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日月之殇——明王朝崩溃的反思【明朝的那些事儿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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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之殇——明王朝崩溃的反思
帖子比较长，请弟兄们等我发完再回日月之殇——明王朝崩溃的反思(文中有许多错别字，原因有很多种，但老六我不是语死早。)　　前言　　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城，挽救了中国的电视剧事业。　　铺天盖地的辫子戏，在捧红了“我大清”一代代的“圣君”的同时，也使得作为配角的“伪明”、“暗明”被许多中国人所注意，许多中国人都有这么个疑问：大明朝为什么会灭亡？　　中学时代，本朝的语文课本里有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的文章《原君》，里头有这么几段：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掉哪妈，文言文看着别扭，不过这年头网络发达，懒得看文言文的，自己去百度百科搜索“原君”词条，我就不拷贝译文了。　　反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捧得非常高，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只是今天许多中国人一看到“人权”二字，就想起“文明的火炬、自由的灯塔、进步的发动机、人类的希望”——美国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　　于是，本朝的说法是这样的：农民企义风起云涌，他们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领导下，推翻了明王朝地主阶级的反洞统治。　　似乎是如此。　　只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我大清”。　　于是，本朝的说法是，以李自成为首领的企义军领导层在进北京后迅速腐化、堕落，导致企义军战斗力大幅度下降。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最伟大的武侠小说家金庸老师高调推出《鼻血贱》，捎带上一篇《袁崇焕评传》。在此之前，袁崇焕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对历史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人，不大可能知道袁崇焕这么个人物，但金庸老师拥有数以亿万计的庞大的读者群体，随着《鼻血贱》的火暴，袁崇焕也为几乎所有中国人所熟知，之后，更是被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封为“民族英雄”。　　至此，更有人把犬清国修的《明史》拿出来说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中国人不可能个个都是历史学家，对明末那段历史不可能了如指掌，一般人不大可能知道崇祯当了多少年皇帝，袁崇焕是哪一年被崇祯处死的。以上诸多因素参合在一块，许多中国人形成了这么个印象：　　崇祯是昏君，残害忠良，“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就成了“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所以明朝很快完蛋了。　　本来，袁崇焕被崇祯处死时，后金当权的是黄台吉，当时距离明王朝灭亡还有十多年。　　被这么一误导，许多人便弄糊涂了，闹出很多笑话：双月刊《学术论坛》1992年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袁崇焕籍贯新探》头一句就说：“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被清顺治帝用反奸计杀害之后，明亡清兴”……“后来康熙帝从顺治《实录》中，得知袁崇焕是冤死的，但也来不及为他平凡昭雪……”(注：文中“反奸计”错别字原文如此，并非老六语死早。)　　看到这么一出，不由得让人想起八十年代动画片《狐狸打猎人》里的一个段子：　　有人在顶天山上的一块石头上画了只狐狸，路人看到后评论曰：“这哪是狐狸？倒有些象狼。”　　这话传来传去就成了“顶天山有一直狐狸，一下子变成狼了。”　　过了几天，传言成了：“顶天山有一直狐狸，一下子变成狼了，它长着两颗顶长顶长的大牙，再硬的石头也能咬碎。”　　又过了几天，传言又成了：“顶天山有一直狐狸，一下子变成狼了，它长着两颗顶长顶长的大牙，三只眼睛，再远的地方都能一眼看到。”　　……　　最后，传言成了：“顶天山有一直狐狸，一下子变成狼了，它长着两颗顶长顶长的大牙，三只眼睛，四只耳朵，五条腿，无论你跑多远它都能一下追上你。”　　人们都说：“啊！这是一只多么可怕的狼啊！”　　有一段时期，关于袁崇焕事件，人们淫了这么一些湿：　　无题(一首)　　作者：佚名　　完美英雄袁崇焕，公认千古第一冤。　　愚民啖尽忠良肉，天罚侍清三百年。　　七绝·怒崇祯帝冤杀袁督师　　作者：袁崇焕★督师5:29　　刚愎自用事未休，生性多疑将难求。　　忠良杀尽奸佞在，伪明亡期亦临头。　　无题(二首)　　作者：金玲岂是池中物　　之一　　昏君杀忠良，猪朝怎不灭。　　紫气东来时，英雄昭雪日。　　之二　　魂断志不灭，文弼从义帜。　　金戈荡暴民，统一慰遗志！　　——因为崇祯中了“顺治帝”的“反奸计”，“冤杀”了袁督师，所以朱朝成了“猪朝”，大明成了“伪明”，不仅崇祯皇帝本人成了“昏君”，“伪明”也活该完蛋，连北京城里愤怒的百姓都被捎带上，成了“愚民”、“暴民”，“天罚侍清三百年”，活该当三百年亡国奴，于是督师的儿子“文弼从义帜”加入了八旗，“金戈荡暴民，统一慰遗志”。　　再有人提及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许多人便会觉得“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或者“活该”之类。　　只不过，明王朝真是这么灭亡的么？真是因为“家天下”、“残害忠良”而灭亡的么？　　在今天，网络发达，许多以往一般人接触不到的资料，被许多好事者扫描、OCR识别、校对后上传到网络上，随便哪个吊丝网民都能轻易获得，有了二十多年前想都想不到的条件，让我们一起搜索五花八门的资料，一起反思明王朝灭亡的前因后果。
一、官僚资本主义萌芽　　话说，中学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明末，中国的南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最后还告诉我们：“但未促成中国社会的转型”。　　事实上，中国的南方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非但没能“促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反倒被官僚体系所吞噬，成了“官僚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的事——其实不仅是中国，许多国家的事情，都坏在“官僚”二字上，无论什么主义，什么制度，只要前头加上“官僚”二字，准没好事。　　据说旧中国有“三座大山”，其中就有一座是“官僚资本主义”。　　话说，在中国，几千年下来一直是“有权就有一切”，有权就有钱，在这事上，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西方是“有钱就有一切”，有钱就有权。　　事实上，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官僚就已经跟地主、商人交配，形成了若干特殊群体——官僚地主、官僚商人，中国的南方的“资本主义”一“萌芽”，就很快被官僚给吞噬，几乎所有的的“资本家”，都有官僚背景。　　许多人指责中国当时“闭关锁国”，其中明朝的海禁就时不时来一下子。事实上，海禁的严厉程度跟走私的厉害程度成正比，海禁越严，走私越厉害，这倒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相反，进行走私的，往往都是官僚控制的势力，或者跟官僚有勾结，禁海是为了提高行业门槛，不准没有官僚背景的竞争者参与海贸，通过权力进行垄断。典型的，如郑芝龙(郑一官)，看起来是海盗，实际上跟南方官僚士绅关系密切，所以能轻易被“招安”(招安后继续走私)，后来他的儿子郑森(郑成功)还成了东林党大佬钱谦益的学生。　　本来，官僚是不用交税的，官商勾结，就已经躲避了几乎所有要交的税，这还不够，通过海禁，就算别人想做海贸都做不成，明王朝自然是一文钱海税都收不到——利益，统统被官僚垄断了，非官僚无从参与竞争，皇帝更是只能干瞪眼——更扯的是，明成祖时代郑和还能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在海贸上狠狠赚上一笔，最后的结果是，皇帝的船队做海贸成了“劳民伤财”，说停就停了，被官僚商人集团一脚踢出圈子，只能在一边干瞪眼。　　从表面上看，是所谓的“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传统思维”扼杀海商集团，并压抑了整个海洋经济发展的势头，扭曲了海洋观念，其实质，却是官僚集团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不公平竞争——这正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萌芽。　　正因为如此，万历开海禁，遭到大量官僚的激烈反对——哪是官僚集团“思想落后”、“迂腐”？天底下没有傻瓜，——尤其是能通过科举成为官僚的(不管是凭学问还是靠作弊通过公务员考试的)，统统都精着呢，只有装傻的，没有几个真傻，尤其是当了若干年官僚之后，真傻的几乎全被淘汰了，剩下的，全是装傻，全是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老流氓，个个都披着仁义道德老虎皮下吃百姓上吃皇帝，把明王朝吃成一个空架子。　　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发展带来的财富被官僚一口吞掉倒也罢了，毕竟这不是明王朝的传统收入。　　只不过，官僚不仅跟商人交配，还跟地主交配，形成另一个恶心的集团——官僚地主，使得明王朝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开始吞噬明王朝的传统收入——人头税。　　这种现象在商业不是很发达的长江以北更是明显。　　到了土地兼并的高峰期，官僚兼并土地，并不是出钱去购买，甚至不用通过用权力去巧取豪夺，便会有自耕弄送上门来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在官僚名下。　　原因很简单，官僚的家族无论是种田还是经商都不用交税。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产业挂靠到官僚名下，交税的人便越来越少，但国家的税收不能少，于是所有的税，全落到没有挂靠官僚的倒霉蛋头上。这些倒霉蛋数量越少，平均每个倒霉蛋的税便越重，重到他们无论怎么辛苦，一到交税的时候都得倾家荡产。　　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没有矿税商税海税杂税，明王朝还勉强能维持，一旦人头税完蛋了，明王朝的财政必然破产。
