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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5月开始，组织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查处以直销名义和股权激励、资金盘、投资分红等形式实施传销违法行为的专项执法行动。 []
作为一家务实诚信的民族企业，公司一直以来都有明文规定，严禁业务人员对产品信息进行夸大宣传，并将此列为违规行为。 []
一直以来，古润金怀揣一颗赤诚的“侨商”之心，秉承“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同胞精神，弘扬侨商爱国爱乡的民族情怀，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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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和投诉　　作者：@cpf22　　一，欧洲人看明朝　　 　　16世纪末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一部分来认识中国的。在门多萨的笔下： 　　（1）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称“大明（tame)人”。全国划分15个省（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分其境内为南、北二直隶， 13承宣布政使司，常称15省——笔者），“每省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国家为大”。 　　（2）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整、宽阔，“官道”可容15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两侧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有水道相连，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3）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建筑用材举世无双，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只有用锄才能将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园。中国最雄伟的建筑就是长城，长达500里格（每里格约合 5572米），是为防御鞑靼人而修建的。 　　（4）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产品。“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提及此点会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大吃一惊。”中国人普遍穿着丝绸服装。中国农田管理得很好。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有如花园。矿产也很丰富。“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 　　（5）中国出产的手工艺品极为精致。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 　　（6）中国商业发达，买卖兴盛。每条大街往往只经营一种行业。看到第一家商店就知道这一条街是卖什么商品的。中国匠人的手艺都是祖辈相传。中国货币种类繁多，金、银凭重量使用，而没有一定式样的金币或银币。 　　（7）中国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中国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 　　（8）中国皇帝具有统治国家的全权。各级行政官吏有效地行使权力。他们是通过科举产生的。中国有完整的法律。官吏和贵族出门要坐桥，而妇女则从不在外从事社交活动。中国饮宴豪奢。中国人有自己的乐器。 　　（9）中国历史悠久。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10）中国人在科学技木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但对中国火炮的效能，欧洲人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因为门多萨未到过中国，所以他没有对上述歧义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他还引用了后者如下一段文字：“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门多萨摘引这一大段有关中国城市设防的论述，绝不是无目的的。这实际上表明，他认为中国火炮是很有威力的。此外，门多萨对于中国造船、造纸以及其他工艺都有所介绍，并一一指出优于欧洲的方面。 　　克鲁斯在《中国志》中也曾盛赞中国的科技成果，门多萨显然引用了很多克鲁斯的观点，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做了更全面的介绍，其评价也更高。像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而门多萨除上述内容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900年使用印刷的历史。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在中国火器的应用方面，门多萨也传达给西方人更多的信息。科学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示器。门多萨对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客观评价无疑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欧洲人看满清 　　马戛尔尼回程“纪事“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鞑靼皇帝 　　在热河，满清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满清是靠互相支持的两大系统来控制帝国的：一是司武的鞑靼世袭贵族，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汉族文职官员。我们这批英国人在鞑靼中心逗留时，对这种延续了3个世纪的奇特现象比别的游客更印象深刻。 　　马戛尔尼接见过一个名叫博达望（音译）的年轻鞑靼贵族，帽子上饰有红顶子和双眼花翎，他自豪地谈到了本朝的来历。按他的说法，皇上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代，蒙元征服了中国，并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被明朝推翻。同马戛尔尼一起被宴请的鞑靼亲王都是各部落首领，他们都能招兵，称之为“旗“。 　　满洲贵族打仗是爱用弓。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乾隆爱用的武器也是弓。“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下地放枪更加令人激动。高贵的武器打高贵的猎物。猎人与猎物的运气是相等的。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了鞑靼这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明末的反清并不是民族斗争，不是什么捍卫明朝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进步与落后，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那些坚定反抗满清侵略，为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英雄，他们的每个人的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他们不仅是中国的英雄，同样也是世界的英雄，他们捍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利益，他们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满请的谎言来污蔑他们，那只能说是丧尽天良的行为　　 　　在马戛尔尼们眼中，什么盛世，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 　　这些，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说得很详细。马戛尔尼们戳穿了满清的盛世神话，在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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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那時我們是中國，現在不是，　　我們只是生活在一個名字簡稱叫中國的國家　　
　　热兵器出现之前，农耕民族一直都是游牧民族的菜，从黄帝部落打败炎帝部落一直到满清打败汉人，吃亏最大的就是满人，连皇帝老子努尔哈赤都被红衣大炮轰的稀巴烂，康熙乾隆深知如果人口占优势的汉人一旦掌握先进的火器，就没有满人什么事了，所以拼命压制，结果让外来的侵略者们捡了个大便宜，痛定思痛之后才允许曾国藩组建“新军”，正是这些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从而敲响了满清灭亡的丧钟。　　
　　明清和国共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　　
　　作者：@sunleiji 　　@sunleiji 　　中国这个新的第一工业国开始造航母和隐形飞机。　　-----------------------------　　@阿尼玛卿山 145楼
