
“那时的东北战场，民主联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我暗自打量，认为时机已到，但找不到适当的人和共产党联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赵镇藩，在陕北时就与共产党人有来往，当年李克农到洛川面见东北军将领，就是由他负责接待的，那时他是同样属于东北军的第六十七军参谋长。第五十三军进入东北战场之际，也是共产党人开始向这支军队内部进行政治渗透之时。一九四七年七月，第五十三军刚刚到达铁岭，就有一位中年妇女找上门来，她叫李书城，是赵副军长的同乡，而且两家人是世交。李书城直截了当地对赵镇藩说，自己是有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随即拿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吕正操的亲笔信，信上明确地劝说赵镇藩“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赵镇藩问：“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这位女共产党人表情严峻：“不怕！要怕我就不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赵镇藩表示：第五十三军的四个师中，争取其中的三个师长问题不大，只有一三0师师长王理寰“没有把握”，而“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虽然做不到整体行动，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随着东北战局的剧烈变化，第五十三军各师师长都感到前途渺茫。十月二十二日，一一六师奉卫立煌之命从铁岭向沈阳撤退，但是，走在最后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四六团被包围了。丁赞尧团长给赵镇藩打电话问怎么办，赵副军长的回答是：“见机行事。”结果这个团在丁团长的带领下投诚了。
此刻，沈阳城破在即，第五十三军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令赵镇藩没有想到的是，军中的起义谋划者正是他认为“没有把握”的一三0师师长王理寰。
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开原战役中被俘的一一六师原师长刘润川、原副师长张绍贤、原参谋长吴和声以及三九0团原团长傅广恩被解放军释放。这些军官请求周福成军长收留他们，周福成却异常恼怒地说：“这几个东西都被共产党训练好了”，定是被派回来劝说拉拢来的。命令王理寰把他们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与官兵见面。王理寰让他们暂时住在自己的师部，然后打电话给沈阳的卫立煌。卫立煌“遂保送他们到南京中训团受训，保持原来军阶”。三九0团原团长傅广恩临去南京时，交给王理寰一封信，信中的话令王师长“心中很为踌躇”，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吕正操在信中告诉王理寰：“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轻重，翘望以待。”
十月二十二日，一三0师奉卫立煌之命从新民撤回沈阳。王理寰在陪同周福成视察防区的时候，劝说军长就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研究研究”。不料周福成火了：“你不用怕，沈阳一丢，美国必出兵，国际战争就起来啦！蒋总统命令，不得已时还有焦土毁灭呢，什么也不交给共产党！”王理寰说：“焦土毁灭未免惨无人道，于心不忍，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想想吧！”周福成很不以为然地说：“哪个战场里也不能顾虑这个。王理寰，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塔岗战役(一九三八年春，第五十三军在河南淇县塔岗阻击日军进犯)打坏了眼睛你还指挥，今天怎么泄气了？”王理寰说：“塔岗是抗日，现在是内战，谁给蒋介石打天下！”周福成气得把桌子一拍，大声嚷起来：“王理寰你疯啦！赶快回去，把阵地整理好！否则我要处置你！”
王理寰回去了，但他并没有“整理阵地”，而是开始筹划起义了。
二十三日一早，王理寰去了一一六师，刘德裕师长一见面就说：“听说你昨天和'老五板’(周福成的外号)拌嘴啦？你说的我都同意，你可千万别忘了我。”王理寰格外认真地问：“这是造反，弄不好可要掉脑袋。你同意吗？”刘师长说：“我同意，弄好了就不掉脑袋。你办吧。”王理寰接着去了暂编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去阵地了，只有副师长王冠英在。王冠英见王理寰一脸沉重，忙问：“外边情况怎么样？咱们打算怎么办？”王理寰将打算起义的事说了，并告诉他一一六师刘师长也同意。王冠英说：“我同意，张师长没问题，等他回来我向他讲。”王理寰最后去了驻守在浑河沿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回答得更痛快：“什么时候开会，通知就参加。”
