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芯片技术是中兴的吗_百度知道
华为芯片技术是中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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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核心技术都是基于RAM的，而RAM是美国的，所以说手机芯片核心技术都是来自美国，华为自主研发了海思麒麟系列芯片，但是核心技术都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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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被禁，华为芯片主管：媒体不要鼓动对抗
13:50:00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原标题：中兴发布内部信：成立危机工作组 呼吁员工保持清醒头脑）4月16日晚间，据外媒报道，因违反美国政府的制裁禁令，美国商务部已禁止美国企业向公司出售零部件产品，期限为7年。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还对处以3亿美元罚款。这部分罚款可暂缓支付，主要视中兴在未来7年执行协议的情况而定。在美国商务部对中兴激活拒绝令后，17日上午，第一财经记者获悉，中兴通讯对内发布内部信，表示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危机应对工作组。当前，公司在各个领域都在分析并制定应对举措，全力以赴、直面危机。在落款人为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的内部信中，中兴表示，“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8万中兴人共同的力量，在此我呼吁并要求全体员工，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团队一直在攻克难关，公司也在积极沟通，并做出最大努力，来促进危机的解决，希望大家保持平稳的心态，坚守好各自的工作岗位，员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公司最大的支持。”“任何通过光明未来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公司国家化征程也同样伴随着曲折和不平，在前进的路上，我们要坚定信念，更要相信公司，相信经历风雨后，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据记者了解，内部信中还提到了外围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提到“希望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事件）不议论，不传播，不盲目猜想。”对于中兴禁运事件，芯片的一名负责人则对记者表示，企业合法合规是运营生命线，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规定是不得将美国技术用于限制国家，触发门限很低只有产品占比的10%。企业自己要低调谨慎做事情，媒体也不要鼓动对抗，太高调对大家都不利。事实上，受到中兴禁运事件的影响，在昨夜美盘时间，中兴通讯主要的美国供应商股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截至4月16日美国股市收盘，高通下跌1.72%、美光下跌1.11%、博通上涨0.98%、英特尔上涨1.04%、Oracel上涨0.35%，由于中兴占以上巨头采购量较小，因此对其影响不大。同时，中兴采购量占自身出货量30%的ACIA暴跌35.97%，Oclaro下跌15.18%、Lumentum下跌9.06%、finisar下跌4.05%、inphi下跌4.05%、fabrinet下跌9.81%、AAOI下跌0.73%。在，4月17日板块走低，5G概念指数盘中下跌约0.68%，概念股中，中际旭创、亨通光电等盘中下跌超5%跌幅居前。同时，A股多家科技板块公司股价走低，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盘中股价触及跌停。Bloomberg、&研究部整理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通信设备供应链公司员工王青（化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兴事件）是否对行业有影响 需要再观察这个事情的最终落地情况。如果静态分析，就是最坏结果，7年禁运的话，对中兴影响巨大。王青所在的公司主要客户分为两类：运营商，包括国内三大，海外的沃达丰等，以及设备商中兴华为诺西爱立信大唐等。“事实上基站侧，终端侧的芯片，终端侧滤波器这三块基本短期内没有国产可能。目前在通信领域，基站侧和终端侧，中国的领先地位在主设备，射频器件，和制造能力。”王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庞大的国内市场推动了中国通信产业的巨大发展，但基础层和物理层技术的积累还是太薄弱了，最核心的就是芯片和终端滤波器。他对记者称，目前基站三大块：基带处理、射频拉远和天线。三块中中国企业都很强，但前两块的最顶端部分都是美国和日本企业的天线，而且目前国内通信企业的技术领先都还在6.0GHZ以下的中低频，高频部分的核心器件能力也并不强。“基站天线现在华为一家独大，主要是自用为主，通信市场华为占3成，所以基站天线它量就很大。