二、畸形的经济基础决定畸形的上层建筑　　中学的政治课本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话说，在大明朝，皇亲宗室都是超级大地主，他们不用交税纳粮，还得国家掏钱养着——实际上是困在封地上当宅男。　　老朱家当时没搞计划生育，朱家子孙开始多了起来，到明末，实际上真正能拿到国家补贴的，只有少数级别比较高的王爷，其他级别比较低的，往往补贴也被长期拖欠，但不用交税倒是肯定的。　　官僚是大地主，只要有公务员身份，也不用交税纳粮。因此，明朝有个奇怪的现象：一个读书人，即便他是个穷光蛋，只要他考上公务员，一夜之间，名下便会出现大量田产、资产，倒不是他腐败变质，而是许多有田地的农民或商人把自己的田产、资产挂到他的名下以逃避国家税赋。而这些人本身，也成了这个新公务员的家奴。这事起初对国家影响不大，到后来形成恶性循环。　　这是很不公平滴，皇亲宗室、官僚地主不纳粮，没公务员身份，又不愿意把自己的家产挂到别人的名下的地主、商人自然不甘愿。于是官僚与商人、地主杂交，诞下一个杂种——官僚地主商人。这个利益集团网罗了一帮读书人充当五毛(五美分)，形成了东林党这么个畸形儿，在朝廷的论坛上为他们说话，变着法的不交税。　　这才是党争的根本原因。所谓党争，绝对不是毫无目的的、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纯粹的争权夺利，其实质，正是统治阶级的各阶层正式分裂，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东林大佬李三才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　　看起来，东林党是好的，皇帝是坏的，尤其是那个万历皇帝，又肥，又贪婪，又色(万历：人家专宠郑贵妃一个，还有人说我色？)实际上，托塔天王李三才是把人民给戴了表，这段话真正翻译出来，应当是这样的：　　“陛下爱珠玉，官僚要见面分一半；陛下爱子孙，东林党也要玩花魁。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让官僚士绅出血……”　　万历皇帝确实也有够坏，下面官僚士绅爱骂骂去，他照样收矿税、商税，开海禁收海税……　　这帮五毛(五美分)能量相当大，他们见万历不嬲他，对他彻底绝望，便玩迂回战术，把主意打到皇帝立储上头。　　万历原本想立最宠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东林党的参谋班子分析：朱常洵得势，东林党就算支持他，也不过是锦上添花，得不倒多少回报；皇长子朱常洛显然不得势，雪中送炭一旦得手，得到的回报将是惊人的。于是东林党便开足马力，动用一切资源死保皇长子朱常洛。　　干涉皇帝立储本是件非常敏感的事情，一个处理不好，丢官是轻的，掉脑袋是正常的，灭族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帮职业水军全是读书人，使用的手段相当超前，他们拿起笔，做刀枪，写出的大字报类似后世的“语录吵架”，大字报里头引用的不是圣贤书就是“祖制”什么的(把这些文章里摘录的“圣贤书”或者“祖制”里的东西换成“最高指示”，这些文章就跟蚊革时期的“大字报”神似)，拉大旗，作虎皮，把自己偷逃国家税赋的肮脏目的遮掩起来，包裹自己，吓唬别人，经常把万历气得七窍生烟，却找不到发作的理由。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拨接一拨，万历上朝的时候啥都干不了，等着被东林格命小将们批斗把。　　来回折腾了二十多年，万历二十多年没上朝，最终万历被折腾得没了脾气，缴械投降，立朱常洛为太子。　　几百年来，所谓的历史学家们对收矿税、商税，开海禁收税的万历评价实在不高。在今天，中国最伟大的武侠小说家金庸老师在他的“袁崇焕评传”中说万历“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是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连皇帝立储都能被他们搅成噶达马西一和滩，东林党的能量可想而知。　　明光宗朱常洛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东林党二十多年心血一夜之间打了水漂。　　东林党急眼了，玩了一出“移宫案”，他们玩“堂吉诃德战风车”，把李选侍说成个大坏蛋，要把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控制起来，然后勾结太监王安内外夹击，终于打倒了李选侍，把天启皇帝朱由校从李选侍的魔爪中“拯救”了出来，再一次“挽救”了大明朝。　　而这个天启皇帝朱由校，虽说喜欢做木工活，却不傻，当了一阵皇帝以后发现似乎有点不对头——怎么朝廷的收入一天天在下降啊，局势也一天天危险起来，尤其是东林大佬叶向高的得意门生王化贞在辽东打了个大败仗。　　于是天启怒了。天启其实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们说的“傻瓜”，正相反，他精得很，他知道论耍嘴皮子、打笔仗，从圣贤书里找出一堆歪理吵架，他玩不过那些满腹经纶的东林党，便索性装疯卖傻，缩在木工房里躲清净，扶植魏忠贤先干掉了和东林党有勾结的大太监王安，然后牵制东林党集团，专做得罪人的事，继续在江南一带收税，同时也让八千女鬼替他挨骂。　　在天启看来，要想财政不破产，跟他爷爷万历一块当“昏君”是跑不掉的了。可当“昏君”也是有诀窍的，象万历那样硬顶肯定是不行的，折腾了二十多年，一个人单挑一群东林党，一堆苍蝇围着你哦嗡哦嗡，太辛苦了，还是让魏大伴在外头给自己挡刀吧。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魏忠贤是太监，自宫前只有个女儿，自宫后进宫服侍朱由校时，这个皇长孙朱由校和他的老子皇长子朱常洛一样不得宠，皇长孙朱由校实际上是和那个八千女鬼、还有那个奶妈客印月相依为命，一手把天启拉扯大的魏忠贤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是把天启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所以他也愿意被天启当枪使。　　魏忠贤虽说贪婪、歹毒、名声臭，但不管怎么说明王朝财政还没破产，税还能收得上来。只是这个九千岁在震压东林党集团的时候手段不够高明，杀了不少人，却在舆论战中彻底败北，导致声名狼籍。　　为此，在今天，所谓的历史学家对触动了东林官僚商人集团利益的木匠皇帝天启、八千女鬼魏忠贤评价极低，如金庸老师在“袁崇焕评传”里说：“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艺高明得很。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挥，说道：‘别来打扰，你瞧着办去吧。’于是魏忠贤就瞧着办了，越来越无法无天。”
　　“木匠皇帝”天启死后，崇祯当上皇帝。朝堂上，魏公公一家独大。崇祯自然知道要想坐稳龙椅，就得铲除魏公公。在一帮东林党的帮助下，崇祯顺利得手，魏公公死拉死拉的。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东林党在和九千岁的争斗中再次显示出超时代的战略战术：　　在前台冲锋陷阵的，是通常是狂信徒。这些人一般和后世的红小将差不多，狂热、偏执，被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洗脑之后，变得特别勇猛，即便是死，往往也死得轰轰烈烈，加上背后总有类似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样的人物在总后台和东林小将之间牵线搭桥，对政敌的杀伤能力也特别巨大，经常能把对手冲击得疲于奔命，因此吸引了对手几乎全部的注意力。　　这种狂信徒在人群当中其实不多，十个里头出不了一个，可只要形成了某种氛围，又有人出钱出场所提供各种支持，便能源源不断地从读书人当中选拔、洗脑，量化生产出来，一批批地投入政治斗争中去。　　这些人一旦混出头，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即便损失了，也绝对不会伤到东林党的根本，魏忠贤得势后疯狂反扑，那些狂信徒死得最惨，那些幕后的大佬们最多不过是罢官，可以继续“讲学”，至于他们的经济基础，更是毛都没掉一根，在暗中继续操控舆论，积蓄力量，最终在天启病死后支持崇祯上台，实现了咸鱼翻身。　　政治投机的成功，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巨大回报。　　他们终于可以和皇亲宗室、官僚一样，也不用纳税了。　　以江南的茶税为例，崇祯收回了各布政司的监督的太监，结果是：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　　注意：是十二两白银，笔者在看网络小说《窃明》看到这一案例时，还以为作者“大爆炸”(也就是纵横的“灰熊猫”)引用史料时弄错了，漏了个“万”字，后来在网络上一查，还真不是十二万两，的的确确是十二两——这帮官僚地主商人，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茶税、海税、矿税、商税……　　皇亲宗室、官僚们不用交税，地主、商人们如今也不用交税，可一个国家没有税收，财政就得破产，没法运转。于是，本该皇亲宗室、官僚、地主、商人们他们缴纳的税收便只好由高迎祥、李自成他们来交，这样，皇亲宗室、官僚没意见，东林党更是对崇祯歌功颂德。　　唯一没有话语权的，是农二哥，是贫下中农。　　这种事在当时无解。　　从理论上讲，朝廷里的官僚，是通过科举选拔的。　　有湿曰：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为读书人。　　　　莫道儒冠误，读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亦善其身。　　　　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人在艳阳中，桃花映面红。年年二三月，底事笑春风。　　　　诗酒琴棋客，风花雪月天。有名闻富贵，无事散神仙。　　　　道院迎仙客，书堂隐相儒。庭栽栖凤竹，池养化龙鱼。　　　　欲把亲恩报，亲恩即是天。古来多孝子，勉力学前贤。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北宋时期的神童汪洙当年淫的这手“神童湿”，说出了无数寒门读书人的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只不过，贫下中农里，能有多少人通过科举进入朝廷呢？可能性接近于零。旁的不说，这手湿的作者汪洙本人，也算是官二代，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进了科举体系，依旧屡试不第。一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才得以考中进士。其他贫下中农的子弟也就可想而知。　　大明朝时代的科举是个虾米样子人们没有直观印象，我犬的科举，今天的人们应该知道一些。