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_新浪网
美国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获2017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行为经济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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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会上，塞勒幽默的表示：“感谢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弥补了我前两年落选奥斯卡的失望。奥斯卡没有最佳行为经济学家这个奖，我觉得很不公平。”
美国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获奖，理由是行为经济学的成就。塞勒国籍美国，出生于新泽西州 ，生于1945年，毕业于罗彻斯特大学 。
阿勒玛斯常常被问及为什么诺贝尔奖大概率地颁发给美国学者们，对此阿勒玛斯认为不可否认美国学者如今在经济学领域确实做出大量杰出的贡献并拥有前瞻的视角。阿勒玛斯教授甚至展望在未来5年内会有中国学者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政策制定者如何通过辨识人性弱点，“助推”公众取得更好的目标？10月9日，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十余年来试图解决这一议题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H.Thaler），用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理查德-塞勒将心理学上的现实假设用于对经济决策的进行分析。通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以及自我控制的缺失，他演示出这些人类特性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了个人决定以及市场结果。
今年诺奖经济学奖的金额均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730余万人民币。今年这笔奖金被泰勒独享。
塞勒的获奖似乎在“意料之外”，但又是“情理之中”，其理论到底有什么贡献，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什么应用，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特邀请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进行分析评论，以飨读者。
《大空头》（The big short）是一部解释2007年金融危机的电影， 该片之前还角逐过奥斯卡。这部电影中与塞勒相关的经典台词就是“ 如果你相信人类做事情总有逻辑可循，那只能说明你疯了。”
大户“需要非理性、信息极其闭塞、愿意持有价格过高资产的投资者。”也就是你们：广大的小散也就是韭菜！
在电影中，理查德·泰勒被称为“行为经济学之父”，他和赛琳娜·戈麦斯一同向观众用赌博的例子解释了合成型CDO。
在人们心目中的确存在着一个个的隐形账户：该在什么地方花钱，花多少钱，如何分配预算，如何管理收支，大体上总要在心中做一番平衡规划。当人们把一个账户里的钱花光了的时候，他们就不太可能再去动用其他账户里的资金，因为这样做打破了账户之间的独立和稳定性，这会让人感到不安。
在理论研究中，他对反常行为、经济人假设、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和股票市场等方面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在实际应用上，他分析和解释了消费者行为、社会福利政策、储蓄投资政策等行为经济案例。
塞勒生于1945年，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曾著有《赢者的诅咒》、《轻推》等经济学论著。目前，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为什么平时省吃俭用的父母，出门旅游时却变得大手大脚、一个劲儿地买买买？为什么路边一毛钱你不屑一顾，但又对几毛几块的红包乐此不疲？
现代人如何平衡生活和事业，如何管理时间，很多人患上的“拖延症”，绝对是挡在幸福面前的大山。刚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塞勒的理论你不妨试一试。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听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将参加梦之蓝全球经济学家年会！不管此消息是否属实，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另类的经济学家。&
假设你打算去看美国电影《大空头》，已经掏20元买好了票，但悲催的是你刚出门就发现电影票弄丢了，很多人这时都会选择放弃。但换个场景，你打算去看电影《大空头》，正准备买票时忽然发现自己丢了20元钱，这时你还会继续买票吗？同样是失去了可爱的20元钱，但恐怕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继续买票看电影。&
有人可能会觉得上述场景挺眼熟，没错，这就是那个叫Richard&Thaler的美国经济学家做的一次测试。Thaler提出过一套理论：人的决策容易受到已经付出的成本影响，因为人们会将过去的付出和将来的付出综合在一个系统中考虑，而这个系统就是“心理账户”。他的这套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经济行为，比如一次白给你100块钱和分10天每天白给你10块钱相比，后者更容易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善意。&
Richard&Thaler这名字原本默默无闻，但就在前不久的10月9日，这名字开始满世界刷屏，因为这哥们拿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对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肯定说：“Richard&Thaler将心理学上的现实假设用于对经济决策的进行分析。通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以及自我控制的缺失，他演示出这些人类特性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了个人决定以及市场结果。”&
1980年，行为经济学奠基人Thaler发表了《通向一个消费选择的实证理论》的文章，一口气提出了包括自控问题、沉没成本、禀赋效应、损失厌恶等一系列主题，之后几十年，他又独立或与人合作发表了《金融市场反应过度了吗？》、《心智账户与消费选择》等多篇行为经济学的经典文章，解释了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诸多现象。&
这些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不可小视，因为它们说明了即便是合理的公共政策，如果没有考虑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一样会面临失败。举个例子：日A股启动指数熔断机制，其初衷是维护股市稳定，但事实上该机制引发的“磁石效应”反而导致市场价格不能及时反映交易者的交易意愿，导致价格扭曲和有效性下降。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熔断带来了股灾2.0，无数投资者和机构因此血本无归。该制度也很快被叫停。&
很多人认为Thaler的获奖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但这份认可对于已经72岁的Thaler来说，来得太突然也太晚了一些。&
事实上Thaler的学术生涯并非顺风顺水。在读经济学博士期间，他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罗森（林毅夫的老师之一）曾这样评价他：“我们对他没报什么期望。”&
Thaler目前就职的的芝加哥大学中，不少经济学家视他的理论为异端邪说，甚至公开表达对他的不屑。比如同在芝大工作的诺奖经济学家Merton Miller就不待见Thaler。据说Thaler取得芝大教职时，Miller就相当不满。当被问到为何没有阻止这项人事任命时，Miller说：“因为每一代人都会犯下自己的过错。”&
法律经济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联邦法官的Richard Allen Posner曾经旁听塞勒的演讲。在演讲当中Thaler谈到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不关心沉没成本的，而这一点与现实的经验不符。如果不调整传统的模型，经济学家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预测。听到这里，Posner勃然大怒大吼道：“你们根本是违反科学！”&&
难怪Thaler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半开玩笑说：“我比较肯定的是，这是第一次当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谈论到我的时候，没有用到‘让人讨厌’这个词。我对此深表感谢，不过我相信这并不能预测未来（他们不会继续用这个词）。”&
2018梦之蓝全球经济学家年会又将举办了，据说主办方正在积极邀请Thaler参会，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大家能在现场近距离感受一下Thaler的幽默感。&
全球经济学家年会旨在为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搭建一个深入讨论交流的公共平台。该年会已成功举办8届冬季年会、5届夏季论坛和2届香港分论坛。今年是年会首次与梦之蓝品牌合作，年会倡导平等自由的对话和经世济民的学术精神，是目前中国阵容最豪华、会议级别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会议活动，是中国知识精英与世界和普通大众沟通的平台。&&
最后，再次向Richard&Thaler致敬，尽管曾经长期被人忽视、不被看好，但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独立探索，不畏权威，终成大器。让我们以梦之蓝敬那些为了梦想执着的人。&
　　这个家伙说：人们常常不可理喻 ——记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塞勒
你是不是认为，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越是问题重大就越深思熟虑，行为就越理性？倘若你认为是，那你可曾想过：有多少伴侣因遇人不淑而后悔，又有多少人因一餐并不可口的食物而后悔？须知，理性选择，从未给后悔留下余地。
事实上，对于结婚这等“重大”决策，人们的理性并不比在决定下一餐吃什么的问题上更高。甚至，在吃饭穿衣这些琐事上，人们的决策质量比结婚这类重大问题的决策质量可能要高得多。因为吃饭穿衣天天遭遇，可时时练习，日积月累的经验可把此类问题的决策技巧磨砺到最优；而结婚生子这类“大事”，一生也经历不了几次，难有经验可循，所谓的深思熟虑到头来也不过是“大致”、“差不多”就行。有不少人的“结婚”决策，恰恰是来自某一时刻的突然感动，而不是来自长期的思虑权衡。
我们自以为对人生大事慎之又慎，可实际上还是有点“胡来”啊。所幸的是，在结婚这类问题上就算有点“胡来”，也不至于人命关天，有时还不排除收获到误打误撞的幸福婚姻。倘若，真有人是根据经济学中的匹配理论，事先把全部的潜在配偶都对比个遍，再来选择婚姻对象，结果恐怕也不见得就会更好。
个人如此，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经济学家总是说，市场中的企业，如果不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将最终被市场淘汰。但我们也确实看到，许多管理不善的企业，似乎并没有很快死去。例如通用汽车，很多专家并不认为它善于经营，但它却可一直蹒跚前行，大多时候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它确实差点儿破产，但在美国政府的救助计划下，它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公司。市场的确会拣选企业，但过程似乎并不快，而且企业存亡并非唯一地取决于市场力量，虽然它通常是最重要的力量。
个人和企业偏离经济学模型的“最优”似乎是常态，大多时候这种偏离并未对个人和企业造成立竿见影的致命伤害。正如一个叫塞勒的家伙所说：“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人们不按照理性的经济学模型行事也不会致命。”
“胡来”和“非理性”是塞勒研究的重点
就是这个家伙，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特别是经济学家）意识到，就算最严酷的市场也会给任性胡来的行为留下一定存活空间，所以市场并没有使人类变成精于计算的机器，我们当然会追逐理性，但我们也会糊涂，会乱来，甚至对错误明知故犯，简直不可理喻。
