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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王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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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自由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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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医民杂，百花齐放
回望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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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
来源：汗青网 & 作者：（清末民初）辜鸿铭 &
浏览人数 ：1607 & 发表时间：
《尊王篇》是辜鸿铭先生在“庚子之乱”期间所撰英文论文的结集。“尊王篇”三字是辜鸿铭老友赵凤昌所书。英文书名为：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写自总督衙门的论文》），副题为：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文明所作的辩护”）。关于此书，辜鸿铭有一自述：“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清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尤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辛，同心爱戴云云。据云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直公虎门哭失声一事。”1884年，彭玉麟（刚直公）以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办防务，驻节虎门。皇太后垂念老臣忠国，经常派人赏赐参貂食物等品至前线。每逢赏品赉至，彭辄感激涕零，匍匐受领，倒地哭之失声。在他看来这种亲亲融融的君臣关系，正是中国古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观念的真实写照，而这也正是古老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未来之大有可为的基石。
瓜分豆剖、国是日非之际，邪教义和团再次将国家绑架，社稷几于尽毁。义和团暴徒打着“扶清灭洋”的幌子，穷凶极恶，天良丧尽。暴乱给晚清中国带来了致命祸患，流氓恶痞的凶虐暴行，令人发指。一场反人类的文明灾难，终于招致了国际联军武装干预，救护侨民，平息拳匪。北京城破之日，国家蒙受奇耻大辱，遂有《辛丑条约》之浩劫，令人痛心不已。
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请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的军队。
——戈登发自毛里求斯的信
中国的事态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有奉行“先强权后公理”的信条，非诉诸武力不可。然而，我却毋宁倾向于赞同索尔兹伯理侯爵的意见：即他在克里丹危机之后所表达的、支持舰队司
令反对外交官们以应付那个困难时期的看法。同样，在中国这儿，自这场危机爆发以来，列强们所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也是联合舰队司令所发布的那封重要的通知。正是这个适时而发的通知，使得中国南方各省的督抚们，能够使辖内之民得以避免正在北方漫延的那种恐怖。
然而此时此刻，所有有头脑和责任心的人们要问的问题是：“公理还靠得住吗?”对此，长江流域的总督们已经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如果公理仍然可靠，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办？为了有助于回答这第二个问题，我通过公共报刊媒介提出下列建议：
首先，列强应尽快同意充分而清楚地说明此次联军进兵中国北方的目的，以及他们关于中国未来的打算；并应指派专人，授予其足够的权力代表他们，去公开地、权威性地向中国人宣布这一消息。
其次，除非列强决定承担管辖和统治中国人民的责任，他们应首先立即公开地、严肃地保证在对待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时，与对待皇帝陛下一样，不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力、地位和名誉。
为此，我进一步做如下说明：
其一，总督、巡抚以及所有现在直接间接地对中国的良治和秩序负有责任的人，都绝对不同情上海的外国报刊所谈到的所谓“改革党”。
其二，所谓“改革党”在国内散布的，上海外国报刊又加以附和的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及其法定权威之感情的断言，绝对虚妄，毫无事实根据。
其三，中国最根本的国法，基于孩子绝对服从于父母（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治体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得到绝对的认可而毫无疑义的。
