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推动其逐步走向强盛的动力之一。但在对这种殖民扩张的维度和广度的认识与评估上，人们则过多的集中于英国在 大西洋及其彼岸美洲大陆的海外殖民活动，而对其在近在咫尺的爱尔兰岛所进行殖民扩 张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更未将这种殖民活动提高到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层面来予以认识。其实，近代早期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构成了一个与其海外殖民扩张并行的历史过 程。本文试图通过就英国对爱尔兰征服与殖民的过程及作用的分析，对爱尔兰在近代早 期英国殖民扩张过程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审视；同时，对爱尔兰殖民化与此时不列颠社会的整体变革之间的关系也予以一定的关照。

　　一、近代早期英国对爱尔兰的再征服

　　不列颠诸岛之间的历史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又错综复杂。11世纪末时，英格兰与爱尔 兰基本属于两个并行发展的独立历史单位。从12世纪始，英国封建贵族开始了对爱尔兰的征服战争。自12世纪下半叶起，英王凭借强大的军事武装和罗马教廷的支持，在封建 法理上成为爱尔兰的最高宗主(The Lord of Ireland)。自安茹王朝始，英国历代王朝 均派出总督(Lord Lieutenant)代表国王行使统治权。然而中世纪时代，英国并未完成 对爱尔兰岛的全部占领，只是在有限范围内确立起直接统治。英国所直接控制的地区，仅限于以都柏林为中心的所谓的直辖区(Pale)，其整体空间面积随着时局的变化，时大 时小。15、16世纪之交，由于种种缘故，英国在爱尔兰统治陷入严重危机，数百年的殖民成就濒于毁灭的边缘。

　　近代早期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与殖民是中世纪盎格鲁—英格兰贵族对爱尔兰征服的继续。其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即16世纪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征服，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与护国政府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和18世纪不列颠帝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剥夺。

　　都铎王朝之初，爱尔兰“一直是反对新兴都铎王朝的舞台”[1](pp.280-282)。英王亨 利七世鉴于当时局势，命爱尔兰大贵族基尔台伯爵为总督，目的是稳定局势。一俟天下 大定，他才着手恢复在爱尔兰的统治。1494年，波伊宁兹爵士以代总督(Lord Deputy) 的身份来到爱尔兰，主持召开爱尔兰议会，通过各种旨在恢复英国统治的法律法规，规定英国的一切重要法令，在爱尔兰同样有效；爱尔兰议会可以制定法律，但英王才是爱 尔兰的最高权威，他对爱尔兰议会的决定拥有否决权。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波伊宁兹 法律”(Poynings' Law)[2](pp.83-87)。然而，这一法律所具有的意义仅保留在纸面上 。当时英国对爱尔兰的有效统治仍限于“直辖区”的范围之内。甚至不久之后，代总督一职又落到基尔台伯爵家族的手中。

　　亨利八世在对爱尔兰扩张上取得了一定的作为。他先是派遣英国官员取代基尔台伯爵，出任总督；而后实行“先缴再赐”的政策，以彰显一切土地所有权都归英王所有的封 主权威；同时，还将他在英格兰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爱尔兰普遍展开，从而使爱尔兰 社会发生了剧烈动荡。信仰天主教的“大多数爱尔兰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教皇的一个采邑，只是因为教皇阿德里安的赐予，才让英王来统治的”[1](p.306)。1540年，为了破除这种“愚蠢的见解”，英国驻爱尔兰总督建议亨利八世在爱尔兰应用国王尊衔。翌年 6月，爱尔兰议会召开，尊奉亨利为爱尔兰国王(The King of Ireland)[1](p.317)。从 此，爱尔兰便由以往英王的一块领地，变成了一个王国，只不过其国王由英王兼任而已。英、爱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向爱尔兰派遣了“爱尔兰的土地测量总监和土地没收长官”，并把东北的当郡的一片肥沃的土地赐给一位英国军官，日后，此地就成了英国人在厄尔 斯特的立足点。玛丽女王在位期间，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进一步由都柏林附近的“直辖 区”向内地累克斯、奥法利、克兰马利尔等地扩展。“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没收，整批整批的本地领主被剥夺财产，至于普通老百姓，那就更不用说了。哪怕都铎王朝再专制暴 虐些，这种事情也是不会在英格兰发生的；可是在爱尔兰，这种情况——却屡见不鲜— —所有本地地主被褫夺公权，接着便是向这些地区移殖英籍的受赐人。就这样，‘没收 ’与‘殖民’分头并进，双管齐下”[1](p.327-328)。结果使英格兰与爱尔兰的矛盾逐 步激化。