二十九日上午，心存异心的军官们在沈阳同泽街二十三号开会。参加者有：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一三0师师长王理寰、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等。会议决定了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及如何与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
三十日上午，派去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的人回来了，带回一封信：
来信敬悉，兄等深明中国大局，以此义举，实为钦佩。我们以一部暂住飞机场，但绝不发生误会。特此敬复，并致敬礼。
管松涛 罗春生
十月三十日
管松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师长；罗春生，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
还是这天上午，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在北平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宋美龄告诉她总统已命令卫立煌到葫芦岛指挥。韩权华马上问可否立即告诉卫立煌？宋美龄说：“当然可以。”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卫立煌当即决定离开沈阳。
他知道王叔铭在浑河民航机场给他留了一架飞机。
这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的中午。
国民党军驻沈阳的空军部队已开始全面撤退，沈阳的几个机场顿时一片混乱。大多数准备逃亡的军政大员集中在北陵机场，一部分人员和行李已经被运走，但是随着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急着逃亡的人便蜂拥而上，结果导致飞机严重超载无法起飞，机场的地勤人员和空军派来的部队动用了武力，可在飞机上的人谁也不肯下来。混乱之中，三架留在机场专门运送地勤人员和家眷的飞机见势不妙，在只上了一部分人员的情况下擅自起飞了。三架飞机依次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机场人员纷纷从指挥塔台上跑出来追赶，但是无论如何呼喊飞机还是飞走了。下午，从北平飞来几架飞机，见机场地面人头攒动，竟然没敢降落，盘旋几圈之后也飞走了。此后，北陵机场就再也没有任何飞机起降，机场上的大批军政官员和家眷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说，飞机在浑河机场降落了，军政大员和家眷们扛起行李疯狂地向浑河机场奔去。
卫立煌一行到达浑河机场，发现那里已被逃亡的人群挤满。国民党军空军派来接卫立煌的飞机刚一降落，机场上的人流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以至最后连飞机的舱门都关不上了。飞行员跳着脚大骂之后，悄悄地告诉卫立煌，让他立即去东塔机场。
历史在这一刻出现的情景犹如舞台上演出的戏剧：
浑河机场上，飞行员先是发动了几次飞机，然后声称飞机有故障发动不起来了，说搬上飞机的行李可以不拿下来，但是人都要下来帮助推飞机，等飞机发动了大家再上来，不然这一飞机的人谁也走不了。已经挤上飞机的军政大员和家眷们犹豫再三，只能下来。可是，等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后，飞行员突然关上舱门，飞机轰然一声滑向跑道，然后飘飘然地起飞了——那些准备逃亡的人不但没有逃走，连贵重的细软也让飞机带走了，可以想象那一瞬间出现的巨大的绝望，军政大员和家眷们在跑道上奔跑着、呼喊着，然后捶胸顿足，放声大骂，嚎啕痛哭。
下午十五时半，卫立煌到达东塔机场，这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此时身心疲惫，万念俱灰。在浑河机场使用欺骗手段飞上天空的那架飞机在东塔机场降落了。飞行员不开舱门，蜂拥的人群上不来。卫立煌在卫兵的扶持下先上了一辆卡车，然后卡车的后门对准飞机的舱门，舱门一开，卫立煌瞬间被推进飞机里。
那一天，同在东塔机场的一位名叫胡圣一的国民党军采购处长目睹了当时的情形：
此时军人的卡车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了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翰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机窗想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些在机顶的和机窗口的都被甩下来受了重伤。
跟随卫立煌上飞机的有：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政务委员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长董文琦、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等。
