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问答既然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那你要生的话就只能偷生哦，哪有什么立卡的，怀孕时要躲的，至于上医院生，肯定给生的，医院哪管这些。只要你别定点立册谁管你是否可以生。 小孩生出来后可以直接上最近的地方去打疫苗，凭医院出院时给的本本就可以。热门问答相关问答1个问答 19:58:25你好，这时候你可以多吃一些酸的食物，比如柠檬水和酸杨梅让胃口变得好一些，也可以吃维生素b6缓解。1个问答 20:56:52少吃多餐1个问答 19:28:02你好，这是个人体质的问题，有的很厉害，有的人就没反应，你可以去网上查查吃点什么可以缓解一下1个问答 19:28:54孕吐反应属于正常的，如果实在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去药店买维生素B六减轻孕吐。1个问答 13:47:54亲爱的，你好太紧张导致的，但是这个不会影响宝宝健康的放松心情，睡前喝杯热牛奶有助睡眠。1个问答 00:14:34那你这个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千万别乱吃东西，可以买些孕妇的奶粉来增加一下营养。1个问答 18:18:56现在的话，你就是吃点苏打饼干或者维生素，b6，这个都能够有效的依据环境图，效果还不错。1个问答 00:18:22宝妈失眠可能是太劳累了或者想的太多了，尽量放松心情，多听听音乐。1个问答 19:36:04你好，怀孕的时候失眠是对胎儿不好的，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喝杯热牛奶。1个问答 19:20:42失眠严重的话是会影响到宝宝的。你可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冲一杯温牛奶，或者洗一个热水澡。这样有助于睡眠
(C) dianp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发布的所有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详见 。一个绝户老农妇的幸福与悲哀
老渔翁的个人空间信息量13288
个人网址：
一个绝户老农妇的幸福与悲哀 10:23:49绝户老农妇的幸福与悲哀蓟州孟凡生作于2015年5月蓟县人俗称没有儿子的人家为“绝户”，意思是这户的人脉断绝了。不论有多少女儿，只要女儿都嫁给了外姓人家，自己家里无有儿子传宗接代，延续本家的香火，也是“绝户”。但是，如果给女儿招一个上门女婿，并且要求女婿更名改姓，改为岳父家的姓氏，有了小孩也随姥爷家的姓氏，就等于有了传宗接代人，也不是绝户了。还有，如果过继了本家侄子或者收养了外姓人家的小孩，那也不算“绝户”了。如果既没有收养过继儿子，又连个女儿也没有，那就是“铁杆儿绝户”了。另外，也有极少数终身未婚的单身男女，因为他（她）们没有成家，不能立户。所以，也不称为“绝户”，其中男的俗称“老光棍”，女的俗称“老姑娘”。解放前侄子继承无子叔叔或伯父家产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过继（收养）式，在侄子未成年或未成家（结婚）之前，先把侄子过继到自己家，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员，为侄子娶妻生子。这样过继来的侄子和儿子类似，有的是幼年阶段过继的，等同于养子，就直接用父子和母子的称呼；有的是成年后结婚前过继的，还是叔侄称呼，但是娶来的媳妇和生下的小孩则是以公婆和爷爷奶奶来称呼。不论怎么称呼，过继来的侄子也要和叔叔婶婶或者大伯大娘一起生活大半辈子。他们被过继后，也就不再承担赡养他的亲生父母的责任了，当然也不再继承他的亲生父母的家产了。这样的过继方式，就等于本来无子女的叔叔或者大伯，不是绝户了。过继来的侄子与自己一起生活，娶妻生子后老少三代同居一堂，可以享受有儿子的天**之乐。如果这个侄子和儿媳不孝，关系闹僵了，还可以把他们“轰出去”，解除过继关系。但是，如果过继来的侄子是个“败家子”或者“病秧子”“药罐子”，那就要跟着倒霉了。第二种是肩挑式，俗称“一子两不绝”。旧中国的法律是允许一夫多妻的，有的老哥俩或老哥仨只有一个男孩，两家或三家可以把这个男孩当做共有的儿子，也就是传宗接代的“人种”了。每家都为他娶一个媳妇，他轮流到两个或三个妻子的屋里去居住，他是两家或三家儿媳的共同丈夫，也是两家或三家孙子孙女的共同父亲。不论他对叔叔、伯伯怎么称呼，无亲生儿子的家庭因为有了自家的儿媳和孙子，也不算绝户了。虽然这个共同的儿子，要同时承担赡养两家或三家老人的义务，但由于各家都有自己的家产，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经济负担。这种肩挑形式的家庭由于不符合新中国的婚姻法，解放后就不存在了。第三种是赡养赠与式，就是无儿子的叔叔婶婶或大伯大娘，在自己有劳动能力、生活可以自理的阶段，自己独立生活，待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之后，再由一个侄子养老送终，与这个侄子一起生活，同时将家产交给这个侄子。不过，这种赡养赠与式的老人免除不了“绝户”的称号。他们之间不是父子关系，这个侄子对他的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和继承权利和其他兄弟一样，等于他额外赡养了另一家的老人，额外得到了另一份家产，也就俗话说的继承了“绝户产”。解放后，这种形式在农村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几个侄子中，可以选择与自家关系处的好的来当赡养人。有些有女无儿的家庭，不愿意往家里招赘外姓女婿，也以这种形式由侄子养老送终。我的姑母孟淑珍就是无儿无女的“铁杆儿绝户”，她是1929年生人，数年前患了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呆症），逐渐丧失了记忆力。目前她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于日入住了蓟县县城里的利康老年公寓，这里有专门的服务员护理，在舒适的环境里安度晚年。因为经常有亲戚前来探望，使同公寓的其他老人羡慕不已。有两个八十六七岁的老妪说：“我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一般是一个月来看一次。这老太太没儿没女，却有这么多人来看她，比我们还强呢。”在外人看来她是幸福的，可是看到姑母对来看她的亲人都不认识，像小孩子似的满口呓语，我感到她的命运又是悲哀的，因为她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这里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农村绝户老妪的故事。第一节过继侄子顶门立户夙愿的破灭我家祖居蓟县城内的西南隅村，我姑母孟淑珍是1929年出生的，16虚岁也就是1944年出嫁到城东仓上屯村，我姑父尹克昌（1928年――2007年）是个农民。姑母结婚后多年也未生育，解放后在县医院检查不孕原因，才知患了卵巢瘤，做了切除手术后，就丧失了生育能力。我姑父尹克昌弟兄两个，他弟弟尹克富比他小十来岁，也是仓上屯村农民。尹克富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我称尹克富为表叔，他儿子们称我为表兄。按照蓟县农村的习俗，尹克富的三个儿子中，应该有一个儿子继承伯父伯母的家产，充当伯父伯母的赡养人。尹克富的大儿子尹群大学毕业后又应征入伍成为军官（1986年后转业到蓟县工商局工作），找个对象是国办教师，属于双职工家庭，国家给他们分了家属房，不需要家里的房产了。二儿子和三儿子中学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小哥俩正好继承老哥俩的家产。我姑母和姑父有意过继二侄子尹春，我姑姑还领着尹春到我们城里来，托我们给他找对象，计划在他们家给二春娶媳妇，结婚后就和他们老两口住在一层房里，对面屋居住。但也是分家单过，只有到他们年老体衰、生活不能自理时，才合到一起生活。这样他们老两口也等于有了自己的“儿子”，不再是绝户了。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符合蓟县农村的传统习惯的，村干部和邻居们都认可。由于老哥俩的这种特殊关系，哥哥就要尽力讨好弟弟，弟弟孩子多，困难大，哥哥能帮忙也尽力帮忙。1980年前，生产队分配粮食是二八开，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工分占百分之二十。因为按人口分配的百分之八十粮食是大人小孩一样多的，孩子多的家庭粮食有富余，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从生产队分的是低价粮食，卖高价后所获差价就可以弥补因人口多孩子小，挣的工分少，需要向生产队交纳欠缺的粮食款的亏空。生产队则需要把分的粮食多而挣的工分少的人家交来的欠款，分给挣的工分多但分的粮食少的人家作为“分红”的钱。由于有些社员欠生产队的钱不积极偿还，所以，年底结算时，生产队把当时存有的现金按比例分配给需要“分红”的人家外，同时还把个人与集体的三角债，变成个人与个人的私人债务，也就是把债权债务直接落实到各户，这种做法俗称“兑现”。如张三欠集体的粮食款，集体欠李四的“分红”款，就让张三把欠款直接还给李四当“分红”款，因为是个人欠个人的，债务人就会积极还债了。尹克昌家两口人都挣工分，总分值扣除两口人的粮食款外，多余的部分要“分红”支取现金。尹克富家三个孩子，所挣工分不够五口人的粮食款，需要往生产队交纳欠缺的粮食款。生产队就让他们两家“兑现”，哥哥不好意思向弟弟催要，早给晚给任凭弟弟自觉，有时欠的少了，索性就不要了。在生产队劳动时，老哥俩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每年春节我去仓上屯给姑父姑母拜年，中午吃饭时，都把我表叔尹克富请过来一起喝酒。每逢过年和中秋节，尹克富都要给哥哥嫂子送来糕点、月饼、白酒等礼品。为了“还情”，姑姑就让我以晚辈的身份，拿着姑姑家的糕点和白酒等礼品，送到表叔尹克富家里去。假如没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变化，假如农村还处于集体生产的生产模式，姑父姑母的愿望也许就实现了。但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改变了尹家老哥俩的关系。1983年后，两家的关系决裂了。原因是尹克富家里有了钱，就要改善居住条件。这样就使两家因房屋问题出现矛盾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尹家老哥俩虽然分家单过，还是共同居住在一个大院内，院内并列着六间茅草房，都是闹日本之前盖的旧房子，东面的三间分给了哥哥，西面的三间分给了弟弟。前院二门外是一块与住宅院子同样大的菜园子，菜园子也是分成东西两块。日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了蓟县，尹家弟兄的茅草房也被震出了裂缝，成了危房，需要拆除重建。