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
（原标题：“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
　　阿玛蒂亚·森
早报记者 赵振江 实习生 陈柯芯 “我并不认为有。人们应该找到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并不能用这样一个概念解释所有问题。”昨日，被称为经济学界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构建包容高效的国际援助与合作体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转型困境，即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因此学界就围绕是否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展开过各种讨论。显然，在这次讲座上，阿玛蒂亚·森开宗明义地表示，这是一个伪命题。阿玛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1933年生于印度，1953年在印度大学毕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中国能够在20国集团里扮演领导作用”阿玛蒂亚·森说，“中国在思考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中国今年将是G20峰会的东道国，在这个背景下有很多讨论，比如中国怎么帮助构建国际体系。”他表示，按照P来讲，中国也是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在贸易这一块，中国也通过一些好的贸易机会，让贸易繁荣，实现国际发展。中国在G20集团里，能够扮演领导作用，就像2009年英国在20国峰会里的领导力。但在2009年以后，我们发现经济有一个持续的下行，从2009年到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有一些欧洲的思维模式，可能不太适用于中国。欧洲经济非常着迷的杠杆负债率，英国原来负债率大概是70%。现在最新的数据显示，数据已经从70%上升到两倍，所以它是违背了欧洲自己的思维。卡梅伦说，我们之前都没有这么高的债务占GDP的比重，30%比较合适，中国大概只有20%，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阿玛蒂亚·森表示，中国比较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能把公共服务、教育等方面资源调动起来，推动社会进步。中国有自己发展的经验，有时候中国发展的成绩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讲，不是说中国的崛起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古代中国就是世界的领导国家，所以中国有一些伟大的思想，并不奇怪。中国对人才和教育非常重视，我现在在西方大国里学习，但我们也学习很多东方的儒家道家思想。最早，中国对于市场经济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在是非常希望用市场化的手段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教育、卫生。这都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阿玛蒂亚·森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G20峰会上，中国能提出如何快速发展的模板，印度的经济改革也赶不上中国的步伐，有很多城市级别的经济体。“我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你就会止步不前，必须要应对一些问题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阿玛蒂亚·森指出，“发展速度非常快，我想只有用细菌感染才能形容如此快速的增长。我们不能单纯从历史角度来说未来会有瓶颈。现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温和，这只是相对的放缓，而收入增长还是相对快速。1983年开始，每年我都会来中国，我发现，中国的发展趋势在其他国家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对经济进行调整，包括税收等等，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是问题，消费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教育在改变中国的社会风貌“原来大家都认为，中国在教育方面不受重视，但并非如此，尤其在农业领域、农业进程方面的教育，中国引领世界。这个过程主要是劳动力技能的提升，而这些是在学校教授的，让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经验也可以被很多国家借鉴。” 阿玛蒂亚·森表示。阿玛蒂亚·森介绍，欧洲学者说过，如果有基本的教育和技能，在遇到挑战时就可以解决。很多商品中国都可以生产，因为他们知道学习和阅读，在印尼等地都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在1978年之后，中国对教育的重视不断加强，中国和日本的思维是有共同之处的。早在604年，日本的一位天皇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宣言，要重视教育并向中国学习（编者注：当指圣德太子所推行的“宪法十七条”）。而现在的韩国，还有很多中国留存的文字。森认为，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后，中国重整旗鼓。年代，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巨大发展，中国也在塑造自己的教育体系。这不仅是社会推动力，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是印度需要吸取的经验，印度有非常好的IT、医药等成就，但它的经济发展不如中国稳健。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也在向中国学习。听上去，这个故事很小，但道理很大。”“很多人对中国上学难的问题都有自己的批评和见解，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中国发展的水平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复制的。” 阿玛蒂亚·森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也在延长，“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生活在改善。如果女性过度生育，生育成本、生育时间等都由女性来承担，随着女性在家庭中越来越重要，自然会降低生育率。我们也可以比较印度450个区，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个地方生育率会下降。中国生育率从2.8到1.4，这个生育率还在不断缓慢下降。”在印度有几个邦，他们的生育率也有类似的情况，“现在他们的生育率是1.6，而中国是1.7，但这几个邦，女性就业和生育呈现的趋势和中国一样。”演讲结束后，阿玛蒂亚·森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问：你刚才提到，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你指的是这在中国不存在，还是经济学概念上不存在？答：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我真的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什么（笑）。设立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文献上有很多让人迷惑的地方，早些时候，有“世界经济腾飞”一说，“腾飞”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也许是我们计划和希望经济腾飞，但具体指什么不知道，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问：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建议？