其四，所谓“改革党”在国内的党徒和上海外国报刊所散布的种种谣言，连同那些被用来诋毁皇太后陛下的品德、动机和所谓反动政策的毫无根据的报道，以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很大程度上为导致目前的这场灾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些谣言，助长了在外国使臣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间制造猜疑，破坏彼此之间良好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于皇太后陛下以自由、自信和坚定沉着的态度，去处理帝国政府目前所面临的许多新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我接受委托要加以声明的内容。完成这一任务后，我想进一步对这些声明所包括的一些观点提供几点意见，它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些观点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改革党”。外国人偏爱并支持该党，因为这些“改革者”声称他们拥护进步以及西方文明的事业，是外国人的朋友。然而，用不着讨论这些观点拙劣和知识贪乏的年轻狂徒对“进步与文明”的滑稽模仿，只需好好问一问这些头脑发热的狂徒为什么要盼望中国进步和强大就足够了。人们可以从康有为最近发表的一篇直抒胸臆的文字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此文翻译和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那些所谓的改革者不知不觉地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
公正地说，人们对“改革”运动的支持被夸大其辞了。运动初起之时，它的确得到了好人和热心公益的人们的支持，因为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感到了极大的耻辱。但是，同所有政治运动一样，在这次改革运动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政见，并引起了国民的不满。所有这些政见持有者可以归结为两派：一派由热心公益、富有经验，有判断力和辨别力的人组成，他们想要改革和进步，即凡是西方文明中同我国国情与“长治久安的良治事业”和谐一致的东西，他们都要尽可能加以采纳。另一派可以称之为“过激派”，它由那些聪明的、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组成。这些人自称是爱国主义者，其实浮躁、贪图名利，野心勃勃.既没有治事经验，又缺乏判别能力。他们要求连根带枝一块的改革和飞速的进步，毫不顾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甚至于连毁灭帝国也在所不惜。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和野心。他们愚蠢地想象，由此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至西方民族那般的富强和繁荣。这就是康有为及其党徒的那一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居然能从外国人那儿得到如此多的同情和支持。这些人所以叫嚷“改革和进步”，因为他们尽管渴望和羡慕外国人的富强和繁荣，却憎恨外国人，仅是这种羡慕和渴望本身，便能导致一种极度的憎恨。他们也恨皇太后陛下，因为他们认为皇太后太过于稳健了。
在我看来，外国报纸上关于皇太后陛下所谓的反动政策及其对中国国计民生的恶劣影响的断言，是愚蠢、放肆、鲁莽和毫无道理的。要证明事实与此截然相反，是世上最为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皇太后陛下的政策不仅不反动，而且事实上中国能有今日，正应归功于她的稳健和随机应变的政策——这是一个久经磨炼，有四十年统治经验的国家元首深思熟虑的政策——此时此刻，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影响，乃是中华帝国稳定与统一的唯一保证。
为了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想没有必要提供任何精心准备的论据，
下面这几个众所周知的简单明了的事实，便可以给我提供证明。
事实一：翟理斯博士在他的《古今名人谱》一书中（799页），关于皇太后陛下的生平一条是这样记述的：“生于1835年。西太后；同治皇帝之母；咸丰皇帝的妃子；她还是光绪皇帝的姨母，1861年，当咸丰皇帝崩于热河行宫，八个极端排外的王公大臣被指定为小皇帝的辅政之臣时，她支持了恭亲王的事业。当时，恭亲王在醇亲王的帮助下，正在北京与英国和法国议和。反动的八个大臣被他们抓了起来，有的被处死，有的勒令自杀”云云。
翟理斯博士不带偏见的历史记述中那最后两句所提供的证明，可以完全彻底地推翻对于皇太后昔日排外或反动的指控。人们甚至可以反过来问，如果当时皇太后陛下真的排外并站在反动的王公大臣们一边，那么现在的中国将会是一种什么景象？
事实二：无论人们可以找到什么借口，都难以否认，总理衙门大臣们坚持除了与驻京各国使臣进行官方交往外，同其他一切都保持隔绝的态度，从某种程度说，对于造成中外双方彼此之间这种不信任和猜疑的困境，并进而引发目前北京的这场灾变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在北京的当权人物中，皇太后陛下是唯一一个尽管身居高位，却有勇气与外国公使馆夫人交心，并邀请她们进入自己家中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伤和悲哀的证据，能表明皇太后陛下渴望自己及其臣民与外国人和平友好地相处呢？不错，那些敏锐的新闻政客们，从这一切当中只能见到深藏的虚伪，然而，任何人都会同意，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帝国国母对待外国客人的这种礼貌好客的榜样，岂不是会对臣民产生事与愿违的极坏影响？除此之外，人们还应记住，可能是出于对臣子们指望不上的绝望心理，皇太后陛下甚至还一度让她的儿子光绪皇帝学习英语！
