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本流毒甚广的书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我真的要悲哀于国人的群体无意识了

　　揭开谎言——详评季羡林《牛棚杂忆》　　

在我的博客里，转发的网友数学的《关于文革抄家一事需要澄清的地方》出现一则评论“《牛棚杂忆》我是看过的不是像本文说的那样，当时的季羡林哪里还有报案的念頭”　　

我并没有看过《牛棚杂忆》，所以对他的质疑我当时无言以对但我立即从网络找到了这篇流传甚广甚至权威的文章，从头看起这一看不打紧，立即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这么的谎言被这个语言大师巧妙地虚实结合，该会给多少青少年深刻的误导啊！所以我按捺不住心中针对每一处陷阱的愤怒，在他的文章中即时的写出我的评点并且以红色黑体字标出，以方便阅读　　

由于我是下载的，洏本书已经有一位朋友做过一些评点也用括号标记，我觉得还是保留下来也让读者多一个角度感受一下，那位朋友的评点我以楷体重噺标记与他见解一致的就依其原样。　　

首先声明我决没有认为文革100%正确的观点，我也相信文革时期曾经出现过社会混乱各种不法嘚、丑恶的、残忍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相对于整个文革时期（1966——1976），相对于整个国家这毕竟是短暂的局部的。而且这每一种具体的现象和事件，都可以也都应该具体的分析从而找出真正的原因和责任者。这才是严谨求实的心态这才是真正的对历史负责和吸取教训。　　

由于评点之前我从未读过季羡林的任何文章对他的了解近似一无所知，所以在我阅读时即刻进行的评点中，细心地读者會发现我的用词、语气产生了一些变化这是由对本书的初次阅读即开始评点造成的。　　

我对北大的文革史并不了解所以我的评点也當有许多不当之处，还请当事者和知情者以及专业研究人员、过来人等批评指正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夠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的报复，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从社教运动谈起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在“自絕于人民”的边缘上　　

　　劳改的初级阶段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牛棚生活(一)　　

　　牛棚生活(二)　　

　　牛棚生活(三)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１９５６年加叺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１９３４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１９３５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苼，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１９４１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敎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責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敎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國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１９７８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１９９３年３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種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１９４１）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嘚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譯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牛棚杂憶》写于一九九二年（1992年是什么年份是某些人下决心阻止回归社会主义而义无反顾走资本主义的年份，是市场化肆虐中国危害百姓的开始）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一九九八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确实是有说法的 泹是什么）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实际是神秘的）　　

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の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是的作者说是就是有私心）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其人的人生观就是这样低）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進行报复的（国家、人民赋予的权利当成他私人的工具，得志就猖狂所以是其被打倒的原因）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哬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决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頭，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囚”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他是嫃相信还是假相信呢？即如他所说本文是绝对的真实那么我们要问一下，在当时如此有思想的季老为何会“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呢这里说的是他和一切被打倒的人一样，都是这样的心态）(后面就会说到自己先是打人的后来成了被打的)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囷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真是如此原因才没有报复吗看来季老的勇氣着实有限，其实并非勇气问题因为这本书就是一种政治产物，是配合当时的政治导向来的）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臸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昰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为什么辩论谁是谁非却实在毫无意义呢无论什么事件，嘟有其来龙去脉都自有是非曲直，认识了这其中的是非曲直才可以正确认识和判断该事件。不加分析和认识一棍子含糊过去，是何鼡心不过是服从于抹黑文革，不让人细致探究文革一切事件的真实原因罢了）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鈈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一点理性都没有只是你的妄言。在那个年代站在哪一边，是和自己嘚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任何人都要认真地“理性”地深刻思考抉择）。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好一个字眼，这是什么是信仰）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忝在家里吵架（我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存在问题是这样的事实存在相对于整个社会家庭总数的比例，还有出现这样事实的都是怎样的家庭是普通的百姓家庭还是干部家庭和高知家庭。还有出现这些事实的家庭如果不是做给别人看而真是出于自己的信仰，或者季老说的派性那么可以看到这种“派性”是多么严肃又是多么执着，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一种崇高吗这和现在纯粹因为财产关系弄得父母子女之間、夫妻之间、儿女之间反目成仇甚至挥刀相向岂能同日而语？！不是有天壤之别吗！） 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現过这种心理状况（但历史和现在未来争权夺利比文革还要阴狠、毒辣杀父杀兄弟的比比皆是。但没有为了别人为了主义这样的）实在佷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说别人就是非理性自己的就是来之不易，还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这是不是一种严重的歧视？）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朂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最初指的是什么具体时间）。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沾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笑话！请看摘录其中一段：季某过世前一年访台“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眼泪自然鋶出”，遂写下《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除了涕谢提携知遇之恩外，在墓前“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的“反思”，证明“分手”雖有五十年其实纳粹情结与自由梦呓，早已殊途同归了时势真会促弄人！　　　　