答：我很幸运，能在人类发展问题上有一些自己的贡献。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人类发展指数的进步，我们必须要改变人类发展的模式。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在研究，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能够迅速发展的话，它40年后就会达到埃及的水平，这是比较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并不是说我们讽刺埃及，只是这样的发展需要40年的时间代价。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所以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讨论。人类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方式，老的发展模式也可以被看成是依赖人类的发展，现在逐渐改变它的发展方向，但人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在1998年3月，有一位伟人逝世，在那2个月里，我们都在讲他。现在，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人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在是有理论依据的，人类发展指数是考察国家的重要参考，发展成绩是在这一块有个分值，人类的发展有一个更大的讨论，I（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发展。标准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但有些地方做得都还不太好。比如印度没有把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结合起来，同时卫生等条件很差，失业率也高居不下。对于印度来说，IT和制药是他们的优势产业，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它的经济发展没有实现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的效果。问：两天前我刚从美国回来，我亲自见证了美国初选。我们很多人在想，美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那你觉得，现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问题是否跟过去一样？答：我住在美国，但我是印度人。我总会想印度有哪些事情没做好，现在这些事情造成了很多祸患和问题，我曾经试图改变一些政府做法和竞选动态，但最后没有成功。我个人认为，美国不像欧洲，欧洲的整体经济，特别是欧元区，它的经济政策完全走错。而美国是一个很分化的状态，但还是不断在往前迈进。
如果最后到投票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民主党比如希拉里有更大的胜算，特朗普比较难。虽然表面上他看起来很强势，但也说了一些荒谬的话，比如在美墨之间修高墙，让非法移民无法进入，虽然这很博眼球。接下来在于，政治现金贡献者是否能够继续给他提供资助，以及政党是否会为他持续提供支持。他对于游说人士的政治现金的拒绝，赢得了很多美国人民的好感，在共和党，如果有人能说每个美国人都要有医保，这是最能博取人心的。在中国、印度、肯尼亚等国，都会引起非常正面的反响。问：关于南南合作您怎么看？答：这是个很有发展性的提法，而且南南合作与减贫也紧密相关。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贸易，通过贸易转移财富；另一个在国内也可以开展，就是减贫。从国际上看，这也是极好的方式。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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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日报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作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刘伟
　　我们国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全面小康”拿到国际社会去比是个什么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们跨越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有一个大问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来看，二战后出现了三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第一拨是拉美国家，这些国家于上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穿越，算下来40多年了。第二拨是东亚，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等，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穿越不过去，一直到现在，30多年了。第三拨是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西亚和北非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穿越不过去，到现在20多年了。拉美40多年，我们叫“拉美漩涡”；东亚30多年，我们叫“东亚泡沫”；西亚、北非20多年，我们叫“西亚北非危机”，到了这个阶段过不去了。
　　二战后116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只有15个完成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完整穿越，从最初的贫困开始，完成这个阶段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地区。
　　很多国家到了这一阶段但迟迟没有过去，没有过去的国家，很多人在研究。我看核心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创新力不够，一个是腐败。怎么办？根本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根本，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政府在市场失灵和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立一个基本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穿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点是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关系紊乱，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结果企业要想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市场失灵不起作用，要找政府官员谈判。企业找政府官员谈判最有效的手段，很简单，就是行贿，经济学叫“寻租”“权钱交易”。这样，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配置处理不好，政治改革就会滞后，因为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我的理解，在政治体制上，关键是处理好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民主是权力的授权基础，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访美讲话再次强调民主的阳光、法治的笼子，我理解这两个是政治体制中很重要的、很基础性的东西。