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包括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在内的“长三角”是传教士较早进入的地区，由此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拉丁文、葡萄牙文、法文等外文文献中就出现了“南京教区”这个宗教地理区域概念。也因此，天主教信仰在此区域特别是太湖流域内已有近400年的传播历史。近代上海开埠后，以上海为中心含括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教区”逐渐形成，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多有重合。“江南教区”后又在民国时期逐渐分化为南京、上海、安庆、蚌埠、芜湖、徐州等不同大小的教区，当时分别由不同国籍的耶稣会负责教务管理。

苏州天主教史中的“网船教友”

长久以来，长三角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因其水系发达、渔业资源丰富，拥有数量众多的渔民。而在江南天主教史的记载中，渔民也是天主教信众的重要群体来源，他们在教会史文献中被称作“网船教友”。这些“网船教友”活动在上海周边苏州、无锡等地的水系网络中，借助便捷的水上交通，将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融为了一体。

而其实，渔民并非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关注的重点人群，比如在作为明清来华传教士较早开拓的地区之一的苏州。利玛窦（1552—1610）可以说是在此活动的第一位传教士。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第一次进京未果的利玛窦南下来到苏州。他找到住在苏州附近丹阳的瞿汝夔（字太素，1549—？），此时的瞿氏与利玛窦相熟甚久，且已受洗入教。利玛窦于是请他协助在苏州开辟寓所。利玛窦此举虽未成功实施，但是他在南京建立了一所“会院”。此处所谓“会院”，大意是指耶稣会传教士在某地设立的留居处所，以为其在当地及周边地区的传教中心。

清初时期，又有潘国光（1607—1671）、贾谊睦（1603—1662）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苏州城内通关坊大街上建造了一座教堂。天主教在苏州地区的早期发展，主要依靠当地大家族的支持和维护，传教士选择苏州作为重点地区，也有对此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兴盛、交通便利等条件的考虑。这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时，以城市为中心的传教方式不无关系。而渔民并不是城市的主要居民，大多居住在水面上的渔船中以及远离城市靠近河湖的渔村。

随着天主教在苏州地区的教务发展，各种信众群体也逐渐形成。在这些宗教社群中，尤以城内居民信众形成的各种信仰团体为主。即便是雍正朝开始的“禁教”时期，苏州地区的天主教信仰依然没有中断。但到了晚清时期，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苏州城内富家多逃难至上海，各家财产损失严重，信众人数也随之大减。不过此时清廷也在逐渐弛禁天主教，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传教士也能较为公开地前往苏州等地活动了。同治八年（1869），在法国领事干涉下，当时江南教区的郎怀仁主教与上海兵备道应宝时办理交还堂产事宜，结果是在苏州设立了“北街公堂”。

北街成立天主教公堂后，又分设三个平信徒善会，分别是：圣母会、若瑟会、伯多禄会。根据《苏州教务考略》一书记载，这三个不同的善会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圣母会的主要成员为苏州城内的富户旧家，也有为官的，大约一百多人，各家族信教历史悠久；若瑟会主要由无锡、常州等地手工业者移民组成，人数约有一百三十余名，多是彼时新近信奉天主教的；而伯多禄会的成员是苏州城的“快船帮”，约有二百七十余人，他们的快船停泊在苏州城内或城附近之处，有在城西三十里浒墅关的，也有在城北三十里黄棣的。可见，以水运和渔业为生活来源的“快船帮”群体，在当时苏州天主教信众群体中人数相对众多。而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时局变动下，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1931年渔民信众摇船汇聚至佘山朝圣（张若谷《图画时报》1931年第754期）

1944年苏州“网船教友”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

晚清时期的苏州天主教渔民信众主要在杨家桥天主堂参加宗教活动。杨家桥天主堂也称“圣母七苦堂”，位于苏州阊门外，是苏州地区建筑最为华丽壮观的天主教堂，所辖信众差不多全是渔民，1944年时约有五千名堂区信众人数。这座奉“圣母七苦”为主保的天主堂建成于1894年，之所以兴建是因此处渔民信众人数的增加，之所以能够建成也多出于这些渔民信众的合力所为。