21:37:51　　玩别人玩剩下的没有用的。美国和德国当年开始玩电气设备，而英国玩的还是蒸汽。什么时候你造其他的新玩意航空器（比如类似飞碟之类的东西）或者船舶（比如类似磁悬浮的海上悬浮船之类），再来说这个话。　　-----------------------------　　什么叫有用没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德国，如今的日本、韩国那个不是靠山寨起家的，难道中国人要把前人走过的路自己再摸索走一遍，中国现在能造隐形战机了，可能是还没美国先进，但二十年前呢，那时美国F22已经在天上飞了，中国却连八二爷都还没吃透，那是一个令中国人近乎绝望，看不到希望的年代，银河号被查，大使馆被炸，飞机被碰，台海军演被航母威慑，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是近乎15年台毒的猖獗和美国的得意，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大陆虽然落后，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科技和军事工业的发展从1980年代就开始转变，财力也在不断聚集，更重要的是在那看不到希望的年代里总是有群人默默无闻的奋战在祖国的各条科研战线上，所以，今天我们才有了嫦娥奔月、蛟龙入海、北斗导航、载人航天、太空对接、超大尺寸钛合金构件3D打印、天河二号、J20、J31隐形战斗机、利剑隐形无人战机、052D隐形驱逐舰、054B多用途隐形护卫舰、DF31A、DF41战略导弹、DF21D反舰弹道导弹、中段反导、反卫星、激光武器等等高科技装备，为了这些科研成果我相信倒下的绝不止罗阳一个人，而你轻描淡写的一句“玩别人玩剩下的没有用的。”就否定了凝聚一代人心血甚至生命的这一切。说到这，我已经清楚你就是属于本贴所说的以GDP无用论来否定中国发展成就的逆向民族主义者。　　作者：@刘凯H 时间：　　@阿尼玛卿山 　　照当时收税的章程来看，这个数据也许是说得过去的。问题在于，这个十五税一，并不是在GDP的基础上，而是在税务系统所能控制的范围和深度以内。我们只知道当时税务系统很原始，不知道会漏报多少，也不知道收税的成本有多高，只知道比现代化的系统高得多，但无法定量。 　　所以，从几税一这个点出发去逆推GDP，那是一笔糊涂账。反倒是楼主提出的另一个出发点比较可靠，那就是长工全国平均工资5两银子。但楼主接下去的思路就完全错了，把长工的收入当成标准的男劳力的收入。实际上那个年代长工是属于收入较低的群体，如果要找平均的标准男劳力，那是佃农。佃农的收入若是比长工高一倍，那就是10两银子。我们也知道那时候一般佃农交租是三交一，那么一个佃农或者一个标准男劳力产值就是15两银子，一户人家算男女老少四口（一般都是这么算），另外三个人一共可能是10两银子的产值。那么每户产值是25两，全国一亿户，那么就是25亿两。 　　这是假定全国全是农业的情况。事实上有一部分工商业，人均产值明显高于农业，那么全国产值可能就超过30亿两。1820年财政收入4000万两，和百税一是相差无几的。　　—————————————————　　嗯，不好意思，昨天没仔细看加上困了没仔细想。今早想了想，发现有两个大漏洞我们忘了考虑了：　　第一，中国有收实物税的传统，所以4000万两只是白银税收而不是全部的税收，实际应该在一倍以上，可能实际一亿两都不止！　　第二，这里把中国和西方的白银价值等价了，这是个大的误区！虽然大航海时代已经到来三百多年，但是中国还没有融入西方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本来欧洲的白银就不值钱，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地不断把白银运到欧洲，欧洲白银价值一直都在不停的贬值中。而中国历来缺少银矿，历来都是钱贱银贵！　　我记得有人通过折算黄金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宋时一个普通的中产之家都比当时的欧洲首富有钱；而当时的欧洲首富又比现在的比尔盖茨有钱的多。很明显，中西方贵金属的价值是完全不对等的！这就是关键所在！　　清朝人口是增加了不少，不过可耕地面积增加有限；人均收入增加，我怎么都觉的不靠谱，难道是指红薯玉米等高产耐灾作物推广后人均粮食产量变多了？；关于第三点，有道理，清朝在实行士绅一体纳粮之后，可收税的土地远远高于明朝！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虽然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是也增加了大量的人口。个人认为它仅仅只是增加了中国百姓受剥削的忍耐力（更加耐饿，但营养更差），对提高人均收入毫无益处（至少1820年是这样的）。其实，按实际购买力换算GDP的做法是可取的，不过西方人在上世纪以前包括上世纪都没有真正了解过我国，他们的很多数据都是建立在西方的逻辑之下，并不十分靠谱！　　其实长工年收入按3?5两算比较靠谱，当时人口3亿，算有两亿劳动力（考虑到当时老人和小孩妇女都是干活的），就算人均GDP是5两（这里不算不会计入税收的自产自用的布衣和一些自用物品，这里已经考虑了工资和GDP的差距）。当时总GDP按15亿算，清政府实际税收应该在一亿两以上（这里包含了4000万两银子和粮食等各种实物税），所以十五税一基本上就对上了。　　但是这里是按中国白银价值计算的，如果按西方白银价值计算，应该能高好几倍！　　总的来说，如果按实物GDP算的话，1820年清朝GDP远高于英国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当时工业还不发达，产业工人很少，还没有出现高劳动生产率轻松压倒劳动力数量的情况，而清朝的人口优势毋庸置疑，决定了清朝GDP远高于英国！　　作者：@giga_fans 　　@sunleiji 　　1820年英国财政收入6000万英镑，折合1.71亿两白银，1811年英国ＧＤＰ3.34亿英镑，折合9.45亿两白银，1820年清朝财政收入4000万两白银，只是1811年英国ＧＤＰ的１/24,是1820年英国财政收入的1/4,就算清朝财政收入十五税一，ＧＤＰ折合6亿两白银，也不及1811年英国的ＧＤＰ，1820年清朝ＧＤＰ更不可能是英国的6倍。1900年英国的ＧＤＰ达到18.85亿英镑，财政收入1.4亿英镑，清朝也突破了1亿两白银，但是英镑对白银的汇率却跌到......　　-----------------------------　　@阿尼玛卿山 7楼
21:43:01　　清朝财政之所以被诟病，就是因为税率太低，当然不是因为不愿意多收税，而是没那个能力收，陈旧无用的财政系统、行政系统都做不了这件事。“就算十五税一”，你以为已经很少了，其实满清的收税能力比这个还低，我记得好像有人研究过是GDP的1%。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人民的税负少。为了收这1%的税，行政部门除了正常的手续和维持费用之外，还要大肆摊派加码，中饱私囊，结果往往人民的负担增加十倍甚至几十倍，实际上可能变......　　-----------------------------　　这个，清朝的商税是值百抽五。广州十三行的贸易，私下加征的税额是额定税额的150%左右，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朝贡”，乾隆爷龙心大悦，把使团随带的货物的关税，大约7000两银子给免了，岂料使团成员闻讯大怒----因为他们交给我大清海关的税额是20000两，这时他们才明白满清官吏从中浮征了多少税！　　鸦片战争后，鬼畜的英国逼迫满清让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其一，开放口岸（接近产区，降低采购成本）；其二，就是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是值百抽五，不准另外乱加税！　　顺便说下，1840年后，满清财政收入暴涨（为了还债和打仗）。主要来源是厘金-----厘金名义上不算“加赋”，事实上只要地方官有兴趣，设一个关卡征收厘金，想征多少就能征多少。只是对于外贸商品，因为有“南京条约”在，不能乱征厘金。
　　作者：@giga_fans 　　@阿尼玛卿山 　　@sunleiji 　　事实上清代城里中等人家消费支出平均每月一两白银左右，农民就更不用说了。　　==================================？　　我对你这个“消费支出”的理解是“可支配收入”进行的消费，消费的是除了吃饭租房等固定支出之外的收入。假定红楼梦里丫头袭人的可支配收入（袭人月例二两，没有吃饭租房的支出）是中等人家的两倍，那么正好符合。　　-----------------------------　　@sunleiji 95楼
21:39:28　　当时消费支出中吃的占大头，按现在的说法是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　　-----------------------------　　@阿尼玛卿山 102楼
23:03:22　　如果真是这样，城里中等人家的消费支出每月一两（按你的说法，可支配收入低于二钱）是低估了，袭人在贾府只是小老婆的身份，可支配收入比中等人家高十倍（二两对二钱），不大可能。　　当然，贾府是大贵族，完全可能特殊。你把那一两的数据来源指出来，并且能证明它是典型的平均数，就能证明你的观点。　　-----------------------------　　红楼梦中，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吃了顿蟹宴后，计算开支在20-30两间，惊叹够中等庄户人家过一年的了。　　曹雪芹后半生潦倒，因此他说20多两银子够中等庄户（小地主）一年开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误差。　　袭人是贾宝玉房中的大丫头，按照《红楼梦》的说法，是被人戏称为“副小姐”的。2两月例不是她的“薪水”，事实上只是袭人的零花钱。因为书中说的明白，袭人是贾府买的奴才，并非雇员。　　袭人后来被王夫人看中，成了“准小老婆”，她的月例增加到了6两还是8两，接近赵姨娘的水平。　　因此，不能以贵族家通房丫头和姨娘的月例去比照社会上生活水准。袭人，司棋，侍书，入画，鸳鸯，平儿等人的月例，是给她们买零食消费的，2两银子的确很可观，不过要想想她们去厨房要碗鸡蛋的贴己，或者买几个竹篮摆设，也要被厨房管事的和买办敲诈。　　湘军淮军，战兵六两，守兵三两。如果长工都能收入5两，没人会去打仗了。　　过去地主家请西席（家庭教师），包吃包住，一年润例是12两左右（这是没有功名的标准）。　　摊丁入亩和一条鞭法，并非所有税收都是变成货币。摊丁入亩，不过是将传统的丁税丁役都算在田亩里，算是改变了从明朝来的一个制度（明朝计算赋役，是将家中丁口数量和田亩一起算的。因此人多的税负和役就多）。　　我在本坛发过一个帖子，摘抄自武汉大学历史研究文集。内容是乾隆十八年的满清政府收入一览。建议你看看，其中显而易见，有相当数量的收入是实物。譬如民田赋，年入是2961万两，以及840万石的实物田赋。另外明清每年还从江南加征约400万石的漕粮（需要说明的是，漕粮因为当年征收未必当年到达北京，且沿运河都有收储米仓，分段运输，因此很难按照年度进行准确计算，基本是笔糊涂账。因此一般都以估算数400万石来度量）。　　　　第二：这个观点有问题。　　中国产银稀少，但是因为长期的外贸输入，明中后期以来，中国成了白银大国，全国流通白银数量，估计在1.5亿到3亿两之间。明代以制钱为法货，因此一度曾经长期打压白银，到了清代对于白银就呈放任之势。　　因为白银不是中国产，是外贸流入，因此其流通量，比价，政府无法控制。当清初白银流入过多，事实上出现过钱贵银贱的现象。官方虽然规定一两白银兑1000文，但是事实上这个比价只存在官文书中，并不被遵守。　　18世纪-19世纪，随着鸦片贸易的展开，白银流入中国日渐稀少。当时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白银流出”，事实上是由于白银使用和重铸的损耗，每年自然损耗400万两左右，原先一直靠外贸收入的白银弥补，但是自从鸦片取代白银成了兑换中国特产的商品。白银的损耗就无法弥补了。　　因此鸦片战争前后，白银对制钱，价格上涨激烈。而到了太平天国崛起，因为起义军阻断了中央政府和云南铜矿的交通，导致铸钱忽然稀少。为弥补铸钱不足，咸丰时代甚至不惜铸造大钱。此时的情况，又成了钱贵银贱。　　到了满清后期，为挽救政府财政，大量采购洋铜铸钱。此时又变成银贵钱贱。事实上整个满清一朝，如果不算极端的例子（譬如政府征税时故意盘剥百姓，曾有过4000文换一两的例子，或者特别地区极度缺乏制钱，有300文换一情况），整个清朝，白银对制钱，大约在800-1500文之间游动。