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下半年，郑州市教育局因中学教师奇缺，决定敞开大门，从在其他行业就业的老三届高中生中吸收一些人补充师资力量。听到这个消息，我动了心。药店的工作虽然对读书很有利，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埋头读书，非常缺乏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的经验，也需要有所改变；而且与药店相比，学校毕竟是教育机构，文化氛围要好得多。我决定争取去学校。
当开始跑调动时，我才发现，只顾读书，忽略与领导的关系是有代价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难以通过。幸好，医药公司的党委书记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当我最后不得不去找他时，我的谈吐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办妥了公司同意调离的手续。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拖得时间太长，等我拿到同意调离的文件时，教育局调入教师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郑州六中校办工厂同意接收，于是我就成了校办工厂的工人。六中是郑州市重点中学之一，是一所完中；有一个生产化学试剂的校办工厂，属于集体性质的企业。碰巧，我二姨的一位老战友当时是另一所中学的校长，她跟六中的领导关系不错，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使他们同意安排我到初中部当一个以工代教的代课老师。
等一切手续办妥，已经是11月底了。到六中报到后没几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报名就开始了，我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0月21日在媒体公布的，当时我正在跑调动，虽有所考虑，但无暇深思。现在要报名了，我必须认真考虑，做出决断。
我的理科基础比较好，虽然文革后兴趣转向人文，但也继续读了一些科学方面的书；在长期盛行读书无用论，绝大多数同学都不怎么读书的情况下，我对考上理工科大学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是，学理工与我已经确定的人生方向不一致，而且学成后，分配工作也肯定是理工类的，就算以后能转行，但学非所用，代价太大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考文科？就我当时对大学文科教育的了解，我觉得对我来说读本科已经没有必要了。虽说通过上大学可以改变身份和地位，但要花4年时间去读我认为不必读的书，也是我不愿意的。后来，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曾认真考虑过报考哲学或历史类的研究生。但考虑之后，先排除了哲学，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能接受任何体系的束缚。后来也排除了历史，因为看到某大报夸赞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亲自带研究生，称之为最高水平的导师，而我对这位历史学家颇不以为然；想到其他导师很可能还不如他，就干脆打消了考研究生的念头。
还有一种考虑对我的选择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从小性格过于内向，后又长期沉浸于读书思考，书生气太重，如果再上几年大学，过了30岁，恐怕再想有所转变就不大可能了。我觉得当教师，特别是当班主任，最有利于转变我的性格，对我来说，当几年教师可能远胜于上几年大学。另外，我对自己的自学能力很自信，我相信，即使不进大学，我也一定会在实际水平上远超绝大多数大学生和研究生。
作为代课教师，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选择教什么。我不太想教理科，但有一位在我之前到六中教语文的老同学对我说，像我们这种没有文凭的代课教师，教文科会让人小看，因为文科太容易混了；而教理科，只要能胜任，就能赢得尊重，因为理科是要有硬碰硬的真本领的。他建议我先教理科，赢得尊重后再转文科。我觉得很有道理，这样，当教务主任问我想教什么时，我就把数学、物理和化学排在了前面。教务主任说：“物理组缺人，你愿意去吗？”
我说：“当然，那是我的第二志愿。”于是就把我分到了物理组，教初二两个班的物理。
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预备铃响后，我站在教室门口等正式上课铃，心情十分紧张，摸了一下脉搏，每分钟一百多次。虽然初二物理对我来说非常容易，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上讲台，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讲话。对从小就性格内向的我来说，这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挑战。这种一上讲台就紧张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后终于被克服了，这正是我想要的。
1978年，郑州市教育局决定针对所有没有文凭的中学代课教师安排一次考试，合格者即可转为正式教师。教育局大概是想省事，就搭高考的便车，让我们参加1978年的高考，作为教师，语文必考，其他教什么就考什么。