事实三：我们现在在长江流域享有和平，公认应归功于南京刘（坤一）总督的智慧、仁慈和政治家风范。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便敷陈张（之洞）总督阁下的功劳。在目前这个危急存亡关头，幸亏有“老成硕望”的刘坤一坐镇南京。本来他曾屡次请退，之所以至今仍膺两江重寄，完全归功于仁厚的帝国女主人的再四慰留。因此，如果还存在逻辑联系这种事实的话，我们中国人，还有外国人，乃至包括那些正以一种愚昧的狂热在上海报纸上尖声叫喊，对皇太后加以诋毁和怀有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能有幸拥有和平和安全，归根溯源，当归功于皇太后陛下的明智和远见。可至今为止，人们竟然还在一个劲地指责她排外和反动。
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兹举以下一事，足可见到一斑。1861年，当皇太后陛下与已故的东宫太后陛下一道（众所周知，后者没怎么分担实际的治国工作），辅佐已故的同治皇帝陛下，垂帘听政的时候，帝国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个省份惨遭叛军蹂躏。但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她这个可怜无助的拖着幼主的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绅士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奋起翊戴，他们以其炽热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Moriamur pro rege，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最终，她得以消灭可怕的叛乱，使 国家逐渐恢复到往日的太平状态。
我已经谈到过“改革运动”的兴起。我曾说过，这一运动起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士大夫和统治阶层因忧心国是而产生的极度的耻辱感和绝望感。在运动刚刚兴起和突然急剧滥泛的时候，正如我曾指出的，它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倾向和形形色色的观点。在中国统治阶层中，一度还存在过不同派系之间互相攻袭，几乎导致政府崩溃、帝国瓦解的急迫危险。说也奇怪，正如在所有国家政治的危急关头经常发生的那样，在中国，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偏执顽固的极端保守派或称法利赛派，出于彻底的绝望，加入到，或更确切地说，任用了肆无忌惮的过激派或称无赖与收税人派。后者把精密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管理搞得混乱不堪。皇太后陛下闻知此事后，不得不放弃多年渴望且极其需要的休养退隐，出来帮助皇帝陛下掌管国政。现在人们都看到了她是如何应付时局的。她以其天生而老练的政治家的明晰和敏锐的洞察力，一眼就发现，在所有的政治危机中，两派对于国家最大的危险，在于那些极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动手给两种走极端的人——极端保守派和过激派的首领以迅速、严厉而果断的打击。她摘掉了帝师翁同龢的一切头衔，不过对其所作的处置还算宽大，这与其说是她仔细思虑的结果，不如说是出于恻隐之心。她将其开缺回籍，申明永不叙用。至于年轻的、肆无忌惮的过激派康有为及其门徒，一般舆论，甚至是士大夫阶层，也没有吁请给予宽恕。因此，她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人中最劣迹昭彰者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因为他们在中日战争后，企图利用国民的不满，假借进步观念施行诡计和欺骗，夺取国家政权。事实上，正如众所周知的，皇太后要将康有为及其党徒变成报纸上所谓的殉难者。她将能够抓到的那些党徒开刀问斩，并通令全国追捕在逃犯。这样，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她就控制了局势，使国家渡过了危机。
自从我所努力描述过的这场危机过去之后，皇太后陛下已经避免了一切极端，明智并始终如一地坚持稳健和通权达变的执中之道。作为政府的最高首脑，她懂得自己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所以无论她个人可能同情哪一方，她都宣布不结党。她既不排外也不亲外，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如果归根结蒂，我倒倾向于认为她向进步的一方有所倾斜。这一点，可以从各省高级官员的任何一种分类名单上推断出来。在选用官员方面，她按照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才器使。因此，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总督阁下与巡抚袁世凯这样的人，和帝国大臣徐桐、李秉衡、刚毅、赵舒翘这样的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倾向截然相反，但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仅此一点，便表明她的统治是多么机智，心胸是多么宽广，用人行政是多么精明和老练！
然而，她之所以成为帝国稳定的保证，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能力和政治家的才干。她的实际影响要远为深刻。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迭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而所有这一切，如今都存留在朝野士庶的记忆之中，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爱戴。她在中国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原因应在于此。在我看来，这也是康有为及其党徒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标志。因为所有这一切，事实证明——对于他们这些本该懂得过去四十年间本国历史的士人来说——并未有助于他们减轻在憎恨和辱骂皇太后陛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粗鄙下流、感情用事和凶恶刻毒的程度。
