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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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有着深刻忧患意识、睿智和良知兼备的学者，一位把老百姓的疾苦视为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作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凭着对市场经济进程的前瞻性思考及深刻的影响力，他成为转型时期中国极负盛名的经济思想家。
日，吴敬琏出生于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家庭，但与父辈不同的是，吴敬琏没有走向实业救国之路，而是踏入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日，有着“中国经济学诺贝尔奖”之称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吴敬琏因在理论经济学、决策咨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等多个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成为4位获奖者之一。这可以看作是对吴敬琏倾注半生心血倡导和实践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
2008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结束了15年政协委员任期的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今后将淡出媒体视野，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上来。
“进亦忧，退亦忧”，沉重的使命感使这位老人不能放松……日前，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了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新书发布会。该书收录了吴敬琏自2007年至2013年间的50篇文章，分为“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呼吁重启改革”“如何重启改革”“知识分子的责任、追求与情怀”5个部分。吴敬琏在该书中以其独立的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务实深邃的经济思想，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吴市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发展
在中国，吴敬琏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吴市场”。的确，吴敬琏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鼓吹者。
上世纪90年代初，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计划派”和“市场派”展开了一场论战，吴敬琏不但捍卫了“商品经济”，还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从此“吴市场”的绰号不胫而走，但这在当时并非美称。吴敬琏后来解释说，这是改革的反对者给他戴的一顶帽子，意在讥讽他在中国“贩卖”市场经济。
吴敬琏的市场经济思想早在中国实行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就有所萌芽。从1979年开始，吴敬琏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新领域。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1984年7月，他参加了由马洪牵头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这份意见书为商品经济“翻案”成功，给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然而，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系，需要克服旧有的观念、思想理论和政策体制等各种障碍。1991年冬天，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由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以各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倒车”论调，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1992年春，借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吴敬琏向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被正式采纳。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
吴敬琏对于市场经济的传播不是就事论事的现象讨论，而是建立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基础之上，是以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所作的比较为依据的，因而有着理论上的严谨性和较强的说服力。
“嘴对着领袖的耳朵，脚却站在百姓中间。大半辈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但满脑子却是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是吴敬琏学术实践活动的真实写照。
操守――“经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
日，“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吴敬琏以他对股市的建言，再度当选为该年度“经济人物”。颁奖词称：“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位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位把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位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
在吴敬琏看来，“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是“经济学家的本分”，经济学家的专业精神应该是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他所理解的平民意识，则是“经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这应当成为经济学家的职业操守。
吴敬琏在其所著新书《直面大转型时代》中，针对普通百姓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发表了犀利的观点。关于拆迁，他提出了“拆迁应当法治化”“基层政府不应公司化”“公平交易”三点。“对于像唐福珍自焚案这样极为惨烈的事件，基层政府更需要深切自省：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对被拆迁人的利益考虑是否周详？特别是在老百姓以命相搏的时候，是否为其提供了公平而顺畅的利益诉求通道？”
关于医疗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公立医院改革，吴敬琏指出：“医改文件要求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我认为是非营利性，公立医院提供的是公共品。既然是公共品，那么政府就应当完全负责了吧？但国家拨款却只能覆盖医院费用的很小一部分。”吴敬琏认为，应该把“医疗费用的筹措”与“医疗服务的提供”两件事分开。“基本医疗费用应该由政府来负责，而医疗服务通过市场来提供，通过竞争形成价格。”
在吴敬琏看来，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有权力的人们会在不规则的产权变动中得益，而社会弱势集团会在这个过程中受损，支持规范的法治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为了使处于弱势的大多数人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知道如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知识分子以理性的态度传播真理。”
命运――“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
吴敬琏认为，中国真正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环境和体制。自2007年以来，改革实际上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困难。“从1995年就开始说要转型，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归根到底就一个原因――体制性障碍，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二是腐败日益严重。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寻租”，根源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治本之策是“全面深化改革，使权力不能任意插手资源配置，同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吴敬琏坦言：“说到底，从体制上根治腐败，一要靠市场化，二要靠法治。”
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预言十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吴敬琏则提醒人们，在表面繁荣之下各种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吴敬琏认为，目前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
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吴敬琏多次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一如既往地呼吁加速和深化改革，纾缓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他也呼吁人们保持理性，“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2012年9月，他在《财经》杂志发出“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吁，网络上近万条跟帖中90%都是赞成者。现实的教育让人们开始理性起来，这让吴敬琏感到欣慰。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政治周期。在吴敬琏看来，党的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列入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明确回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细心的人们经过对比会发现，这一《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不过，吴敬琏从无一字谈及个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阻力和困难。
（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责编：王金雪、秦华)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改革主要目标
来源：东方财富网 责任编辑：chengpeng
吴敬琏和青木昌彦分别是中日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曾五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青木昌彦则一直任教于国际一流大学，曾荣获“熊彼特奖”，在比较经济学以及公司治理理论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同时也是较早关注中国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两人最初相识于1994年的京伦饭店会议上。2005年夏天，中日的媒体联合举办了一场两位经济学家的对话，共论经济发展模式变迁。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依然没有走出低迷的困境，中国虽然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下行的压力愈发凸显。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两位经济学家再次相聚，在中国四十人论坛组织的中日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共论中日经济与改革。