我于7月13日才接到通知，20日就要考试。好在我基础扎实，虽然只有几天准备时间，还赶上感冒不适，但成绩还不错：物理95，语文83，两科都是第一。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又接到通知，只有国有企业的职工，才有资格转为正式教师，我属于集体企业职工，不能转正。不过，这次考试并没有白考。老校长马福善对我说：“你的卷子我看了，物理是100分的水平，粗心大意丢了5分。”这成了他一年后提议我教高中毕业班的理由。
第二年，教育局又针对非正式教师安排了一场考试，这次是独立出题，试题比高考难一些，有大学物理的内容。我觉得考的还可以，应该在80分以上，但这次没有公布成绩。考后不久，学校就给我办了转为正式教师的手续。
六中有一个农场，位于郑州市郊圃田乡，离本校大约15公里。农场有两个隶属于六中的教学班，是高中一年级，学生都是当地的农民子弟。1978年暑假后，我被分派到农场，任副场长兼物理教师；平时就住在农场，周末回家。
开学不到两个月，学校决定把这两个班撤回本校，我和场长被留下看家。我们的任务就是住在那儿，以防东西被盗，其他不需要做任何事，连每日三餐都是由学校安排当地的一个人给我们做。这样，除了每周一次骑车往返大约要花两个小时之外，其余所有时间都归我自由支配！我差点儿欢呼万岁，立即着手订了一个学习计划。除了文史哲，我的阅读范围又扩大到教育学和心理学。另外，我这时已经意识到学外语的重要性，也订了学英语的计划。
学生离开后，农场显得格外宁静，周围视力所及，只有树林、沙丘和少量的农田，看不到人烟。这简直就是专为读书安排的世外桃源！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度过了半年时光，读了很多书，同时正式开始学习英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这一时期阅读的书中印象较深的有：王拭的《严复传》、杰吉耶尔的《铁托传》、林森木的《亚当·斯密》、显克维奇的《十字军骑士》、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永田广志的《日本哲学思想史》、阿西莫夫的《人体和思维》，以及中国社科院编辑的《当代美国哲学资料》和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等。
1979年初，父亲终于获得正式平反。由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安排工作，父亲就订了一个旅游计划，想趁工作前的空闲时间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月下旬，我向学校请了假，陪着父亲上路了。此行前后近20天，主要游历了湖北、四川和陕西三省；沿途游览了不少名胜古迹，如隆中诸葛庐，长江三峡和沿江的白帝城，重庆的红岩村、白公馆和渣滓洞，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和都江堰，临潼的兵马俑和半坡遗址，西安的碑林，咸阳的乾陵和昭陵，兴平的茂陵等等。父亲还顺便拜访了一些在各地工作的老战友。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是知道了错开峡的故事。
当我们乘坐的船沿长江溯流而上过三峡时，我一直在甲板上看风景。过巫峡后不久，我忽然发现，有一个方向水面开阔，很像是正道，而船却在一处很狭窄的水路上行走。我觉得很奇怪，赶快找到介绍三峡情况的书看。从书中得知，这里叫错开峡。传说当年大禹治水，在这个地方看错了地势，他以为那个开阔的地方容易打通，就率领人马奋力开了过去；没想到越开越难，后来不得不返回重新勘察。经过第二次艰难的勘察之后发现，原来看似狭窄的地方，才更容易开通。于是大禹领着众人重新开山劈岭，终于大功告成。
这个故事让我立即联想到国际共运。马克思和大批为消灭社会丑恶现象而投身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正像为治理滔天洪水而舍身忘我的大禹及其追随者们吗？为什么共运后来出了那么多问题，越走越艰难？是不是也应该像大禹一样，重新勘察一下地势呢？
5月中旬返回学校，正赶上农场撤销。没几天，又接到通知，要准备参加6月1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课教师的转正考试，并被告知试题中有一部分涉及大学物理的内容。我匆匆通读了作为大学物理教材的王谟显的三卷本《物理学》。还好，考试顺利通过，不久我就拿到了正式教师的资格证书。
暑假后，由校长直接提议，安排我教高中毕业班的物理。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后来也教得很轻松。一年后，学生高考成绩公布，我的教学效果不错。在物理组的总结评比会上，跟我一起教毕业班的教研组长和另一位50岁的资深教师，都充分肯定了我的水平和教学效果，两位老教师还提到他们遇到难题问我。我俨然成了物理组的主力。
这时马校长找我谈话，他说：“你以后就是物理组的骨干教师了。”我马上说：“不行，马校长。我没有考大学，就是因为不想搞理科。”接着，我跟他谈了我的想法，他非常理解，同意让我任意选工作，并帮我出主意。考虑到那时中学历史课和政治课的教材我无法接受，教语文又太忙，而当时我正突击学英语，需要大量时间，我最后选择教初中生物。
大约是4月份左右，河南省社科院的一个下属单位想要我，给学校发了商调函，学校因此就没有给我安排下学期的工作。没想到拖了好几个月，到9月底，该单位突然又说不要了，原因是社科院录取了几个差几分没考上研究生的落榜生，因工作岗位有限，只好淘汰我这个既没有文凭，也拿不出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自己实力的中学生。
现在回想起来，没去社科院，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上天安排的一件大好事。以我这种落拓不羁的个性，再加上不愿受任何体系束缚的思维方式，真是到了社科院，一定会受不了，甚至可能会出许多麻烦。除此之外，这件事还使我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得机会。
