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整编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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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整编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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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张春桥直接指示下写作完成，期间几易其稿。1976年9月最后一稿，已是集大成之作。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付印之际，无产阶级政权遭到颠覆，只是作为党内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靶子印了少量。感谢青年网友十九九十九九如大海捞针找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9月）纸质书，中国红旗网编辑部委托风浪同志进行了整理并连载发表。
不喜欢政治，不喜欢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对历史的兴趣，不小心接触了《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上中学时，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入狱，但他们的影响还在。政治课印象最深的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是饥困的贫民，一边是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把整车皮的苹果、牛奶倾入大海。当时像听天书，总不那么相信资本主义有那么坏、那么邪恶。在特色时代看到了，像“蒜你很”、“姜你军”、“楼空空”什么的，层出不穷。
纯属偶然，在网上看到几节《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为一窥全貌，就拜访了“度娘”，结果并不遂愿。无所不包的百度，对于《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息却寥寥无几。除了张静沙网友上传的影印版（正文虽然只能显示三十三页，但让我们看到了原著的原貌）；再就是烈焱2015 网友用文字录入、在贴吧分数百次上传的一个版本，中间有网友跟帖、上传丢失、再次上传等等，有点凌乱，也有一些缺失，读起来不太方便；其余便是些断续的章节了。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张春桥主持，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于1973年已写出初稿，75版是未定稿第二版，注明征求意见用，印量自然不多。值得说一下的是，在mk42gcb吧，一个叫解放的网友爆料：1976年9月，写作组拿出了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第三稿），里面可能会根据毛主席年的指示，做了大量的修改。可惜的是，由于主席去世，春桥被捕，官方为了批判，对三稿只列出了大概结构和一些结论，在极小的范围内传看过，所以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见到过（且都是批判者）。在“系统批判四人帮经济谬论”时，有一本《“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的书中有这样的话：“（“四人帮及其党羽”）系统编写了一本叫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黑书”。时间不长，三稿也就消失不见了。可见，这部书无论是对创作者，还是对批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是否失传，我们不得而知。果然如此，《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成了绝版，也就尤为珍贵。
有一种说法，妄言毛主席不懂经济，这个谬论误导了人们几十年。也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几十年、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这种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有待历史来做出鉴定。
稍作回顾，就可以看到，1949年，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懂经济。然而，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世界第六工业强国，全民崇尚做工，且城市清新，乡村充满活力；1979年，改革者说毛主席不懂经济，在“猫论、摸论”的引导下，却把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社会，折腾成一个物欲横流的商业（品）社会，全民崇尚经商，且城市糜烂，乡村日渐贫穷。
1920年代，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看到了经济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不但散见于一些历史事件和回忆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也专辟《土地问题》一章，分析红区和白区的经济问题。
1931年，经过三次反围剿，朱毛红军开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根据地——“闽赣苏区”（也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11月，临时中央在白区被国民党撵到苏区，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但鉴于毛泽东在创建根据地时的巨大贡献和在根据地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以及卓越的工作能力。虽然在党内和军中极力排斥，也不得不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毛泽东留下主席的位置。毛主席的称谓就是从此开始的，直至去世。
离开了军事工作，经济工作；毛主席一样是做的风生水起、成绩斐然。依靠正确的、条理清晰的思维和掌握的大量资料，1933年11月到次年元月，写出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与1930年戎马倥偬中所作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一起，使毛主席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了然于胸，并以此为根据来制定政策、指导工作。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0月，使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始终能够支持革命战争的需要。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他告诫人们要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面受敌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1937年，毛主席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问世。此后，他阅读了《国家与革命》（张闻天译），对列宁的国家学说做了全面的了解，并根据中国的实际，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随着形势的发展，《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陆续问世。这些著作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随时调整着政治经济政策，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又及时制定了土地改革政策以及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政策。
在战争年代，正是有了这些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才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那么，在经济建设年代又是如何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随着战争的即将结束，建设事业的即将到来，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两个新概念。此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便提前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某邓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能有些道理吧。1956年2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心情舒畅地回到中南海，听说刘少奇分别召集三十四个部委的领导人坐谈工作，就兴致高涨，来了个依样葫芦。刘少奇在党内以理论见长，结果，刘少奇的座谈没有“结出什么晶”。毛主席却在两个月后的4月25日，“结出了”一篇光辉文献——《论十大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之际，及时整理出了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避免了建设的盲目性，更没有让全国几亿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以后，毛主席不仅向全党推荐了经济学丛书，并且率先垂范。先是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又亲自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期间，结合中国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对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出许多精彩的评论和批注，累计达十万字之多。党内外作经济工作的高级干部纷纷要求印刷成册，下发学习。这不仅在当时及时地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现在，在国外仍为经济学界所青睐。
进入1960年代，由于封建等级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祟，毛主席昔日的战友们越来越背离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总是试图“替人民做主”。开始，毛主席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加以解决，因为建国以来，始终都是两条腿走路——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交替进行。
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兴起，到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管理等事项（关于生产队的规模，于两年后的1965年元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第十七条又专门做了这样规定的：“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的慎重、民主和科学的态度。实践证明，三十户左右约一百五十人的生产队是最佳社会基层组织结构，不但便利于组织和安排生产，而且使人们的相互关系也更为融洽温馨，邻里和睦，邪气收敛，社会更加稳定。这并不是靠封建的家族血缘关系来维持，也不是靠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慈善施舍，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互助所决定的（以致生产队解散近四十年后，人们的话语中仍然充满了怀念）。农村人民公社的框架已基本就绪，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关系已经确立，生产也开始恢复。
而上层建筑却严重滞后，不少人仍然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一套。1963年，毛主席开始酝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通过组织程序付诸实施。但后来，“战友们”的冥顽不化已超过了毛主席的容忍底线。
与此同时， 苏共二十大后，由于领导层否定了列宁主义，背离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路线，不到十年时间，就已经“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已成为现实。
为了防止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避免中国人民重蹈苏联人民的覆辙，避免自己“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付诸东流”，毛主席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自下而上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被某邓称作“毛泽东的思想”来进行批判，才有幸没被列入“结晶”范畴，作为毛泽东的“独立思想”载入历史）。