1944年时正值杨家桥天主堂50周年的庆典。此时的苏州总铎区辖有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和嘉定小半县的地面，共分杨家桥、黎里、昆山、陆家浜、张泾、罟里村、常熟、大墅桥、鹿苑和直属总铎管辖的苏州本城的十个本堂区。除了陆家浜、张泾有副本堂神父助理，苏州有原中学有理学神父外，其余都属一位神父管理，总计有信众二万四千七百余名。除了一万余名岸上信众，其余都是像耶稣的宗徒伯多禄（拉丁文Petrus，英语Peter）一样捕鱼为业，俗称“网船教友”。

2020年1月修缮中的苏州杨家桥天主堂内景,整体院落具有园林色彩（笔者摄于2020年1月7日）

这些渔民天主教信众信仰虔诚，即便是在捕鱼作业的时候也“到处佩着一大串的圣牌十字，到处高声朗诵着各式经文，谁都不怕外教人讥笑”，遇有宗教节日时他们涉水“来到本堂，争先恐后的办神工，领圣体。早上望弥撒，晚上年公堂夜课，都是非常拥挤。圣母亭前，圣心像前，若瑟像前，三三两两，扶老携小，常来叩头跪拜。妇女如此，男子也如此；老年人如此，少年人也如此”（《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依旧通过以上宗教生活保存信仰虔诚。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天主教信仰群体受教育状况在他们信仰表现形式上所呈现出的特殊性。“网船教友”大多生活困难，受教育程度不高，“讲到教育，他们中也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几位神父，也有在徐汇中学肄业过的学生，更有不少陆家浜、张泾小学毕业的学生。所以某位神父来过瞻礼，听到了他们能唱追思大礼弥撒和圣体降福，他很稀奇，以为网船教友居然也能唱经，并且唱得不差。但他们中大多数不过经言学校毕业，他们能够念全堂响的已亡日课、谢天主经、受难始末、新问答等一切经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战事影响，在“米珠薪桂”生活难于维持的情况之下，渔民天主教信众的新生代，受教育的程度也趋于降低，很少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对经文多有接触。

1931年渔民信众摇船汇聚至佘山朝圣（张若谷《图画时报》1931年第754期）

在日常社会生活上，这些作为劳动阶层“网船教友”的经济状况称不上富裕，在抗战期间生活更为艰苦。“勤俭的渔民，虽然对于日常生活，只要做得动，没有灾患疾病，可以处之裕如。但一遇到婚丧喜事，小儿上学，那就很艰难了。上学的膳宿费，只收每天八合米的代价。富的网船有着油亮亮的大小船只，但哪里及到岸上人家场角上的一条牛，一部牛车，一堆稻，或一堆麦呢？”相较其他岸上职业的劳动群体，渔民除了财产积累难之外，还要面临其他意外因素，“渔民的苦，苦在不能积蓄。五斗米放在船上，就有充公的危险。几件整齐的衣服，就有被抢劫的忧患。存放一二万钞票，抄出就要倒霉”，为了改变自身经济条件，“现在若干渔民，也有买田的。但岸上人种到船上人的田，算进了便宜货，不肯还相当的租价。渔民受到了欺负，论千论万的票子被诈去，大鱼大蟹，送人家享用，毫无一些保障，真是言之心痛”。虽然处境艰难，为了生存，渔民仍旧必须开船到江河中捕鱼，到市镇上卖鱼。积蓄不多，苦处不少。

经济生活的贫苦和艰难，并未减弱他们宗教生活的热情。在教会史文献中，这些渔民信众在贡献财物建设教堂、校舍、募捐上都很积极，有过于“岸上教友”。这种宗教虔诚和热情无疑支持了抗日战争时期天主教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无怪乎有教会人士在彼时记载说：“所以我们在这上无津贴、费用浩繁的年头，教务得继续进行，实靠着他们的慷慨。”