10月初，马校长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为了配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教育部决定在高中开设人口理论课，需要培训一批师资，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为此提供了资助。省教育厅按照教育部的安排，决定10月份开办人口理论师资培训班；第一期60个学员，由全省各地高中选派，到省教育学院参加培训。郑州市教育局要求六中派一名政治教师或生物教师参加培训，他想派我去。
我说：“我对一子女政策有看法，最好派别人去，否则我回来不好讲课。我不可能按他们教的讲，你更不可能让我按我自己的讲。”
马校长说：“现在中国人口问题严重，你去学一学，想法就会改变了。”
我说：“不会的，这个问题我是深思熟虑过的。”我跟他简单谈了我的看法。
他说：“你说的也有些道理。不过，学校现在没有其他人可派，你现在正好没安排课，你就去吧。如果培训后还坚持自己的看法，你可以不讲这门课。”
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也就同意去了。正好我也想借此机会见识一下教育学院教师的水平，同时深化一下自己对人口问题的思考。
10月8日，我到教育学院报到，开始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培训。培训中我发现，那些讲课的教师基本上都是现学现卖，既没有深厚的基础，也没有自己的想法，更谈不上什么水平，只是照本宣科而已。课间聊天时，他们只能听我讲，毕竟我读过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并且深入考虑过人口问题。
只听过一次有些水平的课，讲课的是新乡师范学院的著名教授。他口才好，侃侃而谈，也有些自己的东西，跟其他教师明显不一样。不过，我并不认同他的一些说法。课间休息时，我找他聊天，谈到他上课时提到一子女政策不会导致人口老化的问题，他说：“我们计算过，没有问题。”我说：“你们算到什么时候？”他说：“40年以后。”我说：“再往后呢？”他犹豫了一下。我说：“我算过，后果非常严重！而且一旦出现征兆，再修改政策就来不及了。”这时他看看四周，见近处没人，便压低声音说：“我也知道，但有什么办法？我们只能按政策宣传、贯彻。”我明白了，学界还是有明白人的，但迫于压力，不敢说实话。
培训班结束后，我向校长汇报时讲了这些情况，并较详细地讲了我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这一次，他明确表示认同我的看法，并鼓励我向报纸杂志投稿。我告诉他，这种重大问题是不允许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的。最后他说：“那好吧，我有言在先，你可以不讲这门课。”后来教育局也没有再提这回事，也没有听说其他学校开这门课，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知道我的看法当时不可能发表，也就放下了。直到1993年，一子女政策丝毫不见松动，我觉得事情有些严重，终于忍不住想通过某种渠道发声，想让决策层和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意见。但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发现，连在内参上发个信息的可能性都没有。不得已，我只好借助海外关系，用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大陆应推动两子女政策》的文章（见本书附录）。同时，我以个人信件的方式，把文章寄给了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几家主要的全国性报刊。所有信件都没有任何反应，但发表在《世界日报》上的文章据说有一定影响，反应还不错。这些都是后话。
寒假后，我到生物教研组报到，开始给初二所有6个班上生物课，同时兼任四班的班主任。
初中的生物，每周只有一节课，6个班每周共6课时，平时也没有作业，非常轻松。我当初选教生物，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生物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而生命是宇宙中最高级的存在，生物学知识是形成哲学思想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借教生物课的机会，我可以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我教这届学生一直到他们初中毕业。在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的时间和精力大致分为三份：一份教书和当班主任，一份学英语，一份读书，各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三方面，都有一些收获。
教生物的过程中，我丰富了生物学知识，同时还产生了社会仿生学的思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就像一个健康的生命体，和谐而高效。直到现在，我认为这一思路仍然是有意义的。
学英语进展很快，一年半后，我已经自信可以胜任高中英语教师了。
读书虽然不如在药店和农场时进度快，但也有相当收获。除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书之外，一些很有分量的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李宗仁回忆录》，冯玉祥的《我的生活》，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彭德怀自述》，重要托派人物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何汉文与杜迈之合著的《杨度传》等。这些回忆录和传记的立场、视角和着眼点各不相同，它们使我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更生动的认识。