飞机离开沈阳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十六时。
黄昏时分，在葫芦岛，杜聿明和侯镜如在锦西机场迎接了卫立煌。
听说所有的军政大员都没有来得及带行李，杜聿明命令给他们每人发两条军用棉被和一件棉大衣。
“差一点见不了面！”卫立煌一下飞机就对杜聿明说。
卫立煌一走，蒋介石连续收到周福成的两封密电：
特急(2007密)
大总统钧鉴：卫立煌总司令于三十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53A周福成三十晚。
十万火急(2116密)
大总统亲密，王理寰已叛乱，现正解决中。如何再陈。53A周福成三十晚。
蒋介石立即命令周福成代理卫立煌的职务。
得到这纸任命的周福成趾高气扬：“我受蒋委员长付托，与城共存亡，我有两个月的粮食，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迫不得已时，委员长有命令，焦土作战，我和沈阳市同归于尽。你们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政治资本，向共产党换取位置。我受委员长栽培，只听委员长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十一月一日，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实施总攻。
攻击部署是：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由沈阳西、西北两面实施突破；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独立一、三、四、十二、十三师，由沈阳东面和北面突破；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第十二纵队由沈阳的南面向北突破。
一日拂晓，攻城部队仅用二十分钟就突破了国民党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在师长许赓扬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第五十三军一三0师集体放下武器，让开沈阳北大门一带的阵地。
上午十时，攻城部队进入沈阳市区。
一纵三师攻击的西面，是最顽固的国民党军二0七师的防区。二0七师并没受接受周福成的指挥而是在独立作战。防区内工事坚固，堡垒错落。三十一日晚，三师突破第一道防线时，遭到炮火和坦克的火力拦截。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和政治委员梁必业带着炮兵团赶来支援。一日凌晨，未等三师发动新的攻击，二0七师突然发动反击。九团一营教导员孙玉章组织前沿的政治喊话，解放军官兵警告二0七师官兵，沈阳已是一座孤城，只有投降才有活路。喊话收到了效果，一座碉堡里伸出一面白旗，几分钟后，国民党军的一个上尉连长走出来，声称是谈判起义的，孙教导员说：“你们只有投降！”一营趁势向第二道防线前进。守军疯狂抵抗，率领突击班前进的三连副指导员董克勤中弹牺牲。三连和一连的官兵怒不可遏，以伤亡几十人的代价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一日清晨，二纵四师十二团一营在团参谋长程？的率领下，冲进沈阳市区，迎头撞上国民党守军的一个装甲团。装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来不及作出战斗反应的官兵纷纷跑进旁边的一座大楼里，开始商量如何对付这些钢铁家伙。从大楼向下看，装甲车分三路包围了大楼，机关炮猛烈地射击，大楼的窗户被打得粉碎。一营的战士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打锦州时被俘后参加解放军的，而且大多是新兵。这些新战士面对装甲车的攻击显得有些慌张，程参谋长大声喊：“装甲车能上楼吗？”大家说：“不能！”程参谋长又喊：“我们在楼上的暗处，装甲车在楼下的明处，有什么可怕的？”一连长许维国带领一个爆破组，决心做出个样子给战士们看看，他们突然冲出大楼，把一根爆破筒塞到了一辆装甲车的下面，一声巨响过后，战士们看见装甲车里的弹药被引爆，其余的装甲车纷纷退了回去。受到鼓舞的官兵开始向装甲车发动围攻，战斗中排长陈开美和副排长王洪勋等二十多名官兵付出了生命。最后，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乘坐一辆吉普车来了，一路使劲地喊：“别打了！别打了！”到了跟前，这个副营长问：“你们是二纵刘震司令的队伍吗？”程参谋长说：“没错！”于是他们说装甲车团要投诚——装甲团六十辆装甲车，让一连官兵打坏两辆，剩下的五十八辆让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开着到四师师部报到去了。
东北野战军官兵在沈阳市区错综复杂的街巷中不断应对各种各样的局面。有的建筑物里国民党守军拼死抵抗，密集的子弹导致不少官兵伤亡，但说不定哪条街上会突然走出来一队国民党兵，说他们要投诚，于是，几个战士就能领回来一大群投降的国民党军。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跑过来，把街上的解放军干部往院子里拉，然后喊：“全体集合！”院子里的国民党兵已经列队完毕，队列的后面还有八辆坦克。副营长递上来印花的名片，说他们的营长早就跑了。解放军干部刚开口介绍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国民党军便一起举起了一张彩色的纸，他们喊：“都知道了！”——那些彩色的纸，是东北野战军印制的传单。
