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累懵了。懵是很合适的字。他整个人不仅像果冻一样软，也仿佛变得半透明了一样。温斯顿觉得如果自己举起手，仿佛就能看到光透过来。繁重的工作榨干了他的血液和淋巴液，只剩下神经、骨头和皮肤构成的脆弱结构。温斯顿的各个感官更敏感了。工作服压在身上，人行道硌疼了脚，就连手掌的开合都会让关节咯咯作响。

五天中，他工作了九十个小时。部里的其他人也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明天早上之前，温斯顿什么都不用做，没有任何党的工作需要完成。他可以在藏身之处待六个小时，之后还可以在自己的床上睡九个小时。在午后温和的阳光下，温斯顿沿着脏乎乎的路，一边不紧不慢地朝查林顿先生的店走去，一边观察巡逻队，但毫无来由地认为下午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来找麻烦。他每上一级台阶，沉甸甸的公文包就会碰到膝盖，使得温斯顿的大腿一阵阵发麻。公文包里装着那本书，它到温斯顿手里已经六天了，可温斯顿还没打开过，甚至一眼都没看。

仇恨周中的整整六天，都是游行、演讲、嘶喊、歌唱，四处都拉着横幅、贴着海报、放着电影、摆着蜡像，鼓声和号角不绝于耳，游行持续不断，坦克不停驶过，飞机轰鸣而至，枪声时时可闻，最后，顶峰时刻到来了。公众对欧亚国的仇恨可谓咬牙切齿，如果当天要被绞死的2000名欧亚国的战犯落在公众手中，肯定会被撕成碎片。可就在此时，通知来了，大洋国并未与欧亚国作战。大洋国的敌人是东亚国，而欧亚国是盟友。

当然，这种改变绝不会被承认。消息很突然，所有人都知道了：欧亚国不是敌人，东亚国才是。那时，温斯顿正在伦敦中心的广场游行。正值夜间，白色的脸庞随处可见，红色的旗帜铺天盖地。广场上聚集着几千人，还有大约一千名穿着特工队制服的学童占据了一个街区。红色的讲台上站着一位核心党的演讲人，他矮小瘦削，胳膊却长得不成比例，光秃秃的脑袋上只有几缕头发，正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个人像个侏儒怪，仇恨扭曲了他，只见他一手抓着话筒，另一只长在瘦瘦的胳膊上的大手正在头顶上张牙舞爪地挥来挥去。扩音器中传出来的声音沙哑刺耳，长篇大论地谈论着暴行、屠杀、驱逐、强奸、虐待俘虏、杀害平民、虚假宣传、无理侵略以及撕毁条约等。他说的这些让人们不得不信服，不得不愤怒。每隔几分钟，人们就会万分激奋，数千人难以抑制的狂野吼声会将话筒传出的声音淹没。其中，学童们的声音最为野蛮。演讲进行了二十分钟左右时，有人把一张纸条递到了讲话人手里。讲话人一边继续，一边看了看纸条。他的声音和举止没有丝毫变化，演讲的内容也没有改变，但突然之间，国家名称变了。不言而喻，人们瞬间明白了所有。大洋国正在和东亚国打仗！接着，大规模的混乱发生了。遍布广场的旗帜和海报全都错了！上面的一半内容都是错的！这是蓄意破坏！是古登斯坦的特工搞的鬼！人们乱作一团，迅速把墙上的海报拽下来，还扯碎条幅，踩在脚下。小特工队员们的表现更为精彩，他们爬上屋顶，把挂在烟囱上的横幅剪断。然而，一切不过在两三分钟内就结束了。讲话的人还是一手抓着话筒，他的肩膀稍稍前倾，另一只手仍挥舞着，根本没有停止讲话。又过了一分钟，人们再次爆发了愤怒的吼声。仇恨依然如故，从未停歇，变的只是对象。

回想起来，温斯顿最惊讶的是，讲话人讲到一半转换对象时居然没有停顿，甚至句法结构都没有错。不过，当时温斯顿正忙着别的事。大家忙着撕下海报时，一个温斯顿之前从未见过的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打扰一下，我想你忘拿公文包了。”温斯顿一言不发，心不在焉地接过了公文包，知道自己这几天都不会有机会看了。游行结束后，他直接回到了真理部。尽管已经快23点了，但部里所有人都来了。电屏上让他们回到各自岗位的命令似乎没什么必要。