比较而言，这一年半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当班主任的经历。
作为教师，我最感兴趣的其实不是教书，而是当班主任。我觉得班主任工作很能锻炼人，特别是对我这种从小性格过于内向的人来说，很有好处。另外，我以前也看过不少教育方面的书，对教育问题有不少想法，很想通过实践检验一下其中一些想法是否正确。
1977年底，我一到六中，就主动申请当班主任。那时班主任的工作量比一般任课教师多很多，但没有任何补贴，很少有人愿意干，所以我一申请，立即就获得批准，连任何考察品德和能力的程序都没有，就告诉我寒假后上任。
我对班主任工作非常陌生，受命后，只觉得两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但是既然自己要干，就得克服困难。于是，只要见到能说上话的其他班主任，包括比我小好几岁的年轻人，我都虚心求教，从班干部的设置，到班会怎么开、平时如何管理等等，无所不问。还好，一个学期下来，工作还算成功，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第一任班主任只干了一个学期，但收获很大，为我第二任班主任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初，我接任初二四班的班主任，开始把我的一些想法付诸实践。
初中部每年级有6个班，我任教的那个年级按入学时的考试成绩分为重点班和普通班：成绩在重点分数线以上的编入前三班，以下的编入后三班。这意味着普通班里最好的学生，入学成绩不如重点班里最差的学生。我的四班就是普通班。
一个学期后，四班的情况已明显好于五班和六班。升三年级时，马校长下决心进行了一次调整：把五班和六班里成绩较好的学生调入四班，个别尖子编入前三班；把四班成绩较差的调入五班和六班。这样，四班就成了一个加强的普通班。
初三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我想了解一下四班与前三班到底有多大差距，就把中考成绩作了比较，发现六门主科（语文、政治、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的人均总分，四班比前三班要低60多分，其中数学差距最大：四班人均56分，前三班人均80分左右。这时，离初中毕业只剩下一个半学期，看来赶超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我并没有太大压力，因为谁都知道，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继续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教育方法去做，努力使学生全面发展，不把提高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目标。
我从不给学生加课，也从不占用课外时间进行辅导；相反，我带领学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爬山、游泳、摄影、绘画、书法、体操、郊游等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带领全班同学几乎玩遍了郑州附近所有的景点，甚至去了少林寺，爬了嵩山。我从学校图书馆选借了大量课外读物，分发给学生阅读，人手一册。我还特别规定：课外活动时间，任何同学都不许在教室停留，否则以违反纪律论处。初三下期，为代表学校参加郑州市中学生广播操比赛，四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课外活动都要到操场练操，而其他班的同学则在教室上自习。
就在一些同事和部分家长担心我会把学生“带野了”，会影响学习成绩时，四班的同学却在各方面不断以优异的表现让大家惊讶：每次考试都大大缩小与前三班的差距，直到升高中时升学率超过其中两个班，而且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与前三班不相上下；在全校评先进班的活动中，总分荣获初中部第一；在校运动会上以遥遥领先的成绩获得全校第一；代表学校参加全郑州市中学生广播体操比赛，荣获全市第三。不仅如此，我后来得知，升入高中后，至少有六位原四班的同学当了班长。这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里不可能全面阐述我对教育的想法，仅就班主任工作谈一点感想。
我认为，要取得好的教育效果，首先要明确教育目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教学生怎么应付考试。要知道，人的各方面的素质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潜能。我相信，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肯定会比一个只知道怎么应付考试的学生学得更好；而且进入社会后，会比那些只是掌握了某种谋生技能的人更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次，作为老师，对学生一定要有爱心。只有爱学生的老师，才能得到学生的真心爱戴，才能最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获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第三，要让学生喜欢学习。很少有人能把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做好。如果学生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而不是负担，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学，效果当然会好得多。
