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发表于 14:17:00 书刊检查制度本身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

“凡是视思想为危害的地方，首当其冲的便是禁书，并对报刊杂志和广播报 道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这一点已非偶然。在两行文字之间，也就是印刷机所留 下的那一行狭窄的空白里，人们所聚集的火药，足以炸毁好几个世界。”（伯尔 《语言作为自由的庇护所》）。也正因如此，“语言可能是自由的最后一个庇护 所。” 1917 年 5 月 1 日，高尔基创办《新生活报》，并以“不合时宜的想法”为题连 载了 20 多万字的批评文章，揭露当时俄国革命中的混乱、野蛮、嗜血、掳掠、 滥杀无辜等种种不光彩行径：“篝火燃着了，但火并不旺，到处弥漫着肮脏、酗 酒和残忍的乌烟瘴气。”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阴暗的情欲的暴风雪，贪婪、仇恨、 报复的狂风大张着血口在我们周围肆虐??”此时的高尔基已与先前那只呐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的海燕判然有别，因为他看到了很多始料未及的东 西，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不容忍的东西，这是一场泥沙俱下、拳打脚踢、混含着鞭 子和棍棒的暴风雨。 他忠告新生政权应建立在理性和文化的基础上，应制止激进 的狂暴倾向和一切破坏行为， 并向自己的人民输出科学建设的思想和健康心灵的 教育。此举触怒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1918 年 7 月 16 日，经列宁批示，彼得 格勒政权查封了《新生活报》。自此，这批被列宁称为“悲观主义”的文字便神 秘消失了，俄文版 30 卷本和中文版 20 卷本的《高尔基文集》中皆不见踪影，直 至 1988 年，才在俄罗斯重见天日。 其实，早在自己的报纸被“干掉”前，高尔基就对这种粗暴的恶性政治表示了强 烈憎恶。他认为哪怕与敌斗争，这种方法也是极不光彩的，不体面不理智，这会 使人想起“君主制时期政府查封报社那些卑鄙勾当”。允许说话――无论是敌是 友！这才是一个进步政府的态度。 1918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出版事务人民委员会关闭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 的数家旧报纸，当局声称：“苏维埃将同这些报社作斗争，直到它们把自己改造 过来并开始提供善意的消息为止。 ” （报纸究竟是要对客观真相负责还是只对 “善 意的消息”负责？）甚至预言： “我们现在还容忍个别资产阶级报刊只因为我们 还没有完全胜利，当将来在《真理报》上宣称‘我们彻底胜利了’的时候，那就 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准存在了。”第二天，即 5 月 14 日的《新生活报》 （总 第 89 期）上，高尔基遗憾又不无挖苦地说：“他们害怕什么？畏惧什么？?? 他们这些富于地下活动经验的人不会不知道， 被禁止的言论会获得某种特殊的说

