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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新文明
&&&&来源：学习时报：
韩庆祥 陈远章
　　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当今“如果”已经成真，中国果真蹚出了一条新路。其提供给中国与世界的“礼物”，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西方文明难以破解当今世界困局
　　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就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力而言，从欧洲发轫的西方文明尤为耀眼。从启蒙时代到现代的300多年，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远远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然而，自进入21世纪，西方文明开始备受挑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更是把世界推入乱象丛生的境地。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诸如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加深、军备竞赛和核竞赛升级、战争危险加剧、恐怖事件频发、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都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意味着影响世界发展的动力、平衡、治理三大根本机制出了问题。其深层根源，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出了问题。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理论根源。西方中心论奉行“一元论”“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即西方世界是“主”、非西方世界是“客”，西方世界是“我族”、非西方世界是“异类”，西方世界是“先生”、非西方世界是“学生”。它标榜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和西方道路的唯一性，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真正的文明，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非西方世界应向西方世界看齐。在这种逻辑中，“客随主便”“我族歧视异类”“先生教训学生”自然是西方认为情理之中的事。西方列强主宰和分割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按照这种逻辑，某些国家强推“普世价值”、借助武力输出“颜色革命”、出兵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这些闹剧，都是所谓名正言顺的“正义之举”。而事实上，西方文明蕴含着“对立”“对抗”的基因，世界因此被切割成相互冲突的对立体。如此，国际秩序很难持续下去。
　　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人性根源。自由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和自由最大化，鼓吹私有制，倡导“市场万能”和“民主神话”，纵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注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指出：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长期处于机械唯物主义观念掌控之中，它只相信世界是物质的，只看得见有形的物质，只追求物质和物质享受。在西方文明牵引下，人类几乎走上了一条追求物质享受的不归路。值得警醒的是，西方鼓吹的“民主神话”在世界各地正在破灭，“市场万能”的梦想屡被“市场失灵”的现实所击破，流行多时的新自由主义正在夕阳西下，它有添乱之嫌而无治乱之力。世界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局部战乱的升级、世界贫困人口的急剧增加，都标志着西方文明已深陷危机。
　　资本扩张是西方文明的行动旨趣，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制度根源。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资本就像脱缰的野马横行于世，推动资本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升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把世界带入险境。因为资本逐利、扩张和增殖的本性，使资本主义形成了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人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金融霸权、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控制世界的统治方式，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公平性、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续性，引发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结构性、累积性、依附性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以转移经济危机为目的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之后又相继爆发海湾战争、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这些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
　　如此来看，作为世界困局之始作俑者，西方文明难解当今世界困局，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终要破产，人类呼唤新理论和新文明。
　　中国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针对当前我国学术界缺乏学术自信、理论自信且在理论创新上存在的某种“肌无力”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构建“理论中的中国”。
　　在与西方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致使一些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学术的依赖，“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和表述体系，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没有真正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核心理论。我们有让世界知道的“舌尖上的中国”，却没有构建起让世界知道的“理论中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要真正解决挨骂问题，就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理论中的中国”，以有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要构建“理论中的中国”，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要构建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我国发展起来但还不发达、不强大的历史方位中提出的一种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且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既是针对国内因某些领域和方面公平正义供给不足、治理现代化相对滞后而产生的某种分化问题提出的，更是针对国际霸权主义横行而导致的全球创新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全球治理滞后以及出现的“三大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提出的。公平正义供给不足会导致社会创新乏力、利益分化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治理现代化滞后会造成诸多难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从而影响民族复兴;霸权主义横行会导致整个世界创新动力更加不足、贫富差距更加悬殊、全球治理更加滞后。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且会使整个世界陷入困境。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担当的勇气和信心，既勇于破解国内难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勇于担负起重建世界秩序的使命和责任，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强调世界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超越了西方的“一元论”，具有解决中国和世界难题的立论基础。人类社会、世界各国在历史、传统、文化、国情、制度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世界各国之间也具有统一性，即具有共同性，都要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还对美好愿景具有共同追求。统一，是在承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前提下的统一;多样，是统一性中的多样。强调统一不要忽视多样，强调多样也不要忽视统一。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是统一性的多样。这样来认识和把握世界，既有利于使世界充满活力，又有助于使世界达至和谐。如果只强调统一而不注重多样，就易走向霸权主义，只强调多样而不注重统一，就会导致世界的对立和分裂。习近平总书记从多样寻求共同，他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尊重世界差异性，又注重世界统一性。这就克服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只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方法论弊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强调平等包容，超越了西方“主体”统治“客体”的哲学思维。中华文明具有极大包容性，能够将各种文明的优秀因子加以黏合，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同时，中华文明富含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优质基因，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基因、优势和经验不仅可以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平的战略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独特资源，以救西方文明之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在强调平等包容、主权平等，而不是“主体”统治“客体”;主张和而不同、仇必和解，而不是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提倡以和平合作、包容普惠的发展模式代替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发展模式。