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配钥匙是真的！男子用同事家钥匙照片 配钥匙入室盗窃
发稿时间： 04:55:00
　　利用随手拍摄的钥匙照片，便能轻松在网上配钥匙？这事你还别不信。近日，北京一男子将同事家钥匙拍照上传网络配钥匙，此后利用配出的钥匙多次进入同事家实施盗窃。案发后，拍照配钥匙一事，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传统家门锁是否不再安全？凭图配的钥匙若被利用违法，卖家是否该担责？什么样的钥匙容易被网络复刻？11月13日，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同事捡到钥匙网络复刻后入室盗窃
　　“先拍照配钥匙，然后实施盗窃”的案子，发生在北京丰台。据办案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王某与宋某同为某公司员工，宋某与妻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房屋内。2016年12月的一天，受害人宋某将包括家门钥匙在内的一串钥匙丢在公司车间的卫生间，当时他以为钥匙是被自己掉进了马桶，随后便用妻子的钥匙重新配制了新钥匙。而实际情况是，宋某遗失的钥匙被其同事王某捡走了。
　　因为熟悉宋某及其家人的活动规律，捡到对方的钥匙后，王某便打起了去宋家行窃的主意。据王某交代，在获得钥匙后，他担心自己装着宋某的钥匙被人发现，便计划单独配一把宋家的钥匙。此后王某利用手机对宋家的房门钥匙进行了拍照，后将钥匙照片发送给网络商铺，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王某收到了装有钥匙的快递。
　　在此之后，王某利用配制的钥匙两次进入宋某的暂住地成功实施了盗窃。“当时，我和媳妇都很纳闷，家里的门锁也没被损坏，窗户也是关得好好的，这贼是怎么进来的？”连续遭窃后，宋某在房屋内悄悄安装了摄像头，打算查清事情的真相。
　　不久之后，王某利用配制的钥匙，再次来到宋某家中行窃。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第三次拙劣的盗窃形迹，被隐藏在暗处的摄像头全部拍了下来。案发后，宋某选择了报警。今年8月23日，丰台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看图配钥匙”最快当天可发货
　　凭一张图片，就可以在网络上配到家门钥匙吗？11月13日，记者在一大型网络购物平台进行搜索，发现在检索“照片配钥匙”时，并无搜索结果。但在使用“远程”“图片”“配钥匙”等关键词时，能找到可以凭图制作钥匙的卖家。随即，记者以买家身份与一家店铺客服取得了联系。根据店铺信息显示，这家店铺经营锁具生意已有6年，是皇冠级店铺。在累计评价中，有不少买家给出了“配得很好，一点卡顿都没有”“估计什么钥匙都可以配，厉害”等评语。
　　“只要你提供钥匙图片，我们就可以给你配出钥匙”得知记者打算用图片配钥匙，店铺的客服表示这种业务“很简单”“不同的钥匙，不同的价格”。
　　在交谈中，客服让记者出示需配制钥匙的图片，并说要看钥匙的类型收取相应费用。记者向其出示了两款常用的家庭防盗门钥匙后，该店客服开价说，钥匙寄过去配单把收费30元，看图片配单把收费60元。不带尺寸的图片是200元起。
　　在记者选择看图片配制后，客服要求出示钥匙的尺寸，并发来两张钥匙尺寸的测量方法图，记者以嫌麻烦为由拒绝了该要求，并询问是否可以只凭借一张简单的钥匙图片就可以配出钥匙。该客服表示，可以。随后，其指导记者可将钥匙放在银行卡上进行拍照。据说，此举方便制作者准确掌握相关的比例。在此之后，客服还表示，看图配钥匙的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但该店铺会负责到底，直到能开锁为止，下单后不接受退款。
　　“一般家用钥匙，看图配制成功率都在90%以上，付款后48小时内就可以发货。你一付款，我们马上就可以制作。”得知记者着急使用，客服称加钱还可提供加急服务，最快当天发货。
　　锁芯安全级别越低越容易被复刻钥匙
　　凭借图片就能配钥匙，老式锁匙在如今是否安全不再？什么样的钥匙容易凭图复刻？怎么辨别自己使用锁匙的安全级别？本报记者就此咨询了从事开锁行业多年的任师傅。
　　“能通过网络远程配制钥匙，不是件简单的事，来图配制的成品不一定能用。”任师傅认为，一般通过图片配制钥匙，是根据钥匙的大概轮廓、深浅、高低，以锁匠师傅的主观经验配制的，准确率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至于什么样的钥匙容易被图片复刻？大家又如何辨别自己使用锁匙的安全级别？任师傅说，民用锁分为A、B、C三个等级，C级锁安全性能比较高。一般来说，级别越低越容易被配制，如A级锁的钥匙是平面的，只有单面单排弹子槽，容易被图片复刻。如何辨别自己使用锁的级别呢？通俗来讲，凡是能使用锡纸工具打开的锁芯，均为A、B级锁，如十字、单排、双排、曲线等弹子锁，都可以用锡纸工具轻松打开。C级锁用的是叶片、空转等特殊钥匙，不能被轻松打开，也是目前比较安全的防盗锁芯。
　　任师傅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养成出入随手反锁房门的习惯。其次，有条件的应更换安全级别较高的锁芯、把手，目前能够有效防止“锡纸开锁”的是叶片锁，也就是C级锁芯，专业人士对其开锁都要达270分钟以上。级别较高的锁芯防盗效果更好。最后，市民在丢失钥匙后，切莫大意，一定要及时更换锁具避免财物损失。另外，尽量不要在网上配制钥匙，以免钥匙被复刻又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
　　对于“看照片配钥匙”中涉及的法律问题。采访中，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根据我国法律，配钥匙的实体店需要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提供开锁服务的，因开锁属于特种行业，还需在公安部门备案，但目前网上对配钥匙业务尚无具体法律法规可以约束管理，网络卖家在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同时，也给不法分子留下漏洞。但提供看图配钥匙的卖家，如明知所配钥匙用于犯罪仍帮助配钥匙的，属共犯，依法应承担刑事及民事责任。
责任编辑：刘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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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纠纷属于民事案件 ，一方欠款，债权人应该通过法律渠道，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如果砸门入室并窃取财物的，根据现行的刑法规定，对入户盗窃，不论次数，不论盗窃价值的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具体规定如下 ：一、《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八条 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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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未经过户主同意私自进入他人住宅，并且拿了东西，算入室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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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J].
[XIAO Luzi, LIU Lin, SONG Guangwen, ZHOU Suhong, LONG Dongping, FENG Jiaxin.
Impacts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residential burglary based on rational choice theor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Doi: 10.11821/dlyj
Permissions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
肖露子1,2,, 柳林3,4,, 宋广文1,2, 周素红1,2, 龙冬平1,2, 冯嘉欣1,2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综合地理信息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2.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3.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公共安全地理信息分析中心,广州 510006