于是老哥俩协商“换段”，把从南到北的哥东弟西的长条形宅院，调整为南北两个方形宅院，用一道东西走向的墙把哥俩分开了。哥哥尹克昌在后面的院子，从北面的街道上开门，弟弟尹克富在前面的院子，从南面的街道上开门。哥俩要互相串门需要到东面的南北大街上去绕一圈，但有事时也可以隔着墙喊一声，互相说几句话。换段后虽然每家都变成可以盖六间房的宅院了，由于当时还在生产队挣工分，没有多少积蓄。哥哥尹克昌家只老两口，房子盖多了也没用。弟弟尹克富的三个儿子都在上学，家境也不富裕，所以哥两个只是用原来的旧房木料和旧砖石块，又自家打些土坯，另外又买点新砖和水泥瓦，各自盖了三间水泥瓦的瓦房。我表叔尹克富家是1977年拆了北院的旧房，到南院盖的新房，我姑父尹克昌家是1978年春天拆了旧房盖的新房。虽然还是三间，还是老样式――木板门、纸窗户，可由草房变瓦房，这在当时来说也算“鸟抢换炮”了。那时一家人老少三代住一层房的很多，公公婆婆与儿子儿媳住对面屋，哥哥嫂子与弟弟弟媳住对面屋的现象很普遍。因为按照国家的农村房基地政策，分家单过的弟兄两家应该各有一层房（四间）。两家同住一层房的，允许其中一家申请房基地，到外边去盖新房，把原来的房子归一家。但是，许多收入低的家庭盖不起房，只好两家共住一层房。1980年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土地分给个人耕种，同时允许农民外出打工或经商办企业，大多数农民的家庭收入增加了，就要改善住房条件了。许多住半层房家庭都把另外的半层买过来，另一家则是到外边去盖一层新房。农民的住房面积增加了，姑娘出嫁的条件也提高了，过去有半层房就可以娶媳妇，后来则要求新郎必须有一层房了。而且住茅草房的家庭，根本就没人给说媳妇了。仓上屯村南就是于桥水库，那时还没搞引滦入津工程，库区周边的农民利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里优势，开始从事打鱼摸虾的捕捞产业，从中赚了不少钱。尹克富父子三人，就是靠在农闲季节打渔摸虾而发家了。到1982年时，尹克富家有钱了，就要改善居住条件。他家的房子虽然才盖不几年，但是不理想。一是房子间量小，普通的三间房，每间屋子只有三米多宽，五米来长，不如后来时兴的四破五房子豁亮。四破五型的房子中间的堂屋也是三米多宽，可两侧的卧室都是五米多宽，显的宽敞多了。再有就是地震后盖的新房质量低，房子的墙体是用新砖作外框，外墙体用块石内墙体用土坯夹心的传统方法盖的，这种墙体不能防止老鼠盗洞。因为外墙体的块石之间缝隙大，老鼠可以钻进墙里，内墙体是土坯的，可以被老鼠磕坏，使老鼠进入室内。而全部用砖砌成的墙体，也就是俗称的“浑砖到顶”的房屋则没有这个弊病。还有就是传统式样的木板门和纸窗户的保温、透光性能差，不如新式的玻璃门窗好。所以，后来有钱的农户盖房子，都讲究全部用砖砌墙，玻璃门窗。那时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钢筋水泥结构，塑钢或铝合金门窗，可也比老样式的房子漂亮多了。尹克富家有钱了，就把才盖不几年的小房子拆了，在院内盖了“四破五跨梢间”的六间“浑砖到顶”新式玻璃门窗的大瓦房。东面是里外两间的跨间，外间屋是厨房，里间屋是卧室。计划等儿子结婚后，老两口自己居住。西面的一层四破五大房，中间一间厨房，两侧各一个一间半的卧室，给一个儿子和媳妇居住。也就是说，儿子结婚成家后，公婆与儿子媳妇分开过。尹克富家住进了新盖的宽大的新房子，可也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北院的哥哥尹克昌家还是三间纸窗户木板门的老式房子。不管是二儿子还是三儿子，总要有一个人去北院大伯家娶妻生子，老哥俩的房子大小、门窗的样式新老不一样，小哥俩也跟着有了差别。留在自己家的儿子，可以住一层四破五的大房，过继给大伯家的儿子，却只能住一间半的小房里，这样的结果也不公平啊。两个儿子，让谁到北院大伯家里去，谁也不愿意啊。俗话说财大气粗，有钱好办事。为了使两个儿子待遇相同，尹克富找到哥哥嫂子商量盖房的问题，他对哥哥嫂子说，为了不让来北院的儿子受委屈，他要把哥哥家的三间房也拆了，在北院也盖起六间大房，布局和南院一样，也是东面跨两间梢间，给哥哥嫂子居住，西面一层四破五，给来这院的儿子居住。这样就无偏无向，不仅小哥俩无话可说，而且给新媳妇预备一层大房，也容易找对象。尹克富知道哥哥嫂子没有力量盖这么大的房子，他表示只要把拆下来的旧房料和院内的几棵树用上就行，其他建房材料由他们家出钱购买，不用哥哥嫂子搭一分钱，老两口只管住新房就行了。按说这个主意也不错，不把北院的房子改成六间，哪个傻瓜会愿意给大伯当赡养人啊。可是，尹克昌老两口却犹豫了。原因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到北院来的侄子算不算过继给大伯家啊？如果算过继，侄子就算大伯家的人了，就应该住大伯家的房子，大伯为侄子娶媳妇，现有的三间房也够住了，而且这房子才盖不几年，也没必要拆了重新盖。将来需要增建新屋，也应由大伯家负责出资，怎么还能由外人出钱盖房啊，盖好了房子算谁的啊？兄嫂提出这个问题后，弟弟尹克富说：“哥哥嫂子你们怎么这么老脑筋啊，什么过继不过继的，走不动爬不动了，有人管你就行了呗。咱们两家的房产本来就是一家的，后来分家变成了两家。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啊，我把两个院子统一规划，有你们住的地方不就行了嘛。”弟弟的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就只当老哥俩一直没分家，让弟弟当家，拆了旧房盖新房，肯定也有哥哥嫂子住的屋子啊。弟弟有三个儿子，在外边上班的不要家里的房子了，家里的两个儿子每人一层四破五房，老哥俩都住两间房，也是正常的啊。最后，两个儿子分别为父母和伯父伯母养老送终，不也一样吗。可是，从法律角度看，这种做法就是把收养过继与一家人共同生活混在一起了。尹克昌老两口虽然不懂法律，可也知道这和原来的期望不一样啊。本来想的是把侄子过继到自己家，虽然不与自己一起过，也等于是自已有了儿子，也就不当绝户了。如果是两家并成一家，自己的家产就没有了，等于老哥俩没分家，弟弟是一家之主。虽然宅院是伙的，房子都是弟弟操持起来的，等于自己老两口拉着弟弟的衣襟过日子，老了要靠弟弟家庭供养自己啊。虽然最后也是由侄子养老送终，可那还是和没有儿子一样啊，自己还是绝户啊。可尹克富也说：“也不是我养不起儿子、娶不起儿媳妇，为何要把儿子过继出去啊。什么绝户不绝户啊，有人给你养老送终不就行了嘛。”结果，老哥俩没商量到一块去。我姑父姑母本想过继侄子来一起生活，将来享受一下祖孙三代共聚一堂的天**之乐。现在弟弟提出两家合并成一家后老少两代分家单过，合并后三间房变成了六间，却被侄子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房屋和院子，他们老两口剩下了三分之一，这不明显吃亏了吗。另一方面，自己这院的房子是弟弟出钱盖的，房子就应该算弟弟和侄子的，自己住着也不气硬啊。万一日后与侄子侄媳生气吵架，被人家“轰出去”怎么办啊？所以，他们不同意这个两家并一家的“统一规划”，既不愿丧失家产的自主权，也不愿意落个投靠他人，寄人篱下的名声。姑父姑母经过反复考虑，并且征求了村里好友的意见，最后决定不用过继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了，改为赡养赠与的方式了。他们说既然侄子到北院来也是分家单过，那就等他们七八十岁以后，干不了活了，再把家产交给侄子，由侄子为他们养老送终吧。可是，二个侄子都该结婚了，当时农村托媒人说媳妇，小伙子没有一层房人家姑娘不嫁你。因为村里都知道小哥俩分别继承老哥俩的家产，他家也没有向村干部申请房基地。一直指望在哥哥这院盖房给儿子说媳妇呢，哥哥嫂嫂突然变卦了，弟弟能不生气吗。于是，他家以不再继承哥哥家的房产为理由，向村里申请房基地。弟弟尹克富家新的房基地批下来了，是三分地，可以盖一层四破五房。把房子盖好后，两个儿子抓阄，一个在老院，一个去新院。老院的房子是六间，其中两间由父母住到死，父母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服侍，由这院的儿子媳妇负责。但是生活费、医药费三个儿子均摊。至于哥哥尹克昌的家产，将来爱给谁就给谁吧，他们也不指望要了。当然，哥哥嫂子的养老送终也与弟弟和侄子无关了。两家自此结了怨，走对面互相不搭理。尹克富家盖了两层房，两个儿子很快都结婚了，订婚和结婚时，都没请尹克昌夫妇去喝喜酒。尹克昌夫妇原来的把侄子过继来家里当“儿子”顶门立户户的夙愿，就这样在新的形势下破灭了。我姑父尹克昌和弟弟尹克富的关系闹僵了，对尹克富一家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只不过是一个儿子新分的宅基地比老宅子较小而已，却还减去了赡养伯父伯母的负担。所以他们决心不再搭理兄嫂和大伯大娘了，走对面也不打招呼。这样一来，我姑父姑母心里可没底了，养老送终的问题怎么办啊？姑母把这个情况对娘家人说了，他的哥哥、堂弟、侄子、侄女都说：“不要担心，老孟家这么一大家子人，还养不起你们老两口吗。他们老尹家的侄子不管，咱们老孟家的侄子管。”的确，城里老孟家这边比仓上屯老尹家人多。我爷爷那辈弟兄两个，两家共有四个男孩，只有一个女孩。我老太爷（曾祖父）在世时，一大家人都在一起过，我姑姑和两个胞兄、两个堂弟都像亲的一样。我父辈的老哥四个下面，共有十二个男孩，五个女孩，十七个兄弟姊妹只有这一个姑姑，大家都很尊重她。现在我们这辈兄弟姐妹中有十个居住在在蓟县城里，其余的在北京、天津、三河等地。1983年时，蓟县城里的兄弟姐妹中，有五个已经结婚成家，其余的七个未结婚，正在上学或刚上班。这些侄子中，不论是职工还是农民，经济条件都不比尹克富的两个儿子差，依靠娘家的侄子养老送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就使我姑父姑母放心了。那时他们才五十多岁，自己尚有劳动能力，也不急于解决养老问题，关于家产由谁继承，70岁以后再说吧。第二节新形势造就了新的亲戚关系1980年，仓上屯村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解散了农业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到各家各户，车马牛驴、耠犁盖耙等大农具也作价卖给个人，只有浇地的机井和打麦场、打麦机、苹果树园子还属于集体所有。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使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可以大显身手，很快就发家致富了，同时也给劳动力少或劳动能力差的家庭，带来了农业生产中的困难。我姑父尹克昌和弟弟尹克富两家，在这种形势下也出现了差距。原来尹克富家孩子多劳力少，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属于困难户，尹克昌家两口人都劳动，挣的工分多，属于富裕户。生产队解散了，尹克昌夫妇都五十多岁了，除了耕种自己那二亩多地，没有别的事，农闲时只能在家呆着，没处去挣钱，吃穿不成问题，住房只能维持现状，属于温饱型家庭。而尹克富家这时孩子已经大了，农闲时可以打渔摸虾，挣了不少钱，拆了小房盖大房，改善了居住条件，属于发家致富型家庭。由于两家经济状况的变化，打破了尹克昌过继侄子尹春传宗接代的夙愿，割断了兄弟两家血浓于水的关系，也改变了姑父姑母与我们孟家侄子侄女的亲戚关系。