第四，良好的班风非常重要。一个健康的班集体，同学之间应当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激励。这样的集体容易培养出奋发向上的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学生在这样的集体中会感到温暖，会受到潜移默化的良好影响。“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良好班风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五，要有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仅靠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有效的方法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在德育方面，我利用班会时间，以生动活泼的竞赛方式，让同学们列举出一个人可能具有的好品质和不良品质，然后针对每一项好品质进行投票，选出班上的前三名。整个过程都是同学们自己完成的，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导一下。结果，同学们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好品质和坏品质的概念，而且给自己树立了榜样。这样做的效果，远胜于简单说教。另外，我还采用了记品行分的办法，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智育方面，我主要致力于以下几点：1、尽可能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2、让学生真正明白学习对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意义；3、教给学生一些简单易行的有效学习方法；4、组织同学之间的良性竞赛。体育方面，我特别强调锻炼身体对健康和智力发育的重要性，调动学生锻炼身体的自觉性，鼓励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此外，我认为，开展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包括郊游和读课外书等等，是提高教育效果的好办法。这些活动不仅能丰富生活、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还能陶冶性情、密切师生关系、增进同学友谊，对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对我的做法和成绩，学校领导和同事中除了肯定之外，也有一些其他议论，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1、把成绩归因于我的客观条件，如年轻，没有家务负担，可以比其他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等。2、认为如果让学生少玩一点，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成绩会更好。针对这些议论，我的回答是：1、除了有时候利用节假日领学生出去郊游外，我并没有把业余时间用于工作。从整体上看，我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其他教师多，我不过是把别人用于课外辅导和批改额外作业的时间用于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活动而已。我认为，教师靠超额工作去提高学生的成绩不是正道，我自己不会这样做，也从不要求给四班上课的其他教师这样做。2、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超过一定限度，增加学习时间不仅不会使成绩提高，反而会使成绩下降。从理论上讲，学生每天用于学习、娱乐、锻炼身体和休息的时间应该有一种最佳比例，符合这种比例的安排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我认为，相对而言，四班学生的成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玩”出来的。
遗憾的是，我的想法并没有赢得大多数同行的认同。马校长虽然非常欣赏我的做法，但受制于整个教育界的大形势，他也无力推广。不过，这一年半班主任工作的成功，使我坚信我那些想法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
后来虽然又当过两次班主任，但每次都只有一个学期，时间太短，值得回顾的内容不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调入六中以前，我在读书过程中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由于中学学的俄语早已忘得连字母都不会读了，而且与英语相比，俄语在中国的地位似乎也在下降，我就想学英语。但是，听了几天广播讲座，我觉得英语很难，又想改学日语，以为日语中有许多汉字，也许容易一些。谁知坚持了几个月，发现并不容易，效果也很不好，就放下了。
到六中后，一方面学校文化气氛较浓，一方面又赶上改革开放，1978年暑假，我学外语的愿望又抬头了。特别是到农场后，时间比较多，我终于下决心从头开始。比较之后，我决定学英语，毕竟英语是全世界应用最多、影响最大的语言。