中学语文课本里的课文《回忆我的母亲》里有这么一段：　　“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此文中的“我”——朱德元帅还算是好的，好歹还有资格考科举，只是到1905年科举体系被取消后从头开始。而本朝另一位元帅刘伯承更惨，其祖父曾经因为贫穷在戏班子里拉琴兼职赚点外快，结果被我犬清的官僚系统界定为“倡优”，其父考秀才时因“倡优之后”这个身份被剥夺参加科举的资格，赶出考场，刘伯承本人参加科举时也被赶出考场。　　四川还算是经济情况不太糟糕的省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的陕、甘就更甭提了。　　也就是说，贫下中农的子弟根本没多少可能成为朝廷里的官僚，先不说经济条件的限制(如朱德“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使得顺利完成学业的贫下中农十中无一，光身份限制就能把一批象刘伯承那样的“倡优之后”撵出考场。　　这还不算，学完了，还得去考，先不说科举体系里的猫腻有多少，考中的可能性有多少，就算有考中的，贫下中农出身的读书人也根本没可能形成一个类似东林水军集团那样的势力，在官僚体系里营造一个关系网都成问题，等获得话语权，都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了。若干年的摸爬滚打，早就被官场这个大染缸染得五颜六色了。　　大明嘉靖年间，这首“神童诗”被人给改了若干字眼：　　　　天子重权豪，开言惹祸苗。万般皆下品，唯有奉承高。　　　　少小休勤学，钱财可立身。君看严宰相(严嵩)，尽用有钱人。 　　可以说，贫下中农根本不可能在朝廷里有话语权，那些打着他们的旗号，把他们给戴了表的李三才之流，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他们的旗号为官僚士绅商人攫取利益。　　可笑的是，反倒是“市井无赖”出身的八千女鬼魏厂公为贫下中农说了几句话，做了一些事，减轻了一点负担。　　所以，贫下中农只有交税的义务，却没有水利设施使他们少受灾，享受不到灾后救济，当兵的没有军饷……不过他们好象还有一个选择——造反。　　让崇祯向宗室、官僚、地主、商人收税，老实说是不可能的。从万历、天启到崇祯朝，这几个畸形集团就在税收问题上软磨硬抗，为了掌握更多的权力，东林党甚至敢插手皇帝立储；东林党几次得势，本该由商人缴纳的税收都大幅度流失。　　所以，当时的崇祯已经进退两难，向李自成他们收税，大明朝完蛋，如果崇祯真敢学李自成玩“追赃助饷”，没准他会和天启、八千女鬼一个下场，就算他没被宗室、官僚、地主、商人推翻，象万历一样身败名裂是肯定的，政府在宗室、官僚、地主、商人的软磨硬抗下瘫痪也是必然的。　　一个政权，维持其统治所依赖的，不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所有人民，而是少数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以及他们出钱网罗的五毛、美分、公知、精英，那么这个政权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建筑，看似富丽堂皇，实际上一推就倒，就算没人去推他，用不了多久他也将沉入流沙里，最终被埋葬，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而那些巧取豪夺，把这个国家吃空、搞垮，把这个国家的人民逼上绝路的吸血鬼、寄生虫、吞金兽、带路党，虽然能够通过勾结异族强盗暂时逃脱历史的审判，并在短时间内还能继续巧取豪夺，但摆脱不了亡国奴的身份，沦为异族强盗的狗奴才，最终摆脱不了被异族强盗养肥然后被屠宰的命运。在大明朝，江南官僚士绅能扶植水军在朝廷上把皇帝骂得跟孙子一样，而面对我犬清的文字狱时，曾经为所欲为的江南官僚士绅和他们的水军文痞是屁都不敢放一个，连歌功颂德的时候都担心用错了字眼而掉脑袋。
三、阉党是怎样练成的　　在江南官僚地主商人集团财力人脉大力扶持之下，东林党水军团队成了明王朝官场里的庞然大物。而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恶劣，似乎这个水军军团天生就是为了在朝廷里扩张自己，排斥别人的。弄得读书人要是不入这个黑社会，几乎就没法出头。　　至于这些个行会的业绩嘛，还真不好说，修路，赈灾，抗洪、水利等等，史书上似乎很少提，不知道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这些是功绩涅，还是压根没做。嗯，没准还真是啥都没做，旁的不说，到处水旱蝗灾，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原本应该年年投入、维护运作的水利体系、救灾应急体系有那么些年头没人管了，才会一旦出现大灾害，后果便加倍。　　史书倒是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他们辉煌的战斗业绩。东林党先是跟万历为了谁继承皇位不屈不挠地斗了几十年，然后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官员，或者被别人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东林党，后来他们又打倒了魏公公，后来他们又跟马士英、阮大铖他们掐得厉害，还说弘光帝朱由崧是“蛤蟆天子”，感觉他们这个党那个党的似乎特别能战斗——类似于一段时期里的北美“大圈帮”，一时间在明王朝的官僚体系里一家独大，把许多乱七八糟的黑帮压得抬不起头。　　米国的布施总捅说：“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东林天勇星大刀手杨涟说：“非为同道，即为寇仇。”　　结果，那些被东林党整得哭爹叫娘的非东林系官僚不得不暂时抱团，寻找新的靠山。　　他们选择了魏忠贤。　　以八千女鬼的黑干将崔呈秀为例：　　天启元年，崔呈秀是淮扬巡抚，当时他还没投奔八千女鬼魏厂公。任上，崔呈秀执行明王朝的《纲盐法》，盐税收入是二百五十万两。本来，明王朝每年出的盐引是两百万引，每引征税是六两六钱四分，从理论上讲，应征税一千三百二十八万两，崔呈秀收的盐税实在有点少，说他干净，鬼才相信。　　可笑的是，大明自开朝以来，这一年是盐税收入最高的一年。　　然后，崔呈秀被东林党高攀龙举报，遭朝廷革职候处，然后，“托塔天王”李三才李大人当上淮扬巡抚。然后，明王朝的盐税收入又暴跌到了一百八十万两。　　老实说，崔呈秀的确不是什么好鸟，他的确是因赃私被都御史高攀龙举报，遭朝廷革职等候处置。而“托塔天王”李三才比他廉洁得多，自己当清官，儿子当成功商人，李家家产白银四百七十万两，而李三才却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种配置直到今天也是非常超前的，我们某位敬爱的总里也是自己当清官儿子当成功商人。　　腐败分子崔呈秀走投无路之下，再也顾不得读书人的尊严，无耻地投靠了木有小JJ的八千女鬼魏厂公，成了一个可耻的阉党。　　从此，崔呈秀步步登高，一直做到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并被封为少傅，是阉党“五虎”之首。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可以说，正是东林党造就了八千女鬼。　　八千女鬼本人是个文盲，原名李进忠，曾从继父姓改姓魏。他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嫁于杨家。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　　注意：他是个“市井无赖”，也就是说，他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熟悉民间的情况，东林水军集团堆积如山的道德文章能够忽悠压根不知民间情况的皇帝，却忽悠不了市井无赖出身的八千女鬼。　　八千女鬼是踩着另一个大太监王安的尸首上位的。　　说来好笑，大家都在骂八千女鬼勾结外臣干涉朝政，偏偏王安和东林党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移宫案”正是王安和东林党内外配合玩出来的典型案例，被立为靶子的李选侍被整得很惨。也就是说，当时的东林党已经把手伸到内臣集团中去了。　　现在看来，天启不傻，干掉王安，铲除了东林党在内臣中的影响，这一手玩得相当漂亮。　　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尽管他手段不如万历，好歹财政没彻底完蛋。此外，他巧立名目，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向有钱人敲诈勒索收集马匹，当时，明王朝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旨让这些人进献马匹。　　如果说八千女鬼有什么短板，那么，他的短板就是：首先，他的权力缺乏坚实的阶级基础，仅仅建立在皇权之上，和东林党水军集团这个被有着整个东南士绅集团为依托的势力争斗，八千女鬼显然没有后劲，一旦皇帝死了，他什么都不是，他的阉党也就作鸟兽散。　　其次，他缺乏全局观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暂时缓解了明财政问题，却是治标不治本，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没能象张居正那样搞个类似《一条鞭法》的法律体系出来；在舆论上，他的阉党也完全处于下风；最要命的一条，他也没能完全控制住内臣体系，许多太监依旧跟东林党有勾结，典型的如曹化淳、王承恩之流，结果皇帝一死内臣体系马上就被渗透瓦解，他连调动内臣体系的时候都不灵光，关键时候背后被内臣体系的人捅了一刀。　　——厂公文盲一个，能治标，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所以，一旦东南官僚士绅商人集团反扑，他的阉党也就作鸟兽散。