过去，蓟县串亲戚的传统习惯是“小敬大”和“少敬老”，就是在过年（春节）过节（中秋节）时，平辈之间是处于弟弟、妹妹身份的主动去看望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处于少一辈的侄子、外甥、孙子等身份的人，要主动去看望长辈人。出嫁的姑娘，父母在世时住娘家的次数是比较多的，带不带礼品也无所谓。父母不在了，过年过节妹子也要给兄嫂送礼品，一般是春节送点心和酒，中秋节送月饼和酒，夏季入伏后送绿豆糕和西瓜“瞧热”。当然，弟弟要主动到出嫁的姐姐姐夫家里去送礼品。不过，年龄大的平辈人之间也可以不亲自出马，由子女代替自己去给舅舅妗子、姑父姑母送礼品。有父母在的，未成家的晚辈人可以不去给长辈亲戚拜年和送礼。而结婚成家并单独立户的晚辈人，即便父母健在，也要去给姥爷姥姥、舅舅妗子、姑姑姑父拜年和送礼品。以前，我们和姑姑的关系也是普通的亲戚关系，我们孟家在县城里，姑姑住在乡下，来城里赶集或者晚上看戏，姑姑就到娘家来，每年要来五六次或七八次，而我们孟家人，只有过年和中秋节，才派代表带着点心、白酒等礼品到姑姑家去，再有就是农历四月十五是城西五名山庙会，有时也把姑姑接到娘家来“过庙”。1980年，农村的生产队解散了，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自己耕种，仓上屯的土地是按照人口分的，每人一亩多土地。我姑父尹克昌家两口人，分了九分（0.9亩）可以种麦子的优质地和一亩三分不能种麦子的劣质地。他弟弟尹克富家四口人，分的土地相当于哥哥家的二倍。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还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割麦子、掰玉米、割谷子、割豆子全靠手工。耕地、种地需要用牲畜拉犁、拉耠子，大块农田也有的用拖拉机耕地。往村里运庄稼用独轮手推车、双轮小拉车，少数的用四轮拖拉机，只是打麦子已经使用脱粒机了。大秋收割种庄稼的时间比较长，可以不太着急，秋季气候凉爽，土地里的土地中水分蒸发较慢，适合种麦子的时间较长。而夏季就需要抢收抢种，因为夏季气候多变，风雨冰雹随时可以降临，所以麦子熟了，就需要抓紧时间收割小麦。麦子收割后，地里一片空白，在烈日的暴晒下，土地很容易跑墒干固，所以需要抓紧时间耕种夏播作物。俗话说“麦熟一晌”，意思是地里的小麦上午还不熟，经过一个中午的日光暴晒，下午就全熟了。一个村的小麦，基本上是同时成熟的，所以，各家各户都要抓紧收割自家的麦子。这时姑父姑母已经五十多岁了，第一年有了自己的麦子，长势很好，估产可收八九百斤，比从生产队分的麦子要多好几倍。因为往年夏季只分三个月的口粮，两口人才分二百多斤小麦。这次自己种地了，产这么多麦子，全年光吃白面也够了。老两口看着即将成熟的小麦非常高兴。可是，麦收季节气候多变，如果遇上一场冰雹，那损失就大了。到麦收时，老两口就着急上火，恐怕收割慢了遭受损失。那时虽然有过继侄子尹春的意图，毕竟还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尹克富家的麦地也需要抓紧收割，他怕兄嫂不安，就说：“嫂子你们别着急，先慢慢割，等我们爷仨抽出空来，就帮你们割麦子来。”先收割自家的小麦，抽空帮助别人收割的做法，也是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姑父姑母也能理解。为了尽快收割小麦，我姑母只好向娘家人求援了。1980年蓟县城里的四个村还有一些土地，可各村土地很少，夏收夏种任务不大。那时我们这辈弟兄中达到20岁以上，成家立户的有五个，其中我堂弟孟繁荣、孟凡林是东北隅村的农民，有时间有能力去仓上屯姑姑家帮忙收割小麦，所以姑母就请娘家人帮忙。那时孟凡林有一辆四轮拖拉机，平时跑运输挣运费。上午接到姑父的通知，就在下午开着四轮车拉着妻子、哥哥孟繁荣和嫂子，带着镰刀一起去仓屯帮助姑姑割麦子。那时孟繁荣三十岁出头，孟凡林二十多岁，和他们的妻子都是生产队的好劳力。他们四人再加上我姑父尹克昌，不到两个小时就把那九分地的麦子割完了，我姑姑只是捡麦穗就行了。割完之后用四轮车运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不一会儿就用机器打完了，又用四轮车把麦粒运回家里晾晒。不到天黑大家就干完活了，开车回到县城里各自回家，也不在姑姑家吃晚饭。这样一来，没人没手的老绝户，麦子收割的比别人家都快，我姑姑别提多高兴了。割完麦子还要种晚玉米，那就不太急了，老两口可以自己种。邻居李宝明家有一头毛驴，可以拉车和拉耠子串地（类似犁地），我姑父姑母就和他家合作，由李宝明驾驭毛驴给姑父家串地种地，有一天也就结束了。然后姑父和姑姑再去帮着李宝明家干活。我和二堂妹孟凡珍都是双职工家庭，家里没有土地，每月还有四天假，可以去仓上屯帮着姑姑干活。那时，因为蓟县的机关干部单职工家庭较多，单位不休星期天，每月四天假可以灵活掌握，每到大秋麦秋农忙的日子，单职工都要休假回家干农活。姑父姑母年纪大了，大秋掰玉米、种麦子也需要帮忙的，就由我和堂妹孟凡珍利用休假去帮忙。掰玉米由姑母和孟凡珍我们仨负责，姑父用拱车子往家里运玉米棒，一天也就完活了。之后姑父用小镐子刨玉米秸，有时我也跟着去帮忙，负责“抱铺”。过几天再去种麦子，种麦子时还是由李宝明驾驭毛驴拉耠子串地、耠沟，我在前边拉墒，就是牵着毛驴的缰绳走。我姑父撒麦种，我姑姑撒化肥，孟凡珍在后边平垄沟。之后我再牵着毛驴拉“划拉”，把地里的土坷垃划碎。五个人干一天，不到一亩的麦地也就种完了。我和孟凡珍每次去一天，起早去晚上回来，中午吃顿简单的饭。后来，孟繁荣和孟凡林也搞起了大棚培育蔬菜的产业，培植蒜黄和其他蔬菜，麦秋也没有闲空了。就由我和孟凡珍去给姑姑割麦子，我俩起早去，和姑父、姑母我们四个人一起割，上午半天也割完了。傍晌午李宝明驾驶毛驴车，帮着我们把麦个子运到场里去。中午吃点简单的饭，下午先用铡刀铡麦个子，后打麦子，四个人一起忙乎，不到天黑也就完活了。这样一来，姑父姑母与我们孟家的联系就多了，而与我表叔尹克富家的联系相对减少了。1983年我姑父与尹克富因过继侄子问题闹僵了，两家人见面不说话了，姑父姑母把养老送终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老孟家了，帮着姑父姑母收割种地，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了。后来蓟县的机关单位也休星期天了，我姑父就把夏季收割小麦和秋季播种小麦的活安排在星期日进行。秋天种麦子早两天晚两天到无所谓，麦秋割麦子则不同，有时星期日收割还显得早一些，麦穗还有点鲜，也只好提前收割了，因为等到下一个星期日再割麦穗就彻底干了，容易把麦粒掉在地上。所以，割麦子为赶上星期日，都是宁早勿晚的。每年大秋麦秋，我和堂妹孟凡珍都要去仓上屯帮着干活，除了麦秋割麦子、打麦子，大秋劈棒子（掰玉米）、种麦子之外，星期日去仓上屯，赶上别的农活也跟着一起干，一连干了二十多年。1995年改为双休日后，我们就连去两天，每天都是起早去，晚上回城里。这样，就由我们孟家的内戚解决了姑父姑母这绝户老两口农业生产中的困难。2000年前后，麦秋时出现了小型小麦收割机，除了地头地尾需要人用镰刀收割外，大面积的都是机械收割了，有时赶上星期日我们就去地里跟着忙乎，如果不是星期日也就不用我们去了。但是大秋的农活中，只有小型旋耕机可以代替牲畜拉犁耕地和拉耠子串地，还没有出现玉米收割机和小麦播种机，掰玉米、割豆子、种麦子等农活还要靠人的手工劳动，我们还要去仓上屯跟着干活。到2001年10月，蓟县撤乡并镇，仓上屯所在的逯庄子乡撤销，并入城关镇。这年姑父姑母都七十多岁了，干起农活来都感觉吃力了。2004年春，在城关镇长吴景利的建议下，我为姑父姑母请申请了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当时城关镇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080元，扣除家庭实际收入，不足部分国家给予补助。从2004年秋后开始，姑父姑母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款，这才不再耕种土地了，把地让给别的家耕种，他们只要些秸秆当柴烧，粮食归人家。这以后，我和堂妹才不再去仓上屯干农活了。我和堂妹孟凡珍不仅每年大秋麦秋都去跟着干活，平时也经常去仓上屯姑姑家，遇到有农活也要跟着干。这样，我们与姑姑的邻居们也都熟悉了。他们有的对我们说：“看你们对你姑姑多好啊，就跟爹妈和闺女儿子似的。”孟凡珍回答说：“爹妈也没用我这样伺候过啊，结婚以后，我娘家和婆家都没用我干过活儿，就是过年过节买点东西去看看。反过来说，我爹我妈也没象我姑姑这样惦记着我呀，这叫两好并一好呗。”的确，我们城里人吃粮食吃菜都靠买，堂妹的父母除了不用儿女们支付赡养费外，平日里也没有什么产品可以送给分家单过的儿子和女儿们的。而姑父姑母为了表示对侄子侄女们的感谢，给予我们的农产品也超过了亲生父母。姑父家的二亩多地，每年可产二千多斤各种粮食，当然有富余，但是他们也不到市场上去卖高价，而是送给我们吃购粮证的家庭，以弥补国家供应量的不足。为了表示对城里内戚的感谢，我姑父经常不辞劳苦把自家麦子换的面粉、黄豆、红小豆等粮食等的土特产品送到城里的哥哥、弟弟、内侄和内侄女家。蓟县农村习俗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前要“摇元宵”（汤圆），端午节前要“包粽子”，中秋节时要用扁豆角和猪肉馅做成的炸“瓤豆角”，春节前要用水磨磨粉馇，炸“馇盒”，蒸“豆馅包子”等。这些传统的节日食品，城里的年轻人一般嫌麻烦不愿做或者不会做。那时改革开放不久，市场上卖这些传统食品的也不多。我姑母就在各个节日前，特意多做一些节日食品，给城里的哥哥嫂子、弟弟、侄子、侄女等每家送去一些。1984年国家取消了布票、肉票和其它票证，开放了除粮食以外的其他生活物资市场。这时期的粮食及粮食制品实行了价格双轨制，非农业人口定量供应平价粮，同时国家粮站还销售不要粮票的议价粮，农贸市场上也可以随便购买议价粮。因为有了姑姑家给的面粉、玉米渣、玉米面等，使我们不必去市场上购买议价粮。1993年国家取消了非农业人口的购粮证和粮票，放开了粮食市场，我们吃的粮食也需要到市场去买了，有了姑姑家给我们的粮食，就可以少从市场上买一些粮食了。农村的院子大，尤其是我姑父家整个院子有一亩地，过去院里没有水井，种的玉米多，蔬菜少。改革开放后，院里挖了一眼土井，就在院子里种了许多季节性的蔬菜，黄瓜、豆角、西红柿、角瓜、大白菜、小白菜、大葱、大蒜等都很多。这些多余的蔬菜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给我和孟凡珍两家送去，因为我们两家是双职工家庭，需要买菜吃。蔬菜成熟必须采摘时不一定是星期天，如果是我们上班的日子，姑父就利用中午的时间，乘我们在家午休的时间来给我们送蔬菜。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午不睡觉，头顶炎炎烈日，骑着自行车往返二十公里，来给我们送来新鲜蔬菜，这个行动也使我们非常感动。见到常给我们送这送那的街坊邻居也都说：“看姑姑姑父对你们多好啊，比爹妈还强呢。”假如没有农村的分田到户，姑父姑母还在生产队挣工分，也不会大老远到城里来向我们求助，当然也不会给予我们回赠那么多的农产品。假如当年分田到户时，就像现在这样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小麦、玉米、豆类作物的播种和收割都靠机器，他们把多余的粮食和蔬菜到市场上出售，满可以花钱雇用农机具，也没必要让我们去帮他们干农活。