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PK司马懿，谁才是三国智谋第一人？
在“司马懿克日擒孟达”这一回书里，诸葛亮虽未公开亮相，实是写他和司马懿两人背靠背的进行智力竞赛，从而揭开了两人斗智之战的序幕。
司马懿驻守西凉等处，诸葛亮认为是其伐魏的最大障碍，乃用马谡的反间计，使魏主曹睿将司马懿削职回乡。诸葛亮计得逞大喜，即兴师北伐。蜀师旗开得胜，连取三城，魏国上下震栗，曹睿不得已乃起用司马懿。这时，原蜀将后降魏镇守上庸的孟达正与诸葛亮暗通，谋取两京：孟达取洛阳，诸葛亮取长安。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急致书孟达说：“近闻曹睿复沼司马懿起宛、洛之兵，若闻公举事，必先至矣。须万全提备，勿视为等闲也。”
“窃谓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往复一月间事，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
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智者和愚者的判断其差别如此之大：孟达不懂得因人因事而做具体分析，只是按照常规的看法，认为司马懿要起兵下新城，必须奏魏主许之而后行，故得出“往复一月间事”的判断。而孔明的看法却恰恰与之相反。诸葛亮看了来书，掷书于地而顿足说：“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马谡问其故，诸葛亮说：“兵法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岂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若知孟达反，不须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诸葛亮即回书告诫孟达说：“若未举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之必败。”
司马懿接复职诏后，忽得密报孟达谋反之事，司马懿说：“此贼必通诸葛亮，吾先擒之，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司马师说：“父亲可写表奏天子。”懿说：“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一事无及矣。”即传令教人马起程，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迟立斩；又令参军梁畿赍檄星夜去新城，教孟达等准备进征，使其不疑。梁畿到新城传达司马懿的将令说：“司马都督今奉天子诏，起诸路军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军马听候调遣。”达问道：“都督何日起程？”畿说：“此时约离宛城，望长安去了。”达暗喜说：“吾大事成矣！”大凡采取突然袭击战术的，必须伪装得好，以麻痹敌人，使其无备，即我要袭击彼而彼完全不意料到我要袭击，袭击才能得逞。司马懿正是这样做，他声东击西，使孟达上其套。孟达闻悉司马懿已离宛城赴长安，以为司马懿不知其举事，故认为“吾大事成矣”而沾沾自喜。讵料司马懿这时正向新城进军。懿在途中，缴获诸葛亮给孟达回书，看后大惊说：“世间能者所见皆同，吾机先被孔明识破。”遂星夜催军急行。未及十日，即抵新城，孟达措手不及，终被擒杀。
司马路擒杀孟达，诸葛亮谋取两京终成泡影，但从智力比赛看，输家只是孟达，司马懿和诸葛亮都是赢家，两人的智力半斤八两：两人都料事如神。
诸葛亮认为豁闻孟达举事。必先起宛、洛之兵先至，司马懿料孟达叛变必与诸葛亮通谋。两人都不谋而合。诸葛亮说：“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司马懿说：“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两人都互相惊畏。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告诫孟达不要轻举枉动；司马懿途中截获诸葛亮给孟达回书为之“大惊”，想不到“吾机先被孔明识破”。
而孟达和司马懿、诸葛亮相比，其愚智则有天渊之别：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告诫孟达“须万全提备”，孟达却笑“孔明心多”，要他“唯听捷报”，司马懿派使要孟达听候调遣并伪说懿已去长安，孟达却暗喜说：“吾大事成矣！”
棋差一着，全盘皆输
在这一回书，诸葛、司马两人是背靠背斗智，在第九十五回里，则是两人公开出面较量，双方智力更充分发挥，异采纷呈！
一方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时，战争则显得简单化：当双方都知彼知己，战争则曲折离奇、变化莫测。譬如下棋，当高手对劣手时，很快便进入杀局，无甚看头。如果双方都是高手，彼此下棋，不是见一步走一步，而是走一着想到下几着；此方下一着，彼方已料到其下几着，乃用新着以破之。
司马懿擒杀孟达后，即与张?A率领十五万大军来战诸葛亮。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肯弄险，不会从子午径取长安，今必出军斜谷，来取?d城。而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曹真无备，定从此进。故决定与张?A迳取街亭，以断其归路。诸葛亮行军，果如司马懿所料。诸葛亮闻悉司马懿大军前来，大惊说：
“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司马懿行军在诸葛亮的意料之中。因此，街亭决战是势所难免。司马懿能否夺取街亭，诸葛亮能否保卫街亭，是双方胜败的关键。
错用马谡，纸上谈兵
诸葛立即着手部署街亭保卫战。参军马谡请缨守街亭，诸葛亮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马谡以熟读兵书自夸，说：“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并立下军令状。因马谡曾献“攻心计”服南人，又献反间计使司马懿被削职，诸葛以其有智，乃任他为守街亭主将，又派富有战争实践经验的王平为副将，再三叮嘱要小心谨守此地：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诸葛亮恐二人有失，又派高翔驻守列柳城为援。同时，唤大将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总守汉中咽喉。诸葛亮的部署，可说是十分到家，无可非议，唯一错误是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他违背诸葛亮“下寨必当要道”之嘱，只知死啃兵书的片言只语：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当时的形势，来犯的敌将、街亭的地形都不考虑。王平苦谏，再三重申诸葛亮“下寨必当要道”之嘱，认为：
“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马谡不听，坚持上山屯军，王平指出，若“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马谡仍置之不理，自行其是，结果如王平所料，司马懿大军一至，即断其汲水之道，蜀军不战自乱，不听马谡指挥。魏军轻易地夺取了街亭。
空城弄险，智退大军
街亭失守，蜀军处境极危。司马懿曾预料夺取街亭后蜀军的去向：“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晋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若不归时，吾即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
正如司马懿所料，蜀军唯一生路只有撤回汉中，诸葛亮一知街亭、列柳城尽失，跌足长叹说：“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立即遣兵派将部署撤军。
当各路兵马刚分拨完毕，忽报：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这时，诸葛亮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和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因此，众官尽皆失色。只有诸葛亮不慌不忙，大摆空城计，渡过了难关。在一座空城面前，率领十五万大军的司马懿为何不敢进，反而急退呢？这是因司马懿认为“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诸葛亮也知司马懿知己“平生谨慎，必不弄险”，所以一反“生平谨慎”，来个“弄险”，故引起司马懿大疑，不敢贸然进城。诸葛亮摆空城计，也出于形势所迫，正如他所说：“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以兵二千五百不可能与敌大军十五万战，如弃城而逃，必不能远遁，定为司马懿所擒。处此既不能战又不能逃脱的绝境，诸葛亮除摆空城计外，别无他法，当诸葛亮败局已定几乎被擒的时候，谁又料到用一空城计而能退敌军十五万？后来司马懿知是诸葛亮摆空城计后，仰天长叹说：“吾不如孔明也！”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之战，给军事学和军事艺术都添加了新的内容。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战争胜败的一条重要规律。如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对敌情毫不了解，曹操粮将断他却无所知，当许攸截获操催粮书知操将断粮，建议“两路击之”，绍反疑是操的诡计，拒之不用；后许攸被迫投操，向操报告绍军内部情况，授以“劫乌巢粮”之计，操一弄清敌情，即亲往烧乌巢之粮，敌军无粮大乱，操趁机出击，大胜袁军。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对敌情摸不清，反而屡得假情报，因而屡中周瑜智计；周瑜则因了解敌情，故能指挥如意，使敌军陷入火海之中。在彝陵之战中，刘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夸“朕用兵老矣，反不如一黄口孺子”。
陆逊则“知彼”如指掌，因而能使刘备按着自己的指挥棒行事，最后用一把火几乎把蜀军烧光。这三大战役都是在一方“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的情况下进行的。“知彼知已”的，当然“百战不殆”，但是，当彼此都“知彼知己”的时候，战争则变化万千，谁胜谁败则很难预料，胜负往往决定于一时决策的正确与否。街亭之战，司马懿是“知彼知己”的，他料诸葛亮必从街亭出兵以取?d城，故决定取街亭以扼其咽喉，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诸葛亮也是“知彼知己”的，他原料曹真无备，故由街亭取?d城，后知司马懿来战，料其必取街亭，于是立即部署街亭保卫战。不论从战略或战术方面看，诸葛亮的决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说街亭之战，司马懿和诸葛亮都“知彼知己”，彼此决策都无误，而街亭失守，是由于诸葛亮用人失当，在街亭失守后，诸葛亮摆“空城计”能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并非因司马懿不知彼，他对诸葛亮是了解的：“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诸葛亮能用“空城计”，不只因知司马懿也是一个秉性谨慎而多疑的人，也料司马懿能知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因而偏“弄险”，这种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计策，就非司马懿所能料，故取得成功。毛宗岗说：“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已，则不得谓之知己；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第一百十一回回评）这是说，知己而能料彼亦知己，知彼而能知彼亦料我知彼，这才是真正的“知彼知己”。这是对孙子“知彼知己”的新注，也是对诸葛亮和司马懿斗智之战的概括。而只有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
如司马懿因能料孟达与诸葛亮必暗通，也知诸葛亮能料其所行，故能急下新城；诸葛亮也知司马懿能料己，而他也能料彼，始能摆空城计“弹琴退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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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三国志《无双霸业》副将系统首曝