那时学英语的条件很差，没有合适的自学教材，没有辅导班，也没有录音机。我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同学，完全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我下了很大功夫，坚持了半年左右，收效甚微。我几乎陷入绝望，开始怀疑自己学外语的能力。我虽然不甘心认输，但坚持下去也的确很难，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突然有了转机。
有一天，与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化学老师谈起学外语，他说他上大学时一天可以记住200个生词，这让我很震惊，觉得不可思议。我一天10个都记不牢，200个？怎么可能？！但我知道他不会说谎，赶快向他请教有什么诀窍。他跟我讲了几种当时流行的记忆方法，我觉得挺有道理，特别是其中的循环记忆法，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太差，对别人有效的方法，对我不一定有效，并没有马上采用。几天以后，我想，有方法总比没方法强，不妨试试看。于是，就选了个安静的地方，按照循环记忆法的要求，把24个生词分为8组，进行循环记忆。当我觉得基本记熟了的时候，抬头看了一下表，天哪！还不到20分钟！简直像在做梦！但这是真的！
这一天是我学英语的伟大转折，1979年2月22日，我永远不会忘记！从这一天起，我开始有了信心。我这时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初二，真参加初二的英语考试，还不一定能保证及格，但我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学习计划，决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能阅读英文原著的水平。我买了各种英语教材，开足马力学了起来。
我的学习方法比较独特：多套教材齐头并进，而且只背单词、读课文，读懂就过，各种练习基本不做。除了中学课本，我还学水平相近的各种其他教材，包括广播电视讲座，如《玛丽在北京》、《ON WE GO》等等。
由于不做练习，我的进度很快，有时一天两三课。不到一年，我就学完了高中水平以下的各种教材，接着又开始学《许国璋英语》和北京外语学院的英语教材，同时还学《新概念英语》和Eckersley 的《ESSENTIAL
ENGLISH》。这期间，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坚持每天记50个左右的生词，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背了一本《简明英汉词典》，基本上过了词汇关。另外，我买了薄冰和赵德鑫合编的《英语语法手册》，先快速浏览了一遍，后来在两年之内又通读过两遍，虽不能熟练运用，但在阅读中已基本没有语法障碍了。
1982年，当我教的学生初中毕业时，我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教高中英语，于是我向学校提出，跟这一届学生到高一，改教英语。虽然领导们知道我的英语是百分之百的业余自学，但在马校长的支持下，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想教英语。我学英语的目的，是希望能直接阅读与我想研究的问题有关的英文原著，而不是当英语教师。我要求教高一英语，主要是因为我想跟着我教的这一届学生到高中，再当三年他们的班主任。我相信，再有三年时间，我的教育方法一定会更充分地显示出优越性。但是高一没有生物课，要教高一必须转行，恰好英语组缺教师，我也愿意通过教学相长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于是我就决定改教英语。
我的计划未能实现，命运给我的人生道路做出了另一种安排。
1983年初，我教高一英语还不满一个学期，马校长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去广州外语学院进修。
原来，改革开放以来，外语的地位日渐提高，教育部深感外语师资不足，制订了全国性的培训计划。按照该计划，从1983年开始，广州外语学院每年要为河南、江西和广西各培训20名高中英语教师。培训对象是英语专业大专毕业并有两年以上教龄的重点高中英语教师。由广州外语学院出题考试，从60名考生中录取前20名。郑州市教育局分给六中一个考试名额，学校想让我去。
按说我不够资格，但马校长说，因为是考试录取，报名资格要求并不十分严格，学校可以为我争取。他还说，全省才录取20人，肯定不会很容易；他认为外语组其他年轻教师考上的可能性不大，觉得我有希望，所以想让我去。我没有多想，立即表示愿意。
这时离考试还有不到3个月，我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最终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取。
我们的主要教材和主课教师都是英国方面提供的。来自三个省的60名学员总称中师班，外籍教师上课时分成4个小班，古代汉语和哲学课是大班上课，其他课是两个小班一起上。这两年是我外语学习大丰收的两年。
我的英语由于完全是自学，条件不好，而且目的只是为阅读，所以各方面的水平很不平衡。刚进广外时，我的阅读能力肯定是所有同学中最强的，但口语能力是绝对的倒数第一，听力也差不多是垫底的，语法大约是中上等。两年后，我的口语仍然较差，但肯定不在倒数前10名之内了，听力进步为中上等，语法是上中等。毕业时，一共12门功课，我有6门成绩是全班第一，词汇量测试成绩据老师说打破了广外以前的最高纪录。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的进步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是听力和语音方面的进步，在那时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学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
