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魔法的混战服相对于和平服来说形势要严峻的多。在混战服中每时每刻都有其他的玩家攻击你或者你的房子。每时每刻都盯着会浪费很多时间，这个时候设计一个迷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爱秘籍网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创造与魔法混战服迷宫图做法攻略，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混战服一楼做成迷宫还是很重要的，至少会使用正当手段抄家的玩家崩溃，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迷宫结构，以下是12级家园示例，做迷宫之前我们先把去二楼的梯子摆好。
接下来我们把大致的迷宫结构做出来
在此结构上添加&分支&
这样子看起来并不像迷宫，所以我们需要添加一定的门
这个样子看起来有些晕了，但是并不完善，我们还需要把别的路堵起来，留一条正确的路(我用白色墙体堵的)
堵墙的话，墙体不能离门太近，玩混战的都晓得离太近了，站在门口可以晃到前面的路，所以别人发现这里堵了自然不会选择这条路，再次完善一下这个迷宫图
接下来我们看看正确的路线(红色箭头所指路线)
大家可能认为这样子进去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可以给自己开捷径(红色圈圈的墙体拆掉)这就是为什么选择把梯子放在离门口近的位置当然你下线时把那堵拆掉的墙装回来就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复杂的迷宫图第一部我还是把梯子摆在原位接下来看看所有的墙体安放。
因为迷宫不够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门
接下来看一下完整的迷宫
这个迷宫的正确路线就在眼前红色圈圈本是墙体，后面给自己开捷径也就成了门当然下线把墙体装回来就好了注：外围必须是一圈墙，如果像我家这样子用窗户板凳的话就会有两条正确路线好了。
以上就是我爱秘籍网小编为大家分享的创造与魔法混战服迷宫图做法攻略，希望帮到你们能在混战服好好活下去。
游戏类型：角色扮演 文件大小：376.0MB更新时间： 09: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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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近卡松露的事件沸沸扬扬...目前官方还没出来表态...或者说直接又消失了...说真的,现在看到很多人高价卖..甚至70个松露卖7RMB的,卖占领的松露点的...毕竟霸王龙是游戏里面终极的毕业宠物,起码目前来说,我能看到未来的情况是...1.无论是之前被霸占之前采集的去做成饲料还是之后的...都非常有可能变成了RMB交易物品...毕竟你不要还是有其他人会要的,毕竟这游戏玩家很多..看消耗多少玩家的耐性了...2.既然前面说了饲料都成了RMB交易的物品了,成品的霸王龙就更加不用说,现在就已经有人RMB卖极品的宠物,而且只收RMB之后的霸王龙,只要不是太差,都肯定有人卖RMB,而且价格绝对不低...3.抢霸王龙的绝对是不停的发生...肯定有人不会去买,也不想买,那么怎么办呢?肯定去抢啊..然后,满屏幕骂人的...没办法,都想要,然而关键的饲料却被这样恶意霸占了...4.直接将霸王龙打死...有些人,没有饲料,但是又不想抢别人的...但是想到其他人用占领松露点来赚取恶意的利益...既然如此,索性直接打死算了...反正也不是没办法,只是难一些...这样些是个人的一些预测...其实修复这些也非常简单...比如禁止在长松露的地区摆放设施和家园,现在已经占领的家园或者设施,直接帮他们解散或者拆除,毕竟是他们先恶意利用BUG来索取利益,或者将松露搬到悬崖上面,就像蘑菇那样,再或者更简单的更换饲料...换成钓鱼才能出的素材...假如官方还不继续修复这些问题的话..估计玩家会逐渐减少了,虽然现在还很多...但是假如玩家的一些基本的正当诉求都没办法解决的话...这游戏的未来是可想而知的..
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游戏宠物基本是个废，尤其是个平服！
随便抓个观赏装装逼就行了，不用纠结属性没多大差别
不存在的，有人帮你喂饲料，你准备捕捉器就好（滑稽），巨猿才2只都有那么多人有（表示我为了抓巨猿，20个群岛跑，白天好不容易找到了没几分钟就有人来等抢，我还还不是刷了好几只呢），霸王龙那么多，总会有的?，虽然松露少，但是龙多啊，直接搬家在龙刷新点附近，不怕没空抢，哈哈哈
不管了！我去刷牛筋去！！！
霸王龙升级慢而且估计打架和虎王差不多虎王升级快
默默的准备了5组雪猛犸饲料
还有雪猛犸45级
你反馈的问题我昨天就向官方建议了，建议的内容也和你一样，禁止落家族和设施
松露才1:10？？
禁止建家，和放设施都不太现实，长在悬崖上这办法可以。
松露干嘛用的，那么重要吗
对，我建议官方管一下，112区2岛3个松露点不新刷，1个被盖上房子，一个上面有床，周围有箱子
你们混战服占位置就算了，，我们一个和平房间服还有人恶意放设施占，你们说这人有多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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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昙华林
摘　要:第一章1我记得是十七岁那年秋天,应该是的,我是个喜欢怀旧的人,对往事有着深切的记忆,不太容易出错。那个秋天,太阳照在文华书院残缺的孔雀蓝琉璃瓦上,闪烁着诡异魅惑的光芒。我像个小偷,瑟缩着细长的脖子,漫无目的地在武昌昙华林游荡。我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双手插在裤兜里,趿拉着一双就快磨破了底的解放牌胶鞋,用猥琐的眼光,打量着这个
　　赵小赵。男,日出生。原籍湖南长沙,现居武汉。湖南商学院毕业。曾为《知音》杂志社编辑、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家。已发表200余万字文学作品。　　第一章　　1　　我记得是十七岁那年秋天,应该是的,我是个喜欢怀旧的人,对往事有着深切的记忆,不太容易出错。那个秋天,太阳照在文华书院残缺的孔雀蓝琉璃瓦上,闪烁着诡异魅惑的光芒。我像个小偷,瑟缩着细长的脖子,漫无目的地在武昌昙华林游荡。我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双手插在裤兜里,趿拉着一双就快磨破了底的解放牌胶鞋,用猥琐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让人眩晕的世界。　　听姨妈说,解放前的昙华林远不是如今这般破败潦倒的光景。那时,这里到处是气势恢弘的老公馆和花园洋房,遍地跑着气派的洋车,里面坐着西装革履的绅士和珠光宝气的太太,穿高跟鞋的摩登小姐骑着脚踏车四处兜风,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比比皆是,教堂经常会在礼拜天给孩子们派送面包和糖果,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优雅的钢琴声。总之,这里处处透着大武汉的味道。　　十七岁的我,连面包都没见过,无法想像那样奇怪的光景,但有一点我不用怀疑,我们这一带的孩子,从小听到的革命故事里的许多大人物,都能跟昙华林扯上一点干系。　　米娜出现在米家花园的时候,我正在监视两只狗搞流氓活动,木瓜突然叫了声,快看!我以为他指的是狗,于是瞪大了眼睛,木瓜却再次叫了声,是那边!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发抖。　　哦,我忘了交代了,木瓜是我的铁杆哥们许东阳,他和我一样都在汉剧团当电工,这个绰号是我给他取的,他长得瘦瘦精精,很有点苕。什么?你们问“苕”是什么意思?“苕”是武汉方言,就是蠢货、木瓜脑袋的代名词。如果我说某人苕里苕气,那就是傻里傻气。新华字典对“苕”还有个解释:红薯的别称。　　我想我有必要介绍一下米家花园。　　那是我们这里最漂亮的花园洋房,在昙华林183号,据说是一个英国贵族设计的。革命党人还没发动武昌首义的时候就有了这座房子,里面住过清朝总督、同盟会元老、国民党中将、大资本家、政协副主席。反正都是大人物,除了那个后来搬进去的唐秘书,那些大人物都姓米。昙华林的人把这幢洋房叫米家花园,传说中里面的地板都是用金子铺的。　　我从小就对米家花园充满了好奇,但从没进去过,自我记事起,米家花园的镂花大铁门上就贴着封条。后来封条撕掉了,唐秘书住了进去,我就更没有机会了。在整个武汉三镇,没有人不怕唐秘书,他也是在昙华林长大的,在武昌造船厂做过工会美术干事,在当上市革委会秘书长之前,他是工总司的领袖,曾率领一帮造反派,把省军区大院围了三天三夜。　　对唐秘书的敬畏让我和米家花园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以至于我不知道唐秘书是什么时候搬走的。我只记得,十七岁的这个秋天,出现在这里的是米娜。　　米娜那时正在晒被单,她穿着一条把屁股包裹得结结实实的裤子。隔得有点儿远,我看不清裤子是用什么料子做的。但那条裤子制造的效果足以让我惊诧,它勾勒出了米娜丰满浑圆的臀部曲线,让我立即联想起嘉诺撒仁爱修道院那个巨大的白色穹顶。木瓜突然说他要去撒尿了,他一激动就这个德行。其实我也想去,但我忍住了,我舍不得走,我贪婪地看着米娜,确切地说,是看着米娜的屁股。　　一个被裤子包住的屁股竟然能让人产生生理反应,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也太他妈假了?如果是的,我只能说你们有点苕。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这种包屁股裤子,满大街的人都穿中山装、黄军装、列宁装,不管是衣服还是裤子,都肥大得可以钻进去一只野猫。要想看到女人的性别特征,除非结婚,或者冒着当流氓抓的危险,躲进女澡堂子里偷窥。我知道你们现在看见裸体都无动于衷,做个爱还要吃伟哥,那是因为你们已经审美疲劳了。　　我的视线渐渐从米娜的下身转移到上身,她穿着一件紧身的薄毛衣,两只肉鸽呼之欲出。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我突然想起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你们看过吗?那个把我党绝密情报吞进肚子里的地下党员我早就记不清楚名字了,但里面有个叫柳尼娜的交际花我一直念念不忘。她穿着紧身旗袍,身材那个性感啊,该鼓的地方鼓,该瘪的地方瘪,让我狂喷鼻血。哦,那时候还没有性感的说法,叫风骚,也不叫喷鼻血,叫兴奋。现在,米娜身上穿的衣服也让我浮想联翩了。后来我无数次想,那些电影导演他妈的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总让女特务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却让女革命者看起来像个村姑。　　必须承认,我的世界观很有问题,柳尼娜身上的那件旗袍让我大大减轻了对女特务的阶级仇恨。　　木瓜撒完尿回来,问我:“那丫头是谁啊?怎么从来没见过?”　　我点了支大前门,故作放松地说:“我怎么知道,你他妈自己问唐秘书去。”　　米娜本来侧着身子,她好像听见了我们说话,转过身来。我的呼吸再次变得急促。她长得很好看,尤其是笑的时候。而且她的眼里没有革命警惕,显得落落大方。这跟别的女孩太不一样了,要知道就是一个剧团的女青工,也很少给我们这些男青工好脸色,就连在食堂吃饭,她们宁愿端着饭碗站着吃,也不会跟我们男青工同桌。　　米娜捋了捋头发,朝铁门走过来。我似乎闻到一阵很奇怪的香气,不是雪花膏的味道,也不是花露水。