比如，对于风险事件，当结果被定义为收益的时候，我们会厌恶风险，而结果被定义为损失的时候，我们却又追逐风险；对于一件物品，当我们拥有它时对其评价就更高，而不拥有它时对其评价就相对更低；丢失一张电影票，常常导致我们放弃看这场电影，而不是重新购票，虽然电影依旧很吸引人；买闹钟时为了5元差价我们愿意多驾车十分钟去更远的商店，但买电视时我们却不会为了5元差价这么做。真正的人，对生活的体验是在变化中完成的，参照点和不同方向的变化让我们得以有种种不同感受。这是聪明绝顶的理性经济人感受不到的，因为经济人不需要靠对“变化”的感知来体验生活，他们甚至不需要体验生活——因为对他们来说，幸福的均衡是瞬间达成的，不需要过程。主流经济学中的金融市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进行交易，而现实世界里投身股市的却是行为人，他们有着贪婪、恐惧、过度自信、迷信故事以及前述种种心理倾向。有意思的是，明明是经济学理论没能解释现实金融市场，但现实金融市场的现象反被冠以“反常”之名。
我们更关心当下而不太关心将来，遥远的将来和更遥远的将来对我们似乎无甚差别。但是，随着遥远的将来就要变成现在，它在我们心中日益更加重要。我们因此而面临一些困境：比如我现在决定要把今年的年终奖存起来，到明年圣诞节再花掉，因为现在的我觉得那笔钱在明年圣诞节花掉比在今年春节花掉效用更高；但随着发年终奖的日子越来越近，我越来越想把年终奖在这个春节就花掉，因为春节已经成为现在，圣诞节还远着呢。你可能觉得个人的这种行为困境跟经济没啥关系，那么不妨想想，人们的养老储蓄行为就常常面临同样的困境，这对经济的影响还能说是浅吗？
人们这些有点任性胡来、貌似不太理性的行为，正是塞勒一生研究的重点。他为这些行为贴上了损失厌恶、禀赋效应、心理账户、自我控制等标签。今天，这些标签已经大行其道，大众对此恐怕也不陌生。塞勒的行为金融理论、行为储蓄理论、行为消费理论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你对此仍然陌生的话，那就搜索一下这几天关于塞勒的铺天盖地的介绍文章吧。我不必重复已经被大家反复介绍的内容。
这些有点任性胡来的行为并不可怕，也不必过于担忧。正如塞勒指出，这些行为偏误大多并非随机的错误，而是可预测的错误（predictable error）。既然可预测，那就总还可以设法矫正，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他曾写下一本畅销书《助推》，就提到了许多方法来优化我们的行为和结果。他认为，很多时候，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不需要强制手段，也不用硬性规定，只需一股轻轻的推动力量而已。比如，把鲜脆欲滴的新鲜水果以低廉的价格方便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就能大大提高人们主动选择健康食物的概率；把加入退休金计划列为默认选项，就能提高退休金计划被选择的概率。
我个人更偏爱塞勒提出的禀赋效应，它的意思类似于中国成语敝帚自珍。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经典的科斯定理——产权初始界定无关紧要，自由交易可实现效率——可能在现实中无法成立，因为产权哪怕只是名义的所有权本身就会提高拥有者对资源和物品的评价，从而给交易设置更高的价格门槛，导致某些有效率的交易并不能达成。科斯定理所依赖的条件，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平面，而禀赋效应恰恰就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摩擦力。
但我更偏爱禀赋效应的原因并非它更准确地解释了真实世界，而是在我看来，它可能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因为在没有警察、法庭等第三方实施力量的时候，保护私有产权的重任就落在禀赋效应身上。禀赋效应使得个体愿意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这极大地遏制了别人对自己权利的进犯。行为经济学家金迪斯曾论述过上述观点，我自己也写过两篇文章论证禀赋效应对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这样看来，有时候我们个人不可理喻的任性胡来，对社会倒并不完全是一桩坏事。
塞勒和行为经济学都曾饱受非议
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先驱，塞勒这个家伙一生充满争议。我以“家伙”叫他，应该不算唐突。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经先被描述为没多大希望的研究生（《纽约时报》2001年有篇报道塞勒的文章提到，塞勒的导师S．罗森教授对他在研究生院的表现评价是：“当时我们对他没抱什么大的希望”。），尔后是激进派、捣乱者、煽动家、讨厌鬼——塞勒在其《错误的行为》中提到了这些称呼。关于“讨厌鬼”有个传闻是，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是塞勒的反对者，他在校园碰到塞勒从不正眼瞧他，尽管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不过塞勒在其著作中是这样写的：“我可以猜到，虽然我不在金融系，但米勒肯定会不高兴……一名记者在我到达芝加哥大学后采访了法玛（2013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和米勒，询问他们为什么让我这么个异类加入他们的行列。我和法玛一直有交情，他开玩笑说，他们这是想让我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记者又追问米勒为何没阻止我来芝加哥大学任职。这个问题显然十分无礼，米勒本可回复‘这不关你的事’。但他表示之所以没有阻拦我，‘是因为每一代人都会犯错误’。”
AER（《美国经济评论》）的编辑曾把他的研究称为“怪人经济学”（wackonomics）。他早期关于禀赋效应和消费者行为的论文，被屡屡拒稿，最后不得不投到一个刚刚创刊缺乏稿源的杂志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学报》）上发表。现在，塞勒是“名至实归”的诺贝尔奖得主，JEBO也已是行为经济学的名刊。
行为经济学与它的创始人塞勒一样，曾饱受非议。人们有追求秩序的天性，特别是经济学家更是希望把世间一切都纳入理性的秩序之中。行为经济学关注的恰恰是人们哪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这些行为难以纳入理性的秩序中，行为经济学长期受主流经济学排斥乃是自然而然的。目前的行为经济学，虽然已经获得显著的江湖地位，但其内容零散破碎，气势恢宏的理论框架更无从谈起。所以，行为经济学家在为今年的诺奖欢呼之余，还必须得直面充满挑战的前路。但是，我相信行为经济学将是未来的主流经济学！这是否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过度自信？（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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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为什么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旧文）
替诺贝尔经济学奖喊冤，林毅夫曲解提名规则 （附官方评选程序）
来源：经济学家圈
本文源自作者投稿
经济学家圈公号刊登“林毅夫：我为什么不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内容源于北大博雅讲坛上，林毅夫教授回答了自己不会得诺贝尔奖的提问，并解释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现在选举规则。
林毅夫教授认为自己不会得奖和诺奖的提名规则有关。他说：“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
林教授进一步阐述他了解的选举规则，正是由于这样的规则，中国经济学家目前不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圈，很难有集中几十个人一起推荐，因此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很难获得提名，因而也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
笔者并非来评判林毅夫教授是否有资格获得诺奖，这自有诺奖提名和评审委员会来判定。况且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特别是新结构经济学方面成就斐然，大家有目共睹。&&
笔者是来指出林毅夫教授对诺奖提名规则的3点误解。
1．&林教授说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每年发出1500封推荐信，邀请1500个人推荐”， “我了解到这1500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基本就是750票了”。
这显然和诺贝尔奖官方提名规则大相径庭。诺奖官网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提名推荐自己”，就是为了防止浪费提名权。而且，官方网站说每年送给3000个合格提名人，不知为什么变成1500人。
林教授是不是被虚假消息误导了？&&
2．&林教授不仅仅对提名人提名自己很清楚，对没有提名自己的票也很了解：“另外750票当中会非常分散，相对集中的大概也就十几票，不到二十票，然后从连续几轮都得到十几票、二十票的人当中挑选五个人，再仔细看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最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来做一个推荐。那么这相对集中的二十几个人，都是谁推荐的？大部分是那些人的学生。”
但是根据诺奖官方另一规定：“提名和提名相关任何信息都必须保密50年，禁止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讨论”，就是为了保护提名人的隐私，在匿名环境中尽量做到公正和公平的提名。而且第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9年，到2019年才满50年保密期，第一届的提名细节才能解密和公开。不知林教授是通过何种渠道，如何突破这50年保密的硬性规定，了解这么多投票分布情况？ 这些情况属实吗？
3． 林教授还说：“现在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写文章容易发表，但是你也很难进入到前面四十位，因为你是按照人家的理论来写，你可能发表很多，但是你不会变成领头的。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理论，而是按照我的理论来写，是跟他们现有理论抵触的。现在主流杂志的评审人，都是按现有主流理论来看，他老是给你挑刺，所以你就不能发表。” 林毅夫教授认为非主流理论很难有机会发表在主流杂志，因此很难获得提名机会，从而和诺奖无缘。
事实上，刚刚得奖的理查德．泰勒，研究的就是非主流的行为金融学。据泰勒回忆，刚开始写的文章给主流经济学杂志投稿，都被拒收。但是他坚持不懈，终于修成正果。
林教授所在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勇毕业于理查德·泰勒任教的芝加哥大学，曾经是泰勒的学生。王勇表示：“行为经济学在最初刚刚提出来的时候，也受到主流学界一定的批评与阻力，甚至嘲笑，但是理查德·泰勒等经济学家通过严谨的研究慢慢扎下根来，这种坚持与严谨，非常值得新结构经济学学者们好好学习”。
相信林教授带领的新结构经济学经过不懈努力，即使一开始非主流，也有可能和泰勒一样荣登桂冠。
对提名规则的误解本来是件小事，但是由于林教授的影响力如此之大，林教授的对诺奖提名规则的不当解读多次被国内媒体广为报道宣传，以至于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信以为真。
因为林教授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规则的误解，导致中国广大人民对如此重量级的国际大奖的公正和客观性产生怀疑，使之蒙羞，这肯定不是林教授的本意。诺贝尔先生九泉之下一定在大声喊冤。&
为此笔者特意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官方程序，帮助大家了解整个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和获选程序 =====来自官网
https：//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economic-sciences/index.html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仅以邀请的方式。被提名的人及其提名相关的任何信息，必须保密50年。程序如下：
1．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先选定合格提名人，根据规定，这些合格提名人分为6类
a）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瑞典国籍和外国国籍都可）
b）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成员
c）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d） 瑞典，丹麦，芬兰，爱尔兰和挪威在相关学科高校的终身教授
e） 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的按照国家和地区的配合， 发给至少在相关6所高校当过校长或者院长或者主席的人
f） 其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合适的科学家