上午九时左右，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派来一辆吉普车，要接二纵五师十四团的解放军代表去接洽谈判。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着三名股长以及几名战士到达五马路的一幢楼上。出面谈判的是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三个人提出的中心条件是承认他们“火线起义”。王佐邦主任说，我们既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你们起义的通报，双方更没有事先达成某种协议，因此现在我们无权承认你们“火线起义”，守备总队只能立即交出防御地图，所属部队全部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于是，就是否“火线起义”的问题，双方剧烈地争论起来。争吵的时候，守备总队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大多是报告部队被打散或者投降的消息，弄得气氛愈加紧张。
最后，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同意先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总队长毛芝荃就是不同意，坚持必须给他一个“火线起义”的承诺。正在这时，突然有个国民党军军官大喊大叫地冲上楼，端着冲锋枪就朝天花板扫射：“我们早就起义了，他们还打我们，谈判个屁！”顿时，王佐邦主任身边的战士也端起枪对准了毛芝荃。双方僵持的时候，王主任说：“刚才那一梭子是朝我放的，这说明你们既不想起义，也不想投诚，而是想打，那就请便吧。”说完，就要走人，被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拉住，他们还是要求继续谈判。再次谈到“火线起义”的时候，毛总队长拿出两个证据，说他早就下令部队不抵抗，同时还与高级将领们商量过起义的事。但王佐邦主任说，从没有看到过守备总队起义的迹象，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火线起义”。毛队长提出派代表去东北“剿总”司令部找人查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去那里要路过还在抵抗的二0七师的防区，而且王主任还要化装成国民党军军官。
好容易到达东北“剿总”司令部，得知那里已经宣布投诚，司令部里混乱不堪，解放军官兵和国民党军官兵出出进进，根本找不到可供查证的人。只好又回来继续争吵。下午，楼外突然枪声大作，毛总队长的警卫部队被解决了，毛芝荃这才让步，交出了防御部署图，下令部队去指定地点集中。当毛总队长本人被要求留在原处听候处理时，他又愤怒了，说先是起义，后是投诚，现在怎么又成了俘虏？两天后，王佐邦主任带着慰问品看望了他——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最后被定性为“火线投诚”。
十二纵攻击到东北“剿总”司令部时，没有遇到抵抗。有人来联系起义，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说：“什么时候了，还起义？叫他们赶快放下武器！”于是，东北“剿总”副参谋长袁克征前来商谈，坚持要求起义。周彬请示了纵队司令员刘震，刘司令“也是不同意起义”。双方争论长达两个小时，袁副参谋长说他回去商量一下。一会儿，他回来了：“我们可以考虑交枪投诚，但请保障我们几个将官的安全。”在得到不但保障个人生命安全，而且还保障个人财产安全之后，袁副参谋长在放下武器的文件上签了字。傍晚十八时，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全体残留人员集体交枪。
在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里，解放军官兵没有找到周福成。
下午，二纵六师十六团一连官兵报告说，他们在一家银行的楼内发现了“国民党军的大官”——一连长黄达宣率领两个排在大西门里附近的世合公银行外发现了国民党兵，于是发起攻击。国民党兵往银行里退，但始终没有开枪。黄连长和他的官兵冲了进去：
有一间大房子光线很暗，桌子上摆得非常杂乱，酒瓶、罐头、电话机狼藉一片。战士们的枪口对准屋内所有的人，室内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瞬间，只见一个外穿大衣内穿便服的人走过来，他低声对黄达宣说：“我叫周福成，我们正和你们第三纵队(实为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黄达宣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与此同时，又把周福成的警卫人员缴了械。一切解决得很顺利。但外面不时还传来稀疏的枪声。此时赶来的营长马志高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第二0七师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命令他们投降。”周福成为难地说：“第二0七师我指挥不动。”