正是当时分田到户的经济体制和手工劳动的生产方法，造成了绝户老人需要亲戚帮助干农活，才形成这种内侄内侄女不是儿女酷似儿女，姑父姑母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特殊关系。第三节姑母与我家的特殊关系日，我母亲突然病逝。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四周半岁，一个两周半岁，本来是在家中由我母亲看护的。那时蓟县的机关单位还没有实行星期天休假的制度，可是幼儿园休星期天。把孩子送幼儿园，虽然不用自己花管理费（双职工的双方单位各报销百分之五十），可是星期日一天孩子没人管。母亲去世后孩子怎么办，当时我们夫妻很为难。我母亲的葬礼结束后，姑母主动把我们的两个孩子带到她家去看护，一直到六周半岁后上小学才回到城里的家中来。那时，蓟县城里的农妇为双职工家看婴儿，早晨送到保姆家，晚上接回自己家，每月给保姆工资10元钱。因为把孩子送到保姆家，只影响保姆挣工分，不影响保姆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像这种在保姆家吃住的每月应该给十三四元，一人看两个小孩的约给25元保姆费。姑母给我家看孩子，就不能去生产队挣工分了，必然会减少家庭收入。当我们提出要给姑母保姆费时，姑母说：“我俩现在不缺钱，你们家现在住房狭窄，需要扩建，你们先用着。等我们老了，挣不了工分时，你们的孩子也大了，也有富裕钱了，那时你再给我们点零花钱就行了。”那时，姑母是要过继二侄子尹春一起在农村生活的，他们老了要由尹春当家，手里就没钱了。我们供他们老两口零花钱，也显得娘家人对姑母的重视，证明他们给我们看孩子没有白看，提高他们在尹春夫妇眼中的地位。明白了姑母的这个长远意图，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当时也就没有给姑母保姆费，也是为了使她心里踏实，将来老了花零钱有保证。我的大儿子1979年8月上学，在他姑奶奶家呆了28个月，二儿子1981年8月上学，在他姑奶奶家呆了52个月。两个孩子共在仓上屯呆了80个月，应支付保姆费1000多元。这些钱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可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才四五十元，农村用二三千元钱，就可以盖一层四破五的砖瓦房了。因为姑姑不要保姆费了，我家花钱就显得宽松一些了，也就把姑父姑母当成自家人一样。为让他们吃好喝好，家庭过日子缺什么少什么的，只要我们能够办到的，尽量给买来送去。如生活中需要的火柴、碱面、面起儿（发酵粉）、各种调料、炒菜搭配的杏仁、马蹄（荸荠）、金针、小香菇等罐头，蘑菇、木耳、黄花、腐竹（豆皮）、海带、紫菜、虾皮、虾酱、油丝粉等等，都是我们买了送去。1984年以前，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粮食、猪肉、棉布等都是以人定量的，凭票证供应的。那时非农业人口供应的粮食是百分之四十的细粮，包括大米和白面。百分之六十的粗粮，主要是玉米面、也有些机米（南方晚季水稻，米质粗糙，属粗粮）。我们给两个孩子送去的都是细粮。把百分之八十的粗粮，留在家里。不过我们夫妻俩在家里也没吃那么多粗粮，因为城里的饭店可以用粗粮票买馒头、大饼和油饼。同时，还可以通过关系，从乡下水稻产区的农村里，用粗粮票购买一些好大米。那时，农村干部到县里开会、办事吃饭，要花粗粮票，都是由集体支出的。按照正常渠道，应由村里到国家粮站卖粮食换粮票。那些有水稻的村就碾一些大米，依照国家定价，收取粮票和现金，卖给上级的机关干部，既搞好了上下级关系，集体也无损失。当然，我家买来好大米也要给姑姑家送些去。1980年，仓上屯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麦收后，姑姑家粮食多了，就不让我再从城里给我二儿子去送口粮了，同时还用小麦换面粉，送给我们家。那时城里的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二斤肉票，可以随时到蔬菜门市部去买，要想买好肉，买肥肉也需早去排队。那时人们肚子里油水少，买肉都愿意要肥的。排骨、猪头、猪蹄和上下水（猪内脏），不要肉票，可也不在门市部公开卖，需要到杀猪的地方去走后门购买。农村人口不发肉票，一个公社（乡）每天杀一口猪，家里有事的需要起大早排队去买肉，或者是托熟人走后门去买肉，卖完为止。那时我家四口人，每月八斤肉票，大部分都是买来送到仓上屯去，让两个孩子和姑爷姑奶奶一起吃。因此，我每隔十天八天，就要骑自行车到姑姑家去一次，给他们送去几斤猪肉，顺便带回来一些姑姑院子里长的蔬菜。因为只是中午饭才吃肉，送去一次肉，大约可以吃两三天，每月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午饭里都有肉吃，这是一般的农民家庭所办不到的，用我姑姑的话说“是沾了孩子的光，比村里人多吃了不少肉”。因为我妻子在城关供销处上班，除了国家发的肉票外，还可以从蘖铩⒐僮㈠肿庸┫缤腥寺虻阒砣獬浴Ｒ蛭┐宀环⑷馄保扛鱿绻┫缫惶焐币涣酵分恚蠹宜姹懵颍敉晡埂Ｅ┟窦衣蛉庖话阈枰鸫笤缛ヅ哦勇蛉猓峙氯ネ砹寺虿坏健５灿惺甭蛉獾呐┟裆伲Ｏ碌娜饩透抢锏氖烊松踊乩础每年春节前，我妻子还要托人从城关、逯庄子、官庄、蘖锏墓┫缏蛐┤饣蛑硗贰⒅硖恪⑸舷滤ㄖ砟谠啵庑┮惨偷讲稚贤腿ィ梦夜霉檬帐案删恢笫炝耍颐橇郊页浴1978年春天，姑姑家要翻盖房，妻子就休几天假，把孩子接回家。那时没有包工队，不需要花工钱雇人工。谁家盖房要生产队长批准，由队长派人来帮工，所谓帮工，就是只管饭不给工钱，生产队也不给记工分。但是需要大家轮流去帮工，不能总派一个人去帮工，耽误挣工分的日子多了，谁也不愿意。一个生产队不能有几家同时盖房，那会影响集体生产的，而是要前后错开安排，每次只能安排一家动工。请人帮工盖房管饭是需要吃大米白面和猪肉的，米面姑姑家里早就准备好了，猪肉需要现买。为了不因排队买肉耽误工，姑母就让我负责给买肉。那时还是计划供应，城里的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二斤肉票，那时我家四口人，每月八斤肉票，为帮我姑姑家盖房管饭，我又和同事串换十几斤肉票，每天上午请半天假，从城里买来六七斤猪肉，骑自行车送到仓上屯。那时蓟县的机关上班不休星期日，个人有事随时请假，好在过去盖房简单，速度快，四五天就盖完了。由于我每天上午去送肉，姑姑家盖房的伙食得到了帮工社员的赞扬。那时有些廉价的轻工业品供应数量小，如五六十元一块的**牌手表，比公开销售的上海牌手表（17钻，全钢120元，半钢100元）、天津东风牌手表（19钻，125元）便宜一半，二角钱一尺的棉布，比公开卖的三角多钱一尺的也便宜的多，可这些便宜货往往都被商业职工内销了，柜台上公开买不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洗衣机等许多商品，虽然公开摆着，却都是要凭票证供应的。而且这些奢侈品的票证发放都是暗箱操作，也不知道是按照什么标准发放的，主管商业部门的领导手里都有“票”。我妻子是商业职工，可以和领导找“票”，为亲友买一点紧俏商品。那时就给姑姑家买些低价棉布和不收布票的人造棉、柞丝绸等做衣服的面料，还通过其他关系给姑姑家买些市场上没有的便宜东西。如买日本进口的尼龙化肥袋子、代替棉花做棉衣的蓬胶棉下脚料等。日本产尼龙化肥袋子是白色的，面料很柔软，适合做单衣，也可以做被褥里子。生产公司把化肥改装纸袋零售，把尼龙袋子在内部销售，价格便宜，但是需要找熟人“走后门”才能买到。尼龙袋子上面有黑色的汉字商标，很难彻底洗掉，做成衣服后，还能隐隐约约看出字迹来。当时有句描写穿这样衣服的顺口溜：县里大干部，穿上抖落裤，前面“大日本”，后面是“尿素”。这也说明能够穿上尼龙化肥袋子改作衣服的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蓬胶棉下脚料是服装厂内部出售的便宜货，因为买棉花也要布票，而这些下脚料既可以代替棉花做衣服和被褥，价格也要便宜的多，只是一般老百姓买不到。我们给姑姑家送去这些只有机关干部才能买到的内销低价商品，姑姑也感到很自豪。姑父家翻盖房以后，还剩了些钱，就让我妻子找一张自行车票，花170元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那时，农村老百姓多数都是买二手自行车骑，因为他们没处去找自行车票。那时，自由市场上八成新的飞鸽自行车就可以卖一百七八十元，有的高达二百元。能买到新飞鸽自行车的人，自己骑二年再卖了也不赔钱。我姑父能够骑上新飞鸽车子，也是令村里人羡慕赞叹的，他也感到很自豪。姑母给我家看孩子不要保姆费，使我家有了积蓄，可以改善居住条件。自1960年以来，我家只有半层四破五旧瓦房，一直与原来的房主老钱家共用一个堂屋，两家一起住了二十多年的对面屋。因为将来孩子大了要分屋，1979年春天，我又花400多元在后院扩建了20平米的一间大屋。1979年8月，大儿子回到家里上学，二儿子继续留在仓上屯姑奶奶家，我送去的粮食少了一份，猪肉等副食品还是经常送去。后来我家对门屋老钱家在别的院里盖了新房，要出售那半层旧房。1981年5月，我从信用社贷款1000元，花1700元把老钱家的半层房买了过来，使整个院子都姓孟了。我去仓上屯时，把买了对面屋半层房的消息告诉姑母时，她很高兴，说好不容易才成独门独院了。当她听我说借了一千元贷款，每月支付6元6角的利息时，就从墙柜底下掏出600元现金来，让我拿去先偿还贷款，以便少花点利息。我说那半层房租出去的房租是每月7元5角，比利息还多，推辞不要。我说：“我们每两个月还一百元贷款，有二年就还清了。我不愿欠个人的帐，连我岳父家有钱都未去借。”因为那年代欠个人的帐，你就必须省吃俭用尽快还清，如果买点肉和水果吃，别人都会讥笑你。而欠银行的帐，没人催要，每月少还一点钱，多支付些利息就行，吃好的穿好的也没人讥笑你，所以我说不用姑姑家的钱。姑母知道我的顾虑，她说：“这钱你就拿去吧，不是借给你的，也不用你还。家里过日子的东西你们都给买来了，别人买不到的东西，我家也有了，我们就知足了。我留这些钱也没用，就算给你报销买东西的钱了，等你们有富裕钱了，多给我们买点东西就行了。”话说到这份上，我再不要这笔钱，姑母就会伤心了。我知道姑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脾气，处处都要表现的比别人强。给我看孩子这几年，别看她没有亲生儿女，生活上比那些有儿有女的也不差。可是再过几个月，我的二儿子也要回城里上小学了。两个孩子都不在她家了，按常礼除了过年过节外，我也就不再去她家了。她怕那样太冷清，也怕人家说：“不给人家看孩子了，没人经常给你送肉了吧。指望别人还是不行。”她把钱交给我，一是为让我少支付贷款利息，另外也是暗示我以后还要和孩子在那儿时一样，经常带着东西来看她。姑母暗地里给我钱为的是面子上好看，让左邻右舍都看到娘家的侄子对她多么关心，给我们看孩子没有白看。她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绝户老人的情感投资，也是放出的人情债，需要我以后慢慢偿还的。如果我拒不接受，她就会认为我以后不愿意和他们多交往了。为了慰藉绝户老人的心，我就接受了这600元钱，用这笔钱提前偿还了信用社的贷款。那时姑母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方针，一方面要过继侄子尹春，把家产交给他，和他一起生活，由他养老送终。同时也暗中资助娘家的人，让我们为偿还人情债经常来看她，明着给她买东西，在乡亲们面前给她脸上增光。