（注 e 和 f 必须在每年的9月份结束前确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发给合格提名人保密推荐函，每年大约在9月份送出3000份保密推荐函。&推荐人不得推荐自己。
2．每年1月31日推荐截止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收到保密推荐函后，根据推荐人的推荐，进行筛选。一般首轮筛选会选出250-350个候选人。
3．每年3-5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把初选的250-350个候选人的资料，发给各个领域的专家，让他们评估这些候选人的成就。
4．每年6-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把专家对候选人的评估汇总成正式报告，并附上委员会的推荐建议，每个委员会成员都要在报告上签名认可，并把报告正式提交到瑞典皇家科学院。
5．每年9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推荐，分两次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经济学分院讨论。
6．每年10月初，通过投票，以多数票为准，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选出，然后公布。
7．每年12月10日，在瑞典Stockholm 举办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当场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诺贝尔奖章，证书和奖金。
诺贝尔奖基金会条法规定，关于提名人和被提名人，以及跟获奖相关的调查和观点等的信息都需要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绝对保密50年。
　　经济学家炒股必亏是一个大家经常谈论的梗。
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不仅为一基金公司负责人，而且该公司为JP摩根提供投顾的一只基金业绩优异，长期回报甚至超过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回报。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理查德·塞勒
理查德·塞勒在富勒·塞勒基金公司中担任负责人
在理查德·塞勒联名的基金公司，旗下基金Undiscovered Managers BehavioralValue Fund （UBVLX）的业绩从基金成立日日开始计算，若当时投入10000美元，到今年9月底就会有93244美元，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832.44%；而同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涨幅仅有307%。比巴菲特多了500%。
依据其公司网站的数据，该基金的近10年的累计收益率有159.93%，而同期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的涨幅只有131.93%。
基金收益曲线以及年度业绩表现
该基金优异的业绩获得了基金评级机构的一致肯定：从3年、5年到10年，该基金都获得了晨星的最高五星评级，在理柏的排名中，该基金的近5年、近10年的排名均在前4%。
从投资哲学看，这只基金的理念和理查德·塞勒在经济学中的行为经济学是一致的：该基金利用市场对消息产生的行为偏差进行投资。正如诺贝尔奖声明所言：塞勒将经济学和个体决策的心理学依据建立了桥梁，这种心理偏差导致的市场行为正是该基金的投资依据。
依据经济行为学，通常市场对于已有的负面消息总是过度反应；而对新的、公司正面的消息又往往反应不够。该基金正是基于此对小市值股票产生的影响来进行投资。该基金以基本面为基础，来判断金融市场的矫枉过正或者反应不足。
该基金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有几分相似：通常都会考虑在股价便宜的时候买入，都看重股票的基本面；但也有许多不同：巴菲特更偏好大盘蓝筹并看好股票的内在价值被低估；而该基金则专注小盘股、并从金融行为学为依据来寻找个股，更多是外部行为为选股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小盘股波动性非常高，但该基金的波动率较低，以日计算今年以来的波动率只有11.2%，而相应的小市值指数罗素2000指数基金的波动率却有14.1%。该基金截至8月底持有了93只股票，前10的基金占到仓位25%，而前25占到仓位的47%，持股较为集中。该基金的规模不大，目前60亿美元左右（大概是400亿人民币）。
基金选股遵循两大原则
依据公开资料，该基金选股有两个原则：一是选择受到金融行为偏差而被明显低估的个股，但同时需要有坚实的基本面作为支撑；另一个就是寻找存在明显的内部人或股东买入、以及存在明显的股票回购的个股。而在卖出个股时，该基金通常会在大量内部人卖出、或者新发行股票以及公司发生并购等行为时寻找机会卖出。
该基金也明确了对小市值的偏爱：认为小市值个股从长期来看有着明显高于大市值个股的回报。该基金表示，即便小市值的波动率更高，但一旦能够从众多小市值甄别机会就有可能从中选出牛股。
基金为小市值价值基金
在半年报中，该基金就表示在二季度买入的4只新股票中，3只存在着明显的内部人买入情况，另外一只也存在着明显的股票回购，都遵循了其行为选股的逻辑
在其最新的半年度报告中，该基金将近期的业绩归功于三只股票：Brink‘s ，KLX和 Colony NorthStar。Brink’s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物流服务，该股票今年上涨超过1倍，KLX是佛罗里达州的航空航天零件及服务提供商，今年的涨幅接近20%；Colony NorthStar作为一家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今年上半年也上涨6%。
基金表示看好Brink‘s 是因为其业绩表现良好，公司提高周转率也会进一步提高营业毛利；看好KlX也是因为提前预报的良好业绩；而Colony NorthStar则是业绩虽然疲乏，但内在价值有提升。
2016大牛市中业绩表现不太令人满意
尽管长期业绩相当亮眼，但在近一年的美股大牛市中，该基金似乎没有把握住机会。该基金近一年业绩为16.28%，在基金评级机构理柏近一年的基金排名中为前88%，在980只基金中排名856，属于倒数的位置。该基金在近三年的表现虽然在基金中仍然名列前茅，但较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涨幅也仍有不少差距。
今年美国股市中涨幅超过1倍的个股达到200余只，该基金抓住了Brink‘s，但显然其他90余只股票的回报并没有产生非常令人满意的回报，二季度还能够带来正回报的Colony NorthStar，到下半年来该股票的年内投资收益已经为负。
尽管基金也超配了科技行业，但该基金专注小盘股，今年大热的科技股均为大公司，从而与许多高涨幅个股失之交臂。同时基金关注面主要是美国本土股，许多今年表现优秀的中概股也没能进入其投资范围。
市场分析认为，在大牛市下，基金似乎不容易找到因为负面消息而大幅下跌的优质个股；同时，在市场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大股东买入或者公司回购激发的市场热情也没有能够带来更多的超额回报。
作为小盘股基金，该基金的市场容量不大，成立近20年来基金规模为还不足百亿美元；同时伴随的换手率也相对较高，最近12个月的换手率为44.33%。这也使之区别于传统的长期价值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该基金并非由查德·塞勒直接管理，而是其公司旗下的两名基金经理大卫·波特和罗素·富勒来直接管理，其中罗素·富勒为公司创始人和总裁，大卫·波特为公司的专职基金经理，曾任高盛副总裁。
此外，这家公司还有另一名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同样以行为经济学著称，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其撰写的《思考，快与慢》还是国内的畅销书之一，一家基金公司拥有两位诺奖得主在金融界也是非常少见。
　　重温丨林毅夫：我为什么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
【写在前面】
10月9日，201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的贡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一直是国内呼声颇高的诺奖有力竞争者。其实，林毅夫教授本人在日的第72期北大博雅讲坛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回应，面对主持人阿忆的提问，林毅夫表示，“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林毅夫回答全文：
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基本上是由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发出1500封推荐信，邀请1500个人推荐。推荐里面包含几种人，第一，北欧四国现有经济相关院校的正教授。第二，已经得了诺贝尔奖的人。第三，现在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领头学者。
我了解到这1500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基本就是750票了，另外750票当中会非常分散，相对集中的大概也就十几票，不到二十票，然后从连续几轮都得到十几票、二十票的人当中挑选五个人，再仔细看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最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来做一个推荐。那么这相对集中的二十几个人，都是谁推荐的？大部分是那些人的学生。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不少人有机会被推荐，但只有一两票，是不能进入的，如果你真想拿诺贝尔奖的话，还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可以进入那1500人名单当中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在国际上领先的学者。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写文章容易发表，但是你也很难进入到前面四十位，因为你是按照人家的理论来写，你可能发表很多，但是你不会变成领头的。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理论，而是按照我的理论来写，是跟他们现有理论抵触的。现在主流杂志的评审人，都是按现有主流理论来看，他老是给你挑刺，所以你就不能发表。
所以我的学生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来写，不太容易发表，即使能够发表，我什么时候能够培养出五十个人？所以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认为这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方向，研究本土问题，用规范方法，写出来的成果，就是对经济学添砖加瓦的知识，就是推动人类对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认识的理论，应该就是前沿的理论，就是国际化的成果。
我也曾经在1995年的那篇文章讲，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当时的看法是，从亚当o斯密以后，世界上经济学大师的产生是相对集中的。比如从亚当o斯密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是很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出现时空的相对集中呢？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对社会经济现象观察的一套简单逻辑，来说明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且理论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既然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你怎么能够说哪个理论是伟大的贡献，哪个理论不是伟大的贡献？你不能从逻辑上来比较，实际上是根据你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贡献就大。那什么叫重要现象呢？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因此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解释那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所以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做出贡献的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
