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变频悦轩风KFR-50LW/E(50568)FNCc-3怎么样？好不好？省电还是费电？

2013年10月3日，在南京莫愁湖公园举行的“蟋蟀个人争霸赛”上，主人用探草挑逗蟋蟀战斗（IC/图）

本刊记者 杨宝璐/ 文

锅里冒着热腾腾的水汽，大米粒在沸腾的水里翻滚、开花。感觉火候到了，王伟端下锅，把大米小心装进药瓶盖大小的碗里，再把这些碗和指甲盖大小的水碟，放进一个罐子。整个流程下来，每天要耗去几个小时。

大米和水，是为“进城”的蟋蟀准备的。今年，有300只蟋蟀离开农田，途经山东宁阳，被带到五百公里之外的天津，成为王伟的宠物、雇员与战士。这位经营餐饮、星级酒店的大老板，为它们付出了200万人民币的代价。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蟋蟀从田里进入城市，其中一些，还将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离开了自由的田园，生活在巴掌大的罐子里，很难说蟋蟀会喜欢。然而，从一开始，它们就没得选择，有人替它们选择。

王伟五十多岁，身材魁梧，国字脸，皮肤有点黑，举手投足间透着大老板的那种威严。但蟋蟀到了，他又换了一种态度。对这些小虫，王伟比经营生意还要上心。不但亲自熬制食物，还雇了七个人专职照顾它们的生活。为了培养感情，每晚12点，王伟不睡觉，待在蟋蟀房里，静静观察它们的动静。300多个罐子挨个儿摆在架子上，罐中虫鸣此起彼伏，好像田野秋趣被搬进了豪宅。王伟看它们振翅、听它们鸣叫，沉浸其中而忘了时间，一呆就到后半夜。

这些蟋蟀还有一些同乡散落在一线城市的其他小罐罐里，所受照顾不一定都这般精细，却也堪称奢华：有人用特制的工具给它们洗澡、按摩。它们也从来不喝自来水，因为水中有氯，影响蟋蟀体质。王伟曾一度喂蟋蟀喝矿泉水，但觉得还是有矿物质，水质仍硬，后来就把水烧开再放凉。至于饮食，有人像王伟一样亲自熬制，没时间的就买合成饲料投喂——最贵的一斤可是两万元。

这些泥腿进城的蟋蟀住的地方更金贵，单价甚至远超北上广最贵的房价。王伟为蟋蟀买的最贵的罐子，价值10万。而他的好友，另一位富豪玩家大鹏则有两个这样的罐子，“一个花了15万，另一个花了七八万。”

罐子是有讲究的。大鹏说，最好的不是景德镇的陶瓷罐子，“真正好的罐子都是泥的”，好的泥陶罐子透气性特别好，摸上去也细腻。似乎还要让蟋蟀“离乡不离土”。

这些习惯了田间生活的蟋蟀，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住上豪华但不自由的豪宅，吃着人类精心准备的食物，在孤独的夜里鸣唱，等待新的、未知的命运降临。

背井离乡的旅程一般是从晚上开始的。

这种喜暗的昆虫，在秋意渐浓的田里振翅，发出金属般的声响。能让它们这般鸣叫的一般只有两件事：有同类入侵——雄蟋蟀生性孤僻，不喜群居，每有同性靠近，便发出响亮的长节奏鸣叫，警示对方。警示无效，只好张开牙齿，抵死相拼；然而，它们喜欢雌蟋蟀，于是，在一个又一个孤独的秋夜，又会发出求偶的叫声。

命运在它们引以为傲的独特叫声里发生分叉。

幸运的，能感到异性欺近。雌蟋蟀并不鸣叫，只是默默和吸引自己的雄性来一场露水姻缘，孕育后代。秋去冬至，终老荒野。

不幸的，遇到的则是捉蟋人——同样是循着声音悄然而至。蟋蟀视力极差，但也许能看到闪过的那道命运光束。捉蟋人手电筒晃过，探出手掌，一只蟋蟀便进入笼中。之后，有些蟋蟀会听到马达的声音，机动车载着它们，离开农田，赶往专供蟋蟀交易的集市。