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官员集权，权力没有民主阳光的照耀，又缺少法治笼子的约束，那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结构——市场失灵，政府集权，企业要想获得项目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要找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权力又没有民主的约束和法治的监督，可以乱用。政府官员面对的是什么？是一群拿着钱、整天挖空心思准备腐蚀你的商人，能否经住考验，就看你是否自觉了。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备，导致的结果是既无效率也无公正，为什么？资源配置不按照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谁效率高就给谁，而是按照腐败指数，谁的行贿力度大，就把资源配置给谁，怎么能有效率呢？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权钱交易的过程、寻租的过程，怎么可能有公正？既无效率也无公正，这就是“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我国现在到了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阶段，到2020年有可能穿越，这是一个机会，但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重要的是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立法治中国，那也是2020年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体制，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完备、法治中国目标的基本实现和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法治建设特别是对政府权力的法治约束，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可能决定我们民族的命运。法治的重要基础一是在于法律制度的供给质量高且成有效的体系，即所谓“良法”；二是在于社会存在深厚的法治精神，即全社会对法治的尊重，对法律的自觉服从，而要造就这种法治基础，关键在于确认私权，规范公权，而规范公权的根本便在于通过民主和法治建设对公权，特别是政府公权予以约束。[责任编辑:康慧珍]
　　相较于其他的文字系统，汉字具有独具一格的文化识别度，超越了时空、地域与方言。汉字千古不移的存在，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歌剧《山海经·奔月》是一部健康、真诚的作品。它所有的不完美，都有望在后天的打磨、塑造中得以改善。这是因为，它有着精准的歌剧基因。
　　万事大治皆在于人。我们要落实好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要求，有成效就要奖励和重用，有问题就要担责，有能力就要上，没能力就要下。　　当前网上存在的缺乏责任感的情感宣泄、封闭保守主义的排外情绪等非理性行为，在消解人们对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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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IIS 帮助&（可在 IIS 管理器 (inetmgr) 中访问），然后搜索标题为&网站设置&、&常规管理任务&和&关于自定义错误消息&的主题。中国正在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中国正在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傅砺百家号处于临界点上的中国经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先生在2016年6月份说过，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五五开。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何我们经济处于临界点上？下面我们用许小年教授的演讲来通俗的解释一下。我们知道过去国家经济增长、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靠银行贷款、股市融资，或者自身的积累来投资扩张。这样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并且政府和很多企业的资源已经用到了极限。这个“边际收益递减”是什么？以农业生产为例，假设农民种一块地，只用人力时亩产400斤；如果给农民投资配置一台拖拉机，增产200斤；再配第二台拖拉机，亩产还会增加，但只增100斤；到第三台拖拉机的增产效果呢？可能就等于零了。同样的道理，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拉动来增加GDP，但是每单位投资带来的新增GDP越来越低，到投资收益为零时，经济就落到“中等收入陷阱”里了，再增加投资也就没用了。目前我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到了资本边际收益为零的临界点了呢？我认为是的。第一个原因，央行放水资金就是不进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收益接近零，甚至是负的，赚不到钱，谁愿意投呢？所以最后市场用脚投票。第二个原因，资本积累是有限度的，投资资金来自于老百姓的储蓄和企业的储蓄，也就是利润。社会储蓄是有限的，央行印钞票不是真储蓄，只不过把老百姓的储蓄稀释了而已，企业和老百姓有限的储蓄，决定了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可能真话不中听，但实际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开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下半年以来，债牛泡沫的破灭，货币、贷款超发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由于多年来采用刺激性政策，借债来创造投资需求，使得我国经济的总体负债率达到一个危险的水平。2016年政府提出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行政化去产能的效果并不好，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相反。去杠杆的效果也不佳，有些地方仅仅是转移杠杆，有些地方甚至在加杠杆。行政化的去产能、去杠杆增加了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对外部风险不要反应过度近期最大的外部风险莫过于特朗普当选及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其实对此不需要反应过度。我们担心的无非不过是贸易战的来临。对于正常风险及贸易战的理解：第一、特朗普是商人、企业家，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能搞好美国经济，只有搞好经济，他才可以再次当选。第二、美国对权力的制衡现在已相当完善。特朗普就是想胡来也干不成，国会制约他，媒体制约他，方方面面都在制约他。第三、特朗普上台后的经济政策对中国会有影响，为了兑现竞选承诺，他可能找几个产品制造些贸易摩擦，但全面的贸易战不大可能。如果他把关税拉得太高，或者退出全球化，美国消费者要为此埋单，成本增加，美国的大企业也不干。大家对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也没必要太担忧，加息影响资本市场和资产价格，但对实体经济影响是有一定传导过程的，甚至不会起到太大作用。当初美联储推出QE时，多发货币的大部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留在银行的现金库了，变成了银行的超额储备。推出QE、减息没什么影响，收回QE、加息也没什么影响。这其实跟中国降息时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对于企业来说，实体经济投资效益低，货币、信贷的超发使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企业怎么办？建议考虑“两带”：一是系好安全带；二是勒紧裤腰带。一句话，保守、保守，再保守。从现金流出发规划业务，今年不是赚钱的年头，而是求生存的年头，先活下来再说。