4. 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辛辛那提 OH 美国
作者简介：肖露子（1991- ）,女,江西樟树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犯罪地理与时空行为分析。E-mail:xiaoluzi@mail2.sysu.edu.cn
通讯作者：柳林（1965- ）,男,湖南湘潭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信息科学、犯罪时空分析与模拟。E-mail:lin.liu@uc.edu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团队项目（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03）;
入室盗窃影响人们的居家安全,已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但能结合中国国情,细化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对入室盗窃影响的研究尚未多见。以东南沿海大城市ZG市226个派出所为例,采用2014年入室盗窃警情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及路网数据,重点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潜在收益和风险两大维度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等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特征方面,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对入室盗窃率起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对入室盗窃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特征方面,普通商品房容易吸引犯罪者,成为作案目标,而原公有住房因子则能降低入室盗窃发生的风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房类型所呈现的风险收益比影响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入室盗窃犯罪分子对作案目标的理性选择倾向于遵循“安全第一、收益第二”的原则。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防控和警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理性选择理论;
Impacts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residential burglary based o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XIAO Luzi1,2,, LIU Lin3,4,, SONG Guangwen1,2, ZHOU Suhong1,2, LONG Dongping1,2, FENG Jiaxin1,2
1. Center of Integrat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sis,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Center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sis for Public Security,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4.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incinnati OH, Ohio, USA
Residential burglary is one of the common property crimes in China,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many scholars. Domestic literatures of residential burglary mainly focus on its spatial pattern and try to explain why some places suffer more crimes than other places do. Although some of them have explored how soci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ffect residential burglary, they failed to consider 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To address th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s applie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ial burglary in ZG city,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Using the data of residential burglary, census and road network from 226 police districts, a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is estimated. Results show that both of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burglary. In terms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police districts with more highly educated intellectuals suffer less residential burglaries, while those with more young and middle-aged migrant workers suffer more. As for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police districts with more ordinary commerci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are easier to attract residential burglars, and those with more public-owned hou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esidential burglary rate. In addition to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density of road network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sidential burglary, while the density of bus lines has no effect on it. In conclusion, the balance of the perceived risk and reward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s would affe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rglaries. Residential burglars roughly follow the rule of "safety first, benefit second" when committing crimes. This study can shed light on how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sidential burglary in China,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the police.
