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工，拍一部属于自己身份的纪录片
奂才是西安蓝田县一位农民，受吴文光“村民影像计划”的影响，爱上了影像纪录。现在已经有近10部作品问世。他刚刚完成的《西万公司》，是他用6年时间，在打工过程中用手机拍摄的一部表现农民工城市生活状态的纪录片，前不久，在西安知无知文化空间首映，很受欢迎。事后，是我专门约他写了 这篇拍摄散记，讲讲他拍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奂才兄敏于事而讷于言，我最早认识他，还在西安工作时。有一年我们教纪录片课的董阳老师说要请一位拍纪录片的农民到课堂上和同学们交流，我有点好奇，就去看他。我进去时，他正在给学生放他拍的片子，在灯光昏暗的教室里，他看得很专注，屏幕上出现一对村民两口子在床上说话，妻子反对丈夫学习拍录像，一口一个“锤子”，他淡淡地跟我说：”这是我老婆。“整个过程，我印象中他只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放的这部影片《我的村庄子2007》很受好评，这段他与妻子在床上的黑暗对话，被章梦奇导演誉为他“至今看过印象最深的诗意长镜头之一。”
这些年，由于技术的发展，影像制作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了。拿起一台DV，一部手机，一位农民也可拍片子、做导演，构成了一道“参与式传播”的新景观。对农民而言，这当然是一种赋权，愿更多的农民兄弟能像奂才这样，种地务工之余，还能随手纪录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
《西万公司》拍摄侧记
图文｜张奂才
市，是怎么回事
冬天，在人市里找活的女农民工
只有去了“人市”，才了解“人市”这一奇怪的叫法
记得我在”在父亲那一辈人的口里，我听到西安以前的四个城门洞子都有”人市”，小时候也是不懂，就问那些叔叔大爷们:“为啥叫人市？”大爷叔叔就在我的头上弹个嘣蛋（指头弹头皮，有点痛）说“瓜的，牛市羊市你知道不？”牛市羊市自然是知道些，可是人？人也是买卖的么？这个疑问在心里好像一直盘旋了好久、好久。
我后来也知道西安有东羊市西羊市还有鸡市，也还有骡马市，并且慢慢有又开始红火了的“人市”，唯独骡马市再也找不到骡马，而东羊市西羊市也没了卖羊的踪迹。
听说人市在解放前是红火的，但是历史有多久说不清。解放后直到集体化以前都很红火。
人市萧条于农业集体化，大约是之后，到了1958年以后的几十年都绝了踪迹。八十年代称作改革开放，慢慢有农村人偷偷在城门洞子里揽活，慢慢地，人又开始聚集，人市重新兴起。四个城门面向西安城的南北东西，好像也就只盛纳城门那个方向的乡下人。比如当时“南门人市”就是聚集了蓝田、长安和周至、户县的人，北门人市则是接泾阳、三原、高陵、蒲城的，“东门人市”是来自灞桥、临潼、渭南为主的，“西门人市”则是咸阳、礼泉、乾县的，这种现象代表了西安四个城门四个人市的方言特色，然而这种特色维持时间不是很长。
八九十年代的西安发展重点在城南，于是“南门人市”格外红火，吸引了其他城门洞子的打工者，从此南门人市各地的方言都有，慢慢地还有了来自河南、山西、甘肃的乡下人，“南门人市”成了全国农民在西安打工的“大乐园”。这种现象也没维持多久，因为南门的城门洞子经常堵，那会就好像有了管市容的？他们把这些农民工给冲散，这些民工就往东撤，后来就有了文昌门口文艺路人市，占着西安人市的半壁江山。
只有去了“人市”，才了解“人市”这一奇怪的叫法，不就是乡下人到了城市叫卖劳力，然后城里人拿钱，就是想买这些乡下人的苦力嘛，有买卖，大约就为“市”了。
怎么想到要拍“人市”
几十个农民工就这样的旁边傻看着，那个偷窃者好像是做表演，每有一件新发现就得意的做个鬼脸，然后我的乡党说:“你看他，像是医生给人做手术呢！”，我一听，太形象了！这狗日的窃贼！要是电视台来把他偷窃的全过程拍下来的话……