　　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在对待爱尔兰问题上，她坚定地秉持其父王的强硬政策，强制推行“王权至尊法案”和“信仰划一法案”；继续推行“先缴再赐”的政策，进 一步削弱封建领主制度，扩大直隶于总督的“省郡制”的范围；加快使爱尔兰英格兰化 的进程，使英国法律在爱尔兰全境畅通无阻；以英格兰的风尚代替爱尔兰的习俗。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使爱尔兰普通民众，特别是领主贵族阶层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各种矛盾交织的结果就是爱尔兰人的反叛、暴乱、起义连连爆发。1569—1573年间， 芒斯特地区爆发起义，1572年，康诺特爆发“反叛”，1579年，克里郡爆发天主教徒大 起义。及至1594年，在厄尔斯特爆发由北方枭雄休·奥尼尔领导，有众多贵族、领主和 广大民众参加的大起义。这是一次规模浩大，旷日持久(1594—1603年)的战争，也是爱尔兰人在中世纪时代对英国征服侵略的最后一次大反抗，史称“九年战争”。面对这些 反抗起义，伊丽莎白调集重兵，进行血腥镇压。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安德森对此评论到 ：“伊丽莎白时代的扩张主义无力与欧陆主要王朝国家进行正面对抗，就将大批军队投入对爱尔兰贫穷、落后的氏族社会的征战之中”，从而创建了“一项重大的武功。”[3 ](p.129)休·奥尼尔起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历经500余年的征服战争，英国终于第一 次将整个爱尔兰岛全面的置于自己直接统治之下；而且促进了厄尔斯特和芒斯特两个地 区的殖民化进程[4](p.132)。从此，英国地主、商人和各类殖民者蜂拥而入，垦殖规模 开始加大，拉开了英国对爱尔兰新一轮殖民的大幕。自芒斯特叛乱爆发之后，殖民便成为贯彻王室朝廷政策的主要工具，私人殖民活动也被用于服务国家的目的。1585年，英 国宣布了一个计划，其目的是在芒斯特地区所没收的地产上，重建一个新的东南英格兰世界。伊丽莎白女王将大片土地，以4000—12000英亩的规模，赐给了35名英国领主(和 大约20000名士兵)，这些人发誓要将英格兰的殖民者引入芒斯特，要在此地实行英格兰 式的农业耕作方式。到16世纪末，大约有12000名殖民者在此地从事农耕[4](p.138)。

　　17世纪初，在前朝对爱尔兰征服统治的基础上，斯图亚特王朝一方面不断加大对爱尔兰的控制力度，使“整个爱尔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了郡制，英国的郡长、巡回陪 审官、陪审团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英国法律、土地租佃制和地方行政机构在全国出现了 ”[1](p.420)。使英国王室几百年以来对爱尔兰的古老的领主式统治，转化为更为直接 和广泛的法律、行政及经济统治[5](p.44)。另一方面，继续扩展对爱尔兰的殖民。詹 姆士一世认为：通过对爱尔兰的移民开发，可使爱尔兰人得以驯服，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开化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将其中的野蛮、倔强的东西连根拔出，彻底清除，并在 这块土地上播种文明[6](p.261)。斯图亚特王朝的殖民活动仍主要集中在厄尔斯特和芒斯特两个地区。1609—1610年，爱尔兰总督颁布“殖民地条例”，规定将厄尔斯特的50 万英亩良田赐给殖民者。这个“殖民地条例”奠定了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对厄尔斯特殖 民的基本框架。当时英国人的殖民活动不仅限于对土地的剥夺与占有，还有兴建城市、开办学校、推行国教以及大规模移民等众多方面的内容。伦敦大商人们对此尤为热中， 十二家伦敦大公司以巨款从英王手中购得克耳伦与德里两城之间的大片土地。同时，早 已对爱尔兰垂涎已久的苏格兰人，也在此时加紧了在爱尔兰的殖民活动。如詹姆士·汉密尔顿和休·蒙哥马利两位冒险家就在当郡和贝尔法斯特附近，以卑鄙的手段建立起一 个苏格兰人殖民地。而在对爱尔兰的殖民过程中，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沆瀣一气，相互 勾结，逐渐促成了“不列颠人”(British)这一称谓的出现。