这时我看清她的裤子了,是很贴身的直筒型,屁股后面的裤兜上还钉着几粒铜纽扣,料子好像是劳动布。　　米娜冲我们笑了笑,用很标准的普通话问:“你们说什么呢?”　　我和木瓜有些发愣,没想到米娜会主动打招呼,更没想到她说的是普通话,但我很快反应过来:“我们说今天的阳光很好,像党的光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米娜再次笑了,这次笑出了声,然后她的目光停留在了我的脸上:“你不诚实,你们刚才肯定不是说这个。”　　我瞟了眼她的裤子,笑嘻嘻地:“那你说我们说什么?”　　米娜的脸就红了,她把视线从我的脸上移开,去看墙头跳跃的一只灰麻雀,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我,突然问:“这裤子好看吗?”　　我脱口回答:“好看。”　　米娜又问:“你没骗人?”　　我挺起胸膛,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是真的。”　　米娜轻轻叹息了声:“可我妈不许我穿出去,只准在家里穿。”　　我和木瓜一时不知该怎么说才好。米娜说得没错,外面没有人穿这种包屁股裤子。无产阶级世界观告诉我们,只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才这样打扮。可是我一直没闹明白,为什么穿得漂漂亮亮就是资产阶级,穿得土里土气就是无产阶级?我们这些小青年对女人穿的衣服已经厌倦了,就那几个式样,颜色不是黄的就是蓝的灰的,跟男人穿的差不多。而我自己也就两身黄军装,一年到头跟没换衣服似的。　　姨妈说我有这种思想是喜新厌旧,发展下去很危险。姨父则说我太不单纯了,世界观改造得很不彻底。我他妈烦透了这种大道理。事隔多年以后,我常想,如果那个秋天的午后,米娜没有出现在米家花园,或者说她没有穿那条包屁股裤子,没有认识我和木瓜,她的命运会怎样?米家花园的命运又会怎样?　　但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设想找到过答案。　　在一个女孩面前说不出话来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尤其是漂亮女孩,我想我得跟米娜说点什么。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说:“米娜,米糕的米,安娜·卡列妮娜的娜。哎,你看过《安娜·卡列妮娜》这本小说吗?”　　这本小说我知道,苏联作家写的。可苏联已经变修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剧团有个女演员看这本书,被邵书记发现,结果书被没收,还在大会上做了深刻检讨。　　我正在琢磨是回答看过还是没看过,米娜又说话了:“你们也在昙华林住吧?有空上我家来坐啊。”　　木瓜有些激动,急忙说:“现在可以么?”　　她说:“现在不行,我正打扫卫生呢,等收拾干净了再来吧。”　　我套近乎:“你是学生吧,在哪个中学念书?”　　她摇摇头,说:“不,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汉剧团上班,过两天就要去报到。”　　我和木瓜对望了一眼,心中暗喜。我说:“我们俩也在汉剧团上班,是电工。”　　她很惊喜:“真是太巧了,那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我故意说:“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蒋,蒋介石的蒋,费劲的劲,松松垮垮的松。”　　米娜笑着说:“我记住了,你是个坏家伙。”　　这时有个女人在屋里用普通话叫米娜的名字,米娜说:“我有事儿了,再见。”　　我和木瓜目送这个皮肤像米糕一样白的女孩转身进了洋房。她走路的时候腰肢有些扭,屁股被那条裤子包裹得更圆润了,就像已经成熟的石榴,果壳马上就会炸裂开来,露出诱人的果实。　　我和木瓜继续漫无目的地溜达,电工在剧团里是个悠闲的工种,每天有大把时间自由活动,如果没有工作任务,我们每天只需要去剧团报个到就可以闪人。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嘉诺撒仁爱修道院后面的铁轨上。父亲曾对我说,顺着锈迹斑斑的铁轨一直往北,可以到黄河,到北京,往南,可以到广州,到香港。我沿着铁轨走过许多次,不过每次都没有走多远,铁轨实在太长了,根本看不到尽头,让我缺乏走下去的信心。　　但我常常望着那条在阳光下熠熠发亮的铁轨发呆,心想,如果沿着它走足够远,真的可以看见一座座城池吗?真的可以走到首都天安门,看见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吗?可铁轨两旁太荒芜了,我时常怀疑它通向的不是繁华的大城市,而是寸草不生的荒漠和戈壁。　　你们一定也看出来了,我生性敏感多疑。我不得不说,十七岁那年秋天,我身边的世界就跟米家花园的秘密一样扑朔迷离。　　回到剧团,我迫不及待地打听关于米娜的一切消息。她比我小半岁,一直跟父母在大西北生活,刚和母亲回到昙华林,这里是她父母的老家。她分配到汉剧团上班,据说是上面有领导打招呼。汪团长带队下乡演出去了,所以她的具体工种还没有安排。我和木瓜都盼望着米娜早点来上班,她要是穿上那条包屁股裤子,剧团里的男青工一定没心思干活。我很清楚,我们这些男青工对漂亮女人的兴趣远远大于干革命工作。可剧团里女人都穿得太难看了,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就连那些女演员也成天穿着军装演样板戏,她们只在澡堂子里才是女人。　　打个比方吧,谁喜欢永远一片灰白的天空呢?都喜欢天空有点蓝色,有点阳光,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喜欢胡思乱想的年龄。忘了跟你们说了,米娜的那条包屁股裤子就是蓝色的,是雨过天晴后的那种瓦蓝。　　好像是阳光晒的,我感觉浑身燥热,回头看了眼走在我身后的木瓜,他也脸色通红。他突然说,火车来了。这家伙的耳朵异常敏锐,隔着很远也能听见铁轨细微的颤动。我连忙跳下铁轨,没多久,一辆车头冒着蒸汽的绿皮火车从我俩身边呼啸着驶过,车轮撞击铁轨发出的轰隆隆的巨响,在我耳膜和心头久久震颤。　　我静静地看着火车驶远,看着它一直朝南,开进了秋天深处。　　我根本没有想到,从这一天开始,我和米家花园的故事就要轰轰烈烈地发生了,昙华林从此变得不那么平静了。　　2　　娃娃是从女人身体的哪个地方生出来的?　　如果现在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这样提问,我会觉得他很有点苕,但那个年代,大部分小青年都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女人,关于出生,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秘密。尽管我早就不再相信娃娃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爸妈从路边捡来的、从妈妈的胳肢窝里掉出来的骗人鬼话,但从来没有谁告诉我娃娃到底是哪里来的,就是中学的《生理卫生》课本上也没写。　　木瓜曾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听唱小生的司马昊说,娃娃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开刀拿出来的。他还试图用司马昊的妈妈是妇科医生来证明这个说法的权威性,但我根本不信,我说你他妈净瞎扯,在肚子上切一刀那还能活吗?电影里的小鬼子打了败仗后就是这么自杀的。　　每次我努力想在外人面前装得成熟一点,可一个连出生的秘密都搞不懂的小青年再怎么装也是底气不足,这无疑让我感到十分沮丧。我经常坐在屋脊上望着遥远的天际发呆,我想家长们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这个世界的许多秘密,或者说他们为什么撒谎?是他们想故意愚弄我们,以维护他们成人世界的权威,还是只想跟我们开个善意的玩笑?　　我从小就习惯眺望远方,哪怕远方只是一段长满野草的铁轨,或者只是一片连云朵都没有的天空。但习惯并不等于喜欢,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内心孤独的孩子,我只有木瓜一个好朋友。　　我父母都是汉剧团的干部,父亲是副团长,母亲是编导,在我十岁那年,他们把我丢给姨父姨妈,双双援藏去了,就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给我来信描述美丽的海子和格桑花,还有神奇的鱼化石。但没多久,他们就在一次雪崩中死了,我从此成了烈属。初中毕业后,被照顾进了剧团当电工,一进去就是正式工,没多久就当了电工班的班长。不过父母的遇难并不是我忧伤的起源,我生下来就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家伙,父亲就曾说过,我应该去当个空想家。　　我房间里有扇小小的天窗,每次我通过天窗爬到洒满鸟粪和落叶的屋脊上,都会看见一只瘦骨嶙峋的白猫蜷缩在烟囱口,它跟我一样眼神散乱,百无聊赖。坐在屋脊上可以眺望到很远,那时武汉远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我甚至可以眺望到二十里外的磨山以及东湖水面上泛出的碎碎银光。我还可以眺望到老仁济教会医院的白色十字架屋顶,但那个十字架常常让我不寒而栗。那时每到重大节假日前夕,街头巷尾都会张贴人民法院的布告,死刑犯的名字上面都打着个大大的红叉。上学的时候,我的数学作业本上满是老师用红墨水打的叉,据说耶稣门徒的墓地前也都竖着十字架,所以我对打叉的东西一直心怀敬畏,总觉得它有种死亡的气息。　　我表姐的名字也上过这样的布告,上面打过一个红叉,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女流氓,但在执行前查出精神病,被释放了,交由街道革委会监管。　　表姐出事前是汉剧团的当红花旦,至少有一半武汉人看过她演出。后来她不知怎么跟剧团里的军代表搞上了,被军代表的老婆当场捉奸,说她破坏军婚。在隔离审查期间,军代表向组织上告发了表姐的反革命言行,还说自己是被她勾引的。说她经常趁别人睡午觉的时候,穿着紧身练功服来敲他的门。他甚至说,她早就不是处女,跟他睡觉前就跟别人乱搞过,是个破鞋。　　表姐不是处女,这实在让我有些意外,我从没见她跟别的男人好过。我也从没看出表姐以前有精神病症状,只知道她从监狱出来后就变得疯疯癫癫了。表姐每天都在昙华林的大街小巷游荡,像个阴魂不散的女鬼。　　那天在文华书院门口,我又碰见了她,身上的列宁装邋里邋遢的,有股酸臭味,手里还拿着一束枯黄的狗尾巴草。　　我说:“姐,快回去吧,该吃饭了。”　　表姐好像没看见我,也没听见我说话,她继续往前走,边走边傻乎乎地玩着那束狗尾巴草。　　我说:“姨妈做了红烧肉,你要再不回去,我都给你吃光了。”　　表姐还是不理我,她把一根狗尾巴草插在辫子上,像个傻大姐。　　我又说:“吃完饭就可以上台唱戏了‘。”　　表姐突然像变了个人,很认真地问我:“真的?”　　我点点头,装得一本正经:“我刚才看见汪团长了,她亲口说的。”　　表姐高兴起来,说:“那我们赶紧回去吃饭,不吃饱肚子,没有力气唱戏的。”　　我时常这样哄表姐,只要一说让她唱戏,她就会乖乖地跟我走,昙华林的人有的说她是戏痴,但我更觉得她像白痴。　　她问我:“今晚你去看姐唱戏吗?”　　尽管我不喜欢看汉剧,但我还是敷衍说:“我去,当然会去。”　　她说:“我要演《红娘》,还要演《春草闯堂》。”　　我忍不住说:“现在只有样板戏。”　　她立即愤愤不平:“他们都疯了,应该把他们送去六角亭!”　　六角亭有座精神病医院,武汉人看谁不顺眼,就爱说谁是从六角亭里跑出来的。表姐真是疯了,竟然说别人是疯子。我不想跟她纠缠,自顾自地走路。　　她跟在我后面,说:“你看见过鬼吗?”　　我懒得搭腔,她喋喋不休:“我看见过,天天都看见,他们都很和气,有教养,比人好得多。”　　路边有人听见了她的话,挤眉弄眼地朝我们笑。我有些恼怒,说:“别再讲这些鬼话了,再讲就不让你唱戏了。”　　她这才住了嘴,却边走边哼唱起了《钗头凤》里唐婉的唱词:　　“常言道万两黄金容易得/求一知己最为难/陆游郎他对我温情脉脉,知寒暖敬如宾蜜日三年,郎君读书我相伴/郎君不眠我不眠……”　　其实我喜欢听鬼故事,老实说那个年代的人都喜欢听鬼故事。