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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8-09-02 11:09 标签： 老人智能手机

本月23日，台湾一名男子因伤不幸脑死亡。次日，其家属决定捐献死者器官。接到通知后，医务人员摘取了患者的心脏、肺脏、肝脏和两侧肾脏，并分别移植给5名患者。这则本来充满感人气息的事件却因为一次沟通失误而酿成重大事故：原来该邱姓男子是一名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患者，而检验医师与移植医师在经电话沟通时，误将艾滋病毒阳性反应（Reactive）误认为阴性反应（Non-reactive），手术前也没有进行仔细核对，导致5名接受移植的患者和多达50多位参与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陷入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之中。消息传出，舆论大哗。

而与此同时，广州日报则报道了一起医患纠纷。重庆一名95岁高龄的骨折患者在住院期间“竟然被要求检查梅毒”。其家属认为医院这种行为涉嫌乱收费，并构成对“患者的侮辱”。一时间大陆评论家对医院的指责声又起，不少读者认为这种检查“实属荒唐”。医院则称该患者要行手术治疗，而在术前进行包括梅毒检查在内的多项感染疾病筛查属于医疗常规，并无不妥。

将上述两件事放在一起来看，医院检查梅毒是否涉嫌乱收费、或侮辱患者，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实际上，术前所进行的常规感染疾病筛查项目除了梅毒和艾滋病外，还包括乙肝和丙肝。这4项检查也是临床血液使用时必不可少的检查项目。我国2008年版的《输血技术操作规程》中明文规定，要对献血者进行上述4项疾病筛查；卫生部《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中也规定，在对患者进行输血或手术治疗前，要进行感染性血清标志物检测。可见感染筛查作为“医疗常规”是符合规定，有章可循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其意义又何在呢？

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都是可经体液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由于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数量庞大，所以严格防控，避免医源性感染非常必要。丙肝是从上世纪末才成为筛查常规，之前由于丙肝病毒刚刚发现，认识不足，导致不少人经输血感染，而感染丙肝后若无有效治疗，很容易进展为肝癌。至于梅毒和艾滋病的危害人们已十分了解。

所以说，术前筛查传染病和年龄无关，和费用更无关。台大医院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不管是两三岁的幼儿，还是八九十岁的老人，都应该进行常规检查。在外科手术、输血前（或可能输血前）进行上述4项疾病的筛查，一来有助于了解患者感染情况，制订针对病原携带者的相关医疗处理；二来便于留存资料，便于统计；三来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医务人员的暴露风险，保障安全。

患有某种传染病的患者，其器官机能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损害，因此术前筛查可以使医生的操作更有针对性。例如乙肝患者的肝功能储备较之健康人更差，对乙肝患者进行肝叶切除时就要充分考虑肝功储备，避免切除过多，造成肝功能衰竭；艾滋病患者由于免疫功能受到破坏，所以手术前后更要做好消毒等防护工作，防止致病菌的感染。所以，术前筛查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患者利益的保护。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筛查结果为阳性的患者需要准备独立的手术间，或安排在其他的清洁手术（即被手术的患者没有传染病）之后进行。此外，感染患者所使用的手术器械需要特别清洗消毒和特殊检测，其产生的医疗废弃物更需要专门处置。

另外，在某些疾病的窗口期（患者虽已感染，但体内尚未产生抗体，常规检查不能检出阳性结果），常规检查不能检出阳性结果，这就导致了输血等医疗操作具有一定的风险。比如，如果患者在接受输血后出现了某些感染性疾病的征象，这究竟是患者自身疾病发展造成的呢？还是由于输血被感染的呢？这时术前留存的患者筛查结果就有助于区分两者，指导下一步治疗。它既可以帮助患者主张自身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医院分清责任，还原事实。在某些病情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可能来不及等到筛查结果就要输血或者手术，此时保留治疗前血样就变得更为必要。

在外科手术台上，患者的体液污染手术者是十分常见的情况。资料显示，手术中医生手套的破损率超过一半，术中血液喷溅入眼等情况也不少见，这将导致医生直接与患者体液进行“亲密接触”。除此之外，锐性手术器械如缝针、刀片、剪刀、注射器针头等常会不可避免地误伤术者和护士，由此造成的传染风险不可小觑（已有护士因针头误伤而感染艾滋病的先例）。

在台湾这次艾滋病移植风波中，许多参与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都被列为高危感染对象，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例如负责心脏摘取的主刀医师为了争分夺秒取得器官，顾不得喷涌而出的血水（术前须用大量灌注液对心脏进行灌注），由于大量血水溅到身体上，连内裤和袜子都被染红。如果有病毒通过皮肤的破损处进入人体，医生就很有可能被感染。

所以说，一旦患者携带有某种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体，医护人员是最有可能遭受感染的高危人群。因此，在术前对患者进行感染筛查，有助于医生提高警惕，佩戴相关防护用具，降低职业性感染的风险。