县城是农村和城市的中转站，而山东宁阳县则是很多“一线贵族”蟋蟀进入大城市的跳板，这里是著名的蟋蟀之乡。百年前，宁阳蟋蟀就是皇室贡品，供王公显贵取乐。有研究认为，宁阳当地土壤酸碱湿度适当，食料众多，正适合蟋蟀的培育。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写过《促织》的故事，促织即蟋蟀，皇帝爱玩蟋蟀，官员便搜刮民间。权力蛮横，搅得那个读书人几乎家破人亡，其子精魄化做虫，成为常胜将军，而一家也凭此飞黄腾达。

江苏彩版“聊斋”之黄鸿仪《促织》图

促织的故事并未结束，演变到今天，可以改变一家人命运的蟋蟀，正在改变宁阳县城。

白露之后，蟋蟀进入了成熟期，宁阳的蟋蟀集市凌晨五点就开始了。这样的集市，一直要持续到立秋以后。

9月10日，本刊记者来到宁阳黑风口市场，长约两百米的市场上，路两边支着二三十个小桌板凳，收蟋蟀的二道贩子有的坐在方桌前，有的则随便找块空地坐下。卖蟋蟀的人提着篮子从面前走过，掀开篮子，摆出小罐。罐子盖用皮筋绑着，里面是夯实的细沙土，一只罐子里装一只蟋蟀。二道贩子叼着草杆儿，掀开盖子看，有的看一眼就放下，有的则用草根拨弄一下，看看蟋蟀的牙大小。看中的就谈价格，看不中，卖蟋蟀的人再把罐子收回提篮，带到下一个二道贩子面前。

王杰也是这庞大的收蟋蟀团队的一份子。虽然从小喜欢蟋蟀，但他干收蟋蟀这行不过三年时间。今年27岁的王杰人长得周正，眉眼颇有几分神似演员张翰，挎着提篮的小姑娘多愿意在他摊子前待一会儿，说上几句闲话，磨一磨。王杰看上去笑眯眯好说话，做起生意来一点不含糊，打开盖子，往往一眼就看出好不好。

直到下午两点，阳光毒辣，车从镇上公路开过，带起一道尘土。王杰摇摇头，一只没收，打发走第六拨前来卖蟋蟀的人。

在蟋蟀的链条上，王杰这些贩卖蟋蟀者起的是去粗取精的作用。沙里淘金后，他们就提着收到的好蟋蟀找更大的买家——

在宁阳江湖上，经久不息地飘扬着几位熟悉又神秘买家的名字：上海的“小开”、天津的“大鹏”、“二哥”、王伟、杭州的“老农民”，这些江湖名讳在宁阳，相当于财神爷，每次来，都是身揣百万巨款，组织七到十人的战队，从早收到晚，不把这项买蟋蟀的“专款”花完，绝不收兵。

除了大老板外，还有很多小客户。有数据显示，每年为收蟋蟀赶到宁阳的游客，不下十万人。在蟋蟀市场最火爆的2012年，交易市场高峰期日客流量能达到20万人次，日交易额有2000万

数以万计的蟋蟀，就是被这些人和他们的手下带上汽车、火车，北上津京，南下沪杭，摇身一变成为“城里蟋”，开始命运的另一番际遇。

蟋蟀也叫“百日虫”，成年蟋蟀的寿命最长也不足半年，青壮年时间更短，所以收蟋蟀要趁早、尽快。

每年白露后立秋前，王伟就放下生意，带着人手，赶到宁阳，一呆就是一个月。他们住进酒店，起早贪黑地穿梭于当地的蟋蟀市场，此起彼伏的虫鸣声里，看对了眼，现场就点钱把虫儿收入囊中。