我入西安的人市迟，已经是1998年。
那会还叫“文艺路人市”，在出文昌门跟环城南路交叉的西南角，有铁栏杆围成的大约十亩地大的空地。
人市鼎盛的时侯，每天几乎在这里找活干的农民工们能把整个空地给站满。那会的人市管理不是很好，只是铁门的口子有几个戴着劳动监察牌牌的人管理，人市里确实有好几帮的闲人，每天喝酒打架闹事，没钱花就找这些找活的农民工们的麻烦。
我目睹过这样一件怪事:一个农民工秋日里在人市的一个旧凳子上午睡，头上枕着旧布包，身上穿着好几层旧衣衫，一个长毛闲人蹲在长睡不醒的农民工身旁，拨开农民工捂在肚皮上的手，先是把农民工外面的口袋翻了个遍，掏出二元钱的毛毛钱，打火机，还有可能是上厕所用的纸片。然后解开熟睡民工的外衣纽扣，手伸进里面衣服的口袋，接着再解开贴身衬衣，从衬衣的里口袋里掏出两张十元，一张两元，还有两张一元。做这些事时其专心，其旁若无人，其厚颜无耻让人气愤，我真想上前揪他，却被乡党按住，他悄悄在我耳边说:“他不是一个，跟前还有三个闲人呢，他一喊，至少来十几个，还不把你给打死？”我见好像是有个那个被偷的小伙的乡党，也是义愤填膺的样子，却同样是空攥着拳头敢怒不敢言。
几十个农民工就这样的旁边傻看着，那个偷窃者好像是做表演，每有一件新发现就得意的做个鬼脸，然后我的乡党说:“你看他，像是医生给人做手术呢！”，我一听，太形象了！这狗日的窃贼！要是电视台来把他偷窃的全过程拍下来的话……
当然人市每天奇奇怪怪好多事，就连一个铁栅栏外面的路人也不可能知道。还有这些农民工们每天的吃喝拉撒，晚上睡城门洞，睡城河边。就那个一天挣不到十几元的工价，上市场的臭厕所还要二毛钱？然后遍地都是大小便，到处都能闻到尿骚味。我记得我大约是好面子的民工里面的一类人，经常是憋着撑不住了，就跑几百米远的城墙里的书院门有个家属院的公厕里大小便。那会没能力拍到，要是拍到了的话，如今或者以后的看见会觉得有趣，当然这是后来这么想。
农民工出发了
万公司”有球用？那是深埋在农民心中的一个梦
“西万公司”一词能在农民工群体里传播，得到农民工们的一致认同，可见“西万公司”代表了一辈农民工心里潜在的愿望:当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那个深深埋在进城农民心中的美好的梦。
我在猜想，说出“西万公司”的农民工多牛逼？
人市里其实啥人都有，也不乏乡村里的有文化人，即所谓城市文化人说的走出的“乡村精英”。
而“西万公司”一词能在农民工群体里传播，得到农民工们的一致认同，可见“西万公司”代表了一辈农民工心里潜在的愿望:当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那个深深埋在进城农民心中的美好的梦。
农民工，说他们自己在城市讨生活端的是“泥饭碗”。跟城市的市民工人差一大截呢！没有人家正式工人有商品粮吃（那会供应的商品粮便宜），有节假日有医保有奖金有福利待遇有降温费保暖费退休了还有退休金。农民啥啥都没有！农民也没有人家城市人皮肤白，没有人家穿的好，走在城市街道，经常会遭一些城市人的白眼。
但是却没人说有个“城门洞子公司”，也没说“文艺路公司”、“文昌门公司”、“西门公司”、“半坡公司”或者是“张家堡公司”，却独独有“西万公司”红杏出墙？而应该说后来的西安发展让西安的“人市”也大发展，于是，西安南北，几乎是同时诞生了西万路人市与张家堡人市，而西安的东西，又分别诞生了韩森寨人市、半坡人市与西门人市、土门人市。然而，也没人说“韩森寨公司”、“土门公司”，而独独有“西万公司”？这确实说明了这个很有才的、发明了“西万公司”名称的农民工当时就是在西万路人市上长期找活的。