四、还我长城　　土地兼并——实际上是变相逃税，官僚不用交税，有人就把产业挂在官僚名下逃税，这个问题是越积累越严重，崇祯初年，河南巡按毛九华上言，“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乘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　　官僚、地主、士绅、商人都不用交税了，可税总得有人交。于是便落到贫下中农头上。　　顾诚老师的《明末农民战争》里有这么一段：“按道理说，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该再承担田税。实则不然。豪绅地主不仅享有额定的优免权利，而且还勾结吏胥，通过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如陕西西乡等地，‘富民置产，弃多贫民。买者宁多其价而少带其粮，卖者并负空差而愿图厚价。孰知多蓄之家利在轻徭，而穷民过眼之价转手为空，且自贻剜肉医疮之患矣。迨于既久，田连阡陌者赋止勺圭，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催科者无可伊何，但令里老辈四六包赔而已。’　　沉重的赋税使农民不堪负荷，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却不顾农民的死活，用严刑峻法追比钱粮，甚至责令现在的农户代纳逃户的粮税。‘明季启、祯间，有赤子无立锥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有一乡屯而包赔数十顷空粮者。’”　　其实收税这种干活，是有讲究的。只要找对了人，向那些只占人口不到5%，财产却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的大户收税，这活计绝对没那么烦琐。就象后世环保局治理污染源，只要盯住占企业总数不到20%，排污总量却占了7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污染削减下来便相对容易得多，收排污费的时候只要盯紧这些企业，全年收费任务便不难完成。哪个家伙要是脑子进水，只向小型企业收排污费，那么，就算把人家所有的动产不动产都搬走，他也甭想完成收费任务。　　偏偏崇祯朝八千女鬼上吊，东林水军集团得势，农二哥被逼上绝路的同时，明王朝的财政破产。　　更恶心的是，从万历朝开始一直到崇祯朝结束，东林水军集团一直扮演着反格命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疯狂逃税，把负担转嫁到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贫下中农头上，将贫下中农逼上绝路，另一方面掌握着舆论大肆鼓吹让皇帝施“仁政”减税。那年头的贫下中农，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哪知道朝廷里的因果？他们把仇恨全对准了老朱家的朝廷，朱家皇帝首当其冲。　　大清官李三才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　　瞧瞧，写得多感人啊，李三才把“民”给戴了表，自己当漕运总督，掌握国家政策，几个儿子明明是大盐商却成了“民”，钻他老子专门设置的政策空子发大财——当然，这不是贪污受贿哦。　　你怎么捞，捞多少，只要你有能耐，旁人也没招，毕竟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只要不是到了活不下去了绝望了，没几个人愿意触这霉头。　　关键是这帮鸟人把事做绝了，大明朝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活不下去了，快饿死了——这是底线，是火线，是生死线。　　网络小说家灰熊猫(另一网名叫“大爆炸”)在撰写小说《窃明》时整理了一些资料：　　“明末农税从万历朝的两百万两提高了到了崇祯朝的两千一百万两。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地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地收赋税。　　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崇祯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的农民定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国家正常的二百万两农税一直多有拖欠，部分灾民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被减免地农税高达三十年以上，崇祯元年七月。为了完成‘五年平辽’地壮举，‘尧舜之君’崇祯除了每年二百万两的正常农税一分也不能少外，而且要把过去地拖欠一并追回。　　除了追回欠税外，崇祯更决心把辽饷征到七百三十三万两，而且他严令各省的方官绝对不许农民拖欠赋税。根据崇祯皇帝地命令，凡是能收齐税银地官员均可以参加当年地考绩，而凡是拖欠的一律降官、罚俸。　　崇祯皇帝雷厉风行的执行着他地政策，那些不忍心向灾民收税地官员迅速受到了处罚，有地七品官被一连降了十几级，还有地官员被一口气罚了上百年地俸。大批的方官员自认为没有能力干下去。天子许可了他们地辞职，因为大批预备官员正摩拳擦掌的等着上位去榨干农民地最后一滴血汗。以便向天子证明他们地能力。　　以陕西为例，各的官员普遍采用对欠税农民三天一打地方法来催逼税款，所以很快这些的区的衙门口就排起了长龙，一开始老实巴交地中国农民都按时到衙门来挨打，然后再回家去继续耕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陕西很快出现一种新兴地职业，就是所谓地‘替人挨板子’，一开始这是各个村子里地自发行为，因为一个村子里几乎所有地青壮劳动力都要每三天挨一次打。所以每个村子都会推举出几个人专门去替全村人挨打。到后来这遂发展成一种固定职业，陕西地标准是替人挨一次打两个铜板。　　这个职业迅速流传向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其中河南省在万历、天启年间曾遭遇到连续不断地大旱。最严重地一县曾有八年不雨地记录，甚至一度出现过人相食的惨剧。但在天启皇帝卓有有效地赈济下，河南省始终没有出现流民。而此时河南布政司向崇祯乞求赈济的时候，崇祯皇帝地回答是：知道了，但税还是要收。　　……崇祯朝福建地田赋节节上升，最后出产不到五钱银地土的倒要交十两银子地税。到那个时候，每逢交税时节农民就会结寨自保，而福建布政司则会派福宁军出动强行征粮，把农民地寨子打破，把他们地财产和妻女拖走冲抵赋税，每年福宁军都会和福建农民发生无数起这样地激烈交战。”　　崇祯皇帝是既当了恶人，把农二哥逼上绝路，财政也没好转，照样破产。　　没钱，大明朝的官员给了崇祯两个选择，一、开源，向贫下中农加征；二、节流，缩减乃至停发军队的军饷、停止对水利设施的投入。　　崇祯是天子，他的责任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结果他在东林水军集团的忽悠下倒行逆施，损不足而补有余，向草根阶层收税，捎带缩减乃至停发除关宁军外其他军队的军饷。　　崇祯脑子倒是没有进水。他只是惹不起那些官绅，这些人几乎掌握了国家的一切。说来也扯蛋，如果有个阉党集团跟这些个官僚集团相牵制一下，税倒未必收不上来。崇祯亲手灭了魏忠贤。　　减少、停止对水利设施的投入，这事从万历天启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到崇祯朝就甭提了，政府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工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私肥。水利失修严重地削弱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政府的一味追逼钱粮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又加重了灾荒的破坏性。后果是一旦有天灾，破坏加倍。　　恶心的是，水利失修这种事情平常年份看不出来，非得等到灾年才会总爆发。
　　而缩减乃至停发军队的军饷，比向草根百姓横征暴敛更加危险。　　老百姓数量虽然多，但毕竟不是军队。一群农二哥从放下锄头集合到一起，到最终成为一支精锐，这中间是要做很多事情的。首先是首领们勾心斗角分配权力，然后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选拔任用军官、军事训练、合理搭配兵种、武器装备、后勤辎重、根据队伍的实际选择合适的对手作战以提升战斗力……这活计，对军事外行的饥民玩不转。如果队伍里没有职业军人，所谓的“起义军”碰上官军，哪怕是碰上对付建奴闻风而逃的官军，结果也只有一个——被震压，而且是一面倒的屠杀。　　所以，老百姓造反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既然不肯饿死，朝廷超度你们上西天就是。死人虽说不能生产、纳粮，却也不需要赈济。　　兵们没了军饷，后果可就严重了。兵们的选择比较多：一、抢掠百姓、杀良冒功，弄出更多饥民；二、投降格命，加入农民军。　　头一个选择没啥，反正已经饥民无数，虱多不痒，大不了出动官军屠戮了就是。第二个选择就非常危险了——本来，流民军战力低下，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对军事并不在行，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都比较低下，战略方面就更别提了。可一旦职业军人大量加入，麻烦就大了，流民军在职业军人的训练、组织和指挥之下，和官军在战斗力方面的差距会被无限缩小。　　明末农民战争初期，往往是几千战力很一般的官军能撵着大几万流民军满地跑，并且能将跑得筋疲力竭的老弱妇孺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在职业军人大量投降格命后，许多路流民军能跟官军打个旗鼓相当，甚至能够战而胜之。　　在李自成成了气候之后，各地豪强见风使舵，大批长期没拿到军饷的明军，成建制地投降格命，换个旗号就成了闯军，哦不，如今应该叫“大顺军”。　　李自成的“大顺军”很顺利地进了北京城。顺利到什么程度涅？顺利到北京城的大门都不是他亲手攻破的，而是人家从内部打开的。起初，有人说是大太监曹化淳曹公公打开的，可惜曹化淳有不在场证据，他当时在老家服丧。也有人说是当时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打开的，可惜兄弟我没查到相关史料——反正，北京城的大门是内部打开的这事是没跑的了。　　李自成不是崇祯。　　大顺军一进北京城，就直接来个“追赃助饷”，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集团偷逃税款都成天性了，都觉得理所当然了，对李自成在进北京城后的“腐化堕落”异常愤怒，吴三桂直接放后金军进关——理由据说是刘宗敏弓虽女干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各地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集团的武装也纷纷反水向李自成开战——帮吴三桂报夺妾之仇。　　不知深浅的李自成，起初还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屁颠屁颠地进了紫禁城，身登大宝，过了回皇帝瘾，可惜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我犬清和再次反水的官僚地主商人资本家给打回原形，狼狈逃窜。　　所以，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却只坐了18天。　　“腐化堕落”的李自成滚蛋了，南明弘光政权风雨飘摇，藩镇势力已成，早就脱离了明王朝的实际控制，大多是一天都不想在明王朝这条破船上呆了。偶有几个首领还算忠诚，其部下也多有二心。而且各藩镇间矛盾重重，多次发生内讧。没多久，左梦庚、刘泽清、刘良佐部成建制投降我犬清，黄得功、高杰死后，其部下投清。　　可“天命所归”的我犬清也不是什么好鸟。一开始说的好好的，一切照旧，没多久，全变卦了。李自成进北京城后“追赃助饷”，我犬清进了北京城后更狠，不仅挽救了中国的电视剧事业，而且直接跑马圈地——倒霉的可不仅仅是贫下中农，拥有大量土地的京畿地主士绅首当其冲。　　