在此，我忍不住要指出，对于上海的外国报纸自以为是地、不正当地非难和不合宜地诽镑皇太后个人品格的运动，留待我这个中国人来首先提出抗议，这对于在华外国侨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在这里，如此多背井离乡的外国人得以安家落户。且不提她高贵的身份和崇高的地位，作为帝国国母，外国人在她的国家里实际上过着客人的生活。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唯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但伯克（Burke）那句不朽的名言说得好：“在欧洲，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我来谈谈我要谈的问题中最难的部分。它难，并不意味着我对所谈问题的缘由在理解上有什么危险或偏见，而是因为激起目前事变（我指的是义和团运动）的那种强烈的情绪。
如同在改革运动中一样，这里事实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而对此，外国人没能加以区别。一种可以称作为防御性运动，它是相当于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fyrd（民兵）或德国战时后备军这样一种特殊的古代民兵制度的复兴。这种旨在共同防御的村社之结社或者结盟风俗，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完全合法的。每逢国内动乱，帝国当局就经常鼓励这种结社。这样一种村社防御制度，过去一般称之为“保甲”，现代则称之为“团练”。“义”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善良的、诚实的或正直的（法语中的“brave”字）。它规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善良和忠实可靠的好人，乱臣或贼子是不准加入的。“和”字的字面意思是和睦和谐，它意味着社团是一个友好的整体，也含有“mutual”（彼此共有）字的意思。“团”字指的是一个集合或社团。
“义和团”是最初那些拳社的合法称谓，它可以被译成“善良和忠实可靠之人的友好社团”或“旨在共同防御的正直之人的社团”。为了贯彻结社的宗旨，即在他们的家乡保卫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些社团的成员必须习“拳”，和进行其他一些体育训练。此后，这些社团所训练和传授的“高尚的自卫艺术”，还包括艺术和科学的其他内容。并非是社团本身称之为“义和拳”。
这，我认为就是所谓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它完全是一种合法的村社防御制度；其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
运动的另外一个倾向，或者毋宁说开展，其产生无疑应归于特殊的地方局势，它脱离了原有的运动轨道，变成了一种更富于攻击性的、好战且完全失去控制的狂热，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对于敌人，都构成一种灾害。至于这种狂热是如何在这场灾变中达到顶峰的，我将留待以后再做公正评判。只有当这场事变的全部事实被调查清楚、真相大白之后，才有可能宣判它的发生究竟是由于皇太后陛下的邪恶、软弱、判断错误或误信庸臣，还是由于外国使臣的干涉和压力所强化了的“地方困难”，这种干预和施压，妨碍了皇太后陛下始终如一、镇定从容和坚定果断地去应付困局。在“地方困难”中，我要特别提出“传教方式”，和陌生的外国技师麇集中国内地两点加以强调。这些来自希腊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洋技师们，带着那种现代欧洲文明“I'homme sensual moyen”（耽于肉欲的庸俗之辈）的行为举止（即使不是品行问题），一下子出现在贫困、古朴、宁静而孤弱的中国妇女和穿长袍的中国男人中间，导致了内地民情不安。
同时，在事实真相还没有探明之前，我请求欧美人民不要忘记公正的首要原则；不要先下宣判，得到证据以后，再作宣判不迟。
在此，我打算专门就指控皇太后一开始便拒绝剿杀义和团运动的观点，提出辩驳。说皇太后一开始就绝对拒绝这么做，是不符合事实的。她所拒绝的，只是不加区别的一概剿杀。对于义和团运动中那富于攻击性、好战的真正骚乱分子，她命令官员加以剿灭；而对那些善良的成分，那防御性的而非攻击性的运动，那她的人民为了自卫而做出的努力，她却不同意加以剿杀。为什么要这样？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驳斥那种指控她阴谋利用拳民驱逐洋人的说法。这后一种指控，不用说，一看就荒谬可笑。不过我相信，这种无耻的指控，也是有由来的。中日战争之后，皇太后陛下准确无误地发现，乱世就要降临在她的臣民头上。这不仅鉴于直接来自外国的侵略，也是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神州各地可能会产生一种无法无天的危机状态。事实上，她预见到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经受一场大险的考验，用卡莱尔的话来说，要陷入一种“混乱再减去一个警察”的可怕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臣民的爱护和关怀，她感到有责任鼓励他们做好准备，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有哪一个正直的人，揆诸哪一条正义的原则，能够谴责她这样做呢？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心肝的、能理解中国文字之下那种情感力量的人，只要读一读她最近的许多谕旨，那些强调总督和巡抚们有必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委托给他们每一个人的神圣领土的谕旨，以及她的人民有必要复兴旨在共同防御的古代村社组织制度的谕旨，就会感到她的话中充满了无限的怜悯之情和悲怆之感，仿佛是慈母对于爱子伤心的临终告诫，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我的孩子，你们生不逢时，赶上多事之秋，我饱受痛苦和悲伤的折磨，已经照顾你们多年。现在我老了。不久以后我就要离你们而去。勇敢些，孩子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好自己的家园。那个时候一旦来临，我将不能再与你们一道捍卫帝国并照顾你们了。”