企业应该把债务水平降下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负债过高对国家经济是个风险，对企业也是风险。然后是考虑如何转型，用创新的思维来提高自己的效率。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要保住自己的钱袋子，让财富保持增长不缩水。这是第一目标，同时也是一个必要度很高的目标。当然，实同财富自由的第一步是不必为钱而工作，这是另一个相当美好的目标，就目前这种情况来说，改变思维方式、跟进局势进度，才有机会大幅改善收入状况。但越是经济情况面临考验的时候，让个人财富保持增长不缩水，就越是有必要进行。好处是相对于国家所需的经济，个人经济的维持条件没有那么严苛。目前在中国主要理财渠道：1、储蓄、保险及债券。2、股票、基金。需要较高的专业能力，不同于固定收益类投资，股市是动态的，长期来看， 散户二八格局永远不会变，不过可以委托专业理财机构。3、各种“宝”及网贷。对于网贷来说，很明显的参差不齐，问题平台太多。正规一点的平台，却各种“宝”的收益也在不断下降。以上这些是目前比较适用的理财手段，至于其它的方式，特别是那些承认高收益的各种风险平台，并不适用于大部分人。所以虽然选择较为有限，但也只能从这当中进行选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网贷的混乱，风险回报比有些尴尬。而如果想要进行股票基金类投资，那么需要先进行系统性学习，或者是考虑委托专业理财机构。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傅砺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没力气玩枪，有条件摸笔，于是操起了文字。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据实答好三个问题
应对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严肃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
　　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写入十三五规划。
　　但遗憾的是，部分新自由主义者建议，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应听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政策——国际上熟知的“华盛顿共识”，这不符合中国谚语所说的“实事求是”。
“华盛顿共识”不符合“实事求是”
　　事实上，正如下文将要给出的数据，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反而变得更不发达，只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或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但实现最快速增长的所有经济体都来自于亚洲，这一事实，有利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中国从中借鉴经验。
　　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如此凤毛麟角，意味着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失败。也即是说，在亚洲之外深受新自由主义推崇的“华盛顿共识”，事实上已被证明为失败的发展理论。因此，中国应学习实事求是的方法而非失败的理论：
·从正面角度而言，应侧重分析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那些少数发展中国家的的成功经验；
·从负面角度而言，应侧重分析听从了世界银行/ IMF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而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未能成功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那些国家的失败教训。
　　本文旨在论述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国际事实。事实证明，依据事实的发展战略才能取得成功，也是任何理论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理论必须符合事实。不应罔顾事实或为适应错误的理论改变事实。如果一种理论不符合事实，那么它就是错误的，理应被抛弃。
　　这对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如果中国依据如何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错误理论实施政策，那么这种政策必将失败，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将波及逾十亿中国人，阻止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因此，论述发展中经济体成败经验的事实，是判断一种理论正确与否的前提。
“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曾就是否事实上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展开过重大的讨论。例如，《经济学人》杂志曾讨论过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说，“支持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人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往往低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其实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增长得更快。他们根据佩恩表对各国年间的收入进行了对比。人均收入在1美元（根据购买力平价，即中等收入国家）间的国家在下一个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为2.9％，快于其他任何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值。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体的规模会持续不断发展。潜在的陷阱隐藏在各种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单单拿中等水平说事没有道理。”
　　不过，我无意用更多篇幅谈论这种争论。我只想说明，发展中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非常困难。因此，“为何仅极少数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这个问题将被视为一种实证检验。
何谓高收入经济体
　　毫无疑问，第一个问题是何谓高收入经济体标准。从国际上来看，有68个国家或地区符合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官方标准——人均GDP为12736 美元（约82478人民币）。但支持中国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具有明显的误导成份，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这68个高收入经济体中的大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国家，35个国家的人口不到五百万。仅22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地区的人口超过一千万；
·许多国家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完全是由于其拥有非常少的人口并且是避税天堂，比如开曼群岛、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百慕大群岛、马恩岛等国家，或者由于拥有大量的单一商品油，比如沙特、阿联酋等国家。
　　显然，这种类型的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既不具备人口少的条件，也不能推行逃税天堂的战略，更不具备以石油为主的经济条件。