剩下的康普（安德鲁）只做北美市场；凯瑟琳是老牌企业，但出货量应该差不多。然后就是国内的京信、通宇、摩比。”王青对记者表示，一些国产芯片产品出货量大了，但不代表技术先进，中国手机制造能力强和国产品牌的崛起导致的，但基础层的积累太少了。类似于1+1=2这个最核心的基础层专利在他们手中，你能计算出100+100=200但是绕不开1+1=2。而对于国内的影响，他表示将会传导至中兴的供应商。“中兴都没办法持续经营了，供应商肯定会受影响，而且影响很大。中兴是做系统集成的，现在系统中核心部件不供应，整套设备就没法卖，长期来说，对5G进程会有影响。”王青对记者表示，国内5G进程中，政府推动作用明显。但这么大的投入，对于国外运营商和设备商来说，根本撑不起，所以他们一方面在想办法加快5G研发；一方面用基础层和物理层的原始积累，特别是专利积累来限制中国企业。从长远来看，诺西和爱立信也并不会从事件中得益，他判断，（中兴）这事缓冲余地还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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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相信任何个人或机构的推广信息，否则风险自负答疑 | 华为手机明明有自己的芯片，为什么还要用高通的芯片？
华为因为拥有自家麒麟芯片，在国产厂商中可算是独树一帜，也与其他国产厂商逐渐拉开距离，越来越强大。但或许也有机友发现了，华为虽然有自家麒麟芯片，但同时也有不少机型用的是高通骁龙或联发科的芯片。这是为什么呢？
从华为近年发布的新品可知，华为基本是将麒麟9系列定位为高端，麒麟6系列定位为中端，但目前暂时还没有大规模研发并量产低端系列的麒麟芯片，也就是并没有定位于低端产品的芯片，但品牌又不能放弃低端这一块市场，所以就需要借助高通和联发科低端芯片来保证低端产品的产能。
将麒麟芯片高端标签化
靠着自主研发芯片，以及其在华为P系列、Mate系列上出色的表现，华为在进军高端手机市场上已经获得了不小的突破。可以说，华为品牌手机已经正式进入了高端手机市场，与苹果、三星相比，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国产厂商，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麒麟芯。
随着华为手机品牌的高端形象逐渐建立，在旗舰机上使用麒麟芯也逐渐成为华为手机建设高端品牌形象的一种标签，也就是说，用麒麟芯片就意味着是高端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华为中端机也不多采用麒麟芯的，目的应该就是保证麒麟芯片的高端调性。否则华为一旦量产“入门级”麒麟芯片，那好不容易建立的高端品牌形象又将会被再次拉低。
优先保证高端旗舰产能
今年年初各大手机纷纷涨价，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上游供应链货源紧缺，导致供不应求，所以价格上涨。
而华为近年来销量直线上升，为保证旗舰机的产品的产能，就必须要保证高端的麒麟芯片货源充足，如果同时量产入门级的麒麟芯，那很容易会影响到高端芯片的产能。
再者，入门级芯片的价格也难以保证低廉成本，对于华为这种自主生产自供厂商，目前主攻的是旗舰级别的芯片，也就很难分摊精力去研发量产入门芯片，自然就只能用其他高通、联发科的。
保持麒麟芯的独有性
麒麟芯为华为赢得了不少掌声和荣誉，假如华为开始量产入门级的麒麟芯片，在高端化的产品策略下，自家产品又消化不了产能，为保证利润最大化，这时候或许华为就只能向其他厂商释放产能。
单早前小米等手机厂商将联发科的旗舰机芯片贱卖的情况并不少，假如华为麒麟芯外销，免不了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显然是华为不愿意看到的，不然到时小米麒麟9系列的千元机对比华为麒麟9系列的高端旗舰机，那真是蜜汁尴尬呀~
所以一旦在未能平衡高端与入门芯的情况下去量产入门级芯片，高端麒麟芯或许也会受到影响，同时还会影响华为好不容易建立的麒麟芯的独特性。
华为不傻，所以目前在未有自家入门级芯片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其他高通、联发科的低端芯片来走入门级手机市场。
其实除了华为，三星也是如此，有自家芯片但还是会用其他厂商的芯片来保证供货。对于手机厂商们的这种行为，你们又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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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社区:中兴芯片禁购事件之痛——美国扒掉了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皇帝新衣(一声叹息)
中兴事件之痛——谁扒掉了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皇帝新衣
· 水木社区
&PrimeTime
如何看待美国对中兴的制裁行为？ -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
　　3月7日早上，一个朋友给笔者打电话：“中兴停牌你知道不?美国政府禁止中兴采购了”。此时笔者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今年女生节新出的条幅上，不以为然的答道："看到报道了，估计美国政府也就做做样子吧"。然而两天过后，事件发酵，先有中兴网友爆出，除了不允许采购芯片之外，美国供应商已经全面停止对中兴的技术支持：不再回复邮件，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你的邮件我就当没看到，电话以后也别打了，否则我会有麻烦。”接着，看到中兴宣布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虽然这种申请通常会被驳回。再后来，听说ARM这家英国公司，因为公司大部分研发放在美国，也被迫停止对中兴的支持和商务合作。如此种种，让笔者深吸一口凉气，看来这次美国玩儿真的了。