“西万公司”的另一含义是调侃，这个空有虚名的公司，这个只是民工们心目中的梦想公司，公司领导是谁？是“人市”上的管理者，就是每天把他们从马路上往劳务市场大院子驱赶的那些人，也有城管们，市容的人，公园里的管理者，村子租房的房东，这些“公司里的领导们只“负责”骂撵赶，不管发福利发工资，“西万公司”有球用？就农民工心目中一个梦。农民工出去干活了，人家问:你们是哪的？民工们说“西万公司的”，在人市里找活，人家问:你是哪的？农工们笑着答:“俺是西万公司的”。哈哈哈哈！
在文艺路那会儿的人市，有两个晚上落脚的地方：一个是西安南郊的北池头，一个是南门东口的仁义村。那会儿的农民工没有现在的农民工“奢侈”，百分之九十九都租不起房子，晚上睡大铺，大铺是地铺，仁义村和北池头有好多的这样的供农民工歇住的“旅馆”，住一晚上一毛钱两毛钱三毛钱五毛钱的往上涨，涨到了后来一块钱一块五两块钱。
我那会也是经常的在仁义村和北池头两个地方睡地铺，那地铺说来故事多，比如人腿弯弯套腿弯弯睡，说是翻身，喊“一二三”，十几个、二十几个同时翻，晚上谁起来大小便，不是踩了这个的头就是踩了那个的胳膊，整夜都能听到有人骂有人忙着赔不是。然后地铺里的虱子、跳蚤、臭繬也凑热闹，有人皮肤过敏，整夜骂骂咧咧，大呼小叫地逮跳蚤。
那时候挣着一点工钱，夜里都发愁没地方藏，人穷了好像都成了贼，每晚上都有叫着骂着！说丢了钱的。每晚上都有人骂耍流氓呢！原来人把钱藏在贴身的胸部或者是三角裤里也有人摸，不敢骂对方是贼，只好骂对方耍流氓。那会简直怀疑晚上睡地铺的不全是农民工，满西安市的小偷都也来打地铺了。
农民工睡地铺风险大，睡不起地铺的民工们风险更大。常听说新来人市的外地人的晚上睡城墙跟、睡城河边、睡屋檐下连被子行李都叫人抢走或者偷走的。
这就是最初的文艺路人市。到了西万路人市兴起的时候，民工们的境遇稍稍有了点改观，可以几个人一起合租木塔寨村民居的一个小房子，一个月一人均摊十几二十几元钱。木塔寨民工村上厕所最热闹，通常一层楼只一个厕所，一层楼却住着几十个民工呢，早上几乎是同时间起床，同时要上厕所，常常要排队，夏天还凑活，冬天冷，要等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实在憋的难受冻的也难受。
这最初的拍摄《西万公司》的想法可能仅仅是买个采访机多好。起码把当时在文艺路人市或者西万路人市的声音录下来，也是有宝贵价值的。可是，呵呵！就算是几百元一台的采访机，谈何容易？对于我这个做小工的农民工来说，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可是这钱都是屋里等着种地急用的，那有一分钱的闲钱置办这奢侈的采访机呢？至于摄像机更是想都不敢想，不过在心里还是一直埋着要记录人市，记录农民工生活状态的愿望的。
农民工在工地上
了小小摄像机，还有无数拍摄难题
发现属于小摄像机无法被大摄像机等其它摄像机取代的价值，信心一步步增强，信念一点点坚定：我就是要拍其他人、其它机器拍不出来的属于我自己民工身份的影片。
三百块钱，二手的，小手机那么大，人家说买了才一个多月，不想玩了，网购时要花了四百八呢。
我买小摄像机是想拍片子的，我记得吴文光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还没有一部手机拍摄的电影呢。也算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吧？反正我是记下这句话了。可是等到实际拍摄时就感到不是容易。
先是怎么持机？怎么拿都是晃、晃，回家在小电脑上试，画面没有一点稍稍消停的，我想换大屏幕还不知道会不会把观众都晃没了呢？但是已经买了，没办法退。2010年那会儿吧，对我来说花三百元还是很奢侈的，我记得为这事老婆差不多一个礼拜都没跟我说话。怎么办？只好先拍，然后再说然后的事。