应当注意到，渔民天主信众的宗教生活是有组织性的社会化行为。在科层结构上，“会长”、“领班员”是各团体的领袖人物。各地渔民信众组成了不同的宗教善会，比如在陆家浜（现昆山境内）的所有“网船教友“，共分为四会：在陆家浜附近捕鱼的一千人为雅各伯会；在安亭、南翔一带的一千人为安德肋会；在甪泽、张浦一带的为多默会；在巴城、周墅一带的为伯多禄会。每会各设正副会长三四人，会长下面分设一二十位领班员。这些领班员的多少，要看各会人员数量的多少而定。比如，昆山的若瑟会在青浦有二十多多条船，设有三位领班员，而在朱家角的船少，只有一位领班员。通过这种组织架构，本堂神父的意志经由各会会长、各个领班员传达下去。如此这般，每只船上无论是家务还是教务，一切情形都由各会长领班员向本堂神父转述请示。这也就解释了以下现象产生的原因：“数千网船教友，平时分散数百里之外，神父却能管理他们，能知道他们的行为，能判断他们的曲直，逢到会期聚船，能知道某只船的不到。”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观点，随着宗教群体规模的扩大，各方面的协调日益复杂，作为社会组织的天主教不可避免的出现“科层制”。不过天主教会的科层制在“网船教友”中体现了地方化处境的特色。渔民群体传统上就有行业帮会的形式，以维系互相之间的利益，解决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协调内部矛盾。而天主教的科层制与渔民群体的社会组织形式相结合，不仅在宗教生活上也在社会生活上都保证了这个群体的稳定。

根据《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一文的介绍，彼时苏州地区约十分之七的网船属于天主教渔民信众，在渔业市场上势力颇大，但在做生意上组织不多。因而遇到一些的大的宗教节期如复活节、圣诞节时，各个会口的网船多会停止营业，鱼市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有着浓厚的宗教因素介入。在子女教育上，渔民天主教徒的子女多由教会提供教育，学习经文；在婚姻上，他们为子女定亲很早，“神父们三令五申的劝谕，他们别的都肯接受，只有这条命令不肯接受，他们的理由，以为小儿年纪大了，是极难攀亲”。很显然，地方婚俗又与天主教教理在婚姻上的指导产生了冲突和调和。

宗教因素在“网船教友”婚姻生活上的介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结婚年龄的要求，“若二十岁以外的姑娘，还没有出嫁，要受到本堂神父的严重申斥”；②婚礼消费的节约，“昆山船小盘四百元，大盘六百元。婚配时男家为新娘当做棉袄、夹袄、绸裙、绸裤，和一套出客衬里短衫裤。男家假使宽裕而多备些，是许可的，但女家越格的要求，是不准的。他处或以衣服为标准，或以米为标准，大同小异”；③婚姻与宗教义理考察，“婚配前至少二会期，当报告本堂神父注册考道理，否则必得罚款”，以此来坚固他们对天主教婚配圣事相关教理教义的认知；④婚礼与宗教礼仪的结合，“至于婚配后过船礼，各处都有不同。但是向船上所供圣像跪拜，向公婆叩头，由媒人亲族授受包裹嫁妆，是一律的”。神职人员对渔民信众婚姻生活的指导，宗教本质上是出于天主教教理的要求，实际操作上则包括了宗教教义与当地民俗的融合。这既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虔诚，也规范了社会习俗中的婚姻行为，且对革除旧习俗中的陋习亦有益处，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这种融合也体现在普通信众的丧礼之上。“死了人，吊孝，着白，吃豆腐，与岸上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坟地，喜欢买在山上。苏州白毛涧山上，常熟虞山上，都有他们的坟地。现在出进不便，所以当地买坟地下葬的，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为亡者祈求，他们总喜热闹。全夜的通功已亡，全堂彩的追思弥撒，……。不过这些礼节，必须等到在会期时举行，所以本堂神父每有一时难于接受之慨。”（以上引文参见《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

透过以上梳理，可见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因素渗透到苏州地区“网船教友”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了他们社会组织结构、教育、婚姻等，在一些风俗习惯上则体现出教义教理以及宗教礼仪与本地风俗的融合。

