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票时有加税和不加税的选项，那么开发票是加税还是不加税呢，开发票时加税和不加税有什么区别呢？_百度知道
开发票时有加税和不加税的选项，那么开发票是加税还是不加税呢，开发票时加税和不加税有什么区别呢？
开发票时有加税和不加税的选项，那么开发票是加税还是不加税呢，开发票时加税和不加税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我卖出了1000元的东西，税点是5个点，那么开1000元的发票不加税和开0元的发票加税，这两种发票的开法有什么区别呢？
我有更好的答案
加税不加税，看怎么填发票了。不加税就是发票的金额栏，然后后面算税，加税就是，直接是含税金额，填上去，系统自动算出金额和税额，我们都用含税金额开票
那我上面说的5个点，1000元不加税的发票和1050元加税的发票，两张发票是不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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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附件4
第4 讲阅读材料
税种选择对公民税收意识的影响
学习目标 通过比较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特征 分析不同税种对公民税收意识的形成产生的影
内容提要 现实世界中的各国税制都是由多个税种构成的复合税制 政府可以选择对
收入和财产课征直接税 也可以选择对商品课征间接税 尽管不论政府采取何种方式征税
税收最终都是由人民来负担的 但是不同种类的税收对公民税收意识产生着完全不同的影
响 本文从税收的经济归宿和法律归宿的区别入手 在比较直接税和间接税制度对公民的税
收意识产生不同影响的基础上 提出了改革税制以提高公民税收意识的具体设想
关键词 税种选择 税收归宿 税收意识
不同种类的税收是如何影响公众对税收负担的看法的呢 公民能说出他负担税收的准
确数额吗 本文试图论证税种选择对公民税收意识产生的重要影响
税收归宿与纳税人法律责任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 个人作为消费者购买某一私人产品或劳务时 必然会碰到一个由
市场决定的价格 他一手转让一定数量的货币 一手得到所购买的商品或劳务 两者之间存
在着直接的 可观察到的对应关系 与此不同 个人作为政府支出成本的承担者面对财政制
度时 却并不存在这样的直接对应关系 从较广的 通常是从概念的意义来说 任何税收
也是一种个人或集体所支付的 价格
以取得集中提供的公共服务 可是 除了存在着将
社会总体分解为 个人或私人价格 的困难之外 税收的形式影响着选择行为 而且不同于
市场选择 个人并不能选择他最喜欢的支付手段 他通常必须按照对每个人所规定的方式来
履行他的财政义务
使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得以分摊到个人身上的种种制度 会大大影
响个人对这类成本与收益的流量的评价和他自己的反应
比较不同税种的特征 是为了
确定各种税收制度对个人通过参与集体决策过程表达对公共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所产生的影
税种选择影响着公众对税收负担的估计 现实世界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由于
征税可能导致产量和价格变化 税收的法定承担者 即法律规定的纳税责任人可以将其缴纳
的税款全部或部分地转嫁出去 而税法没有规定其纳税责任的人却并不等于没有税收负担
虽然不是所有税种都存在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的现象 但可以肯定的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人
的法律责任并不能全面反映税收的归宿
税收归宿 即税收的最终落脚点 有法定归宿与经济归宿之分 税收的法定归宿表明谁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税收意识对公共预算的影响 的阶段性成果 发表在 财政研究
2003 年第8 期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民主过程中的财政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附件4
对政府税收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而税收的经济归宿则说明由征税而引起的私人真实收入的变
化 区分税收的法定归宿与经济归宿的不同 有助于理解纳税人法律责任与税收真实负担之
将不同种类的税收分成直接税和间接税两个类别有助于我们对税收归宿研究的深入 虽
然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的标准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但一般来说以税负是否转嫁为标
准得到广泛认可 凡是纳税人不能直接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种 被称为直接税 如对
所得和财产课征的所得税 财产税等 凡是纳税人能通过商品或劳务价格的变化部分或全部
地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种 被称为间接税 如对商品课征的增值税 消费税等 为了
分析因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对公众税收意识的影响 本文赞成以纳税人与负税人是否一致
为标准来划分直接税和间接税 凡是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为直接税 凡是纳税人与负税人不
一致为间接税 按照这一标准 对个人所得和财产的课税属于直接税 而对商品和劳务以及
公司所得的课税属于间接税
对直接税的分析
直接税的共同特点是纳税人与负税人是一致的 因直接税中的个人所得税是我们最熟悉
的税种 下面我们就以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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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看待减税——朱青：税收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优越好
　　“当前，理论和实际部门最应当研究的是最优税收问题。简单地说，最优税收就是能兼顾到公平与效率的税收。” ——朱青
　　减税可谓当前的高频词。怎么看待减税？如何运用减税？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听他分析了减税的“能”与“不能”。
　　A “首先要了解政府的‘钱袋子’”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把税减了，肯定利于经济增长。对此，您怎么看？
　　朱青：我认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的确，减税会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考虑支出的需要，盲目地减税，只能加大政府的收支缺口，其最终结果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
　　税收就像人身体里的胆固醇，多了不好，但不能没有，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度。现在人们谈论减税，往往是从税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考虑的，觉得减得越多越好，但如果结合财政支出的需要来考虑这个问题，结果就不一样了。
　　记者：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税收对政府财政的重要性？