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人口那么多,当然跟毛主席“人多力量大”的英明指示很有关系,但也跟那个年代缺少娱乐活动有关。为了追求感官刺激,只好去听鬼故事,或者拼命做爱,不生一窝孩子才怪呢。　　昕老人们说,武汉以前老打仗,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日本人打武汉的时候,都死了很多人,死尸比现在武汉的总人口还要多。解放初还镇压了许多反革命分子,他们亡我党之心不死,变了鬼也要来搞破坏。半夜的时候,你竖着耳朵去听,某个角落里会隐约传出嘀嗒嘀嗒的声音,那是变成鬼的特务在给蒋该死发报;凄风冷雨的晚上,你有可能在巷子里碰见一个打洋伞的女人,她脸色惨白,穿着列宁装,情报就藏在脚上那双绣花鞋里面。哦,洋伞里还藏着把无声手枪。你要是经受不住美色诱惑,跟着她走进一栋没有电灯的小阁楼里,她就会突然变成厉鬼咬断你的喉咙,吸干你的血。　　鬼故事带来恐惧也带来亢奋,我从小就知道,恐怖是可以带来快感的。不是吗?人人自危的年代,大家却像打了鸡血似的,整天歌声嘹亮,集体狂欢。我这样说你们可能无法理解。还是打比方吧。这就像你在野外跟情人做爱,随时担心被人发现,所以高潮肯定会来得更加迅猛。我甚至想,那些被枪毙的男犯,在枪响的一刹那,是否会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次射精?　　很多年以后我看过一份资料:9-11恐怖事件后,美国人发生性关系的频率大大提高;朝鲜实施核试验后,韩国国内避孕套销量剧增,酒店和汽车旅馆的预订率也大幅上升。民众普遍认为,如果地球就在明天毁灭,人们今天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避孕套。　　可是,我在这份调查报告上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谬,既然明天地球就要毁灭了,那今天还要避孕套干什么?　　他妈的,还是一丝不挂,让高潮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经常陷入到纠结之中,有时候,死亡真的是比活着还快乐的事吗?那次姨妈不准我参加表姐的公审大会。听木瓜说,表姐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一脸平静,似乎还笑了笑,像即将就义的江姐。但我想那个时刻她的内心一定是有过恐惧的,她笑了说明她有快感了,我甚至有些阴暗地想,她那种恐惧的快感,比她跟那个军代表乱搞的快感要来得更强烈吗?　　若干年后昙华林大拆迁,姨妈家的这栋阁楼也在劫难逃,推土机推倒房子的时候,我在废墟里发现了一个泛黄的日记本。从位置判断,应该是表姐藏在地板下的。日记本里记载了她和军代表交往的种种细节,所以我今天有机会向你们还原当年那段轰动昙华林的风流韵事,完全是一个跟昙华林人口口相传不同的版本。当然,我只会捡紧要的说,我知道你们想听什么。　　那是个异常闷热的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在外面乘凉,表姐一个人在剧团的练功房里压腿。前些天她唱戏时拉伤了大腿肌腱,刚刚康复,她想活动一下筋骨。练功房不通风,而且连台电扇都没有,她刚活动了几下就大汗淋漓。汗水把黑色紧身练功服打湿了,乳房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没穿衣服。不过,这是她后来才意识到的。军代表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就站在门口。表姐以前对这个军代表还算有些好感,他长得白白净净,戴着一副眼镜,很斯文,听说他还是高于子弟,父亲是师级干部。　　表姐那晚不知发了什么神经,边压腿边哼起了苏联歌曲《纺织姑娘》,突然她听到身后有咳嗽声,回头一看是军代表,顿时吓得跳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对,对不起,军代表,我太小布尔乔亚了,不该唱这种歌,我写检讨,马上就写。”　　军代表却和蔼地笑了:“我什么都没听见。”　　表姐感动得差点流下眼泪,她讨好地说:“军代表,这么晚了您还来指导工作,太辛苦了,我去给您买瓶汽水吧。”　　军代表说:“不用了,我没那么娇气。”　　表姐就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显得很局促。　　军代表说:“听说你腿受了伤,我跟军医学过推拿,帮你治治吧。”　　表姐急忙说:“我早好了,不用麻烦您了。”　　军代表说:“好了也还需要巩固,当心留下后遗症,影响革命工作,坐下吧。”　　军代表的口吻里有命令的意味,表姐就很听话地坐下了,她伸出大腿,让军代表给她推拿。表姐很紧张,腿有些发抖,她能拒绝一个男人亲近她的肌肤,但无法拒绝以革命的名义对她进行帮助,尤其这个男人还是她的领导。军代表的手掌细皮嫩肉的,很软和,像女人的手。表姐在日记里说,最初的紧张过后,她的确感觉到肌肉舒服多了。　　军代表边给表姐推拿边说:“林芳向我揭发,说你偷听敌台。”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轻描淡写,但表姐听得心惊肉跳。哦,对了,林芳是表姐在剧团的同事,也是花旦。表姐的脸色发白,她急忙分辩道:“我是无意的,我以为那是朝鲜台。军代表,您千万要相信我,我真的是不小心才收听到的,一发现是敌台,我就立即关了收音机,而且就那一次。”　　军代表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这种反应让表姐更加紧张起来,她简直要哭了:“林芳一直嫉妒我比她唱得好,她想搞臭我。”　　军代表意味深长地说:“别怕,我知道你很听话。”　　表姐说:“我一直很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语录我背得滚瓜烂熟。”　　军代表的眼睛盯着表姐的胸部,说:“你还要听我的话。”　　表姐发现了军代表眼神的异常,她低头望去,突然看见自己的乳房在汗湿的练功服下暴露无遗。她尖叫了一声,正要站起来,但被军代表拉住了。　　他说:“你不听我的话了吗?”　　表姐把两条胳膊抱在胸前,浑身战栗,双腿紧紧地并拢。　　军代表的手向上摸去,他说:“林芳半夜来宿舍找过我,说只要我让她代替你的位子,她什么都给我。”　　表姐快虚脱了,有气无力地问:“你,你答应她了吗?”　　军代表说:“我把她骂了出去,她唱的那个调调,跟敲破铜锣似的,哪有你唱得好,你把腿分开,放松点。”　　表姐慢慢地把双腿分开,她抖得更厉害了。　　军代表的手伸进去了,他说:“舒服吗?”　　表姐没回答,她害怕得呻吟起来。　　军代表笑了,说:“你叫的声音像汉剧。”　　讲到这里,你们一定明白了后面会发生什么。军代表说,表姐叫春的声音像汉剧。你们听过汉剧吗?如果没有,可以去听听,如今武昌司门口的长江大桥下面经常有票友唱汉剧。但我是不会去听的,直到现在我都害怕听到汉剧,害怕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唱腔,那是表姐的呻吟。　　我想我是不是有些卑鄙,把表姐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你们面前?但我实在是不能够省略掉段情色往事,无论是在昙华林,还是在我的这本小说里面,表姐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甚至还关乎米家花园的命运,包括我的命运。　　形象点说吧,表姐变疯以后,她依然在演花旦,只不过她的舞台变大了很多倍,成了整个昙华林。　　我最后一次听汉剧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去巴东的高速公路上。长途客车的司机放了盒汉剧的磁带提神,只听了一会儿,我就看见表姐衣袂飘飘地出现在车窗前面。她穿着华丽的戏服,正手舞足蹈地唱着汉剧,一颦一笑,千娇百媚。很快,我又发现她整个人都贴在我座位旁的窗玻璃上,这时她只穿着黑色紧身练功服,乳房清晰可见,却被压得有些扭曲变形。　　我闭上眼睛,泪水悄悄淌了一脸。　　3　　昙华林的花园山上有座嘉诺撒仁爱修道院,四周杂草丛生。我很小的时候,修道院就关闭了,那里死气沉沉,宛如坟墓。　　我和木瓜曾经打碎窗玻璃,翻进去看过,修道院的墙上有圣母玛利亚的半裸浮雕,赭红色的楼梯扶手上画着光屁股的天使,天花板上悬挂着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一尊被砸掉了半个脑袋的耶稣青铜像倒在地上,墙角里还摆放着一架积满了灰尘的三角钢琴。我很羞愧,我是烈士遗孤,却经常光顾这种充斥着资产阶级流毒的地方,我实在愧对我的英雄父母。　　回忆中,那是一个秋天,很奇怪,我一生中许多最重要的际遇都跟秋天有关。那天我正在吃晚饭,木瓜跑来告诉我:“修道院藏有发报机,而且明天早晨一群牛鬼蛇神要在那里集会,刘晓辉要带人去抓反革命。”　　那时我还在昙华林中学上初一,刘晓辉是我的学长,在上初三。看批斗反革命,是我青少年时代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参加批斗大会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旷课。而且,看别人挨打,是件很刺激的事。不过,我对这种革命行动的兴趣仅限于围观,我向来缺乏革命到底的决心。　　我问木瓜:“情报可靠吗?”　　我和木瓜的对话有时像地下党接头,用你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装酷。哦,地下党,多么英勇的字眼!我和木瓜曾讨论过,要是被敌人抓住了,会不会当叛徒。木瓜说他绝不会出卖革命同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一定会严守组织机密,视死如归。我鄙夷地说,就你这熊样还视死如归,上次学校打预防针,你他妈吓得差点尿裤子。要是敌人用老虎钳拔你指甲盖,你一准叛变。木瓜想了想说,那我就写份自首书,假装变节,保存革命实力,等被敌人释放了再叛变回来。别看我批判木瓜头头是道,事实上我对自己能否拒绝敌人的威逼利诱也信心不足,但我不能在木瓜面前承认自己怯懦,我义正词严地说,我要是不幸被捕,就马上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　　木瓜说:“绝对可靠!我刚才去供销社打酱油,听到刘晓辉和孟红梅在那里嘀咕这事,恰好被我听见了。”　　孟红梅的妈妈是昙华林供销社的营业员,这丫头那个时候还没进剧团当演员,也是昙华林中学的学生,和刘晓辉同班。初中毕业后,因为能唱会跳,正好碰上剧团招小演员,她不想下放当知青,就进了剧团。　　姨妈用筷子敲着饭碗,提醒我:“好好在家看书,别去凑热闹。”　　我纠正说:“不是凑热闹,是参加革命行动。”　　木瓜帮腔说:“对,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决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木瓜请来了毛主席,姨妈就不好反对了,她说:“那你们注意安全,别出风头。”　　姨父那天好像喝了不少酒,他嘀咕说:“什么反革命集会,真正的反革命,还会让你们这些学生伢抓到?净瞎闹。”　　我没有理会姨父的讥讽,忙着吃红烧肉,还给木瓜夹了一块。姨妈是汉剧团管道具的,这天她卖给废品收购站一面报废的马锣,是黄铜的,得了几块钱,所以买了红烧肉改善伙食。姨妈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于这种龌龊勾当,把剧团的破铜烂铁偷出来卖,我心里清楚得很,却假装不知道,　　姨父不识趣,他抿了口酒,又脸红脖子粗地说:“再说,昙华林哪有那么多反革命,都抓了这么多年了,早抓干净了。”　　姨妈忍不住了,她一把夺过姨父的酒杯,说:“就知道灌马尿,不喝你会死啊。　　姨父就闭嘴了,埋着头吃饭。　　姨妈看了看旁边的空椅子,说:“死、r头上哪去了?”　　姨父说:“饭碗一丢就不见了,鬼知道又跑哪疯去了。”　　