拍摄的第二个难题，是怎么拍？明目张胆的拍？那些跟我相熟的工友尚可，不过他们也可能好奇，围过来一大帮，这像不像个做活的？老板包工头见了不骂死你才怪。况且每天的工友都有新人，跟人家不认识呢，就拿摄像机镜头在人家跟前晃来晃去的，也可能招骂。民工在社会里是受气包，他只要有机会就会发泄。所以有人说民工的脾气怪，他们收入低生活艰难很难开心，谁如果寻他们开心就是没长眼。我就见过一个记者挨民工骂的，几个民工玩牌，记者忽然满脸笑意的把镜头对准了他们，一个民工忽然把牌一甩骂道:“照你妈的吧子照？”记者眼亮，灰溜溜赶紧走人，不走说不定找打。
我也是有这个担心的，你看民工兄弟说不定那天就有点烦恼事烦心事，你却开心的照他们，这不是找骂？
那么怎么拍？买了机子后，几个月，一直揣口袋里，可是，当着工友的面，我不敢拿出小摄像机。这种矛盾与纠结始终缠绕着我，拍，还是不拍？怎么拍？怎么让工友不反感？怎么让包工头不发现？都好像是高难课题？哈哈哈！教授有高难课题会有研究经费的，我有什么？我的“经费”是干一天活，包工头给的那点工钱。
在拍还是不拍的纠结当中，我确实是费了好多思考。比如说，我给我的小摄像机找优点，找好多的优点，找跟记者手中的大摄像机或者是微摄像机不一样的优点，找我自己的长项，找我自己的有利条件，然后再找小摄像机拍的真实度与大摄像机拍的真实度比较，再发现属于小摄像机无法被大摄像机等其它摄像机取代的价值，信心一步步增强，信念一点点坚定：我就是要拍其他人、其它机器拍不出来的属于我自己民工身份的影片。
摄过程：“广种薄收”
由于拍摄时只是凭感觉拍，不用眼睛看，小摄像机不是拿歪了就是镜头掌握高了低了，拍的人常常是缺胳膊少腿，要不是没有只有说话不见嘴，大量的镜头都是无法进入编辑程序的，我说是广种薄收！其实不这样安慰自己又能怎样？有时候回家看拍摄的东西，自己把自己也气得唉声叹气。
锻炼胆量在工地或者在人市里拍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真正的有胆量拍摄已经是一年多之后，但是如何拍的好？又不引起民工们反感还是个难题，于是又有好多的试验，比如怎么手持，怎么地上拍？怎么利用工地可能的条件拍？怎么像打手机一样拍？等等。可是由于拍摄时只是凭感觉拍，不用眼睛看，小摄像机不是拿歪了就是镜头掌握高了低了，拍的人常常是缺胳膊少腿，要不是没有只有说话不见嘴，大量的镜头都是无法进入编辑程序的，我说是广种薄收！其实不这样安慰自己又能怎样？有时候回家看拍摄的东西，自己把自己也气得唉声叹气。
记得有一回工地的两个包工头之间起矛盾，两个人争抢粉刷的活，各个包工头雇的人对恃，我在包工头喜欢像老毛一样留大背头，喜欢双手叉腰，讲话拉个湖南腔，裤腰提在双乳下的哪一方包工头的属下。另一方的包工头长相却像林彪。哈哈！各方的包工头都交代他的属下：“说不好就打，打了有人给看病。”双方的民工各有十多个，拿着铁锹就近距离的对峙着，互相都看对方好像是敌人，而两个包工头则悠哉悠哉的在双方民工身后踱步……
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我紧张心跳，担心打起来，但是，又好像是受谁控制着不能走。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两边的包工头都不见发话，一会好像是更大的包工头把两个小包工头都叫办公室去了，我们两方的民工才松弛了下来，有个对方的民工说笑:“包工头他们争风吃醋呢，我们为啥来？不就今天有没工钱的事，划得来拼命？”他的话把我们双双的人都逗笑了。
那次我记得我是拍了，结果回家一看，几乎大部分大约是紧张的缘故，忘记按录制了，而感觉还以为是拍着呢。只有短短的一小截视频，也只拍了对方的几个脚。如此好多惊险，好多有趣，好多好奇，好多离奇的故事多了去了，就是没拍好，没办法！广种薄收！我想广种薄收就广种薄收吧，就像好的运气只是偶尔的光顾自己一样，好的镜头拍好，是相当差的概率，百分之十不到吧？哈哈！有时候拍着拍着没内存了，只有五百兆的内存，最多也就拍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有时候想拍却没电了只有干着急。呵呵！人的运气是不能靠强求得来。
农民工的食堂
