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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鲍国安饰）诚心向许攸（石小满饰）求教破袁绍的良策。袁绍的粮草在乌巢，许攸劝曹操选用精兵轻骑，诈称袁绍军护粮官蒋奇领兵至乌巢护粮，乘机烧其粮草辎重，曹操大喜并决定亲往。黄昏时分，曹操带领精兵五千烧了乌巢粮草，并生擒乌巢守将淳于琼（周万江饰）。得知乌巢出事，袁绍旗下将军高览（芒来饰）主张救乌巢，而郭图（郭寿阳饰）则认为应出兵曹营。袁绍命蒋奇救乌巢，高览、张郃攻打曹营。曹军大将夏侯渊（钱玉林饰）装扮成乌巢败兵，杀了前来救援乌巢的蒋奇。淳于琼被曹操刺面纹身放回，以羞辱袁绍 ，被袁绍溺毙酒缸。高览、张郃投奔曹操，曹操礼遇之。袁绍军心已乱，官渡之战袁绍（李庆祥饰）逃走，7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曹操大获全胜。（CCTV-8 电视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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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蜀吴以及西晋各时期武将文臣
先来魏国的
曹操： 宦官.曹腾之孙，曹嵩之子。魏国的武王。幼名为阿瞒。 演义：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讨伐黄巾党时十分活跃，当董卓掌握实权时，呼唤各地诸侯举兵响应打到董卓。之后，平定兖州并增州兵，将献帝迎至许昌而掌握政权。击败吕布、袁术等人，在官渡之战时击破袁绍并支配河北。接着虽攻下刘宗逼近江东，却在赤壁之战败给了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失去了统一全土的机会。之后致力于平定关中以西之地。213年为魏公，213年为魏王。史：政战两方都非常优秀，并且是精通诗歌文学的万能英雄。
曹仁曹操的堂弟演义：追随在陈留举兵的曹操，之后以曹操军的主力身份转战各地。同李典攻打新野的刘备军是摆出“八门金锁阵”应战，但败给徐庶，反而被夺走樊城。赤壁之战后，担任南郡的守备。之后虽使进攻而来的周瑜负伤而退，但仍因诸葛亮的计谋使城被夺而撤退。之后，关羽进攻襄阳时，同满宠死守樊城抗战。徐晃前来救援，直到关羽撤退之前成功守住樊城。史：因用法的手腕获得曹丕的信赖，升到大司马。
曹真曹操之族子。曹劭（原名秦伯南）之子。演义：曹丕讨伐吴国时，同夏侯尚进攻南郡。曹丕临终之际，和陈群、司马懿受托于后事。蜀国诸葛亮开始北伐，夏侯楙迎击失败后，成为大都督担任防卫。虽阻挡了蜀军侵略长安，但才能不及诸葛亮和司马懿，导致辛劳而病，最后因看了诸葛亮的书信气愤填腔而死。史：因曹劭代曹操而死的缘故，曹真就被曹操所领养，和曹丕如兄弟般地被抚养成长。在于蜀国交战后病死，对于诸葛亮的书信并无相关的记载。
曹洪曹操的堂弟。演义：曹操在陈留举兵是从军，并参加董卓讨伐战。当曹操在荥阳惨败给徐荣时，舍命救出曹操。之后也跟随曹操转战各地，杀死黄巾残党何曼和袁谭。渭水之战中被马超夺去潼关，而险遭曹操斩首，但是当曹操被马超追杀时挺身相救，反而受到曹超的感谢。此后就驻扎汉中，多次和刘备军展开激战。史：因为拒绝借钱给曹丕而两人不合，在曹丕即位后被免职。曹睿时代复职成为骠骑将军。
曹丕曹操的次子。母亲为卞氏，是曹彰、曹植、曹熊的亲兄长。和甄氏所生下的孩子为曹睿。魏国的初代皇帝 文帝。演义：攻下袁家居城的邺之后迎娶袁熙之妻.甄氏。和曹植竞争继承者之位，因重视长幼有序的贾诩等人的意见就任皇太子。曹操死后成为魏王，在接受献帝的禅让后成为魏国的初代皇帝。之后，虽屡次进攻蜀国及吴国却毫无战果。在位七年，拜托曹真、陈群、司马懿辅佐次帝.曹睿后就病死。史：曹丕执政时制定九品中正，奠定后来贵族制度的基础。同曹操、曹植并称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
偏居一偶滴镇楼楼肯定歪。
曹休曹操的外甥演义：在铜雀台落成式中展现高超的弓技，而濡须口之战时射中凌统的马。曹操死后，同曹洪潜入宫中逼迫献帝让位给曹丕。之后负责指挥对吴战线，在曹丕临终时受托辅佐曹睿。228年，不疑吴国周鲂的诈降，不顾贾逵等人的制止后出征石亭。结果惨败给陆逊，不久之后病死。史：在曹操举兵攻打董卓时从军。受到曹操疼爱，同曹丕一样的方式养育长大。在与刘备的汉中争夺战中，和张既共任曹洪的辅佐。
曹彰曹操的三子。母亲为卞氏。曹丕之弟，曹植，曹熊之兄。武艺优秀可赤手空拳打到猛兽。因胡须是黄色，故被曹操称为（黄须儿）。任城王。演义：平定在代郡反叛的乌丸后，参加和刘备军的汉中攻防战。虽杀死了刘备军的吴阑，而战况毫无改变，结果曹操军便从汉中撤退。曹操死后虽率大军前往京城，但被贾逵所说服，交还兵权之后回到领地。史：虽被曹操强迫念书，但自己却是希望如西汉名将的卫青和霍去病一般，以武将功绩扬名立万。
曹纯曹操的武将，曹仁之弟。演义：赤壁之战后，同曹仁共防南郡。虽曾数次击退周瑜的攻势，却被周瑜的假丧礼所骗，受诱而出时遭到攻击。此时，南郡就被刘备军的赵云给夺走。史：率领名为（虎豹骑）的精锐骑兵，在南皮包围战时杀死袁谭，白狼山之战时逮捕了乌丸的踏顿。在长坂之战时追赶刘备军，并接收了物资跟残兵。赤壁之战后随曹操返回谯，不久后死去。好学，并敬爱学者。
夏侯惇曹操的重臣，西汉夏侯婴的后裔。演义：在曹操举兵之后从军。在董卓讨伐战中救出败给徐荣的曹操，并刺死徐荣。在和吕布军交战中，左眼虽被曹性的箭射中，最后还是将曹性杀死。在刘备任用诸葛亮时进攻新野，但是遭到诸葛亮的火攻而大败。镇压在邺掀起反叛曹操的耿纪和韦晃。和刘备军的汉中攻防战中，向杨修询问曹操随后而出的（鸡肋）其意，并指挥军队撤退。曹超死后有如追随而去一般的病死。史:因失去左眼故称之为盲夏侯。在曹丕时代为大将军。
夏侯渊曹操的重臣，夏侯惇的堂弟。夏侯霸、威、惠、和之父。演义：连同夏侯惇在曹操举兵时从军。铜雀台落成时展现曹操军第一弓术，在渭水一战中射杀成宜。在击退马超后，毛遂自荐同张既共守长安，并平定凉州。张鲁讨伐战中同张合先锋，在压制汉中后守卫定军山。汉中受到刘备攻打时，虽受到曹操（我对妙才（夏侯渊的字）有所期待)警惕切莫过于急躁缩写的一封信，却还是因对山被刘备军夺走而焦躁，在出阵时被黄忠所杀。史：官渡之战时负责确保兵粮。善于奇袭。
夏侯玄魏将.夏侯尚之子。曹爽的堂兄弟。清谈家。演义：和李丰、张缉受曹芳命令诛杀司马师，不料密函被司马师发现。和李丰等人在市场被腰斩，三族皆被杀光。史：曹爽掌政时任高官，杰出的功绩为后世的范本。244年，同曹爽进攻蜀国，败给了费祎。曹爽被司马懿所杀之后，也因与曹爽关系亲密而未遭到厚待。和李丰、张缉企图打到司马氏的计划泄露，招致被杀。和同样对司马氏掀起反叛的诸葛诞、毋丘俭等人也关系亲近。
夏侯霸魏将.夏侯渊之子.夏侯威、惠、和之兄。演义：夏侯渊的长子。在诸葛亮的弟五次北伐时被司马懿提拔。同其弟夏侯威担任先锋。公孙渊反叛时亦随从司马懿，并砍杀卑衍。曹睿死后，和掌握实权的曹爽关系亲近，在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便亡命到蜀国追随姜维。同时也传达钟会和邓艾是强敌的消息。之后，在姜维北伐时从军。262年，中了邓艾和司马望的空城计，遭受到石箭攻击而战死。史：夏侯渊的次子。其堂妹为张飞之妻，其女为刘禅之后，所以在蜀国也相当受到礼遇。被任命为车骑将军。
李典曹操之武将。李乾之外甥。李整之同兄弟。演义：追随举兵之曹操，与吕布、张绣、袁绍等人作战。于曹仁攻击新野之刘备时，以副将之身份参战，却遭徐庶看穿夜袭计划而大败。其后，于夏侯惇攻击新野之时亦成为副将，但败于诸葛亮之火计。赤壁之战后与张辽、乐进共同防守合肥。215年，于逍遥津迎击孙权大军。虽平日与张辽不合，但与此时却协力击溃孙权军。史：叔父李乾追随曹操举兵。于李乾与其子李整死后接掌军队。于36岁早逝。
典韦曹操之武将。手操八十斤之双铁戟。演义：虽原服侍张邈，但受夏侯惇赏识担任曹操之护卫。于濮阳与吕布军战斗时，救出遭火攻之曹操。于讨伐黄巾残党之何仪时，与出现于当时之许褚交战不分高下。197年，于曹操接受张绣投降而驻扎宛时，守卫曹操之住所。遭谋叛之张绣参谋贾诩施计夺走武器。于曹操住所遭夜袭只是挺身而出，战亡。史：为单手可举起论谁皆无法扬举之牙门旗之怪力士。不分昼夜守卫曹操宅邸。
秦朗 魏国武将，幼名阿苏。吕布的武将，秦宜禄之子。母亲杜氏为曹操的侧室。其母杜氏也曾为关羽所望成为自己之妻。演义：以前将军的身份参加五丈原之战。假装向蜀军投降和郑文合作进行夜袭。但却被诸葛亮看穿策略而被杀。史：受到曹操的宠爱，年轻时曾游走各个诸侯之间，但是却没有被曹操或曹丕责备过。在曹睿时成为骠骑将军，前往并州镇压反叛的鲜卑步度根。并没有和诸葛亮的蜀军在五丈原战斗的记载。
荀攸曹操的幕僚。虽是荀彧的外甥，却比荀彧年长六岁。演义：在何进政权下单人黄门侍郎。回乡之后同荀彧服侍曹操。在下邳包围战时，向考虑撤退的曹操进言速攻之策。之后再官渡、赤壁、渭水之战时从军献策。在王粲等人提议曹操就任魏王时，以没有名分为由而反对。得知曹操为此事大怒之后，病死。因此就任魏王一事也就此作罢。史：在讨伐孙权的途中病死，曹操每当提到此事时便泪流。并没有荀攸反对曹操即位的记载，也不见和曹操关系恶化一事的叙述。
荀彧曹操的参谋。荀昆之子，荀攸的伯父。原是袁绍的部下。演义：加入为平定兖州黄巾残党而在招募人才的曹操阵营，被评为有如张良一般的人物。被吕布夺去兖州时，同程昱死守三县。曾向曹操进言保护脱离李傕的献帝，以及鼓励官渡之战后因居劣势而丧气的曹操等，以第一谋臣支持着曹操军。但却因反对曹操就任魏公而引起曹操不满，受曹操送来一食器，内空无一物（即已经没用的意思），于是服毒自尽。史：出自三公名门之后。被评为辅佐王者之才。
张合魏国武将。原为袁绍的部下。演义：于官渡之战时加入袁绍之军队。于乌巢被曹操所突袭时，采纳郭图之策，与高览共同进攻曹操之本营吗，败退。因遭郭图转嫁战败之责，不得已向曹操投降。而后成为魏将转战各地。于进攻汉中张鲁时与夏侯渊一同担任先锋。于兴刘备之汉中攻防战惨败于张飞，险遭曹洪斩首。于诸葛亮发起北伐时，虽于街亭击破马谡，让蜀军大吃苦头，却于第四次北伐时战亡于木门道。史：黄巾之乱时，于韩馥之指挥下进行镇压。
张辽吕布之武将，后服侍曹操。张虎之父。演义：于吕布战亡下邳时被捕，因刘备及关羽之建议而受曹操任用。于曹操军将关羽包围于下邳时说服其投降。于官渡之战后负责指挥讨伐乌丸、于白狼山讨伐踏顿。于赤壁之战后进入合肥，防守魏吴国境。215年，与李典、乐进共同于逍遥津大败孙权军，其令人可畏可使哭泣中之孩童，仅闻其名则立即安静无声。224年追随曹丕进攻吴国之时，身中丁奉之箭，不久后因箭伤而亡。史：222年，与曹休共同击败吴国之吕范，病亡。
许褚曹操的武将。因其武艺与胆识，另有虎痴的别称。 演义：讨伐黄巾党的残党时，其武勇受到曹操注目因此受邀加入曹操军。进攻新野的刘备时担任先锋，在赤壁之战时护卫战败的曹操撤退。而潼关之战中亦拼死保护受到马超追赶的曹操。因单挑马超且不分上下，被赞为（真不愧为虎痴）。之后再濡须、汉中等地，曹操和曹丕出阵时以护卫随军。史：为人谨慎且守法，围标憨厚寡言。明帝即位后死去。
郭嘉曹操的参谋。郭奕之父。 演义：经由程昱的推举服侍曹操，而自己推举了刘烨。在刘备投靠曹操，对于荀彧和程昱向曹操进言斩首刘备一事时，晓论如果将刘备斩首会失去人心。官渡之战前，向曹操说明有战胜袁绍的十个胜因，劝曹操在进攻袁绍之前先讨伐吕布。之后也语言了孙策的早逝，以及正确的看穿了袁尚的灭亡，不过却在袁尚讨伐战的途中病倒。赤壁之战失败后，曾令曹操感叹若是有郭嘉在，就不会如此一败涂地。史：以谋臣，戏志才的继承者被荀彧推荐。
陈群魏国官僚。陈泰之父。祖父陈寔、其父陈纪、叔父陈堪皆为东汉之名臣。演义：于曹操临终之际，与曹洪、贾诩、司马懿等人共同受托付后事。曹操死后逼迫献帝让位。而于曹丕死后成为司空，与曹真、司马懿共同辅佐曹睿。史：服侍首次制备豫州之刘备，于刘备败给吕布后前往徐州。于吕布战亡后服侍曹操。于曹丕扔为皇太子之时，与司马懿、吴质共同成为学友。于曹丕成为皇帝后献策（九品官人法）。此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任官制度之基础。