criminal geography;
community environment;
rational choice theory;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其中的犯罪问题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近些年大城市的入室盗窃案件不断发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较大的威胁,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居住安全。关于入室盗窃等犯罪的研究已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
目前国外有关入室盗窃的研究较多且体系相对完善[,],但由于中西方国情的差异,西方的理论和规律能否应用于中国仍需进一步的实证;而国内犯罪地理学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关中国入室盗窃方面的研究仍较为稀缺[,]。此外,由于大城市的空间形态复杂,商品房、自建住房、原公有住房、保障性租房等构成了多元的物质住房形态;不同人群的住房分异明显,既有高收入、高学历人群集聚区,又有低学历外来务工人员的集聚区[-]。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分异及交织,加剧了入室盗窃成因的复杂性[,]。中国入室盗窃的格局特征及其成因仍有待进一步分析。
犯罪地理较成熟的理论有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CPTED）、社会失序理论、日常活动理论及理性选择理论等[]。CPTED通常与社区建成环境相结合,认为通过对空间环境的合理设计能够有效减少犯罪发生概率,强调微观物质空间对犯罪的影响[];社会失序理论强调社会环境尤其是社区紊乱会导致犯罪的增加[];日常活动理论则强调在缺乏有效监管措施的情况下,潜在的犯罪者与受害者相遇会导致犯罪的产生,突出人的出行行为对犯罪空间格局的影响[]。入室盗窃指的是非法进入他人住所进行盗窃,犯罪者如何选择作案目标应是基于对目标本身及其所处环境的作案风险与收益的综合判断。CPTED、社会失序理论、日常活动理论各有侧重,但入室盗窃的成因复杂,与此三大理论均有一定的联系,若仅选择一个理论,较难构建系统地反映入室盗窃犯罪特点的分析框架。相比之下,理性选择理论更具包容性,它将犯罪者看作一个“理性人”,认为他们的作案动机遵循潜在收益最大化、风险及成本最小化的特征,为分析入室盗窃的机理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在探讨社区环境与入室盗窃这一研究问题上更具有系统性[,]。
理性选择理论由Cornish等首次运用于犯罪者的作案目标选择,潜在收益、风险、成本是该理论的三大重要维度[]。成本与风险越小,潜在的收益越大,越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作案地可达性是衡量成本的重要指标,可达性越高,则成本越低,越容易吸引犯罪分子[,]。潜在收益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平均房屋价值越高的社区,其被盗的可能性越大[]。Nee等通过对犯罪者的采访调查发现,入室盗窃者会根据住房的外观状态,譬如房屋大小、房屋维护情况等判断其可能的价值,从而决定是否潜入作案[]。风险与社区的社会控制存在较大的关系。社会控制包括正式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社会控制,前者是指正式的防控力量,如警察、保安等;后者是指邻里守望效应或集体效能,即邻居之间的社会凝聚力以及他们为集体利益干预制止扰乱社会秩序的意愿[]。社会控制越强,犯罪分子的作案风险越大,该社区越不容易被盗。例如,人口流动性大、种族异质性强的社区往往社会控制较弱,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选择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理性选择理论虽从三个维度探讨犯罪分子如何选择目标进行作案,但是由于社区环境的复杂性,风险与收益并存,具体衡量的指标往往与这两者均存在关系。例如,较为富裕的社区潜在的收益较大,但往往安保设施相对较好,社会控制较强,犯罪风险较大,不同的犯罪者做出的判断存在差异。针对比利时的研究发现,犯罪者选择高价值房屋的概率较其他房屋更低,因为进入作案的风险较高[];而针对荷兰的研究发现,房产价值越高,则被盗的可能性也越大,潜在收益起主导作用[]。
中西方的住房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及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中国住房特征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了本地人的自建住房、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单位住房、市场经济时代的商品房及政府主导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等并存的格局[]。郊区的农村自建住房及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单位住房社区由于拥有较为熟悉的邻里关系及邻里互动,往往可形成较好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而中心城区及城郊地区的自建住房主要为城中村,由于主要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区,社会控制较弱。商品房及保障房社区主要是高层住宅,邻里关系相对陌生,但是安保设施相对较好[]。因此,不同类型的住房对应的潜在收益与风险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已有的西方文献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复杂的住房特点。