这些都可以纠正以“一元论”、“主体”统治“客体”为哲学基础的霸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个人高于一切;既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还强调国家富强。这些既可以应对自我中心主义泛滥，也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先天缺陷，并且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的内容具有严密完整的逻辑。第一，坚持共利共享，超越零和博弈，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利益合作共同体，合作共赢，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首要内容。国家之间交往首要看的是国家利益，只有具有共同利益才会展开合作。由于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所以要实现利益上的共享共惠。经济全球化已把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独善其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着力改变近现代以来世界秩序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变革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部分，高度重视联合国的作用，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贡献了中国智慧。第二，坚持共识共商，在国际交流中合理管控意识形态分歧，建设价值共同体。价值关乎共识，没有共识，只有分歧，难以共同协商并形成共同体。共同价值关乎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在价值上达至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的共同价值准则，也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承接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凸显了世界潮流、国际视野、全球共识，为人类描绘了多样统一、平等互鉴的新图景，打通了人类不同形态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之间的隔膜，正本清源地表达了中国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航向。第三，坚持共建共进，超越唯我独尊、你输我赢，建设行动发展共同体。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共同发展，需要各国参与共建，付诸行动，各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第四，坚持共治共处，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建设安全共同体。要发展，也要安全，二者相辅相成，可谓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管控好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协商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第五，坚持共有共赢，超越结盟思维，建设合作共同体。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个合作共同体。因此，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的实质是追求包容普惠。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提出“秉持普惠原则”“建设一个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普惠概念，把普惠作为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根本原则，作为推动建设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作为打造人类发展的一种模式。这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贯穿其演讲的哲学核心理念，就是倡导普惠价值。这种普惠价值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质和核心，是对共同价值的解释、展开、说明。
　　近代西方为世界输出的是西方中心论，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为世界贡献出了超越西方中心论且能为世界带来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蕴含中华新文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的再生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进而是为了重建新的世界格局。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而注重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的中华新文明。
　　在世界文明谱系中，能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的，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一般称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和内陆文明，起源于夏商周三代之前，成型于秦汉，兴盛于隋唐，宋明时达到顶峰，其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无论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还是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中华文明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清朝后期统治者的封闭僵化，中华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冲击下迅疾走向衰落。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盛极而衰，中华文明也因此背负骂名，曾经成为中国的沉重“包袱”。全盘西化论因此泛滥，至今仍有一定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发生着凤凰涅槃式的变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为人类和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种中华新文明。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都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世界意义，在于它辩证扬弃中华传统文明，超越西方文明，为人类和世界发展贡献一种中华新文明，且回答了“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这一当年的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同志之问。中华新文明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母体，又合理吸纳西方文明等一切外来文明中的有益成分，还面向未来。中华新文明具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气度，它坚持吐故纳新、博采众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多样统一性、博弈性、不确定性和挑战性为现实依据，以辩证思维、共同体理念、平等包容为思想方法，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根本立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合作共同体为核心内容;它着力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文明，着力建设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全要素文明，着力建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文明。因此，它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是化解世界冲突、管控国家分歧的“定海神针”，是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作者韩庆祥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一级教授，陈远章系中央党校研究室研究员)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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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中心论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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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人正在问的问题陈曙光：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源
欢迎光临衢州市粮食局网站！今天是：
陈曙光：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源
作者：陈曙光&&
时间： 14:36: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化自信，指的是文化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无比热爱，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实践，对本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文化综合体（“文化总体”），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脱胎于中华文化的丰腴沃土，内生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契合于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具有融汇古今、融通中西的包容性特质和开放性特征。
自信来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其主体内容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鲜明底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是支撑文化自信的强大基础。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科学的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座不可逾越的思想高峰”。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毕其一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压迫、不平等，马克思就永远活在劳动人民和一切追求进步的正直人士的心里，马克思主义就始终是人们追求解放的一面旗帜。