《无双霸业》是一款SLG+MMORPG页游，游戏深挖三国时期战争元素，在不断经历各大着名战役的剧情过程中，又以攻占、保卫、发展城池为PVP主线，演绎一段热血豪迈的三国征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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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制之战（公元前７１８年）　中原大国中首先崛起的郑国，积极向外扩张，出兵进攻临近的卫国。卫国急忙调遣属国南燕的军队抗击郑国的进攻。郑军北上，还未定出国门即遇到了南燕军队。郑庄公派祭足、原繁、泄驾率领三支军队从正面逼近燕军，吸引其注意力，另源公子曼伯、子元偷偷地迂回到燕军的侧后北制　（今河南荣阳把水镇）　。燕军不了解郑军的意图和部署，认为北制地形险要，放松了戒备，仍按传统正面进攻战法，专注正面之敌。六月，曼伯、子元乘燕军不备，突然从背后发起进攻，大败燕军。这是史书上首次记载迂回袭敌取胜的战例，一直是后世用兵的鉴戒。
２：北戎之战（公元前　７１４年）　春秋初年，住在郑国北方的戎人，统称北戎。周桓王六年（公元前　７１４年），北戎趁中原各诸侯国混战的机会，南下攻郑。北戎多步兵，机动灵活，郑国多车兵，受地形限制。郑庄公伯敌人迂回袭击自己，征求大臣抗敌意见。公子突认为：北戎兵装备虽轻，但不整齐，贪心很大，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主张用诱敌战术，设伏歼敌。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挑选一部分兵力担任诱敌任务，派大夫祝聃（单）率主力分三处埋伏于敌必经之路。交战后，郑军与敌稍作接触，即假装败退，并丢弃许多财物。戎军前队见有利可获、遂紧迫不舍，于是被诱入包围圈。郑伏兵突然发起进攻，将敌截成数段，全部消灭。敌后队见前队被歼，争相逃命，郑军乘胜追击，大败戎军。
３：襦葛之战（公元前　７０７年）　春秋初年，周王室衰弱，郑国称霸中原。郑庄公专横跋庭，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郑两国矛盾日深。周桓王十三年　（公元前　７０７年）　秋，桓王调集陈、蔡、魏等国军队联合攻郑，战于襦葛　（今河南长葛东北）。周分三军：右军配属蔡、魏军，左军配属陈军，桓王亲率中军主力。郑军亦分三军迎战，决定先攻周军薄弱的两翼，再集中兵力攻击周军中军。郑庄公还改变了传统的车战队形，布成“鱼丽阵　”，即将原随车后的步兵分散配置于战车左、右、后三方，填补了战车之间的空隙，收到了车步协同相互掩护的效果，攻防更加自如。交战开始，郑军先从两翼发起进攻，陈军一触即溃，　蔡、魏军纷纷败逃，周军左右两军阵脚大乱，中军更加孤立。随后，郑军从左右向周军中军实施钳形攻击，中军主力亦投入战斗。周中军三面受敌而大败。桓王中箭受伤，急忙退军。从此，周王室威信扫地，大国纷争四起。
４：长勺之战　春秋初期，齐、鲁两个大国为了争霸时有冲突。周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　６８５年），齐国为继承王位而发生内乱，鲁国扶持公子纠争夺王位，与齐结仇。齐公子小白抢先即位，称齐桓公。次年春，齐桓公不听管仲先修内政、待机而动的劝阻，急于征服鲁国，以报前仇。鲁庄公决心应战。这时，有个叫曹刿（贵）的贵族求见庄公提出建议。曹刿问庄公：“你靠什么来打仗呢？　”庄公以衣食不独自享受，分给臣下，并对神守信作答。曹刿认为：“这些小恩小惠无利于老百姓，他们是不会跟从你的，神也不会为你降福。”庄公又说：“对民间诉讼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慎重　处理。”曹刿说：“这倒是尽职尽责，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取胜才有根基。”曹刿自告奋勇请求与庄公同赴战场，庄公应允。　齐、鲁两军对阵于长勺　（今山东曲阜北，一说为莱芜东北）　，鲁庄公立即命令击鼓攻敌，被曹刿劝阻。曹刿深知齐强鲁弱，绝不能先下手。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恃强两次击鼓发动进攻，因鲁军阵脚不乱，均未奏效。两次进攻，齐军不仅损耗了体力，而且锐气大减，当齐军第三次击鼓发起冲击时，已是兵疲意沮，战斗力大大削弱。曹刿抓住时机，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了齐军。庄公下令追击，又被曹刿劝阻。曹刿怕齐军佯败设伏，亲自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爬到车前扶手的横木上眺望齐军的旗帜，证实齐军确实溃败以后，才请庄公下令追击，将齐军逐出国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就举了长勺之战的例子。他说：“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５：灭虢之战（公元前　６５８年）　春秋初期，晋国传至献公，积极扩军，拓展疆土。晋献公为了夺取崤函要地，决定南下攻虢　（国，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但虞（今山西乎陆北）邻虢的北境，为晋攻魏的必经之途。晋献公害怕二国联合抗晋，遂采用大夫旬息各个击破之计，先向虞借道攻虢，再伺机灭虞。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　６５８年），晋献公派荀息携带美女、骏马等贵重礼品献给虞公，请求借道攻虢。虞公贪利，又被荀息花言巧语所迷惑，遂不听大臣劝阻，不但应允借道，还自愿作攻虢先锋。当年夏，晋虞联军攻下虢国重镇下阳　（今山西平陆境）　，使晋控制了虢虞之间的要道。二十二年，晋又故计重演向虞借道。宫之奇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明虢、虞地理相连，利害攸关，虢亡虞必亡，劝虞公绝不能答应借道。但虞公认为：晋、虞是同宗，不会相欺，拒不听劝。十月十七日，晋军围攻虢都上阳。十二月初一破城灭虢。后晋班师暂住虢国休整。晋军乘虞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俘虞公，灭其国。虢、虞亡国的惨痛教训，使后世加强了弱国联合抗击强国的思想。
６：泓水之战（公元前６３８年）　春秋中期，齐桓公死后，中原失去霸主，弱小的宋国不自量力欲代齐称霸。周襄王十四年　（公元前６３８年），宋襄公联合卫、许、滕三国出兵进攻臣服于楚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援，楚成王发兵攻宋以救郑。宋襄公闻讯急忙从郑撤军回国迎战楚军。十一月初一，两军到达泓水　（今河南拓城北）　两岸。宋军在北岸已布成阵势，且有天然水障。楚军恃强进攻，当其正在渡河时，协助宋襄公指挥的大司马公孙固（一说子鱼）建议对楚军发起进攻。宋襄公却认为：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拒绝了公孙固半渡而击的建议。在楚军渡过河之后，尚未列成阵，正处于混乱之际，公孙固又建议宋襄公下令攻击。襄公认为：“不鼓不成列”，即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是古代打仗的成法，这一古训是绝对不可违背的，又拒绝了公孙固的建议。直到楚军列好阵势，襄公才下令攻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亦受重伤，不久死去。
７：城濮之战（公元前　６３４年）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权，楚国为阻止晋国南下，便与其邻国曹、卫结盟，作抗晋前哨。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　６３４年）冬，楚成王又以宋背楚从晋为名，联合郑、陈、蔡、许等国出兵进攻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救，但晋、宋两国之间隔着曹、卫两国，晋文公见楚联军势力强大，怕劳师远征于晋不利，决定先攻弱小的曹、卫两国。楚国识破了晋国的企图，不为所动，仍继续围攻宋都。宋再次派人求救。晋文公为难了，不救，宋晋必绝交，等于放弃求霸；救吧，孤军深入，实无取胜把握；想请齐、秦相助，又怕两国不答应。后来，晋文公采纳了元帅先轸之谋：让宋贿赂齐、秦，托他们劝楚撤兵，并将曹、卫一部分土地送给宋国，楚见盟国土地被宋占去，必定拒绝齐、秦的调解，这样可以加深齐、秦与楚的矛盾，打消其观望态度，站在晋国一边，同时也可断绝宋国降楚的念头。后来，如晋所料，果然出现了晋、齐、秦、宋联合对楚的局面。
８：崤之战（公元前　６２８年）　春秋中期，秦国欲霸中原，但东出道路被晋所阻。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６２８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不听大臣劝阻，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晋襄公为维护霸业，决心打击秦国。为不惊动秦军，准备待其回师时，设伏于崤山险地而围歼之。十二月，秦派孟明视等率军出袭郑国，次年春顺利通过崤山隘道，越过晋军南境，抵达滑（今河南偃师东南），恰与赴周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相遇。机警的弦高断定秦军必是袭郑，即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警。孟明视以为郑国有备，不敢再进，遂还师。晋国侦知，命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重返崤山，因去时未通敌情，疏于戒备。晋军见秦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立即封锁峡谷两头，突然发起猛攻。晋襄公身著丧服督战，将士个个奋勇杀敌。秦军身陷隘道，进退不能，惊恐大乱，全部被歼。
９：邲之战（公元前　５９７）　春秋中期，楚庄王继位后，国势日强，欲霸中原，与晋斗争日益激烈。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成为两国争夺的焦点。周定王十年（公元前　５９７中）六月，楚庄王率军攻破郑都新郑（今属河南），郑降楚。当楚围郑时，晋景公派中军元帅荀林父率上、中、下三军救郑。行至黄河边。本不想与楚决战的荀林父闻郑已降楚，即欲回师，但中军副将先彀（湖）怕晋失霸业，反对避战回师，拒不从命，自率中军一部渡河。荀林父怕受“失属亡师”之罪，被迫命令全军尽渡。进至邮地　（令河南荣阳东北）扎营。楚军进至逯（盐，今郑州北）　，得知晋军渡河来攻，庄王及孙叔敖考虑到此行目的已经达到，无意与晋决战，遂率军南撤。后来伍参又向庄王进言：荀林父新上任，号令不行，将帅矛盾，晋军必败。我们是大国之君，避战于晋臣，是国家的耻辱。庄王听后，下令停止撤退，决心击败晋军，以坚定郑国附楚之心。　楚庄王叫郑国派人出使晋营劝战，以加深晋军内部矛盾。果然，晋军战和两派意见尖锐对立，相持不下，荀林父无所适从。为麻痹晋军，庄王两次派人至晋营求和，以懈其备。荀林父因将不听命，本无胜利把握，又被楚一再遣使求和的假象所迷惑，未作任何战斗准备，并和楚使约定盟期，以图尽快班师。楚庄王见时机成熟，为激怒晋军主战将领，故意派人冲击晋营。荀林父仍无动于衷，一心与楚订盟，并接受魏绮（奇）、赵旃（沾）　二人要求赴楚营约盟，但二人因私怨反而前去挑战。晋上军主将士会料定二人此行必激怒楚军，遂在敖山下设伏，以防事变。魏绮前往楚营被逐，赵旃又率军冲入楚营，　楚庄王立即率　３０乘兵车追逐赵旃。孙叔敖误以为庄王陷入晋军，遂率三军攻击前进。荀林父正待楚使前来订盟，忽闻楚大军迫近，惊慌失措，急令全军后撤。楚军发动全面进攻，晋军完全失去指挥，死伤惨重，只有晋上军设伏未动，得以保全，从容撤退。楚军胜利进驻呦地，不久凯旋回国。经此一战，楚代晋取得中原霸权。
１０：鞍之战　（公元前　５９１年）　邲之战后，晋国霸业衰落。景公继位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愤图强，想争取与楚国通好的齐国背楚从晋，但齐顷公见晋国打不过楚国，自己又是个大国，对晋使臣克极不礼貌。周定王十六年　（公元前　５９１年），晋、卫联合攻齐，迫齐与晋结盟。齐、鲁因边界纠纷结成世仇。十八年，齐又背叛晋国并联合楚国进攻与晋结盟的鲁国，还打败了助鲁的卫国军队。晋国见联齐不成，遂应鲁、卫要求，派邹克率兵车　８００乘及戎人步兵攻齐。齐顷公闻讯东撤，晋、鲁、卫联军尾追至糜笄（机）山下。六月十七日，两军列阵于鞍（今济南西北）。齐顷公求胜心切，自恃齐军勇猛，蔑视晋军，马不披甲，领兵冲向晋军。激战中，晋军主帅邰克中箭，力不能支，欲退回营。驾车的驭者解张虽也负伤，仍坚持一手驾车一手代郁克击鼓指挥，并与车右郑丘缓协同，鼓舞晋军奋勇拼杀，终于大败齐军。齐顷公引残兵而逃，联军一直尾追至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迫齐割地求和，与晋结盟。