　　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有些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努比亚没了高通，不是还有中兴微电子么，用自己的呗。有些人认为，最好全部禁运，此刻正是国产芯片的好机会。但笔者却认为，若美国政府的断货制裁持续过久，会带来中兴乃至整机产业的灭顶之灾。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国产芯片而言，若失去国产整机厂作应用支撑，又谈何发展机会。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让美国政府尽快解除禁运，度过眼下难关，再图将来。
　　虽然这些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自给率逐年提高。华为海思最新的麒麟芯片可以和高通骁龙820一比高下;龙芯积累了十多年，也终于可以和北斗卫星一起上天;随便拆开一个蓝牙音箱、机顶盒、冰箱洗衣机，里面的核心芯片已经大部分是国产品牌。但不可忽视的现状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以及军事的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高速高精度ADC/DAC等领域，还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国家遏制中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的瓦森纳协议依然生效。上述几种芯片是限制出口的重灾区。如果想看看中国这几个方向的真实水平，每年查查瓦森纳协议的更新就可以了。而现代相控阵雷达里面，他们都是必需品，只能通过”你懂的”渠道获得。每生产一台国产示波器，里面的ADC都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才能进口，同时要承诺不被转做军事用途。打开中兴、华为出产的基站，电路板上除了几颗数字基带芯片是自产的，通信链路上RF，PLL，ADC/DAC乃至外围测量电源电压的芯片都见不到国产供应商的身影。虽然整机厂通过自产基带芯片掌握核心算法，但是，却无法解决被国外芯片供应商“卡脖子”的问题。了解整机产业的人都知道，一台基站假如有100颗芯片，其中只要有1颗被禁运，整台基站就无法交付。就算找到团队重新设计，根据IC研发的固有规律，一颗芯片从设计、测试到量产至少要1年以上，高可靠性的工业级芯片需要时间更长。如果制裁持续1年，这期间中兴的所有产品全面断货，合同无法履行，完全没有收入，结果不言而喻。唇亡齿寒，就算国产ICer们一年后把芯片给中兴做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一次，美国政府是捏住了中兴的脉门。
　　诚然，这些年来中国电子整机行业水平突飞猛进。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公司。逼的其他几家公司只能不断合并，最后中兴得以挤进世界前四。联影、迈瑞等国产大型医疗器械的产品水平直逼GE、飞利浦等巨头。国产雷达完成主动相控阵的跨越式超越，052C/052D、歼16等高性能武器服役，其雷达制式和性能已经直逼美国，超越欧洲和俄罗斯。就在军迷们弹冠相庆，裤衩红的不能再红的时候，不能掩盖的事实是缺”芯”的命门其实一直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纵览历史，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突破其实也是电子技术演进和世界分工变化的结果。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算法、软件和硬件。算法和软件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人依靠聪明和勤奋容易完成赶超。客户需要一个feature，华为可以连夜派工程师加班编写;都是4G基站，华为可以做到一键配置完成，而对手需要按照操作手册一步步完成。早年的华为靠这些逐步建立起市场优势。而硬件随着IC技术的发展，芯片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多，实际上技术含量都集中到了芯片中。以前一块电路板上上百个元件，调试和良率都是门槛，而现在变成一两颗芯片。只要你能买到芯片，照着参考电路设计一下，八成能用。除了军用的高端芯片，华为中兴之流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商用芯片。尽管有瓦森纳协议，但美国供应商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也在帮助我们想办法绕过限制。于是，买了一流的芯片，就有了一流的硬件，再加上勤奋铸就的软件和聪明凝聚的算法，打败懒惰的欧洲通信商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3月7日，美国政府的制裁来了，我们才发现，世界领先的整机产业实际上是建立在沙子一般的地基之上，皇帝的新衣被人扒的一干二净。