在我犬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圣君”顺治的统治下，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集团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废话，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我犬清，都不允许某个势力长期把持国家权力和经济命脉，劫持国家政权把国家搞得财政破产，让皇帝穿补丁衣服当裤子——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刀把子在手，你人也女马的是个什么东西？　　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集团现在终于有点国家民族意识了，以前掌握了经济命脉，或者掌握了军队当土皇帝，为所欲为的日子多舒服，何苦给我犬清野猪皮家族当狗奴才？　　这时候，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集团突然发现，先被李自成“拯救”了一回，又被我犬清“拯救”了一回，等到他们再次需要“拯救者”时，周围已经没有别的势力可以“拯救”他们了。　　忍！　　忍字心上一把刀！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金声桓、王得仁，先是叛投我犬清，不用我犬清一兵一卒，独力打下江西一省，满以为出了那么大力气，会得到我犬清丰厚的回报，成为封疆大吏，当一回土皇帝，顺治三年(1646)，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不料要求没得到满足，五月，清廷发兵部议奏，驳回他的要求。不仅如此，我犬清派来的官员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眼红金、王在收取江西郡县时凭借武力勒索的金银财宝，对金、王二人敲诈勒索。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忍无可忍的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宣布反清复明。章于天被俘后投降，出任兵部尚书，负责制造炮车。　　李成栋，原是李自成的亲信翻山鹞高杰的部下。高杰和李自成的小老婆邢氏玩婚外情，这对狗男女怕婚外情被李自成发现，就拉队伍叛变格命，受招安当了官军，李成栋便跟随高杰叛变格命。高杰被刺杀后，手下军队叛投我犬清。　　在我犬清攻打江南的过程中，李成栋率部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线进攻，为清方占领了大片地盘。特别是在我犬清第一次进攻广东和广西部分州县的作战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不料清廷在任用著名的汉奸家族佟佳氏家族成员佟养甲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李成栋只被任命为两广提督，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接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1648年正月，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反清归明的消息传来，李成栋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反正易帜。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发动兵变，剪辫改装，用永历年号发布告示，宣布反清归明；总督佟养甲怕死，剪辫，附和反正。　　顺治五年，在北京城当了五年宅男的“东平侯”刘泽清见“如今处处反乱”，断定“清国不会用人(实际上是没重用他)，国运不久了”，忍不住跳了出来，派亲信李化鲸回老家曹州招兵买马，可惜时过境迁，我犬清的汉奸维持会政权早已稳固，李化鲸的动作被发现，被迫提前起事，七月起兵，八月初曹州就被围困，十月初四，城陷，没多久，刘泽清和他的弟弟、侄儿、李化鲸等人被处死。　　明王朝的大同总兵姜镶，先是叛投李自成，李自成失败后，他杀死李自成派来与他共事的“过天星”张天琳，叛投我犬清。由于是三姓家奴，我犬清对其并不信任，多加防范，而我犬清的官员也是狐假虎威，抓住他的各种把柄百般刁难，姜镶热脸贴上我犬清的冷屁股，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不料此时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原本就被整成惊弓之鸟的姜镶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　　于是，姜镶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　　顺治五年这一年，投降我犬清当了伪军的原明军先后有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刘泽清、姜镶等部，看起来似乎是反清浪潮风起云涌，实际上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金声桓、王得仁反清后没多久就被围困，等李成栋出兵时，金、王已经完蛋了。刘泽清反清规模更小；而姜镶倒是声势很大，山西几乎被他吃了下来，可惜他在北方轰轰烈烈，南方却不知道北方发生了什么事。　　若干年后，整个中国都被我犬清征服了，然后康麻子残害忠良，大清国的顶梁柱鳌拜被迫害致死，志得意满的康麻子开始玩兔死狗烹，那些曾经的功臣，也就是一大帮汉奸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走投无路的吴三桂狗急跳墙，只可惜，此时的南明已经灰飞烟灭，永历皇帝也早已被吴三桂亲手用弓弦绞死……　　有个字，叫做“贫”字，这个“贫”字，上面是个“分”字，下面是个“贝”字，意思就是，有些宝贝是不能分的，合在一起，这是个宝贝，一旦把这个宝贝给分了，那就不是宝贝，而是个穷光蛋了。　　没错，军队是这么个宝贝，大明官军，合一块，是个庞然大物，虽说一时拿后金没办法，收拾到处流亡的饥民还是能胜任的。可这个宝贝一旦被各地的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各地藩镇给分了个七零八落，那就再也无法形成整体作用了。　　所以说，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集团最混蛋的地方就在这里了——祸害谁也不能祸害军队啊，一帮子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手里钱越多，就越是没有安全感，就越是需要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巧取豪夺来的巨额财富，就更需要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贫下中农越贫困，越饥饿，就越是需要庞大的军队来震压。　　国家财政破产、防灾工程长期没有投入、饥民得不到赈济等等等等，咱也就不说了，军队——作为一个政权最后的保命手段，军饷居然被官僚商人地主资本家集团长期拖欠。　　与之相匹配的，是军人的地位极其低下。　　大头兵的社会地位和乞丐没太大的区别，各级官僚变着法地克扣军饷，为了不让兵们在一地呆到第二天开饭，官员们让勤王的军队饿着肚子连着调了三个地方就是吃不上饭，把一路勤王军弄得生生溃散投降格命。官僚士绅可以为了整一支军队，弄出市场罢市，兵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寸步难行，丘八们饿急了偷了一只鸡，官僚士绅就要把他们“穿箭游营”，为一只鸡弄出一场震动全国的“吴桥兵变”。　　小丘八如此，将官也强不到哪去。即便象毛文龙那样混到手握重兵镇守一方，被官僚利益集团谋杀了，皇帝照样不当回事。　　这才是最恶心的。　　可以说，最终给明王朝最致命一击的，不是后金，也不是饿得走投无路的贫下中农，而是先被长期欠饷，最后脱离明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大明官军。　　工农兵，兵排在最后，这其实只是给工大哥、农二哥面子，真正最有力量的，是手里攥着刀把子的阿兵哥，把他们惹毛了，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蚊化大格命期间，也有人打军队的主意，要“揪军内一小撮”，幸好耄不糊涂，他批示：“还我长城！”
五、比烂的世界　　的确，明王朝财政破产，内忧外患，某些人甚至认为，明王朝的完蛋是必然了。所以“明亡清兴”也是一种“必然”，阎崇年老师还专门撰写了一本书——《明亡清兴六十年》。　　事实上，明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没错，而我犬清的前身，大金国当时的局势同样强不到哪去。　　野猪皮和他的邪恶帝国的历史，根本就是血腥、屠戮的历史。　　野猪皮率领他的族人，跟在“大反派”李成梁身后，充当李成梁的仆从军，如果说李成梁是个大坏蛋，那么但凡李成梁做了什么坏事，全都有野猪皮一份。所谓的野猪皮“捅一”满族，实际上整个过程不过是狐假虎威，跟在跟在“大反派”李成梁身后为非作歹，借鸡生蛋，扩充自己的势力。　　靠着李成梁的帮忙，野猪皮把周边的女真人、蒙古人、朝鲜人、汉人、索伦人挨个屠戮抢掠了个遍，侥幸没被屠戮的幸存者，被他“整合”为“八旗”，成了他的狗奴才，跟着他再去抢掠别人。　　因此，说是野猪皮“捅一”了满族，实际上，绝大多数满族人，其祖先都是在野猪皮家族的屠戮、抢掠后幸存下来的，也就是说，野猪皮实际上对满族人民的祖先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在野猪皮家族的规划下，旗人是狼狗，圈养起来，随时准备放出去咬人。汉人是牛羊，经济上掠夺，思想上禁锢，成了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而蒙古人则是炮灰加喇嘛，哦不，男人当喇嘛，女人守活寡。　　因为野猪皮的邪恶统治，不甘受奴役的辽东汉民大量逃亡，甚至激烈反抗，隔三差五地向野猪皮的军队和“诸申”投毒，继而发展到小规模的偷袭，造成野猪皮的八旗奴才们伤亡。　　同时，明王朝利用蒙古男人不甘寂寞，崇拜武力，凶狠好斗的天性，大量招募蒙古人加入明军，并花钱向那些天生喜欢打打杀杀的蒙古部族收购野猪皮士兵或“诸申”的人头，一个人头十两银子，这买命钱其实不高，可蒙古人却抢着干，一时间野猪皮统治区遭到蒙古雇佣军和辽东汉民游击队、东江镇游击队的频繁袭击。　　这种袭击，每次造成野猪皮的旗人诸申人员损失并不是特别大，但频率实在太高，很容易造成旗人的恐慌，野猪皮被折腾得焦头烂额，他不得不下令，他的“诸申”不许单身行走，必须十人以上结伴而行，否则罚银子若干。同时，疯狂屠杀反抗他邪恶统治的汉人，常常牵连杀死的不仅仅是肇事者一人，而是成家成族地处死。　　《满文老档》上有这样的记载：　　第三十九册天命七年三月　　十一日　　……　　是日降尽谕曰：“诸申、汉、蒙三国业已合，然三国之光棍盗贼，尚无畏忌。於凤凰城地方，汉人见放牧之人少，即用棍棒击杀之。至盖州地方清点人数，因派出之人少，有乌里堪及纳齐布牛录之二人，被汉人所杀。善延岛之三人前往广宁，被自兀鲁特国来之台吉索诺木所属蒙古人杀害。由锦州迁来之户人四人，被盖州之人杀害。嗣后各处行人，不可过少，务以十人结队而行。如此，则光棍盗贼不敢起杀人之念矣。若结夥不足十人，而九人同行，见者即拿之。罚银九钱，八人者罚银八钱，七人者罚银七钱，一人者罚银五钱。”　　