姨妈说:“那还不把她给我找回来,现在外面乱得很,听说老杨家丫头昨天下夜班回来碰到了坏人,上来就摸她奶子……”　　我和木瓜几乎在同时停止了咀嚼红烧肉,满怀期待地看着姨妈,盼望她继续讲述犯罪细节。但她扒了口饭,只是说:“幸亏她跑得快,才没出事。”　　我和木瓜都很失望,又开始大口咀嚼红烧肉。　　姨父抹了一把油光滑亮的嘴,起身找表姐去了。他佝偻着背,鼠头鼠脑的样子,有点像特务。其实他是群艺馆的会计,也算是个国家干部,但在我看来,他更像是姨妈的下级。　　第二天早晨,天刚刚亮,我和木瓜就摸上了花园山,站在齐人深的杂草丛里,趴在修道院窗口往里窥视。我看见有十来个人站在礼拜堂内,他们神情肃穆,口中念念有词,每个人胸前挂着个小十字架。除了一个弹钢琴的年轻女人穿着紧身紫色旗袍,那些修女和修士都身穿黑色长袍,戴着黑色头巾,有的修女脸上还蒙着白色面纱。　　那个弹钢琴的年轻女人跟米娜一样,长得很漂亮,尤其是眼睛,让我想起熟透了的桑葚儿。她坐在钢琴前,细长的手指在琴键上优雅地跳动,虽然门窗紧闭,但我隐约可以听见琴声。哦,那是我和木瓜第一次听人弹钢琴,我们以前听到过的任何一种乐器都不能和钢琴发出的声音相比。我和木瓜被琴声震撼了,特别是木瓜,完全呆住了,嘴巴张成了一个圆形。　　我不知道那个年轻女人弹奏的是什么曲子,但那声音真是美妙绝伦。我该怎么形容它呢?我只能说那声音好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又好像是从我灵魂深处响起来的。我还是这么跟你们形容吧,就好像你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了很久,突然面前出现了一盆烧得很旺的炉火。　　对极了,就是这种温暖的感觉!　　但没过多久,随着一声呐喊,修道院的大门被撞开了,刘晓辉带着一群革命小将蜂拥而入。他们都身穿绿军装,腰系宽边铜头武装带,手里拿着斧头、马刀、棍棒之类的武器。刘晓辉手里还端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我认得,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这支枪平时放在昙华林中学保管室,军体课的时候用来练习射击。　　我激动地说:“行动开始了。”　　木瓜好像没听见,还在很陶醉地听那穿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弹钢琴。革命小将冲进去的时候,那女人似乎没看见,继续弹着琴。我拽了木瓜一把,他才回过神来。我们飞奔到修道院门口,趁乱钻了进去。　　修道院里的修士和修女已全部被勒令靠墙站好,此刻那个穿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也不再弹琴了,她落寞地站在角落里。刘晓辉背着枪,站在布道台上,双手叉腰,显得很愤怒:“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简直狗胆包天,竟敢搞反革命集会,我们要对你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像是神父的老修士分辩说:“小同志,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是正常的宗教活动,毛主席说过,宗教信仰自由。”　　刘晓辉厉声喝道:“你造谣!宗教是封建迷信,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会赞成?”然后他朝后一招手,“把高帽子给他们戴上!”　　革命小将一拥而上,把早就准备好的白纸糊的尖顶高帽子戴在那些修士和修女头上。他们胸前的十字架也被扯下来,扔到地上踩得稀烂,取而代之的是写有“打倒封资修顽固分子”、“铲除宗教迷信余孽”等字样的大幅标语牌。我发现那个“孽”字好像写错了,写成了薛宝钗的“薛”。　　我和木瓜都盯着那个穿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看,她也被戴上了高帽子,挂上了标语牌,就像忧伤的圣母玛利亚。　　刘晓辉质问:“你们把发报机和变天账藏在哪里了,赶紧交出来!”　　没有人应声。刘晓辉对手下说:“他们不老实,我们要把他们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　　一群革命小将就杀气腾腾地冲上前去,对那些牛鬼蛇神拳打脚踢。呻吟声、哭泣声顿时响彻整个礼拜堂。可还是没有人交代,革命小将们只好四处搜查。　　刘晓辉用刺刀去戳那架三角钢琴。刚戳了两刀,那个穿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就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护住钢琴。她哀求道:“求求你们不要破坏钢琴,里面真的没有发报机和变天账。”　　孟红梅喊起来:“我认得她,她爸爸是国民党少将,解放前和小老婆逃到台湾去了。她妈妈是苏联特务,两年前畏罪自杀了,他们全家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　　一个胖胖的女生叫道:“真不要脸!她还穿旗袍,一副资产阶级小姐派头!”　　刘晓辉命令:“扒了她的狐狸皮!”　　孟红梅和那个胖女生扑过去,扭住年轻女人的胳膊,开始动手撕扯她的旗袍。随着“哗啦”几声,旗袍被撕成了碎片,年轻女人雪白的胴体露了出来。　　这时,胖女生叫道:“臭不要脸,她还戴乳罩!”　　刘晓辉义愤填膺地说:“她奶子那么大,一看就是天天吃资产阶级的面包。”　　革命小将都兴奋地叫起来:“扒光了她!把革命进行到底!”　　孟红梅和那个胖女生不顾年轻女人的挣扎和哭喊,三下五除二把她剥了个精光,还强行让她跪在地上。孟红梅抓住她的头发往后扯,让她直面革命小将。年轻女人慌乱地用手护住自己的乳房,但马上被那个胖女生把手别到背后。她无助地哭泣着,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没有人理会她的求饶,刘晓辉笑嘻嘻地用刺刀挑着年轻女人的乳罩炫耀战果,让我诧异的是,看到半裸女人画报都会起生理反应的我,面对这个年轻女人的裸体,我却没有丝毫的色情念头。紧接着,那架三角钢琴被革命小将们用斧头彻底砸烂了,钢琴散架的瞬间发出奇特的蜂鸣声。　　木瓜突然骂了句:“狗日的!”　　我问他:“骂谁呢?”　　他没有看我,重复了一句:“狗日的!”　　我没有问下去,我的注意力转移到那散落一地的钢琴零部件上。革命小将们正在那里翻找发报机和变天账,连一个巴掌大的零件也不放过。我想笑,真他妈苕,这里面能藏住什么呢,但我忍住没笑出来。　　刘晓辉他们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显得有些失望。孟红梅对他说:“他们一定把东西藏到别的地方了,怎么办?”　　刘晓辉振振有词地说:“不要怕。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敌人再狡猾也会露出狐狸尾巴。给我继续搜!”　　那个神父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说:“主啊,请宽恕他们吧,阿门。”　　但他立即被刘晓辉踢倒在地。刘晓辉恶狠狠地对他说:“老顽固,人民是绝不会宽恕你们这些阶级敌人的。”　　这时,那个跪在地上哭泣的年轻女人趁看守她的孟红梅没注意,挣脱开来,光着身子就往楼梯上跑,边跑边回头朝后面喊:“我知道发报机和变天账藏在哪儿,跟我来啊!”　　刘晓辉带着革命小将一窝蜂地追了上去,我和木瓜也跟在后面跑。　　年轻女人跑到修道院的钟楼上时,突然站住了,她站在窗口,回头朝气喘吁吁的革命小将们微笑着说:“够了,妈妈等你们回家吃饭呢。”　　2009年夏天,一个“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帖子火爆网络。可是我十七岁那年秋天,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就喊出了类似的话。她没有走红网络,但她的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耳旁久久萦绕,很伤感,很无厘头。　　刘晓辉他们不知道那个女人为什么突然说出这句话,一时有些发蒙。我感觉到了不祥,木瓜的直觉比我更灵敏,他喊了起来:“快回来!”　　他的话音刚落,年轻女人就翻越窗台跳下了钟楼。　　我冲到窗口,看见她张开双臂垂直下落,像长着翅膀的天使。　　很多年了,我还记得那个穿着紧身紫色旗袍、眼睛像熟透了的桑葚儿一样的年轻女人,还记得她弹奏的钢琴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首叫《爱的真谛》的圣歌。我还记得她站在修道院的钟楼上回头微笑的样子,她的笑容里没有痛苦,没有哀怨,没有愤怒,有的是秋天湖水一样的宁静与祥和。　　你们见过赤裸天使吗?我见过,就是她的样子。　　我还记得她旗袍里面戴的乳罩,雪白雪白,跟她的肤色一样白,跟老师的粉笔一样白。　　真的,不骗你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乳罩。　　那时的中国女人哪怕是拥有一对像乔丹那样的豪乳,也几乎都不敢戴糜烂的资产阶级小姐才喜欢戴的乳罩,她们只穿无产阶级小背心。　　我甚至还记得她跌落地面时发出的声音,就像钢琴散架后发出的蜂鸣声。　　什么,你们不相信?够了,妈妈等你们回家吃饭呢。　　4　　我没有想到刚刚认识米娜她就会来找我。那天晚上,我正无聊地躺在床上看《封神榜》,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还是个女的。我丢下小说,奔出房间,看见米娜站在门前的香樟树下朝我招手。我连忙跑下楼去。　　米娜穿着中午穿过的薄毛衣和包屁股裤子,她躲在树后,身上还是那股神秘的香气,混合着香樟的味道,特别好闻。我有些诧异,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她笑着说:“昙华林的人都认识你,一说你的名字就找到了。”　　我说:“找我有事吗?”　　米娜说:“我趁我妈不在家,偷偷跑出来的。哎,你说我穿这条裤子真的很好看吗?”说着她看了眼自己的裤子。　　我也看了看她的裤子,然后说:“你就问我这个?”　　她点点头,很认真地说:“就这事。”　　我笑了,说:“看来你连毛主席都信不过,那我向列宁同志保证,真的好看。”　　她朝我做了个鬼脸:“那我走了,我得赶紧回去。”说完就一阵风似的跑了。　　我刚回头,就看见姨妈拿着把扫帚站在面前,她问:“那丫头是谁啊?”　　我毫无耐心地回答:“说了你也不认识。”　　姨妈说:“昙华林的人,我有哪个不认识?”　　我吊儿郎当地说:“她是剧团的新同事,叫米娜,政治面貌不详,家庭成分不详,家住昙华林183号。”　　姨妈显得有些意外,她说:“原来她就是米娜,我在团里听说了,她是米家花园的人,你以后少跟她来往。”　　我不高兴了,说:“米家花园的人怎么了,又不是特务。”　　姨妈说:“反正你以后少跟她接触。”　　我问:“为什么?”　　姨妈皱着眉头,说:“哪那么多为什么,姨妈是过来人,听我的话没错。”　　我就懒得搭理她了,径直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我很讨厌长辈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他们总是不肯正视我们的成长,努力保守自己掌握的那点可怜的秘密,故作高深。其实这正是他们浅薄的表现,他们才是苕。　　我躺在床上很久都没有睡着,白天遇到米娜和晚上米娜来找我的情景交替在眼前闪现。渐渐地,米娜的样子随着夜色变得很模糊,那条包屁股裤子却越来越清晰。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对这样一条裤子念念不忘?这时,隔壁传来了姨妈和姨父的说话声,他们总以为我睡得很死,其实我老爱失眠。　　姨妈说:“白露霜回来了。”　　姨父似乎在于体力活,喘气的声音有些粗,他说:“哪个白露霜?”　　姨妈没好气地说:“我就知道,你一千这号事就特别来劲,把什么都忘了,要在旧社会,你肯定是个西门庆。”　　姨父好像笑了,但还是吭哧吭哧地喘气,他说:“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你放心,我就是有那个色胆,也没机会当西门庆。”　　姨妈说:“白露霜就是米家少爷的老婆。