　　互联网我们有BAT可以和facebook/google过过招，电子整机有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IT行业里面为什么独独集成电路，没有能跟美国抗衡的能力呢?这还要从IC设计产业的特点来说起。IC设计相对于互联网和整机设备，有两个重要特点，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互联网做一个app，可以一天出一个版本，有些bug没关系，第2天就可以修复，试错和修改的成本几乎为零。整机硬件的电路板设计周期在1天到1个月之间，生产周期在3天到2周之间，出了错重新投板费用在几百到几千之间，最多数万块钱。而IC设计，不算架构设计，从电路设计开始，到投片，最少要半年时间。投片送到工厂加工生产，一般要2个月到3个月。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也要数十万元，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如此高的试错和时间成本对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极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长，反复验证，需要多个工种密切配合，团队中一个人出错，3个月后回来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块儿石头。修改一轮，又三个月出去了。
　　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互联网编个软件，调试起来几乎可以在程序任意地方设断点，查看变量当时的状态或者打出log。硬件电路板上，几乎任何一根信号线可以拉到示波器上看波形。而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难度不言而喻。
　　两大特点导致对IC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试错周期长需要逻辑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排错难度大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国内教育的软肋。过分重视知识的记忆，而忽略逻辑和方法。所以当软件工程师们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不断快速迭代的时候，ICer们却经常遇到猪队友的困惑，导致原地打转。加班已经不能再多，却还是一次次的delay，上市时间依然落后。更有很多bug无法找到原因，反复投片实验也无结果，最后只能以项目失败收场。
　　高难度的产业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利益和商业价值。集成电路被誉为电子工业的粮食，除了对国家和行业安全有着巨大的意义，利润率也随着技术含量水涨船高。芯片本身的材料是二氧化硅，成本极低，上面凝聚的技术就决定了利润。消费类芯片产品一般毛利率在30%~40%，工业用产品一般能在50%~60%以上，更有甚者，以高性能模拟芯片为主的美国Linear公司，平均毛利率能达到90%!很多我们无法设计的芯片，例如高端交换芯片，毛利率都在99%以上。一旦中美开战，即便没有禁运，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把自己电子武器的批量成本压到我们的1/10是分分钟的事情，细思极恐。
　　尝试突破
　　我们一直努力，从未放弃。
　　高校。有些高性能关键器件芯片规模不大，看起来挺适合高校来作为突破的主力军。但多年下来，业内公认是高校的水平不如工业界。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也这样。这和前述集成电路产业的特点密切相关。高校的优势是出新idea，对于算法这类领域挺合适，仿真实验看到结果快且准，仿出来有效果基本实际就会有效，顶多实现复杂度太高。芯片试错成本高，流程长，参与协作的工种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看不到好结果。能把一个芯片做成业界普遍水平，不掉坑里，就已经不容易，需要多年积累。学生们积累少，纵有好的idea，往往躲不过路上无数的暗坑，还没看到idea的效果，就死在半路了。学校的特长是做更前沿的研究，适合弯道超车。而集成电路恰恰不好弯道超车，尤其是模拟芯片，你不解决100MHz的问题，到200MHz的时候那些问题还在。
　　仿制、抄袭。军迷们引以为自豪的山寨能力，就是看美军有什么，我们就抄一个。集成电路也可以抄，学名反向设计。虽然芯片很小，电路密度极大，但仍然可以通过显微、照相等方式获得他的全部版图信息，然后复制一份，送到工厂生产，似乎看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产品了。其实不然，版图相当于软件编译后的机器代码，可读性很差，无法了解其原理和架构。而版图提取本身存在物理误差和人为错误，尤其对于高性能的模拟混合信号芯片，对工艺又非常敏感，稍有不一致都可能导致芯片性能和良率的巨大差异。而此时设计人员无法了解原理，定位错误犹如一个盲人在大海里捞针。军工研究所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每次反向犹如一场赌博，有时候做出来OK最好，一旦出现问题，基本束手无策。所以多年下来，除了电路比较简单的射频和功放芯片，上述高性能PLL，ADC等关键器件反向成功，能量产装备的例子寥寥无几。