１１：鄢陵之战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中原。周简王七年（公元前　５７９年）双方议和但都无诚意。十年，楚国进攻位于中原要冲的郑、卫，迫郑叛晋从楚。次年，晋厉公决心重振霸业，率兵伐郑。楚共王得到消息，率楚军及戎兵救郑。两军战于郑地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　楚共王想在援晋的齐、鲁、宋、卫军队到达之前，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于是挑选一个古代最忌用兵的晦日一一六月二十九日，利用早晨的大雾掩护楚军迫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军营前有一片泥沼，不便兵车机动，处境十分不利。有的将领主张坚守待援，暂不出战。但晋厉公想，援军到来尚需时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难以预料，决心与楚一战。遂排除不战意见，采纳将士之谋：在营内布阵，并立即着手改善条件，下令将营内井、灶填平，扩大了空间，就地将上、中、下、新四军排列成阵。这样，既解决了出营布阵的困难，又可隐蔽自己的部署调整。楚共王登车观察晋军阵势，看了半天也不得要领。晋厉公在楚旧臣苗责（奔）皇的陪同下，观察楚军阵势，针对楚军精锐集中于中军的情况，苗责皇建议：分晋军精锐加强两翼，先攻破楚军薄弱的左、右军，尔后，集中力量围歼其中军。厉公采纳了他的建议，迅速调整了部署。晋军先发制人，开营发起进攻，沿泥沼两侧前进。楚共王见晋厉公所在中军兵力薄弱，率领王族亲兵兵车及中军攻击晋厉公，被晋大夫魏铮射中左目而被迫后退，故未能及时支援两翼。楚军得知共王负伤。军心动摇。晋军趁势猛攻楚左、右军。楚右军及郑兵最先不支退却，从而影响了中、左军，楚军阵势大乱，伤亡惨重，公子伐被俘，只能收兵。晋军亦停止进攻。经此一仗，楚军虽然失利，但主力尚存，遂利用夜晚积极修整兵器，补充兵源，准备来日再战。楚共王召集主帅子反商量应敌之策，子反却因醉酒无法议事及指挥作战，自料难以取胜，遂率军回师。
１２：鸡父之战（春秋后期，吴与楚争霸江淮。周敬王元年　（公元前　５１９年　），吴王僚率公子光发兵进攻楚地州来（今安徽风台）。该地是吴国从陆路西进的必经之地，曾两次落入吴手，复为楚据。楚平王见吴兵再次来攻，派司马伟越率领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军往援。令尹子瑕带病督军，不幸途中病故。伟越率军撤至鸡父（今河南固始东　）。此时，吴军已移师钟离设防待机。吴王见楚军势大，对是否再进迟疑不决。公子光认为，敌虽众而心不齐，主帅新丧，伟越威信不高，号令不行，只要分师先破弱敌，定能以奇制胜。吴王采纳其建议，继续挥师前进并选择了古代最忌用兵的晦日七月二十九日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伟越仓促应战，把六国军队放在前面以掩护后边的楚军。吴王令　３０００名囚徒在前诱敌，　先攻胡、沈、陈三国军队，结果诱兵一触即溃，胡、沈、陈三国军队紧迫不舍，争抢俘兵，阵势大乱。吴军主力乘机出击，俘胡、沈国君及陈大夫　聂，随后又释放胡、沈军的俘虏，让他们逃奔许、蔡、顿军传呼“国君被杀”，吴军趁机随后呐喊冲击，三军震动，惊慌溃逃。楚军失去掩护，又未列阵，自知不敌而逃。吴军攻占州来。　公元前　５１９年　）
１３：柏举之战（公元前　５１５年）　春秋末期，吴国崛起，与楚长期争霸江淮。周敬王五年（公元前　５１５年），吴国阖闾继位后，采取疲楚误楚方针，派一部兵力游击袭扰楚国边境，长达六年之久，使楚国疲于奔命，极大地削弱了楚军的战斗力。
１４：姑苏之战（公元前４９４年）　周敬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４９４年），吴、越在夫椒一战，越惨败求和，才未亡国。越王勾践在吴被扣作人质三年，受尽羞辱。回国后励精图治，积蓄国力，一心灭吴，史有“卧薪尝胆”的故事。越对外结好齐、楚、晋等国，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吴国，怂恿吴国北上中原争霸，用以消耗其国力。
１５：笠泽之战（公元前　４７８年）　姑苏一战，吴几乎被越亡国，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吴国因连年征战，财力耗尽，被迫采取“息民散兵”之策，以图恢复国力。。。（简略）
１６：战国七雄兼并战争　由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进入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公元前　４７５至前　２２１年）是战争促进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春秋末年呈现晋、楚、齐、越对峙局面，各国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兼并斗争空前激烈。晋在变革中解体，最后形成“三家分晋”，魏、赵、韩变成三个独立的封建政权。齐国被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田氏所代。处于边远地区的楚、秦、燕最终也转化为封建政权。越国因发展缓慢，被楚所灭。在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弱小的诸侯国。魏、赵、韩、齐、楚、秦、燕所处条件较好，加之不断改革，都具雄厚实力，史称“战国七雄”。这七个强国为争夺人口、土地，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五个阶段。　前期主要是大国之间为控制、兼并小国或攻取战略要地而发生的战争，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还未全面展开。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魏国称雄阶段。魏、赵、韩三家分晋后，魏国占据山西西南部富饶、险要地区，又经改革，迅速强大起来，文侯、武侯两代联合韩、赵两国四面扩张：向西夺取了秦的河西地　（今陕西北洛河南段与黄河之间地区）　；向北越过赵国边境灭了中山国；向东攻齐，进入齐的长城；向南攻取楚地直至方城以北。魏国一时声威显赫，称雄中原。　魏、齐争雄阶段。韩、赵助魏称雄后，没有得到好处，遂自求发展，致使联盟关系破裂，打了起来。这时，魏国东面的齐国，西边的秦国，逐渐崛起。齐桓公为摆脱魏的控制，征服了泗水上游附近的诸侯国，与魏争雄。秦国为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两次大败魏军，震动中原。魏惠王时，为了打破齐、秦东西夹攻的态势，又拉拢韩、赵，使三国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不久，赵国又与齐、宋、燕联合抗魏。齐威王利用赵、魏矛盾，图霸中原。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　３５４年），为争夺卫国，魏发兵攻赵。赵向齐求救。齐军在田忌、孙腹率领下在桂陵之战中大败魏军，创造了“围魏救赵”的战法。齐、秦也趁机抢占魏地。魏惠王因为韩国抵制其会盟，又于周显王二十七年发兵攻韩。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军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之计诱敌，　设伏全歼魏军　１０万之众。齐国从此称霸中原。在齐、魏相争的同时，秦国重用商鞅改革，国势日盛，不断向东扩展，两次大败魏军，迫使魏又想附齐抗秦。周显王三十五年以后，兼并战争更为复杂、激烈。　简略。。。
１７：秦灭六国　长平之战后，六国皆弱，已无抗秦之力。各国又只图自保，甚至相互攻伐，难于形成合纵抗秦的力量。秦则坚持远交近攻的战略，攻占了韩、魏、赵大片土地。至秦王政五年（公元前　２４２年），齐、秦领土已接壤，阻断了赵、楚联系，对韩、魏成三面包围。秦灭六国条件已经成熟。秦王政采纳大臣建议，以破坏六国合纵为指导思想，重点打击赵、楚两国。秦王政十一至十五年，秦国四次出兵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秦军先胜，后被赵将李牧击败。秦遂转向弱小的韩国，于十七年灭韩。这时赵国遭灾，秦国趁机实施反间计，除掉了李牧，于十七年灭了赵国。赵公子嘉奔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自立为代王。接着，秦军又重创燕军主力，燕王喜与代王嘉退往辽东郡。二十二年，秦以一部兵力灭魏，进而由北南下，　先以　３０万大军攻楚，不料大败而归。后派老将王翦率　６０万大军再次攻楚，　终将楚国灭亡。二十五年，秦军又扫清了燕、赵残余势力，仅剩下一个齐国。二十六年，秦军避开齐国正面防御，自燕地南下，一举攻占齐都。至此六国皆平，终成统一大业。
１、长勺之战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６８４年），鲁庄公率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击败齐军的作战。　点评：长勺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后发制人，疲敌制胜最早、最典型的战役，在中国战争史占有重要地位。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轻率用兵，最终导致失败。这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的胜利。它对齐桓公调整完善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具有一定的影响。相反鲁国在作战中，鲁庄公能虚心听取曹刿的正确作战指挥意见，遵循后发制人、敌疲我打、持重相敌的积极防御、适时反击的方针，正确地选择战场，正确地把握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役的重大胜利。鲁军运用的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敌疲找打、击其惰归的战术，对后世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军事思想，也为后世兵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之处（如秦灭楚之战、三国夷陵之战、唐朝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虎牢之战、洺水之战、嘉山之战等。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后发制人、疲敌作战最卓越的代表）。
２、城濮之战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６３２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一说在今河南陈留附近）击败楚军战略决战。点评：此战，晋在战略上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破坏曹、卫与楚的关系，既改变了战略形势，又夺取了战争主动权；在战役上，晋军的“退避三舍”，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而且不但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还先据战地，以逸待劳。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交战时晋采用避强击弱，佯退诱敌以及两面夹击，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等战术，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反观楚军，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如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此外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也导致了惨败。城濮决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战争理论，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３、崤之战　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６２７年），在晋秦争霸战争中，晋襄公率军在晋国崤山（今河南陕县东）隘道全歼秦军的重要伏击歼灭战。点评：崤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伏击歼灭战。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来讲，晋军针对秦军劳师远出，疏于防御的弱点，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势设伏突袭，大获全胜。其对于阻止秦国势力东进起了一定作用；但秦晋联盟亦就此断绝，此后两国间争战不断，从战略角度看，晋的做法是失策的。
４、鞍之战　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８９年），晋卿郤克率领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在齐地鞍（今济南西北）击败齐军，迫齐背楚从晋的作战点评：此战，晋军指挥果断，临危不乱，大败恃勇轻敌的齐顷公，迫齐与晋结盟，解除了与楚争霸的侧后之忧。