第二年，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我们要开第二外语。中师班的同学，一半选了法语，一半选了日语；而我和另一位中学学俄语的同学选了俄语。校方不可能为我们两个人专派俄语教师，就让我们随英语系大四的学生一起上他们作为第二外语的俄语课。法语和日语都是从零起步，一年的课程，但那个俄语班是两年的课程，已经学了一年，我们要直接学第二年的课。几天以后，那位同学说听不懂，改学法语去了。其实我也听不懂，但既然来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我用循环记忆法突击背生词，两三个星期后，就可以跟上了。一年后结业考试，我居然考了95分，比第一名只差一分。后来我又中途加入了法语班和日语班，结业成绩分别为88分和83分，都在中上等以上。真想不到，中学时累死也学不好外语的我，到了30多岁，居然学起来如此轻松。看来好方法真是太重要了。
我在广外还读了一些与外语学习没有直接关系的书，如：《邓小平文选》、尼克松的《领导者》、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施佩尔的《第三帝国内幕》、帕金森的《官场病：帕金森定律》、亚当斯·贝克的《释迦牟尼的一生》、《梁启超诗文选》、杨清的《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四平师范学院编的《中国教育家传略》、沈醉的《军统内幕》和《我这三十年》等。
》（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通过外国学者的视角看中国这一段历史，给我的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不了解的史实，同时也深刻地感觉到作者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两年，我也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展。这期间发生的“严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3年11月，学校传达了邓小平和陈云关于教育改革的讲话，他们对教育的重视使我感到振奋，但后来政府部门的消极态度，又使我感到非常失望；毕业前我们到深圳实习，直接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进一步思考。
我一直认为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极其重要，从日本近代史中了解到的日本教育政策及其效果，进一步强化了我的看法。我曾经想过，如果中国能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我一定要献身于教育。然而我没有想到，后来事情的发展，使我不得不离开了教育事业。
当我从广外毕业回到六中时，马校长已于一年前退休。我很快就发现，新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我的格格不入，她的许多做法也很有问题。
她认为一个好校长就是要把教职工的工作时间都排满，让所有人都满负荷，没有空闲，完全不顾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她认为一个好的班主任就是要能让学生老老实实待在教室，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习。她对课外活动和读课外书很反感，特别见不得学生们玩，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有一次谈到我当班主任的那个二四班，她居然说，如果不玩，效果会更好，言外之意是我没做好。我毫不客气地顶了她一句：“你不懂，他们的成绩就是玩出来的。”
当时改革开放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简政放权，而她的做法恰恰相反，是典型的繁政收权。她甚至提出教务处等中层机构都没有用，要直接领导每一位教师，所幸未能实现。她要求每一位班主任每学期要跟每个学生进行一次主题谈话，对每个学生进行一次家访，并且这些都要做记录，向她汇报。她炮制了一套繁琐而荒唐的考评制度，让人感到窒息。她对教师只有要求，却没有指导和培养。
在用人处事方面，她喜欢搞亲亲疏疏那一套，常常置公正于不顾。甚至在一些很小的事上，她也爱动用特权。有一次学校搞广播操比赛，为了公平，事先说好，谁都不能动用当年为参加郑州市比赛购置的体操服，而当她兼任班主任的那个班出场时，大家惊讶地发现，漂亮的体操服闪亮登场！顿时一片嘘声。我对这种做法很反感，这种小事都不放过，更大点的事能不滥用权力吗？
在我的工作安排上，她的做法让我无法理解。教务处的人告诉我，本来已安排好我教高一英语，担任其中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她非要安排我教初三，担任其中一个差班的班主任；理由居然是：他为什么不能教初中？她跟我谈工作安排时，提出一堆更荒唐的理由，什么你需要补补教初中的经验，给你的工作安排得太好别人会有意见，不便把其他教师安排到初中等等。最后一条是，你有带差班的经验，那个班别人已经管不住了，只好让你去试试。我告诉她我认可她的最后一条理由，接受工作安排，然后逐条批驳了其他所有理由。
抓教学的副校长向我介绍了情况。他说，那个班已经“翻船了”，前任班主任已完全失控，动不动就得副校长甚至校长亲自去处理问题。上个学期（初二下期），两个主要的班干部，一男一女，居然失踪了三、四天，后来被发现在学校的防空洞中同居，还有班上同学给送生活用品。