国内学者对入室盗窃的研究多以个体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住房是否安装防盗门、住房层高、建筑的新旧程度等均会对入室盗窃有影响[-]。但此类研究的样本较为局限,例如杨刚斌等仅对门禁小区进行了研究[]。而且他们并没有将房屋的微观特点与住房类型相结合,缺乏对房屋所处宏观环境的讨论。社区的人口特征是影响入室盗窃的另一重要因素。古杰等研究发现,外来人口越多的地区,入室盗窃的发生概率越高,外来人口聚居地区往往呈现出较强的社会失序状况[];陈刚等基于全国尺度的研究同样发现流动人口对入室盗窃存在显著影响[]。但龙冬平等在针对入室盗窃的研究中发现,流动人口对入室盗窃并不存在影响[]。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与指标体系的选择有关。例如龙冬平等并没有将住房的类型纳入到分析框架,而住房作为入室盗窃犯罪的最终目标,其特征在犯罪者的决策过程中必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综上,部分文献对中国的入室盗窃的格局和机理进行了研究,但它们鲜有综合考虑到不同住房类型风险收益的特点及其对犯罪的影响,衡量人口特征的指标也较单一,对西方理论在中国应用的适用性及其拓展时应注意的问题讨论得仍不够充分。为此,本研究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丰富和细化社区住房特征、人口特征的衡量体系及其理论含义,建立定量模型探讨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力求对入室盗窃的形成机理有更全面的了解,以期在犯罪地理理论和指导警务实践方面能有一定的贡献。
2 概念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犯罪分子对作案目标的综合判断,需要权衡潜在收益、风险及成本,寻找最有利的社区环境进行作案。对于入室盗窃而言,潜在收益通常反映为犯罪者对目标房屋可被偷盗的财富的判断;风险则是指犯罪者作案后被捕的风险,主要与社会控制、安保设施相关;成本主要体现为犯罪者的出行成本。基于此,本研究的概念框架主要围绕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三大要素进行展开（图1）。
Conceptual framework
在表征维度方面,潜在收益和风险主要体现在社区的住房特征和人口特征上,社区的特征同时与收益和风险密切相关。例如住房条件好的社区较富裕,犯罪者能获得的潜在收益较大,但同时由于监管措施较好,犯罪者也将面临较大的风险;人口组成复杂的城中村,社会控制效应及安保力量较弱,犯罪者面临的风险较低,但同时潜在收益也可能较低。犯罪者更重视安全还是收益,仍需进一步的探讨。成本与交通可达性存在较密切联系,目标社区的交通越便捷,犯罪者的出行成本越低。在衡量指标方面,根据上文对文献的梳理和对中国情况的考虑,本研究选用住房面积、建筑层高、建筑年代、房屋租金、住房来源对目标社区的住房特征进行衡量;选用年龄、学历、户口、职业衡量社区的人口特点;选用社区的道路网密度和公交线路密度反映社区的交通可达性。
下文中,将从数据与方法、变量分析、模型结果和结论讨论等方面对这一概念框架进行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与论证。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数据来源
选取东南沿海发达城市ZG市进行分析,研究区域包括ZG市行政边界内所有城乡区域,研究单元为派出所。派出所是中国公安部门的基层机构。宋广文等以派出所为研究尺度发现,该尺度对犯罪分析有较好的效果[];Boessen等认为中观尺度的社区环境对犯罪有较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中,去除没有居民居住的派出所（火车站派出所、会展派出所）之后,共有226个派出所纳入分析。派出所的平均面积为32.91 km2,50%的派出所面积小于10 km2,最小为0.20 km2,最大为463.53 km2。另外,每个派出所平均包含11.69个社区。其中一个派出所最少包含一个社区,最多包含34个社区。
研究数据包括2014年ZG市入室盗窃警情数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2014年交通路网数据。入室盗窃警情数据包含报警时间、案发地所在派出所等信息;人口普查数据包含基于社区尺度的人口属性、年龄、住房类别、房屋租金、职业类型等。交通路网数据主要是采购导航公司的导航路网数据,能覆盖车辆通行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于以派出所为研究单元进行分析,人口普查数据和交通路网数据均汇总到派出所进行统计。
3.2 变量与假设
3.2.1 变量提取 因变量为2014年每万人入室盗窃案件发生率,即用派出所辖区内2014年发生入室盗窃的警情总数除以辖区内的居住总人口（万人）。
自变量的选取包括交通可达性、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三个方面：
（1）交通可达性：交通可达性主要以派出所辖区为单元,包括道路网密度和公交线路密度。道路网密度为派出所内路网的总长度与派出所辖区面积之比,反映该地区与外界交流的便捷程度。公交线路密度计算方法为：通过统计一个派出所内每个站点的经过的公交线路数量之和,得到该派出所内各站点公交线路总和,再除以该派出所辖区内总人口数量,即得到公交线路密度。公交线路密集的区域,与外界交流的交通费用成本相对较低。
（2）人口特征：六普数据中含有丰富的人口特征信息。但是由于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降维从而更好地表征ZG市人口特征。主成分分析要求纳入分析的数据是正定矩阵,而变量间相关性太强则会导致非正定矩阵出现。因此,经过筛选,考虑各变量的因子载荷,最终选择对学历、职业类型、年龄、户籍地、户口性质相对应的13个指标进入分析。KMO值为0.536,表明该指标选取可进行因子分析。按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共提取3个主因子。并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Varimax正交旋转,旋转后的前3个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80.3%（表1）。三大主因子包括：① 高学历知识分子。该主因子的职业结构表现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该群体学历高,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地位。② 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该主因子表现出明显的青壮年外来人口特征,职业结构主要表现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因此主要代表城镇化背景下大量涌入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③ 农业人口。该主因子主要表现出低学历及“重农轻商”的特点,主要为农业人口。