　　1632年，查理一世选用托马斯·温特沃思出任爱尔兰代总督，1639年升其为总督，并 赐封为斯特拉福德伯爵。此人在任期间，清查土地，强制推行国教，压制本地羊毛工业 发展、大力开辟新殖民地、建立军队，增加税收，任意罚没、搜刮民财，甚至对新近迁入的殖民者也不放过，“使这个岛屿第一次成为国家有用的收入来源”[3](p.138)。16 36年，在向英王述职时，他炫耀自己不仅资助教会、偿还债务，还向英王提供了5万英镑的余款。1641年，不列颠岛政治局势动荡。10月23日，史称“爱尔兰天主教大起义” 首先在厄尔斯特爆发。在两天之内，爱尔兰人便将厄尔斯特中部大部分地区置于自己的 控制之下[5](p.55)。起义烽火迅速燃遍整个爱尔兰岛，爱尔兰人痛击不列颠殖民者， “总共杀掉了将近一万人。”然而，这一数字在英国却被夸大了许多[1](p.461)。耐人 寻味的是，大批老英格兰人也参与到这场起义之中。这是由于共同面对新殖民者的统治 与压迫，爱尔兰人与老一代英格兰人逐渐地走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由盖尔人和老一代英国人混合组成的爱尔兰民族”[7](p.466)，加之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与新殖民统治者 所信奉的基督新教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从而使得这场起义具有争取政治、经济和宗教独立的民族起义色彩和性质。爱尔兰起义的爆发，对当时不列颠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查理一世企图寻求苏格兰人的力量将其迅速的镇压下去；长期议会也于1642年2月迅速 通过了一个名为“冒险家法令”(Adventurers' Act)，筹措军费，组织军队，镇压爱尔 兰叛乱。当时，共有1533名“冒险家”自愿出钱资助对爱尔兰的征服战争。为此，英国大约投入了3.5万人的兵力[8](pp.140-41)。双方多次拼杀，互有胜负，军事上形成对峙状态。然而在奥利弗·克伦威尔于1649年8月15日率领精锐的新模范军登上爱尔兰岛 之后，这场起义便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爱尔兰土地更大规模的剥 夺、侵占和极为残暴的清算。