抗日战争时期青浦地区“网船教友”的社会生活

前文考察了1944年苏州地区“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之大概，虽已涉及日本侵略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但具体情况并不明晰。1946年的《圣心报》有一篇文章，题名为《座谈会：抗战八年中网船教友的生活》，参照此文，或可还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周边地区“网船教友”生活的实际情形。此次“座谈会”召开地点为“江苏青浦县泰来桥”，访问日期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12月27日，讲述者为泰来桥12名“网船教友”，列席者为《圣心报》主任司铎（也即神父）、泰来桥本堂司铎。根据教会史料，时任《圣心报》主编应为王昌祉神父，而泰来桥本堂神父或为朱似兰。

青浦泰来桥天主堂于1927年奠基，此处年长信众以前也多以打鱼为业（笔者摄于2019年12月14日）

“座谈会”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天主教信众所过的第一次圣诞瞻礼，《圣心报》主任来此帮忙目睹2000余名渔民信众的热心情形，因而想请他们讲述下八年抗战中的生活状况。

第一位讲述者名为潘福兴。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渔民天主教徒的生活也跟着国家命运一起发生动荡。据潘福兴讲述，随着日军侵略脚步加快，他们被迫逃离居住地，在逃难路上，又遇到国民党军队征用渔船。在周庄躲了一阵后，转到重固恢复渔业生产，作为“天主教办事人”的潘福兴和他的“教友”们，又受到汉奸组织的欺压和盘剥，让他们捐钱来养活500多人。可见，抗日战争期间的渔民遭受到来自各种势力的压迫。

第二位讲述者吴康成的经历则更为惨痛。1937年10月战事正紧时，他本在青浦白鹤港捕蟹，同行20多只渔船被国军征用运兵到昆山，日军随后带着小钢炮追赶，正好国军已上岸。日军随后征用他们的船只运送了3000多名敌兵摆渡过吴淞江。当天晚间国军不知前线情形，自西面坐船而来，全被日军杀死，场面惨烈。日军又强拉20多名渔民做壮丁。吴康成没被拉去，但是其68岁的父亲被拉去扛米。一天一夜后放回，其父在船上待过一天后即“力尽而死”。战事的兴起直接影响到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为普通国民也无可避免的卷入了战争的漩涡。

第三位讲述者戴保田不是渔民，但是以船替人家运米来谋生的。1937年时，他在角里遇到一名醉了酒的日本兵。日本兵拦住他，强说他是“支那兵”，装弹上枪作势要打死他。戴保田无路可逃，只得依靠宗教信念发“痛悔”等候被枪毙。幸而一名日军军官叫停了醉酒日兵。戴保田回到船上，吓得神志不清，于是卖掉船，转移至徐家汇居住。不过两年后，钱用完了，他又不得不返回乡里重操旧业。

第四位讲述者周信成捕鱼抓蟹为生。1937年战事紧张时，正是蟹汛时期，周信成借了三百元在某处河港抓蟹，10月4日他不得不弃网而逃。10月6日逃至天仙湖，路上遇到金山县公安队长硬要登船让他载他们至角里，后又要他送至金泽、吴江。幸而青浦某渔行老板从中周旋，让公安队另乘他船离去。10月26日周信成回到泰来桥时，蟹汛已经过了。1938年他至浙江装鲤鱼行至乌镇，适遇日军轰炸，被逃散的国军抢去不少鲤鱼，行至嘉兴又被日军抢去四蒲鲤鱼。因日军的侵略，“网船教友”的渔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五位讲述人沈文平则控诉了日军乱杀无辜以及汉奸的丑恶嘴脸。1937年10月间，沈文平在崧泽村一带运送国军，被日军飞机发现用机关枪扫射，他的叔父被射死。1938年3月底，他外出捕鱼时，被日军抓住毒打，幸有“良民证”获释。另有一次在白鹤港，他遇到日军围攻游击队，幸而自身获得平安。不过，他也目睹了日本兵惨无人道地戳死了几名无“良民证”的普通“教友”。然而，更可恶的是汉奸的狠毒。沈文平因捕鱼与人发生矛盾，被诬“通游击队”，还被吃“汉奸饭”的重固商会会长“敲竹杠”敲去4万元，几乎破产。