程昱曹操之参谋。程武之父。程晓之祖父。本名为程立。演义：受荀彧推荐服侍曹操，其自身亦推荐郭嘉。于曹操侵略徐州，而兖州为吕布所夺时，与荀彧协力守住三县而得以保住地盘。于仓亭之战时献上（十面埋伏之计），大破袁绍军。于曹操军苦战于刘备军之军师.徐庶之时，献上（送出其母受我方保护之伪信，设法拉拢徐庶成为我方）之策。赤壁之战时，对曹操进言应警惕火攻，亦早已刊窜黄盖诈降一事，惜亦无法阻止败站。 史：因梦见泰山支撑太阳之梦，故改名为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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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蜀吴三国的经济收藏
一:东吴的经济1：屯田兴办的时间和地点江南广大地域，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雨水丰沛，然而人口稀少，可垦地多，农业发展潜力极大。自春秋战国以降，南方经济文化口趋进步。汉末中原战乱，人民大量南移。使孙吴在江南立国获得众多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三国之中，吴最后亡，孙氏在江南统治八十五年，通过广大军民的艰辛劳动，江南以至岭南的开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日后东晋南朝所以能够以江南半壁与北方经济发达地区相对峙达二百七十余年之久，是与孙吴时期的开发分不开的。
孙吴也和曹魏一样，政府一切开支除仰赖广大个体农民供给以外，还需兴办军民屯田，以补充军粮之不足。由于古代史家对农业生产记述很少，所以流传至今的有关孙吴屯田史料比曹魏更缺乏。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碎而模糊的史料，试为蠡测与缕述。据《三国志》卷47《孙权传》载：
黄武五年（226年）春，今日：“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日：“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
以上材料说明：长期战争使农民兵役、劳役负担十分沉重，生活至为困苦。所在少谷情况，使孙吴统治者感到颇有“增广农亩”的必要，从“陆逊表令诸将增广农亩”一语看，诸将均已从事屯田，但需扩大生产。至于孙吴开始兴办屯田的时间，还需稍加讨论。据《三国志》卷58《陆逊传》载：孙权为将军（在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今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
《陆逊传》言逊死于孙权赤乌八年（245年），享年六十三。由此推知逊始仕孙权将军幕府在建安八年（203年）。此后逊作过东西曹令史，估计逊出任海昌屯田都尉约在建安十年或稍后。但不能把逊任屯田官作为孙吴开始兴办屯田的时间。一般史家认为吴屯田晚于曹操建安元年的许下屯田。我以为从孙吴的主客观条件看，孙吴也并非没有在建安元年左右已开始兴办屯田的可能。因为江南战争较少，许多地区有安定的环境可以屯田。据《三国志》卷7《吕布传附陈登》注引《先贤行状》载，徐州牧陶谦于兴平元年（194年）或稍前，表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广陵郡东阳县进行屯田。当时江东情况尚较广陵安定。陈登既然能在广陵屯田，孙策、孙权为什么不能在丹阳郡或吴郡屯田呢？诸如以下情况，都存在兴办屯田的可能，如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孙策渡江南下，将扬州刺史刘繇从曲阿赶到豫章，繇将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杨太守，并“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此“屯府”可能即太史慈屯田处所，不然附慈山越何所食呢？太史慈被孙策俘获后，大受亲用。史言：“刘繇亡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抚安”之。慈完成任务后，孙策对刘繇旧部万余人如何发落，史未叙及，以情理度之，今之屯田，既为当时情况所需，即不能说没有可能。又如《三国志》卷46《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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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自与周瑜率二万步骑袭皖城，即克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所得人东诣吴。
《通鉴》系此事于建安四年（199年）。至于袁术部曲三万余人徒吴后如何安置，据《三国志》卷55《陈武传》言“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其他体质较弱的自可能令之屯田。当建安五年（200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继统其众，旧策所置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权攻克之，“徒其部曲三万余人”，这样多的降人，不令其屯田，又何所食？陆逊之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即系办理屯田，吴和丹阳两郡还有不少比海昌更为重要的军事、经济地点，岂有不早已开办屯田之理。孙吴的自然条件极宜屯垦，所缺的是劳动人手，当时江北人民既源源南下，而孙策、孙权又获得袁术、刘繇及刘勋等旧部曲，加以山越人民接连不断地被孙氏降服，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孙氏在江东立国之初，就会利用敌人旧部曲、南下流民和山越降人兴办屯田。我们对于孙吴举办屯田的时间，不宜估计甚迟。从地理条件观察，孙吴屯田不可能有曹魏许下和淮南北屯田那样集中。原因之一是南方多丘陵山地，缺乏大的平原旷野。魏吴在长江中下游相对峙的情况是，吴军擅长水战，但因缺马，难以与魏军骁骑争逐于北方旷野，故吴乃防守有余，进攻不足，这就使得吴对魏采取了防守为主、攻取为辅的基本战略。纵然如此，长江中下游数千里，皆需设防，处处置兵，有兵则不能缺粮，因此孙吴屯兵之处，一般都令军士屯田。黄武五年（226年）陆逊上疏建议“令诸将增广农亩”，表明诸将已进行屯田，否则何以言增广呢？诸将不只在防地屯田以自食，得到敌人城池土地，亦往往就地屯田。据《三国志》卷51《宗室·孙韶传》载：魏吴经常交兵的“徐、泗、江、淮”间，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由于淮南战争地带接近东吴，且吴军饶江河运粮之利，魏军则输粮线长而运艰，不能不收缩兵力，以免受到吴人掩袭。当时魏在淮南重镇合肥以南，只剩下一个皖城。《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载：
初，魏公操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吕蒙言于孙权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宜早除之”。阎（五）月，权亲攻皖城……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拜吕蒙为庐江太守。
《吴主传》记此事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得其地，自然会利用降民继续进行屯田。《三国志》卷26《满宠传》载：
（青龙）三年（235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魏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史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
皖城是庐江郡治，从其西北方向流来的皖水，经皖城东入长江，其入江之口叫皖口（在今安徽安庆市）。吴嘉禾六年（237年），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获得“甲士四万”，他自领万人，“率众佃庐江、皖口”。又据《通鉴》卷80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载：吴人大佃皖城，欲谋入寇。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遗扬州刺史应绰攻破之，斩首五千级，焚其积谷百八十余斛、稻田四千余顷。毁船六百余艘。
以上史料说明庐江郡江北部分是孙吴屯田重点区之一，直至吴亡。
孙吴在今安徽的重点屯田区，还有于湖。于湖在今当涂县南，濒临长江南岸。其北至合肥一带，是魏吴以重兵交战的场合。《宋书》卷35《州郡志》言：“于湖县，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以吴在于湖设置督农校尉的郡级典农官来看，其屯田应为民屯，而与江北之多为军屯者不同。
毗陵（今江苏常州市），是东吴规模最大的屯田区。《宋书》卷35《州郡志》言：“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毗陵西北有建业和京（今镇江市），东南有吴，吴是孙权最初屯驻地。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自吴迁京。建安十六年（211年）又自京西都建业（原名秣陵，今南京市）。自吴至建业地带既是孙吴政治、经济中心，又当运河北上要道，而且靠近山越居地。山越是吴国军队和屯田的主要人力来源。所以毗陵成为吴重点屯田区，据《三国志》卷52《诸葛瑾附子融传》注引《吴书》载：
赤乌中（238—249年）诸郡出部伍（部队），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
陈表、顾承的队伍中有不少山越人。史既言：“诸郡出部伍”，则参加屯田的部队，当还有些是从别处来的。陈表、顾承各自率领的部队及家属各达数万人，说明在毗陵屯田的总人数是很多的，故后来孙权又设毗陵典农校尉。毗陵屯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孙吴在今江苏南部的江乘、湖熟、溧阳等地，都设有典农都尉，苏南的屯田，不只为了供应军粮，也有巩固国本、支援四方的作用。
孙吴在今湖北境内的屯田也是比较多的。荆州居吴上游，对捍卫下游的安全，至关紧要。魏齐王芳嘉平二年（250年），魏荆州刺史王基曾建议在江陵北沮、漳二水及安陆涢水流经的平原地带“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进攻江陵、夷陵等地，以达到取荆灭吴的目的。魏既有此打算，吴对魏的策略，也是务农积谷而后图之。因之吴在长江沿岸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地都开置屯田，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江陵、夷陵和寻阳。
江陵是吴荆州南郡的首府。由于“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所以吴主要将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朱然等都曾在江陵镇守。驻军既多，附近土田又肥沃，所以吴把江陵作为一屯田重点，正如魏将江陵以北地区作为屯田重点一样。据《宋书》卷64《何承天传》载何承天《安边论》日：“吴城江陵，移民南涘……襄阳之屯，民夷散杂”。可知江陵是有屯田的。
夷陵（也称西陵，今湖北宜昌市）的情况，也同江陵类似。陆抗曾给孙皓上疏言：“臣父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说明夷陵地位非常重要。故吴在江陵至夷陵以西地带有重兵驻防，陆抗既以善守御著名，他对军粮的生产与供应，自会有妥善安排。魏人对夷陵亦经常觊觎观隙，如《三国志》卷27《王基传》载：