“个儿大、腿长、牙口大、头方，这才是好蟋蟀。”说起蟋蟀，王伟头头是道。这样的蟋蟀，是虫中显贵，一只能卖到好几万，据宁阳县蟋蟀博物馆资料显示，历史上，蟋蟀的价格纪录是单只6万元。

这个纪录，也是大佬斗富的结果。十多年前，以杭州、上海和苏州为中心的南方玩家出手阔绰，宁阳跟着风向走，把好虫都留给了南方的老板，天津玩家不干了，以王伟、大鹏和“二哥”三人为首，跟南方买家打起了价格战，有好虫，杭州玩家出一万，天津玩家就出两万，几次下来，宁阳市场终于认可了天津买家的实力，与此同时，价格也就炒到了高得离谱的地步。

几年的飙价让宁阳人赚足了油水，也让大老板们付出了高昂代价。今年，在买虫上水火不容的南北买家达成了协议，不能哄抬物价了，虫再好，3万封顶，不能再高。

富豪们斥巨资购得蟋蟀，主要是为了一个“斗”字。宁阳蟋蟀性情刚烈、争狠好斗，这是它闻名全国的原因，也成为日后悲剧的源头。

斗蟋蟀时，主人先把蟋蟀从罐子里拿出来，放在一个椭圆的透明塑料盆里，塑料盆子中间有个可以抽出来的卡片，两只蟋蟀各一边。双方主人用草根撩拨自己的蟋蟀，蟋蟀被撩拨得发出清脆的叫声。随即，卡片被抽开，两只雄性蟋蟀共处一室，见到同性近在咫尺，马上扑身向前斗在一处，两对镰刀似的牙齿互相撞击、撕咬，直到一方落败奔逃。有时候，胜负只在一瞬间。

斗蟋蟀的过程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不同人有不同的场地，悬殊的地位。比如在宁阳当地，很多人爱去蟋蟀协会的活动中心斗上一局。当屋一个四方桌，围着桌子四条长凳，就是全部家当，屋顶吊着的白炽灯，亮而刺眼。周围环境嘈杂，间有蟋蟀鸣叫声。

宁阳蟋蟀协会执行主席、蟋蟀研究院院长刘德强则对本刊记者讲述了另外一类“高端”斗局。

参加这类斗局的人，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刘德强说，这个圈子并不大，“总共十几个人，房地产，开发商，香港的老板”。再有钱，不是圈子里的人，也很难进去，“有个老板是当过兵的，请他老领导打过招呼才进去的，不是这样他进不去的”。

在“一线贵族”那儿，老板们带着人陆续进到一座五星级酒店里，见了面互相寒暄、喝茶，手下人则忙着布置赛场。聊够了，上桌，品品虫，斗上一局。

自然不是白斗。对蟋蟀而言，一旦落败，斗志永丧，便再也没有用处。富豪们耗资不菲求得蟋蟀，自然不会轻易出手。“人家五百万一千万的豪赌，就跟我们三五百块钱似的。”赌资都是现金，五六台点钞机也摆了出来。随后，蟋蟀被提出、称重，有人拿着放大镜做体检，“看有没有喂药，牙上边有没有金属钩子之类的东西，都是高级比赛里才有的”，有时候为了更稳妥，还会让蟋蟀“通过金属检测仪”。刘德强说，“这就是100万以上级别的比赛。”

为蟋蟀称重（CFP/图）

在蟋蟀圈，每年都会举办各种赛事，最盛大的当属“南北对抗赛”。这个比赛始于2008年，由天津玩家挑头，向杭州玩家下战书，由此逐渐演变成为蟋蟀界的奥运会。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虫的品级，还有排兵布阵的章法。王伟至今对2008年的南北对抗赛记忆犹新。那一年，北方队蟋蟀品级要比南方好些，前三局，北方旗开得胜。没想到的是，由杭州的“老农民”带队的南方队，使出了“田忌赛马”的招数，拿第二梯队的虫去北方的第一梯队，拿第一梯队的虫来打北方的第二梯队，最后，北方又连输五局，惨败而归。