表1(Tab. 1)
人口特征主因子旋转成份矩阵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因子1高学历知识分子
因子2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
因子3农业人员
19~30岁(%)
初中及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
常住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户口在本省其他县市(%)
外来人口户口登记为省外(%)
农业人口(%)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人口特征主因子旋转成份矩阵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3）住房特征：与人口特征筛选方法相一致,从住房面积、建筑层高、建筑年代、房屋租金和住房来源中筛选出20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596,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五大类主因子,经Varimax正交旋转后的前5个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80.3%（表2）。五大主因子分别为自建住房（包括远郊农村住房和城中村）、普通商品房、高档商品房、原公有住房及保障性住房。① 自建住房：该主因子与大面积住房、低出租率、低楼层、自建住房有较强的正相关,与小面积、高出租率有较强的负相关。从空间分布看,该因子得分较高（符号为正,绝对值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农村地区;得分较低（符号为负,绝对值较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城中村较多的区域。因此,可认为该类因子是自建住房因子,因子得分符号为正时,代表是农村自建住房;得分符号为负时,代表的是城中自建住房,即城中村。② 普通商品房：该主因子主要表现为高购买商品房及购买二手房率,低自建住房率,且楼层以4~9层为主,一般而言,该类住房主要为楼梯式商品房。③ 高档商品房：该主因子主要表现为高租金（租金&1000元）及高楼层（楼层&10）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高层高租金的高端住宅。④ 原公有住房：该主因子表现出明显的房屋建筑年代较远（1979年以前）,且以小户型（户面积50~80 m2）为主,房屋属性主要为原公有住房。⑤ 保障性住房：该主因子主要表现为高购买经济适用房比率及高租赁廉租房比率,理解为政府为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提供相应住房保障。
表2(Tab. 2)
住房特征主因子旋转成份矩阵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of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因子1自建住房
因子2普通商品房
因子3高档商品房
因子4原公有住房
因子5保障性住房
每户50 m2以下(%)
每户50~80 m2(%)
每户80~140 m2(%)
每户平均面积(m2)
每户平均房间数(间)
3层及以下(%)
10层及以上楼房(%)
1979年以前(%)
2000年以后(%)
租金500元以下(%)
租金2000元以上(%)
自建住房(%)
购买商品房(%)
购买二手房(%)
购买原公有住房(%)
购买经济适用房(%)
租赁廉租房(%)
租赁其他住房(%)
住房特征主因子旋转成份矩阵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of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3.2.2 变量假设 本文选择的指标体系与理性选择理论的三大要素（潜在收益、风险及成本）的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成本主要与交通可达性相对应,潜在收益和风险与社区环境（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相对应。
表3(Tab. 3)
自变量的理论假设
Theoretical hypothese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变量/主成分
变量分析假设
理论总效应
道路网密度
可进入性强
公交线路密度
可进入性强
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
目标价值较高
社会控制较强
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
目标价值较低
社会控制较弱
自建住房因子
目标价值较低
安保设施较差
普通商品房因子
目标价值较高
安保设施一般
高档商品房因子
目标价值很高
安保设施较好
原公有住房因子
目标价值较低
安保设施一般,非正式社会控制较强
保障性住房因子
目标价值较低
非正式社会控制较弱
自变量的理论假设
Theoretical hypothese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交通可达性方面,道路网密度及公交线路密度主要反映出该区域的交通便利程度,交通便利、可达性高的区域对于犯罪者而言,通勤成本相对低,可达性强,从而导致犯罪的增加。
人口特征方面：① 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取值越大的区域可盗取财物价值越大,作案收益越高,但由于该群体警惕性高,社会秩序良好,社会控制强,犯罪者被抓获风险也较高,总体而言,高收益与高风险相抵,使得该因子对入室盗窃无显著影响。② 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值越大,则表明该区域居民拥有财物价值较小,潜在获益相对较低,但由于这类人群的流动性较强,邻里关系较难构建,社会控制较弱,潜在的被抓风险较低。因此,低收益与低风险结合,该因子同样对入室盗窃无显著影响。③ 农业人口因子值越大,表明该地区主要是农业户口人群集聚的地区。该地区作案潜在获益较低,但是作案风险相对也比较低。由于该因子与自建住房因子存在较强相关性,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该因子将不再纳入分析。