我接任后，立即恢复了班上的秩序，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以后再没有出过任何乱子。但是，在工作中，我感到很不愉快。我不可能处处按新校长的荒唐规定去做，更不可能说服她改变；我也不可能为迎合她而改变我认为正确的做法；这样当然很难相处。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让我明显感觉到她对我的排斥甚至打压。几个月之后，我终于断定，我不可能在这种状况下再继续工作了。
六中当时是教师聘任制的第一批试点学校，按照规定，学校对教师，有权决定聘谁不聘谁；教师对学校，有权决定应聘不应聘；每次聘期为一年，学校对教师不满意，有权中途解聘；教师对学校不满意，有权中途辞聘。我决定干满一个学期，然后辞聘。
辞聘以后，我即主动不领工资，也不去上班。后来申请调动，学校不批准；找到教育局，也不批准；我提出退还培训费用，还是不批准。原来，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提倡人才流动，但中央有文件规定，人才流动不适用于中小学教师。我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本来我是主动选择的教师职业，并且干得很认真、很努力，现在才突然发现，在某些方面，我甚至连奴隶都不如，奴隶还可以赎身，我却连赎身都不行！所幸已经改革多年，甩了所谓的铁饭碗，我还可以活下去，否则，我只有死路一条。我毅然决定辞职。学校和教育局以为，只要卡住我的档案和工资关系，我就不得不屈服，他们错了。别人看作铁饭碗的东西，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羁绊。
我做出辞职的决定，还有更深的理由。一方面，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我知道我的教育理念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换个学校也不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虽然力度很大，但还有许多深层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我还想继续研究，而这需要大量自由时间，任何正式的工作都是一种干扰。
在六中这些年，最让我难忘的人是老校长马福善。马校长于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西北联大，文革前就是六中校长。文革中他被打倒，1977年我调到六中时，他已被平反，任副校长，不久后重任校长。
虽然我忙于工作和读书，和马校长接触并不很多，但几乎每次接触都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许多情景竟历久弥新，依然如在眼前。
记得我刚到六中，分配到物理组的第二天，马校长就到教研室找我谈话。他问我高中是在哪个学校上的，我说在九中；他又问：“你的物理老师是谁？”我说：“潘振华。”他立即说：“嗯，我知道，潘振华是二级教师，他可是个好老师。” 我非常惊讶，六中的校长怎么会对九中的教师这么熟悉？！而物理组的组长却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情况。
我到农场后不久，马校长和李书记到农场看望我们，谈完工作，表示慰问之后，马校长很认真地查看了我书架上摆放的书。后来在不同场合，他多次提到那些书给他的印象。他是六中所有领导中唯一关心我读书情况的人。
1978年，我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后，马校长跑到教育局认真看了我的试卷，回来后满面笑容地告诉我：“你的卷子我看了，物理是100分的水平，粗心大意丢了5分；语文成绩也很好，完全可以胜任语文教师。” 一年后，他居然敢让我这个只上过一年高中的中学生去教高中毕业班。
当我不愿意再教物理，想改行时，马校长非常理解，并认真帮我出主意。他说我心太直，不善权变，还是适合搞理科；不过，他也很理解我的想法，尊重我的选择。我后来决定教生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他这番话的影响。
1982年，当我提出想教高中英语时，又是马校长拍板，使我这个一堂英语课都没上过的人成了高中英语教师。半年后，他又坚持推荐我去考广州外语学院。他私下跟我说，他认为外语组其他人考不上。我当时还真替他担心，如果以后有人能考上，别人不会指责他偏心吗？结果多年以后，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非常准确。广外中师班在河南连续招生14年，六中年年都有考试名额，我是第一届，以后除了第二届有一位外省转来的教师考取之外，六中再也没有一个人考上。看来，马校长的识人能力真了不起。
在教育理念上，马校长和我很有共同之处。他支持我开展课外活动，支持我抓班风、抓体育；对我那些比较独特的做法从不横加干涉。在他领导下，我觉得很宽松，我有足够的空间发挥我的特长，实施我的教育理念，这绝对是我能做出成绩的必要条件。
离开六中以后，我每年都去看望马校长，每次见面，我们都谈得很投机，特别是对中国教育方面的弊端，从理念到制度，我们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有一次，他对我说：“现在的学校不是在教育孩子，是在摧残孩子。假如有可能，我就不让我的孙子上学，我要自己来教育他。”遗憾的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都无力改变。许多年以后，他对我说：“看来你离开教育系统是对的，否则，也只能当个教书匠吧。”
多年以后，据一直在六中工作的朋友讲，马校长之后，继任的校长一代不如一代，接替马校长的那位相对还算好一点的。这种退化现象其实相当普遍，不仅限于学校，其深层原因，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