　　科研项目。国家近十几年来，一直通过863/973/核高基等国家级科研计划对关键器件进行支持，投入巨大。后期也要求工业界和整机厂加入，以解决应用脱节的问题。但这些年下来，真正能量产并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成果寥寥。究其原因，一个是目标脱节。IC界有个说法，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到量产还有巨大的工作量。科研项目只需要在评审的时候能够提供几颗样片，演示出所需性能即可拿到尾款。而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率问题。如何保证量产是需要从设计一开始就考虑的，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而不能量产。二是指标脱节。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不管上一周期的项目是否完成，今年的指标一定要更近一步。申请单位恶意竞争，不考虑自身实力，申请时竞报指标，谁提的指标高谁拿到项目，才不管2年以后如何交差。这样的制度下，本来按照已有技术积累，做100MHz还能量产，指标竞价完成后目标变成500MHz，最后谁都搞不定。
　　人才引进。2000年前后，国家利用人才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这期间有陈大同、武平回来创立了展讯，魏述然回来创立了锐迪科等一批国产IC设计公司。这批公司一开始也许有想做工业级产品、关键器件的雄心，但很快发现产业环境不合适，中国整机还没有强大到今天华为中兴的地位，市场容量小，技术可靠性要求高，design-in周期长，所以这批中成功活下来的这批企业都是靠消费类市场和08年附近一波中国山寨手机热潮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良性循环。然而对于引入工业级、关键器件的人才就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首先合适的人选就非常少。例如在美国，由于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华人无法进入ADI/TI等公司最核心的ADC产品研发部门，即使在他们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大陆工程师可以通过网络看到绝大部分母公司的设计，但高性能的ADC产品除外。这简直是90年代气象局被玻璃房子锁住超级计算机的另一个翻版。
　　2009年从美国ADI公司回来了一位李博士，通过非法手段带回了高性能DAC产品的版图，一下子提高了国产DAC产品的性能指标。但2013年事件被曝光，遭到ADI和美国政府的抗议。李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对华人参与关键器件研发的控制更加严格，并对往来中国的留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相继查出Vanchip剽窃RFMD事件和天大教授张浩被FBI诱捕事件，不论是真是假，对海外留学生归国从事关键器件研发造成了心里阴影，很多人为了保住往来美国的人身自由，放弃参与国内高性能的关键器件研发工作的机会。
　　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华为中兴需要遵守国际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李的方法和产品无法被正规整机厂采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工业界的问题。相反华为中兴对引入国产供应商在知识产权上更加担心，要求国产厂家自证清白，有的甚至到了要求国产供应商的创始人不能有ADI/TI履历的夸张地步，进一步导致国产替代进度的严重落后。最后，在没有知识产权问题的军用领域，由于受2013年被曝光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李博士的产品被装备使用，甚是可惜。
　　整机厂自己努力。国内真正算在高性能关键器件领域有所突破的应该只有华为旗下的海思了。海思因为有华为不计成本的投入，麒麟的成就众所周知，在高速光通信及交换芯片上也有突破，已经在慢慢从低端蚕食broadcom等多年来构筑的技术壁垒。但之前任总的一篇讲话中，给海思的定位是备胎，任总要求华为一定要用最好的器件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性能，海思做不到性能最优就不采用。实际上这个思路，笔者觉得是有问题的。芯片行业有个特点，很多问题在实验室是测不出来的，必须在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才能发现、改进和提高。如果一看指标不好就不用，那永远没有机会发现问题，那这个备胎永远是个纸糊的，一上路就碎。实际上，正是华为终端部门被要求捏着鼻子也要用K3V2，才成就了今天的麒麟。
　　国家层面也看到了上述问题，2013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调研集成电路产业，随后国家出台了新的集成电路产业振兴规划。改为成立产业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对集成电路企业进行帮助。同时以紫光为首的国内民营资本结合政府基金，开始了国际市场上的疯狂扫货。展讯、RDA、OmniVision等企业纷纷被收归旗下。但时光转到2015年，紫光和大基金系的扫货开始遇到障碍，收购美光，西数，试图以此突破nand
flash产业遇挫，华润报价Farchild被拒。连飞利浦照明业务的收购也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功率半导体技术外泄而终止。回过头来看，除了展讯这类本来就是国内公司、OmniVision本来就是华人公司，国家通过收购的方式并未采购到货真价实的核心技术，更不要说可以有军事用途的射频、ADC等关键器件技术，可以断定美国人是不可能卖的。
　　如何破局?