住房特征方面：① 自建住房普遍楼层比较低矮,安保设施较差,因此可进入性相对较强。此外,无论是郊区住房还是城中村住房,潜在的财物价值相对较低。整体而言,该因子对入室盗窃无影响。② 普通商品房：这类住房潜在获益较高,同时,该类住房楼层相对较低,可进入性较好,安保设施一般,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③ 高档商品房：这类住宅楼层较高,可进入性弱,安保防护系统良好,风险较大,此外,潜在的可盗取财物价值较高。因此,高风险高收益的高档商品房对入室盗窃无显著影响。④ 原公有住房主要集中在老城区,主要住户为附近机关事业工作人员或退休人员,邻里关系依然相对其他住房类型来说更融洽,非正式社会控制较强,作案风险较大,且该类住房年代较远,从住房外观特征来看潜在获益较低,因此,原公有住房成为犯罪分子目标的概率较小。⑤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政策指导下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主要用于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离市中心比较远,非正式社会控制较弱,住户经济收入相对低,风险小、收益低,因此对入室盗窃无明显影响。
可以看出,潜在风险和收益共同作用于社区的人口特征和住房特征因素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各类因素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往往很难通过定性的分析去衡量,需要定量的统计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3.3 模型构建
犯罪数据往往呈现过离散现象（方差大于均值）[]。在泊松回归系列模型中,泊松回归模型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因变量的期望值与方差相等,而过离散数据常导致系数估计的标准误被低估,进而影响T检验,造成解释变量显著性的误判。负二项回归模型属于泊松回归模型系列,它在泊松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残差项的估计,认定残差服从Gamma分布,从而大大提高了对过离散数据的拟合程度。泊松回归模型的概率分布公式为：
式中：参数λi采用下述回归模型进行表征：
式中：λi为第i个研究单元中的案件数量;参数λi取决于一系列的解释变量Xi;xi表示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β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中,β0是一个常数,相当于截距。
泊松回归模型因变量的方差与期望值相等,均等于λi,而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增加了对残差估计的Gamma分布后,其期望值和方差值如下[]：
式中：当α等于0时,即为传统的泊松回归模型,随着α的增大,因变量的分布将越来越离散。因此,如果α显著大于零,则应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在构建模型过程中,受限于自变量特征及模型的准确性,往往需要采用案件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因此需要对公式（3）进行转换[],转换后的公式：
表示人均犯罪率;ni表示对应研究单元的人口数量。
公式（7）由公式（6）变换得到。由公式（7）可以发现,通过增加令其系数为1的ln(ni)变量,则该泊松回归模型由对案件量的分析可转化为对人均案件率的分析。
4 变量分析与模型结果
本节首先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介绍数据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建立负二项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在模型构建中,由于农业人口因子与自建住房因子的共线性较强,因此,人口特征中的农村人口因子不纳入模型中进行分析。
4.1 变量分析
4.1.1 因变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2为入室盗窃案件基于派出所尺度的随机点分布。网格大小为5 km×5 km,每一个点代表30起入室盗窃警情。ZG市入室盗窃在空间上主要形成两条轴线：由E3-L6构成的纵轴及G2-H10构成的横轴。其中,中心城区主要区域位于网格F2-I5,这些区域既是入室盗窃案件量高的区域,同时也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此外,网格J4-L5及E2-E4区域也是案件集聚区,主要位于城郊地区。在中心城区东侧的H8-H10区域有一条狭长的入室盗窃聚集区,主要沿城市干道两侧分布,该区域是ZG市重要的工业基地,集中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
2014年ZG市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特征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burglary in ZG city in 2014
4.1.2 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4介绍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平均值、方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入室盗窃率和公交线路的方差值最大,分别达到38.69,说明数据分布较离散,其中公交线路的均值为28.69线路/万人,而公交线路密度差值最大的两个派出所达到686.46线路/万人。需要注意的是,共有12个派出所没有公交线路途经,其中1个属于历史文物保护区,5个林场或林业派出所,6个位于距离市中心偏远的乡镇派出所,主要通过乡镇巴士与市中心联系。道路网密度值分布也较离散,派出所辖区的平均道路网密度达到8.02 km/km2,路网最密集的派出所辖区其道路网密度达到30.21 km/km2,但其中有一林业性质派出所,以低等级道路为主,由于信息采集难度大等客观原因,该派出所道路网密度为0。人口特征和住房特征的因子分析经过正交旋转处理,平均值为0,方差为1。不同因子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存在差异,高档商品房因子、原公有住房因子、保障性住房因子的差距最大,自建住房的差距相对较小。