听说米家少爷半年前死了,吊死在树上。白露霜一回来就住进了米家花园。”　　姨父说:“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地质学家,从英国回来的。好像是反革命,被他老婆告发,跑到沙漠里畏罪自杀了。”　　姨妈叹气说:“这一家子真是苕,你说在外国多好,非要回来找什么石油。这下倒好,石油没找到,把命给赔进去了,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姨父又笑了,说:“你老说我脑子里少根弦,你看看,你一口一个米家少爷,还说外国好,你都可以当反革命了。”　　姨妈有些撒娇地说:“我不就是在你面前说说嘛,难道还怕你去检举我?我算准了,你就是有这个政治觉悟,你也舍不得。”　　姨父说:“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姨妈说:“那你给我下去。”接着就是床板吱吱叫的声音。　　姨父说:“行了,行了,我承认我舍不得,你要是被当成反革命抓了,那还不革了我命!”　　姨妈笑得有些淫荡,说:“不是革命,是割了你的命根子。”　　姨父说:“那还不如革了我的命。哎,白露霜不是跟着米家少爷去了大西北吗?听说她还是个什么音乐老师,怎么回来了?”　　姨妈似乎有点不满,她说:“你使点劲好不好。”　　姨父的喘气声变大了,他笑着说:“你说得对,革命就是要有干劲。”然后说:“米家花园早就被政府给没收了,唐秘书一直在那里面住着,怎么白露霜一回来就搬进去了?真是奇怪。”　　姨妈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说你苕还真没冤枉你,不过这种事乱说不得。”　　姨父说:“那也是。哎,你怎么突然提起米家的事了?”　　姨妈说:“白露霜带回来一个女儿,叫米娜,被分配在我们剧团上班。今天晚上,米娜来找劲松了。她骚得很,我闻到她身上有股香水味。”　　姨父的呼吸声突然变得急促起来,好像有些痛苦地说:“我不行了。”　　姨妈也开始呻吟起来,说:“我乜是,你快点吧。”　　姨妈和姨父关于米家花园的对话就这样被越来越汹涌的高潮淹没。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姨父为什么对身材臃肿、牙齿缝里老嵌着青菜叶子的姨妈那样感兴趣?而且他们竟然说革命还不如做爱。他们真是反动透顶,真是污辱了“革命”这个神圣的字眼。就在我胡思乱想,昏昏欲睡的时候,隔壁房间里传来姨父的男低音,他在唱歌。　　那曲子我太熟悉了,是《东方红》。　　但我仔细一听,却惊呆了,姨父哼唱的歌词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是“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我把耳朵紧贴在墙板上,好奇地听着,直到歌声渐渐消失在黑暗深处。　　那首庄严的领袖颂歌被姨父唱出了另外一种风味。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黄土高坡的风味,是信天游的风味。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姨父并没有篡改歌词,他唱的其实是原版的晋西北民歌,叫《芝麻油》。姨父的爷爷是山西人,他从爷爷那里学来的。　　真正篡改歌词的不是他,是历史。　　第二章　　1　　我和木瓜天生有做地下党的潜质,对跟踪那一套无师自通。不过我们跟踪的不是特务,是美女。武汉直到现在还有好几条电车线路,所经之处都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段,我和木瓜经常逃票混上电车跟踪美女。有次被人发现,骂我们是小流氓。我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就是光荣的流氓无产者,你骂我们就是看不起无产阶级,就是反革命,对方吓得立即闭嘴。　　我们曾从武昌跟踪一个美女到了汉口,她穿着碎花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隐约能看见乳沟。这让我们想入非非。她下车后进了一幢沙俄风格的老公馆。我们正要跟进去,却被一个戴红袖套的大妈拦住了,很警惕地问我们找谁?我说我们是刚才进去的那个女孩的同学。大妈讥笑说,她是马来西亚华侨,刚和父亲回国探亲,你们是她在马来西亚的同学吧?　　那天下午,我和木瓜坐在码头上抽烟。木瓜懊恼地说,应该在半路上拦住那个女孩,和她交个朋友。我说交个屁啊,人家是华侨,很快就要回马来西亚了。他说那可以写信啊,我他妈长这么大还没给人写过信呢。我说马来西亚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你给她写信,那就是里通外国。木瓜就不说话了,看着江面上的拖轮出神。我问他,要是可以给那个马来西亚女孩写信,你准备给她写什么?木瓜想了想,然后说,我就想告诉她,那条碎花连衣裙真是美极了。　　今天再这样说显得多老土啊,但当年你要是这么夸奖一个陌生女孩,那绝对后果严重,甚至很可能被当成流氓扭送公安机关。看到木瓜失落的样子,我本来想在他面前来点阿Q精神,说资本主义国家是花花世界真他妈一点没错,你看连衣服都是花的。可我最终也没有把这话说出来,因为我也很郁闷,其实我跟木瓜一样,都喜欢那条碎花连衣裙。　　你们知道吗?就是,就是老鼠对玉米的那种喜欢,就是革命群众对伟大领袖的那种喜欢。　　2　　那条碎花连衣裙留在了我记忆深处可望而不可即,米娜穿的包屁股裤子却就在眼前,她还让我亲手摸了一下,的确是劳动布做的。　　回想起第一次进米家花园,跟乡下人进城没什么两样。一个生活在大武汉的小青年竟然说自己是乡巴佬,你们可以想像米家花园有多奢华了。认识米娜的第二天,她就邀请我和木瓜去米家花园做客,她说她妈妈到武昌音乐学院上班去了。　　沿着汉白玉台阶走进客厅,我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天花板上悬挂着莲花状的大吊灯,比海绵还软的皮沙发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大理石壁炉旁摆着一座红木边框的自鸣钟,靠窗台的地方有一架我在嘉诺撒仁爱修道院里见过的那种三角大钢琴,琴盖锃亮得可以照出我下巴上刚刚长出来的胡楂。还有电话机、金鱼缸、吊兰……我特意看了看地板,并不是传说中的金子铺的,铺的是暗红色的羊绒地毯。　　如果不是墙上挂着《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我一定会以为自己偷渡到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正在参观刘文彩的地主庄园。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米家曾经是武昌首富,米娜的祖父开有纱厂、钱庄和化工厂。抗战时期他给新四军捐献过药品和被服。解放战争期间,他还利用自己的社交关系,营救过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米娜的祖父被选为市政协副主席,但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不久郁郁而终。　　米娜的父亲,也就是姨妈说的米家少爷,是建国初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地质学博士。他的妻子白露霜出身汉口的大户人家,当时在伦敦学音乐。回国后,米娜的父亲就带着勘探队到西北找石油,白露霜则在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学当音乐老师。很不幸的是,米娜的父亲一直没找到石油,他还私下里说中国是贫油国家。有人揭发他回国根本就不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是故意借勘探之机为台湾搜集情报,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在被逮捕前畏罪出逃,吊死在沙漠里的胡杨树上。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几乎风化成了木乃伊,民警还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半个窝窝头。　　我经常想,米家少爷吊死在胡杨树上的时候,是否想起了伦敦的牛奶和面包?白露霜在沙漠小学里给孩子们教简谱的时候,是否怀念过皇家歌剧院的交响乐?这都是秘密,永远无法解开的秘密。　　人到中年后我渐渐明白,米家花园的秘密,其实就是历史的秘密,米娜穿的那条包屁股裤子,其实就是那个年代最疯狂的一条裤子。　　木瓜没有摸米娜的裤子,他走过去摸了摸钢琴。这家伙不仅耳朵敏锐,而且经常吹嘘自己有极好的乐感。我多次听他骄傲地说过,他能在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中听出《黄河大合唱》。　　自从我们在修道院见到那个穿紫色旗袍的女人弹琴后,他就对钢琴着了迷。后来我们在昙华林废品收购站发现一架缺了琴盖的脚踏风琴,他硬是怂恿我和他半夜三更把那架风琴偷出来,用板车拉到蛇山上,藏在碉堡里。有半年多的时间,他每天都要去碉堡里弹一会儿风琴,弹的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曲子。不过说实话,在进米家花园之前,我从来没觉得他有音乐天赋,他用脚踏风琴弹的那些调调杂乱无章。比方说吧,就好像是一只被猫追逐的老鼠从琴键上跑过去时发出的声响。他低头弹琴的样子,也像是个美蒋潜伏特务在鬼鬼祟祟地发报。我讥笑他乱弹琴,他却说跟我是对牛弹琴。直到第二年梅雨季节,武汉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碉堡里的积水有半尺多深,把那架风琴给泡坏了,他才放弃了弹琴。但木瓜的酒鬼爸爸以前倒是当过省歌舞团的首席小提琴师,歌舞团解散后,被调到汉剧团担任了京胡演奏员。　　米娜看见木瓜对钢琴很感兴趣,于是她显摆了一下,在钢琴前坐下来,弹了首曲子。她告诉我们,这是贝多芬献给爱人的伟大作品,叫《月光奏鸣曲》。贝多芬我知道,读初中时,音乐老师说过,他是德国的一个聋子作曲家,创作的都是资产阶级贵族音乐,是大毒草。　　我想音乐老师说的可能是对的,一点月光就让贝多芬先生这么牢骚满腹,真是吃饱了撑的。可想想又觉得不对,因为米娜弹的时候,我没发现这曲子哪里有毒,反而觉得舒服。米娜也说贝多芬很伟大,哦,我俩都够反动的。　　米娜还带我们去了楼上,她在前边带路,我和木瓜跟在后面。我紧紧盯着她的包屁股裤子看。随着向上运动,她的屁股显得更翘更结实了,充满了诱惑。如果我足够诚实,我必须承认,我就是鲁迅先生批判的那种心里阴暗的男人,看到短袖子就会想到大腿,想到裸体和性交。现在说一个人性感,那是赞美,可那时候有性感的念头就是低级下流。我经常陷入这种道德的自我谴责中,纠结而痛苦。我回头看了木瓜一眼,他也有些心不在焉。但他不是盯着米娜的屁股看,而是不断回头张望那架钢琴。几乎在同时,我和木瓜都感觉到了尿意。　　是木瓜先提出来的,说要上厕所。米娜说,洗手间在二楼走道的尽头。木瓜说,他不是洗手,是想小便。米娜笑了,说洗手间就是厕所。哦,米家人真是奇怪,竟然把厕所叫洗手间。　　我跟着木瓜走进了洗手间,却并没有找到茅坑,只看见一个白得发亮的瓷缸,我揭开瓷缸上面的盖子,里面有汪清水,我和木瓜仔细研究起来。木瓜说,这可能是洗脸盆,我说不对,应该是鱼缸。木瓜又说,不对,鱼缸里怎么会没有鱼,而且底下还有个洞。　　米娜在外面敲门,问我们怎么还没解完手?我开门说,我们没找到茅坑,只看见一个鱼缸。米娜笑得前仰后合,说那不是鱼缸,是抽水马桶。你们坐上去,解完手后把边上的绳子一拉,就冲干净了。　　我关上门,又和木瓜开始研究抽水马桶,木瓜脱了裤子坐上去,但没一会儿就站起来,红着脸说自己拉不出。我也试了试,同样没有挤出一滴尿。很快,我们都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男人都是站着撒尿,像女人一样蹲着坐着那还算男人么?尿意在我们的困惑中渐渐消散无形,我打开房门,和木瓜走了出来,尽管有些郁闷,可我们都没跟米娜说自己撒不出尿,因为这太伤自尊了。　　