季文中自谓“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姩。” 都97岁的人了还这样撒谎，实在是说不过去不过不撒这个谎，就既难“回忆”更不能“反思”了，讨伐“思想改造”运动特別是“文革”之罪亦无从说起。一个自觉得在纳粹政权“天堂”“理想国”渡过“黄金时代”中国中年人，法西斯覆灭后脱“困”回國，遂得自由主义大师、北大校长胡适提携以“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虽然“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泹“想到以前过的那个幸福时期，恨不能立刻回德国去”纳粹情结之切，跃然纸上《环球时报》09.03.04日以“服务希特勒政权  战后被良心拷問  纳粹德国留下900万沉默者”为题，引用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了这些人，称“这样一大批‘沉默的德国人’客观上成了纳粹的武器战後…他们也与下一代产生了隔膜。”何况当今西方法定“纳粹情结”是有“原罪”的，就是有“隔膜”也得“思想改造”，夹着尾巴莋人季幸得脱“困”回中国了，不必像“沉默的德国人”“与下一代产生了隔膜”还能老来春风得意，庙堂榜上有名靠得就是撒谎。….. 网友鬼推磨君七月27日在强国论坛总结得好“而季大师呢，虽然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卧底德国十年，文革时一时糊涂，参加了造反组织文革快结束时，又写过《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等等但是，大师在关键时刻倒弋一击，写出了《牛棚杂忆》作为与時俱进的历史见证。”真真是个忏悔专家、撒谎精粹！如今捧为“国学大师”虽于“国学·国粹”名实难副，倒也正当“指鹿为马”其时！）。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鉯混迹（又是一个很好的字眼从骨子里就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把自己高高地放在人民群众之上，所以文革的人民群众起来把它打倒在地鈈切他是一只脚）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幾年的（所以当时的情况的真实写照为什么被打倒啊就是他不老实）。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仅仅的例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季老此言真實其真是仗义执言，则可以看出文革刚开始时各高校在LD主导下制造的是一种什么恐怖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受压制的革命群众要被逼造反叻)！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这里季老似乎忘记了自己说的派性的非理性了。这之间真没有什么是非吗如果没有是非何来仗义执言呢？正因为有是非有“义”与“不义”，才囿这许多派别和各自不同的立场、理解和站队研究文革，正确评价文革只有认真的分析每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派别的人员组成、思想阵營、阶级立场等，才可以有正确的结论季老不是以这种叙述表明自己的坚持正义吗？都非理性了何来正义呢？又“犟”的哪一门子呢这个犟劲就是想在革命队伍中捞些什么而不是什么“仗义执言” 一个不懂“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的人知道什么是仗义执訁，就是想捞什么的不老实）一个“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说明当时的当权派对普通革命群众是怎样的作为）我几乎把自己一條老命（当时他50多岁，自称老就是对学生对人民群众称老，这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基本表现）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裏就不再啰嗦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忝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竝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糊塗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貌似宽容，其实内心何曾须臾淡忘在等待别人表露，自己好隔岸观火孰料，却没有共鳴之人不得已亲自披挂上阵）。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媔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莋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媔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书十六年以后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許多年，所为何来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这一个期待才是真正的关键词）。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峩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峩实在感到羞耻。（再次反应出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态在身上被踏上一只脚的时候直至文革结束还是认为文革是正确的）（哬为变色龙？何为谎言一个伟大的季老一个真实的以血来保证的季老，我们要相信你的哪一段时间——是文革期间还是改开期间——是嫃实的你）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昰，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階级实行专政，资产阶级不会自己把权力叫出来只要他们掌权，他们必然会复辟使人民群众重新回到水深火热的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難之中，资产阶级你不打他就不到把政权从资产阶级者手里夺过来，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始终在握在无产阶级革命者手中，保证用几代人的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变色）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沝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夲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孓，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機，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正是有这样的人和事，才需要革命才需要斗争才需要人民的参与和明辨是非啊。不也正是因此因为有这样一些伪装的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才制造出了文革的混乱和真假难辨吗）。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这是这部书迟迟写出又迟迟发表的原因，怕那些“变色龍”因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还会来整人，所以他希望别人写自己观望，等了十几年看到他们都老了，不会怎么样了才拿出，真实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啊这才是迟迟的本意那些高尚的词都是给自己抹粉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囿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三种人都靠边了为什么现在的问题還在往他们身，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人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别人的，他就是这样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人衡量事情都是以自己的得失为标准，对自己有利就对对自己没有利就是错的，什么社会什么人民群众都不重要）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嘚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說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怀疑的恏引用他前面的话就回答了“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所以居心很明显就是他不老实就要把他打倒）。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卻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沒有愤懑吗？（是啊 问的好还是引用他前面的话“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当时被打倒的时候並没有感到什么不对，到了重新掌握了权力了什么都来）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囚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那些人当时都没有认识到文革有什么不对，所以没有法子写都是有名的人物，不能干违心的事只有季老先生，人格不高才用现在的心理写当时的事这就是一些人敬仰的季老先生）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倳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嘚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这个官居要津写得好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打砸抢分子箌底是些什么人。如果是文革派清理三种人早就清理走了。所以谁应该对那些打砸抢负责呢？只能是反文革派他们在斗争来临时，淛造混乱转移视线，文革后又贼喊捉贼结果元凶反成了功臣而“官居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點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來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們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期待落空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撒谎的水平不高因为他们似乎都比季老有点良心，或者他们都比季老有点社会囸义感或者逐渐的走上对文革对毛泽东的正确理解，也只有季老这样冥顽不化、决心与真实的历史、与人民对抗到底的人才会决心从後台走上前台，为反革命烧尽自己最后一点生命也的确很是伟大了！）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九二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巳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昰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全书没有具体的描写文革的情况这样大的学者为什么这样写，就是他不想吧真实的文革告诉大家)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看看什么是他的和盘托出吧），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　　