大洋国在和东亚国打仗，自始至终都是大洋国和东亚国在打仗。于是，五年来的大部分政治文件都得作废。各种记录、报告、报纸、书籍、手册、电影、音频、照片，所有都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更正。尽管没有明确指示，但大家心知肚明，部门负责人希望一周之内，所有关于与欧亚国作战或与东亚国结盟的消息了无痕迹。工作量繁重得吓人，而由于此事不可明言，所以一切更为艰难。档案司的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八个小时，只能休息两次，每次三小时。地下室里的床垫摆到了走廊中，连包含三明治和胜利咖啡的餐点都由侍者从餐厅送来。每次，温斯顿被睡眠的魔咒打倒，他都想先尽力完成桌面上的工作，然而每次他困得眼睛生疼，几乎睁不开似的回来时，就会发现桌子上的文件再次堆积如山，多得会埋住说写器，而且还有一些落在了地板上。于是，他只好先整理一下，腾出地方工作。最难对付的是，这种工作并非是机械性的。虽然通常只是名称的替换，但涉及细节报告时，就得小心处理，还要发挥想象力。把战争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对一个人的地理知识是极大的考验。

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到难以忍受，每隔几分钟就得擦擦眼镜。这仿佛是在与会让人崩溃的体力劳动斗争，你既有权力拒绝完成，却又神经质地想赶紧完成。温斯顿对说写器说的每句话以及他彩色铅笔下的每个字都是谎言，如果有时间，那他记录这个事实时肯定不会不安。他和司里其他人一样尽力编织着完美的谎言。第六天早上，传送管道的运送量逐渐减少，半小时之内只有一批，后来又来了一批，就再没有了。几乎在同时，所有事务都处理好了。司里所有人都暗暗长吁了一口气。这项永不能提及的工作完成了。现在，文件中已无法找到与欧亚国作战的蛛丝马迹。正午，消息传来，第二天早上之前，部里全体人员放假。这几天，温斯顿工作时就把装着那本书的手提箱放在双脚之间，睡觉时就放在身下，现在他提着手提箱回到家，刮了刮胡子，洗了澡，尽管水不怎么热，可他还是差点在浴缸里睡着了。

温斯顿爬上查林顿先生店铺的梯子时，全身的关节都在咯吱作响。虽然他还是很累，却没什么睡意。他打开窗，点亮不怎么干净的小煤油炉，还烧了壶水煮咖啡。茱莉亚很快就会来了，现在还有那本书。他坐在邋遢的椅子上，解开手提箱的搭扣。

里面有一本黑色的大厚书，装订得不怎么好，封面没有名字也没有标题。印刷看上去也有点粗糙。书页的边缘已经磨损，一不小心就会散架，看来这本书已经被传看多次了。书名页上写着如下内容：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有史以来，即新石器时代结束时，世上就有三种人：上等阶层、中等阶层和下等阶层。通过不同的方式，他们还能分成好几种，他们有不同的名字，且其相对数量以及对其他人的看法也因时代有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过后，原来的格局总会出现，如同无论让陀螺沿着何种方向旋转，它总会找到平衡。

这三种人的目的完全不可调和……

温斯顿放下书，想享受一下在安全和舒适中阅读的感觉。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屏，不必担心隔墙有耳，不用紧张有人在身后偷看，也不用捂住书页。只有夏日清新的微风拂过脸颊。远处传来孩子们隐约的喊声，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时钟的滴答声。温斯顿挪了挪身子，把脚搭在架子上。这绝对是幸福，是永恒。一时之间，他随手翻开了书页，所有知道自己会反复阅读某本书的人都会随手翻开看看。温斯顿正好翻到了第三章，他继续读起来：

世界终将分化为三个超级大国，20世纪中叶就可以预见这一点了。俄罗斯吞并欧洲、美国吞并大英帝国后，三个已有强国中的欧亚国和大洋国存在已久，另外一个东亚国是十年混战后才出现的。这三个超级大国的边界有的是随意划定的，有的是根据局部战争的胜负划定的，但大部分是根据地理界限划分的。欧亚国占据亚欧大陆的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的领土包括南北美洲、大西洋各岛屿、英伦三岛、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南部；东亚国领土面积较小，包括中国、中国以南诸国以及日本各岛屿，但边界常有变化。