米娜继续领我们参观她家的房间,但我脑子里还在琢磨,为什么我坐在马桶上面会撒不出尿?姨妈家连个厕所都没有,我们都是去公共厕所解手。厕所墙上有用石灰刷的毛主席语录,可里面臭不可闻。每次上厕所,我都得小心翼翼,以免沾染到了溢出茅坑的排泄物。只要撅起屁股,就会有苍蝇和蚊子嗡嗡嗡地飞过来。还有那些白花花的蛆虫,一不小心就会沿着裤腿爬到腿上。可米娜家的厕所竟然比我的睡房还要干净,她家的抽水马桶竟然比姨妈家的饭碗还要白,真是不可思议!　　在米娜的卧室里,我看见了一张雕花大床,一个立式大衣柜,一台缝纫机。缝纫机旁边的梳妆台上摆着几个造型奇特并且瓶身有洋文的小瓶子,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液体。我拿起一个瓶子,拔开瓶塞闻了闻,哦,就是米娜身上的那种香水味儿。我忍不住问她:“你每天都往身上喷这个吧?”　　米娜说:“好闻吗?”　　我说:“比雪花膏的味道好闻多了。”　　她说:“是从香港买回来的,法国货,很贵的。”　　木瓜吃惊地瞪大眼睛,问她:“你去过香港?”　　她摇摇头。木瓜又问:“你妈去香港买的?”　　她说:“是熟人从香港买回来送给我妈的。”　　我问:“谁啊,送这么贵的香水给你妈?”　　米娜像是没有听见我的提问,她转身领我们去了书房。嗅着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我想难怪这么好闻,原来是法国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喜欢搞这种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　　书房里有台手摇留声机,米娜摇紧发条,把一张唱片放进去。古铜色的喇叭里顿时响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这歌简直老掉牙了,我和木瓜都不想听。米娜问我们想听什么,可我们一时却回答不出来,什么《红梅赞》、《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苗岭连北京》等等,都听了无数遍,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但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歌可以听,我们知道的那些歌都一个调调。　　米娜突然说:“你们等等。”　　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掏出一张黑胶木唱片,然后放进留声机,立即有个女人温婉甜润的嗓音传出来: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　　我和木瓜都听呆了,这跟平常听到的歌太不一样了。我们听到的那些歌都是嘹亮的,豪情万丈的,热血沸腾的。而这个女人唱得嗲声嗲气。我问:“谁唱的?”　　米娜说:“邓丽君,这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又问:“邓丽君是谁啊,怎么没听说过?”　　米娜笑了:“她是台湾的,你当然没听说过了。”　　木瓜紧张地说:“这可是黄色歌曲,别人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把我们当反革命?”　　我故意说:“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对敌人进行革命批判,不多听听,我怎么知道这些歌有多黄色?”　　米娜笑着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木瓜心安理得了,说:“谁他妈反对我们,谁就是反革命!”　　那天我们用革命的耳朵听了邓丽君的好几首歌曲,并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靡靡之音太具有欺骗性了,要想批判彻底,以后还得反复听。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炫耀一下,在那个情歌被视作黄色歌曲的年代,我和木瓜绝对是武汉三镇最早昕到“邓丽君”这个名字的小青年。不信就去找你们父辈,问问他们在十七岁那年听的是什么,问问他们在十七岁那年,除了雪花膏和花露水,还用过什么牌子的香水。　　3　　听完邓丽君的歌,米娜说她妈妈应该快回来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我们该走了。我问她什么时候去剧团上班,她说明天就去。我有些恋恋不舍,因为我知道从明天开始,就很难见到她穿的这条包屁股裤子了。也许同时消失的,还有她身上好闻的法国香水味道。为什么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会如此迷恋这种裤子?难道他有恋物癖吗?如果你们亲身经历了男男女女从身边走过,却穿着同样衣服,散发出各种体味的年代,你们就会轻易找到答案了。　　我不死心,又问了一遍:“你真的不穿这条裤子去上班吗?”　　米娜点点头,然后说:“我妈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穿上这种裤子的,而且这一天不会太久。”　　我无法想像遍街都是这种包屁股裤子的情景,我的想象力太差了。　　米娜说:“以后衣服的颜色和式样都会丰富起来,我妈说,这是自然规律,谁都逃脱不了自然规律,就像谁都会死一样,没有人能活到一万岁。”　　木瓜说:“毛主席就能活到一万岁。”　　米娜说:“他也不能。”　　木瓜吃惊地张大了嘴,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质疑毛主席的寿命。那条包屁股裤子好像比伟大领袖的魅力还要大,让我轻易丧失了革命立场。我假装没有听见米娜的话,问道:“这叫什么裤子?”　　米娜说:“牛仔裤,也是熟人从香港买回来送给我妈的。”　　我没听明白,又问:“是狗崽子的‘崽’吗?”　　米娜说:“不是那个‘崽’,是这个‘仔’。”　　她伸出右手食指,比划着写了个“仔细”的“仔”字,然后说:“这个‘仔’字也可以读‘崽’的音;”　　木瓜插嘴问:“为什么要叫牛仔裤?”　　米娜说:“牛仔是指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男人。他们喜欢骑着马跟随牛群在草原上奔跑。牛仔裤就象征着勇敢、独立、自由、叛逆。”　　哦,勇敢、独立、自由、叛逆,多么无产阶级的词汇。　　她继续说:“在国外,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穿这种裤子。”　　我的想像力突然被激活了,我好像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看到了壮观的野牛群,看到了牛仔。他们坐在马背上,一边无拘无束地唱着黄色歌曲,一边追逐着牛群,还有心爱的姑娘。　　4　　米娜上班的第一天就是参加政治学习。　　每隔十天半个月,汪团长就会组织剧团的青工和年轻演员到工会活动室进行政治学习。昙华林藏污纳垢,是牛鬼蛇神的聚集地,“文革”开始时改名叫反帝一条街,1972年恢复了原名。剧团里的人有很多家庭成分不好,有可能爷爷当过资本家,有可能奶奶当过婊子。就像司马昊,他母亲是中医院的妇产科大夫,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战地救护团,还给一个国民党中将的太太接过生。林芳虽然是剧团的当家花旦,但她父亲少年时代加入过国民党的三青团,所以她和司马昊一样,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勉强人了团,却始终入不了党。总之,剧团里的狗崽子比较多,像我这样的烈属,真是少之又少。　　汪团长全名叫汪玉珍,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半年前从文化局调到汉剧团担任团长兼革委会主任。她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宣传干事,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她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经常穿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调到汉剧团不到一个礼拜,她就把叶副团长揪到大会上批斗,还撤了他的职,把他调到县剧团当美工。仅仅是因为叶副团长私下里跟人说,《智取威虎山》中的匪首座山雕其实也是贫农出身,是逼上梁山。我还曾亲眼看见汪团长揪着一个女演员的头发,用剪刀把她穿的喇叭裤剪成了破布条。　　很奇怪,平时不苟言笑的汪团长对我却挺和气,有一次她跟我谈心,问我,如果没有进剧团,想干什么工作。我笑嘻嘻地说,我想当一名司机,驾驶解放牌汽车奔驰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她也笑了,但什么都没说,　　木瓜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想当一名解放军,去解放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　　其实我和木瓜都说了假话,我们俩曾经在废品收购站偷到一本叫《金银岛》的外国小说,里面写了一群加勒比海盗抢夺金银财宝的故事。所以我们都梦想长大后能当一名海盗,去过那种冒险有趣的生活。真的,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我和木瓜从小就不是乖孩子,至少我不是。就算到了今天,我也没有驾驶解放牌汽车奔驰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我开的是从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的小汽车,经常暗夜里出没在酒吧和KTV等很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　　汪团长似乎不知道米娜是剧团的新职工。那天,她刚进工会活动室,准备点名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个陌生面孔,她愣了一下,然后说:“请蒋劲松前面的那位女同志站起来。”　　米娜就坐在我前排,那天她没有穿薄毛衣和牛仔裤,而是穿着一身崭新的黄军装。但军装似乎经过改造,并不显得肥大,而是很合身。她腰间的皮带扎得紧紧的,衬托出高耸的胸’脯。左胸佩戴的毛主席像章,随着她的呼吸潮涨潮落。我特意把鼻子凑到她背后,想闻闻还有没有法国香水的味道,但我没有闻到。　　秋天的阳光很美很温柔,透过窗玻璃洒在米娜白得像瓷娃娃的脸上,我看到了一层细细的汗毛。就好像春天来到昙华林的时候,刚刚从泥土里钻出来的野蕨上的茸茸孢子……　　米娜站了起来,尽管是新来的,她却并不显得紧张,起立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一眼,眉眼弯弯地笑了笑。　　汪团长走到米娜跟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米娜说:“报告汪团长,我叫米娜。”　　汪团长说:“哦,我想起来了,文联的余主席说有位女同志最近要调到我们剧团来,看来就是你了。你来剧团报到的时候,我正好下乡了,听说是邵书记给你办的手续。”　　米娜说:“是的,我本来想等您回来再办手续,但邵书记说您三五天都回不来。”　　汪团长说:“你以前在哪个单位上班?”　　米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刚刚高中毕业,没参加过工作。”　　汪团长说:“你觉得自己在剧团能胜任什么T种?”　　米娜说:“我想搞演出服装设计。”　　汪团长说:“为什么?”　　米娜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服装设计师,我会做好多漂亮的衣服。”　　汪团长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说:“米娜同志,你想当服装设计师我不反对,为人民群众量体裁衣嘛。