二纵六师师长张竭诚说：“你若早点起义，我们何必动用这么多军队？”
周福成说：“你们辛苦了。”
二日下午十六时，国民党军二0七师残部被歼灭后，沈阳全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 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 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 “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 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 (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 ”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远征军里有支辽宁军----53军暂不评说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好与坏，但它让很多人知道了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还有“中国远征军”这样一支队伍。在“团长”的背后，是数十万中国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浴血奋战。 &&&& 60多年过去，当我们来到中国远征军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时，这里一片宁静。在滇西边陲、毗邻缅甸的腾冲，中国远征军曾在这里写下光辉的战绩，如今，这里留下了数千名阵亡战士的英魂和74名健在的老兵，他们和这座县城一同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本报记者历时一个星期走访了腾冲地区还能触摸到战争痕迹的地方。走进“团长”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远征军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歌，当我们踩过他们曾经留下的足迹，我们应该做的是，铭记历史，感恩历史。&&&& 3月20日，腾冲国殇墓园，两名小学生站在抗日英雄纪念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问他们为什么要向纪念碑鞠躬，他们说：“因为这里埋葬的是抗日英雄。 ”就在他们左手边的一座山丘上，埋葬着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第53军的阵亡战士们。他们中以辽宁人为主，很多战士当年从辽宁老家出来时已经结婚生子，但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去，永远留在了异乡。&&&& □特派记者李洪波电自云南腾冲&&&& 辽宁军出征 53军三分之一是辽宁人&&&& 死有重于泰山，百战蜚声垂不朽；魂兮归来绝徼，万方多难赋同仇。——1945年周福成 （也有资料称为周福臣）题&&&& 这是在国殇墓园主纪念区忠烈祠门外挂着的一对牌匾，题词者周福成正是中国远征军第53军军长，他是沈阳人。这是周福成在辽宁军成功打完腾冲战役后所题，很多年长的腾冲人都能背下来。&&&&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张学良颇有意见。所以，1942年，中国需组成远征军赴缅甸抗战时，蒋介石在东北地区选派队伍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把张学良的部下派出去。“因为远征军明摆着会有大量伤亡，所以蒋介石把张学良的部下派到最前线去。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史学专家、中国远征军研究专家、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管理所原所长毕世铣介绍说。&&&& 毕世铣说，第53军下属两个师，116师和130师。这两个师加在一起是5000多人，其中辽宁人占到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人是来自黑龙江、吉林，以及后来南下时在湖南、河南、贵州等地吸收的南方兵。&&&& 辽宁军特点 年龄偏大作战经验丰富&&&& 毕世铣说，当时辽宁军在远征军中非常出名，因为这支队伍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有着比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是一支非常勇猛的队伍。 53军中辽宁兵的特点是年龄普遍偏大，大部分都在25岁至30岁之间，而其他士兵大部分都是20岁出头，甚至更小。