我们知道21世纪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经济学大师。但是到你能够进入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那1500个人，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
所以我倒觉得年轻学者，如果能够沿着我前面所讲的本土化思路研究本土问题，而且用初生婴儿的眼光看问题，不用任何现有的，不管是亚当o斯密、马歇尔，还是凯恩斯、哈耶克的理论，而是自己看这种现象，了解这种现象，把它背后的理论总结出来，这样的理论就是对经济学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理论。也许经过一代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越来越高，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现象的文章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但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
　　塞勒： 研究人类蠢事 背后的经济学规律
记者 钱童心
[ 塞勒的研究和他的性格很相似，都是反传统的。他做事是典型的“看心情”，会拒绝掉很多事情，只做自己感兴趣的、好玩的事情。可能也正因为他善于留给自己足够多的空间，才能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别人看似无用的东西 ]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下称“塞勒”）是芝加哥大学布斯（Booth）商学院的教授。年逾古稀的塞勒以研究“人性”的经济学而著称，他所从事的领域——行为经济学，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两大领域，用心理学的理论解释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人类的经济行为。
塞勒的获奖是行为经济学的又一次胜利——加上20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以及之前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占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总人数的6%。
不过，塞勒的获奖也有争议。多年来在经济学界，有人认为心理学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而有人则对心理学产生了敌意，他们认为描绘人类经济行为的最佳方式是避开讨论心理因素。
塞勒的“战友”、担任多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罗伯特·席勒在塞勒获奖后发表文章称：“那么多年来，还是有人对我们的研究表示对抗。塞勒曾和我提过，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在芝加哥大学遇上他时，甚至不愿意同他有目光的接触。”
这也是为什么塞勒的同事、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听了他的讲座后，当场指责塞勒的理论是不科学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经济学中究竟应该排斥还是吸纳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涉及近代科学研究范式的接受程度。”
灵感源于“腰果”
最能够反映塞勒经济学理论的两本书是《Nudge》（《助推》）和《Misbehaving》（《乱来》）。塞勒还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在获奖后告诉了媒体两件事情：第一，获奖那周他的专栏要开天窗了；第二，他还是会去看那周芝加哥小熊队的棒球比赛。这两件事是塞勒非常典型的写照：爱“偷懒”，爱享受生活。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特点让塞勒有很多时间去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他的研究起源就是一碗腰果。“我把一碗腰果放到了厨房，这就是最初的故事。”
之所以对一碗腰果产生了兴趣，是因为他和罗切斯特大学室友一起吃腰果时意识到了“自控能力”以及“短视”的问题。“我们吃得太快了，就算再过20分钟就要吃晚饭了，我们还是控制不住，会吃很多腰果。” 塞勒回忆道。
他最后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腰果放在离开你比较远的地方，不是那么触手可及，那么你吃它的意愿就会少很多。” 塞勒说，“所以我把它放进了厨房，这是一种心理暗示。”
塞勒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懒”而不想从房间的这头走到另一头去偷吃腰果，他表示，自己喜欢在一些看似无用又显得愚蠢的事情上花时间研究。
又比如，在2008年出版的塞勒与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的《Nudge》一书中，描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助推”的例子：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的男用小便池中加入苍蝇，能够有效地减少男人尿液四处飞溅的情况。“这只苍蝇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Nudge’了。” 塞勒表示。
《Nudge》一书阐述了如何通过“助推式营销”方法，在不施加强迫的情况下巧妙引导人们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基本论点是人类并非完全理性，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做一些设计，“助推”公民做出更聪明、更有效的行为。塞勒认为，“助推”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当天，他穿上了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运动衫，上面印有两个英文单词：“Quasi Rational”（准理性）。
准理性的概念是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纯粹理性”的批判而产生的。“准理性”的拥护者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完全充分，因此决策者无法做到完全的理性。
塞勒会把做过的蠢事整理成一张清单，当然这些傻事也不全是他一人做的，不过他自称有很多是他自己做过的。于是在2015年塞勒出版了另一本著作《乱来》（《Misbehaving》），当中就罗列了人们很多难以用经典经济学理论解释的“非理性”经济行为。
比如在这本《乱来》的书中塞勒写道，他的一个经济学家朋友对花粉过敏，可是每个周末却忍着过敏在自家院子割草，不愿意花10美元雇一个人来代劳。而当他被问到如果邻居出20美元请他割草，他是否愿意帮忙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愿意，就算出50美元也不愿意。这里的矛盾在于，如果他不愿意花10美元请人帮忙割自家的草，似乎表明他自己的时间成本不值10美元，而且还要外加忍受花粉过敏的痛苦。但另一方面邻居用20美元请不动他，说明他的时间成本比20美元还贵。这意味着在供需市场中的同样的价格，价值却不相同。
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沉没成本。他举例称，他在罗切斯特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别人送了他和他的朋友两张在水牛城的棒球比赛门票。但不巧的是，比赛那天突然遭遇暴风雪天气，于是他们决定放弃观看球赛，因为反正门票也不是自己买的。
事后塞勒开始反思，如果那两张球赛票是自己花钱买的，那么结果就会不同，他们一定不舍得放弃。他总结道，之所以轻易放弃，是因为自己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而在经典的经济学原理中，得到赠票的和自己买票的人，去看比赛的成本是一样的。所以“沉没成本”也进入到塞勒的“蠢事清单”中。
最大的发现：两位心理“知音”
就在塞勒试图致力于解释他观察到的人类非理性的“乱来”时，他遇到了两位知音——以色列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维斯基（Amos Tversky）。结识他们被塞勒称为是自己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发现”。卡尼曼凭借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获奖那年，塞勒才57岁。而特维斯基已经去世，无缘诺贝尔奖。
在塞勒 32岁那年，他发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当时正在进行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解释他的“蠢事清单”中人们“乱来”的行为。他曾回忆道：“我从这两位心理学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摘要‘不确定性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开始读，我的心脏跳得就如同一个游戏快结束时的关键几分钟那么快，我花了三十分钟阅读这篇文章，随后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
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闻所未闻，而年轻的塞勒却视他们为偶像。在他了解到两位心理学家将于1977年~1978年在斯坦福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项目后，他也跟着到了斯坦福。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决定沿着这条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的探索之路走下去。“在斯坦福大学，我教他们经济学，他们教我心理学，所以后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有了行为经济学。” 塞勒说道。
塞勒在行为经济学方面贡献最大的部分是他对心理账户的研究。“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思想最早出现在其1980年的那篇《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论文中。所谓“心理账户”，是指人们在思考一些问题时，并不会去进行统一的成本收益核算，而会在心里构建很多个分门别类的账户，分头进行计算。
比如塞勒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把这笔“飞来横财”称作为“好玩的钱”（fun money），这实际上就已经给这笔钱定性了：是意外之财，用它来做什么都不觉得吃亏。所以他在获奖后才会表示，会用最不理性的方式来花掉这笔奖金。“我和妻子说，我们要喝一瓶50美元的红酒。平时我们可能都只会喝30美元的红酒，除非是特殊的场合，因为超出30美元的范围也是一种不理性。” 塞勒说道。
针对“心理账户”，塞勒举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在YouTube视频中有一个Gene Hackman和Dustin Hoffman的故事。Hoffman问Hackman借钱，Hackman走进Hoffman的厨房，看见很多贴着不同标签的罐头——娱乐、书籍、租金等，每个罐头里都塞着钱，只有一个贴了“食物”标签的罐头里没有钱。
Hackman问Hoffman：“你不是有钱吗？为什么还要问我借？”Hoffman回答道：“‘食物’里面没有钱，我不能动其他罐头里的钱。”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把钱加上了一个概念——让“钱”和“钱”产生了差别。
“心理账户”理论的提出，对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冲击是很大的，也正是这种差别违背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对于“钱是可以被替换”的假设。但这种把钱区分对待的做法到底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塞勒认为，如果能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就能聪明地把钱放在该用的地方。
塞勒始终认为美国人不懂得“未雨绸缪”，政府应该鼓励老百姓为退休养老存钱，这样也能为政府减少负担。所以长期以来，他的团队一直在帮助美国政府和大公司制定政策，试行旨在鼓励雇员们多往自己的养老金账户“401（k）计划”存钱的方案。他认为，很多人过于短视，不愿意主动为自己多存养老金，以至于晚景凄凉，这实际上是不理性的。
塞勒团队设计的一个方案是，邀请雇员加入一个养老金与职级挂钩的计划：每当该雇员的职级获得提升时，就自动增加对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这样，雇员就不会因为扣除养老金后到手薪资变少而拒绝做出对自己更好的选择。