但是,如果只想着做漂亮衣服,那思想就有些不健康了。”　　大家都有些紧张地看着米娜。　　米娜没有说话,脸微微有点红。　　我站了起来,说:“汪团长,我觉得米娜同志说得没错。”　　汪团长的两道目光从眼镜后面冰冷地射出来,她说:“你的意思是说我错了?”　　活动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　　木瓜拽了拽我的衣角,我装作没看见,反问道:“汪团长,解放军同志穿的军装是不是很好看?”　　汪团长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　　我又问:“毛主席穿的衣服是不是也很好看?”　　一听我提到毛主席,汪团长很谨慎,她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想了想,然后说:“毛主席穿什么都好看,他有伟大领袖的气质。”　　我说:“所以穿好看的漂亮的衣服不代表思想就不健康,汪团长,你说是吧?”　　汪团长凝视着我,突然笑了,她说:“你说得对,不过如果是花里胡哨的衣服,那就不同了。”然后她对米娜说:“我刚才可能误会了你的意思,坐下吧。”　　米娜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坐了下来。　　看见我还站着,汪团长又说:“蒋劲松同志,你也坐下吧。”　　我骄傲地坐下来,出风头的感觉让我很得意。　　汪团长回到讲台上,扫视着大家,她说:“既然今天有两位同志提到了服装的问题,那我就跟你们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不能穿奇装异服。”　　孟红梅站起来,说:“我知道,因为奇装异服是资本主义。”　　汪团长说:“那你们知道什么是奇装异服吗?”　　司马昊说:“喇叭裤。”　　汪团长又问:“还有呢?”　　孟红梅回答:“连衣裙。”　　汪团长满意地点点头,她说:“我现在再给你们介绍几种奇装异服,以后你们看见了,就知道分辨了。”她拿起粉笔,首先在黑板上画了个穿西服的男人,然后说:“这是西服,资产阶级穿的,你们看,这衣服是不是很丑陋?”　　大家“哦”了一声。　　接着她又画了个穿绣花旗袍的女人,手里还打着把油纸伞,她说:“这是旗袍,官僚太太和资产阶级小姐穿的。”　　活动室里没有人搭腔,大家都紧盯着黑板。男人看的是那个女人鼓鼓的胸脯和旗袍开衩处的大腿。女人看的是被旗袍衬托出的曼妙身段,也许还有那朵绣荷花。尽管我对汪团长没有什么好感,但我得实事求是地说,她很有美术才能,只用粉笔随便勾勒几下,就能把物体画得栩栩如生。　　汪团长似乎没有注意到活动室里反常的沉默,她继续画着。这次她画了一个妙龄女郎,穿着一条紧身裤子。看见那条裤子,我的胸腔里顿时好像有一大群野牛轰隆隆地跑过,这不是牛仔裤么?　　汪团长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裤子吗?”　　大家面面相觑,似乎都没见过这种裤子。　　汪团长说:“这叫牛仔裤,比西服和旗袍还要资本主义,把屁股包得紧紧的,非常下流,恶心。”　　就好像有一大群野蜂突然从蜂巢里钻出来,活动室里立即响起嗡嗡声。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好奇地议论着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流氓裤子。我很想站起来对大家说,牛仔裤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恶心,它很好看,尤其是穿在米娜这样的女孩身上。　　还有,你们想像一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骑马追逐牛群的男人,就明白牛仔是什么意思了。这种包屁股裤子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很无产阶级,真的。　　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结束了,汪团长擦掉黑板上的图画,走出了活动室。学习结束前,她告诉米娜,剧团里不需要服装设计,演出都是现成的道具服装。化妆师老丁倒是缺个助手,她让米娜先跟着丁师傅学化妆。　　活动室里的人快走光了,米娜还坐在位子上发呆。她凝视着窗外,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是一块空旷的地坪,然后是一堵残破的围墙。越过围墙,就是省中医院的太平间。我知道米娜是对汪团长批判牛仔裤感到难过,她眼睛里有晶莹的液体。我悄悄对她说:“姓汪的胡说呢,别想了,反正我觉得你穿牛仔裤很好看。”　　木瓜也凑过来说:“她穿得才像个特务,像中统的。”　　木瓜说,电影里的中统特务都是汪团长那副打扮,爱穿中山装。米娜回过头来,面对着我和木瓜,很委屈地说:“其实好多工作服也是劳动布做的,只是牛仔裤要紧身些,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紧身?”　　我和木瓜对视着,回答不出,就好像这是一个复杂的方程式。可是,我看不得女人在我面前忧伤,这个病像慢性风湿一直保持到现在,每次看到女人眼含泪水我心里就隐隐作痛。我不想让米娜上班第一天就不高兴,于是开玩笑说:“可能是因为他们都长得很胖,穿紧身衣服不好看。”　　米娜忍不住笑了,她说:“他的确太胖了。”　　我知道她指的是谁。在全民营养不良的年代,他却需要减肥,可是我不敢指名道姓。事隔多年,我还经常梦见仁济教会医院的墙壁上贴着人民法院的布告,上面有我的名字,罪名是反革命,而且打了个血色大叉。　　5　　伟大领袖指示我们,深挖洞,广积粮,积极备战,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剧团有规定,凡共青团员必须参加基干民兵集训队。每年我们都会有好几次训练活动,有时是打靶,有时是拉练,米娜到剧团没多久,就赶上了一次。这次是游泳训练,当然,还没到要我们训练武装泅渡的非常时期,只是到工人文化宫去练习游泳。这不是难事,长江边长大的孩子,有几个不会游泳的?　　组织我们去练习游泳的是汪团长,事先她交代过,男民兵要自备游泳裤,女民兵要穿游泳衣。我和木瓜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跟女民兵一块游过泳。　　到了工人文化官,女民兵在更衣室里磨磨蹭蹭,男民兵很快穿着游泳裤跳进了游泳池里。所谓游泳裤,也就是肥大点的短裤。汪团长没有下水,她坐在池边,很专心地看一本毛著。我有些失望,我原本以为她也会穿着游泳衣下水的,这样我就可以看看她身上有没有枪伤了。因为我一直很好奇,想知道她到底有没有跟美国鬼子打过仗。我记得《英雄儿女》里面的王芳就是一名文工团员,她就是在战斗中英勇负伤。　　女民兵还没有出来,汪团长不耐烦了,她走过去重重地敲了几下更衣室的门,说:“磨磨唧唧地干什么,绣花呢?”　　更衣室的门终于打开了,女民兵们扭捏而出。正在游泳的男民兵全都像企鹅一样从水中站起来,直挺挺地盯着女民兵看。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震撼场景。我这样比喻吧,就好像我们正亲眼目睹原子弹在戈壁上空爆炸,女民兵就是那朵壮观的蘑菇云,我们一下子就被强烈的放射线击中了。我敢肯定大部分男民兵都会把视线停留在米娜身上,她穿着一件蓝色连体游泳衣,似乎有点小,紧绷着身体,能看见突起的乳头。她发育得很好,乳房和屁股比别的女民兵都大。她不像别的女民兵那样畏缩,而是挺着胸脯走路,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汪团长面无表情地说:“开始吧。”　　米娜第一个跳进了游泳池,女民兵跟着她噗通噗通地跳了下去。游泳池顿时沸腾了。这天男民兵明显比以往亢奋,是因为好久没来工人文化宫游玩了?还是因为第一次发现女民兵穿着游泳衣,露出了性别特征,刺激了他们的荷尔蒙分泌?　　我的目光追逐着米娜,她的游姿很美,像条带鱼。木瓜在我身边凫水,他看着米娜,突然对我说,他听见了鱼儿在水草中穿行的声音。我懒得理会他的神经质,他发神经的时候,什么都能听出调调来。无论是锅碗瓢盆的声音,还是墙角的蟋蟀叫,甚至打靶场上的枪响,那都是富有韵律的。可能是拉京胡,可能是打腰鼓,也可能是吹唢呐。很多年后我从表姐的日记中发现,那个军代表似乎也有这个本事,他就从表姐的叫春中听出了汉剧。　　米娜突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很久没有浮出水面,我正在紧张时,她却从我身边冒出来。我松了口气,说:“还以为你脚抽筋了呢。”　　她抹了把脸上的水,笑嘻嘻地问:“你一直盯着我看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想到你游得这么好。”　　她说:“跟我妈学的。”　　木瓜不信,他说:“你不是从大西北回来的吗,那里都是戈壁滩,是沙漠,哪来的河学游泳?”　　她骄傲地说:“当然有河了,长江、黄河的源头都在那里,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比这冷多了。”　　我和木瓜崇拜地看着米娜,她竟然见过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她太了不起了。　　她继续说:“那里不仅有河,还有好多胡杨林,秋天的时候特别漂亮。哦,还有成群的牛羊,也有骆驼。”　　在我和木瓜的想像中,西北是不毛之地,我们没想到那里也是如此欣欣向荣。我想,难怪米娜的皮肤这样白,原来是喝雪山的水长大的,她一定喝多了牛奶,乳房才像驼峰那么高。　　我问她:“你喜欢那里吗?”　　她摇摇头,说:“不喜欢。”　　我很惊讶,问道:“你不是说那里很漂亮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起来,我记得姨妈说过,米娜的父亲就吊死在沙漠里,她怎么会喜欢那呢?　　但米娜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并没有提及父亲的死:“我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那里不是我们的故乡。”　　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武汉,我没有故乡的概念,故乡和异乡有什么不一样吗?是不一样的月亮,还是不一样的空气,或者是不一样的忧伤和快感?　　我不屑地说:“昙华林有什么好?”　　米娜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她的身躯往水中沉了沉,在入水瞬间,我注意到她被浸湿的游泳衣下面,乳头更清晰地凸显出来。让我恼怒的是,木瓜在我和她聊天的时候,一直盯着她的乳房看。我扎进水中,拽住木瓜的双腿就往下拖,他呛了好几口水才挣脱我,浮出水面,愤怒地瞪着我:“你妈×,干吗呢!”　　我低声说:“你刚才看哪呢?”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看,我在听。”　　我说:“听什么?”　　他说:“我听见了雪山融化的声音,还有驼铃的声音。”　　我知道他又发神经了,我转过身来,面对着米娜,说:“他应该去六角亭。”　　米娜笑了起来,她说:“你们两个人真有意思。”　　我说有什么意思,你说说看。　　她说:“我也说不出,就是一种感觉,反正觉得你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说:“你也跟别的女孩不一样。”　　她很好奇地说:“那你告诉我,哪里不一样了?”　　我说哪里都不一样,事实上我这样说并没有丝毫淫秽的意味,但米娜感觉到了不自在。她低头看了看自己丰满的身体,脸突然红了,羞涩地说:“我是不是发育得太早了?”　　她这样问,我反而产生了不健康的联想,脸也有点烫。其实我也发育得挺早,我十一岁开始梦遗,梦遗的对象是个面孔模糊的中年女人。我说:“你不像别的女孩,她们都驼着背。”　　米娜说:“那是她们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发育了。我妈说,美丽是天性,是光明正大的事。”　　我笑了,说:“怎么什么都是你妈说的。”　　