　　克伦威尔把整个爱尔兰分成两部分，除了克累尔郡和康诺特省以外，其他所有省郡全部没收，以满足“冒险家们”土地要求和补足英军官兵们的欠饷[7](p.480)。这场土地 重新分配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牵连人口之多为英国对爱尔兰殖民史上前所未有。它对于爱尔兰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民族劫难。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对英国统治阶级也是 一个繁杂而沉重的工作。17世纪50年代，英国议会试图将36000人移入爱尔兰，而被列 入没收名单的爱尔兰人达8万人之多，其土地、财产又分布在广大的地区。从而“导致 了一个规模庞大又极其复杂的行政管理和技术上的难题的产生。——这个由审判罪犯、验明测量、安置处理被罚没财产的工作过程本身，就吸引了不少英格兰人前往爱尔兰。 ”[8](pp.310-311)但是最终在爱尔兰定居的英格兰人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多。因为那些来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的个体士兵、低级军官以及平民投资者们中的大部分人， 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他们中的一些人，连自己手中的土地产权证上的地产究竟位于何 处，也不清楚，故而开始将其出售，换成现金。而那些具有心计的和有钱的人士则大肆买进这些土地凭证。到17世纪70年代，政府对此进行了盘点。结果，共有8000人真正获 得了财产。因而，那个计划为36000人的规划一下子缩减到仅有8000人左右。其中，平 民冒险家由1533人减至最多为500人；军人减至7500人左右[8](pp.140-141)。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继续推行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据统计，爱尔兰在1672年 共有“良田”1200万英亩，新来的克伦威尔党人殖民者就占去其中的450万英亩，天主 教徒只占有350万英亩，其余部分则为早来的新教徒所有。即爱尔兰人占有田亩总量的2 9%。而据另外一位学者的统计，天主教教徒在爱尔兰所拥有土地的比例由1641年的61% ，下降到1688年的22%[9](p.195)。此外，英国还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爱尔兰商业、工业发展的经济法令，如“爱尔兰牲畜法令”和“航海条例”等。在政治上，信奉天主教的 爱尔兰人更是悲惨凄惶，几无任何社会政治权利可言。英国政治家们始终将爱尔兰的天 主教徒视作为一种潜在的敌对的政治势力。17世纪80年代末，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在英国 遭到新教贵族集团的顽强抵抗。1688年11月5日，英国上层统治集团逼迫詹姆士二世下台，迎奉他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荷兰的执政奥伦治的威廉继承英国王位，是为 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不甘失败的詹姆士二世先是亡命法国，尔后于1689年又来 到爱尔兰，意图借助此地为重返英格兰。爱尔兰的大贵族和相当多的一部分民众怀抱着 借此机遇恢复天主教信仰的幻想，对詹姆士二世予以支持。威廉率领数万雇佣军杀入爱尔兰，爆发了史称“爱尔兰的威廉战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彻底粉碎斯图亚特王朝再 次复辟的梦想，同时，又将其作为对爱尔兰进行新的一轮剥夺的机会。正如一位新教徒 十分欣喜地所说的那样：“这可以使那些已经有地产的新教教徒获得更多的土地，也可使那些没有土地的新教徒获得土地”[10](p.310)。

　　二、爱尔兰在近代英国殖民扩张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殖民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中世纪殖民与近代殖民在内涵和意义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随着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次征 服，它又成为近代英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殖民地。因此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爱尔 兰而非美洲才是英国近代殖民主义的滥觞之地。正如拉尔夫·戴维斯所说：“早在美洲殖民之前，英格兰人就已跨过爱尔兰海开始其殖民事业了——16世纪60、70年代，英王 就已着手在爱尔兰建立殖民地，其殖民者主要为退伍的军人，其地点主要集中在都柏林 直辖区的边缘地带和厄尔斯特地区。始初，这种殖民的动机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但自15 82年始，殖民事业便落入那些企图从此获得利润的私人企化家的手中，其规模迅速地扩 大了。这些英格兰人的典型代表——地产主、农场主和手工工匠定居在芒斯特和厄尔斯特，他们欲创造出与其故乡完全一样的各种社会。一浪接着一浪的爱尔兰殖民狂潮延续 了半个世纪，其势头远远超过了对美洲的殖民。”[11](p.80)不列颠帝国早期史权威尼古拉斯·坎尼认为，在爱尔兰，无论是政府资助的还是私人的，殖民事业所取得的进展 都要比在北美的殖民活动快的多。到1641年时，似乎大约有10万人从不列颠移往爱尔兰 (其中包括3万苏格兰人，他们大多移往厄尔斯特，迁入爱尔兰的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的数量为7万人)——而跨洋过海迁往北美地区的人口数量则与此形成明显的反差，到1638 年时，在马萨诸塞地区的移民数量仅为6000人，而在弗吉尼亚，到1640年时，移民数量 才8000人。同样重要的是，与新英格兰的移民相比，在爱尔兰的定居者在生产技能上要更为熟练一些，而且生活的也更好一些[12](pp.60-79)。1998年出版的《牛津不列颠帝国史》总主编罗杰·刘易斯教授也明确指出：“在18世纪以前，爱尔兰人在很大程度上 只是一个被殖民的民族，而非一个殖民的民族。盎格鲁——苏格兰人在爱尔兰岛殖民所获取的人力和财富资源要远远大于任何跨洋的殖民活动的所得。无论在规模和环境上存 在着多大的差别，在当时人的眼里，是去爱尔兰还是往美洲进行‘垦荒’或‘定居’都 被视为是相差无几的一回事”[13](p.viii)。