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明代到清朝前期，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少部分来自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地）。美洲白银大多运往欧洲，只有少量的经马尼拉运到中国。事实上中国主要的白银收入，来自“三角贸易”（日本-中国-南洋），经营者是远东的海上马车夫，葡萄牙人。　　这样的贸易中，白银在欧洲的价格为多少，并不会对中国造成影响。因为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想把日本白银运回欧洲。　　这么说，当时局面很微妙。事实上日本白银价格是比较高的（按照黄金计算），约1：7，中国的白银价格是1：10左右，而欧洲的价格在1：14左右。但是葡萄牙人的经营方法很有意思，他们从中国进口丝绸，套取日本的白银和黄金，将之运往中国。利用白银和丝绸在两国之间价格差进行交易。最终的目的是赚取日本的黄金，将之运回欧洲牟取暴利。因此本质上葡萄牙人是在远东“淘金”。　　这种贸易看似古怪，譬如将价格高的白银运往相对较低的中国。但是考虑到中国丝绸便宜，这样是划算的。更重要的葡萄牙人这么做，是蓄意借抬高银价而打压日本的金价。最初小日本也对葡萄牙人的行为不解（日本也有堪和贸易，自然知道运黄金去中国比运白银去中国更加划算，但是日本本身黄金有限）。后来才发现还有一个奥秘------因为冶炼技术的落后，日本出口的白银中含有大量黄金。因此葡萄牙人将日本白银运往澳门，提取黄金后将白银卖给中国。这是笔包赚不赔的买卖！这个漏洞直到日本银商“泉屋”从一个中国人哪里学会冶炼术“南蛮绞”后才弥补，此后澳门的葡萄牙人承认从日本运输白银，已经没有黄金的“附带收益”。　　如果日本银价上涨实在太高，葡萄牙人就去马尼拉套购白银来华贸易。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得到大量白银，日本得到大量丝绸，而葡萄牙人则定期的往欧洲派出满载金银的“宝船”。这一贸易模式，直到英国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远东的地位，在告一段落。　　顺便说下，墨西哥鹰洋，直到1821年才开始铸造，那已经是白银流入中国的晚期了。
　　作者：@giga_fans 　　@刘凯H 　　那我就不明白了，号称“永不加赋”的清朝（后期是4000两甚至上亿两）怎么就比明朝（400万两，算上皇庄的收入和其他收入也不足一千万两）多这么多税收呢？　　-----------------------------　　@阿尼玛卿山 　　原因可能大致有三：1820年的清朝人口，是明朝人口的三四倍；清朝人均收入略有上升（按照麦迪森的资料，是从450美元到了600美元）；明朝有很多“之国”的王爷，财政收入就地糜费了很多，交不到中央国库。　　-----------------------------　　明朝的财政收入，也在4000万两，但是明朝的转运方式很古怪，很多税收直接送交最终消费的部门。如明史学家黄仁宇就说过，一个县可能要向十几个政府机构运送财物，而一个卫所可能从几十个地方获得补给。这样到处“短线补给”而没有进入中央的统一规划，黄仁宇才会说中国封建制“无法从数目字管理”。　　明朝的400万是中央直接收纳的，并不计算“短线补给”的数字，何况明朝的财政数字很怪，譬如军屯户的“屯田籽粒”每年上千万石，归兵部而不归户部控制，从来不计算在中央财政数字中-----甚至连兵部是不是真的受到这笔收入，都没人知道。　　清代没有实现“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明代正税的标准很低，事实上清代直接沿用明代的税赋标准，正税也很低。　　以明代为例，正税标准是一亩地“五升二合五勺”，如果按照每亩收获2石计算，不过2.5%。但是实际征税数字不明，只能做个推算。明代楚王府征收王庄籽粒，每亩征收一钱三分银，大约合2.5斗，名义税收大约占10%。但是另外王府校尉要向地主征收几两银子的“好处费”。而这个标准，显然是低于周围“民田”（否则民田地主就不会白痴到去“投献”了）。　　清代税赋，因为规定了羡余和火耗，并且“摊丁入亩”（这里有一个问题：至少山西省，直到1900年后还在征收丁税）。因此理论上会很低。但是事实上清后期地方官在征税时，将一两银子按照3000文甚至4000文计算（事实上清朝银价在800-1500文之间，长期维持在1000文上下）。这样一来，等于农户按照两倍甚至三倍的税额在交税！　　作者：@阿尼玛卿山 　　@刘凯H 　　@giga_fans @unleiji　　其实，你的人均8.3两、四口之家25两实在是太高了！　　当时七品官的俸禄也不过三四十两！　　总而言之，我认为清朝GDP在1820年肯定远高于英国，但是税收应该在十税一以上！　　-----------------------------　　明清的官员都是装屄犯，俸禄是拿来忽悠人民的，跟现在的公务员差不多。雍正时期的养廉银，比俸禄高很多倍。　　楼主提供的资料，承平时期（1820年可比附这种时期）的长工每年收入5两（产值8.3两），另一个网友提供的资料，战乱时期的战兵6两，守兵3两。这两个资料互相是吻合的（由此推出佃农收入10两，产值15两，四口之家产值25两）。另外假如红楼梦的资料可以代表当时的实际情形，那么四口之家收入20-30两，产值33-50两（刘姥姥家很可能是自耕农），和前面两个资料也是基本吻合的（刘姥姥资料的产值较高，可能是因为佃农和长工之间的收入比定为2倍，差距估计的比实际小了些）。再有，前面我提到《醒世恒言》，一个沿街卖油的小贩一年有余，积攒了16两银子。设该小贩的收入比佃农略高，那么和前面的资料矛盾很小，和楼主的结论相差极大。　　不论你是根据长工来推论佃农之家的产值，还是干脆直接用长工产值代替人均GDP，都指向一个结论：实际情形（人均8两左右），和楼主的人均1.5两GDP的臆想，差别很大。
　　搞死jy公知汉奸！每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他们！　　
　　好帖　　
　　作者：
@giga_fans　　@刘凯H　　那我就不明白了，号称“永不加赋”的清朝（后期是4000两甚至上亿两）怎么就比明朝（400万两，算上皇庄的收入和其他收入也不足一千万两）多这么多税收呢？　　-----------------------------　　@阿尼玛卿山　　原因可能大致有三：1820年的清朝人口，是明朝人口的三四倍；清朝人均收入略有上升（按照麦迪森的资料，是从450美元到了600美元）；明朝有很多“之国”的王爷，财政收入就地糜费了很多，交不到中央国库。　　-----------------------------　　明朝的财政收入，也在4000万两，但是明朝的转运方式很古怪，很多税收直接送交最终消费的部门。如明史学家黄仁宇就说过，一个县可能要向十几个政府机构运送财物，而一个卫所可能从几十个地方获得补给。这样到处“短线补给”而没有进入中央的统一规划，黄仁宇才会说中国封建制“无法从数目字管理”。　　明朝的400万是中央直接收纳的，并不计算“短线补给”的数字，何况明朝的财政数字很怪，譬如军屯户的“屯田籽粒”每年上千万石，归兵部而不归户部控制，从来不计算在中央财政数字中-----甚至连兵部是不是真的受到这笔收入，都没人知道。　　清代没有实现“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明代正税的标准很低，事实上清代直接沿用明代的税赋标准，正税也很低。　　以明代为例，正税标准是一亩地“五升二合五勺”，如果按照每亩收获2石计算，不过2.5%。但是实际征税数字不明，只能做个推算。明代楚王府征收王庄籽粒，每亩征收一钱三分银，大约合2.5斗，名义税收大约占10%。但是另外王府校尉要向地主征收几两银子的“好处费”。而这个标准，显然是低于周围“民田”（否则民田地主就不会白痴到去“投献”了）。　　清代税赋，因为规定了羡余和火耗，并且“摊丁入亩”（这里有一个问题：至少山西省，直到1900年后还在征收丁税）。因此理论上会很低。但是事实上清后期地方官在征税时，将一两银子按照3000文甚至4000文计算（事实上清朝银价在800-1500文之间，长期维持在1000文上下）。这样一来，等于农户按照两倍甚至三倍的税额在交税！　　作者：
@阿尼玛卿山　　@刘凯H　　@giga_fans
@unleiji　　其实，你的人均8.3两、四口之家25两实在是太高了！　　当时七品官的俸禄也不过三四十两！　　总而言之，我认为清朝GDP在1820年肯定远高于英国，但是税收应该在十税一以上！　　-----------------------------　　@陈明遇abc 7楼
02:06:46　　明清的官员都是装屄犯，俸禄是拿来忽悠人民的，跟现在的公务员差不多。雍正时期的养廉银，比俸禄高很多倍。　　楼主提供的资料，承平时期（1820年可比附这种时期）的长工每年收入5两（产值8.3两），另一个网友提供的资料，战乱时期的战兵6两，守兵3两。这两个资料互相是吻合的（由此推出佃农收入10两，产值15两，四口之家产值25两）。另外假如红楼梦的资料可以代表当时的实际情形，那么四口之家收入20-30两，产值33-50两......　　-----------------------------　　刘姥姥家是小地主，不是自耕农，所谓“中等庄户人家”是指小地主家庭。如果刘姥姥家只是自耕农，那么她和板儿是凑不齐去贾府的盘缠的。　　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中卖油郎的收入是偏高的，因此这厮才会那么得瑟，饱暖思淫欲，居然去夜总会泡妞了。这就像街头小贩忽然发了笔横财就挥霍是一个性质，你不能将横财作为小贩“正常收入标准”。
　　　　《崇祯临死前为何说文臣个个可杀?》　　
　　　　中国欲学习发达国家征收遗产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并且减少贫富差距；　　儒家文人官僚腐败阶级的代言人，群起反对攻击。　　
　　元明之时，欧洲人对中国只是充满了幻想，再加上马可波罗这种人的忽悠，中国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天堂，类似于外人对西藏田园牧歌 美好生活的幻觉一样。等到你真正去了捡几天牛粪，也就知道幻想是多么可笑。
　　@陈明遇abc
