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幼儿园是什么意思啊？_百度宝宝知道全民党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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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要是指相对于阶级政党的、具有全民性质的政党，思想组织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它对社会结构的基本判断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经消失”，党的社会基础是全体国民，成员来自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第二，它声称其纲领反映全体人民甚至是全人类的利益，即主张要实现“全体国民的价值”或“全人类的价值观”。第三，它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强调所谓的“思想民主”。第四，它的组织是松散的，主张把政党变成松散的政治俱乐部。
全民党简介
在历史上，最早提出建立“全民党”的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全民党”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观点。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继诞生了独立的工人政党，它们大都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
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苏黎世“三人团”（因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斯坦联名发表《德国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得名）鼓吹“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这是“全民党”的最初提法。
全民党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经过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策略也有所改变，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成为可能。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发生分裂，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相继出现。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合法斗争和改良主义道路，实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但由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俄国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
在年期间，俄国群众的自发斗争不断高涨，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迫切要求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而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却处于混乱、分散和动摇的状态。
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某些社会主义派别就把党同阶级混为一谈，甚至主张每一个罢工者，每个示威者，每个教授、中学生都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认为党员的称号散布得越广越好。列宁在批驳这些错误观点时，提出了工人阶级政党应当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原则。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都不能包括整个工人阶级，何况党组织。
他也坚决反对把党和群众混为一谈，指出，“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473页），如果把党扩大到每个参加工人运动的“罢工者”或每个靠近党、同情党的人，就必然会把党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于修正主义思想的泛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纷纷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党的建设上，伯恩斯坦就曾要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叫嚷党不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成为“和平的党”、“民族的党”、“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同它们实行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决裂，抛弃了被它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恢复了共产党人这个称号。而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中派则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主张取消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使党成为具有“人民性”、“民族性”的改良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彻底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成了国际社会民主党激烈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纲领。1951年，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的纲领，继承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基本理论，公开用民主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在党的性质上，社会党公开否定党的阶级属性，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是“容纳一切人的党”，不再坚持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正式宣布：“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接着，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都先后改成了“全民党”、“人民党”、“民族的党”、“群众的党”、“领薪者的党”等等。
20世纪50年代，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也开始强调共产党是“全民党”、“群众党”、“同胞党”和“民族党”，否定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声称，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的目标后，遭到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对。为此，在1963年7月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和苏联报刊上，赫鲁晓夫再次论证了把苏联共产党建成全民党的几条理由。赫鲁晓夫说，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为“全民党”，是由于：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台后，坚持“党本身要进行改革”。1988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概括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要求把它作为苏共的目标。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彻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90年苏共2月中央全会以及苏共28大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写进了苏共纲领，宣布“苏共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共产主义。从此，改革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苏共28大决定“结束意识形态垄断”，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允许“各种所有制自由平等发展”。在党内“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以使党真正成为全民党；取消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改掉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东剧变，原苏联东欧国家在进行政党制度变革中，有许多政党宣称自己要建立“全民党”。东欧一些共产党相继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宣布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抛弃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党的理想——共产主义，抛弃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抛弃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