５、齐桓公图霸中原之战　春秋前期，齐桓公为夺取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点评：齐桓公在名臣管仲的辅佐之下，依仗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通过有限的战争手段和符合实际形势的政治、外交活动谋取霸权，是其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主要原因。通过图霸战争，齐统一了今山东北部地区，为尔后中国统一创造了条件；其联合诸侯反对戎狄的掠夺和内侵之举，有利于保卫中原先进文化免遭破坏；其多次主持会盟，相对减少了战争，增加了交流，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另外，齐桓公将经济因素纳入战略范畴之内，以外交手段寻求外力支援。以及创建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等，均使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制度前进了一步。
６、鄢陵之战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５７５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军在郑地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击败楚郑联军的重要作战。　点评：鄢陵之战，是继城濮之战、邲之战之后，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两国军队主力会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方面虽然藉此得以重整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了。楚军遭到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仓猝兴师，行军太急，“其行速，过险而不整”（《左传·成公十六年》），造成军队疲劳；（二）一味强调赶在齐、鲁等国军队到达前与晋军会战，过于急躁；（三）未能判明晋军作战意图，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四）会战中缺乏权宜机变能力，以致被动挨打；（五）主帅子反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丧失再战信心。晋军在此战中表现出较高的作战指导能力：它出动军队及时，“先据战地以待敌”，赢得一定的主动。在会战中，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和地形特点，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并及时改变部署，加强两翼，先弱后强，以两翼攻击作战击败楚军，从而一举击败楚军。反映了春秋中期野战进攻战术的发展。
７、吴越争霸战争春秋末期，（公元前４７３年）　东南地区的新兴强国吴、越为扩张势力，逐鹿中原而进行的争霸战争。点评：此战，吴王夫差不听伍员之言，养虎为患，终遭灭国。而越王勾践则卧薪尝胆，养精蓄锐，并听取谋臣文种、范蠡之言，主要靠谋略制胜；亲齐、结晋、联楚的外交策略，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春秋末期的战争，已发展为智战。当时人即认为“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国语·吴语》记楚将申包胥言）战争中还出现了早期入海远航作战及河川进攻等新的作战方式。
作文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弼时》8300字任弼时，湖南湘阴（出生地今属汨罗市）人，１９０４年４月出生，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病逝，终年４６岁。在任弼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阶段。他先是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继而肩负重要使命出使共产国际，在圆满完成任务回国后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并直接协助毛泽东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１９４３年３月以后，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
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抗日前线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任弼时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８月２５日，洛川会议结束，中央军委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为加强对八路军的全面领导，中央军委还于８月２９日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９人组成。
洛川会议后，任弼时即与朱德等人一起回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总部，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９月２日，任弼时与朱德到富平县庄里镇参加一二○师抗日誓师大会，并向一二○师全体官兵作了出征动员。９月５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邓小平主持会议，朱德宣读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任弼时宣布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次日，任弼时与朱德、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发北上。９月１５日，任弼时、朱德等人率八路军总部在韩城县芝川镇与先期到达的左权等人汇合。随即，任弼时与朱德、左权、邓小平等同乘一艘木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９月２１日，任弼时等人率八路军总部进入太原。９月２３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抵达五台县南茹村。在这里，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共同部署、指挥了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第一仗――平型关战役。９月２５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１０００余人，消息传开，举国振奋。同一天，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签发了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八路军各部队立即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就八路军各部担负地方工作的区域进行了划分。
随后，八路军总部离开南茹村，继续向晋东南挺进。其间，任弼时一面协助朱德、彭德怀做好八路军总部的各项工作，一面注意检查、部署八路军的各项政治工作。１０月１０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以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沟通前后方的联系。中央军委在发出的命令中指出：“所有第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不过，由于当时任弼时正随八路军总部在前方作战，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暂由毛泽东代理。这样，任弼时仍集中精力于八路军前方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便不时派人到各部队去检查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以改进和提高部队的政治工作。
当时，被任弼时派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的黄克诚发现，八路军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后，部队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部队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军阀主义习气，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以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弼时听取了黄克诚的汇报后，即令其将检查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随后，任弼时将有关情况向朱德、彭德怀作了报告。三人经研究后觉得是应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于是，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于１０月１９日将此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１０月２４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通知，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１１月８日，太原失陷。此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则上升为主导地位。１１月１１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集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所属部队的有关领导人，具体部署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收集国民党溃军、枪支和扩大八路军部队的问题。在任弼时等人的指导下，八路军各师陆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山西各地开展工作，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打击汉奸，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弼时又协助朱德、彭德怀部署八路军逐渐向晋东南、晋西南、绥远、河北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战争区域。到１９３８年春，八路军已在华北敌后建立起了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以一部在平原地区展开。
在随八路军总部转战的日子里，任弼时还先后接见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等外国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及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等情况。
除了指导部队的工作外，任弼时还非常注意总结八路军在作战、建设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此，他起草、撰写了不少文电、论著。如他在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日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并特别强调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该文于１９３８年１月中旬被武汉的《新华日报》刊载，后来又被《群众》、《前线》、《解放》等杂志予以转载。
１９３８年２月，《新华日报》又刊载了任弼时撰写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将在持久抗战中涌现、滋长、生息、培养、发展起来……”