　　作者：@石穿千古 　　全国为刘少奇鸣冤不惜丢掉自己性命的人，仅不完全统计就有数百之多。而打倒猫疯四人后，全国为江青辩护而死的，就只有李九莲一个人。但最荒诞的是，李九莲是一位为刘少奇鸣冤而被判无期的犯人。但一个李九莲的气节光辉，却比所有不要脸的猫疯加起来还要强亿万倍！　　请这里所有不要脸的猫疯回答，30年前打倒猫疯四人时，你们为什么不去保护主子呀？怎么不尽忠死节呀？30年前做乌龟藏进烂泥，如今言论自由了，就有脸出来放屁了？　　你这不学无术，五谷不分的下贱畜生终于露出了原形！在你看来，公社等于村子？还他妈“只说3年死亡3成的村子呢”，你连公社等于如今乡镇，一个公社包括几十上百的村庄都不知道?整个灵璧县杨集公社死亡3成，其中包含的几十个村庄受害也有轻重差别，死亡8成的村子是公社里最严重的受害地区，懂了吗？狗屁不懂的90后小畜生，妄想欺骗谁？　　网友们看到了，一个连改革前农村基本行政体系都不知道的白痴下贱畜生，还冒充什么70后？还编造什么父亲是农村人？任何一个有农村亲属的70后，会连公社不等于村子都不知道？你这下贱的狗畜生！你这种猫疯余孽肆意掩盖历史，丧尽天良，不怕几千万冤魂找你索命？　　我最后还是那句话，你有狗胆去安徽省灵璧县杨集公社。　　作者：@令隆 　　少奇对毛说：大呼隆不能搞了，“人相食”你我都是要上史书的啊！　　日至18日，湖南省衡南县三代贫雇农、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年青女工刘桂阳，眼见父老乡亲饿死的惨状，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南海门前举起“反对人民公社、拥护彭德怀”的标语牌。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英雄，刘桂阳女中豪杰！　　作者：@青松与红枫 　　作者：@星岸　　　原地区公安处办过她案子的人对她说："你在林彪没暴露前，就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错误的。"　　————————————————————————————　　而老毛选林彪当接班人当副统帅，又要老百姓批林批孔，则都是无比英明正确的！　　怎么还会有人因为反对林彪，而被枪决呢？！——就因为这人是老百姓，不是老毛啊！　　============================================================　　李九莲被杀不在于她反对林彪反得对不对，而在于她太有主见了！　　统治者还没出声她就出声了，这还了得？　　统治者需要的是听话的没有脑子的人，最痛恨最害怕的是有自己想法的人。　　方静忠的记述作者：@豫老朽　　　　我叫方景中.77岁，原籍河南杞县官庄乡罗洼村；两岁时父亲被人本鬼子杀害，房子烧掉，民国32年几乎饿死，蒋介石扒黄河；无家可归，水下去后共产党30团和老虎队打仗，无政府坏人打现款（把全村人集中起来，不交钱就打，贴帖子就是把你门上贴一帖子限期交多少钱，交不上就烧你房子）夜里不敢在家里睡。解放后土改每人分五亩地，农民都高兴，羊成群.猪成圈.鸡子鹅鸭成大片；一月两次物交会，农民都过上安生日子。57年就大鸣大放了， 大字报鲜花毒草都叫放出来，毒草除掉可以当肥料，结果有人被杀被判被管制，因此右派而得名知识分子最多。　　接着就是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多劳不多得，那年丰收但每人只留80斤，剩下的全部上交；社员们气得直哭，但大队广播说社员笑得流眼泪。政府培养的土专家说“每亩下种四百斤，能收八百斤过黄河，下种5百斤就能过长江。但没有大面积推广，队里安排我在井边种三亩高产田，把种子倒在地里用推耙推平，上边盖一层搅拌好的粪和土，洒上水，就等59年大丰收了。下边不用我再多说大家都知道59年是个什么结果了。队长到县上开四干会（四级干部）各队报产量，开始报1000斤的队，就扫他的暮气（灯吹后就脚踢手打.我们队长李国政吓的拉一裤子屎）最后报到亩产12000斤。秋季收红薯时，有的队40亩，有的队60亩，都要一天收完放卫星；第二天上级检查完不成任务集中在大队扫暮气（灯吹以后上打下踢）所以各生产队都保证完成任务。回去以后就用牛拉上耙，拉过去不但把红薯秧拉掉，还把有的红薯耙出来，那年红薯长得好，一地红薯就叫社员赶紧把红薯拾在男社员挖好的坑里埋起来。都烂在地里，黑夜钟响，就知是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队长叫社员全体都起来打扫卫生，男人挖厕所，屎尿分家，女人……刚刚睡着毛主席又发最高指示：全体社员就又得起床，这一次是除四害抓麻雀；还要上交老鼠尾巴任务……接着就吃大锅饭；把社员家中的粮食都集中在一起；大师傅做饭还有招待员，高桌子低板凳有馍有肉。三个月以后家畜家禽都吃光了；每天两顿野菜汤，大办钢铁.锅勺铁铲全部砸碎上交。秋季三面红旗大跃进；一个公社30多个大队，军事化集中一起大兵团作战；片地红旗.口号震天，每天24小时不休息深翻土地可以产万斤粮。各队都拿行军灶，蒸上两框红薯就开饭。我就喜欢拔白旗（就是发现谁不好好劳动，批斗他）这样可以休息一会。　　那时政府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社员锄地挖一处，盖两处，几天以后，绿油油的社会主义的青草就盖满地。入冬以后每到夜晚，一个人躺在地上蹬翻过身的车轮，发出响声，并喊着口号叫外村人听和看；饥寒交加.生不如死每天吃五两三钱，布票三尺三夫妻二人穿一条裤子，麦草炸碎（叫淀粉）加上花生皮作碎掺在一块每人每天两个馍。妇女不来月经不用计划生育，牲畜饿死完以后人拉犁拉耙还好，拉楼（播种小麦的农具），就不行了，有时不匀就下来一堆；人们就把漏下来的偷偷吃掉。当时我和记清云供大伙上烧柴；大树据完据小树……我两到坟地据桑树，桑树皮吃不动我两爬到地上肯，不敢坐到地上，被发现就要被批斗。我和母亲每天四个馍馍，我吃三个，我妈浮肿鞋都穿不上了。我就跑掉了（剩下的摸摸我妈一个人吃）运气还不错，跑到北京找到高温炉前工，每月24公斤，其他车间12公斤，都浮肿了，科长的腿肿得像气球。66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心中燃烧；那时我在洛阳，在毛主席破旧立新的口号指引下，在大街上大堆大堆的.把古书.古画.古文物.还有大众牌香烟都烧掉了。听说白马寺也烧了，但我没去看。我来新疆后文革进入高潮，县委书记和一帮走资派带着用拖拉机链轮盖子做得高帽子，把县委书记耿光瑞的头压得抬不起来。职工上工要请示：毛主席呀，我一定要听您老人家的话，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好好干活。下工时要回报，毛主席呀，我今天做工时有点私自，没有做好工，我对不起你老人家呀……后来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我村江少荣育的红薯苗每棵可以卖二分钱。工作组说看：资本主义的苗，很快就长起来了；就把他的红薯池子扒掉了；把我的三分地已经长20公分高的荀子也铲掉了。我和工作组冲突；说我是流窜犯，反革命走资派，送到收容所蹲几个月。那时口号是：阶级斗争为纲，其他都是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我们几个老汉坐在一起聊天，有的说我们村队长坏，干不坏；我说全国一盘棋干部都坏吗？毛主席最高指示他不听，他不执行，他挨打挨批斗。有的说贪污受贿，我说那时你想给当官送礼，你有吗？三反.五反.粛反.四清.清理阶级队伍，干部睡觉都做恶梦；他敢吗？有的说现在富得太富，贫的太贫。如果都贫你给谁打工去。我看到现在年轻人，鸡鸭鱼肉蛋，没心吃还想吃野味，肚子大了再减肥。炫耀自己点一桌菜，一口没吃服务员往垃圾桶里倒，我建议，我们60岁以上都是过来人；多给晚辈讲讲60年代的事。
　　楼主：@豫老朽 　　作者：@顺天应时　　　名单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120人中有72人饿死。　　死者姓名 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注　　1 李兴奎 男 李传如 祖父　　2 吴德勤 男 吴永富、吴永炳 父亲　　3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4 吴根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5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6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7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8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9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10 余才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11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12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13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14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15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16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17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18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19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20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21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22 吴德润 男 吴永明 父亲　　23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24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25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26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27 冯长友 男 绝户　　28 冯小二 男 绝户　　29 冯云毛 女 绝户　　30 杨世英 女 绝户　　31 吴永昌 男 绝户　　32 潘秀英 女 绝户　　33 吴小成 男 绝户　　34 吴三毛 女 绝户　　35 吴德立 男 绝户　　36 吴永恩 男 绝户　　作者：@农夫1235　　　我说说我的村农民入食堂的事。　　1958年8月，正是庄稼管理的关键阶段，上级要求农民生活集体化，办大食堂。村里开大会要求农民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交出来，宣传很快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有福同享。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带头，农民们纷纷把家里粮食交给生产队。　　思想先进的农户和老实的农户把家里的粮食全部送出来了，有一些农民没有全部交出来。怎么办？　　队里成立搜查队，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发现粮食立即没收。　　但是这样也有问题，搜查队搜别人家仔细，到了自己的家和同伙的家就走过场了。怎么办？领导有办法。再搜一遍，搜查队调换。本队的搜查队不搜本队的搜外队的。这次比较彻底。　　个别农民的素质也太低，有把粮食藏在地下的，有藏在煤火洞里，有藏在风箱中，有藏在蓬薄上的，有藏在破趁老套子里的，。。。。这里藏3斤，哪里藏半升，把对付日本鬼子的招数都用上了，但都没有逃过搜查队的法眼。　　作者：@重庆皂角山李氏 　　重庆地区收获红薯也是在秋季，收获时先用镰刀割去地面上的“红苕藤”——老农解释过了，他们那里称之为“红薯秧”，然后用锄头抛出土层下面的红薯。　　这割下的红苕藤是喂猪的好饲料，正常情况下是要好好收割后运回家里去的。　　老农说的是58年收获红薯的季节，由于“人人都去炼钢铁，所剩老弱还要大跃进；红薯秧人拔都来不及，牛套上扒拉过去红薯秧全挂掉了”，就是说长在地表的“红薯秧”即红苕藤都没能割下，就用“牛套上扒拉过去”收获红薯，这样地表下的红薯是可以被翻出来，但“红薯秧全挂掉了”，这哪有什么矛盾？　　有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如上疑问，表明的究竟是什么？是老农“撒谎”还是自己的“一知半解”？　　作者：@n0me 　　就刘少奇借三分地让很多人活下来.我倒是听老人说起过!　　