王基……出为荆州刺史……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在西陵界，今宜昌市西北），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
雄父邸阁的存米三十余万斛中相当一部分应为驻守夷陵一带军士及其家口所生产。所谓“纳降数千口”及“降民”，当指守卫雄父邸阁的军士及在附近屯田的家口。孙吴在夷陵兴办屯田的证据，虽不直接而明显，但据《宋书·州郡志》等的记述，长江下游的溧阳、湖熟、于湖、江乘、毗陵等地都有屯田，居于“国之西门”并驻有重兵的西陵岂有不兴办屯田之理。当凤凰元年（272年）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时，陆抗曾言西陵“处势既固，粮谷又足”。雄父邸阁的存粮当为军民屯田所积储，可无庸置疑。
今湖北广济县城东三国时有寻阳县，当时隶属吴之扬州蕲春郡。吕蒙等攻克皖城，擒获魏庐江太守朱光，孙权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表明寻阳原有屯田。当吴主孙亮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攻魏合肥新城失败后，仍“图起田于浔阳”，也说明浔阳是吴屯田据点。类似浔阳这样的屯田地点而史书失载者必然不在少数。
除了长江沿岸地带以外，在江南广大腹地也分布着一些屯田地点。其中有军队驻守的地方，多为军屯；设有农官地区多为民屯。但孙吴军屯与民屯的区别较曹魏更不易分辨清楚。因为孙吴的郡县官和屯田官往往由一人兼任。而孙吴文官武将并非截然分途，文官大都带兵，武将多兼领州郡。将士家属一般随军居住，军队驻地的兵士及其家属往往从事屯田，而且附近也可能杂有民人屯田。比如毗陵屯田，有人认为是军屯，因史言“诸郡出部伍”，部伍即军队；有人言是民屯，因为有毗陵典农校尉等农官的设置。事实上，军屯与民屯往往同在一地，或两者互相转化，难以截然划分。不论军屯或民屯，都系军事编制，耕种的都是国有土地，多为了供应军粮。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人并未提出屯田有军、民之分。近人为了省目和便于深入研讨，始加以区分。但如果不管什么情况，都打算把军屯、民屯划分清楚，就难以办到，且勉强为之，亦未必符合实际，似以缺疑为是。
不管怎样，孙吴屯田的规模是够广泛的。把军民安置在土地上进行耕作，以供应军民粮食的不足，是需要而有益的。孙吴的屯田，对江南广大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三国时期，魏、吴、蜀三国军民多参预了屯田劳动。他们在极度贫困的生活条件下，拖疲体，淌血汗，辟荒斩棘，从事艰苦的劳动，应当说功在史册，值得同情和追思。
2孙吴屯田的衰落探索孙吴屯田的衰落，首先要从屯田生产者的境遇状况谈起。孙权时政治还比较好些，但吴国军民（当然包括屯田兵民）并未免除贫困状态。例如《三国志》卷57《骆统传》载：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病，民户损耗，统上疏曰：“……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暖，死则委弃，骸骨不返，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赢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渐以陵迟，势不可久”。……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根据《骆统传》及其他记述，骆统上此疏的时间当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孙权始为吴王的黄武元年（222年）吴蜀夷陵之战以前。从疏中可知孙权统治前半期军民生活的困苦情况：竭尽民力的征役，繁重的赋税剥削，加上战争疾疫，使得田荒户损：军民并困，民间百姓和屯田贫兵，多数生子无法养活。社会政俗，日趋败坏，人民逃亡。骆统出于忧国恤民的满腔热忱，奏请孙权及时寻求补复之计，使残余之民得有活路。由于骆统所言，切中时弊，故孙权深受感动，乐于接受，表明孙权时问题虽多，但统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气和作为，故不畏指摘其短。再看孙权的实际言行，比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载：
赤乌三年（240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库，以赈贫穷。
《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赤乌十年（247年）孙权诏曰：
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徒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
由上二诏，可知孙权尚有一定程度的恤民节用措施。但从孙亮（252至257年在位）、孙休（258至263年）以降，特别是至孙皓统治时（264至280年），每况愈下，积弊重重，屯田军民与广大农民倍受盘剥，苦不胜言。例如孙休在永安元年（258年）下诏说：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以上所说的吏家，即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照旧缴纳限米，所以连孙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诏书是这样说的，是否能执行还很成问题。不过，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会比此更好，只有更坏。继孙休之后的孙皓，是著名的暴君，史书所记其虐民事迹，至今读之，犹今人发指。对此，本书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绍，这里就涉及屯田问题，再作些说明。如《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贺邵给孙皓上疏言当时的军民疾苦状况说：
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竟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
另外，《陆凯传》还载有陆凯谏孙皓二十事，如言“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农桑并废”；“江边战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州县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坛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等等。
前已叙及，早在孙权统治前期，吴军民生活就已处于贫困的境地，到孙皓统治时，如同以上贺邵、陆凯所揭示，广大吴国军民更坠入了绝望的苦海深渊，孙吴政权加到军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更使广大军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父子相弃，叛者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屯田事业怎能维持下去呢？东吴政权的残酷剥削特别是苛重的徭役，迫使屯田军民大批逃亡，这是孙吴屯田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吴国将官令其部曲或屯田吏民经商逐利之事，也加速了屯田的破坏。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稍后，桂阳太守全柔即命其子全琮乘船赍米数千斛到吴市易。孙休时，屯田官吏经商颇为普遍，孙休在永安二年（259年）下诏曰：“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说明州郡长官及屯田官今吏民经商之事已积重难返，影响了粮谷生产，破坏了屯田制度。
此外，孙吴将领通过世袭领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民，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手中。孙吴甚至将屯田吏民赏赐给功臣。前已叙及，建安十九年（214年），因吕蒙在攻克皖城战役中立有功劳，孙权拜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这是把众多屯田吏民作为赏赐之例。其他以少量田地、客户赏赐功臣之事，更属多见，其中田地可能包括屯田土地，客户可能即屯田民。这些也造成了屯田的衰落。关于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后文还要谈到。
不过孙吴的屯田，不似曹魏那样兴办时敞开言路，取消时有诏令，而是来无踪去无影，所以很难断定其废止的具体时间。
3孙吴的自耕农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孙吴统治地区的广阔大致和曹魏差不多，而适于农作物生长的自然条件却远远优于曹魏。惟从人口的数量和土地开辟的程度来说，孙吴大大落后于曹魏。正因为如此，所以孙吴统治者自始即以掠夺农业劳动力为国策。如：建安四年（199年），孙策攻克皖城，徒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至吴。建安五年（200年），孙权攻克不肯服从的庐江太守李术于皖城，徙李术部曲三万余人。建安十二、十三年（207、208年），孙权两次进攻江夏太守黄祖，皆虏其人民而还。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征皖城，“获庐江太守朱光、参军董和及男女数万口”。赤乌四年（241年），吴将“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赤乌六年（243年），吴将诸葛洛“袭魏六安，掩其人民而去”。孙吴统治者除了向魏边境掠夺农业劳动力以外，还不断虏掠其境内山区越汉人口。
这后一农业劳动力来源侍讲到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时再行叙述。
孙吴通过掠夺迁徙境内外人口，使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所缓和，这不仅有利于屯田的推行，也有益于自耕农和地主经济的发展。现在谈谈孙吴的自耕农经济概况。我们从吴国君臣对话中，可以看出孙吴所以能立国的主要力量源泉乃来自广大自耕农民。如嘉禾七年或赤乌元年（238年），孙权对其将帅大臣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说：“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陆凯给孙皓上疏言：“民者，国之根也……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华核给孙皓上疏亦言：“夫财谷所生，皆出于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谓其为己劳也，谓其为已死也……今……主之二求已备”，等等。诸如此类的活，都说明个体农民是创造物资财富的基本力量，连封建统治者都有所知悉。事实上，地主阶级口头上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另外一套。我们前面所讲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贪暴腐朽而招致的吴国屯田军民的悲惨遭遇，同样也是广大自耕农民的痛苦写照。有关自耕农的一些具体情况，《三国志》卷60《钟离牧传》有如下记载：