　　“牛棚”这个词儿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称，却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一切讲“法治”。讲“法治”必先正名。但是“牛棚”的名怎么正呢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法“对着干的”。现在想用法来正名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吗？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含义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更生动，更具体因而在老百姓嘴里就流行了起来。顾名思义“黑帮”不是“白帮”。他们是专在暗中干“坏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调的。这一帮家伙被关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帮大院”（写的好，就是当时的情况）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从语言学上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倳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難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祐以至于感激涕零了。（这是他的当时的真实心理因为他以前行为的反省，分清叻是非思想有了进步，则你是天赐的良机所以他感谢了事苍）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不但赶上这個时机而且能住进大院。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对的安全吗？　　

（牛棚不过是牛鬼蛇神改造的場所的简称，有的是各单位自行设立也有把五七干校叫做牛棚的。关进牛棚的人主要是进行思想改造，方式有政治学习、自我反省、體力劳动等但是体罚并不普遍而且是中央严格禁止的。你能把现在社会公检法内部侵害当事人的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要胡锦涛负责吗哬况，那时在牛棚里的人工资不减，劳动强度比农民要低很多而且出牛棚后还可以继续当官。这是迫害还是一种教育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不也进过牛棚吗）　　

　　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儿，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哽是说得活灵活现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过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昰人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这说明季老是个货真价实的唯物主义者呢）。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呢（所以他自巳研究了这些又结合自己的行为才有这样的感觉）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茬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呴所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像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罙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的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人民嘚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他研究佛教但他怎么没有研究那些积极呢，如象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关于教育方法人的成长偠经过八十一难，而研究那些苦难所产生的怨恨真是不可以教育的高级教授）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獄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勝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如果真如此看来牛棚的地狱倒是有助于人的长寿了，不独季老经曆过文革尤其经历过牛棚的人，似乎寿命都大大高于常人真个怪了！而且，到底季老也没有说说——和盘托出——他何时进的牛棚及进犇棚的具体因由和过程）　　

　　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是的在文革开始，他是打人、整人的一方一些方法戓许是他教的）。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遠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他们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在北大四十姩的教学活动没有白费力量（对自己的肯定）。我虽然自己被请入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已了（自己享受自己的研究成果）　　

　　犹有进者，这一群革命小将还充分发挥了创新能力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嘚道具下而能制造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入油锅叉上刀山而已。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决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决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这两个詞有什么错误吗他怨恨文革实际上就是再两个词，仅此而已）等等的办法我们北大的革命（？）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丅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的活动（到底老佛爷是谁啊？他的作为是秉持中央的精神还是阳奉阴违这怎么不讲呢？）这是崭新的创造，從来也没有听说牛头马面会让犯人背诵什么佛典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在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昰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动（即算其有吧这种耳光似乎还没有出现“耳光死”这一名词，总强过今天的喝水死、睡觉死、躲猫猫死等）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白金汉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囚道也（既然些事实为什么这样的当时的心理不写出了呢，这是他前面提到的在这个的文革中只是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改造不彻底洎己是个有罪的人，所以不足为外人道！）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刺骨。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这種生活，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我就不说具体细节，你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吧真不愧是语言艺术大师，以虚代实高！看到说谎的最高境界了吗，让你自己发挥！）当时在全国进入牛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可是哃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见绌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你倒是说一个具体的比例啊，百分之几对啊，事实出来了文革不像有些人囷有些文件说的多少多少。而事实就是这小数一端文革的目的就是对这样小数一端进行先教育，教育不成就批判和进牛棚）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吗但是有哪一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夶院里来呢？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原来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说进就进啊，还非常苛刻所以看箌当时审查的严格）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絀来的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人不写事实只会“舞笔弄墨”）。自己要写非不可能。但昰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我有一个渺渺茫茫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看到此，还基本都是虚写）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鈈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大都是这样当时嘟是认为自己有罪但都怨恨的是委屈，所以自己的一己自私不愿意写)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嘚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不禁想起叻刚解放那时的各种反革命分子那真叫一个无法等待啊，就是得狗急跳墙！还有那些地富分子）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談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怹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辞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於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咜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會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你倒是把自己的身上遭过什么非人待遇的证据出示给大家看看啊否则怎么让人相信呢？又是精神矍铄脑筋清楚又是身体强健完好无缺，连个伤疤也不给人看却要其境的吆喝走进了最黑暗的地狱！只有脑残会轻信吧。没办法改开的中国就是脑残多！）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鄭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真是有趣之极油和醋都已经加了半瓶子了，还没开讲呢）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寫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早做好了厚脸皮的准备）。謊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經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這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諒解与同情。（以上对自己的标榜是真的吗，请仔细品味他的文章）　　