１９３８年２月，任弼时受八路军总部的派遣，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八路军在山西抗战的有关情况。任弼时没想到，此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赋予了他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而且，他这次离开八路军总部后就再也未能回到华北抗日前线。
出使共产国际，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八路军的抗战事迹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４日，任弼时返回延安。次日，他向正在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县长会议作了题为《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在介绍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日军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八路围攻等作战胜利的情况后，指出：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要把动员、武装民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我们抗战过程中的基本任务；我们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一是保持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二是要抓住武装民众这一迫切的一环，只要将民众发动、武装起来，就将成为不可摧毁的能够持久战斗的坚强堡垒。
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１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就持久战、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部署、国共两党关系及敌占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派任弼时到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么，这是一项什么样的任务呢？中共中央又为何要在此时派任弼时去呢？事情的源头还要从王明回国说起。
王明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回国后，王明便于１２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并指责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地强调了独立自主，主张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说他的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作的，这就有很大的迷惑性。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８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仍坚持其右倾错误主张。而部分政治局委员在听了王明的这两次报告后，也开始对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初期制定的一些正确政策产生了疑惑。
这样一来，在中共中央高层内部就对涉及抗战的政策等问题出现了不同声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
３月５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后经西安、兰州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乘飞机于３月底到达莫斯科。４月１４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全面介绍了８个月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和政策。
５月１７日，任弼时又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就４月１４日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
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中共中央估计武汉可能失守，由此可能引起蒋介石、国民党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发展自己，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力量越大，地位就越高，合作就更有保障；尽管八路军、新四军武器比较陈旧且不齐备，但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因此，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抗战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完全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拥有雄厚的基础，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将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为此，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目前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最基本的任务。
任弼时发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其提交的书面报告及口头补充说明进行了讨论。讨论中，王稼祥也作了发言，着重说明此次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大革命时期中共倡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不同。６月１１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对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令任弼时感到由衷的高兴。
来到莫斯科后，除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情况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工作和任务外，任弼时还抓紧时间撰写各类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及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以加深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及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了解和认识。苏联《真理报》陆续发表了任弼时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同时，他还组织力量，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有关文章、论著译成外文，分发给各兄弟党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兄弟党组织的座谈会、报告会，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抗战的问题；组织由国内派到苏联学习的同志向兄弟党代表团介绍中国革命的有关情况。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对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更深的认识，从而也得到了其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如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专门同他和任弼时谈了一次话。对于此次谈话的内容，王稼祥回忆道：“他（指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人了。”这说明，对于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此时在组织上是支持毛泽东的。这就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及消除王明右倾错误奠定了基础。任弼时虽然未能参加此次会议，但他的功绩却是全党公认的。
王稼祥回国后，任弼时留在共产国际总部，接替其工作。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一方面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的有关活动，并向其及时转交中共中央呈送的各种材料，一方面继续撰写文章或利用作报告、讲演、会晤等方式，随时向共产国际、各兄弟党代表团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最新进展情况。当时在苏联还有一批由国内派来养病的中共党员干部。为了使他们不放松学习，任弼时便将林彪、卢冬生、刘亚楼、钟赤兵、蔡畅、贺诚、贺子珍等几十位同志组织起来，分成政治和军事两个班，一边治病、休养，一边学习。任弼时还亲自为他们拟订学习计划和大纲。
另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还“解放”了一批曾受到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党内同志，对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制造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在莫斯科期间，王明曾打着共产国际的幌子，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对当时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的、对其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致使一些同志长期滞留苏联，既无法回国，亦无法工作，有些同志甚至长期被下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任弼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取证，对于一些受到王明无辜陷害的同志首先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继而想办法帮他们，安排工作或安排他们回国。在任弼时的帮助下，吉合、师哲、陈郁等一批同志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１９４０年２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人回国。这样，在莫斯科工作了近两年的任弼时于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５日同周恩来（周是１９３９年９月来苏联治伤的）等人一同离开莫斯科。３月２６日，任弼时一行安全返抵延安。此后，任弼时又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工作。