无论相互交恶还是结盟，三个超级大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一直交战。然而，战争已经不再是20世纪早期时不共戴天的情形，而是为了有限的目标而进行。任何两个国家结盟都无法摧毁第三个国家，而且战争也没有实质性的原因，更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方式或态度少了一些残酷，多了一点道义。相反，三个国家对战争的极度渴求普遍存在、持续不断。诸如强奸、抢劫、杀害儿童、奴役人民，甚至用烹煮、活埋的方式虐待战俘的行为时有发生，此外，如果上述行为不是敌方所为而是我方所为，则会被视为尽忠立功。不过，实际战争影响的人并不多，且大多士兵都经过高级训练，所以伤亡并不多。如有战事，则一般会在遥远的边界，确切的地点只能猜测，或者是在海上通道守卫战略要地的漂浮堡垒附近。文明的国度中，战争不过是物资短缺以及会造成几十人丧命的火箭弹而已。事实上，战争的性质已经变了。更确切地说，战争原因的重要次序已经改变。20世纪初业已出现却不重要的动机现在已占支配地位，它被广泛接受，因而得以施行。

要了解当前战争的性质——尽管敌友关系每隔几年总会变化，但战争就是战争——人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战争永远不会有结果。即使三个超级大国中的两个结盟，也不能确定会绝对摧毁第三个国家。它们势均力敌，天然屏障难以逾越。欧亚国有无垠的土地，大洋国有广阔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东亚国则依靠人民的勤劳多产。此外，从物质角度看，战争的动机也不复存在。之前，战争是为了争夺市场，随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建立以及生产消费相互促进，这一动机已告终结，争夺原材料也不再有性命攸关的意义。无论如何，三个超级大国的领土广袤非常，疆土之内，可以获得一切原材料。战争最后的直接经济目的只是争夺劳动力资源。三个超级大国的边界时常变化，但基本围成了一个四边形，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以及香港为四角，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三个超级大国频繁的斗争不过是为了这一地区的稠密人口以及北边的冰盖，然而却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完全占有这片区域的。由于盟友不断变化，突然的背叛总会造成四边形部分区域的易主。

反复争夺的地区富含稀有矿产，有些地方还生长着重要的植物产品，比如在寒冷地带需要昂贵的方法人工合成的橡胶。但最重要的是，廉价劳动力资源无穷无尽。一个国家控制着赤道地区的非洲、中东国家、南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群岛，就意味着掌控着数十亿廉价勤劳的苦力。这些地区的人多少已公开沦为奴隶，被各个征服者轮流掌管，如煤矿或石油一般，转化为更多武器，占领更大面积的领土并掠夺更多劳动力，之后再生产武器、占领土地、掠夺劳动力，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永无止息。值得一提的是，战争从未真正超出被争夺地区的界限。欧亚国的边界在刚果盆地与地中海北岸之间进退；大洋国和东亚国两国则反复争夺印度洋及太平洋；欧亚国和东亚国对蒙古的争夺从未停歇；至于北极周围，三个超级大国都宣称占有很大领土，却无人居住，也无人探查。然而，三个超级大国的实力总是能基本保持平衡，中心地带一直平安无事。再者，赤道附近被剥削的劳动力对世界经济来说并非真正不可或缺。他们对世界财富没有太大贡献，因为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会用于战争，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取在另一场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受到奴役的人加快了持续战争的节奏。但如果没有努力，世界的结构以及维持该结构的方式并不会有根本上的不同。