这个方案取得了令政府非常满意的成效。在方案试行的企业中，雇员养老金账户“401（k）计划”中的储蓄额迅速地增加了三倍，几乎无人退出。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塞勒在公众面前最大的一次曝光是他在2015年的反映美国次贷危机的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里客串了“行为经济学之父”的角色，在玩扑克的过程中解释了合成抵押债务契约（Synthetic CDO）的本质。
塞勒的很多行为经济学理论也已经用于商业营销和政府决策。对此，他表示，世界银行最新统计过，全球约有75个国家已经在使用他的行为经济学理念，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上升。
晚到15年的诺奖
从2002年卡尼曼被评上诺贝尔奖，到今天塞勒获得诺贝尔奖的15年间，塞勒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也是为什么当大家都认为卡尼曼获奖让塞勒夺奖希望渺茫之际，诺贝尔大会出人意料地青睐于他的原因。
“诺贝尔大会肯定了塞勒这十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事实上，他的工作对政府政策制定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塞勒在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的前学生、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余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Misbehaving》和《Nudge》两本书对奥巴马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政府也成立研究小组，专门按照他书里的建议，来制定英国的治理政策。”
余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塞勒对于政策制定理念的主要思想是，政府如果希望人民做哪些事情，就应该把做这些事情的成本降到最低。“比如政府要鼓励老百姓运动，那么就应该把体育馆的设施修建到位；如果要鼓励老百姓存钱，就应该把银行体系尽量简化等。”余方说道，“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时候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会因为监管，把人们的选择带走，塞勒教授的建议是，可以保留部分选项，而通过引导的方式，让老百姓选择政府所希望的选项。”
余方提到的后一点，就是《Nudge》这本书的本质——就好像小孩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你只需要轻轻地拍下他的肩膀，就会改变他骑车的轨迹。这个动作极其轻微，但能够影响人们做出选择。
此外，他表示，《Nudge》当中的理论目前已经在市场营销中被采用，但政府决策中还鲜有案例。他透露，塞勒目前正在为瑞典的养老金社保体系改革制定方案，自己也是该项目的参与者之一。
早在2000年初，瑞典就启动了养老金系统改革，瑞典政府也希望借鉴美国的养老金账户“401（k）计划”，对社保资产做些什么，比如老百姓可以选定基金进行投资。
不过到了去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丑闻，有两家管理着十几亿瑞典克朗社保资金的基金跑路了，那么风险由谁承担？政府到底赔不赔？这些棘手的问题摆在瑞典政府面前。为了重新审视整个系统，瑞典政府请来了塞勒设计整套体系的改革方案。
“瑞典的这个项目主要是观察人们的交易行为，研究政策的设计对于老百姓决策的影响。”余方在这个项目里主要负责数据分析，他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我们要处理200G的数据，整个夏天就在分析这些人选择的特点，今年9月中旬塞勒还在瑞典金融学院做了相关主题的讲座，这可能对他最终获奖也nudge了一下。”
对于曾经的导师获得诺贝尔奖，余方并不意外。他表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地位最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贡献者，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也曾经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在学生眼里，塞勒是一个可以用“吊儿郎当”来形容的教授，他没有架子，为人非常随和，尤其是在芝加哥这样压力巨大的城市实属难得。“他和2013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样是芝加哥大学的法玛（Eugene Fama）教授是鲜明的对比，法玛教授很严肃，而塞勒一直很轻松，从来没有见过他发火。”余方说，他透露，塞勒目前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其主要工作在于总结归纳过去40年的学术，传播知识。两年前的著作《Misbahaving》其实已经是塞勒对于过去的系统总结了。
塞勒的研究和他的性格很相似，都是反传统的。卡尼曼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懒”。他做事是典型的“看心情”，会拒绝掉很多事情，只做自己感兴趣的、好玩的事情。可能也正因为他善于留给自己足够多的空间，才能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别人看似无用的东西，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异于常人的理论。
　　这个家伙说：人们常常不可理喻 ——记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塞勒
你是不是认为，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越是问题重大就越深思熟虑，行为就越理性？倘若你认为是，那你可曾想过：有多少伴侣因遇人不淑而后悔，又有多少人因一餐并不可口的食物而后悔？须知，理性选择，从未给后悔留下余地。
事实上，对于结婚这等“重大”决策，人们的理性并不比在决定下一餐吃什么的问题上更高。甚至，在吃饭穿衣这些琐事上，人们的决策质量比结婚这类重大问题的决策质量可能要高得多。因为吃饭穿衣天天遭遇，可时时练习，日积月累的经验可把此类问题的决策技巧磨砺到最优；而结婚生子这类“大事”，一生也经历不了几次，难有经验可循，所谓的深思熟虑到头来也不过是“大致”、“差不多”就行。有不少人的“结婚”决策，恰恰是来自某一时刻的突然感动，而不是来自长期的思虑权衡。
我们自以为对人生大事慎之又慎，可实际上还是有点“胡来”啊。所幸的是，在结婚这类问题上就算有点“胡来”，也不至于人命关天，有时还不排除收获到误打误撞的幸福婚姻。倘若，真有人是根据经济学中的匹配理论，事先把全部的潜在配偶都对比个遍，再来选择婚姻对象，结果恐怕也不见得就会更好。
个人如此，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经济学家总是说，市场中的企业，如果不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将最终被市场淘汰。但我们也确实看到，许多管理不善的企业，似乎并没有很快死去。例如通用汽车，很多专家并不认为它善于经营，但它却可一直蹒跚前行，大多时候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它确实差点儿破产，但在美国政府的救助计划下，它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公司。市场的确会拣选企业，但过程似乎并不快，而且企业存亡并非唯一地取决于市场力量，虽然它通常是最重要的力量。
个人和企业偏离经济学模型的“最优”似乎是常态，大多时候这种偏离并未对个人和企业造成立竿见影的致命伤害。正如一个叫塞勒的家伙所说：“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人们不按照理性的经济学模型行事也不会致命。”
“胡来”和“非理性”是塞勒研究的重点
就是这个家伙，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特别是经济学家）意识到，就算最严酷的市场也会给任性胡来的行为留下一定存活空间，所以市场并没有使人类变成精于计算的机器，我们当然会追逐理性，但我们也会糊涂，会乱来，甚至对错误明知故犯，简直不可理喻。
比如，对于风险事件，当结果被定义为收益的时候，我们会厌恶风险，而结果被定义为损失的时候，我们却又追逐风险；对于一件物品，当我们拥有它时对其评价就更高，而不拥有它时对其评价就相对更低；丢失一张电影票，常常导致我们放弃看这场电影，而不是重新购票，虽然电影依旧很吸引人；买闹钟时为了5元差价我们愿意多驾车十分钟去更远的商店，但买电视时我们却不会为了5元差价这么做。真正的人，对生活的体验是在变化中完成的，参照点和不同方向的变化让我们得以有种种不同感受。这是聪明绝顶的理性经济人感受不到的，因为经济人不需要靠对“变化”的感知来体验生活，他们甚至不需要体验生活——因为对他们来说，幸福的均衡是瞬间达成的，不需要过程。主流经济学中的金融市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进行交易，而现实世界里投身股市的却是行为人，他们有着贪婪、恐惧、过度自信、迷信故事以及前述种种心理倾向。有意思的是，明明是经济学理论没能解释现实金融市场，但现实金融市场的现象反被冠以“反常”之名。
我们更关心当下而不太关心将来，遥远的将来和更遥远的将来对我们似乎无甚差别。但是，随着遥远的将来就要变成现在，它在我们心中日益更加重要。我们因此而面临一些困境：比如我现在决定要把今年的年终奖存起来，到明年圣诞节再花掉，因为现在的我觉得那笔钱在明年圣诞节花掉比在今年春节花掉效用更高；但随着发年终奖的日子越来越近，我越来越想把年终奖在这个春节就花掉，因为春节已经成为现在，圣诞节还远着呢。你可能觉得个人的这种行为困境跟经济没啥关系，那么不妨想想，人们的养老储蓄行为就常常面临同样的困境，这对经济的影响还能说是浅吗？
人们这些有点任性胡来、貌似不太理性的行为，正是塞勒一生研究的重点。他为这些行为贴上了损失厌恶、禀赋效应、心理账户、自我控制等标签。今天，这些标签已经大行其道，大众对此恐怕也不陌生。塞勒的行为金融理论、行为储蓄理论、行为消费理论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你对此仍然陌生的话，那就搜索一下这几天关于塞勒的铺天盖地的介绍文章吧。我不必重复已经被大家反复介绍的内容。
这些有点任性胡来的行为并不可怕，也不必过于担忧。正如塞勒指出，这些行为偏误大多并非随机的错误，而是可预测的错误（predictable error）。既然可预测，那就总还可以设法矫正，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他曾写下一本畅销书《助推》，就提到了许多方法来优化我们的行为和结果。他认为，很多时候，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不需要强制手段，也不用硬性规定，只需一股轻轻的推动力量而已。比如，把鲜脆欲滴的新鲜水果以低廉的价格方便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就能大大提高人们主动选择健康食物的概率；把加入退休金计划列为默认选项，就能提高退休金计划被选择的概率。
我个人更偏爱塞勒提出的禀赋效应，它的意思类似于中国成语敝帚自珍。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经典的科斯定理——产权初始界定无关紧要，自由交易可实现效率——可能在现实中无法成立，因为产权哪怕只是名义的所有权本身就会提高拥有者对资源和物品的评价，从而给交易设置更高的价格门槛，导致某些有效率的交易并不能达成。科斯定理所依赖的条件，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平面，而禀赋效应恰恰就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摩擦力。
但我更偏爱禀赋效应的原因并非它更准确地解释了真实世界，而是在我看来，它可能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因为在没有警察、法庭等第三方实施力量的时候，保护私有产权的重任就落在禀赋效应身上。禀赋效应使得个体愿意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这极大地遏制了别人对自己权利的进犯。行为经济学家金迪斯曾论述过上述观点，我自己也写过两篇文章论证禀赋效应对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这样看来，有时候我们个人不可理喻的任性胡来，对社会倒并不完全是一桩坏事。
塞勒和行为经济学都曾饱受非议
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先驱，塞勒这个家伙一生充满争议。我以“家伙”叫他，应该不算唐突。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经先被描述为没多大希望的研究生（《纽约时报》2001年有篇报道塞勒的文章提到，塞勒的导师S．罗森教授对他在研究生院的表现评价是：“当时我们对他没抱什么大的希望”。），尔后是激进派、捣乱者、煽动家、讨厌鬼——塞勒在其《错误的行为》中提到了这些称呼。关于“讨厌鬼”有个传闻是，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是塞勒的反对者，他在校园碰到塞勒从不正眼瞧他，尽管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不过塞勒在其著作中是这样写的：“我可以猜到，虽然我不在金融系，但米勒肯定会不高兴……一名记者在我到达芝加哥大学后采访了法玛（2013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和米勒，询问他们为什么让我这么个异类加入他们的行列。我和法玛一直有交情，他开玩笑说，他们这是想让我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记者又追问米勒为何没阻止我来芝加哥大学任职。这个问题显然十分无礼，米勒本可回复‘这不关你的事’。但他表示之所以没有阻拦我，‘是因为每一代人都会犯错误’。”