世纪之交，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运动、生态运动、人权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党魁党、阶级政党、团体性政党等传统政党逐渐向所谓“全民化”方向发展。西方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制度、政治纲领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其成员构成极其复杂，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过去鲜明的阶级特色逐渐消失，“全民化”趋势明显。这不仅仅是西欧左翼政党的一种竞选战略，而且体现了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传统政党试图迎合新时代的利益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反映，这在西方具有普遍性，是政党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西欧各国各类政党都在寻找新的发挥作用的途径，它们的政策调整也有其实务性，即着眼于国内，以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为重点，政策灵活务实。这一特点表明，政党政治的兴奋点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政治斗争目标拓宽到经济社会发展这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上，政治与经济并重，政党作用发挥的空间比以前更为广大，政党的“全民化”倾向化以前更浓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从概念上看，“全民党”(All Peoples Party-APP)这个提法本身是不成立的。首先，我们从“党”这个概念来看。在西方，Party（党）是由Part（部分）演变而来的，来源于拉丁文的Pars，意思是部分而非全体，故“党”与“派”(faction、gang)大抵相同，最初都是指一部分意见或利害相同的人的结合，其所作所为，无非是党同伐异，这和我国历史上“朋党”概念的意思是一致的。其次，我们再从“政党”这个概论来看，政党是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团体。从理论上讲，如果在全体国民中，每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则无结合政党之必要，相反，如果每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都不一致，亦无结合政党的可能。所以政党必须是部分对政治有兴趣，而且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团体。“全民”和“政党”这两个词是联系不到一起的，“全民党”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
从政党属性来看，“全民党”理论不符合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政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政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反映一定阶级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以实现其阶级经济和政治理想为奋斗目标的，因而都是阶级的政党。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政党就一定是阶级的政党。恩格斯指出：“阶级对立，……是政党形成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192页）。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151页）。这表明，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又是阶级的政治核心，组织者和领导者。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一旦阶级消灭，政党就不存在了，共产党也不例外。政党的消亡是与阶级消亡相联系的。“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68页）。因此，有阶级，就谈不上是全民党；如果是全民的，政党就会消亡，所谓超阶级的“全民党”是根本不存在的。
从政党的指导思想看，主张政党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依据也是不对的。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主张或指导思想。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没有思想灵魂，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就会归于失败。从政党政治的发展来看，政党原来就是一批有主张有理想有政治目标者组成的政治集团。因此，政党应该有其主义作为指导。孙中山先生曾说，“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23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380页。转引自《斯大林选集》上卷，200页）一个政党如果不标明其理想与主义，则必然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的政党都十分明确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都特别注重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伟大旗帜。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39～40页）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用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改变了“主义”，搞乱了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意识，使党丧失了先进性和凝聚力。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江泽民：《论“三个代表”》，165页）
从政党发展史看，自政党产生以来，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全民党。当今世界，由于阶级并没有消灭，因而没有真正的全民党，但有自称是全民性质的政党，也有把政党名称叫做“全民党”的政党。如1962年成立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在1989年召开的“五大”上改名为“全民党”。该党之所以更名为全民党，是因为根据莫桑比克政党法规定：各党派必须遵循维护国家统一、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巩固莫桑比克民主三项原则，各政党必须具有全国性质，不得以个别地区、部落、宗教为基础；必须有利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不得谋求通过暴力改变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不得搞分裂主义；每省至少有100名党员方能登记，其总部必须设在首都。因此，所谓莫桑比克全民党，实际上只是相对于地区性政党而言的全国性的政党，类似于西欧社会民主党。此外，尼日利亚第二大党——全民党，实际上是一个地区性的政党，因为主要成员来自西部约鲁巴族聚居地区。此外，还有全民党，也只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在评析“全民党”思潮时，还有两点我们是必须明确的：第一，明确党的阶级性和允许不同阶层出身的人加入党组织是两回事。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如果有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有人说，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都吸收到党内，就意味着把我们党变成了“全民党”。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能把面向社会各阶层吸收党员和“全民党”等同起来。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党就对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我们通常把社会民主党叫做“全民党”，主要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而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为了把选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赢得更多的选票，强调任何人不分世界观，不分宗教信仰，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党员。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并不等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就如同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不等于所有工人都可以成为党员一样。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这和所谓的“全民党”毫无干系。第二，党的先进性和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既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也就自然变成的“全民党”。这是曲解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但同时必须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先进性本身就要求党同时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通过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即做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党才真正有资格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起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党的性质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但党的性质并不是“全民的”。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全民党”的依据也是不对的。有的主张将中国共产党更名为“全民党”，其中一个理由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它的对立面——工人阶级也就随之消亡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再宣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没有必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同时产生和发展的，但不能因此简单地理解为这两个对抗阶级一定同时消灭。资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剥夺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失去其占有的生产资料而被消灭，无产阶级则将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而消亡。当前，我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队伍在数量上、质量上和内部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不断发展。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有时还可能激化。因此，主张建立“全民党”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世界政党史的全部经验，包括苏共所谓“全民党”的破产，反复证明，只有全国性的政党（相对于地区性政党而言）、国际性的政党（相对于民族政党而言）和自称为“全民党”的政党（实质是阶级性的政党或民族性的政党），而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全民党。
清除历史记录关闭你知道, 1984年、1992年和1998年具有什么特殊意义?