尤其是以后要和侄子尹春和侄媳妇一起生活，更需要娘家人为她撑腰，免得因为是绝户被人看不起。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农村发家致富的还不多。在我们孟家几个侄子中，我家是非农业，双职工。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便我的两个儿子考不上大学中专，国家也给安排工作，而且两个孩子从感情上和她的亲孙子一样，把钱放在我家她也放心。她也相信我不会昧着良心黑了她的钱，一定会把钱花在她们身上的。这样让晚辈人转着弯的给她花钱买东西，要比她自己直接去买还好看。不仅在村里提高了她的威信，同时也显得我们慷慨和大方，提高了我们孟家子弟的名声。这个一举两得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们就按照姑母的意愿，继续交往下去。1981年8月，我二儿子回城里上学以后，每过一两个星期，就在星期六下午，买二斤猪肉和香肠等食品，把小哥俩送到汽车站，让他们坐班车去仓上屯姑奶奶家过星期，在那里住一夜，星期日下午再回来。有时姑父骑自行车来城里给我们送蔬菜，顺便把两个孩子载到仓上屯去。有时买的肉多，星期日中午吃不了，还用饭盒把顿好的肉或是炸好的瓤豆角，让两个孩子捎回来。家庭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还是从城里买来送到姑姑家去，和孩子在仓上屯时一样惦记着老两口，这就使他们感到很幸福。1983年以后，姑父姑母与弟弟尹克富家闹矛盾了，也不再过继侄子尹春了，就一门心思放在我们孟家人身上了，尤其是对待我的两个孩子，就像亲孙子一样关心。我们孟家的弟兄姐妹们也把照顾姑父姑母，当成了自己的责任。我们为安慰他们老两口那孤独的心，就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他们。尤其是我的两个儿子，在姑奶奶家生活了几年，对姑爷、姑奶奶的感情超过了自家的爷爷与后续的奶奶，我们家和姑姑家的经济交往也超过了自家的老人。从小学到高中的九年中，有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寒假和暑假，他俩都要去仓上屯姑奶奶家，家里、地里的农活也帮着干，每当他们干活闹累时，姑爷和姑奶奶就说：“好好学习吧，考上大学后就不受这苦大累了。”两个孩子从小就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从小学生时捡麦穗、捡谷穗、捡豆粒，到中学生时跟着割麦子、掰玉米，抱麦个子搬玉米秸，庄稼地里的体力劳动也对孩子的学习起到了鞭策作用。他俩均已优异成绩考入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蓟县一中，1991年和1993年，先后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成都）。读大学后，他俩只能在寒假暑假，再去姑奶奶家住些天，遇到农活还要帮着干。从小学到大学，每年春节，他俩还要轮流去仓上屯姑奶奶家里过年，为的是避免两位老人孤单。一直到哥俩陆续结婚后，才不去仓上屯过年了。我的两个儿子上中学后，学校课程紧了，星期日有时也上学，就由我骑自行车去仓上屯。因为那时蓟县的机关单位也休星期天了，家里没事我就去看望姑父和姑姑，每月至少去两次，有时家里有了新鲜东西，则要去三四次。后来我的两个儿子陆续去外地上大学，我还是每月至少去两次。1995年我有了摩托车，同年的星期天改成双休日了，更有空闲时间了，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姑姑家去一次。2003年底，我买了夏利车后，还是每个星期去一次，而且不仅自己开车去，有时我妻子和小孙子也跟着去。在我们小孙子的印象中，姑太爷和姑太太是比家里的单独过日子的“老太爷”（曾祖父）和“老太太”（曾祖母）还亲的。这么多年来，我每次去姑父家，都要买些猪肉和熟食，或是猪肉和点心、水果等。除了吃的以外，我们还给姑父姑母买一些其他生活用品，如遇到物美价廉的衣服、小石英挂钟、手表、电风扇、小煤气灶等。1984年之前，生活必需品还是计划供应，工资低物价也不高，两个孩子去仓上屯一次，买二三斤猪肉和一些其他食品，有四五元钱就够了，一个月去两三次，一年下来大约花一百多元钱。1981年姑姑让我偿还贷款那六百元钱，可以给他们花五年。1985年国家进行工资改革，我们的工资成倍增加，除粮食外其他票证都取消了，鱼肉等副食品价格也成倍增加，这时期再去一次姑姑家就需要花十来元钱了，全年大约需要二百多元了。1987年我家拆了旧房盖新房，这年秋后，姑父又送来一千元，让我家在新房里添置家具，我家用这笔钱买了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电冰箱。1988年全国兴起抢购风，物价进一步上涨，在那时的工资和物价状况下，每年为姑姑家买东西要花三百元了，这一千元又可以为姑姑家花三四年。那时姑父在村林业队上班，每年秋后结算分红时，姑父都给我家送来五百元钱，先后送来三次共一千五百元。1994年国家再次工资改革，工资和物价又成倍增长。1995年后我每星期去一次仓上屯，每次要花十多元，一个月至少去四次，要花五六十元，全年要花六七百元了。1995年，姑父在道班做小工挣点钱，年底给我家送来一千元。1996年底，姑父又把平时做小工挣的钱送来一千元。用我姑父的话来说：“现在我还能挣点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你们惦记着我们，把平时吃的用的都给我们送去了，我们就知足了，用不着花你们的钱。”我姑姑也说：“现在我们能够自食其力，就不用你们资助，帮我们把东西买来就行了，不能让你们搭钱。”他们的这种不想占别人的便宜，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想法，我们也能理解，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总的看这十五六年中，姑姑家共给我们五千一百元，到2000年也就全给他们买东西花了。但是，姑姑为我们看孩子没收保姆费的人情债，我们牢记在心，继续履行着保证他们老了有零钱花的承诺。到2000年时，工资和物价还是逐步增长，每星期去一次姑姑家，买猪肉、香肠、点心水果等需要十六七元，或者二十多元了，每月大约要花一百元了。这时姑父姑母已经七十多岁，没处去挣钱了，我们就要兑现保证他们老了有零花钱的承诺，每个星期去一次，给他们送去猪肉和水果。由于我们没到双休日都要去姑父家，都要从他们家附近的肉铺和副食超市买东西，和白庄子卖肉的马师傅及超市老板夫妇都熟悉了。他们说：“你们一个星期来一趟，花二三十块钱买肉买水果，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啊，亲生的闺女儿子也办不到啊。”我说：“我们是双职工，两个人挣工资，每月有工资十分之一的钱就把老两口哄得欢欢喜喜的。”的确，到2003年时，我的工资也逐渐增加到二千多元了，加上妻子退休金，全年约有三万元的收入，每月花百八十元，一年花一千多元给姑姑家买东西，也的确算不了什么。除了我们每星期一次买些东西去姑姑家之外，我的两个儿子参加工作后，更舍得给姑爷姑奶奶花钱买东西。他们回蓟县探家时，都要带着媳妇孩子去仓上屯看望姑爷姑奶奶，除了带食品之外，有时给二百元，有时给三百元钱。另外还给姑奶奶买了电饭锅、电冰箱、轮椅、单衣服、羊毛衫、保暖服、羽绒服等生活用品。那时，我们都以为姑父年纪大了，没处挣钱去了，不会再给我家钱了。没想到2006年，仓上屯卖给当地驻军一部分土地，每人分了一万元钱。姑父到城里给每个侄媳妇和侄女伍佰元，我妻子当时未收。因给部队腾地，有几户农家拆迁，要到村东重新建房。正好把我姑姑家那块不能种麦子的二等地划为新的房基地了。过了两个月，村里又给我姑姑家青苗补助款一万三千八百元。这笔钱原来没想到，也可以算一笔意外之财，姑姑又给我了。并且说：“这笔钱就不告诉大伙儿（指孟家的人）了，你拿去吧。这几年给我家买东西花了不少钱，以后还得继续为我们花呢。这钱也不是白给你的，是存在你们那儿，零碎给我们花的。”以每年一千多元估算，这笔钱可以从2001年花到2012年。俗活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那时他们都八十四五岁了，也到“坎儿”了。姑母是个性格要强的人，一旦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就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和资助。这几年我们给他们花钱买东西，一来是要偿还保姆费，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二来是看他们无儿无女，命运可怜而行善做好事。但是，她宁愿别人欠她的情，也不愿她欠别人情。他们要活的体面，活的理直气壮，不愿意接受“嚼来之食”。所以，一旦有钱了，就要给我报销已经为他们开支的费用。由于这笔意外之财，使得我前五年为姑母家买东西花出去的钱得到了补偿，也为后来继续为他们家买东西作了预付。直到2011年9月这段时间里，除了我自己开支的汽车费用之外，每年为姑母家买东西，花的基本还是姑母给的钱，我还是欠着“保姆费”这笔人情债。总之，姑姑并没有白要我们买去的东西，除了多次给我家钱，报销了给他们买东西的开支。同时，还供着我家食用的大部分蔬菜。姑父家的宅院很大，种了好几种时令蔬菜，春季的菠菜、韭菜、小葱，夏季的黄瓜、豆角、圆白菜，秋天的大白菜等。每次我或者两个孩子去仓上屯时，都要用猪肉换些蔬菜回来。1988年至1994年期间，我家也在前院东面开辟了十多个菜畦，也种了几种时令蔬菜，这几年基本上是吃自己家的蔬菜。1994年我在前院盖起五间东厢房，就没有种菜的地方了，吃的菜大部分是姑父家的。另外，从我母亲去世后，我们一家人的棉衣服都是姑姑给拆洗重做的。在1995年以前，市场上没有出现保暖内衣，那时人们在冬天都要穿手工缝制的棉袄棉裤。那时的棉袄棉裤都是棉花絮的，棉絮不能用水洗，必须拆开棉衣单洗布料，然后再添加一些棉絮，重新缝好。翻棉被、翻棉袄和絮棉花都是家庭妇女的技术活，许多年轻妇女都不会做。我妻子也做不好棉衣和棉被，所以，每年春天脱了棉衣，把全家大人孩子的棉衣拆洗完毕后，再把衣料、棉花套子和需要增添的新棉花送到姑姑家，由姑姑抽空重新做好。过去的棉被没有被罩，只是绷被口，拆洗被口，棉被也需几年拆洗重做一次，这些活也是姑姑帮我家做的。后来有了整个被罩，才不用拆洗棉被了。1995年后，市场上出现了可以水洗的蓬胶棉的棉衣和保暖内衣、羽绒服等，我们也不穿过去的棉袄棉裤了，这才不用姑姑给做棉衣了。俗话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古人云“预想取之必先予之”，姑母虽然没有文化，她却明白这个辩证关系和处世之道，这就为她晚年的生活依靠打下了基础。第四节不吝啬带来的幸福生活蓟县有句流行话是：“绝户爱财”，意思是绝户人家重视钱财，过日子小气吝啬。绝户是不是全部吝啬小气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的姑母和姑父不是这样。我姑父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脾气特别好，是有名的“怕老婆”、“妻管严”。我姑母虽是火爆子脾气，好骂人，是出了名的“厉害精”。