服力。” “难道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已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至公开地、放声讲话的 做法都使他们害怕??被迫害的思想， 即使反动思想， 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 激起人们的同情。” 高尔基心急如焚，想给领袖们一点儿智慧和逻辑，他大声吁告―― “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 是会说出蠢话来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 真可谓用心良苦。是啊，即使是“反动”的，又为何不能给它一个充分展示 ――继而露出破绽和马脚的机会呢？谬论不是不攻自破吗？真理不是愈辩愈明 吗？事实上，被禁止的东西越多、越持久，人们对之窥视、猜测、议论的兴趣及 热情即越强烈， 而这种热情最终会以对禁止者愤怒的反向维度爆发出来，因为人 们在关注被压迫事物的同时――会联想起自身曾受的压迫， 乃至此时亦会感受到 某种抑制和被剥夺。 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尽可能多地显示大度与仁慈， 而这正是瓦解敌人并最终消 除敌意的最佳手段。 相反， 任何黑箱操作和翦除异己的做法只会招致民众的反感 与惊惧。 只可惜，在很多时候，权力者的底气太弱了。除了表现得比当年敌人更气势 汹汹更蛮不讲理，就没什么招了。为了阻止别人说话或突然插上一句，他必须一 刻不停滔滔喋喋地演讲下去??直到听众再也捱不下去了，嘘声四起，散了场子 为止。 那么，为何如此害怕别人的言论而不给自己挣点脸面呢？ 大致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清楚对方说的是真相，而过度担心这真相于己不利，故 做出失态之举；二是心胸太窄，愚妄尊大，听不得半点不敬之词，党同伐异，见 异诛之，乃骨子里的秉性和长久的斗争习惯。 如是第一种情况， 虽须以驳斥， 但理念上尚可争议， 即真相到底于己利还是不利？ 究竟怎样才算“善意的消息”？难道惟那种好大喜功、忌疾讳医、瞒天过海、自 欺欺人的做法才合乎“善”之标准吗？（当然，这种理性的讨论仅对一个本质上 不坏的政府才合适）不妨来听一听高尔基： “如果我们能在敌人得意地指出我们 的缺点、错误之前，意识到自己的弊失，那么无论道义上还是策略上都要好得 多??不应该忘记， 敌人在谴责我们时常常是正确的，而真实情况又会加强敌人 的打击。 比敌人更早地说出关于自己可悲而又难过的真相，就意味着对方的进攻 将变得毫无力量。”是啊，为什么要把揭露真相的机会和自由拱手让人呢？为什 么不将批评也纳入一种 “善意” 的范畴呢？高尔基的 《新生活报》 到底功过孰焉？ 遗憾的是，领袖们非但没有把批评者引为知己，反唆使一帮捉刀在《真理报》上 谩骂： “在形形色色的革命掘墓人的大合唱中，又添了一条嗓子，大作家高尔基 的嗓子。”“高尔基已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

倘若是第二种情况，则只须无情地嘲笑与诅咒了。正像高尔基的愤怒：“他们像 狐狸一样拼命地争夺政权，像狼一样地使用政权，但愿他们会像狗一样死掉！” 此外，它不配更多的议论。 1998 年 10 月

（1993 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 5 月 3 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为纪念 19 91 年非洲报刊记者关于新闻自由准则的温得和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第十 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 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 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 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 精神。”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 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 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天哪，马克思竟说过这样的话！真是震聋发聩！大学里怎么没人告诉我呢？是故 意不告诉还是漏掉了？他们觉得这些青春论调在其巨著里微不足道？ 我想，仅凭这样几段话，年少的我即会恭恭敬敬向作者鞠躬，即会无比地喜欢上 他，甘愿做其门徒，做一个学马著积极分子。你听，说得多好，多么激情澎湃、 富有诗意――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 你们并不要求玫 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 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 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 但你们却要使 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 没有一支黑色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 页） 实在出乎意料。如此纯粹地吹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绝口不提“真理权威”和 “统一思想”，若隐去署名，我以为是某个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家伙 写的呢，比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托派”或“资修”分子等。 奇怪啊，当年怎么就没人向我大声朗读它们呢？这可是马克思的政论处女作啊， 是他向全世界吹响的第一波号角啊！而且在《马恩全集》里，它们联袂占据了开 篇位置，一个排卷首，一个排第三，写作日期也仅隔两月。它们太该成为我的开 学第一课了！这样的课堂，怎么会有人磕睡呢？除非是一头猪。所以，我觉得我 的马列教师很失败，很失职，他们有意无意屏蔽了马克思最好的东西，最有号召 力和让人信服的东西。是失明还是选择性失明？我不解。 两文分别是：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皆诞生于 1842 年春。那一年，马克思才 24 岁。 事情如下―― 早在 1819 年，普鲁士政府就颁布过一个书报检查令，声称“出版自由只要没有 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1841 年 12 月 24 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 检查令，其中道：“对政府的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而 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 为了对二者加以区别，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善良的意志 和鉴别能力。 与此相适应， 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 如果作品因热情、 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承认公正 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且必需的。”