　　对于突破集成电路高性能关键器件，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整机厂的通力合作和有耐心的团队。
　　资金怎么解决，“十八大”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芯片研发是高投入高风险，最后运气好才有高产出。现在政府通过大基金的方式来决定资源分配，并不一定总能选中最后的胜利者，而且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道德风险，都会让其投资行为走形。另外，国资的大规模投入还会造成挤出效应，减少民营资本在产业中的投入量。
　　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吸引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只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足够大的利润，他就会心动。而一开始团队技术水平跟先进水平有差距，无法参与全球竞争，可以攫取的市场规模必然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应该是国家出马，通过补贴和奖励整机厂商的方式，在不损害整机厂家成本竞争力的前提下，在初期允许国产芯片商卖一个高价，获得超额利润，弥补巨额研发的投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后期，根据芯片累计装备的数量，逐步减少补贴，最后达到市场定价，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种政策好处是钱肯定都花到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中，谁最后装备，谁做的东西能用，就补贴谁。当然要注意防范骗补的问题。
　　至于研发风险和选择错误风险，让民间资本来去承担。民资花自己的钱，自然会慎重选择团队，即使研发失败，也能坦然接受。这样一份国家补贴，可以吸引多份民间投资，只要其中一份儿成功量产，国家就赚到了。
　　当然所有的前提是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整机产业。只有他们，才有动力去试用还在襁褓中的国产IC。笔者在推广国产IC的过程中，最感动的就是这群整机厂家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任何的利益驱动，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国产IC，有时上司都允许放弃了，他们还加班加点帮助国产供应商查找问题。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次中兴事件对国产IC产业是个转折点。但不管怎样，当下真心希望他能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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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兴和华为的差距是这样拉开的
　　&未来总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每个人都会有退休的时候。当公司状况良好而且运营正常时，我会退休的。&3年前，已经71岁的侯为贵穿着他喜欢的浅蓝色衬衫、藏蓝色夹克出现在中兴通讯的换届选举上，身形清瘦但精神依然饱满，当时他已经向外界释放出了退休的意愿。
　　1月7日晚间，中兴通讯的一纸公告正式宣布了侯为贵作为&中兴舵手&时代的结束&&担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的侯为贵表示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新的人选将于3月份选举宣布。
　　从 1985年深圳一处杂草丛生的简易房内开始创业，侯为贵坚持了30年，完整地经历了中国通信技术从落后到崛起，再到赶超的过程。&曾经看过侯创业时的一张照片，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煮一盆菜围在一起吃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侯为贵无疑是为中国通信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通讯专家项立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对于未来，侯为贵表示，不在其位就不再参与，也不需要参与了， &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
　　&但事实上，没到正式退休的那一刻，董事长是闲不下来的，上个月他还去了一趟海外，到公司的海外驻点走了一圈。&中兴内部人士利乐（化名）告诉记者。
　　侯为贵
　　不一样的创一代
　　1981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航天691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的侯为贵被选派前往美国负责技术和设备引进。1985年，43岁的侯为贵来到深圳，创办了深圳中兴半导公司，由航天691厂和运兴香港电子企业及另外一家国有企业三家联合投资，这就是中兴通讯的前身。
　　创立初期的中兴，和大多数中国公司一样，经营着&三来一补&业务。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步中的中国通信行业炙手可热。侯为贵也在摸索尝试中发现了通信设备的商机。
　　1986年，侯为贵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1989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兴也随之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到1992年，中兴合同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