在上述文字中，如果我多少还成功地表达和传达了一点中国人民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的情感，那么外国人就应该理解，何以那些十三四岁的中国男孩，能够“傻不愣登、昏头昏脑、不顾一切”地向现代欧洲人的枪口冲锋。无论欧洲现代崇尚科学的人们何时遇到他们不能解释的人类灵魂的特别现象，他们都称之为狂热。但是，何为狂热？所谓狂热，就是能够驱使人们去从事那些需要勇气和英雄主义、能为之献身的特殊行动的唯一冲动，它是被一种渴望，一种要保卫他们心中赞赏、热爱和崇敬的事物和渴望所激发的冲动。当这种赞赏、热爱和崇敬变得无限度和超常时，那种勇气和英雄主义也随之变得无限度和超常——这就是狂热。
那么，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所热爱和崇敬的是什么呢？在个人生活中，中国人热爱和崇敬其父母，这种感情，被其所有少年时代和家庭的记忆所缠绕并被证实为神圣。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现在热爱和崇敬其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王朝命运为之系赖的皇太后的意志指定的后嗣和继承人皇帝陛下。该王朝的统治已经惠泽中国人民250多年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义和团小伙子的狂热已经充分的证明了——狂热，正如我所说过的，是一种无限的和超常的勇气冲动，它驱使人们去保卫他们心中无限和超常热爱与崇敬的东西。现在，从迄今为止在总督衙门所接收的所有信息来看，对导致北京灾变这场危机的骤然决裂一事还无法做出清楚解释。不过，我最近刚刚得到的一个非官方的可靠消息，可以马上说明以前那个不太清楚的问题。据这一消息，那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用一句熟悉的话来说，是一个谣言。这个谣言，正好赶在总理衙门召开的那场预定会议之前，它像电击一样传遍京城。那就是外国使臣打算逼中国接受的四项条件之一，即，让皇太后陛下归政。正是这一谣言，一下子使得帝国军队和民众“群”起加入义和团，从而导致了以大沽口不幸而可悲的陷落为顶点的那场危机。
因此，很清楚，真正的“Causa belli”（宣战原因），促使中国人民无论南北都想与洋人开战的实实在在的情绪性冲动，乃是他们确信列强要冒犯或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及其自由行动一事。可以说，它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政府的战争，事实上，它毋宁说置政府于不顾。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那些称之为文明战争的严格规则没有得到认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现在，我不知道欧美那些或多或少民主化的人民，那些目前极为热衷于“爱国主义”的人民，是否能够或愿意记得，在他们过去的历史中，有一个比现代爱国主义更为神圣的字眼，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拉丁词努力加以揭示了，它就是“Loyalty”（忠），仆人对于主人之忠，孩子献给父母之忠，妻子对于丈夫之忠，总括言之，人民对于君王之忠！如果欧美人民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何以中国人民——而不是政府——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全世界抗争。在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音高喊着：“Moriamur Pro Rege，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全文该结束了。我说过，在中国目前的事态中“公理是否还靠得住”的问题，长江流域的总督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现在，我能够用几句话回答这一问题了。
首先，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列强已经采取措施，或打算采取措施反对皇太后陛下本人及其自由行事。
其次，列强的“宣战原因”，在于北京公使馆被围，急待救援。
显而易见，在双方有希望达成和解之前，这两个基本的“宣战原因”必须首先加以消除。如今，北京帝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强方面的“宣战原因”，我敢肯定，外国使臣一定能被安全地带至天津。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看列强方面是否愿意消除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了。我大胆地补充一点，为了对那些正竭尽全力维持和平的总督和其他人公平起见，列强们应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赶快做出决定。每一次拖延，不仅使维持和平更加困难，甚至削弱了获至和平的希望。