透过沈文平的讲述，可以看见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日军侵略、汉奸压榨下的艰难时日。而对于这些“网船教友”来说，天主教信仰是支撑他们度过艰难时期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六位讲述者潘保禄，1937年9月底替福鑫公司装运60箱香烟至杭州。途中在马桥、泗泾一带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扫射，在泰来桥又遇到从松江方向来的敌兵，被抢去两箱香烟。敌兵问他们青浦城里有多少国军，他们谎称说有“很多”，日军由此害怕退回松江。潘保禄和其他渔民信众最终将剩余的58箱香烟运至杭州，被称赞“照良心做事，不但不乘着乱事把货物吞没，并且冒险如约送到”。潘保禄他们在杭州躲了两个月后，又回到角里。

“网船教友”的谋生手段使得其生活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直接却被动地参与到战争当中，这种困境也是中国老百姓遭受日本侵略下的生动写照。

第七位讲述者吴金顺1937年9月行船至昆山时，不仅遇到日军飞机轰炸，还遇到在竹园中放枪给敌机作暗号的汉奸。10月间，吴金顺妻子携几名家人摇小船至徐家汇避难。他则带着另一些家人分散开来，但在路上遇到国军散兵强令他摇船送至昆山。家人最后离散一月有余才得团聚，而他在抗战八年中遇到了多次敲诈和土匪抢劫，期间还被诬称游击队遭到日本兵拘禁，在沦陷期间吃了不少官司。抗战胜利后，河港出入往来自由，也就不用遭这些冤枉了。

最后一位讲述的吴文保则大概叙述了泰来桥地方“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大瞻礼”，除一次“清乡扫荡”外，基本能够平安举行。但在日常生活问题上则遇到较大困难。他举例说日军残酷搜刮军米，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1945年夏季时需要十几斤甚至二十斤鱼换一斗米，而抗战胜利后，三斤鱼即可换一斗米。

本堂神父最后总结道，泰来桥的“网船教友”在八年抗战期间，大概尚能保持宗教上的热心以及善良风化，多少受到日军与日伪组织的压迫和骚扰，“清乡扫荡”时期尤为严重。

通过这一口述史料，我们可以看见日本侵略时期战事带给“网船教友”生活和生产上的负面影响。他们经受的苦难，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缩影。

自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苏州、上海等地，是他们较早开拓传教事业的地区。虽历经雍乾时期的“禁教”政策，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和积淀，天主教信仰在此地区也有着坚实的信众基础。清末，清廷再次弛禁天主教，促成了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再次发展。在苏沪地区天主教史中，“网船教友”是重要的信仰群体构成，亦成为天主教传统在中国处境本土化的一个典范性的天主教信仰社群。

本文重点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周边地区“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透视了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故时，天主教教会信仰传统与中国本地处境相融合的细微情况。同时，也试图通过呈现一些少为人关注的历史资料，还原抗日战争时期“网船教友”作为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困苦境遇，以此了解这些个体在国家危难时的生存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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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册，《利玛窦全集》，罗渔译，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光启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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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红：《渔夫渔妇的信仰身份建构——以青浦渔民天主教徒为中心》，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第2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467—481页。

三、管理体制及神职人员

四、宗教活动、节日、礼仪

    解放前,全省共有天主教信3960人，教堂(点)8处，神职人员24人（其中外籍22人）。到1996年， 信徒达1770人，教堂(点)有11处，神职人员4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不断落实，我省先后批准开放了天主教堂4座：朝阳天主教堂、湟中黑咀天主教堂、大通城关天主教堂、互助大泉圣母教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积极做好对天主教地下势力的争取、团结、教育、转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1、认真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不断加强对神职人员的思想教育。经常在神职人员中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三自”爱国方针的教育，提高他们坚持“三自”方针的自觉性，帮助他们全面理解和领会党的宗教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和监督，不断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建立健全民管会组织，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经政府批准开放的天主教堂先后均成立了民主管理组织，并根据情况，适时予以调整和加强，坚持独立自主民主办教的方针，把品德好并有一定工作能力，在信教群众中反映较好的信徒选进民管会，提高民管会的整体管理水平，同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管理职能，在规范中开展教务活动。为了提高神职人员的文化素质和宗教学识，分别向神哲学院输送神学生。