钟离牧，字子干，会稽山阴（今浙江慈溪县）人，少爰居永兴（今浙江肖山县），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临熟，县民有识认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县长闻之，召民系狱，欲绳之以法，牧为之请。长日：“君慕承宫，自行义事，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何得寝公宪而从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缘君意顾，故来暂住。今以少稻，而杀此民，何心复留？”遂出装，还山阴。长自往止之，为释系民。民惭惧，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
由上可知：（1）钟离牧和该认田县民都躬自垦田和舂稻，说明他们都是自耕农；（2）当时永兴县荒田甚多，谁垦种即归谁所有；（3）如非己地，而来冒领，侵夺他人劳动果实，即属犯罪，甚至可被县长判处死刑；（4）每亩地所产稻能舂得米近三斛，说明产量不低。由此观之，东吴的自耕农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永兴县地处钱塘江三角洲上，属江东宜农地区，尚有荒地甚多，其他孙吴广大地域可耕荒地自然所在多有。这对自耕农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三国志》卷53《阚泽传》言：山阴人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阚泽先人“世为农夫”，说明是自耕农户，阚泽从小爱好读书，因家贫，买不起纸笔，常为人抄书，以取得一点佣钱，他们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孙吴君臣不仅在言论上关注自耕农，同时也有一些措施。据《二国志》卷57《骆统传》载：
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辅女。
可见孙权考察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标准，是视其辖区民户有无增减。乌程是侯国，相当于县，原户不满万，经过骆统治理，民户始得过万，户口的增加，意味着纳税、服役和当兵的人增加，所以骆统受到了孙权的赏识，被调到将军府任要职，并妻以族女。这样处置，体现了孙吴政权对增加编户自耕农民的重视。孙吴的编户自耕农属郡县管辖，也叫县户或正户。孙吴编户农民的地位似乎逊于曹魏编户，政府可以更轻易地把他们变为屯田民或军户，甚至赏给功臣作佃客。例如孙权爱将陈武于建安二十年（215年）从权出击合肥时战死，孙权除命武爱妾殉葬外，还赐武家二百户复客，《三国志》卷55《陈武附子表传》载陈武之子陈表得赐之后的情况:
嘉禾三年（234年）……以表领新安（今浙江衢州市）都尉……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在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赢民，以补其处。表在宫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
由上可知，孙权赐给陈武家的复人（即免除为政府纳税服役的客户），原来并不是依附于别人的客户，所以陈表才说：“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根据当时“强者充兵，弱者补户”的准则，陈表还是让他们充作政府“部伍”（战士）。孙权为了嘉奖陈表的操尚，又令郡县另外料取正户中比较贫弱者给陈表作复客。可见自耕农作为国家编户，可以随时被用于赏赐。《三国志·吴书》中还有类似的叙述，如同卷《潘璋传》：
潘璋……嘉禾三年（234年）卒……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以上所谓“复客”与“复人”相同，皆谓依附人户。另外，《三国志》卷54《吕蒙传》言蒙卒后，“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这三百家为吕蒙守冢者的身分亦与“复客”相当。编户农民既有被政府赏赐给功臣武将作复客的可能，说明他们的身分亦非真正自由。实际上，自耕农也难得完全享有自己用汗水获得的劳动果实，如《三国志》卷52《步骘传》载：
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
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纵。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骘止之日：“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抵结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骘、旌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何能忍此？”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
看样子，步骘和卫旌均非出身于名门望族，故自苏北渡江定居后，单身贫困，躬自种瓜，属于个体自耕农户。他们因怕受到豪家及其人客的侵凌，而不得不把一些农产品献给焦征羌。征羌过去当过征羌县令，故以故官名称之，其人客犹放纵一方，自食其力的骘、旌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修刺送礼，以求平安度日。骘、旌还都有相当文化，豪族对之犹怠慢若此，一般自耕农民所受豪族与官府的虐待和盘剥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一般史书认为自耕农的身价高于士卒，我以为未必，因为不论吴、魏和蜀，都以编户齐民中之“强者充兵，弱者补户”。假若士卒的待遇不及正户羸民，那末，谁还乐于当兵打仗呢？至于自耕农民的处境是否就比私家佃客和国家屯田民好，也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战乱之世，个体农民为了逃避兵役或承受不了苛重的赋役杂税盘剥，投奔豪门，为其役使。豪族为了扩大私人武装和财富，也施展各种周济手法，使客户甘心受其役使。比如周瑜、程普死后，孙权曾下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这种“人客”，即未经政府许可，而私自招致的非法依附户。私自包庇人客的将军，也决非只周瑜、程普二人。这说明战乱之世的编户自耕农，处境险恶，有时还不如依附于豪家的人客。
前已讲过孙吴统治者对屯田军民的剥削状况，至于自耕农民所受的赋役等剥削亦大体与屯田军民相同，上节所引用过的史料如骆统、陆凯、华核、贺邵、陆抗等人的上疏及孙权、孙休的诏令，也主要是针对自耕农民而发的。何况屯田军民也大都来自自耕农民。因此，前面引用过的材料对自耕农同样适用，这里不再援引。但必需说明的即孙吴的自耕农受剥削的方式，有其独特之处，而与曹魏的自耕农有所不同。曹魏施行的田租户调制虽系由两汉的赋役制演化而来，但又有明显的改革。孙吴如何向农民征收田租和绢绵，史无正面叙述。唯孙吴征取算缗，则史有明文，如《三国志》卷48《孙晧传》载：天玺元年（276年），“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说明孙吴始终未曾改变汉朝按人口征收缗钱的算赋。按理说，孙吴地广人稀，常有谁垦荒地，收稻即归谁的情况，则田租理应甚轻，但据《三国志》卷48 《孙休传》言：
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赢，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
从以上情况看，农民的田租负担还是够重的，重得使农民不得不弃农经商。所谓“差科强赢”，即视家货贫富，定出应缴租税数额。“务令优均”，即课税应平均允当，勿优富欺贫。所谓“官私得所”，只能表明农民并未受到合理对待，官场积弊已深，孙休纵然尚有一点顾及农民利益的愿望，亦何补于事，只是两句空话而已。
现在接着谈一下孙吴地主经济。
孙吴政权是在江北南下世族地主和江南土著大姓共同支持下成立的。江北南下地主不仅积极参与政权，而且需要重新占有土地和劳动力；江南土著地主也有同样的兼并欲望。孙吴政权为获得这些地主的支持，不仅在政治上给予了仕进的机会和其他照顾，还在经济上给予了种种特权和方便，这就使江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孙吴将领的世袭领兵制上。孙吴的将领，依例可以世袭领兵，父兄亡后，子弟可以继领其部众官兵，因而所领部众实际上就是将领们的私家部曲。同时，东吴士兵屯田十分普遍，将领领有士兵，也就拥有屯田土地。所以世袭领兵制的实行，意味着将领们可以占有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也正因为如此，将领领兵的世袭与否和多寡，就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也成为孙吴统治集团分享权益的重要内容。比如周瑜有两男一女，女配孙极太子登，长男循尚公主，循早卒，其弟胤又犯罪，徙庐陵，这样，周瑜死后，他的儿子便没有为将的了。于是诸葛瑾和步骘连名上疏，求孙权赦免周胤的罪，还其兵，复其爵，以观后效。权尚未从，朱然和全琮又上疏替周胤说情，孙权碍于大臣的情面，只好应允。周瑜是孙吴第一勋将，诸大将要求孙权赐恩于其子，尚不为太甚。可是，连一般无名将领如成当、宋定、徐顾者流，当他们死后，孙权把他们三人的部曲一齐交由吕蒙带领，吕蒙坚决推辞，他说：“三人皆勤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一连上书三让，孙权只好答应。说明世袭领兵制深入吴国君臣之心，视为理所应得。世袭领兵制大大促进了吴国官吏大族势力的增长。《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魏将邓艾言：“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所谓“足以建命”，即指其力量强大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而不必全听命于人主。
除了世袭领兵制，孙吴还有赐田复客制，这也加速了世家大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势头。如前所述，孙权曾一次赐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吕蒙死后，又“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潘璋死后，“赐田，复客五十家”；陈武卒，即赐“复客二百家。”关于这些情况，记载甚多，可见官僚大族通过这个途径占有土地和复客的当不在少数。
另外，孙吴对中下级官吏，还有所谓“殊其门户”的优待。例如孙权弟孙翊为其部属妫览、戴员等杀死，妫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暗中与翊亲近旧将孙高、傅婴等谋杀妫览、戴员，事成之后，孙权“擢孙高、傅婴为牙门，其余皆加赐金帛，殊其门户”。又如守始平长丁览“为人精微絜净，门无杂宾。孙权深贵持之，未及擢用，会病卒。甚见痛惜，殊其门户”。又如零陵太守徐陵卒后，“僮客土田，或见侵夺，骆统为陵家讼之，求与丁览、卜清等为比，权许焉”。由此可知，“殊其门户”的好处，乃在于“僮客土田”不见侵夺。可知孙吴也重视保护中下级官吏对土田僮客的占有。