但她却不耍浑，只是得理不饶人，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们虽然是绝户，却不爱财、不吝啬。在他们看来，钱财是身外之物，人情才是最宝贵的。用我姑母的话来说就是“钱不是好的，人是好的”。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全民吃食堂，否定了传统的文化习俗，许多人对走亲戚的观念冷淡了，因为走亲戚要带些礼物，既费钱又耽误挣工分，所以除了媳妇回娘家之外，许多亲戚都不大来往了。我姑姑姑父他们不在乎经济上的损失，一直遵循传统习惯和亲戚保持联系。我姑父尹克昌有一姐一妹，姐姐嫁到蓟县穿芳峪乡大辛庄，妹妹和妹夫在承德市工作。他大姐出嫁不久就亡故了，姐夫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几个儿子。这个“续大姐”和姐夫，本来和他们老尹家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可是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把这个续姐姐当亲姐姐对待，把几个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外甥，当亲外甥来对待，过年过节去探望姐夫和续姐姐，外甥们结婚、生小孩，他们去贺喜随份子。因此，他们的几个续外甥也把他们象亲舅舅妗子对待。我姑父的妹妹妹夫都在承德市里工作，过去没有从蓟县到承德的直达车，来往不便。姑父也不辞辛苦，不心疼路费，大老远的去承德看妹妹。我姑父的叔叔尹德和堂弟尹克勤、尹克俭与他们住东西院，逢年过节都要给叔叔尹德送点心和白酒，与两个堂弟也像亲哥们一样互相走动。尹德的女儿尹秀荣嫁到城西三岗子村，他们经常去这个堂妹家探望，尹秀荣夫妇也把他们当亲哥哥对待。我奶奶1952年就去世了，她姐姐也就是我姑姑的大姨家是官庄乡营房村，她妹妹也就是姑姑的三姨家是李明庄乡卢新庄村，距离仓上屯都有四十多里。我爷爷的大妹妹也就是我姑姑的大姑母家是翠屏山乡西河套村，距离仓上屯也有三十多里。2006年以前，这三位长辈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我姑姑姑父都要去给她们拜年，这要比我父亲和叔叔们做的还好。我爷爷的老妹妹也就是我姑姑的老姑母家是辽宁省锦县大石桥乡白马石村，离蓟县太远了，我姑姑还是在1986年去了一次，看望她的姑母。我姑母认为平辈人之间，可以讲“来而不往非礼也”，要求互相来往。晚辈人探望自己的长辈亲戚，是应该履行的义务，不能因为她们不来你家，你就不去她们家。对于比自己小的弟弟和侄孙辈的人，凡是尊重她，来看她的，也要礼尚往来，给对方以回赠。并不像有些吝啬的绝户老人那样“只进不出”，只接受别人给他们的礼物，不给晚辈人回赠。当然，礼尚往来的回赠不一定是价值对等，而是情感的交流。我姑姑常说：亲戚之间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关系，不能把晚辈尊重你，拿着礼物来看你，认为是人家应该应份的，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1962年至1965年期间，刚熬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城里各村的土地少，自留地也更少，粮食不够吃，要吃国家供应的购粮证。因为人均一天一斤粮食，需要从自由市场上购买高价粮补充不足。我家就花三元钱一斤买过高价玉米，而那时国家粮库供应的玉米粒是每斤八分八厘，玉米面每斤一角一分。那时候仓上屯是余粮村，姑父姑母家从生产队分的粮食和自留地产的粮食，是自给有余的。姑母给我家拿过一些黄豆、玉米等粮食。我二叔孟庆华是单职工，每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没有多少富裕钱。他家有五男二女七个孩子，我二婶在家看孩子，无法去生产队劳动，家里的粮食不够吃。有时到春天口粮就比较紧张，姑父就给他们送些玉米、白薯干等粮食接济一下。1965年暑假期间，我正初中毕业。一天上午姑父姑母骑自行车来城里赶大集，因为只向生产队长请半天假，就没到亲戚家里去。恰巧在西大街碰见我了，听我说考取了蓟县师范学校，就拿出三块钱给我了。当时我也不理解姑姑为何要给钱，回家一说，我母亲也不理解。因为那时期还没有众亲友为考取大学和中专的学生送钱祝贺的习惯，其他亲属也没有给钱的。姑母的这种做法也是超出常人的“慷慨大方”之举，那时的三元钱可是一个年轻职工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啊，比现在的一百元还要多。姑父姑母无儿无女，在生产队劳动时，两个人参加集体劳动，每年都有“分红钱”，日子是比较富裕的。因为他们从生产队分的加上自留地产的粮食够吃了，家里有菜园子，不用买菜吃，过年过节生产队都杀猪，给社员分肉过节。所以，除了买衣服之外，平时开支不大，可以积攒些钱。有的亲戚家里遇到盖房、办喜事等大事，需要借钱，找到他家求借，他们都毫不犹豫，把钱借给人家，帮助人家解决困难。有的亲戚遇到困难来借少量的钱，就明确表示不用还了，不要了。有的亲戚借二千元，还了一千元，剩下的也不要了。他们院里有可以做房檩的树，家里有可以吊顶棚用的秫秸，可以建房和泥用的麦花秸等，亲戚家盖房时，都主动提供给人家，而且不要钱，非要给钱的也不讲价钱，由人家随便给。他们村里谁家有事需要帮工，他们也都去热情的帮忙。所以，村里人都夸他们待人热心肠，办事不小气。由于我姑父姑母重人情不吝惜钱财，和亲戚们搞好了关系，就赢得了亲友们的尊重和关怀。过年过节时来看他们的客人也很多，西河套村的几个表弟、东升村的表妹和表妹夫、大辛庄子的外甥、承德的外甥以及城里我们老孟家的侄子和侄女们都去仓上屯看望她。1984年至1989年期间，仓上屯村的苹果树园子是村林业队集体经营的，我姑父在林业队当会计，既管账也跟着干活。林业队没有固定工资，还是记工分，秋天卖完苹果后再结帐，扣除各项开支及上交村委会的利润后，算出每个劳动日合多少钱，然后再按工分分红。这样，我姑父每年也可挣千八百元。每年分红前，姑姑家都要先赊买几筐苹果，为的是送给没有苹果的亲戚家。后来，村民们闹分树，就把苹果树按人口分了。因为姑姑家收秋种地经常使用李宝明家的牲畜，为加深两家的友谊，他们就把自家分的几棵果树给李宝明家了。在村里，姑父和李宝明就像亲兄弟一样，谁家有什么新鲜吃的东西，都给对方家里送点去，李宝明的儿子李建成和儿媳也常去我姑父家串门，遇到一些零活就帮着干，李宝明的孙子李海旺也经常去我姑父家玩，这也给我姑父姑母增添了不少乐趣。林业队解散了，姑父就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了，只能靠在村里干点临时性的活挣点小工钱了。如夏季为交通局公路道班在国道边沿处铲草，供电线路低压改造中干杂活，机井浇灌小麦之前修垄沟等。因为这类活不多，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所以，过年过节时，孟家的侄子们去探望姑父姑母，不仅拿点心和酒，还要给姑姑一些零花钱。起初物价低，人们工资也低，就给三十元五十元的。到2000年后，物价上涨了，人们的工资也高了，就给一百元或二百元。2006年春，仓上屯村卖给当地驻军一部分土地，每人分获卖地款一万元，另外姑姑家的那块不能种小麦的劣质地被占了，当时这块地给别人家种了，青苗补助款一万三千多元给了我姑姑家。这样，老两口一下子收入三万多，到死也花不完啊。为了表示对前些年侄子们的盛情照顾，姑父姑母决定决定拿出4000元，给二个侄女、六个侄媳妇每人500元，并且表示，以后过年过节谁也不要再给她钱了，他们有钱花了。我姑父尹克昌带着钱到蓟县城里，给各个侄子和侄女家去送钱，有的家收了，有的没收。姑父究竟送出去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妻子就因自己有退休金而婉拒了姑父的盛情。2007年，姑父病逝后，给姑母留下三万多元的存款。2009年春节，我二儿子和儿媳去看她，得知我儿媳已怀孕。儿媳说孩子五岁以前，她们母子不再回蓟县过年了。姑母就拿出1000元给了我二儿媳，说怕自己活不到看见她带着小孩回蓟县那一天，提前把压岁钱都给了吧。春节后，姑母又拿出3000元，给内侄、内侄女家的五个未婚女孩作聘礼，说怕自己活不到孩子们结婚那天，提前把礼钱给了。还有，每年春节，都要给内侄、内侄女家的小孩们压岁钱。姑母不仅和亲戚们搞好关系，也善于和街坊邻居和睦相处。2007年姑父病故后，姑父生前骑的自行车、三轮车和独轮手推车没用了，村里有人想买，姑母就不要钱，说是留个“念想”，白送给人家了。尤其是和当地驻军的拥军爱民活动，更是一段佳话。仓上屯村北是解放军装甲兵部队驻地，警卫连的解放军战士搞军爱民活动，帮助孤老户干农活。2002年和2003年的麦秋，都是解放军战士帮助他们收割小麦，等星期六我们去仓上屯时，小麦已经割完了。为表示对解放军的感谢，八一节时前，姑母到城里文具店花钱制作了锦旗，送给了警卫连。从此以后，每逢中秋节和春节，警卫连的干部战士都带着米面肉菜等到姑父姑母家去慰问。有一年警卫连还大家自愿捐款700余元，送给姑父姑母当零花钱。为了表示感谢，姑母每年都给他们送锦旗。2004年后，姑父家不种地了，警卫连战士就给他们家里劈劈柴、扫院子、贴春联等。2007年姑父病逝后，战士们到姑母家去的更多了，五一节或端午节也去慰问，有一次还把姑母接到营房里去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节，还让姑母称他们为“兵儿子”。警卫连干部战士关怀照顾姑父姑母等孤老户的事迹，北京军区都知道，曾经派军内记者采访过我姑父姑母。直到2011年姑母因患阿尔兹海默病糊涂了，顾不得给驻军送锦旗了，他们还是每年过中秋节和春节都带着米面肉菜去慰问，还给姑母劈劈柴、扫院子，在门框上贴春联。姑母又是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在孟家十多个内侄、内侄女面前，从来不说哪个侄子侄女家对她家如何好，也不说她家对哪个侄子家如何好，和每个侄子侄女都是保持“单线联系”。如我每星期带着东西去一次，姑父家的邻居都知道，可我们孟家的弟兄姐妹们并不清楚。姑母给我们看孩子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家给姑父家买了什么东西，一个月去几次，他们不知道。姑母暗中给我报销买东西的费用，他们也不知道。同样，姑姑是否给其他常去看望她的侄子、侄女报销买东西的费用，我也不知道。我们十多个兄弟姐妹中，有的去的多些，有的去的少些，姑姑也从不计较，也不对我们说哪个侄子来得多，哪个侄子来的少。有一次我去姑姑家，李宝明、尹克勤都在和我姑父姑母聊天，当提到这个问题时，姑姑说：“侄子侄女不是闺女儿子，我没生人家没养人家。人家给我（指带着食品等东西）是情分，不给我是本分。给我的我要还人家的情，不给我的我也不挑理。”这就说明，姑姑是有自知之明的。在十多个侄子侄女中，不论是经常去看望她的，还是只在过年过节去看望她的，或是几年才看望她一次的，谁去她家都表示欢迎，并且都以家里的农产品回赠，所以，才能和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说，我姑母是个头脑灵活，目光长远的人，她虽然没文化，却明白“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道理，更体现出她超出“绝户爱财”吝啬理念的智慧。在我们老孟家侄子、侄女们的关心下，铁杆绝户的姑父姑母过着比周围有儿有女的老人还要幸福的生活。