参与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任弼时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３月底至５月上旬，连续召开会议，听取任弼时、周恩来有关共产国际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及党的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留任弼时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同时还决定近期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任弼时协助毛泽东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此后，任弼时便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关于召开中共七大，中共中央曾多次作出决议，但都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未能举行。任弼时回延安后，加紧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为选择一处适宜的会址，任弼时曾跑了不少地方。会址的选择，既要考虑安全因素，又要便于数百名代表的生活起居。经反复比较后，任弼时决定将会址定在延安的杨家岭。于是，日后的杨家岭便出现了专门为召开中共七大而兴建的大礼堂。
审查会议代表资格，是一项原则性极强的工作。在主持此项工作期间，任弼时本着对党和对被审查者高度负责的精神，逐一审查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及敌占区的代表的有关材料，遇有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便想方设法向了解、熟悉情况的同志调查取证，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会直接找本人谈话，以彻底弄清问题。从１９４０年５月至１９４１年４月，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了２０多次审查工作会议，初步审查了２５０多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资格。
为加强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指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１９４０年９月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以高岗、谢觉哉等１９人为委员。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原由王明主抓，边区中央局成立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主管其工作。为促进边区中央局内部干部的团结，并贯彻落实工作，任弼时专门邀请毛泽东出面召集边区中央局常委会议，他与张闻天一同参加，在肯定边区党委和政府过去工作成绩、总结经验的同时，查找缺点和不足，以利于日后更好地工作。
同时，任弼时还抽时间听取边区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汇报，调查了解有关方面的工作情况，并与边区政府一起研究加强经济建设的有关措施。在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后，任弼时就如何加强边区的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方针，如要以发展农业为主、要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要培养经济建设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等。
１９４１年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即将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作准备。纲领经任弼时、毛泽东等人修改后，于４月２７日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５月１日，纲领正式对外发布。这是一个全新的施政纲领，进一步发展了中共在全国抗战初期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制定新的施政纲领的同时，为了统一整个西北地区工作的领导，４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原则决定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５月１３日，中央书记处正式行文，并以高岗为西北局书记。
加强对中央政策的研究，是任弼时主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更好地坚持本阶级利益，同时适当照顾其他阶级的利益，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４日决定，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检查和纠正党在实际工作中过“左”的倾向或行为，制定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政策，这也是为将要召开的中共七大准备材料。该委员会由任弼时、博古、凯丰三人组成，任弼时负责主持工作。后来，博古、王若飞、李富春、杨尚昆、彭真等人先后参加了有关政策的讨论。
从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４月，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了九次政策研究会，讨论、制定了有关“三三制”政权建设、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土地问题和合作化、劳动、锄奸等方面的七项政策提纲。这些政策提纲先后被报送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审阅，为中央开展下一步工作或制定新的政策提供参考。
为进一步理顺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间的关系，提高机关的工作效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改革。会议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决定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等七人组成书记处工作会议，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以后的书记处及政治局的会议议程由秘书长负责提出。
不久，中共中央又将书记处的业务机构与秘书处的业务机构合并，由任弼时统一领导。另外，成立以毛泽东为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任务。该局下辖由毛泽东兼主任的政治研究室和由任弼时兼主任的党务研究室，另外原有的中央情报部也划归该局领导。这样一来，任弼时分管的工作任务更多了，其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了。
以大会秘书长身份主持中共七大开幕式，并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
１９４２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以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
在任弼时的具体指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３年１月间召开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议题的历时近３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代表２６０多人，另有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２００余名干部列席会议。任弼时主持了开幕式，并在会议期间就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及陕甘宁地区党的历史教训与党性等问题作了发言。会议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制定了发展经济的正确方针。会议期间，任弼时一直驻在西北局机关，以便随时对会议进行指导。此次会议开得非常圆满，对于推动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开始考虑中共中央机关的调整与精简方案。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他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机关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为使中央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工作；应明确中央书记处的性质和权责；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青委、工委、妇委合并成民众运动委员会等。
中央政治局在对任弼时提出的方案经过认真讨论后，于３月２０日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决定中的其他各项基本采纳了任弼时代表书记处提出的方案。另外，根据这一决定，任弼时还要负责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的党政军民工作。
应该说，中央机构的这次人事变动，是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在组织机构上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它从组织上确立了遵义会议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同时，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
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及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事宜等。此次会议一直开至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结束。任弼时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会议期间，任弼时除了要主持召开会议，处理中共中央的一些常务工作，参加讨论和决定中央关于战略反攻及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外，还受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为起草该决议，任弼时花费了大量心血，几易其稿。后来，又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参加了该决议的讨论和修改，此外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
为使中共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的任务，原准备在七大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中共七大闭幕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该决议，并决定对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继续由任弼时为首组织修改。该决议经任弼时主持修改后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任弼时终不负党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任弼时以大会秘书长的身份主持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又向大会提交了《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书面发言稿。６月９日和１０日，大会进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共选出正式委员４４人，候补委员３３人，其中任弼时以全票当选为正式委员。６月１１日，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任弼时等１３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同时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主席；推举任弼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至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成为该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他只有４１岁。