在年轻的时候由于比较挑食.　　二奶奶就曾对我这样说过:你现在还有饭吃.想当初三年苦日子.草都吃光.要不是有三分自留地.你还见得到我?早饿死了!　　作者：@暴发户_帅哥 　　你个傻B，全国到处缺粮，向上报？缺粮严重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只有几天存粮，即使地方政府或农民去北京报告，都一点用。　　你看看信阳事件中，当饿死人现象揭开盖子后，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59年8月初，河南省开会。会上杨蔚平作总结时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事实上，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调查了死人问题，搜集材料在工业会议上说：‘群众饿死了，小麦长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见地皮，你们还放大丰收，还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大会批判了张申，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信阳地委的杨玉璞（工业书记）只说了一句‘张申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结果也挨了批，在会上作了检讨。”　　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九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後，省委仍按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标准徵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十六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徵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　　以“打击流窜犯”禁止农民逃荒（逃荒是农民的最后一条生路，却被害怕灾情外泄的路宪文残酷无情地堵死了。）。　　“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18万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万，饿死人为8万。我(信阳书记)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后来统计实为至少150万人以上。）　　22、吴芝圃在1960年春节正月初八再逼信阳地区上调粮食，此时已知信阳地区正是饿死人高峰期。（吴芝圃此时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知效忠权力来源毛泽东，而对衣食父母老百姓陷入绝境无动于衷。）　　“事实说明，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左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不是个别同志的问题。”　　信阳事件揭开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於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馀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 　　这个事情简单说，就是层层施压要粮食，谁敢说缺粮？农民连逃荒都要抓起来，层层捂盖子。事情暴光后，又再层层整人。　　农民就是板上鱼肉。　　你怪农民与基层不向上报告，你个杂种纯属一个混蛋。
　　作者：@红伯爵 　　我还是乐观的。一句话：世界大势。　　十月事件之后世界是什么样？根本就不能说苏俄的不是。一说，一群左派小文人跳出来喷你，一群人跑去俄国朝圣，回来吹得天花乱坠。有个别良心还没丧尽的，写点文章揭漏苏俄，埋起来不敢发表，遗言说我死了50年再发表。简直是群魔乱舞恶鬼当道。　　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一个个暴君，该审判的审判，该判刑的判刑，该绞死的绞死。他们还想翻天？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国的事或许有反复，世界潮流是不可逆的。　　以前这些毛左用得着这么辛苦吗？想要控制舆论，写好了社论发在报上，让你背也得背下来，不同意的拉出去割喉。　　现在呢？辛辛苦苦在坛子上发帖，结果数一数居然还是挨砖居多，大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为啥？时代变了。　　楼主：@豫老朽 　　作者：@风雨书屋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全国粮食生产到处大放卫星，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上下喜气洋洋，老毛兴奋得睡不着觉，为今后粮食多得没地方堆而犯愁了。于是，号召大家伙放开肚子吃饱饭，有人一次吃了十三碗米饭，撑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还有人竟然吃得活活胀死。 　　可是好景不长，虽然报纸上天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从来也没有这样好过。”然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老百姓的肚子却一天天瘪下去，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瘪过。1960年始，国家经济已经非常困难，工厂里的工人和干部粮食有定量供应，还能勉强维持，农村的人日子就非常难过了。有些农村妇女因极度饥饿，晚上偷偷钻进厂区，帮助工人解决性饥渴。只要拿出二两饭票，就可以换取她们的肉体。道学家们或许会谴责她们不知廉耻，可是，当家里的孩子面临饿死的时候，做母亲的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苏南干部的定量是每月28斤大米，工人因为需要干体力活，每月定量可以有34斤，重体力劳动还可以更多一些。而北方，则供应的绝大部分是杂粮了。　　尽管苏南的情况要好于全国，可是依然吃不饱。有些工人，还在上半月，就把下半个月的定量都吃光光了。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在下半个月饿死吧？工厂领导想出了绝招，把职工的饭票印上日期，并且分成早、中、晚三小条，吃一顿撕下一小条，只能挪后不能提前。　　为了公平起见，工厂食堂的饭是一碗一碗分开蒸熟的，家庭里也一样，经常兄弟姐妹们为了吃饭吵架，这时候，最痛苦最忍饥挨饿的是家里的母亲。　　饭不够吃，号召“低标准瓜菜代”，然而，瓜菜不但品种极少，而且质量低劣，都是洋葱、橡皮那样难嚼的“飞机”包菜、莴笋叶子，萝卜梗和山芋梗腌的咸菜。许多人因营养严重缺乏，患上了浮肿病。工厂里的人患了浮肿病，还算有适当照顾，每月发些糠饼作为营养品。后来又发明了什么“人造肉精”，样子既不像菌也不像肉，瓶子里不红不白的样子，显然是说不出名堂的发霉的玩意儿，今天的人看了恶心得要吐，那时候却只有少数有门道的干部才能享用。　　米、油、布等等，什么东西都要票，甚至棉线都要票。一个人的肥皂票只能买到1/4块肥皂，每人每年的布票只有一尺六寸，不够做一条短裤。　　当时苏南有一民谣，“一张桌子四只角（gu），四个孩子抱着哭（ku），买的火柴没有壳(ku)，买的肥皂一只角(gu)，穿是穿的一尺六(lu)，吃是吃的嚯咯咯(lu)….。”(苏南话很难用拼音表达，这里的u都需发短音。)　　如此“大好形势下”，冒出这样的民谣，当然十分反动，因此，各级公安奉命列案侦查，不过，好像也没能把作者给逮住。　　偏在这时，台湾美蒋又来添乱，派来空降特务。当然是螳臂挡车，空降特务们才双脚落地，或者就被生擒活捉，或者主动缴械投降。报纸上号召大家提高警惕抓特务，同时也向台湾特务宣告，只要能主动弃暗投明，就可以得到宽大和优待。　　果不其然，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感召下，台湾特务弃暗投明来了。　　一天，C市公安局门口，一名男子走近站岗的警卫说：　　“我是台湾空降特务，向政府投降来了。”　　警卫心头一紧，赶紧握紧手中钢枪，然后，两名警卫一边一个，将特务押进公安局大院的审讯室里候审。　　审讯科长走进审讯室打量了一下这名特务，但见对方年纪三十上下，衣衫褴褛，头发凌乱。落座后，就要开始审讯，不料那特务却愁眉苦脸的说：　　“同志，我已三天没吃东西了，实在没力气说话…。”　　跟特务可不能相互称呼同志，牵涉到政治立场问题，审讯科长立场坚定地纠正他：　　“我可不是你的同志。”　　称呼可以纠正，可是，人家饿着肚子确实也没力气说话。不过，哪来东西给他吃？科长自己还吃不饱呢，这可让科长犯了难，赶紧向局长汇报。这时，公安局里已经如临大敌，警卫全部上了双岗，子弹都上了膛。局长闻讯后皱起眉头，这事咋办？要是把台湾特务饿死了，对上面不好交待，可哪里去给他吃的呢。思前想后，只好忍痛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二两饭票交给警卫。　　警卫从食堂拿来两个杂粮馒头交给那台湾特务。台湾特务立刻狼吞虎咽三口两口把两个馒头吞下肚子，把科长和警卫馋得直咽口水。但是，党的政策是“优待俘虏”，只能怪自己没福分。不料，台湾特务吞得太猛，一下子哽在喉咙口，噎得他满脸通红，眼珠爆出。噎死了台湾特务，上级怪罪下来，谁也承担不起，可不是玩的。两名警卫赶忙过来，灌水的灌水，捶背的捶背，好不容易，把那特务侍候完毕。不料，那特务操一口当地口音的普通话说：　　“偶还没饱呢，再拿两个馒头来吧。”　　科长料定他不会饿死了，不再理会他的要求，审讯立刻开始：　　“先生，贵姓？”　　“姓钱，”特务说。　　“大名？”　　“没大名，小名叫‘和尚’。”　　“问你长大后叫什么名字？”　　“人家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钱如明’。”　　接着，钱如明又根据要求，交代了性别和年龄。审讯科长继续问下去：　　“派你来执行什么任务？”　　“搞破坏，炸工厂。”　　“用什么器械，是炸药包，还是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当然是定时炸弹啦。”　　“那定时炸弹呢？”　　“…，空降时，不小心丢了。”钱如明想了会儿，回答说。　　“你的部队番号？”　　“…偶是特务，没番号。”钱如明尴尬了一会后，回答说。　　“你们乘坐的是什么飞机？”　　“….”　　“一行多少人？”　　“你们上级是谁？”　　“….”　　“从哪个机场起飞的，空投到哪里的？”　　“…”　　钱如明一概回答不上来。　　审讯科长勃然大怒，猛的一拍桌子：　　“我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台湾特务是你能冒充得了的吗，居然，到公安局来骗吃的了！”　　钱如明连连告饶：　　“同志、同志，…，实在饿得没办法，听报纸说，台湾特务有好菜好饭的招待，也想来混口吃的。”　　科长接受了“同志”的称呼，但也不像原来那么客气：　　“老实交代，哪个单位的？”　　钱如明只好交代自己是C市一家工厂的工人。于是，公安局就打电话到该厂，把钱如明领回去。　　回到厂里，少不了要写检查，还要退赔二两粮票。钱如明虽然口头上承认错误，但是，心底里还是不服气，凭什么作为敌人的台湾特务到公安局，就有好酒好菜款待，而作为同志的自己就没这个福分?　　而公安局长更是心疼，本以为逮了个台湾特务，立下大功，报功心切，立刻打了直线长途电话到省里汇报，省里正要派人赶来会审。没想到，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自己还贴进了二两饭票，真有点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幸好，工厂一次次来赔礼道歉，还把二两粮票送过来。上级面前虽然还有些尴尬，毕竟粮票回到自己兜里，也算是可以自慰了。　　原系列文章载于本人网易《风雨书屋的博客》http://fysw.1942.blog.163.com/中