　　第二，爱尔兰在不列颠海外殖民活动中又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把近代英国殖民活动视作为一种长期连续的历史过程并加以详尽的考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在静态的类型划 分上，还是动态的过程运行上，对爱尔兰的殖民与英国在北美、非洲、南亚等地的殖民 都有诸多的不同特征。

　　由于历史、地理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缘故，英国与爱尔兰之间早就发生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在相当漫长的历程中，这种关系先后经历了中世纪与近代两种形态。在本文 前述的内容中，可以发现英国自16世纪开始的对爱尔兰重新征服实际上具有把爱尔兰从中世纪形态下的殖民地转换、发展成近代形态殖民地的意义。英国在不断完成自身社会 转变的同时，还要不断更新对爱尔兰的传统关系。而这种现象在英国对其它地区的征服 与殖民过程中是从不曾有过的。此外，近代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所面对的对象与环境并非如美洲、非洲、亚洲那般特别陌生。特别是爱尔兰在不列颠政治空间整合中所具有的 作用与意义，是其它殖民地所不具备的。英国学者在研究英国近代殖民活动上曾提出过 一个“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虽然对爱尔兰的殖民与其他殖民活动在类型上有着某种差异，但二者之间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罗斯曾做过这样的论述：“这些岛屿(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统一，为横渡大西洋的伟大冲锋奠定了基础——注意，历史学家们很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那些 积极参与在爱尔兰南部拓殖殖民的人们——如汉弗莱·吉尔伯特、沃尔特·雷利、理查 德·格伦维尔——在弗吉尼亚创建第一批殖民地的拓殖活动中发挥出领导作用。爱尔兰似乎就是一幅为美洲而绘制的蓝图。”[14](p.88)戴维斯也说：“爱尔兰的殖民对美洲 的殖民也有一种积极的影响。它为在新的定居环境下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了某些经验，虽然将这些经验运用到美洲的具体环境中，有时或许也会起到误导的作用。可它们毕竟在 遇到困难时给人以自信。汉弗莱·吉尔伯特、沃尔特·雷利和乔治·皮克汉姆等早期有 在爱尔兰殖民履历的人，后来都成为领导美洲殖民的领袖人物。那种凭借自身的力量进行拓荒殖民的理念，是在爱尔兰大地上培育出来的种子，却在吉尔伯特1583年最后一次 未成功的美洲探险中提前开放出绚丽的花朵”[11](p.80)。当然，除了这些对爱尔兰在 不列颠殖民事业中积极作用的肯定与赞赏之外，也有人持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对爱尔兰 的殖民在整个殖民运动中尚有负面影响与作用的看法，如坎尼等人就认为，对爱尔兰的殖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甚至阻碍了英格兰、苏格兰对北美的殖民进程。因为这种 殖民活动过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大概可以把1641 年以前的厄尔斯特的移民社会看作是一个后来北美大陆殖民地社会的原型”，因为“苏 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在17世纪在厄尔斯特所获得的经历为第一个‘ 不列颠’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提供了实践的成功范例。在北美和后来不列颠帝国形成时期 所出现的各种不列颠的殖民地社会，与17世纪厄尔斯特的殖民地社会一样，都是在一个 特定的地域中由各种不同文化群体所组成的，其功能被设计成是一个由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所组成的，并由一小批英格兰商人或官员所控制的较大的殖

　　第三，爱尔兰日益成为不列颠向美洲殖民的主要人力资源输出地。随着时日的推移和局势的转变，爱尔兰对英国近代殖民过程的另一种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即爱尔兰日益成 为不列颠向美洲殖民的主要人力资源输出地。有一些英格兰、苏格兰的殖民者在爱尔兰 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殖民之后，又迁往北美地区，寻求更大的天地，如前文提及的沃尔特 ·雷利、汉弗莱·吉尔伯特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尔兰成为英格兰人、苏格兰 人迁往美洲的中转站。北美殖民地对劳力需求的不断增长，爱尔兰政治、经济及社会局 势的逐步恶化也使得爱尔兰人直接参与到向美洲移民的行列之中。此外，克伦威尔在残酷镇压爱尔兰起义之后，就曾把数千名爱尔兰老百姓解到西印度群岛，去当实际上的奴 隶。据一位学者研究，大体上可将迁往美洲的爱尔兰人分为三种类型：即对英国国教持 反对派的新教徒，如长老派和贵格会派教徒；以天主教教徒为主体的契约奴仆；和主要前往纽芬兰从事捕鱼业的季节性的短工[15](p.15)。其他一些学者对爱尔兰迁往美洲移 民的数量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他们认为17世纪时，前往美 洲移民是以英格兰人为主，而在18世纪，爱尔兰移民则分别超过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不列颠移民中的主体成分。