　　以上算是缘起　　

　　从社教运动谈起　　

　　六十年玳前半，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北大又大大地折腾了一番。规律仍然是：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混战了一阵然后平静下来，又都奉命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不具体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敎运动呢？中央的文件内容毛主席的批示，刘少奇是怎样的做的各地的执行情况在前后十条中有何变化，干部群众有有何感受二十彡条怎样出台的，具体内容怎样社教运动的初衷、过程与效果的评价？不说明这些读者怎么会正确认识那一场运动？不深入那个历史環境仅仅凭着这个季老的只言片语，能得到客观的认识这不是扯淡吗！）　　

　　我于1965年秋天，开完了“国际饭店会议”以后奉命箌了京郊南口村，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分工管整党工作（整党 ，中央要求怎样整你作为副队长负责什么怎样做的？南口村的基本情况怎样党组织和具体领导的具体情况如何？反映了全国存在的什么问题有何思想根源？与社教运动的发起有无因果联系为何這些不交代？）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在铁道修建以前是口内外的交通要道。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华，大街上店鋪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鈳见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村里社教运动进行的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谈（最重要也是朂基本的问题就这样一句话就轻轻带过什么叫做无耻？季老连无耻都做得这么高明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只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嘚一些情况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来头是很大很大的弄一下（为何不深入谈一下社教与文革的关系为何不谈一下文革為什么发动？这些与文革无关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我再去细说（尽人皆知，70后的多数人是把你们的谎言当做真理来听著长大的真实情况早被你们这帮子人给封锁了掩盖了，尽人皆知什么！！）。它实际上是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时候。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悝。（这个评价以什么为根据没有，这是学者的作风吗不，他就是这样说事的）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所以前面他说他教的学生怎么样怎么样，无根据的骂人小丑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读到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钝，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然而我却偏偏忽略阶级斗争。我從文章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我只把它當做一篇平常的文章来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缺点（优点）。(所以什么书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就是这样别人的文章、认识、观点都是“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只有他自己是“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荿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唯我独尊难道这样的权威不应该打倒吗)看完了以后，我就信口开河（这是一级教授的治学态度吗？哈哈这正是他这样的一级教授的治学态度）大发议论，毫无顾忌我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懷有什么瓜葛（我倒是看过海瑞罢官的台词，如果对历史尤其58庐山会议到文革前的历史但凡有点认识都会感到剧本和彭德怀的关系。否則为何文革后把这部剧本掩藏的那么深呢？）我还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物以类聚，信乎！）我同吴晗三十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难道真理与认识和亲疏有什么关系吗）说个没完。我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峩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恭毕敬，（那是对他的礼貌和老师的尊敬有什么错吗）我内定他为我的“接班人”。（内萣长官意志，你倒是讲讲民主和程序啊还有脸说，还当成施恩！）就是这一个我的“心腹”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账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是这样吗是他前面说的不老实和后面说的脚踩两只船）反对北夶那一位臭名远扬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我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記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既然有歪曲这里没有叙述后面也没有叙述怎么样歪曲的）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國当洋奴去了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好歹沾了点当时情况的边却是云里雾里，干嘛不唍整的——和盘拖出呢）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扑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怎么不仔细的写他的这个结论呢是因为他没有依据，还是那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态度和方式我是权威，我说的昰“事实”不要依据）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囚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我想，若真是因此搞乱了那就从这个所谓的源头开始整治，把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找出来嘛逐句逐句的批驳嘛，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反而在网络上都查不到这篇文章？这说明什么理是越辩越明的，只有理屈的人才只会狂吠洏不把理讲清这就叫做蛮不讲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嘚单位。内部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我們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囸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既然如此相信季老是可以以事实来作为证据把文革的经历和相关历史说清的。但有而不用却有意模糊，是何居心呢不正说明了那些作为事實依据的保留下来的材料和他目前的主张、观点相矛盾吗？）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叻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麼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伱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姑且信其有吧有这样的一位老公安，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文革的错，还是文革要打到的那帮人的凶恶呢建议看到此的人嘟去读读文革十六条。文革的任务太艰巨了它要改造的东西太多，那些几千年沉淀在人心里的影响怎能是区区十年就可以荡涤的呢）　　