　　作者：@上错坟 　　我以前邻居河南信阳人60年全家饿死他自己扒火车来到北方..街头要饭.后来当了环卫工人..现在退休了。　　作者：橘生淮北则为枳 时间： 09:39:10　　老毛明明说要反浪费，你们就红薯烂地里，你们是真听老毛的还是假听？　　---------------------------------------------------------------　　正是听毛主席的话，为了“钢铁元帅升帐”，全民大炼钢铁，农民才夜以继日地围在土高炉边砸锅炼铁渣，抽不出人力到田里收获，所以红薯烂在地里。　　毛主席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利南方却当小老板，你是真听老毛的还是假听？　　作者：@袁德靓 　　对那个“大利南方”，一开始我还抱着与人为善的理性态度，试图和他交流沟通，因为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是很正常的，正因为看法分歧，才需要相互交流与沟通。但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和那个臭名昭著、毫无人性的猫摸先是一类货色，和这号人根本没有理性讨论的空间。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找茬挑刺，以图把水搅混，蒙蔽欺骗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的青年一代，从而达到把中国拉向黑暗的毛时代的罪恶目的。这种人太可恶了！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反动、最无耻、最没有人性的一帮垃圾！对他们只有揭露和批判，没有调和的余地。希望网上“豫老朽”这样的历史见证者越来越多，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遭受我们这一代曾经遭受的苦难，大家勇敢的把真相说出来，就是无量功德！　　作者：@flywithorse 　　“57年反右派说真话、说实话、都成了右派，很多都家破人亡…………”，又是弯弯绕！！　　诚然，当年有错误，“反右”扩大化了，确有一些“说真话、说实话”的被划入了右派，…………　　不过，难道“反右”运动是错误的？！难道所有的“右派”都是因为“说真话、说实话”才被打成“右派”的？？！！　　==============================================================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说过的话吧！“当年有错误”，就这一句就够了！这个帖子里面的很多人列举出来很多事实，只不过就是想说明那是一个错误的年代！　　我再问你：　　第一：你如何证明“反右”运动不是错误的？　　第二：你说过，“反右”扩大化了，确有一些“说真话、说实话”的被划入了右派。那么，“说实话，说真话”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说实话，说真话”的人在一场运动里面被下放，被关押，甚至失去生命，难道这所谓的运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这些冤屈的生命吗？　　第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帖子里面辛苦贴资料的除了人世尘埃就是你了。　　人世尘埃的帖子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被封锁，不被我们所知的东西，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　　你呢？一直看不太清楚你的真面目，感觉你是一个反对这个年代，但是支持那个年代的人。　　实在不明白那个年代有什么好，值得你全力拥护？　　你自己是“黑五类”呢还是“又红又专”呢？如果你是“黑五类”，在那个年代，你随时可能会被打死；　　如果你是“又红又专”，喊口号或者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可能一句话的错误你也可能会被打死；　　你支持哪一个派别呢？支持错了，头目倒掉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会被打死；　　你支持哪一个派别呢？你知不知道红卫兵之间也会发生武斗？即使你没有任何错误，在武斗中也是一样的可能被打死。　　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随时都可能死，但是又不知道自己会以怎么样一种方式死掉的年代，你真的那么怀念和向往吗？　　作者：@真诚的真伪 　　据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5.75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72.04万吨！　　附录：　　原河南省商城县公安局局长王志刚在监狱中　　就“信阳事件”的自我检查　　........我共亲自侦察吃人肉的事件4起，扣押4人，其4人都死在狱内。严重的造成了他们的家庭破产人口死亡。特别是在1959年11月下旬张畈大队社员张国喜（30多岁中农成分）将他佷子的心肝挖回家煮煮吃了，大队给张念中报告后张要我去进行侦察。我即带领汪平凡前去张畈了解。　　经了解，张国喜确实在埋他佷子时带一口菜刀将心、肝割下来拿回家吃了。回管理区给张念中汇报，当汇报到张国喜确实把他佷子的心、肝吃了，张自己也承认吃了时，张念中问我你相信否，我说确实是吃了，别人也看见吃了。张念中说人肉根本就不能吃，我说能吃（因我见过吃人肉的）。张念中说就你这种思想，能侦破破坏尸体案了？我说我向你汇报的是真实情况。张念中说我就不相信你的真实情况，你什么真实情况，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我就不相信人肉能吃，亘古以来也没有听说过人肉能吃，这完全是阶级敌人破坏，他说人肉能吃，你去监督他吃不吃，非弄清楚不可。我说他要是吃了怎么办呢？张念中说，吃人肉就是破坏，法办他。你去找块人肉看着他吃。就这样我又和汪平凡回到张畈大队，找到张国喜，问他人肉能吃吧，他说人肉能吃，我说人肉能吃，叫我看着你吃，张说我不吃了。我说你不吃不行，你先前吃的不是人肉，说吃人肉你是有意造谣破坏，叫我们看着吃才是真的。张仍然不吃。我说你不吃不行，法办你也得吃。后张说我哪有人肉呢？我说不用你管，到你家拿把菜刀来，张拿了一把菜刀给汪平凡，我二人带着张到了他佷子埋的地方，把坟扒开一点，扒出一条腿（有五六天了），将腿肚子割了一块（有5、6两），在河里洗了洗，拿回他家，由汪平凡跟着他炒熟（我在大队部等着），张国喜拿到大队部吃的。吃了不到半小时，张叫唤说不好受要吐，当时我说人肉能吃为什么吃了吐呢，你以前吃的不是人肉吧，故意造谣破坏吧。张说以前也是人肉，我不是破坏，我要吐。我说不准你吐，吐了也得吃了，结果张就吐了，躺在地上叫唤不好受。我就让人把他架回他家。我和汪平凡回管理区给张念中将上述情况汇报了。张念中说怎么样，我说人肉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为什么吃了说不好受呢？说人肉能吃，这完全是破坏，非法办他不可，将他带来了没有？我说他病了不能来，张念中说病了也不行，把他弄来。我就给朱德田（县工会主席）打电话说，叫他第二天将张国喜带管理区，第三天就送县监狱了，一个月后死在监狱。由于张国喜的被捕也造成了他的父母因无吃的想儿子，先后自杀和饿死，其妻、女儿也流离失所，造成了他们的家破人亡。这是严重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也我给人民造下的重大罪恶。
　　作者：@flywithorse 　　我也转一篇文章过来给大家看看吧。首先向原作者江南樵夫表示感谢！　　一个社会本来就应该要至少有两种说话的声音，这样才能更好的避免错误或者少犯错误。独夫当政的年代，仅凭一人之好恶来做事，很容易铸成大错。也很容易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飘摇，不得不一再伤害百姓利益。这也许是隔那么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就更朝换代的主要原因吧！　　--------------------------------------------------------------------　　作者：@江南樵夫　回复日期：　10:53:52　 　　之二、“反对学”基础浅说　　一、社会需要只为反对而存在的反对派　　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需要稳定存在意见彼此对立的两个反对派，如果一个社会中突然不见了反对派的踪影或失去了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社会的红灯就开始亮起来了，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它可能正偏离中庸的轨道，被一极独大的某种邪恶势力所绑架，正毫无约束地奔向深渊。　　孔子说：中庸！　　中庸不是教人放弃原则，做老好人，恰恰相反，中庸正是让人始终守住真理的客观性，不偏不倚。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为什么许多事物兴起时都是进步的积极的，结束时却又都是反动的消极的呢？……这就是人类始终无法自觉的思维和行为惯性所造成的对真理追求的往复偏差而形成的怪诞现象。　　因为深知这个毛病危害性，孔子曾清醒的告诫人们说：过犹不及。也就是说，在对真理的把握问题上，太过分和不相及都一样是缺乏智慧和理性的。　　因此，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应该清楚理解反对意见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个没有反对意见的社会是偏离真理轨道的社会，因而是邪恶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比其他一切形式存在的其他人类社会更急需萌生一股理性反对的力量，去将人类历史的车轮从偏离的方向上拉回正轨。　　如果你想知道你正生存其中的社会是否安全健康，其实根本不必去查阅刑事犯罪率、社会失业率、风灾、水灾、地震灾、泥石流发生率等等社会参数……只须花五分钟时间随便了解一下报刊传媒对时事消息的封锁程度、评论状况……或者瞥一眼各大论坛禁贴、删帖、封贴……发生的频率和尺度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人类只是整个从低到高有序排列的众多生命中的一个层次而已，就其存在的现状来说，任何见解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在正反两种见解的较量中，我们即批判又吸收，取正确多一点或被反对修正过的意见去实践就可以了，当它快要偏离正确轨道的时候，我们又会在同样持续进行的反对纠偏过程中放弃它，这就是反对在中庸实践中的意义。　　