可见，无论从患者角度还是从保护医务人员的角度，术前进行感染疾病筛查都是非常必要的。部分公众之所以对此项检查产生误解，多数是由于缺乏对相应事实的了解。

我们期待媒体能够为普及医疗常识做出更多努力，而不要人为地放大这些误解。否则当谣言散尽，相关媒体难免被贴上“感染”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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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真的不够用了，有些老人选择上班赚钱

先来解释一个名词，“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根据世界银行组织建议，如果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而国际劳工组织给出的“替代率警戒线”则是55%。如果低于这条警戒线，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就可能会出现大幅下降。

然而，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总替代率为44.08%，处于国际警戒线之下。而从2016年开始，我国人均养老金每年的增速开始逐年下降，由此前延续数年的10%，下降为2016年的6.5%，2017年的5.5%。2018年的5%。

对于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的未来走势，很多专业人士都表示不乐观。根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的观点，以社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参照，如果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做改革，那么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会降到20%左右。

我国近年人均养老金增速

“我的养老金不够花”，这是很多民众的心声。对此，有关部门往往有心无力。人社部农村保险司司长刘从龙就曾在2016年表示，希望老百姓能够理解，国家财政的状况每一年都不一样。特别是近几年，财政上紧，花钱的地方很多，同时又在减税。

对于养老钱不够的问题，老人的子女们往往也无法完全解决――当今中国，一对夫妇除了赡养自己的子女外，往往还要赡养4位老人，经济负担可想而知。而且，很多老人也未必愿意把养老重任全部压在自己孩子身上。一项针对2006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选择通过自己筹谋来保障生活质量的老人占比最大，达到了62.3%，高于“子女照料”、“亲友帮助”等选项。

而重返社会，上班赚钱，则是为数不多的可供退休老人们选择的“筹谋”方式之一。我国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然而数据表明，我国60岁以上老人中，有近三成人仍在工作。

在福利政策相对完备的国家，养老金往往也是入不敷出

不可否认，我国养老金制度的种种不足，确实与缺乏有效监管、不同人群养老金待遇相差悬殊等政策缺陷有关。

然而，在很多福利政策相对完善的国家，仍然出现了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现象。据统计，自1990年至今，德国法定养老费用的水平一直在持续下降。德国养老保险联合会公布的数字显示，1990年工龄满45年的退休人员还可以拿到在职时净收入的55%，2000年这一水平降至52.6%，2010年则为52%，目前是将近48%，2030年预计仅为43%。

事实上，养老金越来越不够用，是一个全球性的麻烦。各国养老金短缺的共同原因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大，用养老金的退休者越来越多，交养老保险的未退休者越来越少，导致各国养老金都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

WHO制作的全球老龄化图表，全球老龄化程度日趋增高

目前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遏制养老金日渐亏空。我们只能认清现实：只靠养老金就能颐养天年的日子，已经渐渐地一去不复返了。这或许很无奈，但现实就是，如果退休者想要过得更富裕，就要自己想办法挣钱。

在国外，很多老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自食其力，工作赚钱。德国联邦统计局网站9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十年德国老年人就业比例持续增长，2016年，在达到和超过法定退休年龄（65岁至69岁）的德国人中，仍有约15%在工作，10年前这一比例为7%；英国两所大学11月1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英国养老金领取者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在退休后重返工作岗位。

日本老年就业走在世界前列

促进老年人就业，不能光呼吁，政府要帮着铺路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促进老年退休者就业，确实可以缓解社会养老压力。我国的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就曾表示，中国将采取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方式，来应对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的问题。

然而，我国老年人的就业环境并不算好。首先是法律上没有为老年人就业提供足够的保护。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劳动合同就终止了，之后跟公司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劳务关系是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的。在劳务关系中，像加班费、带薪年假、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福利待遇，法律都不再保护。也就是说，单位可以随时终止用工，而不用给予劳动提供者任何的经济补偿。

站在企业角度，面对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员工，企业在选择是否雇佣的时候，也可能会打退堂鼓。因为，正常的劳动合同关系下，一旦劳动者在工作中伤亡，并被认定为工伤或者工亡，劳动者可以拿到工伤保险的赔偿。但由于退休人员不能上工伤保险，所以，一旦在工作中出事，用人单位很可能要自己承担赔偿责任。据《北京晚报》报道，市民马先生在工作中滑倒受伤，达到工伤致残等级标准的九级。由于在赔偿问题上意见不一，这件事情闹到了法庭，最后，由于马先生受伤时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且仍在为其公司工作，所以被告公司被判决支付马先生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

此外，很多企业往往不太信任年事已高的人，不愿意雇佣他们。如果政府希望企业为退休者多提供岗位，以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就应当出台一些激励政策，提高企业雇佣老人的意愿。日本作为促进老年人就业的模范国家，就出台过一些相关政策，比如，凡是通过正规职业介绍所雇佣60至64岁老年人的大企业，每雇佣一位老年人，国家会给予为期一年、总额为50万日元的补助金；对中小企业，国家给予为期一年、总额为90万日元的补助金。

不过，促进退休老人就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养老问题。比如，根据全国老龄办的数据，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这些人显然是几乎没有就业能力的，仍然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做好养老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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