本次交流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会议主题为“中日经济的改革与比较”。研讨会上，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中日经济改革与比较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对话。
经作者审核和主办方同意，本期刊登吴敬琏以及青木昌彦的主题发言，以飨读者。
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合乎我们理想的新常态。目前在中国，普遍认为合意的新常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另一个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其中第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第二个却还有待实现。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整整20年，之所以至今未能实现，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障碍。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吴敬琏
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对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中形成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当前改革对象的原有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和日本战后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国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衰败，中国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
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选项：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都特别热衷于介绍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进行了一段试验，即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81年后就被多数人否定了。
“东亚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的路径进行。
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改革最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成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派出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邓力群、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同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考察《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历史背景存在重大区别。日本的战后体制，是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和战后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从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因此，在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主义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无所不包和强劲有力。总体来说，日本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而中国始终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要经济成分。
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但我认为，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是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21世纪，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
1992年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的决定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这一《决定》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接近，这可能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体制，“半统制”性质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初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旧体制因素的强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直至侵入党政军组织的机体；第二个是粗放发展导致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
中国是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需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但是“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城市化加速，政府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于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强，经济的发展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重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个五年计划的主线，但是没有能实现。到“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不过，十二五计划期间，经济转变仍然不是很明显。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上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都日趋严重。
于是，再次爆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
在相当长时间里，后一种意见占据优势，直到十八大前夕到达最高峰。但是，强化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解决刚才提到的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之下，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的336项改革，就是围绕这些要求提出的。
确立“新常态”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增长质量
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在确立“新常态”的过程中如何贯彻十八大决定。中国所谓的“新常态”并不是太平洋管理公司的M.A.El-Erian所说的长期萧条的“新常态”。按照中国领导历次讲话，“新常态”需有两个特征：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长”；二是“由粗放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方式”。这两个基本特征都用了“转向”的说法，但是“转”的进度有明显的差别：其中前一个GDP增速下降已经是既成事实，而后一个即发展模式转变，或结构改善、效率提高，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是制定“九五”计划时提出来的，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总结十五计划时，我们曾经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所有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体制性障碍，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则是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很多具体表现。
我对媒体把“稳增长”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有些怀疑。我认为应该把依靠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首位。当然也要做到保底线，所谓的保底线是指，保持有一定质量的增长速度。但是保底线不是靠刺激政策能解决的。现在有一个对业界和学界都很有影响的看法是，保增长底线还是要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或增加投资来解决，我认为这个办法不可行。
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性，而不是周期性的。野村辜朝明先生曾经指出，近年来各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缺陷，杠杆率太高。当泡沫不能支撑而破灭之际，就会出现流动性陷阱，于是货币流通速度大大降低。即使要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也很难收到提振经济的效果。我觉得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其实最近一年来，流动性是相当宽松的。当人们没有投资意愿，发行再多的货币都是往股市去，而没有投资于实体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我赞同这个意见。但是，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要落脚到强化信心和提高投资积极性，而不是单纯增加财政支出，用扩大需求去拉动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以及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都对国有经济改革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有关国企改革的决定在文字上保持了“以国有为主导”的提法，但对原来的提法做了新的解释，说明“主导”并不是处处都要控制。十五大的说法是，“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明确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有关决定要求按照上述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但是，2006年国资委发布了一个据说是国务院批准的文件，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在7个行业进行绝对控制，在9个行业保持较强的控制。这实际上是加强了国有经济。虽然国有企业已经上市，但还是按照国资监管条例执行—人、事和资产都是国资委来管理，高管也是国资委或中央组织部任命。
最近拉迪教授在新著里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今后这种主导地位还会不断增强。我觉得他可能过分注重了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数量比重，忽略了以下两个情况：一是国有企业在数量上虽然比不上民营企业，但在重要部门占有绝对优势，二是大型私营企业也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受到政府官员的控制。总之，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和解决根本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其他改革也很重要，比如法治。我认为不要把法治变成法制。当然真正做到这点很不容易，牵涉到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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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处女，
那你也会这样子的吗
那是不是我画太多了，烦了然后不想说了是这样的吧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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