又及：孔子本国的国君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回答说：“捍卫正义的事业，镇压不义之事，人民就会服从；而捍卫不义之事，镇压正义的事业，人民就不会服从。”（注：原文是：“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前文发表在《日本邮报》上，那是一份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当时附有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先生：在请求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我要说明的是，我这样做，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文章写作和准备发表的时间是（1900年）7月27日。当时，（张之洞）总督阁下刚刚发出那封与南京刘（坤一）总督联署的致英国政府的长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作为“授权的声明”，本文所述，乃是以英文对那份电报旨意的自由翻译。剩余部分，则是我自己为了使这些声明便于理解和清楚起见，所做的评论。
我先是受张之洞总督委托，准备一份关于他那封电报主旨的英文翻译，以供发表。后来在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写成了一篇关于那封电报的长文章，总督阁下得知此事后，只好收回成命。我没有事先将全文呈送给总督阁下，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能尽快见到文章的效力。因为要将这篇东西译成适当的汉文形式，要花费我不少时间。而在局势极度痛苦的时期，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因为我打算以这篇文章来拯救北京和那儿的公使馆。后来我相信——几乎至今还相信——如果我能够成功地阻止或减轻几分目前反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的部分外国人自然而生的愤激情绪，那么，双方的惊恐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将会有所缓解，从而便于当权的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局势，在避免不必要流血的前提下，解决问题。
于是，我设法让文章能够递到索尔兹伯理勋爵手里。我相信索尔兹伯理勋爵即便不出于慷慨，起码也出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那种对于公平竞争的热爱，会对我的意见做出积极反应。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此文究竟是否真的送到勋爵府上。不管它被送到与否，我都没有发现它对英国以及其他列强的在华政策发生我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影响。因此现在，我以自己的名义将此文发表给文明世界。
由于我打算另做一文，专就目前列强的在华政策进行充分的批评，所以在这里，关于列强还没有采取能够解决目前中国问题的政策方面，我将不再多说。
同时，在本文已经包含的建议之外，我再冒昧地补充三条：
（一）英国王后陛下，作为世界王后之首，应尽快谦和感人地直接拍给中国皇太后陛下一封公开电报——不用官方语言，而用心灵的质朴语言——对中国的皇太后，她的儿子，以及她多灾多难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厄中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
（二）外国使臣，尤其是英国使臣，应当制定一个条例，对于中国通商口岸出版的那些外文或中文报纸，有发表侮辱或不尊重中国皇太后和皇帝陛下言论的，要给予处罚。
（三）赫德先生应当指派上海的海关人员，出版一份《中华帝国报》（Jwperial Gazette
of China），除了定期发表《京报》的准确译文之外，还登载一些关于中国国家大事的官方消息，有时可能还有必要对报纸上所散布的有害谣言加以驳斥。
上述建议中的前两条，可能看上去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将借用那句绝妙的法文短语“la politesse
du coeur”——以不容置疑的常识性的实践理性，来证明这一“politique du coeur”（心灵的政治）的必要。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其文明的基础决定了他们更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因此，如果外国列强或他们在中国的高级代理人真渴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他们运用真实、智慧和道德的力量越早越好。目前，最为急需的，是要使中国人民相信欧美人真的不是“魔鬼”，而是像他们一样有心肝的人类。
外国报纸——特别是上海的外国报纸——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常识。然而，如果那些在华管事的外国人也丧失他们的常识，那将成为一种可怕的灾祸。正是求助于这种常识，我为中国人民辩护——甚至为处在拳祸中的保定府和太原府的恐怖辩护。当英国地方当局动用其全部警察机器，也控制不了群氓们的暴力行为、无法制止他们捣毁斯特德（Stead）先生及其朋友们的集会的时候，尊敬的贝尔福先生以其令人钦佩的英国人的机智对此加以评论时，所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常识性论据。在那个场合，贝尔福先生说，人们不必过于指望人性这种东西。中国人的人性与欧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种人性的中国人，当他们得到一种可怕印象，感到有人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活下去的时候，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与之对抗。而且，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