新法令的颁布，让不少人油生错觉。《莱茵报》刊文道：“新的书报检查令 使我们充满了巨大的快乐， 也充满了新的勇气和信心；虽然我们还没有获得出版 自由，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如果得到正确理解和运用，将对政 治生活的发展起无限的促进作用。” 24 岁的马克思，洞穿了新法的虚伪，奋笔疾书，于 1842 年 2 月完成了自己的第 一篇政治檄文：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 接着， 他又就此话题续写了 《第 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言论自由，是马克思的第一声呐喊，也代表了这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第一个诉求。 6 年后， 这种自由理念被他带入了 《共产党宣言》 ， 在那个影响力仅次于 《圣经》 、 将改变世俗社会进程的小册子里，他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认为他说过的最闪光和浪漫的话。鉴于此，我对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动辄把“自由”和“个人”视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做法（比如 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感到费解。按说，马克思大脑中的“自由”成分和含 量比谁都多，尤其“绝对自由”的浓度，甚至超过了约翰?弥尔顿、洛克等前辈 启蒙者。 那些自称马克思弟子的人和红色革命者为何视而不见呢？是没有读过还 是不以为然？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不具任何合法性和道德可靠性―― “法官和书报检查官的差别多大呵！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 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 而检查官表现 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 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出版物的一定过失，而在检查官 面前受审的却是出版物的精神??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还捏造罪 行。” “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与此相反，检查 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 是以表面的世界观来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斗争，它只具有 否定的性质。” “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 面。”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 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 另一个党派的法律。 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 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 律，而是特权。” 马克思给处女作小心翼翼注上标题：《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然后寄给 了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不出所料，它遭到了书 报检查官的拦截。为突破封锁，翌年，卢格在瑞士出版《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 轶文集》，该文被收入第一卷。 24 岁的马克思，在处女作的结尾感慨：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 并且能把你的所想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 的时候。” 是的，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可就是这种心口一致的幸福， 在后来的岁月和国际共运史上， 却蒙受了双重剥夺： 除了专制政府一如既往的围剿，又遇上了阵营内部的团结性封杀。尤其“十月革 命”后的红色威权，尤其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那些声称最嫡系、最合身地继 承了马克思衣钵的人， 在新闻和表达自由方面，公然操起了被导师诅咒的剪刀和 锁具??早在此之前， 晚年的恩格斯就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压制言论的做法 予以斥责，他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 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在给拉法格的一封信中他说： “所有这些先生都 在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 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 获的却是跳蚤。’” 可以说，马、恩的自由基因，在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为旗号的政治 实践中――从西欧到俄国和中国，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布尔什维克，从李卜克内 西、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是渐次保守、逐代弱化、 层层减量乃至走向反面的过程。这个轨迹，若刻薄一点，确可称之从“龙种”到 “跳蚤”。这记转身，多位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之瞬间。 法国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说：“只有当取得政权的人将他 处在反对派地位时所表明的自由原则付诸实施时， 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义的 真诚。” 晚年的陈独秀也意识到了这点， 在最后几封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把衡量民主的关 键定位于有无“反对党之自由”。 马克思的精神航线是从“自由”起锚的，《共产党宣言》更把“自由”许诺到了 极致。马恩学说能有那么大的世俗号召力，应归功于“自由”“正义”“公平” “保障” “解放”这些核心词，尤其“自由”之说，不仅对社会底层和劳工有用， 更对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有着大魅惑、大激励。 遗憾的是， 很多时候， 马恩的原著精神在它的信仰属国并未被忠实地传播和诠释， 它时时、处处被误解和漏读，被各路诸侯随意剪裁、篡改，被许配给了五花八门 的“国情”“特色”。最终，它成了各取所需的兵器库：镰刀、斧头、棍棒、胡 萝卜、糖衣??一应俱全。 或许， 马克思预感到了自己将作为历史资源被未来政治争夺和利用的危机，去世 前他不止一次地抱怨：“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句话，这个事实，从未有人告诉我。我也错过了崇拜马克思的机会。其实，这 是个很好的机会， 这句话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一个憎恶和警惕个人崇拜的人， 一个拒绝政治神话和威权的人，本身就值得信任。 对于马克思，像我这代人和这类人，会经历两次阅读：一次是漏读、误读，一次 是补读、正读；一次是被人断章取义地领读，一次是原汁原味地自习。前者是加 了大量配料被煮熟、咀嚼后――盛在汤勺里、专门喂病人和婴儿用的；后者则属 私人意义的觅食， 乃饥饿者主动采摘的鲜蔬――地地道道的正宗。 “送来” 和 “拿 来”，不仅感受有别，甚至彼此歧义得令人吃惊。我终于醒悟：马克思观点和马 克思主义不一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头脑风 暴和阶级风暴不一样，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国家 不一样??如果说前者的内涵是相对稳定和确指的，那后者则完全是一组变数， 光怪陆离，难以捉摸。另外，读《全集》和《选集》感受也不同，读《全集》， 会看到一副大脑的全貌、年轮、轨迹和细节――而不仅是“左脑”或“右脑”的 侧面和局部造影，会看到一位真诚的、充满矛盾、激情和自我改造的 19 世纪思 考者，而非一个超时空的免检的上帝。 我看到一份资料：1979 年初，胡耀邦曾几次向党内同志推荐《评普鲁士最近的 书报检查令》一文，甚至大声朗诵其段落。耀邦对大家说：马克思讲得多好啊！ 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不搞审查制度，但要像商务印 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 有错怎么办？我看可以通过民主讨论，通过平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作家加 强自己的责任感去解决。 这是一位诚挚的读书人，真正用心读马克思的人。 1999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发起，举行了一次校内推选：谁是人类 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思想家”？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位居第一。随后，英 国 BBC 广播公司又以同一话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集选票，结果揭晓。排名 前十位的依此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阿奎那、霍金、康德、笛 卡尔、麦克斯韦、尼采。 说实话，这份榜单让我吃惊，若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搞评选，自无异议，但 在全球范围内， 尤其经历了东欧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尚有 这么高的人气，出乎意料。 但随后，我也明白了，这份结果其实印证着某种东西：除却那些过于激烈的阶级 论和革命论，除却那些被历史遮蔽、误解――被各国政治家篡改、讹传的因素， 马克思的很多价值观，皆有稳定的普世性和现实意义；尤其他以自由、公平和正 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论述，他对垄断资本、血汗工厂、经济危机的解剖与批判， 皆对 20 世纪欧美国家的社会预警和制度完善有着莫大启示和鞭策力。在促进劳 工福利、再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系统、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等方面，马克思是有 大远见、大贡献的。