表4(Tab. 4)
变量的描述统计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入室盗窃率
道路网密度
公交线路密度
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
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
自建住房因子
普通商品房因子
高档商品房因子
原公有住房因子
保障性住房因子
变量的描述统计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4.2 模型结果
通过表5可以看到,模型alpha值显著大于0,因此应该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而非传统泊松回归模型。各自变量的VIF均值小于2,最大值也不超过3,证明了自变量的共线性较弱,模型指标选择合理。
表5(Tab. 5)
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率影响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residential burglary
Robust Std. Err.
交通可达性
道路网密度
公交线路密度
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
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
自建住房因子
普通商品房因子
高档商品房因子
原公有住房因子
保障性住房因子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率影响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residential burglary
模型结果表明：交通可达性上,路网密度对入室盗窃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理论总效应（表3）一致。较高的路网密度有利于该地区与外界进行各种交流,犯罪者可达性高,从而这些地区更容易成为犯罪者的目标。而模型中公交线路密度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明显,与假设理论总效应不符。对于入室盗窃者而言,公交可能并非主要的交通作案工具,公共交通工具由于固定的线路,不一定方便他们寻找目标和逃逸,电动车或其他机动车可能是他们较常用的交通工具。
人口特征方面,高学历因子及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的模型表现与其理论总效应并不一致。在假设理论总效应中,高学历因子的“高风险、高收益”与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的“低风险、低收益”中风险与收益相互制衡,对该地区的入室盗窃无显著影响。模型结果则显示：① 高学历因子对当地的入室盗窃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反映出对于高学历因子值较高的区域,社会控制强度大,进入此地作案给犯罪者带来的风险大于潜在收益。良好的社会秩序将显著遏制犯罪行为,其影响甚至超过了预期的高收益对犯罪者的吸引。② 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对入室盗窃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样从潜在收益和风险的角度分析,证明在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比例较高的地区,即便潜在收益可能相对较低,但是暴露风险的可能性降低将显著促进犯罪者的作案行为,从而导致该地区入室盗窃率的上升。
住房特征相关因子与理论总效应假设亦基本一致。① 自建住房、高档商品房及保障性住房风险收益比较低,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显著。② 普通商品房因子对当地入室盗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普通商品房相对而言可供偷盗的财物较多,而其相对一般的安保设施对于有经验的入室盗窃者而言,往往可以找到合适的地方进行隐藏及逃逸。因此,潜在的高收益及相对并不严密的安保设施对犯罪者具有明显的诱惑性,使该地的入室盗窃率显著提升。③ 原公有住房因子对入室盗窃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观上较为老旧的住房形态及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的作用均能有效降低该地区入室盗窃的发生几率。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结合理性选择理论,考虑成本、风险、收益三大维度,综合探讨了人口特征、住房特征对入室盗窃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结论：
（1）人口特征方面,高学历知识分子聚集度较高的地区,入室盗窃率相对较低,而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比率越高,则当地的入室盗窃率将显著增加。
（2）住房特征方面,普通商品房容易成为犯罪者的吸引目标,原公有住房则会降低入室盗窃的风险,自建住房、保障性住房、高档商品房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显著。
（3）理性选择理论对于解释中国入室盗窃的成因有较好的效果。该理论从犯罪者的视角出发,从潜在收益、风险及成本三大维度解释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入室盗窃。本实证研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入室盗窃犯罪分子遵循“安全第一、收益第二”的选择原则,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即便潜在收益价值相对较小的区域作案。