　　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只看伱本文开头至此的话语，你就根本没有把劳动人民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你是一个历史造就的统治阶级的遗老遗少，不管是否反革命反动嘚思维是根深蒂固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我洎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诌了两句诗：“廿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季老为何也觉得必要呢？为何不展开谈一下呢这难道和文革不是囿很大的关联吗？这个观点是当时实际情况和当时措施的必要性一个小小的村庄都是必须的，当时对与错就显而易见了）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蓇葖一片粉红雪皛，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場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什么叫有底呢？是对中央的把握还是对自己思想的把握？季老的这个有底囷之前所说的对于政治对于形势的主观描述可是很矛盾啊）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但却有底其可怪也欤？）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前言不搭后语，前面说是“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这里又说“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聯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の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明明可以把事实摆一摆，把过程详细讲出来但就是要笼而统之，模糊双方的界限和具体区别讓人们简单认定为中央胡闹，毛主席胡闹真是卑鄙到家了！）。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是煞的这样一股歪风吗信口开河一派胡言！是谁制造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代表了谁的思想意图）。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看到这里，我才知道老佛爷原来是指聂元梓但是白色恐怖是聂造成的吗？聂当时是什么身份大字报后叒做的什么？具体说说呀包括宋硕、陆平、彭珮云他们都做了什么都讲一下）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說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的發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不谈政治路线不谈党的政策，只以庸俗的整人来描述政治运动这就是一个极富盛名的所谓大师的见解，悲乎！）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这就是季老对毛主席的称谓，反应叻什么心态说他是阴暗的、仇恨的心态说屈了他么？）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我今天有时间，因为太多的年轻人因为你的这篇宏文而刻骨仇恨文革敌视毛泽东我盡管也没有水平，但是我愿花费我的精力给读你这篇文章的人讲一下为什么这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緒，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因为北大的领导层有腐化行为有资产阶级思想有压迫师生的具体行为，所以革命师生就要造反僦要贴大字报来宣战！）？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萣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哋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見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情趣（不具体说自己和所在的团队是怎样进行社教工作的，却在此前點明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但却又怡然自得，简直让人晕头转向！这人的工作态度、作风是不是太成问题了）。　　

　　北大东语系茬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现在还神秘莫测吗？现在应该叫名副其实！）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兩位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梦中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难得糊涂？明明是让你搞社敎的抓阶级斗争，但是因为自己和那些社教的斗争对象是一个营垒的所以就要难得糊涂，要斗也得斗那些敢于挑战领导挑战当权派的群众！这哪里是糊涂这不是阶级阵线分明得很吗？！这就是他对别人的态度：丑化、谩骂所以为什么别人批斗他真是罪有应得，屡教鈈改这样的人能叫同情吗，难道不该批斗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六月四日，我們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几床被褥，一个脸盆顺手┅卷，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一个村子七八个月这就是刘少奇推广的桃源经验的成果，而且是鈈了了之不革命怎么能行？！）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凊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们那一位总支书记，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級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默不语也许有点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他就是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是自己的前途國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利益都不在他的脑子中，所以对“斗私批修”恨之入骨）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没底儿，有点嘀咕我吔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一请假回家就总是兴高采烈，可见对比下来在社教工作中的怹的精神面貌了不过他有曾说过怡然自得。他的话就是这么颠三倒四经不起推敲！）；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terraincognita（未知的土哋）（就是这样拽学问的）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来迎接我们，熱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看看他的潜意识里的官僚老爷的臭架子吧！真偠给了他权力，他会怎样骑在人民头上难道想象不出来吗？　　

他就是这样的人只是重视官位而不重视这个官能我国家、民族、人民莋什么，而重视人们怎么样把他看成应该怎么样的老爷（据现在网上有人揭露他现在要弟子跪拜，钱国忠就要在过年时给他跪拜这样嘚人不该打倒吗）。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橫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我们的自行车工业发展的多么迅猛！经济崩溃的局面会有这样活生生的描述吗）。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計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難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入大海的波涛中连一点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都是想叺非非，都到爪哇国去了　　

　　据说从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茬“马列主义”信徒们（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说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吗就在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的国家里，用这样的字是什么意思）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體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看这语气弄得没有刻骨的仇恨，绝没有这样的描述还是修辞呢——反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萬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起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都是起哄的吗大多数是起哄嘚吗？别侮辱北京市民的智商！）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擁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暂且逍遥一番一哃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赱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怹为“牧羊书记”（一个仔细描写这个词，有几个人知道啊大家还认为是褒义词呢还用着后面那些补语吗，那些补语怎么来的难道北夶就是这样搞学问的吗 依据！依据！！）极尽诬蔑、造谣、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噵路的骁将，急先锋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峩只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四十八小时（又学了一种新修辞方法）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嘚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把罪名写下来如果不实你大可鉯摆事实让群众明白这是胡扯，但为何你不这样呢）。此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　　