我离开校园已 10 年有余，虽不敢称成熟，但体内已积淀了一定的理性，再想把 我塑造成一个政治信徒，难矣。但回头想，至少有那么几年我是很容易成为一个 马克思拥趸的，若遇到称职的老师，只消让我及时遇见上述两文即可。凭我青春 的亢奋和对自由的溺爱，定会迷恋上他，就像当年无数青年投奔延安“宝塔山” 一样――那是青春很难拒绝的东西。有本书，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 纪前的庄严承诺》，集结了 1941 年至 1946 年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 重要文章，翻开它，仅凭那些充满“民主、自由、普选、天赋人权”的标题，你 就会被燃成一团火， 就不难明白这个窑洞里的反对党为何会闪闪发光，并最终夺 下了江山。我就想：若生在当年，自己恐怕亦会像灯蛾般不顾一切地扑向它，投 奔它。也许，胡适、鲁迅可以拒绝，但一个青春期的理想主义者没理由拒绝，哪 怕仅仅是声音和光影的诱惑。就像女人无法抗拒香水。 可惜了，在我年轻时，没遇见如耀邦先生那样隆重推荐文章的人，那样深情的朗 读者。于是这世上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后生。 2001 年 6 月 （整理文稿，意外发现十年前旧文，历次结集时皆未能如愿“入选”，幸好今日 看来仍不过时。换之标题，权当“新作”。）