&&&& 辽宁军在远征军的抗战中发挥了非常出色的作用。1944年，中国远征军进入反攻战阶段时，53军原本是守在怒江东岸作为后备队伍。但是，由于前方先头队伍在作战时发生指挥失误，所以被日军打败，差点被赶回怒江。这时，53军迎敌而上，立即由后备军变成主力攻击军向敌方发起攻击，最终取得了胜利。&&&& 辽宁军作战 攻破腾冲城7天7夜没吃喝&&&& 毕世铣介绍说，53军成功过了怒江之后，开始翻过高黎贡山 （此山东边是怒江，西边是龙江），在一条通往印度的山道上，53军打了40天，歼敌500多人，成功沿着龙江向腾冲南部攻去。紧接着到了孟连，这是通往龙林和腾冲的必经之地，53军又在此展开了激烈的歼敌战，撕开了日军的进攻战线。&&&& 在攻占腾冲县城时，53军的116师作为主力，130师驻在孟连作为后备军。最后，53军在美国飞虎队的帮助下成功夺下了腾冲城，一共炸掉了11个城门的切口。在这场持续了127个日夜的激烈交战中，53军总共歼灭日本军6559人。&&&& 92岁的53军老兵张军正回忆起当时攻腾冲城的画面，虽然讲不出太多细节，但情绪依然非常激动。当时，张军正所在的388团负责攻占腾冲南门，战士们几乎7天7夜没吃没喝，后来下了一场小雨，战士们就拿着水壶、破碗接雨水喝，硬挺了下来。&&&& 53军在滇缅抗战中阵亡的2800多名士兵中究竟有多少辽宁兵，至今都没有准确的数字。腾冲战役之后，有一些幸存的士兵因为受伤或是其他原因而留在腾冲生活，这其中有七八个辽宁军人。如今，这些辽宁老兵都已经去世了，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已经很难找到他们的后代，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遗憾。血战腾冲40天，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藏仲康美，并全歼其部7000多人。一路征战，付出巨大的代价与孙立人的新一军在缅甸会师。远征军不只有美军支援的孙立人，不只有阵亡的戴安澜，还有那些一直被我们现在很多人侮辱没有血性的东北籍将士第53军&&&& “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 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4年，英军在印度英帖尔地区苦战，日军进攻矛头直接威胁英军的补给中继站迪尔普尔，英军十分紧张，英国首相丘吉尔通过美国，要求中国从云南出兵牵制，减轻其压力。应英美要求，蒋介石命令驻慎西的中国远征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印军两个军配合作战，由印缅边境向东攻击前进，并掩护修筑中印公路。
盘据于镇西的日军为第：56师团，以及第2、第32师团一部分，主要分布于镇缅公路上：腾冲、龙陵、松儿、平夏、遮放、畹町等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据守。其后方，密支那及其西北地区驻日军第18师团，缅北重镇曼特勒，驻日军第3别6团。&&&&
中国远征军有两个集团军，宋希濂(后为黄杰)的第1集团军，下辖第7挥、第6军。霍揆章的第20集团军，下辖第2军团、第53军。
日至12日，远征军越过怒江，一部向腾越、龙陵方向推进，另一部向拉孟、平爱地区突击。53军渡河顺利，116师攻击日军唐雪地阵地，拂晓打响，打了一天，攻占唐雪山。130师攻击大塘于、马蹄山之故，&&由于工事坚固，地势险要，激战数日，伤亡很大，388团团长佟垣负伤。乃派有力部队，配合116师一部，合力猛攻日军侧背，日军不支，向高黎贡山的南斋公房逃去。
116师跟踪追击。南斋公房是高黎贡山的隘口，标高3000公尺，116师以一个团正面佯攻，另一部迂回敌后，相持周余，敌后路受到威胁，远放弃南斋公房，逃往苴街。
130师跟踪追击。立街是高黎贡山西麓要点，控制龙川江右岸，是通往腾冲的要道。日军有既设阵地。&&130师猛攻敌军，敌军不断增援，攻击数日未奏效，&&53军调116师一个团增援，包围互街，反复攻击，敌发生动摇，向腾冲逃窜。&&6月底，116师进至腾冲附近。攻击兵团的56军和6军预备3师配合作战，在6月14日攻克北斋公房，&16日，再克桥头、马面关，残敌分向明光、瓦甸逃窜，6月底，6军预备师进抵腾冲西北，54军36师进抵腾冲东南。这时，中国驻印军开始攻击密支那，日军很难调兵增援镇西，蒋介石下令攻占腾冲、龙陵，与中国驻印军相呼应，早日打通中印公路。
左集团军（11集团军）围攻龙陵、芒市。右集团军（20集团军）围攻腾冲。这里是滇西重要据点，城内有坚固的古城堡，城内来风山，修筑工事，护城河与龙川江交流相连，形成有利屏障。腾八、腾龙、腾保三条公路辐揍于此，物产丰富，交通发达，俗称：“金腾冲、银保山”，是云南省富区之&。日军藏仲康美的混成旅团在此据险扼守。
7月初，53军116师、6军预备2师迫近腾冲城垣，为了切断日军联系，破坏了腾八、腾龙两条公路。116师攻打来风山，构筑简单工事，步步为营，接近敌军据点，发动进攻多次，没有攻下。116师继续增援，以3倍于敌之优势，鼓作气攻占来风山，残敌退入腾冲城内。这仗打了半个月。
8月上句，53军、54军全力攻击腾冲。53军攻击东半城，54军攻击西半城，以内、北门为战斗地境线，线上届5脾。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部队伤亡很大。