她有点得意地说:“我妈很聪明,我什么都听她的。”　　我问她:“那你爸呢?”　　她眼里好像有了忧伤,她说:“我爸没我妈聪明,要不,他也不会死。”　　我眼前突然浮现出一棵胡杨树,一个男人孤独地吊在上面,沙漠的风吹过来,他像沙袋似的晃来晃去。很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我去了趟大西北,看到成片成片的美丽的胡杨林的时候,我很难想像有人会在这样的地方自杀。那种诗意的美,足以化解一个人的忧郁。可米家少爷却在那里吊死了,是不是一个内心绝望的人,看什么都是一片荒凉?　　米娜说:“我爸走的那天晚上,穿着西服,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穿西服,我记得很清楚,是浅灰色的。”　　我想像着米家少爷穿西服的样子,穿西服的米家少爷,太不符合石油勘探队员的形象了。　　她说:“他以前都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可那天是穿西服出门的,还打了领带。我以为他去开会,就问我妈,我爸有这么好看的衣服,以前怎么都不穿呀?”　　我说:“别说了。”　　米娜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她继续说着,有点像梦呓:“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认不出他的样子了,可看见那件西服我就认出来了。对了,他身上还有股法国香水的味道,很奇怪,都一个礼拜了,还没蒸发掉。”　　我和木瓜有点难过地听着,这时,汪团长手里拿着毛著,沿着池边走过来,她一脸严肃地说:“训练期间,不准说闲话!”　　我把脑袋扎进水里,游开了。可米家少爷西服上那股法国香水的味道,还是像不可阻挡的放射性尘埃随风扩散,经过兰州,越过西安,最后渐渐聚集到武昌昙华林上空。以至于每粒花粉、每个水分子都是香水的气息。　　6　　应该是从那次民兵训练之后开始,剧团里渐渐起了一些变化,男青年爱梳头了,衣服也干净了许多。木瓜平时喜欢穿回力球鞋,老脚臭,现在每次干完活,他就到水龙头下去洗脚。女青年衣服的式样和颜色虽然没有变,但胸脯变高耸了,腰肢也细了些。她们一定是跟米娜学的,把衣服改小了,还把皮带扎得紧紧的。　　我们这些小青年还经常去工会活动室打乒乓球,以前男女青年各玩各的,现在常在一块打球。女青年扣球的时候,就好像有只老鼠要从胸口逃出来,男青年的眼睛全都像黑猫警长一样警惕地盯着。是因为那天游泳训练,使剧团里的女青年丢掉了羞耻吗?还是因为从那天开始,女青年突然发现男青年其实并不会嘲笑她们的发育,而是对她们的身体很感兴趣?　　也是从那次游泳训练以后,我梦遗的对象不再模糊,她成了米娜,穿泳装的米娜,或者穿牛仔裤的米娜。每次梦遗后的第二天早晨看见她,我总是充满羞愧。　　那天我又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米娜,想起昨晚的春梦,我的脸有些发热,她奇怪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呀,你怎么了?她说,我闻到你身上有股味道,你刚吃了香椿炒蛋吗?我的脸更热了,说你身上才有味道呢。　　我从来不跟米娜这样说话,可那次真的是急了,因为我忘了换下被弄脏的短裤了。她惊讶地看着我,突然好像明白了时令不对,秋天哪来的香椿呢?她的脸顿时比我还红,她没再说话,丢下我,飞快地离开了。我立即转身,跑回姨妈家换了条短裤,我把换下来的短裤放到鼻子边闻了闻,的确有股香椿的气味。　　我和木瓜在排练厅调试灯光的时候,米娜走进来,问我最近的百货商店在哪里。她说化妆用的凡士林用完了,丁师傅叫她去买。趁木瓜不注意,她把一个小纸团塞到我口袋里,等她离开,我展开纸团,上面写了句话:“对不起,早上我不是故意的。”　　木瓜凑过来看,被我捅了一胳膊肘。他问我,写什么呢?我说,少他妈管闲事。很显然,米娜已经知道了我梦遗的秘密。她怎么会熟悉那种味道呢?我根本没去细想这个问题,我还在恼火,一个小青年的生理秘密竟然被一个女孩窥破,这实在是件丢脸的事情。　　米娜太鬼精了,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走出排练厅没多久,她又转身回来,出现在窗口,冲我挤挤眼,远远地扔了个纸团在我脚下。我捡起来一看,上面写道:“知道你不高兴了,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经历我也有过。你要原谅我了,就把大灯拉三下。”　　我真的拉了三下灯绳,排练厅的大灯三明三灭。她回头朝我笑了,木瓜却说,你发什么神经呢?　　我想我是喜欢上米娜这样的女孩了,她跟米家花园一样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我甚至想,昙华林要是没有米家花园就没有故事了,就好像我十七岁那年没有米娜,生活就会跟我身上穿的黄军装一样平淡无奇。　　有一天,我正在舞台上修音响,刘晓辉走过来,初中毕业后,他也进了剧团,在保卫科当干事,后来还人了党。他说:“工会活动室最近很热闹,尤其是你们电工班的小青年,有事没事老往那儿跑。”　　我很不喜欢刘晓辉这副高高在上的派头,他只比我大两岁,却仗着自己是干部,经常对我们这些青工颐指气使。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我们去工会活动室是打乒乓球,锻炼身体。”　　他冷笑着说:“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我说:“你什么意思?”　　他说:“听说你们这些小青年去工会活动室,是看女人的奶子,尤其是那个米娜的,比篮球还大。”　　我一脚就把他踢到了地上。他爬起来跟我对打,全剧团的人几乎都跑过来看热闹。米娜在旁边急得大喊,别打了!木瓜假装上前劝架,狠狠地踢了刘晓辉两脚。我和刘晓辉都打红了眼,从房间里一直打到走道上,等姨妈和木瓜的爸爸将我俩拉开时,我已经满脸鼻血。　　姨妈把我拽到一边,说:“你苕啊你,怎么跟刘干事打架?”　　我知道姨妈为什么担心,刘晓辉不仅是保卫科干事,他父亲还是警备区的参谋,平素在剧团,没人敢惹他。　　姨妈忙不迭地跟刘晓辉赔礼道歉,说我不懂事,叫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刘晓辉气哼哼地走了。木瓜把我推进电工班值班室,将一条手帕塞给我,挤眉弄眼地说:“擦擦吧,米娜要我给你的。”说完他就走了,有人叫他去换保险丝。　　我用米娜的手帕擦着鼻血,哦,我又闻到了法国香水的味道,我的鼻子立刻不痛了。我还沉醉在法国香水的味道里,姨妈来到值班室,要我去跟刘干事认个错。我说我没错,认什么错。　　姨妈说:“你一个小青工,跟干部打架,那就是犯错误。”　　我说:“是他先出口伤人。”　　姨妈说:“我看刘干事说的也没错,最近你们这些青工是有点不对劲,男男女女的老爱扎堆,影响很不好。”　　我没好气地说:“我们就是在一块儿打打球,有什么呀?剧团里的演员在台上还不是男男女女打成一片?”　　姨妈说:“我告诉你,谁都知道台上的人是在演戏,没有人会当真,但台下就算是说真话做真人,别人也会说三道四。”　　我最终没有听从姨妈的劝告去跟刘晓辉认错。若干年后,想起姨妈说的台上台下的区别,我突然觉得,她像极了一个思想家。　　我和刘晓辉斗殴的时候,汪团长正在文化局开会,回到剧团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一个青工竟然跟保卫干事打架,这不啻以下犯上,我以为她会狠狠批评我,甚至给我一个处分。但她没有。她说事情我都知道了,刘干事本来是出于好意,想提醒年轻的男女同志交往注意分寸,不要犯作风错误,但用词不妥当,伤了你的自尊心,我已经批评了他。不过你也有错,不应该动手。这样吧,你写份检讨,明天交给我,以后不要再这么冲动了,你是烈士遗孤,要在大家面前做好表率。　　她的态度让我很惊讶,难道是因为我的烈属身份,她才对我这么客气吗?还是因为她同情我是个没爸没妈的孩子?　　我的猜想很快得到印证,她突然问我:“你想你爸吗?”　　我不想在她面前表现出可怜,我说:“不想。”　　她似乎有些惊讶,但没有说什么,只是说:“你可以走了。”　　我背着电工包走在昙华林秋天的傍晚,我故意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可我内心是真的难受了,并且有点想哭。我说过,我是个敏感的小青年,我不愿意被人可怜。当我走到老仁济教会医院门口时,米娜闪身出来,把我吓了一跳。　　她说:“我一直在等你,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儿。”　　她看着我,说:“可我觉得你很不开心。”　　我说:“不就是写份检讨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说:“我们去修道院坐坐吧。”　　我们并排坐在嘉诺撒仁爱修道院的钟楼上,从这里可以看见整个昙华林。晚风温柔地吹着,我没有立即说话,还在回味汪团长刚才对我的怜悯。我想下次刘晓辉再惹我,我一定要往死里打,看汪团长还可不可怜我。米娜也没有马上说话,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只是安静地看着越来越深的暮色,好像整个人都要融化到那黑暗中去。　　她终于开腔了,说:“刘晓辉说的那些话我听说了。”　　我说:“你生气了吗?”　　她摇摇头,反问我:“干吗要生气?嘴巴长在他身上,随他说好了。”　　我说:“我弄脏了你的手帕,洗干净后还给你。”　　她说:“你留着吧,我还有。”　　我努力想忘掉那些不愉快,于是说:“我好久没有见你穿牛仔裤了。”　　她说:“下次你到我家来,我穿给你看。”　　我说:“你妈知道我和木瓜去过你家吗?”　　她说:“应该不知道,但她知道我交了你们两个好朋友。”　　我说:“我还没见过你妈呢。”　　她笑了,说:“我妈比我漂亮,有人还说我们像姐妹。”　　这时,表姐唱汉剧的声腔从某个角落忧伤地飘过来,回荡在昙华林上空。隐隐约约还能听见京胡的调调,那是木瓜的爸爸在拉琴。每到傍晚,他都会坐在家门口拉京胡。听起来,就像是在跟表姐一唱一和。　　我说:“我该叫表姐回家吃饭了。”　　米娜说:“有次我和我妈去买毛线,碰到了你表姐,我妈说她的汉剧唱得很好,有达拉皮科拉的意味。”　　我有点迷惑,问她:“达拉皮科拉是什么?”　　米娜说:“他是意大利的歌剧大师,《囚徒》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表现了对自由的向往,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　　我听得无精打采,还打了个哈欠。　　她识趣地换了话题,说:“你表姐身材很好,她穿牛仔裤一定比我好看。”　　我对达拉皮科拉和意大利歌剧都不感兴趣,我只对牛仔裤有兴趣。和米娜分开后,我在胭脂路找到了表姐,她还是穿着那身几个月都没有换过的列宁装,头发乱得像个鸡窝。真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表姐漂亮过,在我的整个青春期中,她几乎都是以邋遢的形象出现的。　　真是奇怪,米家花园的两个女人竟然都会欣赏一个疯子。我特意听了听表姐唱的汉剧,还是没明白什么是达拉皮科拉意味。然后我又看了看表姐的臀部,她穿着肥大的黄军裤,我使劲去想像她穿牛仔裤的样子,但根本想像不出。　　7　　表姐吃完饭就去了自己房间,每次她都是最先放下碗筷,所以有什么好菜总是我吃得最多。说实话,姨妈一家人对我并不坏,作为国家干部的姨父还老穿补丁衣裤上班,我却从来没穿过。初中毕业后,我差点被下放去秭归当知青,向来吝啬的姨妈一咬牙,送了街道革委会主任谭明仲五斤猪油和二十斤粮票,硬是把我拦了回来。她还向民政部门打报告,说我是烈属子女,应该照顾,结果让我进剧团当了电工,吃上了国家粮。　　可我还是觉得跟这个家有层很深的隔膜,尤其是姨妈,小市民气十足,一张刀子嘴让人生厌。我的父母就不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国立武汉大学国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母亲说话细声细气,身上永远有股粉笔灰的味道。父亲笑容温和,很讲卫生,每天要刷两次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