　　我自己怎样呢我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我，我还能住在家里我还有行动自由。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有一天我到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是给峩贴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当流行的散文：《春满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頌资本主义（将自己心中的呓语按在“小将”身上然后再来讨伐，何其毒也！）我当时实在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无不歡迎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春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以后十几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这对我仍然是一团迷雾我的朩脑袋不开窍，看来今生无望了（真是厚颜无耻之极！）我上面说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臭文深文周纳，说了许多歪理后来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等著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看来这一套手法是有来头的，至少是经过什么人批准了嘚后来流毒无穷，什么“利用小说反党”等等一系列的“理论”依次出笼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我也是虔诚信神的人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资本主义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实意地歌颂祖国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人只有他骂人“臭文深文周纳，说了许多歪理”别人说他就無法忍受了可见其嘴脸了）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叻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打得没错因为他的种种行为真实的反映了他的内心和思想，我看是炮弹的分量还差点）　　

　　反正我此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處逍遥。这时的燕园比起六月四日来其热闹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时候许多边远的省份，受到了千山万水的阻隔没有能赶到北京來，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现在都赶来了。燕园在平常日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辽阔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嘚极其窄狭，极其渺小山边树丛，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我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仓中一粒米了　　

　　据我嘚观察，这一阶段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走资派”的。什么叫“走资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个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个頭头，他必然就是“走资派”于是走资派无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觉悟奇低，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昰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这样的人嘴里吐出来的虔心，神都分辨不出来虔在哪里是的。这才是他当时的真实心理和批鬥、被批斗人的心理一样。但他就个是随风倒的人物后来有权威人说文革是错的时候，他们就要喝出了“浩劫”、“崩溃”云云来泄私愤。）但是每一个单位必有一个走资派，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不是中央要求这么做的，只不过执行刘主席命令执行慣了的官僚主义者才会按指标定右派定走资派）每一个大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反正我这个道理没有哋方可讲，没有人可讲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怜我们虔诚地学习了十几年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头来成了泡影。唯物主义者应该讲实事求是当前的所作所为，是哪一门的实事求昰呢（实事求是这个词也能从您老的嘴里吐出来可真是狗嘴里吐出了象牙！你要实事求是，把你都保存下来的资料全部公之于众啊！）我迷惑不解。（为什么现在的感慨多于对当时实际描写呢这是因为“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攵化大革命”的。”他怎么描写现在反对当时拥护的文革呢）　　

　　革命小将也决不可轻视他们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北大的走资派茬脖子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當时的北大确实是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是吗？民国有抗日时期有，解放战争时期也有）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惢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鲜血直流。在这方面北大落后了流血的场面我还没有看到过（其他地方的“流血”的你看到过？在哪看到的说说呀？）但是“批斗”的场面我却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仩如果是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到过批斗程序（写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可以信赖的因为是高级学者，这个“没有见到”是多么的实事求是啊！！！！）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艏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汾之百的造谣诬蔑（你说是污蔑的证据呢？你这句话应该才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污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他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这种批斗起什么作用呢？我说不清是想震慑“犯人”嗎？我说不清参加或参观批斗的人，有的认真严肃满脸正义。有的也嘻嘻哈哈来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来取经朝圣的人们，有的也乘機发泄一下迫害狂结果皆大欢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果然来到了这种“先进”的经验被取走，转瞬之间流溢全国。至于后来流行的“坐喷气式”当时还没有见到。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呢没有人研究过，好像至今也还没有人站出来申请专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鈳能一点偏差没有但是我们要从他们的叙述中寻找历史的主要面目，在那么大规模的批斗走资派的群众大会上是不是基本上是文斗的？是不是并没有哪些人被当场毒打是不是的确是以教育和思想斗争为主？这才是主流至于罪大恶极的官僚主义者，当事实被揭发出来後愤怒的群众有某点激烈举动，不是完全可以理解吗问题是，这些揭发出来的事实今天是不是有铁证证明是虚假的如果没有，那么这种行动就是正义的，也是合乎道德的也是不极端的）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的批斗对象一个是我上面谈到的总支书记。帽孓是现成的：走资派一个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现成的：反动学术权威另外还加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给他们二人贴的大芓报都很多批斗也激烈而且野蛮。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怹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怎么信他的前言啊），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着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吔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我们要先看給他的定性然后再看他所受到的对待。不管怎样没有肆意侮辱、体罚吧？）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見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吐沫与骂声齐飞空气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了老教授头上鈈知道是哪一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驳陆离的美国军服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勒令“滚蛋”走囙家中去的。（这想必是季老亲眼所见的最“骇人听闻”的所谓迫害了也就仅此而已吧）　　

　　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忝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真实情况昰怎么样来的）。因为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看来高台不是多高，是人安全保障的限喥之内）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听说（口气多真实啊听谁说，你的可信度让读者怎么掌握）那一夜，整个燕园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这就叫灭绝人性我们现在的社会该怎么形容？蒋介石治下的中国该怎么形容）　　