    3、积极做好超前防范工作，抵制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

清宣统二年(1910)，甘肃甘北传教区派比利时神甫康国泰来西宁传教，在西宁南大街（今西宁市南大街解放市场）建立教堂。民国2年(1913)康国泰再度来到西宁，并从甘肃带来了3个天主教徒作为他的传教助手。到西宁后，又在原南大街教堂附近扩建教堂。此后，康国泰又在大通、湟中、互助、湟源等地传教，并在湟中鲁沙尔、毛尔茨沟、黑嘴尔，西宁彭家寨及湟源县城东街、塔湾等处设立教堂。民国15年(1926)去宁夏传教，再未回到青海。民国2年德籍神甫柯来思到乐都传教，并在县城东关设立碾伯天主堂，后又在洛巴沟、李家庄、汤官营设立分堂。民国11年(1922)波兰籍神甫齐国宾、德籍神甫薛爱德、孟明道等，首先在互助沙塘川甘家堡设立天主堂，后又在威远镇设立天主堂。此后，在大老虎沟、白崖、羊圈堡、新苑堡、总寨、桦林沟等处设立大小分堂7座。民国20年德籍神甫屈亨理在大通城关东街设立天主堂，后陆续在咕咕家、新添堡、陶家寨设立分堂。

天主教的传教方式，主要是利用开办医院、诊所，为人们看病，借机宣传宗教教义，吸收人们入教。民国18年，西宁南大街天主教堂在县门街（今西宁市人民街）开办了公教医院，占地约20亩，内设门诊部和住院部，分内科、外科、妇科，并设有育婴处。教会派来了4位德国籍修女作医师、护士。此外，在大通、乐都、互助、黑咀尔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对就诊病人收取一些医药费，支付不起的贫困者，酌情少收或免收，有的农民无钱看病，也可带些粮食、土豆来抵作医药费。教会还在西宁办了养老院、孤儿院等慈善事业。另外，教会还开办学校，广为吸收教徒子女入学，利用教育向少年儿童灌输宗教思想。民国9年，天主堂在西宁兵部街（今西宁市解放巷）开办了一所完全小学，名为西宁培英小学。教学课程与一般小学相同，设有语文、算术、美术、体育等，但另加宗教课《要理问答》，宣传天主教教义。教员都由天主教神甫、修士兼任，学生有200人左右。民国30年(1941)，马步芳勒令停办西宁培英小学，夏思德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给马步芳讲情，将培英小学改为圣经学院，专门从事神学教育，为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培养了神职人员，发展了一批教徒。在互助威远镇、甘家堡、白崖、小桦林，湟中黑咀尔，乐都李家庄、丁树庄等地也开设了教会学校，办了修女院（圣母永助会）。修女院有中国修女9名，年龄在22-23岁之间，收了11个15-18岁的女学生。西宁南大街天主教堂创办刊物《青海公教》，宣传天主教教义。

天主教自清宣统二年(1910)正式传入青海后，在统治阶级和外国教会的支持下，经过数十年的传播发展，到1949年，已形成了机构庞大，人力财力雄厚，制度健全的宗教组织体系。天主教在组织系统上比较紧密，各修会虽然国籍不同，但基本上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行动比较一致，教区之间都有比较长期固定的活动范围，较少互相干扰。经费由梵蒂冈罗马教廷供给。在教会发展方面，天主教以大量吸收教徒为主，施以一定的金钱收买，一般都是整个家庭入教，有的甚至全村人入教，还利用出租土地收买佃农入教。育婴堂对低价收购的婴儿和贫穷百姓送来的婴儿或弃婴给以领洗入教。

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天主教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清除了帝国主义的势力，摆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教会的控制。1953年，外籍主教夏思德、副主教德公望及神甫、修女等被人民政府驱逐出境，青海教务由甘肃籍神甫段文辉和青海籍神甫张文焕主持，段文辉为青海教区代理主教，张文焕为西宁南大街天主堂本堂神甫。1954年，召开青海天主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参加者有张文焕等20余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宗教房产，批准开放宗教活动场所。1984年，人民政府在朝阳寺台子村划拨土地2亩，拨款30万元，修建了新的天主教堂。至1995年底，人民政府先后批准开放了西宁朝阳天主教堂、大通城关天主教堂、湟中黑咀天主教堂、互助大泉圣母堂4座教堂，满足了信教群众宗教活动的需要。教徒主要分布在西宁、格尔木、大通、互助、湟中、乐都、平安等地，大多数在农村。