总体而言,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的中西方研究存在异同。相同之处例如起源于西方的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仍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具有较好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口组成能有效降低入室盗窃的风险[]。此外,外来人口密集区域更容易吸入入室盗窃者,与古杰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不同之处或说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① 这是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入室盗窃方面的具体化应用,重构了相关概念的衡量方式。中西方的社会环境与建成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必然造成犯罪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西方的研究主要关注种族异质性,而中国的研究更加侧重外来人口[,];住房特征方面,西方的房屋形态主要指单栋住宅、联排房屋等,与国内的各大主要住房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② 本研究较好地分析了国内典型的住房类型的特点及其对入室盗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住房市场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空间形成了多种制度背景和建筑形态并存的格局。本文首次采用定量方法探讨不同住房类型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初步构建了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指标分析体系与方法,是对已有犯罪地理文献的有效补充。
理清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认识入室盗窃与社区环境关系,从而能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城市改造或警务防控,减少犯罪的发生。例如根据研究结论,城市管理部门可采取通过提升社区居民融入的方式,增强人群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凝聚力,使其更具备责任感,提升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效果;也可针对不同类型的住房性质,有所侧重地分配警力,提高警务效率;此外可通过城市规划,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开展混居策略,抑制犯罪发生的风险。受限于数据和文章篇幅,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由于数据的原因,无法具体衡量警力布置、巡逻路线等要素;对各社区环境要素对入室盗窃影响的时间变化考虑不足;以不同尺度为研究单元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即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等。这些将在日后的研究当中不断完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陈宏胜, 李志刚.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 对广州的实证. 地理学报, 2014, 69(12): 1821-1832.
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通过房权指数T、房权分异指数ID和房权集中指数II三指标对广州市城市社区的房权分异进行测算,并使用＂六普＂数据从人口、制度、市场、住房四项维度对影响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71,属较高水平;各区房权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分布由城市核心到边缘可分为＂中—低—高＂三类,中心区较为混合,而郊区则呈现较为极化的格局;广州中心区城市房权分布以越秀、荔湾、海珠三区交接处为中心,房权指数最高,老城区外围房权指数最低,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第二,就空间分异而言,广州不同房权住房的空间分异度为0.45,集中指数为0.68,属中等水平,说明广州的房权分异并不明显,不同房权类型的住房呈现相对混合的空间分布;但各区则呈现差异化格局：近郊区的房权分异强（空间极化）、远郊区房权分异弱（空间混合）,近郊区房权分异最为突出。在机制上,婚姻状况、年龄构成、学历状况、户籍制度、社区居住条件等5个要素对社区房权有显著影响;总体模型表明,婚姻和户籍是影响社区房权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说明当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房权的分布格局主要由家庭和制度因素驱动,而非由市场因素驱动,以此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与西方的差别。
[本文引用:1]
[Chen Hongsheng, Li Zhigang.Tenure-based housing segregation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2): 182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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