在明王朝的三方封锁、蒙古雇佣军袭击、辽东汉民在东江镇支援下激烈反抗等因素联合作用下，野猪皮集团的扩张到头了。　　野猪皮的僵尸模式，利益分配类似于现代传销，即底层冤大头为其从野猪皮、亲王贝勒、官僚、旗人到汉奸的所有上层买单。　　一旦野猪皮被封锁，底层冤大头无法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下一级的冤大头，这个模式就要陷入瘫痪乃至崩溃。　　一开始，野猪皮也不知道这些招数的厉害，还道伤亡不是很大，他也不是很在意，还有闲工夫大兴土木，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　　但他面对汉人的反抗和逃亡，还是采取了措施：杀戮、集中迁移百姓，具体措施，类似几百年后蝗军搞的“集团部落”和“无人区”政策。　　《满文老档》记载：1623年四月十二日：　　李驸马曰：“尔等南方各地之人，为何叛逃？诸申汗之善恶，尔等不知矣。非如明万历帝怂恿高太监任索银两。得辽东后，未动尔等所住之舍、所耕之田、各自相安而居。沿南海居民因听信毛文龙挑唆之言，杀我之人而叛逃者，遂令迁移之。因尔等叛逃，故令迁移。所迁之民，不给粮食岂食土乎？因迁民无粮，遂取而给之。迁徙之苦，仅此一年，岂有年年受苦之理乎？诸申汗与明帝相战，孰胜即坐投於得胜之汗，以安生业。尔等非军人，又非文武官员，尔等乃平民百姓也，於尔等何罪之有？尔等弃故土、住舍、耕田，叛逃而往，孰将纳尔并给以田舍？”抚顺额驸持此书，前赴复州、盖州……　　这段话是天启三年时的记载，但实际上野猪皮搞“人圈”是在天启二年就已经开始了。　　同时，由于野猪皮被折腾得焦头烂额，因此当王化贞天启二年全军覆没，熊庭弼破罐破摔彻底放弃关外撤到山海关后，野猪皮也无力统治新占领广宁、义州以及辽西走廊。野猪皮便把新占领区的汉民全部迁走。　　《满文老档》(上)　　第三十五册天命七年二月　　二月初四日，汗谕都堂曰：“汗往山海关处看得十三山至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和塔山，皆被抢夺焚毁。至塔山时，有一骑马人、一步行者，先后自山海关逃来，并告称前屯卫、宁运卫皆被抢夺焚毁等语。汗遂由塔山还。所有九卫之人，悉令渡河迁往辽东地方。……令义州一卫迁往盖州。以爱塔为主，并遣广宁旧游击二人，协同新游击监办。令义州另一卫迁往威宁营。令广宁一卫迁往奉集堡……再令三卫迁往沈阳……”　　初七日，　　……大额驸往收右屯卫城内男丁二千八百五十人，家口五千五百七十八人，马五百零九匹，牛六百四十五头，驴七百三十一头。自右屯卫城西收男丁一千六百八十七人，家口三千二百八十六人，马一百九十八匹，牛三百六十五头及驴六百五十五头。右屯卫所属男丁共四千五百三十七人，家口八千八百六十四人，马七百零七匹，牛一千零一头、驴一千三百八十有六头。　　初六日卯时，率户众起行。又缮文具奏有无主之马、牛、驴一百一十二头，猪四百口，羊一百只，布一千八百八十疋。缎衣六十四件及驼二只。河岸之米一千堆，约五万石，城内仓中老米六百五十石二斗，小米一百一十石，黑豆六百九十石五斗四升，粟一百八十石。　　……　　不愿意移民的，被后金军屠杀：　　二月初七日，　　大贝勒、四贝勒往收义州户口，令义州城人迁移，其城人曰：“蒙古於边界屯兵二万，尔等先杀其兵，我即归降。”大贝勒怒，初六日辰时进攻，申时克其城，斩兵三千。　　可以说：自从野猪皮家族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于是，辽东汉民被迁移集中到狭小的地域，变成“八旗”事实上的农奴，由野猪皮所谓的“诸申”严密看管。而辽东汉民被迁移后，留在原地不走的汉民则被野猪皮的狗奴才们尽数屠戮，许多原本辽东汉民生产生活的地方，在野猪皮的移民并村之下，成为只有死尸和废墟，没有活人和炊烟的“无人区”。　　八旗人数有限，看管起来肯定有困难，所以汉人所在的区域范围狭小，耕地严重不足；同时，辽东大量肥沃的黑土地被抛荒。这种措施和几百年后曰本狗强盗建设“集团部落”、人为制造“无人区”非常类似——哦不，应该说，曰本法西斯的反人类罪行，根本就是师从于野猪皮法西斯的反人类手段。　　野猪皮的邪恶统治导致辽东饥荒不断，进而导致辽东汉民更大规模的逃亡和更加激烈的反抗。　　野猪皮和蝗军不同，蝗军本土远离战场，就算占领区经济彻底完蛋，还有本土可以抽调物资、派遣军队，实际上，1937年到1945年，蝗军不仅本土稳定，连东北的炕曰游击队也因为长期得不到校长的支持而最终失败(这个自然，炕联是TG拉起来的，校长不可能支持他们)，最终撤入苏修境内，勉强维持个形式上的存在，导致蝗军在炕战打成相持，又无法在关内占领区维持统治时，敢于搞“集团部落”，实在不行了，干脆抽调主力发动太平洋战争，抽调蝗军部队去打东南亚，只留下少量蝗军，大力扶植黄鞋军勉强应付TG——反正还有本土和那个所谓的“满州国”，他们对华北的统治被兔子搞烂了他们也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即便东北的土地大量抛荒，大核民族同样可以从本土抽调人员组成“开拓团”，对空余土地进行利用。　　而野猪皮不同，他当时还没能把自己统治区的汉民反抗清理干净，只能在自己的所有统治区搞移民并村，在定居地外搞无人区。这种措施或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有个致命的地方——大量肥沃的土地被抛荒的同时，汉民的耕地严重不足——野猪皮的“诸申”人口本来就少，以往又多是渔猎为生，让他们象大核民族的“开拓团”那样去种抛荒了的土地，先不说专业不对口，人口就不够。
　　而且那个时代是小冰河时代，辽东跟陕西等地一样同样是重灾区，不仅气候寒冷，可耕种时间短，而且时不时发生旱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下，辽东饥荒不断，比明王朝的陕西等地要严重得多，从我看过的满文老档里记载的就有两次，　　一次是天启四年开始的，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粮食价格高得吓人——每升粮食银一两。　　当时野猪皮下令汉人要如实申报所有粮谷的数量，然后按人口定量。他不许汉人私卖粮食，要底价卖给汗的官衙。汉人缺粮食，向官仓购买，每升银一两。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一般来说一石是十斗，一斗，有人说是三升，有人说是十升，清妖的度量衡我不是很懂，但一石米，估计至少得卖30两银子那是跑不掉的了。而在明朝时期，一般地方的粮食价格是一石米卖一两银子，到崇祯年陕西发生饥荒，一石米卖个六到十二两银子的时候，高迎祥李自成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造反了。　　野猪皮的措施跟金二胖差不多，先养活军队，平民管他去死。事实上汉民被饿死无数，而他的八旗“诸申”饿死得不多，“每升银一两”是汉民购买粮食的价格。　　所以，汉民反抗得异常激烈，尤其是断粮的汉民，反抗是被杀，不反抗是饿死。　　于是野猪皮做出了件灭绝人性的事——杀“无粮人”——与其等到无粮汉民起来造反后再杀，还不如先下手为强，直接把“无粮人”全部杀掉——省得你们造反。　　先是搞了次“人口普查”，对“无粮人”登记造册：　　第六十册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　　“初五日，遗书前往量粮之诸大臣曰：‘奉汗谕：赴英额、赫彻穆、穆奇、玛尔墩、扎库穆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著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凡一口有诸申斗六、七斗者，准其居住。一口有五斗者，或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经核计若可以生活，则准其居住之。计之不敷者，则计入无粮之人数内。并将无粮之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　　然后野猪开始了灭绝人性的杀“无粮人”。　　第六十一册天命九年正月至六月　　“二十七日，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　　之后，汉民的反抗和野猪皮家族的屠戮持续不断。　　第六十六册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至十月　　初四日，齐玛纳、苏纳哈来报：塔拜阿哥获男丁四百人、户人九百口。阿拜阿哥、巴布泰阿哥获男丁二百人，户人六百口。（原注：所谓获男丁及户人者，乃掳自东部沿海之部。）　　汗曰：“我等常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分别屯中之汉人。常言道：豹子好辨，人心难测。为恐尔等听信奸巧之言，当以中正之心察辨之。凡以彼方所遣奸细之言，煽惑本地乡民者，皆属非我保举之官，或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书生，大臣等人。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原注：正法即杀之。”）为我建城池，出官差之人则建庄屯养之。无妻孥独身之人及应加豢养之人，则养之，赐以妻、衣、牛、驴、粮等，命建庄屯。而不该豢养之独身者及不从命者，亦加正法由八贝勒庄屯之汉人起凡入诸申家之人，皆执之，照例甄别之。诸申中之荒诞不屑者，若以家中无有或不知而隐匿不举，则罪之。明时非千总、今经我委以千总之人，向来居住沈阳其父母户口皆投来者，则免之。家虽住沈阳但未携父母、未携妻室，只以外妾假充居住之名者，不准居住。向未居住，因九月以来，耀州，海州之消息使其惊恐而来沈阳之人，不准居住，照例甄别之。为恐於甄别时如以前一样，贿银而免之，故对沈阳、抚顺、开原、铁领所属之人，比他处之人从宽甄别之。由广宁迁来之人，亦按抚顺、沈阳之人从宽甄别之。一庄编设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庄头兄弟计入十三男丁之数内。将庄头带来沈阳，陪住於牛录额真之家，二庄头之家住於一处。有事，则令二庄头轮番值班前往催办，诸申勿管之。庄头之名、庄内十二男丁之名及牛、驴毛色皆缮清单，交该屯章京，然后由前往之大臣造册带来。”　　杀汉人时，汗命出示彼等倡乱行恶之布告曰：“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地方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故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之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於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总之，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小人修城，奸细难容，即使逃去，亦仅其只身而已，故养小人者，即为是也。若置养育之人於中间之地，则受诸申之侵害。故皆建为汗与贝勒之庄屯，一庄给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垧，二十垧为官田，八十垧供尔等食用。”　　诸贝勒曰：“众汉官，著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使尔等脸面无光。”