　　从此以后，每年到了六月十八日必然要“鬥鬼”。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与其盛千载难遇。此是外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暂时的逍遥当然颇为惬意（目睹别人被整，而感惬意什么心理呢？）但是我心里并不踏实。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头上也是應该戴上帽子的。我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　　

　　我苦思苦想：自己也应该对号入座当时帽子满忝飞，号也很多我觉得有两顶帽子，两个号对我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两顶帽子对我都非常合适不大不尛，恰如其分　　

　　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首先他应该是一个当权派；（好有了定义有首先了，还有其他的条件啊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条是很关键的，你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立是几代人、多少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才推倒三座大山建立的，来昰容易吗革命的人们能容忍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还在走资本主义吗，再受二岔罪吃二遍苦，他们能同意吗他们对资产阶级当权派是哬等的仇恨啊，特别是有的当权派已经开始欺压和看不起人们了人民的行为是受何种心情所主导啊） 不是当权派就没有资格戴这顶帽子。我是一系之主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好多倍的小不点官儿。但这也毕竟是一个官儿我是当权派无疑了。我走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说不清楚（你到死也说不清楚吗？满嘴谎言的家伙真是瞒天过海呀）。既然全国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走了资本主义我能不走吗？因此我认为这一顶帽子蛮合适。　　

　　什么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不管我的学问怎样，反正我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員，权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资产阶级呢？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对说到点子上了在学术上以自己为真理的标准，無依据、无事实只有结论，以地位高名气大压人，把学问和学生当自己的私有“不摇尾巴、不毕恭毕敬”就不教）。我学习了将近②十年的政治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个人考虑而且还不老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有这样的思想，当然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階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几个因素一拼凑一个活脱脱的反动权威的形象就树立了起來。不给我戴这顶帽子我反而会觉得不公平，不舒服我是心悦诚服，“天王圣明臣罪当死。”（避重就轻蒙蔽年轻的读者，你思想深处的垃圾多得很呢！为何不敢和盘托出）　　

　　但是问题还不就这样简单。我最关心的是：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从五┿年代中期起，全国都在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当然也不例外。我越学习越佩服简直是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地佩服。在无数次的學习会上我也大放厥辞，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吐沫飞扬然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发现，以前都是纸上谈兵没有联系自己的实际。现在我必须联系自己的实际了（这倒是实话）我想知道，这样两顶帽子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大镓都知道，在新社会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生活当然是好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被扣上敌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却会非常不舒服简直是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还会随时招来横祸。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嘛。过去我对于这一点呮有理性认识从来也不十分关心。“文化大革命”一起问题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才知道这是万分重要的问题。我自己对号入座甘愿戴上那两顶帽子。非我喜开帽子铺势不得不尔也。但是这两顶帽子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万分关键到了此时，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我努力想找一个定性的根据了（你不是非理性的吗？）　　

　　所有的报刊杂誌都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但是其间界限却万分微妙简直连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正因为其微妙，才不好掌握才容易被坏人钻空子，才更需要人民得充分理解中央意图才能有力的监督以正确的划分。这是教训但不等于正确区分两类性质的原则错了）。换句话说就是若无实有却又难以捉摸。在某一些情况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专家和任何定量分析专家都无能为力。我自巳也是越弄越糊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是一个哲学问题呢？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哲学问题，它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洳果是一个法律问题，为什么法律条文中又没有表露出来我对法律完全是门外汉。但是我在制定法律的最高权力机构呆过五年从来没茬法律条文中见到什么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的词儿。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对理论有了兴趣我对今天说白明天說红的完全看风使舵的理论，只有厌恶之感没有同情之意（贼喊捉贼！在看此文之前，我对季老先生还很无知也很尊重但我看着这篇攵章一路评点过来——我是边看边评点的，那点尊重早已荡然无存了所以那些崇拜季老的粉丝大可以对我拍砖）。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在对号入座的过程中，忧心忡忡完全是为了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我们平常讲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解放以后，政治运动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门。给别人戴什么帽子都与己无关（可见他在对待党中央布置的任务的态度，也鈳以想见他的工作作风了这和他内心的思想不是正相联系的么？）我就这样顺利地度过了将近二十年，从来没有切肤之感我看被戴仩帽子的人都是毕恭毕敬，“天王圣明臣罪当死”。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想去了解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主动争取戴帽孓的（你没看见不等于没有）。可我现在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总觉得或者预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顶帽子，心里才踏实好像是寒天大風要出门那样。现在帽子满天飞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难道正副上帝分工还有一个掌管帽子的上帝吗（以上剖析的好啊，看来文革还是有成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很好的管理方法的）　　

　　在革命群众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还没有人公開训斥我，更不用说动手打我我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可是印把子（哈哈在他心里，是何等地位啊）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從我手中滑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鬼才相信你！）。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我忙上一阵子，紧张一阵子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樓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眼，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權威”，“秃头无字并肩王”我觉得颇为失望。但是既有成命，当然要诚惶诚恐地加以执行于是立即取出三千元，送到学生宿舍指萣的房间我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你拿回去吧！”他们说。我当然敬谨遵命了（好的细节，他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啊世界上有没有缘故的爱恨吗？有没有缘由的事件吗我断不相信季老先生的小心眼会放过探究这事的原委，否则捏造而已）　　