AER（《美国经济评论》）的编辑曾把他的研究称为“怪人经济学”（wackonomics）。他早期关于禀赋效应和消费者行为的论文，被屡屡拒稿，最后不得不投到一个刚刚创刊缺乏稿源的杂志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学报》）上发表。现在，塞勒是“名至实归”的诺贝尔奖得主，JEBO也已是行为经济学的名刊。
行为经济学与它的创始人塞勒一样，曾饱受非议。人们有追求秩序的天性，特别是经济学家更是希望把世间一切都纳入理性的秩序之中。行为经济学关注的恰恰是人们哪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这些行为难以纳入理性的秩序中，行为经济学长期受主流经济学排斥乃是自然而然的。目前的行为经济学，虽然已经获得显著的江湖地位，但其内容零散破碎，气势恢宏的理论框架更无从谈起。所以，行为经济学家在为今年的诺奖欢呼之余，还必须得直面充满挑战的前路。但是，我相信行为经济学将是未来的主流经济学！这是否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过度自信？（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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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诺贝尔经济学奖喊冤，林毅夫曲解提名规则 （附官方评选程序）
来源：经济学家圈
本文源自作者投稿
经济学家圈公号刊登“林毅夫：我为什么不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内容源于北大博雅讲坛上，林毅夫教授回答了自己不会得诺贝尔奖的提问，并解释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现在选举规则。
林毅夫教授认为自己不会得奖和诺奖的提名规则有关。他说：“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
林教授进一步阐述他了解的选举规则，正是由于这样的规则，中国经济学家目前不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圈，很难有集中几十个人一起推荐，因此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很难获得提名，因而也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
笔者并非来评判林毅夫教授是否有资格获得诺奖，这自有诺奖提名和评审委员会来判定。况且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特别是新结构经济学方面成就斐然，大家有目共睹。&&
笔者是来指出林毅夫教授对诺奖提名规则的3点误解。
1．&林教授说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每年发出1500封推荐信，邀请1500个人推荐”， “我了解到这1500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基本就是750票了”。
这显然和诺贝尔奖官方提名规则大相径庭。诺奖官网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提名推荐自己”，就是为了防止浪费提名权。而且，官方网站说每年送给3000个合格提名人，不知为什么变成1500人。
林教授是不是被虚假消息误导了？&&
2．&林教授不仅仅对提名人提名自己很清楚，对没有提名自己的票也很了解：“另外750票当中会非常分散，相对集中的大概也就十几票，不到二十票，然后从连续几轮都得到十几票、二十票的人当中挑选五个人，再仔细看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最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来做一个推荐。那么这相对集中的二十几个人，都是谁推荐的？大部分是那些人的学生。”
但是根据诺奖官方另一规定：“提名和提名相关任何信息都必须保密50年，禁止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讨论”，就是为了保护提名人的隐私，在匿名环境中尽量做到公正和公平的提名。而且第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9年，到2019年才满50年保密期，第一届的提名细节才能解密和公开。不知林教授是通过何种渠道，如何突破这50年保密的硬性规定，了解这么多投票分布情况？ 这些情况属实吗？
3． 林教授还说：“现在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写文章容易发表，但是你也很难进入到前面四十位，因为你是按照人家的理论来写，你可能发表很多，但是你不会变成领头的。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理论，而是按照我的理论来写，是跟他们现有理论抵触的。现在主流杂志的评审人，都是按现有主流理论来看，他老是给你挑刺，所以你就不能发表。” 林毅夫教授认为非主流理论很难有机会发表在主流杂志，因此很难获得提名机会，从而和诺奖无缘。
事实上，刚刚得奖的理查德．泰勒，研究的就是非主流的行为金融学。据泰勒回忆，刚开始写的文章给主流经济学杂志投稿，都被拒收。但是他坚持不懈，终于修成正果。
林教授所在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勇毕业于理查德·泰勒任教的芝加哥大学，曾经是泰勒的学生。王勇表示：“行为经济学在最初刚刚提出来的时候，也受到主流学界一定的批评与阻力，甚至嘲笑，但是理查德·泰勒等经济学家通过严谨的研究慢慢扎下根来，这种坚持与严谨，非常值得新结构经济学学者们好好学习”。
相信林教授带领的新结构经济学经过不懈努力，即使一开始非主流，也有可能和泰勒一样荣登桂冠。
对提名规则的误解本来是件小事，但是由于林教授的影响力如此之大，林教授的对诺奖提名规则的不当解读多次被国内媒体广为报道宣传，以至于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信以为真。
因为林教授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规则的误解，导致中国广大人民对如此重量级的国际大奖的公正和客观性产生怀疑，使之蒙羞，这肯定不是林教授的本意。诺贝尔先生九泉之下一定在大声喊冤。&
为此笔者特意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官方程序，帮助大家了解整个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和获选程序 =====来自官网
https：//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economic-sciences/index.html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仅以邀请的方式。被提名的人及其提名相关的任何信息，必须保密50年。程序如下：
1．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先选定合格提名人，根据规定，这些合格提名人分为6类
a）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瑞典国籍和外国国籍都可）
b）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成员
c）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d） 瑞典，丹麦，芬兰，爱尔兰和挪威在相关学科高校的终身教授
e） 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的按照国家和地区的配合， 发给至少在相关6所高校当过校长或者院长或者主席的人
f） 其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合适的科学家
（注 e 和 f 必须在每年的9月份结束前确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发给合格提名人保密推荐函，每年大约在9月份送出3000份保密推荐函。&推荐人不得推荐自己。
2．每年1月31日推荐截止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收到保密推荐函后，根据推荐人的推荐，进行筛选。一般首轮筛选会选出250-350个候选人。
3．每年3-5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把初选的250-350个候选人的资料，发给各个领域的专家，让他们评估这些候选人的成就。
4．每年6-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把专家对候选人的评估汇总成正式报告，并附上委员会的推荐建议，每个委员会成员都要在报告上签名认可，并把报告正式提交到瑞典皇家科学院。
5．每年9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推荐，分两次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经济学分院讨论。
6．每年10月初，通过投票，以多数票为准，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选出，然后公布。
7．每年12月10日，在瑞典Stockholm 举办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当场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诺贝尔奖章，证书和奖金。
诺贝尔奖基金会条法规定，关于提名人和被提名人，以及跟获奖相关的调查和观点等的信息都需要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绝对保密50年。
　　Z博士的脑洞|诺贝尔经济学家教你斗渣男
万喆（特约评论员）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相继出台了。今年的物理奖给了引力波，化学奖给了冷冻电镜技术，经济学奖给了行为经济学，几乎全都是在本学科中具有一定的颠覆性领域，差不多都是向经典理论发起挑战的结果。
行为经济学的非理性
与几乎历届大奖得主类似，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Thaler已经名满江湖，大家猜测他应该得到此殊荣很久了。在实至名归背后，是方兴未艾一直不被“主流化”的行为经济学。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给了个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Daniel Kahneman，而且他没受过正儿八经经济学训练。从此，行为经济学不再是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和追随者们嘲笑的对象，而是登堂入室。
行为经济学是什么呢？既然它是个“离经叛道”的玩意儿，那不妨先看看与之“对立”的权威传统经济学理论是什么。
权威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很重要的假设是“理性人”。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计算机，能够把自己身前身后身边的因素统统计算起来，得出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结论，然后进行选择。
但是行为经济学家说，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会受到心理、社会等因素影响。
换言之，大家都是人嘛，大家都软弱没有自制力、愚蠢没有判断力。与此同时，大家又都受到社会、文化等不同背景的影响。
啊好讨厌！那是不是说人们就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了？那经济学还有什么意义？
这大概是传统经济学者最想一边嗤之以鼻一边问的问题了。
“确定效应”和不愿意离婚的丈夫
当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还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家们就此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框架，来解释一些传统经济理论解释不能或解释不力的东西。
Kahneman就提出一个前景理论。它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过程。在编辑阶段，个体凭借“框架”（frame）、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weighting function）对信息予以判断。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一对夫妻，丈夫有了小三。现在应该怎么办？如果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看，对男方，爱情消减、新人甜蜜，有爱有趣，绝对应该离婚啊；对女方，爱情消减、老公背叛，不忠不信，绝对应该离婚啊。