目前中国的整个局势，是一种可怕的彼此恐惧状况。中国人为亡国灭种而恐惧；欧美人则为他们在华同胞的生命财产而恐惧。我遗憾地看到，赫德爵士用他的文章，帮助强化了欧洲方面的恐惧。
我不像赫德爵士那样悲观。因此我认为，我通过减轻这种可怕的彼此恐惧，正在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甚至为在华外国人做有益之事。
以我目前在这里的职位，对于中国政府现状的了解，和我在中国三个最大的衙门——两广、湖广和两江总督衙门任职十六年的经验，我强调指出，目前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防止一场并非不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国内战争，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无序和无政府状态，也等于说是一切外国人和中国人真实与合法利益的灾害——她就是皇太后陛下，如果她得到道义上、智识上强有力支持的话。
因此，我提出了那个常识性建议，直接求助于皇太后陛下的心灵，使她确信外国人、甚至于那些在华外国人也不是“魔鬼”，而是有心肝的人类。如果说我的上述第二个建议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公，那么，我将把它归咎于在华外国人允许上海外国报纸所捏造的那一恶毒指控，即指控皇太后陛下试图毒死她的儿子皇帝陛下。只有当我设想在华外国人都处在一种可怕的恐惧之中时，我才能原谅他们的这种行为。人们不会忘记，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 Antoinette）也曾遭受到同样恶毒的指控，她替自己简单地辩护道：
我求助于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
我认为提及这一恶毒的指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目前局势的一个严重危险，在于皇帝陛下那众所周知的健康状况：他身体虚弱至极，而目前中国合法政府有确定继承权的人，是端王的儿子。
北京的外国使臣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已将被告中国置于horsde débatS（辩护之外）的地位，即，不听被告声辩，就宣判并通过判决——这是文明的欧洲仅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采取过的审判程序。现在，我请求在远东的所有渴望和平的外国人，即便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应该支持我找出某种办法来，制止外国使臣实施对于中国所作出的判决——尤其是对端王和在目前的灾祸中被指称为罪犯的那些人的判决，直到他们读到我为了解决目前的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系列论文为止。
多年以前，在长江暴乱期间，承蒙《字林西报》允许，我大胆地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的文章。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它的一篇社论中，认为它不可能出自一个中国佬的手笔，如果是的话，“所用语言将没有那种极其高贵的镇静。”
现在，作为一个不著名的中国人首次以自己的名义、自行负责地出来公开对世界发言，我想文明世界有权问问我就这一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的资格。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说一说，现在的作者是一个花了十年时间在欧洲学习其语言、文学、历史和制度，又花了二十年时间研究本国事物的中国人。关于他的品行，我只能说：尽管现在的作者不能自夸是一个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无可指摘、无所畏惧的骑士），然而我想，那些在华外国人，无论与我有着私人交往、深知我为人的人，还是以任何关系同我有过接触的人，当我说，现在的作者从没有做任何卑鄙无耻之事，以取悦和讨好在华外国人，或者应该遭到他们的冷遇和唾弃，他们都会给予证实。
末了，我冒昧地公开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请他将我所写的东西毕恭毕敬地呈送给俄皇陛下过目。承蒙陛下记得，多年以前，他访问汉口的时候，我曾有幸做过他和张之洞总督阁下之间的翻译。
我还冒昧地请求德国驻日本公使阁下，请他毕恭毕敬地把我的这篇东西呈交给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殿下，他访问武昌期间，我曾荣幸地得到他馈赠的特别礼物。
如此冒昧公开地利用他们高贵的名字，我希望俄国皇帝陛下和海因里希亲王殿下能够谅解。因为我迫不得已这样做，不仅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文明。我知道并且相信，他们都是世界文明与和平最热心的维护者，我曾听到他们亲口这样承诺过。
辜鸿铭 文学硕士（爱丁堡大学）
又及：我极为悲痛地说，正当我写完上述文字的时候，却传来英国王后奥古斯特夫人不幸去世的消息，因此，按现有的形式实行我的第一个建议已不可能。我原打算通过上述提议，以她的尊荣，来帮助解决中国问题并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其漫长一生中最辉煌的顶峰，这也能给她赢来更多的荣誉。但伤心的是，奥古斯特夫人刚刚离开人世，这一点已经无法实现了。
因此，我现在对我的上述建议略作修改，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毕恭毕敬地把我的提议呈送给俄国皇太后陛下，我认为，她是最有资格代替奥古斯特本人，将这一提议付诸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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