116师以炽热炮火轰击，工兵坑道作业，炸破城垣数处，步兵登城攻入，日军疯狂反扑，被登城部队击退，“后续部队相继攻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逐屋争夺。日空军前来助战，每次七八架不等，美空军也前来助战。有一次，日机一批飞来腾冲上空轰炸扫射，美机飞来5个编队，全部击落日机，至此，日空军消声匿迹，日守军大为沮丧。
9月24日，腾冲日军被全歼，旅团长藏仲康美击毙于东城门楼附近。
左集团军迟迟没有攻下龙陵、芒市，53军临时调归左集团军指挥，采取大迂回行动，从右侧背威胁敌人，敌伤亡重大，放弃龙陵、芒市，向遮放方向溃退，&&53军挥师西向，与71军、2军一部、以及200师配合作战，击败日军在遮放、黑山门的抵抗，向国境线挺进。日军退集畹町，与驻缅甸部分日军会合，妄图负隅顽抗。
左集团军乘战胜余威，继续发起攻击，53军主力渡过瑞丽江，向木遮之敌进攻，敌屡次反击，均被击退。中国驻印军前锋亦日益逼近，日军下令总退却，残敌撤往缅甸中部。日，攻克畹町，盘据慎西4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全部驱逐出中国国境。
&&& 1月22日，53军与中国驻印军新1军取得联络。1月27日，53军与驻印度的新一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全部打通，数以干计的载重汽车鱼贯驶入中国境内，被日军封锁数年之久的国际交通线打通了。
&副军长赵镇藩 （）少将。号国屏，黑龙江肇东人，日生于吉林永吉。东北讲武堂第4期步科、陆军大学第7期毕业。长期在东北军任职，1931年任5月任独立第7旅参谋长，兼任619团团长，1933年第67军107师619团长任上参加长城抗战，1934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67军少将参谋长，193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9军109师32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53军参谋长，1940年3月任第53军116师师长，1944年4月任第53军副军长，曾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抗战胜利后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6月赴东北参加内战，1948年11月在沈阳投诚。后任解放军军事训练部高级研究室参议，山西省交通厅厅长，民革山西省委委员。日在太原病逝
五十三军越南大战法国军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0师师长王理寰率部接替国民党六十军龙跃师，布防越南海防市的任务。
一三0师到海防市的主要任务：（一）师部及直属部队驻海防；（二）三八八团，由突山沿岸经海防市至广安省沿海防防守；（三）三八九团，在北宁省及露天煤矿担任地方治安；（四）三九0团，由海阳省车站起经过府谅、商并谅山镇，负责护路的责任。全师主要任务是看管日本投降兵集中营。
海防市是越南的重要商阜和军港。全市人口约二十万余人；华侨五、六万人，法侨万余人，有少许的英美人；法国设有临时领事代表团；越南设有海防市政府；中国方面有中华会馆，华侨商会和工会，以及妇女协会和学校等。当时的海防市街道繁华、商业兴旺、交通发达；码头设施良好，水深二十多米，可适航大小船只，以及当时的军舰。海防市南有突山永久坚固的国防阵地；北有谅山山脉之险，是北越国防上重要的门户，为法国控制北越的重要地点。这一带也是当年中法战争时，中国的冯子才，刘永福打败法军的主要战场。
战事的起因。说来有些奇怪，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蒋介石为了全面应付内战，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法协定在重庆签字。协定内容是：中国政府承认法国继续在越南的统治权和对华侨的待遇，并涉及滇越铁路、海防自由港和经济问题等。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出卖越南，法国以接收海防为名，暗中解决北越，使胡志明无法抵抗。中法交防日期定为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开始，三十一日完毕，交防次第，先海防后河内。奇怪的是中国驻军师长王理寰并未接到任何交防命令。
三月四日，海防一姓阮的市长找到王理寰：“据传闻法军要到海防登陆，以消灭越南军队，中国军队是否较防”。王理寰：“并没接到政府命令，国际交防，必须有政府的命令和双方军代表现场协商，规定好细节方能交接，传闻是无效的，假设要交防一定先期通知，请放心！”王理寰待客人走后，紧急寻味军部，军部军长、副军长都不在，军部参谋刘德裕说：“未接到任何交防命令”。接下来王理寰不时追问军部，副军长赵镇藩最后答复：“军长不在群龙无首，没有结果，只有听之而已”。王理寰开始焦急了，一时间毫无头绪，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如果法军到海防强行登陆，责任就在我的头上”！因此当即发令：“全面收集法军情报！”
三月五日，海防法国领事代表阿夫申两次找到王理寰。上午阿夫申手持法文报纸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