部片子为什么做了六年
或许我不是个民工，我是其他身份跟专业有点瓜葛的话，可能不会耗六年时间才做片。为啥？我没电脑，别人不指导技术就不会剪辑制作，然后我也很少能挤出时间干这不是民工“该干”的活。有条件的话我可能等不及几天几个月就把片子要做出来，就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积淀，也不会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悟出点什么，片子也绝对不会怎么有深度从而打动人。这就是说坏事可能是好事，不利最后反而有利。
今年（2017年）的7月酷暑，我在北京的秦家屯，用吴文光老师提供的电脑，张萍、刘晓磊、梦奇老师做技术指导，这个积淀了六年的片子得以整理剪辑出来，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我的信心是这个片子的真实价值，它是其它的摄像机拍不出来的，即便是有人用同样小的摄像机，他跟我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在工地打工，不一样在“人市”找活，不是同样那几年在西安的人市上谋生，也是拍不出来这样的片子这样的时间段的片子的。而事实是至今确实没人拍这样的片子。那天放映有个观众注意到一个细节，好几个民工还穿着零八年申奥时发的T恤衫，他说这种T恤衫现在已经是很珍贵的了。
不仅仅那会儿的穿着，那会儿的吃饭、坐车、工价都是六年时间的西安民工打工生活的缩影，价值无人替代。
六年时间，一个曾经是兴旺的、号称是十万民工的民工村木塔寨拆迁，一个民工歇息找活的在西万路十字西南角的大城市公园拆迁，一个西安市最大的政府的惠民劳务市场拆迁，然后一个民工们日日夜夜找活歇息的西万路大十字架起了立交桥，然后木塔寨临近的高家堡、翟家堡、北沈家桥等民工村拆迁，从此民工心目中的“西万公司”等于是名存实亡，再无这样的民工村，也再无像木塔寨那样民工集中而热闹的民工村。一段西安的变迁史，一段在西安打工的民工“黄金史”就此终结，再无返回和复原的可能。
在首映后的第二次小规模的放映（八个人看）之后，一个观众说《西万公司》跟安东尼奥的《中国》有一拼。他做了个对比，第一是视角，安东尼奥是国际友人，是外来视角，我是内部视角。第二，安东尼奥大量用远镜头，而我的镜头近到了眉梢。第三，安东尼奥的拍摄，时时引起被拍摄者注意，而且他的肤色他的相机对拍摄现场时时都有干扰，而我的镜头对拍摄现场无干扰。这是不同时代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拍摄，价值各有千秋。
而在首映结束，知无知平台的主持人谌洪果老师也提到内部视角的话题，他说西安打工的民工聚集地虽然经常遇到，但都是远远的看见，即使走进，也无法像我这样的走近，因为其它行业的人即便是走近，也会有距离。而我的拍摄无距离。还有首映后一个小伙子说他是城中村的，村子拆迁前是不断的盖房，然后不断的加高楼层，虽然无数次的进劳务市场（人市），见民工，跟民工打交道，监督农民工们干活，但这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身份和位置的不同，根本无法走进民工们的内心。
《西万公司》放映之前我是有一肚肚的担心，我担心是镜头的晃，担心的是人市与工地现场的吵，担心这种小手机般大小的摄像机镜头的粗噪，担心观众有无足够的耐心或者是承受力坚持看到最后？首映后我的这些担心才被卸掉，一部有价值的片子，一部真实的片子，是可以忽略掉其它的技术上的差距，因为真实的力量是超强的。
哈哈，说的有点长，这就是我的《西万公司》拍摄侧记或者叫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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