3、关于文学和媒体的碎语

来，逼你再次面对，而且希望有“意外”的效果产生。总之吧，我尽量简短回答， 不求完整，不压抑冲动，而且所有的回答都是被“逼”出来的。 （1）什么是文学？应用怎样的角度和高度去理解文学？有人说当代文学质量衰 落了？你怎么看？ 文学？没人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世界上的表达不外乎两种：一是新 闻性表达，一是修饰性表达。前者好理解，就是要求客观、真实、理性，逻辑严 密、推论合理，对事实、现场和真相负责，其最大特点就是“去修饰性”。而后 者相反，它推崇修饰性，追求想象力、虚构成分和艺术美，它创作的前提是认为 仅有现实是不够的，它要创造一个自己向往和精神介入的新的“事实”，正像蒙 田说的那句话：“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文学就包含在这后者里面，其他艺术 包括美术、影视、音乐等也在这里面。如果非得说文学是什么？我想飞快地说： 文学即富有美感的文字叙事和抒情。 我自己的感受：三十年来，文学的意义“负担”在减轻，减轻的原因不是因为它 放弃、逃避或推卸掉了什么，而是因为它的这部分功能被分担了――准确地说， 是被更好地分担了，尤其是被新闻和传媒分担了。其实，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在 几千年里、尤其上世纪的七八十年里，中国语境下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 了“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当然基础背景是我们没有媒体，没有真正的媒体，所 以就由文学兼职了，主要的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情感的、民俗 的）都是搭乘“文学”这只船来运输的。看看古代你就会发现，历史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文学史， 在大的政治筋骨和朝代框架下，往里填的血肉和细节多是文学作 品提供的， 多是文学性的描述和传说，而且古代的官僚系统和权力资源也确实来 自文人，每个政治家都是诗人、书法家甚至艺术家，连皇帝也是，他们不仅负责 历史书写， 甚至直接变革和创造历史。 所以在古代， 文学实在太显赫， 太风光了。 除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报纸，整体上，这种状态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 代之前还没根本改变。比如说，我们过去要想听批评体制、针砭时弊的声音，自 然就会想到杂文――尤其鲁讯式的杂文，匕首型投枪式的杂文。当年还有个文学 理论称呼――“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起的就是这种作用。但现在则未必，我们 已摆脱了对传统文学的依赖，我们可能会看《南周》《南都》《新京报》等报纸 的时评，会看《三联生活周刊》《财经》等深度采访，会看凤凰卫视的《洪涛拍 案》，会看各种网络时评版和批评家博客，会看《新闻调查》《社会记录》《经 济半小时》《新闻 1+1》等电视节目，甚至包括百姓曾信任过的《焦点访谈》。 此外还有电视政论片，从当年的《河殇》到后来的《大国崛起》等。 再比如，过去我们想看反映民生、民俗、感情、价值观变迁、社会矛盾和进程的 时代故事，过去似乎只能看小说，像当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班主任》《乔 厂长上任》《人生》《故土》《平凡的世界》《便衣警察》、柯云路当年的系列 小说《新星》等，像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文学”“改革小说”，但现在不 同了，除了文字小说，你可以看影视剧、纪录片、电视栏目、话剧等，实际上这 些领域已悄悄转移和释放了大量的传统文学能量。像最近的很火的电视剧《蜗 居》，我看了，觉得真不错，至少它扣住了当代最大的民生话题和人生情绪，至 少在它之前， 同一主题的纯粹文学样本还未听说，而这样一个剧本以小说的面孔

出现，仍不失为好小说，至少是好看的小说，这就是典型的文学能量的“变脸”。 像过去央视的《百姓故事》《纪事》《社会记录》，都是故事体、人物感很强的 社会新闻，“大时代、小人物”的立意都很明显。还有《见证》，史料性和历程 感很强，我个人喜欢看。从前的文学――尤其文字文学，成绩确实好，也堪称时 代的“指南针”和“晴雨表”，那是因为全社会的人文力量和精神愿望都压在了 上面、都涌了过去、都挤在了一起，人多力量大啊，且只有一个出口。而现在， 这种局面消失了，媒体的作用凸现了，尤其网络的出现，让传媒的意义和能量有 了质的飞跃，从工具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解放和松绑。 文学与其媒体角色的揖别， 这中间似乎有个过度， 那就是八十年代的 “报告文学” ， 像刘 BIN 雁《人妖之间》等开创的那轮辉煌的报告文学潮。这是“文学”与“媒 体”的最后一次狂欢式的拥抱，冲刺式的，是高潮，也是诀别。此后，“报告文 学”这种文体便销声匿迹了，不是说它的任务被放弃了，而是真正的“媒体”出 场了， 它进入了媒体系统， 作家对事件深度调查的操作让位于了真正的报刊和电 视。比如你若仔细看《新闻调查》节目，即发现它的追求正是当年最优秀的报告 文学的理想和目标，只不过它更重事实、轻议论。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是“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