　　有人说，中国通信设备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市场。80年代的&七国八制&，中国通信市场被国外巨头所垄断，以&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与国外巨头一边学习一边竞争，终于闯出一方天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侯为贵作为技术专家的敏锐嗅觉和坚持不懈的研发投入，当时弱小的中兴是很难争得立足之地的。
　　前10年的发展，让中兴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也在产权模式上进行了创新。1993年，侯为贵推动了中兴第一次产权改革，与30多名自然人组建了民营企业中兴维先通；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合资成立了中兴新通讯，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维先通占股份49%，并由后者承担经营责任，侯为贵出任总经理。
　　这一举措开创了国内&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也奠定了中兴以后的发展基础。
　　实际上，出生于1941年的侯为贵，和联想的柳传志、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万向的鲁冠球这些声名远播的企业家同属于一代人，不同的是，在第一代企业家群体中，侯为贵几乎是最低调的，鲜有采访及内部讲话流出。
　　&这和侯总的出身背景有关系，他做过老师，有读书人的简朴和务实。&利乐说。
　　侯为贵也曾说自己是一个不善于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人，&我的性格内向一点，这不一定是优点，对于管理企业来讲，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管理企业各有各的招数，最后看的是结果。&
　　&他不像任正非，任正非有一点&酒肉穿肠过&的感觉，侯为贵有点像&道&，很多时候他吃素，在修行。&一名曾在中兴任职多年的离职老员工王安（化名）如是评价侯为贵。
　　&我第一次跟侯总接触是在1992年初，他戴着一副黑色眼镜，有长者的和蔼可亲，跟任正非那种居高临下的威严感不一样。侯总和员工之间是一种咨询式的交流：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谈。他为人非常大度，不斤斤计较，发火的时候也不会大声吼叫。& 另一名在中兴、华为均任职过的人士对记者说。
　　&秀才&和&兵&
　　&一个卓越的企业总体上的表现，是能掌握好盈利能力和发展速度之间的平衡。中兴通讯距离卓越的企业还有一些距离，但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投资者和股民希望企业的业绩每个月都在上升，但他们更多看到的仍然是短期利益，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不能只顾当期利润而忽略长期发展。&在侯为贵的众多决策发言中，平衡是一个被提及频率非常高的词。
　　在侯为贵看来，如果领导者只考虑五年以后怎么样，现在就要赔着做五年，这肯定不行，企业这样经营，股民肯定要拿脚投票。从投入到产出，三年的时间大家还能接受，如果超过五年，通常企业很难承受。这种事做多了，企业就活不下去了，能掌握好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和当期经营的平衡，就是个比较好的经营者。
　　&侯总的风格比较务实、稳健，不像任正非敢&赌&因为如果赌输了，可能结果就跟大唐一样，大唐赌TD，就没有赌赢。&王安说。
　　事实上，不仅仅是内部员工，同行、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都会经常把中兴和华为拿来做比较，毕竟两家企业的创始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年龄相差无几，都在80年代选择了创业，都选择了电信领域，业务高度重合。
　　但从管理风格上看，侯为贵和任正非却各自有着鲜明的特点。
　　侯为贵上学时是尖子生，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技术科长，始终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他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稳健，很少有过激行为。相较之下，任正非虽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当过兵，军旅生涯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他也把很强的军人气质植入到华为当中，比如绝对的服从、执行，超高的工作强度，狼性精神等，在经营上也敢于冒险，不循常规。
　　&任正非军人出身，对过往那个时代的信仰也好、崇拜也好，造就了敢于大手笔去战斗的风格。比如说华为的股票，有分红的权利没有投票的权利，在深圳特区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没有第二家。所以他做了很多创新，对于不是必胜的事，愿意赌的性格在任正非身上显露无遗。&王安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而作为工程师出身的侯为贵比较强调沟通，为人宽容，强调经验。
　　前中兴高级副总裁何士友是这样描述他所认识的侯为贵和任正非的：&1992年我初次接触侯总的时候，就感觉他像国有企业的厂长，一个老工程师的感觉，对人比较慈和友好，比较强调人性化的一面。而任正非主导的华为则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管理人，赏罚分明。&
　　在王安看来，侯为贵这种风格的正式确立可能是在中兴经历&小灵通事件&之后。
　　&中兴在年的时候有一个转型，当时中兴做小灵通特别成功，超过了UT斯达康，小灵通一下子把公司给救活了，从那时起中兴才开始做手机。&在王安看来，当时中兴的手机业务让华为都直称羡慕，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后，中兴与华为的差距慢慢被拉开了。
　　&最早的时候，两家的差距基本没有，一个100亿，一个80亿，基本在一个水平上，但是从2004年以后，中兴与华为的差距越来越大，一开始华为是中兴的1.5倍、2倍、2.5倍，到现在差不多3倍。&王安认为，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侯总作为管理者更加注重经营的现金流。