　　这样的事实说明，部分中国媒体有时讨论中国的国际排名时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们未将人口基数、经济规模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是以石油出口为主考虑在内。中国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这样严肃的问题，不能依据草率的统计，而是需要准确的信息。
哪些国家已跻身高收入经济体？
　　首先谈经济发展事实。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已跻身最重要的高收入经济体数十年了。他们自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后已有数十年以上（通常都超过一个世纪），一直以相对慢的增速增长。
　　例如，就整个二十世纪而论，美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9%，德国为1.8%，英国为1.5%。显然，这样慢的增长路径不适于中国作为发展模式，因为中国计划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在未来5-10年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
　　接下来谈中国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条件。可以指出的是，事实上大多数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在此期间进一步落后于美国。以人口至少不低于五百万的国家和1978年其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 40%为例， 年符合此类条件的53个国家中，28个国家的人均GDP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25个国家的地位则相对美国有所提高。也即是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美国更不发达了。这说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存在难度。
　　但也应该注意到，在较长的时期内，许多前发达经济体退步为发展中经济体地位，或者遭受了灾难性的挫折。如，阿根廷、智利、美国和俄罗斯在几十年内都出现了GDP的大幅跌降。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仅有少数几个国家的人均GDP相对美国大幅增长。自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只有6个至少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与韩国），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至少缩小了20%。这6个经济体都是来自亚洲。
　　年与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增速快于任何国家。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起点均远高于中国大陆，而且已实现了中国的目标——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
　　就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数量而言，亚洲经济体占据压倒性优势。如表1所示，世界增速最快的所有10个经济体全部来自亚洲——事实上，前13位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均来自亚洲。
　　因此，亚洲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并非是因为推行了世界银行与IMF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
　　这说明，中国要确保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就不能听信世界银行的教条，而是要侧重学习何种因素能确保国经济增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然后要学习何种因素导致亚洲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差距缩小
　　既然中国的人均GDP增速快于其他任何经济体，为何其仍未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答案当然是取决于不同经济体的起点不同。
　　192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8%，彼时印度的人均GDP高于中国30%。就经济发展而言，清朝与1911年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在追赶发达经济体上是失败的——1900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3%，1913年这一数据为10%。
　　自日本侵华与中国内战结束到1950年，中国几乎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5%。1950年，世界141个经济体中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中国，它们是非洲的八个国家和亚洲的缅甸和蒙古。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比较：据麦迪森计算，1950年时印度的人均GDP高于中国近40%；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最新计算，1950年时印度的人均GDP高于中国近80%。
　　到1978年，中国取得了了不起的社会成就，比如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速快于世界史上的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那个时期，中国也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大幅缩小了与其他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人均GDP的差距：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人均GDP从1950年领先中国80%到1978年缩小至30%。
　　据麦迪森计算，印度的人均GDP从1950年领先中国40%到1978年缩小至0。这是相当可观的的经济成就。当然，这也是了不起的社会成就，但中国的人均GDP仍远落后于其他快速增长的经济体。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快于其他任何国家，也快速缩小了与所有发达经济体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
　　如表2所示，1978年时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0倍，2015年时这一差距缩小至4倍。表2同时显示，中国在多项数据上已缩小与所有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有些数据甚至已超过后者。（见表2，1978年与2015年，各经济体人均GDP与中国大陆人均GDP的比例。）
　　但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起点均高于中国，这是他们早已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仍领先中国5-10年的原因。
　　从年，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差距均有所缩小，具体情况如下：
o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差距已从逾八倍缩小至仅略超过三倍；
o 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人均GDP差距已从十五倍缩小至四倍；
o 中国与新加坡的人均GDP差距已从逾二十倍缩小至不到六倍；
o 中国与韩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近六倍缩小至不到三倍；