作文三：《先秦时期的战争》2100字先秦时期的战争离不开战车。文献记载不够直观，而考古发现却可以复原战车的庐山真貌。
商周时战车是各国的军事实力的体现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兵车行》，沉痛控诉了战争的残酷和给百姓带来的痛苦，称得上中国古代相当早的反战之作。“车辚辚，马萧萧”，描述的虽然已主要是唐代军中的辎重运输车辆，却也让人联想起我国商周时期战争的主力军——战车曾经的辉煌。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何时开始用驾马的车子参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人从夏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前所作《甘誓》说，军中有“左、右、御”之名，认为是指车上位于左侧（车左）、右侧（车右）和居中驾车（车御）的武士，推测当时已使用战车。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到了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诸侯兵会于牧野时，有战车四千乘之多。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所以自商以后，尤其到两周时期，战车部队和车战战法得到长足的发展，战车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以一乘马驾的战车和附属的徒步士兵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判断各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也常常以战车的数量来计算。总之，当时的战车兵就相当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先进的军事武装。
夏鼐等考古学家首次剥剔出完整古车
中国古代的车乃至战车是什么模样？过去因为仅见于文献的记载，所以人们并不知其庐山真貌。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车子的残迹，但因为古车都是木质，腐朽后只能在黄土中留下特殊的痕迹，没有清楚的认识和成熟的田野技术，根本不可能将其剥剔出来。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社科院考古所）夏鼐先生率领的考古学家，才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田野考古中，第一次成功剥剔出战国时期的车子。这种车子虽然只是保留在泥土中的形态，但清晰可辨，准确可靠，完整再现了古车各个部位的形制和细部尺寸，学者们据此在考古报告中细致绘出了它们的图像。
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考古工作者们又陆续在河南、陕西、北京、甘肃、山东、河北、湖北、山西等地殷商墓葬和遗址的发掘中不断摸索，获得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先秦古车的遗迹遗物。
综合这些出土古车资料，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当时车子的模样了：它们是木质，
独辕，两轮，车厢方形并从后面开门上下。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下的车轴上，辕尾稍露在车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轭，用来驾辕马，一般是驾两匹或四匹马。车轮轮径较大，装有十八至二十六根辐条。
从出土的战车可以判断作战者的状况
考古发掘出土的殷商古车，相当多的车上和车旁发现了兵器，表明它们应该是用于作战的战车。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第１７５号车上，就有铜戈、铜镞等实用兵器；殷墟西区Ｍ４３车马坑中埋有一辆前驾两匹马的车子，车厢里放着一个皮质圆筒形矢箙（箭囊），内装十支利箭，都配着铜质箭镞，箭囊旁还有一件铜弓形器和两柄铜戈。这两车都应是战车。另外，一些车上虽然没有兵器，但所属墓葬中常有成组的兵器出土，所以其中也可能有战车。
出土的战车甚至可以反映出作战时车上乘员的情况。比如山东胶县西庵乡出土的一辆西周战车上，放有两组青铜兵器，靠右侧的一组只有一柄戈；靠左侧的一组有戈、戟各一件和箭镞十枚。这两组兵器出土时的位置，正好说明了车上乘员的位置：根据记载，当时一乘战车上应该有三名乘员，主将的位置居左，那一组制作精美的戟、戈和防护装具，正是为他所用的。右侧位置是主将手下的武士，为“右”（或“戎右”），是战时的主力。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即驾驭马车的驭手。这样的位置，恰好和文献中战车乘员配备及战时情形相吻合。再从已经发掘出的商周车子的车厢宽度考查，一般宽在１３０－１６０厘米，进深８０－１００厘米之间，并乘三人是完全可能的。
人、马、车都配有严密的防护装具
由于战车上的乘员都是站立在车厢中作战的，所以他们身着铠甲的甲身都很长，与后来骑兵和步兵所穿铠甲不大一样。乘员中戎右因为要挥臂格斗，故只在肩部加有披膊；御者的职责是驾车，因此两臂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并且还接缀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车战武士这样的护甲形制，一直沿用到秦代，在秦始皇陵陪葬陶兵马俑坑出土的木质战车上，驾车的驭手就身着这样的护甲。
除了战车乘员外，驾车的辕马也披挂了皮革制成的甲衣。湖北随县擂鼓礅一号战国墓里出土的大量皮质甲片中，就有用来编缀马甲的甲片，据同墓随葬的竹简文字记载，当时的马甲有彤甲、画甲、漆甲、素甲等多种。保存较好的马甲，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中，马甲胸颈部有２５片甲片，分５列，每列５片；躯干部有４８片甲片，左右对称，各分４列，每列６片；还有保护马头部的皮甲胄，由顶梁片、鼻侧片、面侧片等６片甲片组成。这套皮马甲
能够有效地保护驾车辕马的头、颈和躯干免遭敌方箭石的损伤。
战车车厢也需要防护，河南淮阳马鞍冢二号车马坑出土的四号车，车厢外侧钉装有青铜护甲，甲板每块长１３．６厘米，宽约１２厘米，厚０．２厘米，共钉８０块。２００７年结束发掘，最近刚刚披露的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一坑中埋葬着至少１０５匹马和４８辆整车，是迄今为止所见西周时期规模最大，陈放车辆最多的车马坑。其中多辆车厢中还保留着铜马甲、马具和铜剑镞、铜戈、铜矛，显然都是当时的战车。更有一编为１１号的车厢外侧，装有莲瓣状青铜甲片，排列整齐，保存完好，与上述马鞍冢二号车马坑的四号车一样，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装甲战车”。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的战国驷马战车，还将强弩装备于车体上，射程要比弓箭远得多。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改朝换代的直接推手，曾经在古代（主要是先秦）战争中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战车，在我国各地古墓葬和遗址中有大量存留，许多作为大墓陪葬的车马坑，动辄埋葬几十乃至上百组杀殉的骏马和装备整齐的车。杜甫眼中的辚辚车马当然已不是先秦战车的模样，但我们今天有幸看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各地车马坑中，再现的可都是两千年前能参加实战的真马真车。
作文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漕涧》2200字抗日战争时期的漕涧
大理云龙县漕涧镇是一个名气不大，历史却很古老，还一度是滇西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基地。小镇位于怒江、澜沧江之间，海拔二千多米，四周群山环抱，森林茂密，从北往南流泉争涌，灌溉着万亩良田，山之麓，散居着十多个村落，漕涧古镇就在坝子中间，白、苗、阿昌、彝、汉各民族世代和睦聚居，繁衍生息。
汉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汉武帝在云南省设郡县，漕涧即当时隽唐县所在地，汉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隽唐，十二年（公元７９年）设永昌郡，仍治隽唐（共８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苗丹村出土７件石斧，坡脚村发掘出青铜器３０多件，证明了这个小镇的古老历史。
漕涧是茶马古道的要津，往北经六库出片马至缅甸北部密支那和印度，南至保山、凤庆、普洱茶乡，往西至腾冲乃至缅甸的瓦城、仰光，东至大理、昆明，历史上曾有个商贾云集的昌盛时期。由于其地理位置，它又是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
明代正统年间，麓川土司思任发叛明，缅北部族入侵，靖远伯王骥率军驻扎漕涧，后三征麓川取得胜利，维护了国家西部安定。
１９４２年５月上旬日寇入侵，腾冲、龙陵相继沦陷，铁蹄直达怒江西岸。处于怒江东岸的漕涧，距怒江栗柴坝渡口和六库渡口只有一百来华里，是扼守东岸的重镇。因滇缅公路怒江上的惠通桥炸毁，大批旅缅华侨纷纷翻越高黎贡山渡怒江涌入漕涧，腾冲县政府在县长张问德率领下，迁移县政府到漕涧设政府办事处，与驻军协同开展腾冲抗日工作。与此同时，抗日军队云集漕涧，计有１１集团军滇康征缅游击总指挥部（简称蓉总）的分监部，预备２师、３６师、２８师，野战医院、兵站、航空电台等等约一万多人，漕涧一度成为防守怒江天险，反攻腾（冲）龙（陵）的基地。　　　　　远征军第五军第２００师师长戴安澜曾于１９３９年在广西大明山昆仑关击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１２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取得昆仑关大捷，扬名国内外，此次率部远征缅甸抗日，又立战功。由于英军背弃曼德勒会战协定，为保存自己而逃跑，２００师在同古遭日军伏击，戴将军一声令下，全师官兵奋勇与敌拼搏，他亲自带了一个团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带头向敌人猛扑猛冲，右腿中弹，仍忍痛指挥向敌人冲击，子弹又击中后腰，摔倒在地，经包扎后不下火线，站起来又向敌人阵地冲击，最后，头部、胸部又中敌弹，于５月２６日壮烈牺牲，时年３８岁。２００师残部撤回国内，他们抬着戴将军遗体，翻越高黎贡山渡怒江回到漕涧，装殓将军遗体，乡绅何治先生义让一口质地优良的棺材，成殓后，漕涧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设在高等学堂，大门用松柏扎成牌坊，灵堂上挂着宋希濂将军的挽联：
身滔铜鼓　　丹心已向军前死
名驰缅甸　　热血虽洒气犹生
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卫，军乐队奏哀乐，鸣礼炮，我当时是个中学生有幸参加。部队长官和地方首脑致悼词，气氛肃穆庄严，戴师长英名家喻户晓。此后，在云龙、大理、昆明也召开了追悼大会。
龙陵、腾冲被占领后，日本侵略军直逼怒江惠通桥，数次渡江被击退在六库，日军从西岸炮击六库土司衙门，渡江未果。汉奸造谣说日军将渡江，漕涧地区人心惶惶，有的逃难或准备逃难。随后政府急调兵力，加强了东岸防守，巩固了防线。
尔后预备２师，３６师开展了腾冲游击战，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开办战时训练班，组织民众抗战。在漕涧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民众和驻军一道在四周要隘挖了战壕。我们多次观看美军教官在漕涧西北大操场教官兵使用八二迫击炮、重机枪、火焰喷射器等武器的实弹射击演练。　　　　　为了协调军民关系，一致抗日，成立了漕涧军民联合办事处。乡绅李张扬任主任，赵文典任副主任，何纯如任宣传股长，杨朝栋任经济股专，张九如任漕涧战时联立学校校长，落实了组织领
怒江西岸不断传来日寇烧杀抢掳，奸淫妇女残暴的消息，有十多个怒江西岸的农民被日本鬼子抓获，为他们背运物质到片马丫口，到达后用机枪射杀，其中一个农民幸存回来诉说了惨状。这些暴行激起了对日寇的仇恨，增强了支前抗日的决心。各族各界以实际行动全力支前。组织了由何浩东担任队长的骡马运输大队，骡马２３０多匹，赶马人员６０多个，随部队跟进运送粮弹。他们从漕涧出发渡怒江，忍受沿江峡谷的酷热，又在寒风冷雨中，越过高黎贡山，至界头、腾冲、龙陵等地。功劳卓著，仅这个大队在支前中就牺牲了李芝阳等８人，损失骡马１７０多匹。继１９３８年漕涧人民参加修筑滇缅公路后，又在１９４３年奉命修筑瓦（窑）漕（涧）公路；（后因抗日战争胜利停工未完成），漕（涧）栗（柴坝）马路，直达栗柴坝渡口。