但是，首先，男方不愿意离婚。
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验。
A．你一定能赚30000元。
B．你有80%可能赚40000元，2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部分人都选择A。“理性”而言，选择B收益更好。但是大多数人处于收益状态时，往往厌恶风险，害怕失去已有的利润。这就是前景理论里的“确定效应”（certainty effect）。
所以，当男方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庭在手，对老婆并非极度不满意，他处于收益状态，厌恶风险，拒绝失去已经到手的。他不愿意离婚。
“反射效应”和不愿意离婚的妻子
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同时，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
还是这一对夫妻，还是男方出轨，往往我们会发现，女方也不愿意离婚。
受到了一万点伤害的你，为什么也难以割舍，为什么也不愿意一刀两断走向未来？
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验。
A．你一定会赔30000元。
B．你有80%可能赔40000元，20%可能不赔钱。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投票结果是，大部分人选择B，愿意“赌一把”。“理性”而言，可能会选择A。毕竟（-40000）×80%=-32000，风险要大于-30000元。
然而，当人在面对必然损失的抉择时，会很不甘心，宁可冒险。他们变得偏好风险了。Kahneman和Tversky将之称为“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
老实说，“反射效应”真的很非理性，却非常经常出现。有统计数据表示，投资者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远长于持有获利股票。出现亏损，是“割肉”还是冒着“套牢”的风险希冀继续守候出现“翻身”奇迹？看上去，宁可被“套牢”的人更多。
这就不难解释那些“死也不肯放手”的“原配”们了。面对正在失去丈夫和完全失去丈夫，哪个更糟糕？“理性人”理当计算自己现在的苦苦挣扎、将来的青春年华等，但是恐怕“反射效应”才是当前妻子心中的汹汹主流。“赌一把”，打个翻身仗，把老公彻底抢回来，把小三彻底打败，也许生活就完全覆灭，但也许生活从此新生呢！
“心理账户”与爱出轨的丈夫
但是说到底，丈夫为什么会出轨呢？
可能他也有个“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吧。
什么是心理账户？Thaler的成就。他举过一个实例。约翰先生一家存了15000美元准备买一栋理想的别墅，他们计划在5年以后购买，这笔钱放在商业账户上的利率是10%；可最近他们刚刚贷款11000 美元买了一部新车，新车贷款3年的利率是15%，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15000美元存款买新车呢？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钱都是钱，具有替代性，可以用来干所有事，没区别。但Thaler认为，与传统理论所想相反，人们根据财富来源与支出划分成不同性质的多个分账户，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金钱并不能容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Thaler将这种金钱不能很好转移，不能完全替换的特点称之为“非替代性”（non-fungibility）。
比如人们一般会把辛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而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这也可以解释送礼物，自己舍不得买来用的东西，家人买来送给自己就觉得特别满足，因为这份支出从“生活必需开支”账户转到“人情支出”账户里了，给人的感觉也就不一样。
约翰先生的例子中，从理性上说，家庭的总财富不变。但行为经济学说，财富改变了存放的位置，固定账户和临时账户具有非替代性，人们的心理感觉不一样。
于是，丈夫把你放到了一个“固定账户”里，同时，还把其他人放到一些“临时账户”甚至“人情账户”“文娱账户”“休闲账户”里，他会说，你们都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他就顺理成章的享受着一大堆一生挚爱许多的美好生活，因为他为自己“家中红旗不倒，四处彩旗飘飘”找到了最好的理论依据。
“参照依赖”和想拖死第三者的妻子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这样苦苦撑着、苦苦拖着，自己岂不是很痛苦？
这个问题很好。不过，什么叫做“很痛苦”？如果看传统经济学的假设中，人的选择与参照点无关。那么，“痛苦”就是“痛苦”。但是现实中，就是这样而已吗？
你一年收入10万，同时工作的其他同事都收入8万，你痛苦还是幸福？
你一年收入12万，同时工作的其他同事都收入15万，你痛苦还是幸福？
你一年收入10万，同时工作的其他同事都收入8万，然后跳槽，一年收入12万，同时工作的其他同事都收入15万，你痛苦还是幸福？
行为经济学则证实，人们的偏好会受到单独评判、联合评判、交替对比及语意效应等因素的影响。所谓的损失和获得，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这就是“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
所以，你会发现，这位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的女方往往在考虑，如果我离婚，会不会比现在过得更差？如果我离婚，会不会大家都歧视我？如果我离婚，会不会大家都觉得我输了？
当然还会有诸如，这个老公并不差，如果我离婚，会不会找不到老公？如果我离婚，会不会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
不过，最大的杀器不是以上这些，而是，我痛苦吗？我痛苦。但是我这样拖着他们，他们好不了，他们也会很痛苦。看到他们也痛苦，我就没那么痛苦了。
这真是最符合 “参照依赖”的一种想法了。
“损失规避”与净身出户
怎么着？那这婚还真离不成了？
对不起，人就是这样，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所以，人们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失去时往往很不甘心，容易冒险。
这便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大多数人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不对称，面对损失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面对获得的快乐感。传统经济学的大牛Paul A.Samuelson也说：“增加100元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小于失去100元所带来的效用。”
再看一个行为经济学实验。
假设有这样一个赌博游戏，投一枚均匀的硬币，正面为赢，反面为输。如果赢了可以获得10000元，输了失去10000元。请问你是否愿意赌一把？
从整体上来说，这个赌局绝对公平。但大量类似实验结果证明，多数人不愿意玩这个游戏。因为虽然出现正反面的概率是相同的，但是“失”带来的痛苦与“得”带来的快乐并不平衡，因此人们对这个理性上“公平”的赌局感受并不“公平”。
不要慌，如果改变筹码数额呢？赢了可以获得50000元，输了失去10000元？
这大概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婚姻中“过错方”应该付出更多财产进行弥补的意思吧。虽然在法律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在经济上，通过更多的弥补才能将打破现状带来的损失平衡，的确能够获得较好的解释。
你要离我而去远走高飞？那你净身出户！
你把我当成一个不过是固定一点的账户？那就原谅我把你的资产清零！
我们以为经济理论只发生在股票涨跌、楼市浮沉之中，其实不然，经济本来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解释，我们所做的一切研究本来就是在试图解释人类自己的所有行为。
犹如你无法割舍一支烂到骨子里的股票，犹如你面对楼市看不清的前景有着说不出的恐慌，在生活中，你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你的计算和计算不出，也都如出一辙。反过来看，如果你在生活中如是选择，你的投资恐怕也逃不出窠臼。
终究，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于是有什么样的经济。
自然，形成一门学问的本意，就是找出规律，进行预测修正。诚如抓住渣男不能放手的人，应该清醒认识到，止损吧抛售吧拿回自己该拿的东西吧。行为经济学说，人是非理性的。没错，但更重要的是，知道人的非理性，才可以更好的理性选择。
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出来后，有些人说，也许宇宙根本要塌陷，也许人类根本不存在。而经济学奖出来后，我们知道，不管宇宙和人类是不是真实存在，这一刻，我们能够看清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经济学家炒股必亏是一个大家经常谈论的梗。
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不仅为一基金公司负责人，而且该公司为JP摩根提供投顾的一只基金业绩优异，长期回报甚至超过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回报。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理查德·塞勒
理查德·塞勒在富勒·塞勒基金公司中担任负责人
在理查德·塞勒联名的基金公司，旗下基金Undiscovered Managers BehavioralValue Fund （UBVLX）的业绩从基金成立日日开始计算，若当时投入10000美元，到今年9月底就会有93244美元，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832.44%；而同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涨幅仅有307%。比巴菲特多了500%。
依据其公司网站的数据，该基金的近10年的累计收益率有159.93%，而同期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的涨幅只有131.93%。
基金收益曲线以及年度业绩表现
该基金优异的业绩获得了基金评级机构的一致肯定：从3年、5年到10年，该基金都获得了晨星的最高五星评级，在理柏的排名中，该基金的近5年、近10年的排名均在前4%。
从投资哲学看，这只基金的理念和理查德·塞勒在经济学中的行为经济学是一致的：该基金利用市场对消息产生的行为偏差进行投资。正如诺贝尔奖声明所言：塞勒将经济学和个体决策的心理学依据建立了桥梁，这种心理偏差导致的市场行为正是该基金的投资依据。
依据经济行为学，通常市场对于已有的负面消息总是过度反应；而对新的、公司正面的消息又往往反应不够。该基金正是基于此对小市值股票产生的影响来进行投资。该基金以基本面为基础，来判断金融市场的矫枉过正或者反应不足。
该基金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有几分相似：通常都会考虑在股价便宜的时候买入，都看重股票的基本面；但也有许多不同：巴菲特更偏好大盘蓝筹并看好股票的内在价值被低估；而该基金则专注小盘股、并从金融行为学为依据来寻找个股，更多是外部行为为选股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小盘股波动性非常高，但该基金的波动率较低，以日计算今年以来的波动率只有11.2%，而相应的小市值指数罗素2000指数基金的波动率却有14.1%。该基金截至8月底持有了93只股票，前10的基金占到仓位25%，而前25占到仓位的47%，持股较为集中。该基金的规模不大，目前60亿美元左右（大概是400亿人民币）。
基金选股遵循两大原则
依据公开资料，该基金选股有两个原则：一是选择受到金融行为偏差而被明显低估的个股，但同时需要有坚实的基本面作为支撑；另一个就是寻找存在明显的内部人或股东买入、以及存在明显的股票回购的个股。而在卖出个股时，该基金通常会在大量内部人卖出、或者新发行股票以及公司发生并购等行为时寻找机会卖出。
该基金也明确了对小市值的偏爱：认为小市值个股从长期来看有着明显高于大市值个股的回报。该基金表示，即便小市值的波动率更高，但一旦能够从众多小市值甄别机会就有可能从中选出牛股。
基金为小市值价值基金
在半年报中，该基金就表示在二季度买入的4只新股票中，3只存在着明显的内部人买入情况，另外一只也存在着明显的股票回购，都遵循了其行为选股的逻辑
在其最新的半年度报告中，该基金将近期的业绩归功于三只股票：Brink‘s ，KLX和 Colony NorthStar。Brink’s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物流服务，该股票今年上涨超过1倍，KLX是佛罗里达州的航空航天零件及服务提供商，今年的涨幅接近20%；Colony NorthStar作为一家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今年上半年也上涨6%。