概而言之，在孙吴领兵世袭制和赐田复客制下，南方世家大族拥有大量土地和人手，当然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合法扣非法手段，肆行兼并。这些都使地主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世家豪族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抱朴子·外篇》卷34《吴失篇》形容吴之世家豪族曰：
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弩藏。
左思《吴都赋》亦言：
虞、魏之昆，顾陆之裔，……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锜（兵器架）内设。
以上的描写，虽不无夸张之处，吴国的世家巨族拥有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的综合势力，则为并时的魏、蜀豪族所难以比拟。东晋南朝门阀势力终究发展到更高的顶峰，孙吴时期实为之奠定了基础。
当然，从客观上的效果而言，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繁荣，也有赖于孙吴八十余年的经营，而且，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进一步清除了南方较为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对于南方经济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
4孙吴的手工业和海外交往吴和魏、蜀一样，富有者穿丝绸，劳动群众穿葛麻。江东的丝织品质量虽逊于蜀、魏，麻葛织品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国志》卷49《士燮传》言：“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交州的细葛既可作为贡物送到吴郡，则其质量当有不下于吴郡葛织物的可能。左思《吴都赋》言：“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葛指葛之细者，升（布八十缕为升）越，指越布之细者。就是说，优质越布、葛布比罗纨还柔软。可见葛布的精致。江东的麻织业，东汉初已经兴盛。《后汉书》卷81《独行·陆续传》言续“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会稽郡献越布。汉章帝时，马太后曾以白越三千端为赏赐”。《全三国文》载曹丕诏，嗤江东之衣布服葛，谓“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曹丕的话只能就上层人士的服著而言，至于人民群众的衣著，曹魏并不比孙吴优越。曹丕为魏王后尝言：“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又言：“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吴国百姓挨饿受冻的情况在史书中甚少叙及，虽说系由南方夭暖物丰使然，但吴民衣著问题较魏为佳，则可能是事实。孙吴的丝织业亦并非太差，《三国志·吴书》常以农桑并提，说明丝织手工业已遍及家家户户。左思《吴都赋》有“岁贡八蚕之绵”一语，表明纳税民户多养蚕织丝。吴皇室有专门织络的女工，孙皓时达到千余人。华核给孙晧上疏言：“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女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由此可知，农户原多绩麻葛为衣，由于风俗奢靡，穿丝织衣的吏民商贾日益增多，这样便伤害了麻葛业的发展，致使公私皆贫。因之华核建议令吏士之家普遍绩麻枲，人户一岁一束，则数年之后，布帛必积，而国可富。
由于孙吴的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发达，所以与海外关系也有发展。孙权黄龙二年（230年）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国台湾省）及亶洲（今日本）。他们费了将近一年工夫没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卷60《全琮传》言：权征夷洲，“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载回的夷洲数千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从此这数千夷洲人与吴人杂居，繁衍子孙。毫无疑问，从此大陆人对夷洲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故此后吴丹阳太守沈莹能撰写出《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该书所记夷洲的自然条件与今台湾省北部酷似，而所记当时夷洲人的风俗习惯等也可从今台湾省高山族中找到，说明夷洲即台湾。因此，我们说吴人夷洲之行意义是重大的。当时吴国所辖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岛）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吕岱曾“遣从事南宣国化，暨激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备遣使奉贡。”所谓“奉贡”，实即互市。孙吴与大秦（罗马帝国）也有交往。《梁书》卷54《诸夷传·中天竺国》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日：“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成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这是大秦人从海道来者。
孙吴的海上交通往来，加强了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当时东南亚所产的象牙、翡翠、瑇瑁等不断进入中国，中国的土特产品以及文物等也传到各国各地区，这就为东晋南朝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蜀汉的经济1蜀汉的手工业与商业
前已言及，刘备少时与母以贩履织席为业，说明刘备对于手工技艺并不陌生。诸葛亮长于巧思，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史言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加以亮素志在于吞魏还都，故对于攻守武器与军粮运送工具的研究尤为注意。《诸葛亮集》有《作斧教》、《作钢铠教》、《作七首教》以督励有关官吏提高武器制造质量。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三国墓出土了九件铜弩机；在定军山附近，出土了大量扎马钉和铜箭镞、铁刀等兵器。以上二地都是蜀汉军队打过仗或驻扎过的，应属蜀汉遗物。扎马钉有铜铁两种，四角锋利，每角约长0.5市寸，随手掷地，总有一角朝上直立。1964年3月在四川郫县太平公社出土的铜弩机上刻有铭文，系刘禅景耀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造，机上铭文说系“十石机”（一石为120斤），一次十矢俱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以诸葛亮的慎密、持重，若非其军队的装备确已达到精良程度，安能如此出言。魏将邓艾也说过蜀军“五兵犀利”的话。这些都说明蜀汉手工业发展水平是很高的。
诸葛亮对于关系国计民生最密切的盐铁手工业是极重视的，
《三国志》卷41《王连传》载：
成都既平，以连为什邡令，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
蜀中多盐井，以广都县为例，“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在蜀汉以前，益州的煮盐事业由民办者甚多，所谓民办，实际是由大小豪民办。《三国志》卷43《张嶷传》言：“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越巂太守张疑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遂获盐铁，器用周赡”。越巂郡属于南中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尚将盐铁收归国营，内地各郡自然更不例外。蜀汉除先以王连领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外，还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由于王连、张裔领导盐铁生产成效卓著，后来都升为丞相长史，说明蜀汉政府对盐铁事业是重视的。
蜀郡之临邓县除有井盐及铁矿石外，还有火井，即天然气。至迟到三国时，人们已知用井火可以煮盐，用井火煮盐，“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相传诸葛亮曾多次到临邛视察火井，还说井火因亮“一窥而更盛”。这当然没有可能，不过，对于这样奇妙而功效特殊的井火，急于增产富国而又长于巧思的诸葛亮，不可能不饶有兴趣而挖尽心思加以研究，他至少也会把前人已取得的最佳成果予以利用。据说诸葛亮任蒲元为西曹掾，令他在汉中熔金造器，可是，“汉水纯弱，不任淬火”，蒲元就派人去四川取涪水来淬火，最后制出了削铁如泥的钢刀三千口。从现在已经高度发展的炼钢技术来观察，恐怕涪水也没有多少强于汉水的地方，我个人揣度，蒲元派人到蜀取来的涪水也许即系利用井火，出于保密原因，而故意奇化其事，也未可知。
植桑养蚕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诸葛亮自言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可知诸葛亮是把植桑养蚕和耕地种谷同样看待的。同时也说明当时当地人民是把有桑多寡作为衡量家财的尺度之一。当然，更可由此看出诸葛亮对纺织业的倡导和重视。如众所知，诸葛亮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深知与强大的魏国为敌，光靠增产粮食和向农民征取赋税是不行的。因为过分征收赋税会失去民心，粮食也难以久存和远运。所以为蜀汉开辟财源的唯一捷径是用名贵的蜀锦去赚取巨额利润，从而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诸葛亮的大力倡导和提高技艺的情况下，蜀汉织锦业盛极一时，左思《蜀都赋》说：“阛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这几句话，第一，描写了织锦作房的众多和兴旺；第二，形容蜀锦质高物美，冠绝一时；第三，表明蜀锦能换回大量黄金。《丹阳记》谓“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太平御览》卷185布帛条说：“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典略》言曹死，刘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刘备素日以汉宗室自居，视操父子为篡汉仇敌，但因吴袭关羽，攫取荆州，备将东伐，故偷偷向曹丕吊唁曹之丧，并送锦布，以行权宜之计。正如曹曾给诸葛亮赠送鸡舌香一样，故《典略》的记述可能属实。《后汉书》卷82下《左慈传》记有曹“遣人到蜀买锦”之事，按操比较崇尚节俭，而且禁止穿锦，尚且有购买蜀锦之事，说明魏蜀之间实际贸易并不很少。就蜀汉而论，诸葛亮以赚钱富国为先急之务，自然乐于与魏贸易，且贸易品种也不会只限于蜀锦一项。《左慈传》还言操向左慈表示喜吃“蜀中生姜”，于是，“语顷，即得姜还”。左慈即刻得到蜀姜之事，不过是玩弄魔术，进行欺诈，但魏境已有商贩出售蜀姜，则是完全可能的。诸葛亮曾经多次给孙权送去蜀锦，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吴历》日：“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士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吴蜀既为与国，且有长江水运之便，故二国之间的贸易当较蜀魏之间为兴盛，自不待言。而蜀锦当能通过吴境从海道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进行贸易，也是意料中事。《蜀都赋》说成都市：“市厘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幢华，麫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三国志》卷30 《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日：“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可以设想，蜀汉时与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进行包括蜀锦在内的贸易必然较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只是史书失载罢了。�
2水利和农业诸葛亮在荆州隐居时，即“躬耕陇亩”，说明他看重农事，并不视之为贱业。刘备得益州后，自己常征伐在外，而委亮以足食足兵的重任。诸葛亮自建安十九年（214年）进入成都，至建兴五年（227年）上表北伐，移驻汉中，在蜀中施政治国达十三年之久，他着重处理的“务农殖谷”、“育养民物”诸事中，首先是维修与保护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古代，流经今四川灌县的岷江由山地进入平原，常有水灾发生。战国时，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协作下，以竹笼装石堆砌成都江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调济了水量，又便利了浇灌，筑成著名的都江堰。都江堰古称“都安大堰”，亦称“湔堰”。左思《蜀都赋》名之为“金堤”。至西汉文、景二帝时，蜀郡守文翁，又加以整修，于是工程更臻完善。《水经注》卷33《江水》说：“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水经注》接着又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可知诸葛亮对此伟大工程是十分珍视与维护的。
诸葛亮之兴修水利，主要着力在汉中方面。汉中盆地西起令陕西勉县，东至洋县，东西长百公里，南北宽十至三十公里。《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刘邦为汉王时，都于南郑，刘邦东伐，萧何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汉末，张鲁据有汉中，史称他“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民夷便乐之”。史又言：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足证汉中是三国时比较安定富乐之区。及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降张鲁，多次北徙汉川之民。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虽夺得汉中，但史言其“得地而不得民”。今人撰文亦有言汉中人口几**迁徒一空者。实际上，操之移民北迁决不会如是之多。但汉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较前减少，则是促使诸葛亮必须在汉中兴办军土屯田的原因之一。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其众多的支流也给兴办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方便条件。据《清一统志》言：萧何曾在今汉中市北修筑了山河堰，以截流褒水，灌溉农田。诸葛亮劝农于黄沙时，又对山河堰进行“踵迹增筑”。其他市县地方志亦有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传说，我们虽不敢指出何者为真，但诸葛亮为了供应急需的军粮，在汉水及其支流附近兴修水利自属意料中事。据近年考古发掘出的古堰渠、陂池遗址和陶制陂池、陶稻田等文物证实：蜀汉时期汉中水利事业还是相当发达的。特别是在临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遗址，更可断定与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关。
由于蜀汉统治者注意兴修水利，加上前面所说的诸葛亮积极推行屯田，自耕农因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有所减轻，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持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蜀国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袁准称赞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已见前引），即可说明蜀汉社会经济当然主要是农业经济呈现出的一派繁荣景象。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平原“沟血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连接，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反映了成都平原沟渠交错，稼穑兴旺，稻浪滚滚的如画景象。当时的广汉、绵竹一带，是农业高产区，稻稼能够亩收30至50斛。据《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言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北方水田犹能亩收数十斛，则作“为蜀渊府”的绵竹等地亩收30至50斛，当非夸大之辞。不过那时斛小，所谓亩产30至50斛，也不过当今之亩产780—1160斤左右而已。
诸葛亮所以能把蜀国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外，也赖有益州殷富作为物质基础。两者相互推动和影响，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汗水滴灌着益州的大地，从而在三国纷扰的战争年代，蜀汉的农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人们一提到三国时的屯田，就说：“吴不如魏，蜀不如吴”。实际，这话也未必很中肯，无论从封建统治者所花费的心思、难度和效果看，蜀汉的屯田都未必不如魏、吴。刘备在时，常征伐在外，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禅继位，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做主。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都遵守诸葛亮的成规行事，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身死，此后至蜀亡也只剩下十年，掌握军国权柄者，尚有大将军姜维及尚书令董厥、樊建等人，均为诸葛亮生前精心培养者。只因刘禅昏暗，晚年政治受到宦官黄皓干扰，至于衰败不振。由于以上情况，谈论蜀汉屯田便不能不集中研究诸葛亮对屯田及农战等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尽人皆知，诸葛亮出来辅佐刘备，乃“受任于败军之际”，后来亮病死于渭滨前线，也是在两军对峙之时，所以诸葛亮一生事业，一直与战争相始终。亮之平生素志乃是为了给刘备父子重建刘汉政权，进而统一中国，其任务可谓至艰至巨。其一生所筹划经营的也以务农运粮和练乒作战为主，非战无以达其宿愿，不重视农业生产与军事运输就不能支持其以弱攻强的战争。从亮之治国行军措施看，他不仅多次进行北伐，而且在每次出征之前，都致力于务农殖谷，令军民衣食足而后用之。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收荆州江南四郡，始有一块立足之地，他使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蜀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伐吴，大败于猇亭，次年备死，亮辅政，“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后主建兴三年（225年），亮南征四郡，“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建兴五年（227年），亮率诸军出屯汉中，从此至亮死，他的主要任务是出师北伐和劝农积谷。他的事业固然建筑在役使农民当兵纳粮的基础上，但他先农后战的政策也是昭然若揭的。实际上，亮搞军士屯田早已开始了。如《水经注》卷27《沔水上》说：
亮与兄谨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建兴六年（228年）春，亮第一次北伐，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前锋马谡败于街亭，赵云、邓芝亦失利于箕谷。故赵云退军时，不得不烧坏赤崖以北阁道。至次年，赵云即逝世。故知赤崖屯田系于诸葛亮出屯汉中后不久，即已兴办。《通鉴》胡注云：“赤崖即赤岸，蜀置库于此，以储军资”。这几句话表明，屯田之地，往往设置粮库，反过来说，有粮库之地，也往往是屯田区。赤岸在今陕西留坝东北褒水西岸，往北距魏境之散关已不很远，故诸葛亮选择为屯田地点之一。汉中地区土质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富饶，自然条件之优越，虽略逊于蜀郡，并不下于魏之淮河两岸。从蜀往汉中运送军粮，需翻高山，越峻岭，远远不如在汉中就地屯田。但当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时，汉中人户已被曹操及其将领迁走很多，故史称刘备得汉中，只“得地而不得民”。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如想在汉中募民屯田，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在汉中盆地和通往魏国的用兵要道兴办军士屯田。诸葛亮北伐，动用的兵力达十万以上，而从事转运粮草物资的兵民又要兼倍于此。所以诸葛亮在汉中地区兴办的屯田地点，必然不在少数。《三国志》卷33《后主传》载：蜀后主建兴十年（232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褒城南，当褒水流入汉水处。史既言亮在黄沙休士劝农，则黄沙为军士屯田之要地，且屯田规模亦必甚大，故陈寿于《后主传》叙及。在亮北驻汉中的六七年中，除了屯田、练乒、修桥、筑路、制造运输工具木牛、流马以外，还建造了存贮粮谷的斜谷邸阁，集粮于斜谷口。为了弥补运粮的不足，甚至在军事前线也分兵屯田，如《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载：