1985年，姑姑家看上了黑白电视，是北京的侄子孟凡宏家里才看几年的旧电视，因为他们买了彩电了，就利用开车来蓟县旅游的的机会，把这台旧电视送给姑姑家了，当时在农村黑白电视也是不多的。后来，彩色电视机降价了，我姑父用在林业队挣的钱，托我花2200多元买了一台21寸的彩电。因那时蓟县卖彩电的还不多，也不像现在这样送货上门。我求同事开车从商场买来彩电送到仓上屯，并且安装好高架天线，调试成**了，我们才回来。那时，仓上屯能看上彩电的农户也是不多的。2001年夏天，我把我儿媳妇用过的诺基亚旧手机给了我姑父使用，并且由我替他交电话费。这时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我们机关干部里，有BB机（传呼机）的也是一小部分人，有私人手机则更少。给我姑父的诺基亚手机是体积较大的直板式，前几年儿媳花5000多元买的。后来有了小巧的掀盖手机，年轻人就更换新手机了。诺基亚直板手机虽然落伍了，我姑父还是很喜欢的，因为他是仓上屯老年人中唯一有移动电话的人。姑父带着手机去大辛庄子续姐姐家里串亲，拨通了在承德市工作的妹妹家的电话，哥哥和妹妹，姐姐和妹妹在电话里交谈，那时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蓟县的固定电话不收初装费了，我又给姑姑家安装了一台固定电话，电话费还是由我在城里交，他们老两口只管用。左邻右舍的邻居们看到我姑姑家安了电话，一打听才知道不收初装费了，其他人家也陆续安装固定电话了。2003年底，我花近五万元买了一辆夏历车，可以说主要是为去仓上屯而买的，因为冬天骑摩托车太冷。从2004年到2008年的五年中，我这辆车行驶还不到一万公里，大部分是往返于蓟县城里和仓上屯之间。这五年中，汽油费大约三四千元，可是养路费却花了一万多元。那时小汽车每月最少170元的养路费，使得许多想买私家车的人等待观望，而农村有私家车的则更少。直到2009年国家取消养路费后，蓟县的私家车才大量出现。2004年，姑父姑母乘坐我的夏利车去穿芳峪乡大辛庄、李明庄乡东升村、徐各庄、别山镇西河套等处串亲戚，当时也是很风光的。姑父在承德市的妹妹和妹夫刘洪蔚回蓟县老家探亲，姑母还让我开车去邦均南面的瓦岔庄刘洪蔚妹妹家，把刘洪蔚老两口接到仓上屯。他们老两口串别的亲戚都是坐班车和三蹦子，只有到仓上屯是专车接来的，这也使姑父姑母很自豪。后来，我五堂弟孟凡勇买了一辆捷达轿车，六堂弟孟凡军也买了一辆小轿车，他们开车拉着父亲，也就是姑母的二哥，去仓上屯看姑父姑母，还拉着他们一起去于桥水库旁的餐馆吃炖鱼。有时过年或者过中秋节，堂弟们宴请父母时，也开车到仓上屯把姑父姑母接来一起过节，吃完饭再开车把姑父姑母送回去。有时姑父姑母来城里随份子喝喜酒，我们也开车去把他们接过来，吃完饭再开车送回仓上屯去。对此，邻居们打趣的对姑父说：“尹克昌你真牛啊，口袋装着大哥大（早期的移动电话的俗称），出门坐着小卧车，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了。”他们还说：“别看这老两口子无儿无女，有几门好亲戚，照样享福啊。” 可以说，姑父姑母虽然是铁杆绝户，可从吃的、穿的、用的等物质生活上看，在他们村的农户中，也属上等的。所以，邻居们都说他们是幸福的。第五节传统观念造成的苦闷和烦恼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农村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儿子儿媳需要依赖家庭的土地和房屋来维持生活。从家庭劳动分工来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也确实应该由儿媳来服侍，因为儿子要以耕种土地为主，儿媳以家务劳动为主。这种生产资料代代相传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农民们“养儿防老”“多子多孙多福气”的传统观念。当社会进入现代化以后，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父母有自己的工资收入，儿子儿媳也有自己的工资收入。这时的家庭只是生活单位而不再是生产单位了。因为儿子儿媳可以不依赖公婆的家产而独立生活了，所以，儿媳伺候公婆的做法就难以保障了。因为儿子儿媳都在外面上班，就没空来伺候公婆。公婆生活不能自理的，只能在家里雇佣保姆或者送到社会养老机构――老年公寓。因此，社会养老机构也就应运而生了，公办的、民办的敬老院和老年公寓都出现了。不论哪个国家，只要实现了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就必然要用社会养老方式代替家庭养老方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有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就不再把子女赡养父母作为法定责任和义务了。由社会养老取代了家庭养老之后，生儿育女失去了为自己养老的作用，有些夫妇也就不愿再生儿育女了。尤其是一些脑力劳动做不好，体力劳动不愿做的“啃老族”的出现，更使一些人把养育子女当成了家庭负担，他们说：“多子多女多冤家，无子无女活菩萨”，因此结婚后不要孩子了。这就造成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使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中国传统的治家之道是以孝为本的，只要父母在世，几个儿子是不能分家的，要由老人掌管家业。辛亥革命以后，批判了孔孟之道，没人再讲孝道了。儿子们翅膀硬了，比父母劳动能力强了，就不愿意再听从父母的指挥了。于是，娶妻生子的弟兄们就要分家单过了。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蓟县农村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中，儿子们结婚成家后，弟兄之间都是要分家单过的。老年父母有的和老儿子一起过，有的自己单过。许多家庭的儿子媳妇与公公婆婆分家单过的原因是“一山不容二虎”，当两代人都有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的时候，就会争夺家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两代人谁也不甘心伺候谁，谁也摆布不了谁，都想自己当家作主。而且年轻人与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业余爱好也不同，两代人一起生活，一锅吃饭，婆媳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有的儿媳妇不愿意伺候公公婆婆，愿意自己当家作主，希望分家单过。也有的老人看不惯年轻人的习性，或者不愿意给晚辈当保姆，喜欢老两口过清闲日子，也愿意分开生活。所以，多数人家都是小两口、老两口分家单过。不过，父子分家单过与弟兄分家单过有本质的区别。父子两代人分家后，虽然也是分锅吃饭，各过各的日子。可儿子对父母应该尽的赡养义务还是要履行的，如为父母耕种土地，或者给粮食给钱等。等到父母衰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们也就“认头”了，也愿意接受儿女的安排了。或是继续分家单过，由儿女轮流去给他们做家务，或是轮流到儿女家里去，和晚辈人一起生活。不过这段被人伺候的生活不会太久，他们也就走完人生的旅途了。在蓟县的农村，还有少数家庭的老人和儿子儿媳一起过，一个儿子的就常年一起生活。两个以上儿子的，就按年或者按月轮流与几个儿子家一起过，俗称“轮官马”。轮官马的本意是几家农民共同购买一头牛或驴马，几家轮流喂养和使用。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后，赡养老年父母就成了儿子们的负担，只好大家轮流供养了。该哪个儿子的“班”，父母就在他家吃住，同时也帮助他家干活。人们把这种轮流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方式，也称为“轮官马”了。那些无儿无女，又没有近亲属赡养的老绝户怎么养老呢？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他们可以和村里签署协议入“五保”，由村里负责保障他们的吃、穿、住、医疗和丧葬，这就是所谓的五保户。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本村供养起来，生产队负责他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资料，生活不能自理了，由生产队派人为他们做饭洗衣服等，看病住院由村里开支，逝世后由村里发送殡葬，在他们死后，把家里的一切财产全部交给本村集体。1980年解散生产队以后，各村无力供养五保户了，就改为把他们送到乡政府主办的敬老院供养起来。他们的家产还是交给本村，由村里向敬老院缴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贴。由于国家拨给敬老院的经费有限，老人们的吃喝穿住有了保障，可是得了大病，需要支付昂贵的医疗费时，敬老院是无能为力的，只好任凭病重的老人等死。所以，有些绝户老人不愿去乡政府的敬老院，他们说在那里死得快。因为乡镇政府主办的敬老院是供养孤寡老人的，只是接受那些无儿无女的铁杆绝户，有儿女的老人还是要依靠儿女养老送终的。有些老人的子女因工作忙，没空伺候父母，也想把老人送到社会养老机构去。于是，就有人办起了营业性的养老院，这就是新型的付费养老机构――民办老年公寓。老年公寓只负责老人的吃住起居，治病吃药需老人的家属负责，弥补了福利性乡镇敬老院的不足之处，这是比较受欢迎的养老方式。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蓟县的大部分农村土地已分到了各家各户，还具有小农经济的特色，客观上看，儿媳还有能力伺候公婆。所以，大部分农村老人还是依赖家庭养老的，独生儿子的一起过，几个儿子的“轮官马”。由于年轻人思想新潮，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老年公寓出现后，农村一些有钱的家庭，儿媳没工作，有空伺候公婆的也不伺候了，直接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了。同时，也有一些自己有固定收入的老年人，既不愿为正在上班的儿子儿媳当义务家庭保姆，也不愿意自己起火做饭，也就到老年公寓去坐享其成了。目前，人们对社会养老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老年人认为，父母与儿女之间是“养儿防老”、“我养你小，你养我老”的报偿关系。儿女幼小无生活自理能力时，父母为他们擦屎接尿，洗衣喂饭。父母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儿女也应为父母擦屎接尿，洗衣喂饭，这是报偿父母的养育之恩。可不少年轻人却认为，儿女赡养父母不一定亲自劳作，花钱雇人伺候老人也是尽了义务。因此就出现了儿媳无工作，宁可整天去打牌玩麻将，也要把公婆送进老年公寓去的现象。在老年公寓里养老的老年人，有自愿去的，也有被迫去的。