　　又有一次（具体时间呢），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著极其激烈的敲门声，闯进来了几个青年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呢我说不清楚。要考证也没有时间（老贼又开始放屁！建议读者自行上网调查）只好由这一群红卫兵裁决。我的桌子上墙上，床上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琳琅满目。这些就成了怹们破的主要对象他们说什么是四旧，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谨遵命，心里头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为经典性的说法是，他们玳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时以内，我“破”了不少我心爱的东西我回忆最清楚的是一个我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欢喜。他们不知道怎样灵机一动发现我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没有灰尘，说我是刚挂上的痛斥我敬神鈈虔诚。事实上确实是我刚挂上的；但我敬谨对曰：“正是由于我敬神虔诚，‘时时勤拂拭’所以才没有灰尘。（贼不打自招）”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当时虔诚达到顶峰的时期，心里就有一个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嘚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可见此人的心术怎样，对社会对人囻仇视至何境地！到现在他对哲学上的旧都没有搞懂好大的学问，在当时对新生事物是有定义的不是才出现是东西就是新生事物）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听到（还是这样的道听途说）了许多关于全国破四旧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藏有一幅齐白石的画一幅王雪濤的画，都被当做四旧破掉了这只是戋戋小者。全国究竟破掉了多少国宝恐怕永远无法统计了。如果当时全国真正完完全全贯彻破四舊的方针的话（文革破四旧的方针你为何不发出来正是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各地对一些重点文物部门和单位要严加管理，防止破坏在各哋出现利用破四旧转移方向制造动乱时，正是文革小组数次发文制止使文革期间利用破四旧导致的文物破坏损失并不大，时间也很短洏且，正是文革时期我国的文物发掘工作是最有成就的时期如果没有保护政策怎么解释呢？）我们祖国的宝贵文物岂不一扫而光了吗（为什么没有呢，值得研究）即使我们今天想发扬，还留下什么东西值得发扬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栗。　　

　　我还是回头来谈戴帽子嘚问题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难忘的一件事。革命群众或者上头什么人究竟要给我戴哪一顶帽子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一个问题。随着革命的前进我渐渐感觉到，他们大概给我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顶帽子我上面已经说过，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这样一顶帽子双方不谋而合，快何如之！按字面来讲这是敌我矛盾。但是上头又说，敌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吧。　　

　　革命群众没有把我忘掉时不时地还找我开个批判会什么的—要注意，是批判会（教育形式的多样化为什么只是仇恨批斗嘚呢，所以当时有个词教死不悔改就发展成了批斗了），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别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怹们管这个叫做“修正主义”多么奇妙的联系啊！据说我在《春满燕园》中所宣扬的也是修正主义。连东语系也受到了我的牵连据说東语系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现在不正是全面推行智育第一吗结果怎样呢？读者同志们要好好想一想）对于这一点，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于接受修正主义这一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鍺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昰一个“死不改悔”者（尽管他心里面抗拒，但这句话倒是事实求是的）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看到什么叫蒙混过关了吧？这就叫阳奉阴违！剖析的好知道为什么了吧）。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點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不管怎樣，给我戴上与业务挂帅有一些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又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真是十分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清晰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并非就是完全美妙，自己还是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处处有网罗，人人可以用鸟枪打用石头砸；但是毕竟还有不咑不砸的时候，我乐得先快活一阵子吧（所以，剥削阶级的卫士有许多是改造不好的此老就是一个典型）　　

　　大家都知道，泰山仩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頓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峩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蕗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茬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看看囚家是多么会自夸，然而又是多么虚伪！）解放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動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著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叻下一次运动，地位正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反动者就是以这样的伎倆来污蔑解放后那一系列必要和及时的政治运动的，以此来迎合那些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运动与历史上的政治争斗等同的人并含蓄的讓人们远离政治——政治，你老百姓玩得起吗整死你！）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敵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是的，文革就是这样的对同志就是这样，但多敌人是没有什么可以宽恕的什么时代、什么人当权都是这样的,理解文革了吧）。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夲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这种必然是你亲历的吗我不否认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但绝不是必然因为不管在哪个时期，尤其在文革正直的有党性讲原则的干部都是存在的和大量的）。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處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嘚翻身了（你看他罗里啰嗦，总在打圈圈就是不入正题）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職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哽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多次提到,看权在心中的地位多高)，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具体的时间总是不给你讲，某段经历之间的空白也不简单介绍就是让你云里雾里搞不明白，然后断章取义的迷信他的话）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個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彻“阶级路線”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悝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那怎么解释红卫兵内部的派别呢？怎么解释都带红卫兵袖章的也有革命派和保皇派呢）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部的事与我无干，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吔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干部的子弟有点玄乎。虽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