为社会和人类航船的安全计，社会需要存在反对派，他们只为反对而存在，这种反对是对一切政见的修正和再检验。　　二、为何提倡为反对而反对　　俗话说“孩子是父母一生无法甩掉的包袱，成器也好，不成器也好，都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揪心的牵挂”，而对我来说，祖国也是一样。　　多年来对中国这个怪诞社会的观察，让我已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每遇事，辄元神出窍，出离这个深爱的人群，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这个恨铁不成钢的疯狂社会。　　这个社会真的疯狂吗？是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俯瞰下去，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几乎个个癫狂，不仅尽数丧失良知，还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公然质疑理性和高尚。　　有一天，我从思想的云端回到红尘中的肉体，张开厚实的嘴唇厚道地对那些乌烟瘴气的人们说“这个社会需要反对派，只为反对而存在”……顷刻间，可怜我的红尘肉体，瞬间遭遇五毛、美分、疑似五毛、疑似美分、民主派、国家派、民主国家派……几乎所有白菜萝卜鸡蛋西红柿狂风暴雨般的袭击……。　　看来，一个纯粹理性的思想者和一个稍有有真知卓见的人，最好还是待在云端或象牙塔中比较安全，原来真理正是六道红尘的敌人。　　可是，那些反对“为反对而反对”的人们是否想过，自己正在进行的这个行为是否正是“为反对而反对”思维存在必要性的最好证明。　　从逻辑学上来说，人类所能企及的这个有限世界的一切概念和理论都是不完整的，必然存在自己的对立面，绝对的真理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真理就像穿云破雾的神龙一样“迎而不见其首，随而不见其尾”，人们必须在认知实践中不断修正对真理的把握尺度，才可能保持和真理若即若离而不至于失之交臂分道扬镳，所以孔子说“中庸”，老子说“守中”。　　“为反对而反对”是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和任何私心利欲对一切人类认知材料向真理回归方向的校正，是保持人类理性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　　如果不“为反对而反对”，只为私心（比如一己一党之私）利欲（比如贪欲、霸欲、独裁欲、专制欲）和其他一切非公之心而反对，试问，这两者之间，究竟哪种反对更理性对社会更有益或对人更有说服力一些？　　中国人有很多积习，且积习难改，不加思索的为特殊集团的利益而反对一切的恶习就是其中之一。　　社会需要反对派，没有反对派的社会是畸形的不健康的，只为反对而反对是保证人类航船始终不离正轨的正义力量；而为“主义”或“信仰”、“成见”而反对，则是这个社会灾难、动荡的根源。　　在宽容中守住理性，在理性中体现宽容，这是“为反对而反对”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即将或已经到来新文明的根本特征。　　中国人，收回自己的大脑，不要再让别有用心的人或非人在你的大脑中去跑别人或别非人的马，这样，你就可以和这个世界中一切已经觉醒的人们一道幸福步入下一个温馨灿烂的全新文明了。　　祝福你，我始终、永远也无法甩掉的包袱——中国！
　　楼主：@豫老朽 　　五十年前的记忆【作者 田采三】　　一、清晨的响声　　１９５８年，那年我十岁。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算是比较殷实的小农之家。勤俭、节约，是我们家的本份。那时候，我家有８口人：奶奶（义祖母——我爹的干娘）、我爹、我娘、哥哥、姐姐和我。嫂子是５７年娶过门的，５８年夏天新添了小侄女。那时我爷爷已去世，我的亲奶奶在我伯父那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虽然比较殷实，可不年不节从来没舍得吃过纯白面的干粮。连我的义祖母（她是我们家的恩人），也只能吃黑白面掺在一块的窝窝头。可是，到了５８年的夏天，一切全变了样，家里天天吃白面馍馍，晚上擀白面条。这种有悖于常情的事，起初令我很是不解。后来我偷偷地问过母亲，娘说：“就要归大锅了，不省了，省了也白搭。”至于什么叫“归大锅”？那时候，我还不甚了了。　　到了六七月间，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突然，“咣当”，一个响亮的声音把我惊醒。接着是一阵争吵声。声音是从我邻居家传来的。出于好奇，我赶紧爬起来，到门外去看热闹。原来是邻居王姑奶奶家与村干部们争吵。起因是一口小锅。就在这天清晨，家家户户的锅都被收缴到生产队仓库里。姑奶奶家大锅已经收上去了，另外有一口小锅，姑爷爷想留下来自家用，不料与村干部们发生争吵。一个叫三关兵的干部，夺过小锅在门枕石上摔了。那声音就是从这儿发出的。　　就从这天清晨开始，队里正式吃大锅饭了。　　我们家的所有细粮粗粮、陈粮新粮，全部缴到了生产队里。包括谷糠和麦麸，都交到了生产队饲养棚里。听说，别人家有提前私藏一点的。可我们家全部交上去了，一点也没留。这是因为，那时候我哥正好在大队里当会计，我父亲那年身体稍好一点，临时当了队里的仓库保管员，一大串钥匙在他腰带上挂着，全队里的粮食都归他保管，我们家还有什么必要私藏粮食呢？谁能料到，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那时候，作为一个刚刚十岁的孩子，我很高兴。几乎每天去大伙房领饭的都是我。领来的饭，最初也全是白面馍馍。中午有炒菜，晚上有米汤。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的确确很幸福。　　二、大炼钢铁　　那年我正在邻村的李垓小学读三年级。　　一天下午，全校的师生都聚集在院子里，干什么？大炼钢铁。在操场的南端，用砖和泥垒起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土炉子，下边架上木柴，把从各家各户收缴来的大小铁锅都砸碎了，填到炉膛里，大火烧起来。没有木柴，就把多余的课桌、木凳当柴烧，也从村里伐了不少树木作柴禾。我们的分工是：四年级的负责砸锅，劈劈柴；三年级以下的拉风箱，喊口号，为他们鼓劲。一直炼到天黑，也没见有什么钢铁流出来。最终把锅铁炼成了一个个铁疙瘩。老师说：“这就是大炼钢铁了。”　　至于那几个铁疙瘩，记得在院子里放了很久，也没人要，最后还是当垃圾深埋了。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光是郓城县，就抽调了两万多名民工，在县里干部的带领下，兴师动众，步行数百里，开赴到枣庄大炼钢铁。为什么到枣庄去？一是因为枣庄有露天煤矿，可以烧；二是说峄山有铁矿石。于是，鲁西南各县都组织大批民工到那里去炼铁。一去就是几个月，从秋到冬，为解决吃和住的问题，前前后后耗费了大量资财。结果怎么样？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搞成，真真是劳民伤财。　　三、秋收　　在我的记忆中，５８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夏秋作物长势非常好。小麦丰收就甭说了。大秋和晚秋作物也都丰收在望。可是到了收获的季节，正是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搞深翻的时候，大批的劳动力都集中到李垓东洼里搞深翻土地。据说：地能挖多深，小麦的根系就能往下扎多深，产量就可以成倍增长。人们都忙着搞深翻去了，顾不得秋收，只留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在家里负责收割，十成当中连六成也没有收到仓里。　　我清楚的记得：那年的豆子、谷子、高粱什么的，成熟以后，根本就没认真收割。有的即使割下来了，也就原样一堆一堆码在地里，好长时间不往村里运。当然也没人去拿，那时候是不会有人去偷的。谁要那破玩艺呢？大伙房里大白馒头有的是，谁还稀见那东西？任凭风吹雨淋，霉的霉，烂的烂，就那样不了了之。　　最倒霉的是地瓜，我们叫它红薯。那年的红薯长得特别旺，特别好。刨红薯的时候，正好是中秋节。男壮劳力都抽调去挖水库了，剩下的人没有力气往村里运，只有那些个头大的地瓜，被运到食堂里，大锅煮了，各家各户去领。红薯这玩艺，最初吃着好吃，吃来吃去就腻了。领到家里的，上顿吃不了，下顿退回去。伙房嫌是剩的，拒收。怎么办？有的白天不收，就等到晚上，趁伙房没人，偷偷地倒进大锅里。这还是有点觉悟的人，有的人干脆一古脑儿倒进臭水坑里。反正没人要！吃又吃不了，不倒咋办？这就是那时候的逻辑。　　那些个头不大的红薯怎么办？刨的时候，镢头只刨一下，看着行就要，不行，干脆刨都不刨，把秧子一割，红薯原样埋在土里。有的刨是刨出来了，堆也堆一块儿了，可往下就没人管没人问了。就那样白白地烂在地里。　　也有的把来不及往家运的地瓜切片晒干。这倒是后来行之有效的储存方法。可是赶巧那年秋天阴雨特别多，切片大都是在地里或场里切，就地摊晒。当天晒不干，一经雨，很快就发霉，里外长醭，变得乌黑，又牙碜又苦，形同垃圾。那年的公粮很多都是用这种又黑又脏的地瓜干充数。看起来是坑了国家，实际了最终还是坑了农民自己。当然这是后话。　　四、秋种　　５８年的秋种说起来比秋收还荒唐，　还作孽。这也怨不得农民自己，是上头逼的。　　那时候，到处都是红旗锦标，红旗满天飘。到处是漫画，到处是大字报。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正是继承了５８年的传统。那时候的漫画多是评比台：最上边画的是坐卫星坐火箭的，其次是坐飞机的，下边是坐火车的、坐汽车、坐轮船的，再往下是骑马的，骑牛的，最后是坐蜗牛的。坐蜗牛的，通常叫“拔白旗”，拔了谁的白旗，谁就算倒大霉了。不仅名字要上大字报，还得整天挨批挨斗，甚至大冬天拉到雪地里挨冻。　　在这种强压下，人们谁敢不听话？所以，那时候是千人万人一个口径，吹大气，吹得越大越神乎越好。不信，你到档案馆找几份当年的报纸看看：整版整条的套红印刷：某县某村某队粮食亩产几十万斤。谁信？可是那时候谁又敢说不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条后来被千万人当笑柄引用的口号，在当年确实铺天盖地。有了这口号，吹牛的人便有了理论根据。于是，各种各样的谬论纷纷出笼。那年种小麦的时候，就有人这样推算：种一粒麦子就能收获一个麦穗，一个麦穗至少打三四十个麦粒。（这还没算分蘖）也就是说，小麦的产量是以１：４０的比率来收获的。照此推算，如果一亩地里种上１０００斤种子，那么就能收获１０００乘以４０的产量。按数学法则一点不错。于是，这种论调大大盛行，各村各队都种试验田。其中，我们村里就有大胆如法炮制的。幸亏还比较保守，每亩才播种一百来斤。结果怎样？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年的收割，那麦子像牛毛似的，有的有穗，有的没结穗，即使有穗的，也没长成麦粒儿。一亩地里几乎没有收成。从那以后，才有了这句话，叫“因地制宜，合理密植”。这对庄稼人来说，真是血的教训。　　我家有一位三伯父，他曾是摇耧的高手，又是贫农出身，当然最听上级的话。那年照上级的指示，每亩地至少要播８０斤。可他把耧门舌头拔下来，让麦种可着耧门往下漏，最终也没播够标准。最后剩下的麦种又不敢往家带，只好在地头上挖坑给埋了。回来跟队长汇报说全耩完了。这不是作孽是什么？　　五、搬家腾房　　１９５８年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原来的常庄社并入杨庄集，合称杨庄集公社。新成立的公社没有公共设施，如医院、敬老院等都必须借用民房。　　活该我们潘庄村倒霉。　　潘庄村子虽然不大，但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周围十几个村庄，我们村正好处于中心位置，如众星捧月。不知是哪位领导看准了这一点，一声令下，叫我们全村人都搬到明楼村去，把所有房子都腾出来，提供给公社的医院、敬老院、青年突击队等作公共场所。　　如此一来，可苦了我们村。短短的十几天内，必须把所有房子腾出来。那时候，人们也真听话，说叫搬，谁也不打折扣，果然十几天内，乖乖地搬到明楼村去了。