　　 1600—1780年 不列颠群岛移往美洲

　　爱尔兰参与到对美洲殖民活动当中，从客观上应当说对近代早期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是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但必须看到就爱尔兰人民本身而言，躲避英国残酷殖民统治， 寻求生路是其迁往美洲最主要的动因。这一点，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宣布独 立之后，爱尔兰人仍继续向北美移民，而且规模愈来愈大的趋势尤为明显。

　　第四，对爱尔兰的征服促成了英国近代早期新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通过暴力将爱尔兰置于残酷的统治之下，不仅推动了以英格兰为核心的不列颠政治空间一体化整合进 程的发展，更使英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拥有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形 成了新的发展格局。

　　自进入近代以后，英国对爱尔兰的经济掠夺和盘剥逐渐加剧。都铎王朝晚期所开始的殖民事业为后世历代王朝、历届政府对爱尔兰的剥削奠定了基调。殖民统治与经济剥夺 在近代早期英国对爱尔兰的关系中始终是一对孪生子。在所谓的“文明开化”、“传播 新教真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之下，则是贪婪而自私的经济动机。18世纪爱尔 兰著名思想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曾以辛辣的文笔嘲讽英国统治者和伦敦议会的政客是“ 用商店老板惟利是图的精神为别的民族制定法律”[7](p.570)。

　　爱尔兰的土壤、降雨、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当优越，十分适合农业、牧业生产。16世纪5 0年代，威尼斯的两位外交使节曾游历过爱尔兰。他们认为那里的气候较之英格兰更为温和，土地十分肥沃，倘若加以精心的耕作将会获得很好的收获。该地的商业相当繁荣 ：因为当地盛产皮革、呢绒、羊毛织品、金属制品和良种马匹[17](p.7)。如此富庶秀 美的土地，自然令英国统治阶级、地主、商人垂涎三尺。肥沃的土地始终是英国殖民者 所竭力夺占的主要财富，农牧业生产也自然成为其主要的经济剥削的领域。对此前文已多有涉及，不再赘述。而在工业和商业贸易等其它经济领域，英国殖民者同样显现出贪 婪自私的本性。早在1636年，斯特拉福伯爵就曾表明他的爱尔兰政策是：“我们不仅要设法让爱尔兰人富足起来，而且更要确保他们依赖于英王，使他们脱离我们之后就无法 生存下去”[7](p.457)。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从一开始阻止其发展成为一种纺织品贸易”，因为“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可能会以低于我们产品的价格打败我们，将我们从 纺织品贸易中驱逐出去”，而“只要他们不放弃自己的羊毛业，就必然会使其纺织业脱 离我们”；研究17世纪爱尔兰经济史的学者认为：“在法律上，爱尔兰的牧羊农场主和 羊毛商人都被禁止把他们的羊毛输往，除了英格兰以外的任何地方；因此，从法律上讲，英格兰是垄断性的买主，可以把价格压到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价位为止”[18](p.206) 。