　　朱青：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政府的“钱袋子”。中国政府有四大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四大预算中最重要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它涉及政府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共服务，像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2017年这个预算的支出规模是20.3万亿元，其中靠税收筹资的开支占72%，靠非税收入筹资的占14%，还有14%左右是靠债务融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80%左右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其余包括铁路基金、民航基金等。2017年该预算的支出规模大约为6万亿元，其中大部分钱“取之于地，用之于地”，即用于拆迁、回迁和土地开发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比较小，2017年支出规模仅2000多亿元，其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支出也基本用于国有企业本身。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17年规模预计会达到4万亿元，但要专款专用，只能用于社会保险的开支，不能用于教育、公共卫生、社区服务和基本建设等。
　　可见，在政府所有“钱袋子”中，真正能够用于给老百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还是税收。
　　B “一定要充分重视人口老化对财政的影响”
　　记者：您是说减税不当将影响国防、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与卫生等财政支出？
　　朱青：财政活动主要是一收一支。我们刚才说了，“收”主要是税收，如果税收减少了，财政支出就可能受到影响。目前财政支出中刚性支出占有很大的比例，特别是民生支出，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城乡社区和住房保障等，去年就占到了财政总支出的50%左右。所谓刚性支出，就是只能增不能减的支出。这部分支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后还会不断加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政府满足人民群众这些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途径就是财政支出。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指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政府公共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会越来越高，后人把这个规律叫作瓦格纳法则。各国的实践都验证了瓦格纳法则。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小政府”的国家，主张让“看不见的手”来左右市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也一路攀升：1929年美国各级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为7%，2015年这一比例高达37.6%。多数发达国家在18世纪财政支出都没有超过GDP的10%，而到2015年，许多国家如芬兰、法国、希腊、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其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GDP的50%。
　　记者：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未来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否也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朱青：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攀升，跟其人口老化是密切相关的。人口老化对财政有两个影响：一是向财政缴纳各种税费的人口不断下降；二是领取政府养老金和享受公共医疗服务的人口日益增多，从而导致政府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逐渐增加。所以，研究中国的财税问题，必须考虑其正在面临的人口老化问题。截至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23086万人、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6.7%和10.8%。我这里有一个统计，从2004年到2016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由814亿元增加到8013亿元，年均增长21%；同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开支由2968亿增加到24829亿，年均增长19.4%。
　　这几年，一般公共预算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补助，从2004年的572亿元猛增到2016年的4703亿元，年均增长19.2%，而同期税收增速只有14.5%。可见，人口老化会对财政造成极大的消耗，我们一定要充分重视人口老化对财政的影响。
　　C “增支、减收、债务不增，同时满足是根本不可能的”
　　记者：如果财政支出压不下来，再一味地强调减税，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朱青：政府的债务规模就会加大。减税问题一定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研究，要从收、支、债三个维度来分析。财政学上有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即增支、减收、债务不增，这三个方面同时满足是根本不可能的。
　　近年来，我国政府的支出规模不断攀升，而税收收入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这恐怕就是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从2011年~2017年，各级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2.2%提高到24.6%，而同期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从18.3%降到了17.5%。我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统计发现：1984年~1994年，税收平均增速超过财政支出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1995年~2005年，税收平均增速超过财政支出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而2006年~2016年，税收平均增速低于财政支出平均增速3.4个百分点。现在，一般预算的支出和税收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地方政府只能加大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根据财政部的数字我算了一下，从2007年~2016年，我国地方税收年平均增长12.9%，行政事业收费年均增速为12.4%，罚没收入年均增速为9.6%；非税收入占地方本级收入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18.3%上升到2016年的25.8%。