自愿去的老人是不愿和儿孙们一起生活，认为自己在老年公寓里是享福。被迫去的老人的本意是在家中和儿孙们一起生活，享受由晚辈人服侍的天**之乐。把他们送到老年公寓，他们认为是被家庭抛弃，是儿子不孝。另外，社会上还有不少人认为老年公寓是绝户老人的养老场所，有儿有女的老人被送到老年公寓，不仅老人脸上无光，儿女们也要背上不孝顺的名声。现在，我们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以社会养老为辅的，这就是我国城乡在养老方面的现状，也是由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向新兴的社会养老方式的转型期。姑父姑母正是在这个养老方式转型期，迎来了自己的老年期。我姑父尹克昌弟兄两个，入社后也是与父母分家单过的，他们的父母能生活自理时一直是自己做饭吃。因为尹克富有三个儿子，需要分屋居住，他家就占据了西面的三间茅草房。我姑父家没小孩，就一直与父母共住东面的三间茅草房。1980年以后，姑父的父母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儿子儿媳伺候了了，才轮流到两家去“轮官马”。由于姑父姑母有过与父母公婆分家单过的经历，知道婆媳关系难以相处，所以，他们虽然一直希望有人以“儿子”――即法定赡养人的身份进入他们家庭，也是准备和赡养人分家单过，分灶起火做饭的。只要赡养人来到他们这个宅院内居住，帮他们干一些力气活，为他们顶门立户，待他们走不动爬不动时，再伺候几年就行了。1983年，姑父姑母准备过继侄子尹春的计划破灭了，也就不再想“过继儿子”了，改为以赡养赠与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了。这时他们还都不到六十岁，干什么活都可以，也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想自己能够生活自理时就自己过日子，等将来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谁给自己养老送终，就把家产赠给谁。我姑姑孟淑珍擅长厨艺，炒的一手好菜，虽然不是厨师，街坊四邻家里办事情管多人吃饭时，也经常请我姑姑去帮厨。当时我建议他们老两口来城里做买卖，出摊卖小吃。不愿住亲戚家也可以自己租房住，或者把仓上屯的房子卖了，把户口迁到城里的村子里来，在城里买农房居住，这样有利于孟家的侄子们对他们进行照料。那时还没有商品房市场，农村的房屋可以在农民间互相买卖，房价也不高。有的城内上班的职工，把农村的家属户口迁到城里的村里来，经村委会申请房基地，自己盖房，房基地也容易批下来。如果那时姑母采纳我的建议，到城里来做买卖，很可能早就赚些钱盖起自己的房子或者是买上楼房了。可是，姑父姑母的乡土观念强，小农意识重，认为农民不能离开土地，种地打粮食才是农民的本分。他们还认为那些做买卖的人都是花言巧语迷惑顾客，缺斤少两蒙混百姓的“奸商”，不愿意到城里来挣坑人骗人的“昧心钱”。我姑母不愿意来城里居住的另一个理由是，蓟县城里不如他们村自然环境好。他们村位于于桥水库北岸，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库，可谓是山清水秀，空气新鲜。而且邦喜公路穿村而过，距离县城9公里，交通方便。他们家的宅院是祖传的，东西宽20多米，南北长约30米，约一亩大小，院里有柿子树、桃树、桑葚树、香椿树、花椒树，还有一片菜地。地里种的粮食、院里栽的蔬菜都吃不了，没处挣钱也能生活。城里的农民既没有多少土地，也没有种菜的院子，吃粮吃菜都靠花钱买，没处去挣钱，就没有生活保障。他们还认为城里的农家宅院小，是“憋死猫”的地方，不愿意到城里来居住。那时城里的农民新分配的宅基地是三分（18平方丈，可以盖四间正房）或二分五厘（十五平方丈，只能盖三间正房），与我姑父家的一亩宅院相比，的确显得小了不少。尤其是我堂妹孟凡珍居住的棉纺厂家属院，只有两间正房、两间小倒房，其中一间是门道，一间是厨房，更显得窄憋。所以，每到春节，孟凡珍和丈夫张宝良去仓上屯给姑父姑母拜年时，张宝良都说：“这个大院多好啊，这要是盖两层大房，多豁亮啊。”张宝良喜欢钓鱼，曾经说：“在仓上屯住多好啊，游山玩水，钓鱼捞虾都方便。”由于仓上屯村具有依山傍水的优越地理位置，从1978年开始，北京的侄子孟凡宏就经常开车带着家人和亲戚来这里旅游，姑父就领着他们到村北去爬山，到村南水库去看打渔的，还可以坐在小渔船上游玩。那时蓟县还没有农家院式的旅馆，北京的客人们就在姑父家吃住，吃的酒肉菜等都是他们从北京带来的，做饭时也是大家帮着姑母一起做，有一年夏天北京来了21口人，姑父家里住不下了，还要到邻居家里去借宿。这些北京人来到仓上屯，也称赞这里太好了，在这里居住的人都会长寿的。所以，姑父姑母就更认为他们家的宅院是块宝地了。他们希望城里的侄子或侄女们，能够有人到仓上屯来继承他们的家业，做他们的法定赡养人。因为我们哥几个都有自己的宅院，当然不可能去仓上屯盖房子了。在1993年“房改”之前，只有孟凡珍家住的是两间公租房，所以，姑父姑母曾经希望张宝良和孟凡珍去给他们家当赡养人，在他们院里盖层新房居住，还说仓上屯有好几个在城里上班的，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上下班也不算远。可是孟凡珍不愿舍近求远去乡下居住，两间家属房虽然窄小，也够三口人住了。儿子结婚后可以再分配一套公租房，也没必要到仓上屯去盖房子。姑父姑母的想法是：他们虽然是绝户，也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资助，可以用家产换来为他们养老送终的法定赡养人。他们并不要求赡养人更名改姓，也不要求对他们以父母相称，而且在他们生活能够自理时，也不必在仓上屯和他们一起生活。只需要在他们将近八十岁左右，走不动爬不动时，再伺候几年就行了。他们的口粮地和院子里的菜地，足以保证他们的生活，而且家里积攒的粮食到死也吃不完，衣服也够穿了，甚至连自己的装殓寿衣都准备好了，不会给赡养人增加经济负担。同时他们也有些积蓄，有病时把他们送医院就可以了，也不用赡养人花医药费。在他们看来，赡养人只需要为他们作二三年保姆或护工，就可以继承这么大的家产，是个非常便宜的事，应该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他们之所以希望由孟家的侄子或侄女来赡养，是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有条件的家产赠与和继承，对于某些急于安家，又没有房基地可以建房的人家来说，还是个对双方都有利的较好的选项。那时蓟县城里西南隅一个60多岁姓吴的孤身老头，就与一户分不到公租房的双职工家庭签订了协议，由这个职工在他家的宅院内盖起了四间正房房和倒房，吴老头的生老病死，都由这个职工负责。假如姑父家也在县城里，他家的宅院就成宝地了。因为那时还没有商品房市场，非农业家庭全住公租房。职工家庭分配公租房，科长以下的分两间正房的小院，乡镇局长级别的才分三间正房的小院，县级领导们分四间房的小院。职工家庭如果能在姑父家的宅院里盖起六间大房，那可就比县长家还要阔气了。可惜，姑父家不在县城里，改革开放后，正是乡下的农民进城务工的热潮，哪有城里人愿意到乡下去种地的呀。而且，我们孟家的人世代居住在蓟县城里，都有各自的宅院，不需要到乡下去建房。所以，孟家的十多个侄子侄女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到仓上屯去继承姑父姑母的家产。姑父姑母把希望寄托在孟家的侄子、侄女身上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孟家的侄子侄女经常来仓上屯帮着干农活，就幻想由孟家的侄子来当赡养人，这种想法只是姑母的一厢情愿。我们孟家人的观点是，孟家的姑娘嫁到仓上屯尹家，因为没有生育子女，尹家的侄子们不愿意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们自己又不愿当五保户去镇政府的敬老院，孟家的这么多侄子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他们养老送终。等于是婆家没人管，娘家有人管。让他们到城里来居住，是为了孟家人方便照顾他们。因为我们各家都有对外出租的多余房屋，姑父姑母愿意住在哪家都可以。因为我们孟家的老哥几个，孟庆华、孟庆余和孟庆宇，都是与晚辈人分家单过的，我们也希望姑父姑母到城里来单独生活，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经济上不需要别人资助。生活中遇到困难，也便于我们大家帮助。到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时，或是大家轮班伺候，或是雇保姆，或者进老年公寓。我姑父是个老实人，他的观点是怎么办都行，他也同意卖了房子搬到城里来住。可我姑母说姑父是“傻帽”，卖房钱花没了怎么办？俗话说“龙多四靠”，“六龙治水不下雨”，“三个和尚没水吃”。姑母坚持就得依靠一个人，把家产交给一家，还要到公证处去公证。这是明显对我们大家共同供养不放心，还想取得一份法律保证，用家产换来一个“法定赡养人”。姑母的想法是，谁继承了他们的家产，就要在他们的宅院内投资建设，扩建新房，振兴家业，光耀门庭，比村里那些有儿有女的人家也不差。在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后，就应该和他们同吃同住，向儿子媳妇伺候公公婆婆那样伺候他们，他们可以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晚年清福。在他们卧床不起时为他们擦屎接尿，喂饭喂药，在他们死后为他们打幡抱罐。这就证明他们老尹家也是后继有人了。打幡抱罐是蓟县农村的殡葬仪式，就是死者的儿子打着“招魂幡”走在送葬队伍的前边，儿媳妇抱着浆食罐紧跟其后。招魂幡是要把死者的灵魂引入阴宅，也就是坟墓。浆食罐要埋在棺木前边，是死者在阴宅的食品仓库。这些都是死者的儿子媳妇为他们准备的，说明人死后的灵魂，在阴间也需要阳间的儿女们来供养。晚辈为已故的长辈添坟上土，烧纸钱、摆供品，就是要不断供养阴间的老人。绝户老人死后没有打幡抱罐的，日后也没有添坟上土、烧纸摆供的，他们的魂灵就要成为阴间乞丐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丧葬习俗，才使许多绝户老人不愿当五保户，而希望有家产继承人和法定赡养人。由于我家的两个儿子和姑爷姑奶奶亲如祖孙的特殊关系，姑父姑母有些心里话都要对他们哥俩说。姑母的愿望是把家产给我家，正好两个孩子每人一处宅院。姑母安排将来我们城里的宅院归我大儿子，仓上屯的宅院归我二儿子，由我们夫妻来当他们的法定赡养人。在他们生活能够自理时，他们就在仓上屯居住，等他们无自理能力了，或是我们夫妻俩到仓屯去伺候他们，或是把他们接到城里我们的家中伺候他们。我的两个儿子为了让姑爷姑奶奶安度晚年，也同意这个安排，希望我家和姑父姑母签订赡养赠与协议，让老两口“放心”。可是我们夫妻俩不同意。我不同意当姑父姑母的法定赡养人有两条理由，一是因为多年来关怀照顾姑父姑母的不仅是我们一家，还有我的几个堂弟和堂妹，我不能自己独占姑父姑母的家产。我在十几个兄弟姐妹中是年龄最大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等姑父姑母八九十岁以后，我们夫妻也老了，没有充沛的精力再伺候老人了，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