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产生了共产主义因素。同时，资本主义残余——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包括封建等级观念）还仍然存在，根植于人们的意识深处。最常见的譬如某些人认为：我的学历高、有知识，就应该多拿报酬；我的力量大、有技术，也应该多得酬劳等等等等，从而诱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各种人群、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中，“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改制为“乡人民政府”时，X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特批各乡党委书记全家“农转非”（1960年代初，人民公社初创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公社干部都是“一头沉”——自己是非农村户口而家属却是农村户口。这期间，非农村户口比农村户口的待遇稍为优厚），开始公然违法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与之相反的是共产主义精神，追求的是爱人民、爱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但尚未稳固之时，为防止资本主义法权思想的侵蚀和资产阶级的演变，上层建筑必须来一个深刻的大革命，大力弘扬共产主义精神，严格限制、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否则，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会发生。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原因。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开始，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不论工业、农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高潮。X县县志记载：1969年5月开始，兴建丝绸厂和制药厂，并均于次年投产。10月，组建500人的民兵营（后曾至800人）参加由国家组织的焦枝铁路大会战。同年，农业亩产达450斤，是1949年的三倍，人均614斤。
中间虽然有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但生产并未停止。文革后重组的县领导班子，专设了生产指挥部，由责任心强、有经验的干部出任指挥长和副指挥长，统筹安排部署全县的生产。
农业方面，继1950年代末开始、贯穿整个1960年代的大修水利、平整土地。1973年起，又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开始大规模地改滩造地、兴修梯田，再造山河。1975年，伊河水灾严重，“旧县公社旧县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几十亩农田，被淤泥沙石覆盖有一米多厚，良田尽毁。公社组织青壮劳力，硬是挖走沙石，运来黄土，再造了农田。堆积的沙石形成了四、五米高的一个沙丘，如今已被辟为一个文化广场。
工业方面，社队企业遍地开花，“三级集体经济的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逐年攀升；按照1970年国家四五计划中，中央对地方发展五小工业的要求，短短几年间，X县在国家的扶持下，坚持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兴建起了十几家地方国营企业。不仅可以生产生活资料如丝绸、药品、酒类，还可以生产“生产资料”，如化肥、水泥、机械等等。当时的干部群众奉行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信念，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当年兴建，次年投产。企业职工更是生产热情高涨，喊出了“要共产主义，不要加班费”的口号，并切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当年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经济，还是各地方经济，由于正确的领导和干部群众的努力工作，无私奉献，都是弯弓引箭，蓄势待发，形势喜人。
生产真正遭到破坏是主席去世以后，从中央到基层的大换血，改企业党委领导、个人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也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把领导岗位上的好人（如陈永贵、吴桂贤）换成“能人”。并褒奖“能人”，贬斥好人，助长了资产阶级法权，有步骤地化公为私。
继19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到1980年代中期，“集体所有的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也承包（分）给了一些“能人”。经营所得，全部为其个人所有，乡镇的企业管理办公室，甚至连管理费也很难如数收齐。这些“能人”们不思发展，生活腐化，任意挥霍，加上管理混乱，几年间，X县的乡镇企业就纷纷倒闭，大部分“能人”也债台高筑。
同时，对县属的地方国营企业的改制也在进行，把X县本来生产形势不错的十几家企业，改的工人下岗、工厂凋敝。到1990年代后期，已基本全部破产，设备厂房以白菜的价格，或贱卖或贱租给一些“能人”，厂长、经理从中渔利，损失的是国家、集体，企业的职工则只能流浪远方，艰难谋生。《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理念前后交替的前夜，匆匆组织编写并完成的。比较真实地记录下了一代人的奋斗历史和探索成果，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聊以告慰那个时代的开创者和建设者。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本质，总结了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性，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实行计划经济。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初步探索。那么，《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正是通过中苏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初步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做出了科学总结的《中国教科书》。不但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对远景展望更是做出了科学的规划。
“该书”只有在毛泽东时代，通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先进的、正确的思想指导下，组织财力物力，依靠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才能编写完成。这是毛主席政治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
该书的写作过程中，编写人员查阅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大量的文献资料；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苏修蜕变的历史教训，以及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残酷掠夺和殖民地国家的悲惨境遇。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对于人们社会活动的巨大作用，做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解读。是截止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新的集大成之作。对我国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做了科学的解读和总结，并上升为先进的理论。为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发展的方向和借鉴的办法。
其后几十年间，在资产阶级书斋中寻章摘句、凭空臆造的所谓经济学家也杜撰了不少意图解说“社会政治、经济”的文章。但由于立场不同，他们站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对立面，在资产阶级的豢养下，要么扯淡，要么贩毒，极少有“有益的食粮”之作。
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毛泽东是不幸的。马克思有恩格斯完成他的遗愿，列宁有斯大林高举他的旗帜。而毛泽东却在他的同志中曲高和寡、茕茕孑立。而且，由于党政事物的缠身，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就想退居二线、摆脱俗务，专心哲学和理论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愿望，由于曾经的战友中，没有可造之材予以托付党政事务，最终也没能实现。烈士暮年，只能是吟着《枯树赋》，在孤独中遗憾离去。并在离世后遭到集体的背叛、谩骂和淡化。
所幸的是，张春桥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比较正确、比较系统的理解。受主席所托，仓促组织、整理出了《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毛主席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备后人痛定后的反思。
大量有关毛主席的讲话、指示以及活动情况还有待解密，以便对毛泽东思想做更高层次的探索。今年八月，在网上看到了《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资料少且凌乱不全。在这些凌乱的资料中，经过梳理拼接，勉强凑成该读本。为网上阅读方便起见，分为八期上传，每期两章、五十页左右。其中，对传抄中间出现的错误，根据自己的理解，谨慎地加以校正。
由于水平和资料的限制，仍然难免错误和疏漏，真诚地希望读者给予指出和改正。
陋县小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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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一门新的学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进公众视野。
“政治经济学”,在许多年轻人那里,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说熟悉,是因为它还是一门大学必修课；说陌生,是因为从认知到应用,都显冷僻。学科的兴衰起落,总是与时势需求相契合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已走过30多年,历史成就举世瞩目,是什么力量让我们跨上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现象需要中国阐释,中国模式需要中国表达,中国道路需要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土壤,承继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大逻辑,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一定能为我们作出科学的回答。
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党中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这在我党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什么如此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先后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个概念?它们各自的含义和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是否研究价值问题,是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标准
自法国人蒙克莱田于1615年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以来,政治经济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即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先出现的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随着产业资本的逐步发展,为了破除封建特权对于产业资本发展的限制和束缚,出现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根本来源,商业即贸易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显然,这是一个极富价值和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