自信来自新的价值观念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型文明的崛起，中国的成功实际上代表着一套新的价值观念的成功，这是中国为保存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在6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就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
中国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不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也不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中国道路有其自身的特殊元素，中国特色的文化和价值理念就是其中的内核。中国的崛起成功地绕开了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绕开了西方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绕开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和“普世价值”观念，绕开了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崛起，这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国的崛起归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因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归因于中国独特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这些都是新型文明的主要元素，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国的崛起戳穿了“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击碎了西方模式和西方价值观念统治世界的美梦，宣示了“走自己的路”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这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国的崛起保存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捍卫了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重挫了“文化帝国主义”统治全球的野心，这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自信来自中华文化的滋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足以支撑起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没有割裂传统，没有忘记本来，它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丰腴沃土，具有鲜明的内生特质和遗传惯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优质基因的崭新呈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独步世界上千年的东方古国，近代以来尽管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p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依旧可以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提供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启示，为全球治理提供启发，为道德建设提供资源。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胞物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天下大同的人类意识，修齐治平的心性修养，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执两用中的中庸智慧，等等，这些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历久而弥新，闪耀着恒久的真理光芒。今天，这些优质基因并没有失传，而是在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p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协调，焕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但如果仅仅将文化自信定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当前尤其要反对打着文化自信的旗帜，图谋文化复古主义的伎俩。
自信来自对人类文明的吸收借鉴
文化自信不等于自大。自信意味着不自我矮化、自我贬低，但也不能以矮化和贬低别人为前提。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自信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兼收并蓄、从容吐纳的自信。自美其美是自信，美人之美也是自信；各美其美是自信，美美与共也是自信。封闭、守成、排外是不自信的表现，孤芳自赏、夜郎自大是盲目自信的表现。能不能正视自身文化的弱点，敢不敢包容外来文明的优长，正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有自信的表现。
现代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同封建主义文化比较起来，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16世纪以来，西方大踏步前进，将长期雄踞世界之巅的东方古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资本主义文明功不可没。今天，以平等谦逊的心态对待西方，以西方为镜鉴反观自我，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西方”，或成为西方的又一个“他者”，而是为了吸纳别人的好，保留自身的好，把别人的好与自身的好相加，结果一定会比别人更好、比原来更好！今天，一些人只看到西方的好，忘却自身的好，这种归于一尊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人类文明兼收并蓄，世界才会姹紫嫣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自我吸纳、自我变革、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西方宗教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开放”不仅意味着向历史开放，向实践开放，也包括向西方开放。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的洪流发端于西方，席卷全球，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观不是逆潮流而动，而恰恰是体现了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不是背离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而恰恰是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不是抛弃了世界人民的价值追求，而恰恰是反映了不同文明所承载的共同价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中国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世界文明成果，是添加了中国元素的人类价值追求。
自信来自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
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构成支撑文化自信的“铁的证据”。软实力的背后是硬实力，文化的背后是经济，没有硬实力的崛起和经济上的成功，何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国道路的成功也是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成功。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开辟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一种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
中国在西方的夹击中求生存，凭借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异质却更加成功的现代化之路，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给全世界奉献了诸多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吹嘘，而是实践给出的答案。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最适合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是全球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唯一大国，中国发展奇迹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当西方模式从顶峰跌落，中国却异军突起，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不容否定。《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托尼?卡隆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优越于目前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由美英极力推崇的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且鉴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该模式也优越于18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来欧美国家所开创的发展道路。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不同于美国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一种重要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正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能不说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能不说明这条道路的内核――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是正确的，不能不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管用的，不能不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对路的。中国道路的成功使我们有资格、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有信心，并且“理直气壮”。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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