三、管理体制及神职人员

天主教会的管理体制是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或民主管理委员会，实行集体管理。堂务（民管）委员会由主教、神甫、修士、修女和教徒组成，制定有各项规章制度，负责教会宗教、行政事务。堂务（民管）委员会须经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天主教会内神职人员分主教、司铎（神甫）。

主教，是一个地区的天主教会首领，负责监护并发展其管辖区域内的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自新中国成立后摆脱罗马教廷控制，主教由教区的神甫、修士、修女和教徒代表选举产生，按教会传统请三名主教祝圣。

司铎（神甫），管理所属教堂教徒的宗教生活方面的事务，进行传教活动。可举行弥撒及除坚振礼和神品（现称圣秩）两件“圣事”以外的其它“圣事”。

四、宗教活动、节日、礼仪

主日礼拜，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相同，规定每个星期日为“主日”，在教堂集中进行崇拜活动。活动由神甫主持，除学习《圣经》、唱诗外，最主要的宗教活动是望弥撒。天主教除崇拜天主和耶稣基督外，还按等级对诸圣者保持特定崇拜，诸圣者中玛利亚享有最高地位，被奉为圣母。

祈祷，也称念经。所念的经有圣号经、天主经、圣母经、信经、悔罪经、望德经和爱德经。上述经文，根据不同“圣事”、“礼仪”而有不同的用法。另外，神职级别不同，念的经书、经文也有区别。如主教念的经，下级神职人员便没有资格念。

天主教的宗教节日，一般称瞻礼。主要有四大瞻礼：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

圣诞节，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教会规定每年公历12月25日举行庆祝活动。

复活节，以纪念耶稣的“复活”。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主日）为复活节。

圣神降临节，天主教重大节日之一。据《新约圣经》载，耶稣“复活”后第40日“升天”，第50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后开始传教。据此，教会规定每年复活节后第50日为圣神降临节，又称“五旬节”。

圣母升天节，为纪念传说中的“圣母荣召升天”，天主教在每年公历8月15日举行。

天主教礼仪（圣事）主要有7件：洗礼、坚振礼、忏悔礼、婚礼、终傅、神品、圣餐礼。

洗礼，又称“圣洗”，是天主教的一种入教仪式。按教会习惯，教徒在小孩出生后8天内就得受洗，有的在教堂举行，有的在家庭举行。

坚振礼，亦称“坚信礼”。入教者在领受过洗礼一定阶段后，再接受主教所行按手礼和敷油礼，谓可使“圣灵”降于其身，以坚定信仰，振奋人灵。

忏悔礼，亦称“告解”。认为是耶稣为赦免教徒在领洗后对“上帝”所犯诸罪，使他们重新获得上帝恩宠而亲自定立的。举行时，由教徒向神甫告明对“上帝”所犯的罪过，并表示忏悔；神甫对教徒所告诸罪，应守秘密，并指定应如何做补赎而为之赦罪。

    婚礼，教徒在教堂内举行，由神甫主礼，履行教会规定的礼仪后正式结为夫妻。仪式主要内容为：由神甫询问双方是否同意结为夫妻；在双方肯定回答后，主礼人诵念规定的祈祷经文，宣布“天主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并对结婚双方祝福。

终傅，意为终极（指临终时）敷擦“圣油”。在教徒病情垂危时，由神甫用经主教已祝圣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诵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借此可帮助受敷者忍受病痛，赦免罪过，安心去见上帝。

神品，亦称“圣秩”。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权力、职分的品级。天主教会的神品共7级，分为大品3级和小品4级。领受神品须通过主教祝圣仪式。

圣餐礼，天主教亦称“圣体”。为纪念耶稣受难日而举行的一种仪式。把特制的小面饼和葡萄酒由主礼的神甫在弥撒中作为耶稣的肉和血“祝圣”，教徒向神甫忏悔后，领圣体。据说教徒领了圣体后，就能和耶稣溶为一体，得到天主的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