波涛滚滚的澜沧江上，木船、竹筏划渡着成百上千送粮食给养的群众。他们翻山越岭先把粮食等送到漕涧集中，然后由漕涧人组成的支前骡马队运往前线。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６日，天寒地冻，６０多个背运军粮的从汤涧出发至望江坡大岩房山丫口，其中有１３个乡亲因冻饿、背靠粮袋而死，同伴们用树枝盖在死者身上，据说其时突降大雪，下大雪覆盖了遗体，这就是有名的望江坡１３座雪坟。有的新婚夫妇，婚后丈夫支前送粮弹，妻子在家碾米备军粮。有一位妇女名叫宋妹妈把刚满一岁的吃奶娃娃寄养给别人，背上７０多斤的军粮，两天时间，翻过梁子送到漕涧累成病。　　　　　居住在怒江边的傈僳族，白族制备弩箭，在箭头上装了弩箭药，只要射中，见血封喉必死。漕涧的道士做道场时也要高声念咒：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希特勒死，日本鬼子亡。支前抗日事迹很多，不甚枚举。
当时漕涧街头巷尾，到处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抗日的活报剧、街头剧经常演出，抗日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诗歌对联也很多，为时任军民联合办事处宣传股长的何纯如先生就写了不少，如：
唇焦舌敝，致力抗日工作，宣传工作；
笔伐口诛，打击投降主义，帝国主义。
雪白风劲，扫除法西斯蒂；
桃红柳绿，追随时代潮流。
两次世界大战，戎首强，结果怎样？
两陆都有硝味，玩火者，终必自焚！
教育事业在抗战时的漕涧空前发展，部队进驻漕涧后把原来只办高小的学校增办初中班，男女生分班改为男女生同班。１９４５年秋成立云龙中学漕涧分校，教师不够，由预备２师的军官分别授课，他们都是大学生投笔从戎的，文化水平高。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１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７１军军长钟彬亲临漕涧视察部署反攻，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１日反攻腾龙战役全面开展。除高黎贡山左翼有名的松山大战外，右翼也全面反攻，山上有许多要隘，日军修筑着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埋设地雷，触雷牺牲的不少，老百姓建议把牛羊赶在前面踏爆取得效果。反攻之后，捷报频传，攻下了高黎贡山右翼的日军据点灰坡、斋公房、大塘子。在漕涧，能经常听到胜利的炮声。激战４０多天，收复了腾冲、龙陵、畹町。
李　超（春城晚报）
作文五：《关于战争的作文：战争》800字关于战争的作文：战争
一提起战争，似乎并不寻常。从古至今，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有过战争。不扯那么远，就从二十世纪初说起。一二十年代的一战，三四十年代的二战；五十年代的朝鲜危机，六十年代的越战；七十年代的中东战争，八十年代的海湾战争；九十年代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就连到了新千年也没能避免这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战争并不是所有人都主张的，主张战争的人而是那些贪婪的政客们。他们像一头头虎视眈眈的狼，望着别的国家的资源便流着口水，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然后又随便选一个借口就一声令下将本国大兵开进别国。士兵们拼死花了许多代价占领了另一个国家，而政客们呢？一边渡假一边挑选应该把自己的哪个附属公司安排在这个国家。至于为他牺牲的士兵，给两个破钱就打发了，而他自己却在那里发着横财。我想这些政客也许没想到当他们发横财的时候，有多少被占国平民正在受苦，有多少平民在战争中无家可归，有多少手无寸铁的人死于战乱！就说说最近登上报纸的那些伊拉克平民的照片吧。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只有七八岁的儿子无奈的地站着，在那位父亲的脸上愤怒中带着许多悲伤。原来，在空袭中他们的房子被移夷为了平地。另一张照片照的是一位刚刚成人的小伙子，他跪在了地上，在他身前摆着他母亲的残肢。据了解，再一次空袭中他的家人全死了，我想这种感情的伤痛会影响这个小伙子的一生。在这次战争中被这样拆散的家庭不计其数，但是美英的那些政客们为什么还要下令军队进攻呢？难道他们的良心都被金钱遮掩了吗？古人云：“本是同根生，相煎和太急。”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多一点便会少一个生灵涂炭，多一点战争便会多一个民族灭亡。如果我们和平共处互相提供资源，那该多好呀！没有争夺，没有极端，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可是现在，这个美好的世界并没有来临，黑暗的世界任仍然笼罩着地球。在战争中美国使用各种先进武器来轰炸巴格达，巴格达市民死伤严重，但联军一点道歉声都没有。假如私德这些人都是没，那世界肯定会十分震惊。同样是人类，为什么美国人的命就那么值钱？而伊拉克人的命就一文不值？原因就在国家强弱问题上。国家富强，就没人敢侵略，和平便能永垂不朽。所以为了避免战争，我们这一代一定要珍惜这美好的环境，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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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六：《战争的作文》400字战争的作文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一年。
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是每一个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历史。它带给我们太多的痛苦，夹杂着悲伤和愤怒，带着血腥和杀气的风掠过了原本寂静的中国。
拥有５０００灿烂历史的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日本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垂涎欲滴。终于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响起了日军侵华战争的第一声炮声。然后他们肆无忌惮地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夺。残忍地实行“三光”政策。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这是个灰色与血红色交杂的月份，因为在这个月中，在南京日军的刀枪下，原本繁华的南京只剩下漫山遍野的血红，灰蒙蒙的天空还有候鸟在空中绝望的低吟。他们视中国人为玩物，肆意宰杀、取乐。居然还有日本军官在这里展开“杀人”比赛，谁先杀死１００个中国人就算获胜。南京城顷刻间横尸遍地。
但是，终究我们还是胜利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终于正式向中国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胜利是由无数战士的生命换来的。来得曲折坎坷，来得刻骨铭心。
六十年，可以让一棵小树苗，长成青葱的参天大树，６０年也可以让一个朝气勃发的少年变成一个已年过花甲的老人。六十年前经历炮火洗礼的土地，今天灿烂的阳光下闪动着光彩。
战争是残酷的，我们向往和平，呼吁美好。让和平鸽衔着橄榄枝飞翔在天空下成为永远。愿和平永驻人间。
并将小学五年级：王明宇
作文七：《战争的作文》1700字２
“战争是整个人类的不幸，任何一场战争都会给人们带来摧残”
就比如说美伊战争吧！这是两国之间一场不可避免的灾害。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那里的居民吓得不敢出街。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含着泪珠，他们的心里是多么的不满啊！为什么弱小的国家，就一定要受别人的欺负。多少次因为种族的歧视，国家之间的战争。弄得人们家不可归，可谁知道他们的怨恨呢？谁来理解他们呢？
不管是正义的战争，邪恶的战争；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人们都畏惧着它。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战争？因为美国已经被犹太集团所操纵，占领伊拉克仅仅只是犹太集团庞大侵略计划的序曲。美军攻下伊拉克后，将以伊朗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出兵伊朗，最后则轮到叙利亚。最终目的是通过控制伊拉克，伊朗，侵吞伊斯兰民族的经济命脉——石油，从而瓦解巴勒斯坦的抵抗，支配整个中东地区。
事实已经证明：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是反恐，而是在制造恐怖。是美国为了控制伊拉克石油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是美国为了控制整个中东，而发动的第一场战争。无论布什如何狡辩，都无法否认这些铁的事实。美国人内心的邪恶，伊拉克人民的恐慌。伊拉克战争让我们知道：伊拉克需要温暖，世界需要和平。
让我们拉起手，阻止战争。让我们的世界走向和平，不要再让战争破坏我们的家园。
４．不能忘记的过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六十年前，苏联，斯大林格勒，前线，一辆又一辆的卡车载着刚从训练营里出来的新兵，军官在车上喊着：“我们不需要活着的逃兵！”话音刚落，就有一枚弹片击穿他的头颅。新兵们被赶下车，有的人拿到枪支，有的人则只拿着子弹，扩音器里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没有拿到枪的，跟在有枪的后面，有枪的同志牺牲了，没有枪的同志就拿起他的枪，继续冲锋,,,,”　　六十年前，中国，东北，某个村庄，晚上，一名光着膀子的中年人扶正了挂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的带子，转过身对着一群村民，其中有十几岁的小伙子，也有头发斑白的老者，他们同样背着大刀。那中年人说：“都没让家里人知道吧？”众人都沉默不语，中年人把手一挥，“那走吧。”半个时辰后，日军基地里惨叫声、枪炮声和金属碰撞的声音接连不断，月光映在刀刃上也有了悲愤的色彩，随着刀的挥动不停地闪耀。随着最后一声枪响，再也找不到地面上的月光,,,,
战争，除了死亡和毁灭，什么都不能带给我们。战争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也留下了英雄，为了正义与和平而献身的英雄，我们无法忘记，忘记战争，忘记死亡与毁灭，更不能、不应忘记战争中的英雄们，是他们结束了战争，停止了毁灭，用他们的死亡，代替了别人的死亡。
战争结束了，就让我们来纪念沉睡的英雄。
六十年后的今天，俄罗斯，莫斯科红场，这里是庆祝，或许应该说纪念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主要场所，来自全世界的英雄们，受到各国领导人尊敬、赞颂。
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东北，某个小镇，一个班的学生，在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座纪念碑下，老人讲述了当年自己杀敌、幸存、逃脱的经历，依然是激动不已，他唱起了那首令他热血沸腾的歌：“大刀向敌人头上砍去,,,,”学生们流泪了,,,,
纪念，为了不能忘记的过去。
和平世界多么好
在一个秘密基地里，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一群科学家。这群科学家为
了让世界没有战争，过着和平的日子，他们不断地努力和研究，已经３０多年了。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们研制出了一种气体。这种气体叫和平气——就是能忘记以前的种种坏习惯，让人们有良心，有责任心，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了。
科学家们欣喜若狂，终于没有辜负了这么多年的苦功夫。当天晚上，科学家们坐着飞机，把这种气体喷洒到世界各地。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脸上喜气洋洋，精神抖擞。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人们各自忙开了。左邻右舍东一堆，西一堆的挤在一起，跟对方诉说着自己的过错。但是，对方不再斤斤计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