（建兴）十二年，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史既言亮将所能调动的军队全部调出斜谷，并分兵屯田，则屯田地点，当不限于一处。《三国志》卷26《郭淮传》言：“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兰坑当在离五丈原不远处。亮当悬军深入敌境，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战斗之际，犹分兵屯田，以支持长期战争，说明其对屯田的重视，不仅不下于曹魏，且为史册所罕见。这样，怎能说蜀汉忽视屯田呢？亮在渭南屯田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和种籽等，均需由后方携往，而在刀光剑影、弩张马嘶的状态下耕作，自然难度很大，然而亮却能使“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如此正正堂堂而富有纪律的军队，战斗力不可能不强，而亮羽扇纶巾、指挥若定的从容安详态度，也表明蜀军的粮食供应已大有改善。所以我们对蜀汉屯田的估价不能过低。当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向刘备建策进取汉中时就已说过：“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间隙，上可以倾覆寇敌……中可以蚕食雍凉……下可以固守要害”。连法正都有此主张，饱受缺乏军粮之总的刘备自然更知道兴农积谷的重要。
至于蜀在汉中兴办的屯田，就其效果看未必即逊于魏之淮南屯田，更肯定超过了魏在雍、凉二州举办的屯田。只缘史书失载，所以不为后人所知罢了。《三国志》卷44《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曰：
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勅皓诣维谢。维说皓求沓中（今甘肃临潭县）种麦，以避内逼耳。
不管姜维在沓中种麦出于什么动机，当时蜀汉驻守今陇南及汉中诸将多从事屯田以自食，则属于情理中事。三国时蜀汉史迹失载者最多，而屯田一事尤为陈寿等史家所忽略。关于赵云、邓芝在赤岸屯田事，若非亮与兄瑾书中提及，亦不会为后人所知。就曹魏军士屯田之成效言，最卓著者为淮颖屯田，然其对灭吴究有多大效用，并不很明显，晋将王淩楼船下益州所载军粮乃益州民户所缴纳，已足为灭吴之用而有余。然蜀之汉中屯田则确实起了支持大军北伐的作用。因此，对于蜀汉的屯田事业，未可予以忽视。
4自耕农和地主经济概况刘备少时孤贫，他投曹时，曾“将人种芜菁”；“使厮人披葱”。到荆州依刘表时，亦“手自结毦”。诸葛亮少时，流浪荆州，住的是“草庐”，“躬耕于野”。二人以情投志合，契成君臣。正因二人颠沛流离，了解一些民间疾苦，故日后治理荆、蜀，亦较能注意民间疾苦。刘备自樊城南逃时，不忍舍弃十余万难民，说明他同百姓的关系与其他军阀有很大差别�总的说来，在刘备、诸葛亮等人的统治下，蜀汉个体小农虽然力役、兵役和赋税的负担并不轻，但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还是有所减轻的。他们利用这种喘息机会，努力生产，从而使自耕农的经济得以维持和发展。
至于蜀汉地主阶级的经济概况是怎样的？由于材料十分缺乏，难以举出大量事实，这里只能约略言之：
蜀汉统治者始终没有触动过益州地主官僚的固定房地田产，如同《三国志》卷36《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所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日：“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返桑柞，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蜀汉统治者不没收原益州官吏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换取其为蜀汉政权效力的政策，是讲求实际的。蜀汉政权通过赏罚分明的法治措施，既限制又利用地主豪强，使蜀汉政权较稳定。这些得益最大的自然还是地主阶级。蜀汉灭亡时，共“领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其中著籍人数由于蜀汉末年政治衰败，可能有很大程度的隐瞒，但官吏人数则没有隐瞒的必要。所以“吏四万人”可能接近实际。无论怎样说，蜀汉这样小的国家，官吏人数竟如是之多，表明农民百姓的负担是够重的。官吏的众多，意味着地主阶级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均有所扩张。《华阳国志》记述蜀郡各县的“冠冕大姓”、“冠盖”、“甲族”、“姓族”、“望族”、“首族”，多为作官为吏的大姓豪族。越是富庶的县，大姓越多。如蜀郡之武阳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汉安县有“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张、季、李、赵辈。而程、石杰立，郡常秉议论选之”。言程、石二姓最为冠冕，郡府常根据当地舆论选二姓之人为吏。广都县“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郪县“高、马家世掌部曲”。建安二十三年（213年），高胜、马秦皆叛，合聚部伍达数万人，被李严平定。说明有的大姓豪族在经济和人力上很有势力。但总的说来，蜀之大姓，较之吴、魏世族大姓仍有逊色。他们既比不上吴之顾、陆、张、朱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更远逊于魏之颖川荀氏、河内司马氏之宫位亨通。梁、益大姓拥有的部曲及活动能力亦不及魏、吴的强宗豪右。
从蜀汉统治集团的上层来看，他们一般比较廉洁，少有兼并。刘备、诸葛亮身家孤单，子弟幼弱。诸葛亮在成都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无法与当时豪姓大族相比。蜀汉大臣中只有李严和刘琰比较富有和奢侈，李严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刘琰“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其他的就很少能与他们相比。如蜀汉大将军费伟，“家不积财，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曾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的董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尚书令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车骑将军邓芝，“终不治产业，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尚书令吕乂，“治身俭约”。
综上所述，蜀汉政权既没有触犯地生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也不曾夺取他们已有的部曲和奴婢。事实是蜀汉地主大姓当官为吏者很多，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均有所扩张。但蜀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法治，其统治集团上层较能躬履清俭，不多治产，史书上少有兼并土地和劳动力的记载，蜀汉地方豪族的势力也远不及魏、吴世族地主那样强大，因而地主经济的扩张并没有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 曹魏的经济1曹魏扶植自耕农和抑制豪强的措施曹魏屯田对军粮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总体看，曹魏军队用粮和其他财赋支出，主要还是仰赖于广大个体农民。比如当决定袁曹胜负的官渡之战时，袁军用粮固然靠个体农民供应，而已进行屯田达四、五年之久的曹方军粮亦主要仰给于个体农民。特别是许县所在的颍川郡人民供应军粮尤多，因此，直到曹丕代汉时还下诏说：
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曹丕为了酬劳颍川郡人民，还下诏：“ 复颍川郡一年田租”。“复田租”，表明供粮者主要是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河东郡个体农民对支援曹操平定关西，亦起了很大作用。《三国志》卷16《杜畿传》言:
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拜杜畿为河东太守。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增秩中二千石。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今曰：“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由上可知河东是曹操平定关右及“制天下”的重要军粮供应基地之一，故曹操对久任何东太守的杜畿极为倚重，一再下令表扬。但，陈寿的叙述和曹操的表彰，都只赞扬了太守杜畿，而未曾提及典农官屯田的成绩，说明河东的屯田并不占多大分量。史书涉及河东屯田事项者只有二处：一是魏文帝曹丕时，赵俨继杜畿之后，“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二是《曹真碑》有曲沃农都尉。赵俨以河东太守而兼典农的事，说明文帝时曹魏民屯已开始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势头。至于以上《杜畿传》引文所言因勤农而致丰实的“家家”及为杜府君努力运送军粮的“民”、“人”，自然多是自耕农。这种记述反映了自耕农的重要作用。在下面引用史料中也常有类似情况，为了行文顺畅和避免累赘，我们就不再指出和说明了。
统观三国史料，无论就曹魏典农官所管辖的屯田民人数和作出贡献看，都远远不能同郡县个体农民相比拟。正因为自耕农是曹魏立国的主要基石，故统治者对自耕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扶植政策，如《三国志》卷21《卫传》载：
太祖征袁绍……以治书恃御史使益州……至长安，道路不通……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有变，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
由上可知，原来由关中逃到荆州的十万余家人民陆续回归后，无法自力谋生。关中割据势力韩遂、马超等乘机招引他们作部曲。曹为了防止众多个体小农落入军阀手中，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积货购置犁牛，作为农民耕种动力，从而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表明曹操政权对其赖以立国的主要赋役提供者——个体农民是采取扶植态度的。《三国志》卷16《郑浑传》载：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入为丞相掾。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常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迁将作大匠。浑清素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