　　中兴、华为的差距拉开就是从做小灵通开始的，中兴尝到了赚快钱甜头。还有一个原因是3G技术路线的选择，WCDMA和CDMA，中兴选择了CDMA，但技术先进的CDMA成本高，反而市场表现不如华为选择的WCDMA。
　　&华为在早期的时候聚焦是在固网上，因为那时候手机的能力还没有做起来，大家还是做有线、路由、交换为主。2004年以后，华为变得更加重视技术研发投入；中兴则更加务实，重视现金流；技术路线上，中兴选择了CDMA，华为选择了WCDMA，但CDMA后来被高通也放弃掉了，授权费各方面成本都很高，所以没法进行大规模普及，WCDMA专利分散，方便大家形成交叉专利，很快成本就能降下来，华为抓住了这个机会。&
　　不过王安也认为，技术只是一种武器，究其根本还是公司策略导致的。&一个是激进型，一个是稳健型的，两个公司创始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去找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研发人员。中兴前任总裁是南京邮电学院老师，身上有书卷气，所以他会认为CDMA就是好，但好技术在商业上却不一定能成功。最简单的例子是摩托罗拉的依星计划，它计划发射28颗卫星，就再也不用布网了，这个想法是好的，但被成本拖累了。&
　　对于这个问题，项立刚对本报记者表示，他曾经也和侯为贵聊过，&我说为什么你看一些东西比华为准但后来又被超过了，侯为贵说我不是比华为准，我是跟踪了很多东西，一看到这个机会非常大，我就发力，一看到机会不大，渐渐就放弃了。&
　　从侯的回答中，项立刚说可以看出其与任正非的不同：任正非是军人出身，力出一孔，这就是军人的风格。侯为贵就是比较温和，相对比较均衡。&所以在中兴工作，压力相对华为也小一些。&项立刚说。
　　王安表示，这两种风格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中兴沉稳有余，进取不足；华为挥斥方遒。不过这种求稳的风格虽然让中兴整个企业都变得四平八稳，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锐气，但也帮助公司渡过了众多难关。&2009年以来很多同行业公司已经消失了，而中兴、华为在全世界站住了脚，也不容易，这点员工的感受特别深。&
　　坚持与改革
　　私下里，侯为贵也秉承了&国企老厂长&的低调、简朴风格，甚至有点过分传统。
　　虽然在商场驰骋，但私底下的侯为贵有几个习惯是雷打不动的：飞机上看书、坚持坐经济舱和爱运动。
　　&侯总出国的时候基本上是坐经济舱，不是说公司承担不起这点钱，毕竟只是几万块钱，但他还是要坚持坐经济舱；还有出国访问时一定要去比较艰苦地方视察下，和员工吃顿便饭；不用电脑办公，上传下达是打纸质报告。可能一方面是要给下属做表率，一方面也是那个年代的人养成的习惯。&王安对本报记者说。
　　利乐也透露，侯总没有专属的秘书，他身边的行政秘书还是以前当过保安的，现在有点保镖的意思。
　　&有一次我听高晓峰讲他爷爷，吃完饭还拿馒头片把碗给擦了一遍，擦干净了，水一冲就行了，这不像平时在家里，在外面多少你还得留点儿面。但侯为贵就有点这样，出差的时候经常让人带着电饭煲，带点米，在宾馆里面煮粥，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素食主义者，但我知道他很少吃肉。&王安对记者说。
　　&侯为贵是老一辈的创业者、企业家，和现在的年轻创业者不一样，现在的创业者很多都是20多岁，大学毕业，拿到投资去创业。侯为贵是先在国企工作了二十几年，当上了小领导，四十几岁又出来在深圳开始创业。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曾经看过他们一张照片，二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煮一盆菜围在一起吃饭。他做电子表、电风扇，在不断摸索尝试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机会，做通信设备。&项立刚说，作为老一代的创业者，侯为贵是非常成功的，不能说他和华为有差距就不成功，他也是为中国的通信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000亿也是很牛的。
　　业内有人评价侯为贵和任正非的风格说，侯为贵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企业家，只不过他是一个倾向于学习西方企业经验的东方企业家；而任正非则更接近西方企业家的特点，只不过他是一个对中国环境有深刻理解的西方企业家。侯为贵的语言能力和演讲才能和他的性格一样，温和、稳健，虽然缺乏任正非的偏执、犀利、思辨的锋芒，但是却以其中庸而深刻的哲理，影响着中兴的气候。
　　事实上，通讯行业这几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开始在彼此间共享，欧美运营商不断聚合，传统企业及其商业模式正在被新生力量挑战和颠覆，同时它们也可能被迅速更新的、更有活力的模式与产品所替代。
　　一向&求稳&的侯为贵，此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多年来坚持&稳健、平衡&的行事风格，考虑以变制变。他在内部讲话中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固守电信业或许还能赢得一席之地，但如果固守传统的电信思维，那么，未来可能会一败涂地。
　　&这一点也是公司真正认识到了问题。&利乐说。
　　经历了2013年的巨亏之后，侯为贵在中兴的战略、组织和人事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兴内部最高决策机构经委会宣布成立终端事业部，独立运营，并将政企网提升为公司二级经营单位，同时对&少壮派&曾学忠等委以重任，70后的曾学忠成为中兴终端业务的负责人，要知道，此前终端在中兴的业务占比中被寄望达到50% 以上。
　　这意味着，中兴2C市场的改革重任被放在了一个更接近消费者、具备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身上，这在中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或许，这也是侯为贵在卸任前，为坚持了30多年&稳健&风格的中兴基因改造埋下的一个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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