当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于是,出现了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为武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运动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依据的,因此,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来说,如何“修正”甚至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于是,发生了围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展开的大论战。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被庸俗化、被抛弃了。于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入以抛弃劳动价值理论为标志和特征的庸俗经济学时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
也正是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基础上,在英法德等国家兴起的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客观形势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新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地继承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运动、革命,对资产阶级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如何在理论上对抗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和代言人的首要任务。于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不久,即19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等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同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兴起了所谓“边际革命”。由于“政治经济学”已经被马克思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干脆连这个概念也忌讳和抛弃了。从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经济学”这个概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这样做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因为自马歇尔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彻底抛弃了价值概念和理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这是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因而,是否研究价值问题就成为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标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就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繁多,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最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最适合为资本主义提供理论辩护,所以,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
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爆发,最近的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面对这些经济困局,除了重复和修补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是将二者进行混合之外,再也不可能提出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了。
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是要借鉴其先进经验,而不是全盘照抄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党一直在艰苦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更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且在理论上也深受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设想的影响,形成了一大二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和体制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必须进行改革。
与前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且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个具体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占据着核心的地位。
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即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和格局,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严峻形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本来,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并不是要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然而,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中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经济学,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也由于中国的实践已经在事实上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于是一些人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于中国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不是寄希望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而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的怪现象。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的由来。如上所述,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世界上两大主要经济学理论。虽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都抛弃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同时,为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区分,所以,在重新介绍和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西方经济学”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概念确有其不合理之处,因为从地域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西方经济学”。但是,对于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而言,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自200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等等。国际国内因素和条件的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由于客观形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及其发展前途的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发表怀疑中国道路和模式的言论,国内许多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和一些网络大V们继续秉持他们一贯的观点和主张,大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大肆攻击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无批判性地传播,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结果不仅许多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仍然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对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做法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提出的殷切期望。
“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但是,从学理和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如何“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中国的状况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即它是一种舶来品。中国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的小学生,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小学生,19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小学生。但是,我们党始终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党。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受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束缚,而是勇敢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革命和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质、最核心和最主要的内容。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因而,我们既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学好用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政治经济学小史
“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177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生产、分配的规律。这就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劳资矛盾逐渐凸显。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现存经济秩序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者们更加需要的是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辩护。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以萨伊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它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原因,只是站在维护小私有制的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随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专注于完全竞争市场,在研究方法上引入边际效应分析与数学化。“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被不同学科所瓜分。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轰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本报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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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婉莹、杨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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