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於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一备御赏给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后为聪睿汗惜而止之，查所馀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馀名。各配以男丁二人，免役赋。附图：佟·野猪皮　　到野猪皮嗝屁后，黄台吉登上了“汗”位，号“天聪汗”。　　然后，黄台吉就遇上了比天启四年更可怕的饥荒：　　《满文老档》(下)　　第六册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至六月(六月)二十三日，汗论执政诸大臣曰：“详查各旗所属之人孰能耕种孰不能耕种，孰有种、孰无粮。……官员有受贿者，亦罪之。前因扎尔库敛民食物，已正法矣。”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看清楚了：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本来，当时粮食的价格是一石米一两银子左右，此刻黄台吉那边却是在天启七年六月期间达到“一金斗粮价银八两”，也就是说，一石米差不多要八十两银子，这个价格不仅比若干年后陕西李自成他们造反时一石米六到十二两银子的价格要恐怖得多，甚至比上后金天启三年那一次饥荒时的粮食价格更加吓人。　　也就是说，野猪皮家族的邪恶帝国，从建立之初一直到天启七年宁锦“大捷”前后，经济形势一直很糟糕。虽然野猪皮家族的八旗“铁骑”战斗力很强大，能完爆当时的明军，但糟糕的经济状况和辽东汉民的激烈反抗限制了这个邪恶帝国的扩张，并使得野猪皮家族的统治摇摇欲坠：“民中有食人肉者”、“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而且，经济上首先崩溃的，显然不是明王朝，而是大金国，明王朝直到崇祯年，陕西粮食价格才爆涨到一石米卖个六到十二两银子，而野猪皮的大金国却是在天启四年粮食价格就达到“每升银一两”。并且大饥荒闹了还不止一次。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大金国在明王朝破产之前早就该崩溃了。但我们都知道，事实偏偏是，这个经济崩溃，辽东汉民从大几百万下降到吴三桂开关时连八旗诸申带辽东汉民总人口不到百万的邪恶帝国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征服了中国。　　元方，你怎么看？　　大人，这不科学！　　一定有若干原因帮着这个邪恶帝国吊住一口气，使得其苟延残喘。　　让我们来看看辽东人口的大致变动情况：　　野猪皮“七大恨”之前，辽东的女真人、蒙古人、朝鲜人、汉人等等等等，有至少五六百万人，当时的辽东少数民族，被明王朝统统当成“女真人”，粗糙地划分为“建州女贞”、“海西女真”就“野人女真”，今天东北的满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锡克族等少数民族到底哪个民族对应哪个“女真”，我至今没搞明白，只知道这些“诸申”经过野猪皮的抢掠、屠戮后，幸存者大约有二三十万，被野猪皮编为“八旗”。　　野猪皮灭掉辽东明军后，由于倒行逆施，导致辽东连年饥荒、野猪皮为减少粮食消耗而杀“无粮人”，以及饿死、病死等各种因素，到吴三桂放我犬清入关前，大金国总人口——连诸申带残余汉民不到百万——这还没扣除黄台吉五次率军到关内抢掠走的大量汉民，印象里头至少有30万人。　　——也就是说，辽东原先的汉人几乎被我犬清杀绝了——人都死光了，自然无法再反抗我犬清的统治。　　——等度过危机了，野猪皮家族再率军到明王朝那里去抢掠人口。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没错，明王朝的确很烂，土地兼并、官僚贪腐把国家财政搞破产，弄出无数饥民。但明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这个王朝不够歹毒、不够丧心病狂，如果老朱家象野猪皮家族把辽东汉民杀绝那样灭绝人性，把陕西、山西，以及各闹饥荒起来造反的中原省份的饥民斩尽杀绝，那么这个王朝会跟我犬清一样可以继续苟延残喘下去。　　再想想太平天国失败后，我犬清的疯狂屠戮造成人口的锐减，诸位可曾明白了些什么？
六、某些人不愿意让百姓知道的历史　　似乎，好象，还是有点不对劲……　　对了，野猪皮强盗集团虽然够歹毒，够丧心病狂，他们可以把辽东汉民杀绝，可问题是，没人给他们当奴才，为他们生产粮食，他们就得出去抢掠，不然，就得饿死，或者散伙进深山老林里当野人。　　问题是，尽管辽东汉民几乎被杀绝，即便侥幸没被杀的，也大多逃亡到东江镇，残存的当了黄鞋军，野猪皮统治区的抵抗的确是弱了些，可毛文龙的东江镇还在啊，往往野猪皮率领他的强盗集团到蒙古、到辽西走廊去“扫荡”的时候，毛文龙都要带领东江镇的难民军去端野猪皮的老窝，连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为中国人指定的那个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也不得不承认：　　“孰知毛文龙迳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在明王朝的辽西关宁“铁骑”、蒙古亲明部族、朝鲜、明军东江镇等多方封锁下，野猪皮强盗集团实际上处境很艰难，都已经到了经济彻底崩溃，基本断粮的程度，就这么个已经走投无路的强盗集团，居然最终灭亡了中国，实现了“明亡清兴”——这不科学。　　可以确定的是，明末清初许多历史事实是被某些编写历史的人刻意隐瞒下来而不为人知的，如我犬清在天启年间多次发生大饥荒。　　——连这些都不让人知道，我犬清是如何度过这几场饥荒就更是不为人知了。　　所以，我们只好根据现有的史料，进行一些分析：　　《满文老档》(下)　　第六册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至六月(六月)“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注意这条记录的时间：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再来看看阎崇年老师为中国人指定的那个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指挥的传说中著名的宁锦“大捷”，发生的时间，正是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开始的。　　这一战的结果，是辽西走廊二十多个堡垒，除了锦州、宁远、大福堡三处没有被攻破外，其他堡垒全部被黄台吉率领的后金军攻破，大量钱粮、物资被抢；大量在辽西走廊屯田的关宁施工队被俘，被阿黄掳掠回去当包衣阿哈，给野猪皮家族的“诸申”种地。　　百度贴吧袁崇焕吧的资深吧友玄_同声称因为锦州、宁远、大福堡三处“核心阵地”没被攻破，所以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　　仔细想想似乎什么地方有些不对：1948年，东北苠主联军在林彪的指挥下发动“冬季攻势”，东北的国军在陈诚陈司令长官的指挥下，守住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处“核心阵地”，打退了林秃子的进攻，取得了长锦“大捷”……　　只不过长锦“大捷”后，陈小鬼“被小人陷害”，不得不装病辞职，回家疗养。只是他的烂摊子几乎没人敢接任，万不得已，陈小鬼的老婆跑到卫立煌家哭哭啼啼，求卫司令长官接手东北。　　——历史惊人地相似：阎崇年老师为中国人指定的那个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袁大“将军”也是在宁锦“大捷”后，“被小人陷害”，不得不装病辞职，回家疗养去了。　　巡抚辽东袁崇焕奏：“奴子妄心骄气，何所不逞。我欲合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我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后。若锦失，奴又必以困锦之兵困宁，与中右一路乘胜而下即及关门……”　　……说到哪了？ok！话说宁锦“大捷”后，阿黄抢到了足够的钱粮、物资、人口，顺利摆平了恐怖的饥荒。　　这时候有人要问了：不是说毛文龙的东江镇还在敌后牵制么？怎么这次没动静了？莫非毛文龙是只吃饭不干活，“劳师糜饷”？　　再来看看宁锦“大捷”前发生的事：　　天启七年一月至四月，阿黄在进攻辽西走廊之前，先攻打朝鲜和东江镇。　　此战结果，朝鲜投降，若干年后袁崇焕杀毛文龙时，拿这一战说事：“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问题是，当朝鲜和东江镇被后金进攻时，袁崇焕一边跟阿黄议和，一边给八千女鬼修生祠，至于朝鲜和东江镇吃紧，督师没有增援。　　当然今天一些人为督师洗地，说阿黄只出动了部分兵力，老窝里还留下足够的兵力，所以督师没法支援。反正年代久远，这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已经很难考证了。　　只不过《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里记载着：“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谨题当道诸名公：‘毛帅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若干年后却说毛文龙“丧军无算”，不知道这算不算帮毛文龙隐瞒败绩，是“掩败为功”的同案犯？　　不管毛文龙是胜了还是败了，反正毛文龙吃紧的时候督师无动于衷，而当阿黄调头攻打辽西走廊时，目前的史料也缺乏毛文龙象以往那样出兵牵制的记载。　　——或许，东江镇是真的败了；或许，即便取胜了，东江镇也伤了元气，只能自保；又或许，东江镇获胜还有能力捣虚，但毛文龙认为我吃紧的时候你不拉一把，你吃紧了关我毛事？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袁崇焕当上辽东巡抚后鼓吹“移镇”，阴了毛文龙一把，鼓吹“移镇”，把东江镇搞得军心大乱，人员大量逃亡。　　某些人到今天还在鼓吹“移镇”的“必要性”，只是袁崇焕扇了这些人一个大嘴巴——他在杀掉毛文龙后，不提“移镇”了，不搞封锁了，相反，他还要朝廷出钱出物资加强东江镇，东江镇的军费开支不减反增，至于袁崇焕从中贪污掉多少，就只有天知道了。　　因此，在“移镇”事件的影响下，东江镇只能自保的可能性更大。　　阿黄在宁锦“大捷”后度过饥荒，这是偶然还是必然？让我们再来看看明王朝在辽东问题上的战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就会看出许多诡异的地方。