这种比赛，赌的就不只是钱了，更是荣誉、面子。所以能参赛的，都是百里挑一的好虫。有的城市会事先选拔，“内部先斗一轮，选出好的再拿去比赛”，王伟说，“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蟋蟀的消耗，我们都是凭经验，直接眩”

虽然富豪可以投钱收购更好的蟋蟀，但是在比赛面前，最终还是靠蟋蟀说话，无关主人身价。在刘德强看来，这是一种平等。

“你是亿万富翁，我一文不值，但是我们都有蟋蟀，我们就可以公平地斗一局，咱们就是平等的。”刘德强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穷人、工人阶级才能去赢老板的钱，平时你又见不着，你要通过蟋蟀这个平台才能联系起来。”

不少卖家也寄希望于此，谋求利益或机遇。今年立秋后，王杰捡漏得了一只好蟋蟀，连战两场大获全胜。有人出四千想买，他拒绝了。他想要带到上海去打一场比赛，赢了的话，估计能卖到一万。这不失为一种令人瞩目的出场方式，就像街角斗狠的少年一样，渴望在角斗中被星探发掘，成为拳击明星。

然而，这种平等极为脆弱。财富不仅在改变蟋蟀的生活习性，也在改变蟋蟀的生理构造。因为富人的参与、金钱味道越来越浓，蟋蟀圈子也愈加复杂起来。有人开始喂蟋蟀兴奋剂，甚至给它们装上钢制的牙齿。

“都是上海人搞出来的”，天津玩家王伟说，“他们买虫普遍比我们稍微差一点，第一届南北对抗赛也参加，输了，后来想出在蟋蟀牙上装铁钩的招。”

王伟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场面，在他们这些行家眼里，对方的蟋蟀看起来成色要差很多，但上场后，几个回合，己方蟋蟀就输了。后来才听说，对手给蟋蟀装了金属钩子，“铁钩子穿过肉一扯那得多疼，虽然是个虫，这招也太阴损了１自此之后，大场面的比赛，都会用到“金属检测器”，防止作弊。

阴损的招数之外，也有人试图改变蟋蟀的基因。

除了野生蟋蟀，也有人工饲养。人为控制温度孵化蟋蟀，是为“白虫”，这种虫只会叫，不会咬，主要用于观赏。早前，有不法商贩就用白虫冒充斗蟋坑人。王伟刚开始收蟋蟀时，就栽过跟头，在白虫身上损失了二十余万。

“后来上海有个人研究怎么使白虫也能斗，经过基因改良，现在白虫也能斗了。”刘德强说，这种能斗的白虫甚至超过了野生蟋蟀的战斗力。这让很多人不满意，“我们玩蟋蟀都是传统的、野生的，不喜欢来一个人工养殖的把我们打败了，那样不公平，所以我们拒绝人工的，还是买天然的。”

王杰第一次见到老板大鹏是三年前，那时他刚刚入行。交易日，大鹏打出横幅：“天津大鹏高价求好蟋蟀。”

卖家蜂拥而至，都希望自己的蟋蟀能入大鹏的眼，不仅卖家争着上前，连中间介绍者也有钱拿。“比方有人把你介绍给大鹏，他看中了你的虫，给你一万，介绍人还能拿三千。”王杰说。

“大鹏不好找，我就去找大鹏的手下，反正他们就住在那几个地方，总能找到。”初入行的王杰直接找上门去，那时他刚出山就收了一条好虫，盖子一掀，大鹏手下的人眼就亮了，最后，这只蟋蟀以2.8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那边的人民生活水平都是我们带起来的。”王伟笑称。现在宁阳道路宽阔，高楼林立，很多宁阳人开着一二十万的车，跟一些地级市比起来也不遑多让。八十年代收蟋蟀的人刚到这里来时，整个县城连路灯都没有，人们住的屋子都是破的，漏风漏雨。