基金表示看好Brink‘s 是因为其业绩表现良好，公司提高周转率也会进一步提高营业毛利；看好KlX也是因为提前预报的良好业绩；而Colony NorthStar则是业绩虽然疲乏，但内在价值有提升。
2016大牛市中业绩表现不太令人满意
尽管长期业绩相当亮眼，但在近一年的美股大牛市中，该基金似乎没有把握住机会。该基金近一年业绩为16.28%，在基金评级机构理柏近一年的基金排名中为前88%，在980只基金中排名856，属于倒数的位置。该基金在近三年的表现虽然在基金中仍然名列前茅，但较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涨幅也仍有不少差距。
今年美国股市中涨幅超过1倍的个股达到200余只，该基金抓住了Brink‘s，但显然其他90余只股票的回报并没有产生非常令人满意的回报，二季度还能够带来正回报的Colony NorthStar，到下半年来该股票的年内投资收益已经为负。
尽管基金也超配了科技行业，但该基金专注小盘股，今年大热的科技股均为大公司，从而与许多高涨幅个股失之交臂。同时基金关注面主要是美国本土股，许多今年表现优秀的中概股也没能进入其投资范围。
市场分析认为，在大牛市下，基金似乎不容易找到因为负面消息而大幅下跌的优质个股；同时，在市场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大股东买入或者公司回购激发的市场热情也没有能够带来更多的超额回报。
作为小盘股基金，该基金的市场容量不大，成立近20年来基金规模为还不足百亿美元；同时伴随的换手率也相对较高，最近12个月的换手率为44.33%。这也使之区别于传统的长期价值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该基金并非由查德·塞勒直接管理，而是其公司旗下的两名基金经理大卫·波特和罗素·富勒来直接管理，其中罗素·富勒为公司创始人和总裁，大卫·波特为公司的专职基金经理，曾任高盛副总裁。
此外，这家公司还有另一名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同样以行为经济学著称，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其撰写的《思考，快与慢》还是国内的畅销书之一，一家基金公司拥有两位诺奖得主在金融界也是非常少见。
新浪财经讯 在10月9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以表彰他在经济学上做出的珍贵贡献，奖金为110万美元。芝加哥大学于第二天早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在发布会上，塞勒幽默的表示：“感谢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弥补了我前两年落选奥斯卡的失望。奥斯卡没有最佳行为经济学家这个奖，我觉得很不公平。”
72岁的塞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 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塞勒把心理学的现实假设融入经济学的决定分析。他研究和探索有限的理性、社会偏好及缺乏控制力的后果，并展示出这些人类特质是如何影响个人决定。他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后，从此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行为经济学，着重研究与经济学中反常现象的习惯。
起初，塞勒的研究方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为他的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预测不一致。曾经也有芝加哥的一位教授错误预测塞勒的行为经济学毫无用处，而在发布会上，塞勒笑言感谢芝加哥大学可以提供一片学术沃土，能够让他与其他教授“吵吵架、争论学术问题也不错。”
随后塞勒笑言这奖项弥补了没有获得奥斯卡奖的遗憾。这是因为他曾经也在电影《大空头》中客串了一把演员，与歌手赛琳娜·戈麦斯（Selena Gomez）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场里对戏，向人们解释什么是“担保债务凭证”。看来，塞勒在平日生活中是个幽默感十足的“老顽童”。
他在发布会上表示，“诺奖委员会让我参加他们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远程新闻发布会，就好像假设我已经接受了似的。嗯，我确实接受了，而且我不像鲍勃迪伦，我还要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呢。”（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在201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三言两语已经引来台下阵阵笑声。
提到11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他笑言会以“非理性形式”花掉，也算是幽默的表示了对自己毕生研究重点的支持。塞勒主要致力于心理学、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中，他对反常行为、经济人假设、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和股票市场等方面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曾经著有《赢者的诅咒》、《轻推》等经济学论著。目前他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担任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经济学与行为科学专业Charles R Walgreen特殊服务教授。（新浪财经北美站记者 刘硕）
　　重温丨林毅夫：我为什么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
【写在前面】
10月9日，201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的贡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一直是国内呼声颇高的诺奖有力竞争者。其实，林毅夫教授本人在日的第72期北大博雅讲坛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回应，面对主持人阿忆的提问，林毅夫表示，“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林毅夫回答全文：
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基本上是由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发出1500封推荐信，邀请1500个人推荐。推荐里面包含几种人，第一，北欧四国现有经济相关院校的正教授。第二，已经得了诺贝尔奖的人。第三，现在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领头学者。
我了解到这1500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基本就是750票了，另外750票当中会非常分散，相对集中的大概也就十几票，不到二十票，然后从连续几轮都得到十几票、二十票的人当中挑选五个人，再仔细看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最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来做一个推荐。那么这相对集中的二十几个人，都是谁推荐的？大部分是那些人的学生。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不少人有机会被推荐，但只有一两票，是不能进入的，如果你真想拿诺贝尔奖的话，还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可以进入那1500人名单当中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在国际上领先的学者。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写文章容易发表，但是你也很难进入到前面四十位，因为你是按照人家的理论来写，你可能发表很多，但是你不会变成领头的。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理论，而是按照我的理论来写，是跟他们现有理论抵触的。现在主流杂志的评审人，都是按现有主流理论来看，他老是给你挑刺，所以你就不能发表。
所以我的学生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来写，不太容易发表，即使能够发表，我什么时候能够培养出五十个人？所以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认为这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方向，研究本土问题，用规范方法，写出来的成果，就是对经济学添砖加瓦的知识，就是推动人类对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认识的理论，应该就是前沿的理论，就是国际化的成果。
我也曾经在1995年的那篇文章讲，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当时的看法是，从亚当o斯密以后，世界上经济学大师的产生是相对集中的。比如从亚当o斯密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是很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出现时空的相对集中呢？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对社会经济现象观察的一套简单逻辑，来说明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且理论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既然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你怎么能够说哪个理论是伟大的贡献，哪个理论不是伟大的贡献？你不能从逻辑上来比较，实际上是根据你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贡献就大。那什么叫重要现象呢？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因此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解释那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所以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做出贡献的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
我们知道21世纪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经济学大师。但是到你能够进入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那1500个人，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
所以我倒觉得年轻学者，如果能够沿着我前面所讲的本土化思路研究本土问题，而且用初生婴儿的眼光看问题，不用任何现有的，不管是亚当o斯密、马歇尔，还是凯恩斯、哈耶克的理论，而是自己看这种现象，了解这种现象，把它背后的理论总结出来，这样的理论就是对经济学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理论。也许经过一代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越来越高，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现象的文章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但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
　　塞勒认为自利原则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们会通过合作来产生共赢，甚至会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慈善捐赠。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
所谓“行为经济学”，就是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反过来解构“人的行为”的一门学问。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是“理性人”的假设，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
⊙邵宇 陈达飞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塞勒，因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查德·塞勒将心理学上的现实假设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