七、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崇祯当上皇帝后，袁崇焕是这样向崇祯阐述他的“战略”：“辽事恢复之计，不外前之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人者与为人用者所得与。夫驭边臣者与他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故当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我皇上爱臣至而知臣深，臣何必过为不必然之惧，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　　不得不承认，这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非常具有煽动性，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督师的战略和我党炕战时期对付蝗军的手段接近——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民众中建立抵抗政权，军队能达到无穷的兵源而不断地变得强大，异族强盗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疲于奔命，被不断削弱，最终被赶出国土——至于你们信不信，崇祯反正信了。　　只不过，史实果真如此么？　　八年炕战，我党在校长那里也没得到过多少军饷，国际上的援助那是校长才能弄到的，没我党什么事。到了中期，我党和校长常凯申频繁摩擦，军饷的事就更别提了，可我党却能在八年炕战中发展壮大。　　督师的关宁“铁骑”又是如何呢？稍微搜索了下史料，我们就会知道明王朝每年在辽事投入大几百万两银子。　　二者能比么？　　实际上，此时明王朝的财政早就破产了，这笔钱，是老朱家皇帝东挪西凑能拿出来的全部。军队当中，除了关宁“铁骑”，明王朝的其他军队长期欠饷——不是说“以辽土养辽人”么？怎么明王朝每年的投入都这么惊人？！　　这不科学！　　看一下前因后果吧：　　起初，是王在晋掌权。从史料上看，王在晋当时主张放弃包括辽西走廊在内的关外，着重防守山海关，并提出修重城等一整套方案，申请的经费也就是九十到一百万两，我犬清修的《明史》，对王在晋的评价不高，而鼓吹“收复”辽西走廊的袁崇焕被我犬清的史书捧得很高。　　中国最伟大的武侠小说家金庸老师在他那本“袁崇焕评传”里对王在晋的评价同样不高：“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懂军事，胆子又小，听说袁崇焕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　　王在晋被赶下了台，孙承宗上。　　孙阁老的战略，据说是采纳了袁崇焕的建议，似乎有些类似国军三十年代第五次“围剿”兔子的战术——堡垒战术。　　不同的地方是，以当时的条件，修堡垒比修碉堡困难得多。一路修堡垒，时间长不要紧，慢慢修，工程量大没关系，把关宁军和百姓全变成施工队，人多力量大，人太多消耗粮食太多也没关系，屯田，一边种田一边施工，最后把堡垒修到沈阳去，困死野猪皮。　　——又是袁崇焕。　　如果不考虑实际条件，任何战略从理论上讲，都有成功的可能性。　　只是实际情况不允许。　　国军“围剿”TG，他们修碉堡，明军修城池。碉堡和城池哪个成本高，不用我多说。　　国军“围剿”TG，碉堡的主要火力是几十斤重的机枪，好象是重了点，可明军修堡垒，堡垒的主要火力，据说是红夷大炮，这玩意射速跟机枪没法比，机枪一分钟几十甚至上百发子弹，红夷大炮几分钟一发炮弹，这先不说，机枪只有几十斤重，红夷大炮几千斤重。　　国军“围剿”TG，尽管拿TG的游击战、运动战没招，可国军只要步步为营，打阵地战，那是TG拿国军没招，而关宁铁骑打野猪皮，野猪皮一来，关宁铁骑如果不缩进堡垒里当乌龟，那是铁定要完蛋的——甭和他们提什么阵地战。　　这种情况下，从山海关外修堡垒开始修起，一直修到锦州，一路上要修二十多个堡垒，至于小据点更多。　　考虑到堡垒被攻击时，明军由于不敢象国军那样去增援，跟敌人打阵地战为被围困的堡垒解围，所以每个堡垒都必须部署重兵，并且囤积够足够的粮食才不会被攻破。　　所以，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关外二十多处堡垒，能保存下来的最多三座。　　也就是说，被攻破的堡垒，堡垒里的人员要么被杀被俘，少量运气好的逃走，武器、物资粮食往往连销毁都来不及就被清妖抢走。想想明王朝每年在辽事上投入大几百万两银子，就算明王朝文官武将“堡垒修到哪里，腐败就延伸到哪里”，落入清妖手里的粮食、武器和物资也都不会少到哪去。　　而这个堡垒战略，按袁粉的说法，正是袁崇焕提出来，被孙承宗采纳，并上报皇帝，得到批准，并为此赶走反对这个战略的王在晋。　　以宁远“大捷”的数据作为参考，袁崇焕守住宁远城所用的兵力是二万。　　事实上宁远一战，清妖在宁远的城墙上已经挖了个大洞，只是因为是天寒地冻，城墙里的泥土被洞住，挖出个大洞了，城墙都没象一般情况想那样倒塌。不过我们给袁粉一个面子，就当没这事，就当能守住宁远必须有二万守军。　　那好，要想让所有的堡垒都不被攻破，要做的，就是所有的堡垒都得象宁远那样坚固，并且都得有两万守军。否则……　　辽西走廊，从山海关外算起到锦州，二十多个堡垒，算20个，每个堡垒两万守军，嗯，先不考虑修堡垒的工程款，光守军，就得养40万。　　而且这40万关宁铁骑还必须是实际数字，不能是帐面上的数字。因为官僚会吃空额，名义上是40万，实际上有没有30万都不好说，关宁军原本花名册上有近12万军队，到了打仗的时候，官员上报说实际兵力不到六万。也就是说，纸面上的军队数量得有80万，实际兵力才能达到40万，这样才能守住关外20个堡垒。　　养花名册上不到12万人，明王朝就每年投入四五百万两银子，养花名册上80万人，就得三千万两银子以上。　　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说：“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只是明王朝要到哪去弄这每年两千多万两粮饷？　　这种战略，攻攻不动，守守不住，两次“大捷”，都是二十多处堡垒被后金军扫荡的最多剩三处，并且大量钱粮物资人员被掳走。　　惟独有个好处——方便贪污。　　现代人都知道，搞那么多个守不住的工程，最方便贪污工程款，敌人来扫荡，堡垒被攻破，然后被拆毁，造成大量财产损失、人员伤亡溃散的同时也会将所有贪污工程款的痕迹毁灭得干干净净。所以，堡垒修到哪里，腐败就延伸到哪里。　　花名册上近12万关宁军，分散在二十几处堡垒里，后金来扫荡，兵败如山倒，人员被毙伤俘、逃跑溃散，一场败仗下来，所有吃空额的痕迹也被消除得干干净净。　　不堪野猪皮家族屠戮迫害而逃亡过来的辽东难民就这样成了辽西将门的农奴，编制上近12万的关宁军就成了袁崇焕和辽西将门的农奴兼施工队，辽民和关宁军就这样被他们给戴了表，辽土没能把辽民、关宁军养得强壮，却养肥了袁崇焕和辽西将门这帮吸血鬼、吞金兽，明王朝每年砸锅卖铁地投入也没能让辽民、关宁军战力提升，却把辽西将门养成了不受朝廷控制的藩镇，只拿粮饷不好好打仗，捎带让后金抢走大量钱粮物资，度过了最危险的饥荒。　　所以，孙阁老的经营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他当初采纳袁崇焕的计划时显然没考虑到这些，至于袁崇焕有没考虑到这一点只有天晓得。　　于是他孙承宗多次辞职，只是他和八千女鬼一样，是天启最亲信的人，天启坚决不同意——这么庞大的关宁军，这么多钱的投入，你孙老师辞职了，让别人干天启能放心么？　　老实说，孙承宗倒未必存了什么坏心，未必真的在巨额辽事经费上贪污，他只是知识结构欠缺，在经济上算不清楚，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严重偏科。　　但袁崇焕未必。他父亲是商人，弟弟也是商人，他算不清这笔帐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他这么搞是什么目的，天晓得。　　孙承宗是个好人，我不得不给他发张好人卡，他手下的人，文官、武将都升官了，还升了不少级，如马世龙、满桂、赵率教、祖大寿、阎鸣泰、袁崇焕等一大帮人，原本官职、资历都不高，军队一路扩编，官员也一路升官，总兵、副将封了无数，军队达到近12万人，下面的人升官又发财——废话，朝廷的财政收入几乎都在这里了。　　所谓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民”，依靠袁崇焕和辽西将门这帮人，结果自然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柳河战败，前锋只有不到千人被清妖歼灭，然后后面的军队全跑光了，真应了王在晋的那句话：“食粮则有，临敌则无”。
十、从政治经济角度进行的一些猜测　　从袁崇焕升官到辞职滚蛋，一年多时间，不知道袁崇焕捞了多少，反正他崇祯年复出的时候，是贿赂了内阁成员钱龙锡。　　先不说宁锦到底是“大捷”还是大劫，看看袁崇焕做了什么：　　袁就任辽东巡抚这一年，明王朝给察哈尔(插罕)林丹汗的“插赏”被停。插赏被各路官僚潜规则，留下一笔谁都说不清楚的烂帐。　　明王朝向蒙古人收购清妖人头的赏金被停。　　袁跟清妖议和。　　注意：明王朝是反清妖联盟的老大，老大跟清妖议和，一旦成功，底下蒙古各部族以及朝鲜等小弟就得面对清妖的全部压力，跟清妖单方面议和，等于把所有小弟都给卖了。　　的确，蒙古人没多少文化，蒙古人很纯朴，但人家不傻，尤其是那些部族首领，几乎全是在勾心斗角中幸存下来的，早就从纯朴牧民进化为职业流氓了，这种人不可能甘心当冤大头。既然大明朝不仗义，这些人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结果，袁崇焕跟黄台吉和没议成，蒙古各部族纷纷脱离反清妖联盟，然后接二连三地倒向清妖。　　只剩下个和后金仇深似海的林丹汗，这货身份特殊——黄金家族的子孙，想当成吉思汗第二的家伙，就算他现在愿意倒向后金，后金也不敢接受他，于是林丹汗势力被严重削弱，被后金撵得鸡飞狗跳，更恶心的是明朝的经济援助——“插赏”被袁崇焕和一帮文官给贪污、亏空掉，再无翻身的机会，到后期基本就是后金军来打他，他就带着他的部族迁徙，根本不敢接战，最后郁闷病死。　　鼓吹移镇，意思是朝廷在辽西的防御能力足够了，毛文龙在敌后没起什么作用，应该移镇，结果东江镇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大量人员逃亡，同时，袁还向东江镇大量招募丁壮。要知道，关宁军军饷比毛文龙高得多，人往高处走，许多人被挖走，于是毛文龙被严重削弱。而这也是，毛文龙天启七年被袭击时措手不及的原因之一。　　这些行为，多少都跟钱有一定关系，“插赏”被停，收购人头的赏金取消。　　原本锦州没人驻守，而且野猪皮也不要。　　袁崇焕要，他在这一带修了三座城。为了这，他不救朝鲜、东江镇。　　说穿了，很有可能是利用大小建筑工地克扣经费、玩假冒伪劣，想胡乱通过验收。　　有句话：一次是偶然，两次是巧合，三次是奇迹，而十次八次的，搪塞的理由根本没人信。可以说，只要是打击清妖的，全被袁崇焕给挨个坑过去，要么坑死，要么坑残。　　袁崇焕在崇祯当上皇帝后贿/赂钱龙锡，得到钱龙锡的推荐，重新上台，然后在崇祯面前吹嘘“五年平辽”。　　平成啥样不知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空月马乾”，意思是，军队还没装备战马，就预支若干“草料银子”，这笔钱据说用来买马。搞到最后这笔钱成了笔烂帐，有多少钱买了马匹不好说，却有不少落进了袁崇焕和钱龙锡的口袋，以至有史料说“当龙锡出都,细软数万,皆崇焕马价寄之”。　　来回折腾之下，关宁铁骑帐面上据说有八万多匹马，而到了清妖绕道蒙古破关，袁崇焕“进京擒王”的时候，却只带了九千骑兵。马到哪里去了？可想而知，袁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袁当权的几年，就是腐/败的几年。袁崇焕官当到哪里，腐\败就延伸到哪里。　　袁崇焕好不容易当上辽东巡抚，却发现后金连年饥荒，经济早已崩溃，局势岌岌可危，袁崇焕深深地明白：当清妖真正完蛋的时候，就是辽东每年大几百万两银子的投入结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