原本经过一系列又红又专的政治斗争，玩蟋蟀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禁忌。文革结束后，渐渐有人到宁阳来，“七几年的时候，天津北京的就自己偷偷来，抓点蟋蟀回去玩”，刘德强回忆。到八十年代，高层拨乱反正，邓小平力推改革开放，民间也终于活络起来。“大家就都一窝蜂来了，这个圈子都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宁阳蟋蟀好，就都来这儿。”

当时还上中学的刘德强认识了一个收蟋蟀的人叫张浩，年年来，他就磨着做对方跟班。白天，张浩穿着一双破旧的黄色胶鞋，提着个编织篮上街去收。晚上打开手提箱，拿出当时很贵的名牌衣服，打扮好去舞厅，“非常帅非常潇洒”。

八十年代的县城里，舞厅还是新鲜物，张浩一进去，就成了舞厅里的明星。“舞厅里其他男人就不跳了，我们本地的男人没法比。”刘德强回忆道，“女的都给他买饮料，请他喝，求他带自己一圈。我头一次见女的排着队请男的跳舞，真的。”

2014年8月27日，山东，捕蟋人捉到一只上好蟋蟀（CFP/图）

这些收蟋蟀的人不止教宁阳人跳舞，更是彻底改变了这座县城的生态。很多人做起了捉蟋蟀的营生。王杰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下地捉蟋蟀，长大一些又跟在父亲身后帮忙打杂。王杰的父亲捉蟋蟀有二十五六年的经验，带出来好些徒弟，他原本不想让王杰再步自己后尘，送他参军，又安排他进了铁路系统。然而到头来，每到蟋蟀季，王杰都要专门向单位请一个月的假，回家乡来收蟋蟀。

此时的宁阳，已经不复父辈那代的盛况。有熟悉当地情况的记者回忆，以前在村里，屋前屋后转一晚就能抓住200只蟋蟀，但现在跑到几十里外能抓住20只就不错了。

“宁阳的蟋蟀资源已经滥捕滥捉30年了，本地的蟋蟀基本已经抓光了，”刘德强惋惜地说，“被抓光了怎么办呢，人们就跑到几十公里以外去抓，然后跑到宁阳这边来卖。外头的蟋蟀没本地的好，所以感觉整个蟋蟀的品种越来越差。”

刘德强和当地一些人一直在呼吁为蟋蟀建立保护区，也想过申遗的事情，但既没政策支持，也缺少资金。蟋蟀的尴尬在于，从农业角度考虑，它是害虫，政府不会提倡保护。而从斗蟋的文化角度来看，又常令人联想到赌博，也令政府不愿过多干预。

作为当地的行业组织，宁阳蟋蟀协会一直在呼吁人们保护性捕捉，“宣传让他们9月20号以后抓蟋蟀，20号以前不让抓，但是没用啊，人家都要赚钱。”刘德强无奈地说，还有声音呼吁民众不要抓母虫，但这样做，其实意义也不大。雄蟋蟀都进城了，它们在王伟、大鹏等富豪打造的安乐窝里鸣叫，与孤独的异性相隔千百里。

王杰带着那只连胜两场的蟋蟀，终究还是没能找到进入“一线”富豪斗局的引荐人。斗蟋蟀时，可以平等，但在决斗前，并非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进入同一个斗局。因财富和阶层而形成的圈子，对宁阳的兴趣，并不在人而在蟋蟀身上。

王杰依然抱着希望，他把那只蟋蟀送给了一位南京的玩家，没要一分钱，“都是朋友，就送给了他，他要是觉得好，斗得赢，明年还会来找我买。”

明年，这些富豪还会来多少？蟋蟀还能找到多少？捉蟋蟀的人，又要跑出宁阳多远才能捉到足量的蟋蟀呢？谁也不知道。

田地里，更多的雌蟋蟀，在凛冬将至的荒野里沉默，一如喧嚣一时的宁阳，终于也要在冬天来临前，陷入一片沉寂中去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伟、王杰为化名）

看天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