纵观中国改革近四十年的历程，1984年、1992年和1998年出现过三次比较大的创业时间窗口，并集中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企业。
【识堂】| 第14期
吴晓波曾经在他的代表作《激荡三十年》里，写过这样一句话：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这个现象很难用十分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大概就是历史内在的戏剧性。
对此，我深以为然！
纵观中国改革近四十年的历程，一共出现过三次比较大的创业时间窗口，并集中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企业。
根据《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显示，1984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的流传语。
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海尔、联想、万科、四通、科龙、健力宝、正泰等诸多日后各领风骚的企业，均创建于这一年。因此，1984年又被不少经济学者称之为是中国公司元年。
1月24日，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原来是邓小平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现场。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摘自《激荡三十年》）
在与邓小平“偶遇”4个月后，王石用倒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名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公司，“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都涉及了”。这便是后来的万科。
声名远播的联想诞生于此
在北京中关村，40岁踌躇满志的柳传志，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研究员，拉了10位同事，在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一个简陋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公司。对于当年经商的动机，柳传志多年后回忆到，“只是想试一试自己的人生价值，看看我到底能做些什么”。
1984年，对南存辉来说，是极具历史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南存辉给家里人特别是父亲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终靠着父亲把家里的几间老屋抵押贷款的5万元钱，和同学合作办起了一家小工厂，也就是正泰的前身——乐清县求精开关厂。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下放到了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厂，也就是后来的海尔集团担任厂长，开始对企业进行大刀破斧式的改革；贵为军医大学教授的赵新先，带着自己研制的“三九胃泰”跑到偏僻的深圳笔架山下创办了三九集团；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发誓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他坐着火车去了珠三角，并为日后创办步步高、vivo、OPPO等知名企业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解释：
其一、自1978年中国率先在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了明显提高，粮食逐年丰收。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之际，中国改革的重心逐渐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并把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移植到了城市。1984年，中国正式开始实施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第一次创业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政策以及制度上的保证。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
其二、日到2月17日，邓小平开始了第一次南巡，先后去了深圳和珠海，并题词肯定两个特区的经济发展。随即，中央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的景象，大批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这其中又以珠三角为重中之重。
其三、价格双轨制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是市场化机制在整个价格体制里面的突围。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它的出现，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暴发户——倒爷（用重庆话就是“穿穿”）。
比如，王石就是通过倒卖玉米，挖的了人生第一桶金，同时也为1984年的创业提供了资金保障；还比如，联想的柳传志，在早期创业时，也是通过倒卖东西，获得了原始积累。
1988年，在全民经商潮推动下，因价格双轨制、“倒爷”，计划经济下的流通体系彻底崩溃，此后的价格闯关失败，物价失控，经济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失控。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中央对经济实行整顿治理，紧缩银根，减少基建，其后三年经济发展都在4%—6%的低点徘徊。
再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巨变。因此，民间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甚至有人说要取消经济特区。惶惑不安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整个社会的气氛沉闷压抑。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
所以，在这种错综复杂形势的背景下，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开始了影响深远的第二次南巡，先后去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当时暮气沉沉的中国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对于那些嗅觉敏锐、敢闯敢拼的年轻人，1992年真的是一个春天。
正如其后的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
这次浪潮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大批中低层官员和在科研院所就职的知识分子毅然跳下了海，包括陈东升、郭凡生、冯仑、田源、薄熙成等人。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中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催生了著名“92”派企业家。
其中，在“92”派企业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陈东升，此人也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婿。
出生于湖北天门的陈东升，在35岁之前一直走的是仕途。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他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1988年，31岁的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任职副总编，享受副局级待遇。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92年。
当年，陈东升辞掉公职下海，并创办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1994年，陈东升接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物流企业宅急送；1996年，他又创办了泰康人寿。
值得一提的是，“92”派这个名词也是陈东升首先提出来的。
虽然，这一时期的创业者大多仍没有走出“原罪”。比如，根据学者仲大军的研究，这一轮官员下海热潮是以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为契机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992年下海热潮，使中国卸下了意识形态的包袱，由此拉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并从社会各方面重塑了中国的面貌。
1998年—1999年
这一个阶段属于代表着朝气蓬勃、开放包容的互联网。
丁磊、马化腾、张朝阳
有人曾经做出对此做出过这样的评论：1998年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充满机遇性的关键一年，它不仅承接了中国互联网最初的发源，而且也迎来了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次高潮。它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互联网脱离了高姿态的学院派应用，正式步入了商业启蒙和酝酿的开始。
有趣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巨头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我们不妨来看看：
搜狐：1995年搜狐创始人张朝阳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到中国，利用风险投资创建了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998年2月正式成立搜狐网。
腾讯：日，由马化腾、张志东、许晨晔、陈一丹、曾李青五位创始人共同创立。
新浪时期的王志东
新浪：1998年12月，在创始人王志东的主导下，由四通利方和华渊资讯网合并而成。
京东：日，刘强东在中关村创业，成立京东公司。京东成立伊始定位为传统渠道商，直到2004年才开始涉足电子商务领域，创办“京东多媒体网”（京东商城的前身）。
阿里巴巴创业之初
阿里巴巴：日，以马云为首的“18罗汉”在杭州湖畔花园宣布正式成立。
盛大：由陈天桥在1999年11月成立。
稍微有点出入的是，网易和百度，它们分别成立于1997年6月和2000年1月。
这一波的互联网创业潮和1984年、1992年相比呈现出那些特质呢？
我在日，阿里巴巴上市次日发表的评论，似乎已经解答这一切：
中国互联网行业自诞生伊始，这块新生的市场没有被政府管制，也没被权贵势力所侵袭，而这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可以说是其他行业无法拥有的。或许正是缘于此，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创办之初，只是带着一堆尚不清晰的概念和对互联网的坚信。因此，马云们的创业和柳传志、张瑞敏这些和体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前辈有着本质得的区别。
除此之外，相比其他传统行业，因行政力量屡屡干预而始终无法享受，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之时，而对于政府视线以外的互联网业来说，正是通过充分市场竞争以及构建起市场的规则和秩序，使其得以保持蓬勃发展以及壮大的重要原因。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曾公开评论到，中国最接近市场经济的行业只有互联网。
来源：重庆马路社（ID：cqmalu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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