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有作为的地方官郑浑为重新定居的个体农户，制定了安居生产的各种办法。郑浑这样作的效果是：“租入倍常”，给曹魏政府增添了税收；“民得财足用饶”，表明在郑浑的治理下，个体农民的经济状况有长足改善。据同卷《苏则传》：
太祖征张鲁……鲁破，则……徒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
金城郡为今甘肃兰州市一带，自古多事，三国时战乱尤甚，可是苏则能够“和戎狄”，利用羌胡少数民族的牛羊以养贫老；还能在旬月之间，使流民返乡者达到数千家。这二事既是少数民族援助汉人的民族互助佳话，也是曹魏地方官员扶植自耕农的突出事例。《晋书》卷26《食货志》言：
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时济北颜斐为京兆太守。京兆白马超之乱，百姓不专农殖，乃无车牛。斐又课百姓，令闲月取车材，转相教匠。其无牛者今养猪，投贵卖以买牛。始者皆以为烦，一二年中，编户皆有车牛，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
《仓慈传》注引《魏略》载颜斐令属县民户有车牛事与上述基本相同，另外复述颜斐在京兆时情形：
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麻下起菜园，使吏役闲治。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炙笔砚。于是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京兆与冯翊、扶风接界，二郡道路既秽塞，田畴又荒莱，人民饥冻，而京兆皆整顿开明，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于是吏民恐其迁转也。
以上两段关于颜斐在京兆太守任内的记载，不仅提供了清廉有为的地方官颜斐用各种办法以使个体农户获得重要生产工具耕牛大车，并且还使他们达到真能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其他邻郡依然田荒、民困等情况，充分显示作好自耕农工作的重要性。所言“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的话，简单而扼要地概括了小农经济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财政的丰足与亏欠。故黄初年间（220—226年），曹魏的民屯虽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由于“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仍能支撑军国之费。陈寿在《三国志》卷16《任苏杜郑仓传》末说：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以上吴瓘等五人是陈寿没有掌握能为他们作传的材料而在别人传中附带提及的。我们只要翻看一下《魏志》各纪传及裴注，便可以知道曹魏时能扶植自耕农的地方官还为数甚多。在古代，小农经济是脆弱而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以上一些地方官的措施，无疑体现了曹魏政权对自耕农的扶植政策，从而有助于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汉末魏初，由于战乱，一般中小地主及比较富裕的个体户为了躲避兵祸，多相伴离开乡并，迁往比较安定的地区，以耕作待时。如《三国志》卷60《全琮传》言：“是时中州士人避地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这些寄居他乡的士人不可能长期仰赖别人供施，他们必然会种地以自食。例如“避乱荆州”的河内人司马芝，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琅邪人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从海道逃到辽东的平原人王烈“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与王烈一同到辽东的北海人管宁“因山为庐，凿坯为室，赴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著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颍川人胡昭，始避地冀州，曾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闾里敬而爱之”。胡昭、管宁、王烈皆有高度的儒家文化修养，所到之处，甚受人民尊重，皆愿就之而居。不管三人原来是否地主阶级中人，当他们捐弃房屋地产到外地定居以后，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表明战乱时期原来的中小地主，经过迁移以后，转变为自耕农的，必然为数甚多。而在地主及富裕户大量外逃的中原地区，经过曹魏政府扶植自耕农政策的实施，由佃农或其他贫户转变成自耕农的，当必不在少数。故我们可以说：汉魏之际的战乱年代，中原地区，由于地主阶级迁转死亡，无主土田增多，自耕农户相对有所增加。《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载：
（司马朗）迁元城令，入为丞相主簿。朗以为天下土崩……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
司马朗以上恢复井田制的建议虽然行不通，但他所说“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话，确是军阀混战和三国时期的真实情况，是曹魏时期土地关系的一大特色。这种状况，既为曹魏屯田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有利于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但是当时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的问题也同时存在着。政论家仲长统也说过：
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
仲长统所说“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自然是指抑制豪强无止境地兼并土地。可见豪强兼并问题是相当严重的。现在即谈谈曹魏政权对豪强的抑制。在这方面，曹魏政权也有一定的措施。本书第六章，已谈到曹操通过实行法治，在政治上抑制豪强地主。这里着重谈曹魏在经济上打击豪强地主。应该说，曹魏实行屯田，已寓有与豪强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的用意。曹操败袁绍，平邺之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主要也是抑制地主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因此，才能使“百姓”（自然指农民）“喜悦”。在曹操的支持下，曹魏的一些地方官员对所管地区内地主豪强逃避兵役租调的不法行为也采取了惩罚措施。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今山东章丘县西北）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济南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
以上事件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是时曹操已基本统一了北中国；且菅县亦非边远地区，而菅县的大吏兼恶霸刘节仍纵容宾客白日为贼，拒不服役，这类情况当非仅发生于济南一地，也非只刘节一人，其他郡国当亦有类似情事。只是像司马芝这样敢于抑制豪强势力的地方官少见罢了。史言节“宾客每不与役”，可知豪家宾客不当兵服役，乃系经常情况。《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
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及太祖辅政，迂沛为长社（今河南葛县东）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会太祖出征在谁，闻邺下颇不奉科禁。乃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故沛……为邺令……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由上可知，杨沛所以能抑制豪强，是由于得到曹操的支持。操对豪强的策略是能用则用，不能用或犯科为歹，则抑制之。上述司马芝、杨沛二人是贯彻操之抑制豪强较为有力的地方官。
总之，曹魏政权对豪强地主进行了一定的打击和抑制，尽管这些打击措施不可能是根本性的，但对安定社会，恢复经济，扶植自耕农，都起了积极作用。扶植自耕农经济与抑制豪强地主，是构成曹魏实力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2田租户调制如上所述，曹魏统治层所以扶植自耕农，主要是为了增强其服役纳税的能力。下面就谈谈曹魏政府加到自耕农身上的赋役负担。
三国统治者加到自耕农身上的赋役等剥削，史无正面阐述，偶而有所涉及，亦殊简略。《三国志》卷1《武帝纪》建安九年（204年）载：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今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公让还兖州。裴松之于此加注道：
《魏书》载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通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上段引文可名之为《收租赋及抑兼并令》，其内容可概括之为三：（1）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张出发，曹操强调抑制豪强兼并；（2）确定了田租户调的征收数额；（3）告诫官吏不得庇护豪强，加重农民负担。其中关于田租户调制的具体规定，固然是我们研讨的对象，但是我们探讨自耕农民的负担，不能只局限于所见到的条文规定，也不能仅就经济谈经济，还必须结合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及豪强兼并农民的具体情况等进行总的衡量。
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已。《普书》卷47《傅玄传》载泰始四年（268年）傅玄给晋武帝上疏说：
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
魏初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所以远远高于晋初，其原因之一应是采取了能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定额田租制。
两汉的赋税，除按亩数征收的田租外，还有按人口和年龄征收的算赋和口赋，凡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成年男女每年缴纳120钱，即一算，称为算赋。七岁到十四岁的儿童每年也要缴纳20钱，称为口赋。曹操平定河北以后，根据当时物价波动剧烈、人民流动频繁、编户较人口易于察知等情况，将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