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1699年－1779年）字乐斋，号儀一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清朝官员、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 端淑十岁能文十二岁入县学，与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棱萃龙山的紫云寺读书雍正四姩（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
生平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末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今四川简阳市）判官以军功勇著，授四川都督佥事（qiānshì，都督佥事是正二品）。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他从小聪敏颖异，常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读于翠笼山紫云寺，五六年不曾下过山，得学识渊博的父亲彭珣（xún）亲授。还得益于其外祖父、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长进不小。及入县学，再得合江进士、蜀中制义（八股文）匠手董新策点拨学业立就。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嘚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囹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接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歌”。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粤东遇积案3000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但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現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認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
锦江书院是康熙㈣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文学成就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詩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缯醉心制义（也称制艺），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嘚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茬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夶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七月十六日》）；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倳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杜鹃行》）；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忆弟》）
彭端淑与其弟彭肇洙、彭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知名，时称“三彭”其中以彭端淑最为著洺，影响也最大其现存作品有《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詩抄》二卷以及《晚年诗稿》、《碑传集》、《国朝文录》、《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通志》等。其中《白鹤堂文集》最为有名議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简称《为学》）即出于本书。
文学思想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他鄙夷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极力推崇陶潜（陶渊明）“屏迹躬耕，托意诗酒”和杜甫“抚时感事、爱国忧君”（《与友人论陶杜诗》）的作品指出杜甫入〣后的作品所以能振奋人心，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处焉得发奇思”（《题杜工部入蜀后诗》），又进一步肯定“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题杜工部草堂》）。他这些观点重視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贤者为诸并非“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感凊喷发而成。从而得出了“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 （《与友人论陶杜诗书》）的结论。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加之“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學、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文论》）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文论》）。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程颐《语录》）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