　　如果收入满足不了当年的财政支出，政府就得靠发债度日。政府的债务有显性债，也有隐性债。隐性债的问题十分复杂，就显性债而言，到2017年年底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16.5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0%左右；如果再把中央政府的债务考虑进来，目前各级政府总的债务规模约为GDP的36%。
　　记者：36%的债务规模是否过大？
　　朱青：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债务规模不算很大。但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36%只是显性债务，并没有考虑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这种隐性债务的规模很难准确统计；二是债务规模如果不严格控制，很容易像脱缰的野马，增长起来很快，因为旧债也要用发新债来偿还。例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债务规模也就相当于GDP的50%，但经过30多年，目前这个比例已经达到250%。当然，日本政府债务缠身跟它的人口老化是不无关系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7%，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高的，而它的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世界上的政府债务大国，往往是人口老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例如，意大利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1%，其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55.6%，法国这两个比例分别是19%和123.4%，美国分别是15%和127%。我国目前65岁以上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10.8%，但有预测表明，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到总人口的18%。在这种人口趋势下，如果我国未来税收收入跟不上，财政赤字以及政府债务规模就很可能迅速加大，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
　　记者：从财政“不可能三角”来看，您认为未来我国还有减税的空间吗？
　　朱青：个别税种或者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可能还有一定的减税空间，特别是可以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出台一些减税措施，如最近出台的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措施。但从中长期看，或者从总体税负看，我认为没有什么减税的空间。考虑到人口老化问题，未来甚至还应当适当增税。其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在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减税是没有出路的。例如，OECD国家在1990年税收占GDP的比例平均为32%，2016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3%。尽管其间OECD 国家也不断提出减税问题，但结果宏观税负还是增加的。特别是日本，债务规模已经如此之高，为了应付巨额的收支缺口，从2005年以来只能不断增税，其宏观税负在此期间已经提高了5个百分点。
　　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请注意，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而不是压缩财政支出的总规模。既然支出规模压不下来，在不扩大赤字规模的情况下税收显然也压不下来。当然，必须承认，目前财政支出仍存在一定低效问题，这也是老百姓诟病的关键。但是，这几年中央狠抓反腐倡廉，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过去一说“压支出”，就是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07年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7%，而到2016年这个比例已经降低到7.9%，比瑞典的13%，德国的10%，澳大利亚的9%，意大利的8%还要低。
　　D “当前最应当研究的是最优税收问题”
　　记者：您认为未来的税收政策应当怎样制定？
　　朱青：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未来不是要研究怎么把税减下去，而是要研究怎么合理适度地把税增上去。一说增税，大家都反感，甚至害怕。但如果不增税，就只能发债，当债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政府无力偿还，就只能靠发行货币“稀释”债务，造成货币贬值，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老百姓。所以，经济学上把政府发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也叫作“通货膨胀税”，只不过这种税不“长眼”，即无论穷人富人，它的征收力度都是一样的。所以，解决财政支出问题不应当依仗“通货膨胀税”。当前，理论和实际部门最应当研究的是最优税收问题。
　　记者：从最优税收的角度看，未来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朱青：简单地说，最优税收就是能兼顾到公平与效率的税收。人们通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实，政府好税，也应当征之有术。
　　我国目前的税收结构以增值税为主，主要是对消费行为课税。国家统计局曾经统计，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100元收入中有93元用于消费；而最富裕的10%的家庭，100元收入中有59元用于消费。这说明，低收入者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的比重高，高收入者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的比重低。此外，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对工薪所得和劳动所得征收，对个人的资本所得和财产性收入征收力度不足。可以说，中国税收整体上具有累退性，税负没有落到极高收入者身上。所以未来增税，不是要对中低收入者增税，也不是要对普通消费者增税，而是应当对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者增税。从这个角度说，未来的税制改革应当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把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
　　（中国税务报 日 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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