　　16—18世纪，正是重商主义最受推崇的时代。英国经济迅速发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得益于其商业贸易兴隆发达。早期的不列颠帝国既是一个政治帝国，一个殖民帝国，更是一个商业帝国。在1672年，维廉·皮特爵士曾对在大西洋世界的商业扩展中爱尔兰 的前途作过一个美妙的预测，他写到：这个岛屿“正好位于同美洲新大陆的贸易通道上；而我们看到这种贸易正处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12](p.131)然而，这种“欣欣 向荣，蒸蒸日上”的贸易却套着一副沉重的枷锁，即“航海条例”。依据这一法律，爱尔兰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商品都被英国紧紧把持着，英国商人借此谋取高额利润。“‘ 对外贸易’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财富最主要的源泉，应当予以珍贵的保护和热心的维护； 殖民地贸易应该起到对母国的维护作用；然而，爱尔兰无论是被视为依附性的王国、内部殖民地，或者外国都被拒绝在‘英格兰帝国’的合格参加者行列之外。”[19](p.265 )其原因就在于，爱尔兰注定要被视为是英国商业贸易利益的竞争者；正如当时一位小册子作家所言：“我常常想，在对我们贸易构成竞争与挑战的对手中，爱尔兰是最具危 险性的一个。”[20](p.7)而斯威夫特则写到：“就我所见所闻，在古今历史上，向任何地方输出国产品的自由遭到剥夺的，唯独只有爱尔兰王国一个。我们在商务关键部门 的特权已被纯粹的实力优势剥夺得一干二净了”[7](p.570)。

　　在各种限制性和歧视性的法律下，爱尔兰的对外贸易其实就是与英格兰的贸易。爱尔兰输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殖民地的物品，主要集中为三类；即各种食品(腌制的牛肉、 猪肉和黄油)、呢绒(通常为价格便宜的克塞呢布)，以及人口(即闲散人员、罪犯和契约 奴仆)。1700年，英格兰占有爱尔兰出口贸易额的45%，1800年，上升为85%；与此同时，1700年，爱尔兰进口贸易的54%是来自英格兰，1800年时上升为79%[21](p.44)。在爱 尔兰从英格兰的进口货物中，有50%—60%，实际上是殖民地产品的转口，尤其是糖和烟 草——这些物品根据法律，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必须首先在不列颠上岸。1731—1775 年间，直接输往殖民地的物品仅占爱尔兰出口贸易总额的7%—9%，直接进口的殖民地物 品仅占爱尔兰总进口额的8%[20](p.37)。因而，在英国严厉控制与支配下，近代早期爱 尔兰的经济生产和商品贸易处于一种严重畸形的状态之中，不仅无法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反而成为英国的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输出地。

　　布罗代尔曾对16世纪以降，爱尔兰经济的畸形特征与殖民地性质做了极为精辟而精彩的论述。爱尔兰经济先后经历了“木材——炼铁”、“畜牧——屠宰”和“小麦出口” 等“周期”。可伐尽林木，发展炼铁业，是向英国供应生铁；荒废耕地，发展畜牧业， 是向英国输送肉制品；播种小麦，是为了供养英格兰人。正是凭借这些资源与劳动力，英国社会经济方能迅速的发展、顺利的变革，而爱尔兰却日益沦为“边鄙之地”。他所 引用的几段史料十分真切而珍贵，“克洛因主教列举爱尔兰每年输出的牛肉、猪肉、黄 油和奶酪的惊人数量之后，好奇地问到‘在一个食品如此充足的国家竟有一半居民沦为饿殍，这简直让一个外国人怎么可以理解’?——‘爱尔兰之所以能出口(小麦)，是因 为爱尔兰人多数并不消费小麦；输出的不是剩余产品，而是在其他各地区公认的必需品 。岛上四分之三的居民以土豆果腹，北部则用燕麦面烙饼或煮面糊。一个贫穷但是习惯节衣缩食的民族就这样供养另一个远比自己拥有更多天然财富的民族(英格兰)’”[22] (pp.426-429)。英国史学家希尔说：“与被当作奴隶贩卖的黑人一样，爱尔兰是保证大 不列颠取得世界霸权的那个体制的最大受害者。”[22](p.426)笔者认为，西方现代发 展化理论中所提出的“核心——边缘”和“依附发展”模式，在不列颠经济体系中表现 的最为明显，即形成了以英格兰为核心，以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为半边缘、边缘的发展格局。当然，随着时日的推移，不列颠经济体系中的这种“核心——边缘”之界限 也在逐渐调整，向外拓展，威尔士和苏格兰渐渐成为核心地区，但爱尔兰却始终处在边 缘地位。而这正是近现代爱尔兰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 [1][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上册[M].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1974.
• [3][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7][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下册[M].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1974.
• [22][法]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施康强、顾 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

王晋新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薛桂芬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