　　从年，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情况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远优于亚洲四小龙，但后者经济增速继续远快于老牌发达经济体。因此，中国最终要缩小与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差距，就必须要继续长期（数十年）保持良好的表现。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发展战略的比较
　　上文所述的是中国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比较，本节将主要比较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战略。
　　上文已指出，最重要的老牌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常已超过一个世纪）不到2%。
　　如表3所示，这种基本的模式并未改变。以最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例，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约为所有这些经济体的近四倍。结果是，中国缩小了与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
　　但也需要清楚地注意到，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增长率相差无己，都低于2%，最高的为1.7%，最低的为1.2%。 年，中国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缩小具体如下：
o 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30倍缩小至4倍；
o 中国与德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26倍缩小至不到3.5倍；
o 中国与英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21倍缩小至不到3倍；
o 中国与法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25倍缩小至不到3倍；
o 中国与日本的人均GDP差距已从近21倍缩小至不到3倍。
　　中国快速缩小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是必然结果，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原因。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率缓慢增长，并非由于其当前较高的人均GDP水平，而是当其人均GDP水平甚至明显低于中国当前水平的更早时期这一现象就存在。鉴于所有发达经济体基本上超过一个世纪都维持相同且非常慢的增长率，如果中国采用其增长模式，那么中国也将会陷入缓慢增长。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发展状况显而易见。因此，任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理论和战略，必须符合事实。可以看到：
如果目标是追赶发达经济体，那么全盘照搬发达经济体的任何模式就是错误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模式是数十年（超过一个世纪）维持缓慢增长。
　　中国采用这样的缓慢增长模式，就无法在5-10年后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或者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因此，中国必须利用已被普遍证明的快速增长经济模式——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就是采用这种模式。
　　发展中经济体所采用的这些模式如下：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拥有最成功的战略。 年与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优于所有其他经济体。
·继中国后的第二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通常被称为“亚洲发展模式”，拙文《为什么亚当o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可以很好的诠释亚洲的增长？》曾对亚洲模式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世界银行与IMF倡导、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华盛顿共识”，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那些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相比，是一种失败，正如林毅夫在上文的精准评价。
　　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理论与政策必须立足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全球经济增长而论，任何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必须能对下述三个基本事实，给出答案。这三个决定性的问题如下：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会优于所有其他经济体？
·为什么人均GDP起点高于中国，已达到高收入经济体国际标准的少数亚洲经济体表现不如中国，但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为什么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未能实现快速增长，或者成功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反而大多数情况下进一步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以“华盛顿共识”教条为基础，因为全球增长数据显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战略。相反，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那些国家，并非基于“华盛顿共识”。应对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严肃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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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据实答好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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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理论与政策必须立足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全球经济增长而论，任何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必须能对下述三个基本事实，给出答案。
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理论与政策必须立足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全球经济增长而论，任何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必须能对下述三个基本事实，给出答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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