　　作者：@豫老朽　　那时候，我还年少，根本不知道搬家的辛苦，只是觉得换个地方住，新鲜，好玩，还一天天穷高兴呢。　　搬家过程中，好多大件的东西，如：准备建房子的木料、盛粮食的大囤、大瓮什么的，只好留在原地。可是，等过了一段时间，再到老家去看看，呀，我们家里成了公社医院了，我爷爷奶奶的瓦屋成了医院办公室，磨房成了伙房，我们家的堂屋成了中西药房。原来留在家里的所有东西，全都不翼而飞。我想到堂屋药房里去看看，却被拒之门外。我们自家的房子，公家连个招呼都不打，想占就占了。那时候，连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莫非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真是匪夷所思。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也被拆散了。我两个奶奶都住进了敬老院。哥哥是大队会计，吃住都在大队里。嫂子带着小侄女长期住娘家。姐姐进了青年突击队。我父亲本来是小队保管，到搬家时，一是因为队里的粮食已所剩无几，二是潘庄两个生产队的仓库、食堂，什么都合二为一。所以，父亲的保管员职务也自行罢免。在家里吃饭的平时只有父母亲和我三个人。　　搬到明楼村之后，食堂里已经没有了面食，连煮熟的地瓜也很少，主要是那些又黑又苦的地瓜干子，经大锅一煮，跟牛粪似的，打到家里也没人吃。记得我父亲送嫂嫂回娘家，回来路上，在地里捡了一些发霉的江豆角。有一段时间就是靠吃这些霉江豆打发日子。母亲幸好留了一口小锅，就用土坯支在堂屋门后边，以清水煮江豆粒吃。　　尽管每天打回来的地瓜干不能吃，但我还是坚持顿顿饭去领取那应得的一份儿。主要是因为我放学回家没事干，每到开饭的时候照样端着盆子去领饭。那时候，新家的东南角有一个废弃的猪圈，猪圈里有个大条筐。我每次打回来的黑瓜干，都撒开倒进条筐里，等它自然风干。就这样，日积月累，积存了满满一大条筐。事后，母亲经常夸奖我的英明。多亏了这一条筐的黑瓜干，才在第二年春天当成了我们全家的主食，不至于被生生饿死。这也是后话　　人合 发表于
13:17　　六、清锅断顿　　１９５９年元旦的前几天，大伙房里连又黑又苦的地瓜干也供给不上了。每顿饭发放的数量越来越少。少就少吧，反正又不能吃，所以也就没人跟他计较。阳历年的前一天，忽然刮了一场大北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阳历年那天中午，我放学后，去伙房打饭，竟然连黑地瓜干也没了。大锅里煮了一锅胡萝卜汤，萝卜是那种切成条条的，用清水煮了，只放一点醋，连油星也没有。我端了一盆萝卜汤回了家。到了家里，母亲给我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哥哥已验上兵，下午就要离家去当兵了。其实，好多天前哥哥就报名参军了，因为怕家人阻拦，他一直封锁消息，直到要走了，才告诉家里人。我是个孩子，还不懂什么，下午照样去上学。我父母也能想得开，没加阻拦。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义祖母。哥哥是义祖母来到我们家后出生的，奶奶一直把他当心尖肉。要拦只有义祖母会拦住他。那时候，我两个祖母都在敬老院里住着。至于哥哥是如何说服两个奶奶的，我就不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哥哥真的当兵走了。我娘常说：哥哥是有福气的人，大锅饭掀不开锅了，他也当兵走了，一天也没挨饿。这还不算有福气吗？　　自打哥哥走了以后，天寒地冻，地里即使有胡萝卜也刨不出来，连最后的一点点胡萝卜汤也供给不上了。干脆队长宣布：大伙房停火，清锅断顿。　　从这一天开始，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饥荒拉开了序幕。这就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伊始。　　大伙房清锅断顿以后，吃什么？拿什么下锅？母亲整天发愁。为了搞点吃的，我也像别的同学那样，向老师请了假。趁天气晴朗，拿着铁锨，提着篮子，跟随大人们，到明楼村东大洼里挖萝卜。到地里以后，地冻得当当响，根本挖不动，只能等到晌午化冻以后，才能贴着地表皮，铲下一层来，铲下的萝卜看上去像一块块棋子儿。一下午也就铲那么半篮儿，以此作为第二天的三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坚持。那时候，母亲听人说：有钱的人家，可以到常庄供销社饭店里挨号买杂菜汤。所谓“杂菜汤”是指：有点儿牛杂碎和烂菜叶及粉条儿，在锅里一煮，清汤刮水的。就那五毛钱一碗，还得早起五更去排队挨号，每天排队的有几百号人。有的人吃了上顿，就接着排下顿的，一天排三次号，三顿饭就打发了。可我们家没钱，再说也没那个功夫呀！所以，一次也没去过。至于那杂菜汤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只能凭想象觉得一定很好喝，却始终没机会去品尝。　　人合 发表于
13:21　　七、东奔西逃　　几乎是在同时，全县各个村庄的大伙房纷纷清锅断顿。那时候，各级政府还沉醉在“五风”的余波里，等到他们彻底醒悟过来，发放统销粮和救济粮的时候，已经是春节后三四月份的事。我记得从５９年的阳历年到春节后这段时间，农村里基本上是没人管，没人问。有提前私藏点粮食的，就靠这来凑合。真没辙的，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各奔东西。　　一天晚上，母亲带着我来到表姐家。表姐家就在明楼村。我的舅母正在那里。一见面，舅母就哭了。听舅母说：她们全家很快就要下关东了。原来，我三表哥赵延勘于三年前去了黑龙江，他有点文化，被安排在铁路上当一名工人，并把表嫂带了过去。最近，他从来信中得知家里情况，便急如星火般地赶回来。他原准备只把舅父母接过去。可到家一看，家里可吃的东西啥也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全靠出卖棉衣、棉被换几个钱，到饭店排队挨杂菜汤喝，这日子没法过。于是决定除舅父母外，再把大表哥、二表哥每家选一个男孩，跟着一块走。目的是为各家保留一个根儿。有了根，将来可以传宗接代。至于留在家里的，是死是活就听天由命去吧。但三表哥还特别嘱咐一句：要真的饿死，宁肯先饿死孩子，再饿死大人。为什么？孩子太小，大人死了，剩下孩子也活不长，没爹没娘的孩子更可怜。当然，也可以把孩子送人，但一定要送给熟识的人。将来不死，还可以作亲戚。　　舅母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与女儿和我们一家告别。舅母一哭，表姐和母亲都哭了。这一别，将来还会不会见面，谁也不敢说。　　事实证明，三表哥的决定是正确的。　　事后，舅父母一家第二天晚上就动了身。大表哥的独生子庆聚、二表哥的长子庆池跟随舅父母上路。庆聚１５岁，庆池刚满１０岁。离家时，一家人哭哭涕涕，走走送送，拉拉扯扯，离村好远了，还在黑暗中大声嘱咐着什么。那情景真叫人肝肠寸断。　　从赵家垓到郓城，３０多里地。舅母脚小，走不动，差不多走了一整夜，东方发亮时才到郓城汽车站。坐头班车到了济宁。济宁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拖老带小去东北逃荒的。在车站外广场排了一天一夜的号，才买到去三棵树的车票。上车时，光在车门口又挤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还是从窗口爬进去。车里更挤，人挨人镶得死死的，想转身都不能。一行五个人，分在三个车厢里。庆池年龄小，光是哇哇哭。一直站到北京，有下车的，表哥好歹为舅父母寻了个座。一路上，不断地有乘警查盲流的。幸亏三表哥穿一身铁路制服，要不，还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岔子呢。　　到东北后，表哥四处奔波，好容易为舅父母落下户口，领了购粮本。刚领一个月口粮，领第二月的时候，庆池不懂事，贪玩，把购粮本弄丢了。那年月，丢了粮本，这不是塌了天、要了命吗？三表哥赶紧去粮站挂失，被人家熊了一顿，还罚三个月不给口粮。这三个月几乎全是以菜充饥。烂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甜菜叶子，都是人家丢了不要的东西，捡回家来白水煮了吃。舅父母牙口不好，连半饱都吃不到。为了糊口，庆聚、庆池跟随当地的孩子爬火车到６０里外的庄稼地里拣发霉的豆子、玉米，一天拣上四五斤，回来轧碎掺上烂菜吃。那时候高价粮３块钱一斤，而三表哥的工资才５０多块钱。只能买一提包冻鱼。要买玉米，只够买２０多斤。为了挣钱，１５岁的庆聚去铁路上当盲流，干重活，推石子，扛大木，一天挣个三块五块的。我舅父那年已六十多岁，偷偷把胡子刮了，也要去扛大木。被我表哥再三劝阻，甚至跪下来哀求，才答应不去。但后来还是偷偷去了，干了三天，累病了。而作了错事的庆池，整天吓得跟小老鼠似的，躲躲藏藏不敢见人，吃饭也不敢吃饱，瘦得皮包骨头。　　未完待续：
　　作者：@豫老朽 　　　就在我舅父母去关外之后不久，我的大表哥赵延歧、二表哥赵延作和明楼村的表姐夫明传清，先后与人搭伴去了新疆。有的当了伐木工人，有的修路，我二表哥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伙夫为人做饭。那时候，各处都是定量供给。因为吃不饱饭，闹水肿病的就很多。二表哥曾认识一个河南开封人，是个大个子，长得五大三粗。有一回，吃过晚饭后，那人仍在旁边坐着不走。就在我表哥刷完锅准备把泔水倒掉的时候，那人站起来说：“好兄弟，你那刷锅的泔水留给我吧！”表哥说：“你要那做什么？”那人说：“我澄澄渣，喝了它！”表哥说：“你不是吃过饭了吗？”那人说：“我饭量大，吃不饱哇！”从那以后，每次打饭的时候，表哥都是有意多给他打一点。因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那两年，像我舅父一家那样闯关东、下新疆、去内蒙的，多得不计其数。哪村上都有十家八家的向外走。那时候的人好比候鸟，一听说哪里有口饭吃，哪里能找到工作，就一忽拉往那里奔。后来，直到改革开放后，菏泽地区率先实行责任制，农村经济状况好转了，才陆陆续续返回来。　　柴禾妞 发表于
13:21　　这文章等给俺家小宝看，免得无肉不欢。　　人合 发表于
13:22　　八、回家过年　　自打阳历年清锅断顿之后，公社驻村的干部和大小队的头头们，明知自己做了亏心事，自知理亏，都像霜打了一样，逢人就躲，见人就藏，最怕人们跟他们要吃的，往日那种气冲牛斗、趾高气扬的样子全都不见了。　　干部一蔫，群众的不满情绪就直往上升。再加上饿极，家家户户没有吃的。俗话说：免子急了也咬人。何况是饿急了的人呢！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同样是挨饿，何必非得饿死在异乡。于是，回家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起初，是一家两家偷偷摸摸往回搬，看看干部们也不怎么干预，后来就大胆公开地搬。在临到春节的前两天，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全村人一齐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