现代战争的主要目标（根据双向思维原则，核心党对这一目标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消耗所有机器生产的产品却不提高生活水平。19世纪末以来，剩余产品该如何处理一直是工业社会中潜在的问题。目前，虽然尚有人衣食无着，但显然，这一问题并不迫切，而就算没有人为破坏，这一问题也可能不会到紧要的程度。同1914年之前的状况比起来，当今世界贫瘠、饥馑、破败，比之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则更是如此。20世纪初，人们期许未来社会是相当富裕、悠闲、秩序井然、效率颇高的社会，是玻璃、钢筋、白色混凝土构建的灿烂世界。当时的科技飞速发展，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会一直如此。然而，事与愿违，部分原因是经年累月的战争造成了贫困，另一部分原因是科技进步依靠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习惯，而这一习惯在严格管制的社会中无法存活。整体而言，当今世界比之五十年前更为原始落后。某些落后地区得以发展，与战争及警察侦察相关的设备也有改进，然而，试验和发明却大规模停滞不前，19世纪50年代原子战争造成的破坏从未复原，即使如此，机器固有的危险仍旧存在。自机器出现，所有的有识之士都知道，人类不必如之前一样辛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消失。如果人类有意识地将机器用于这一目的，则几代的时间内，饥饿、过度劳动、肮脏、污秽、文盲就将不复存在。实际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五十年间，机器并未用于上述目的，而是形成了以某种自动的进程生产财富，由于财富不得不进行分配，因此，机器确实极大地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可能会毁灭等级社会。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毁灭。身处所有人工时缩短、不愁食物、住房中有浴室和冰箱且拥有汽车甚至私人飞机的世界中，那么不平等最明显或者可能最重要的形式也就消失了。一旦人人都拥有财富，那么一切将毫无差别。显然，有可能产生一种在个人财产及奢侈品方面，财富被平均分配，但权力却仍掌握在少数特权阶级手中的社会。实际上，这种社会不可能长期稳定。假设所有人都能享受休闲，得到安全，则之前被贫穷束缚的大部分人则会开始学习，逐渐独立思考。一旦如此，他们迟早会意识到少数特权阶级毫无作为，就会铲除特权阶级。从长远角度看，等级社会只能建立在贫穷与物质的基础上。20世纪初，有些思想家想回到过去的农业社会，但那不切实际，与机械化趋势冲突。而机械化趋势在整个世界中几乎已成了一种本能，且任何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在军事上也会处于劣势，会被其他先进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

依靠限制生产而让人们不得脱离贫困也并不是让人满意的解决方法。1920到1940年间，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限制生产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国家任由经济停滞、土地荒芜而不增加资本设备，大批群众没有工作，依靠政府救济挣扎在水深火热中。可军事孱弱也由此而生，由于因此引发的贫困显然毫不必要，反抗也会不可避免。问题是如何在不增加世界真正财富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运转。产品必须生产，但不一定要分配，而实践中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战争。

战争最基本的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是夺取人的性命，而是毁掉人类劳动所得的产品。有些物资能让人过上舒适的生活，长期来说，也会让人过于聪明，而战争则能把这些物资打得粉碎、化为轻烟、沉入深海。即使战争的武器实际没有消耗掉，但生产武器仍是既不生产消费品又消耗劳动的捷径。例如，建造漂浮堡垒所牵制的劳动力可以建造几百艘货船。最终，堡垒将因过时而被拆除，却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而建造新的漂浮堡垒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原则上说，战争的目的不过是消耗掉满足人口最低需要后可能剩余的物资。实际上，对人口的需要总是估计不足，因此一半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然而这却被视为有利情况。这是有意为之的事，即使特权阶级也可能挣扎在艰苦的边缘，如此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小小特权就会显得愈发重要，进而扩大了阶层之间的差别。以20世纪初的标准看，就连核心党的成员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即使如此，成员享有的少数特权——布置完善的宽敞住所、布料更好的衣装、更精致的食物、饮品和烟草、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或直升机——让他与外围党的人有明显差异。但与被我们称之为“群众”的下层人民相比，外围党的成员也享有相似的有利地位。社会氛围犹如围城，一块马肉就足以划分贫富群体。同时，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战争中，因此也就是处在危险中，这样，为了生存而将权力交给一小部分人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

之后可以知道，战争不仅完成了必要的摧毁，而且完成的方式也是心理上可以接受的。理论上说，通过建造庙宇或金字塔、挖坑后再填上，甚至通过生产大量货物再一把火烧掉就可以消耗过多的劳动力，但对等级社会来说，这只能带来经济基础，而非感情基础。只要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其态度就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群众的情绪，而是党自身的情绪。在党中，最卑微的党员也应该勤劳尽职，甚至在有限范围内也要聪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也应该是个轻率无知的狂热分子，以恐惧、憎恨、谄媚以及欣喜为主要精神状态。换言之，他有必要保持与战争相一致的精神状态。战争是否真正发生或战争情势如何并不紧要，因为决定性的胜利不会出现。只要有战争状态就够了。党需要党员做到智力分裂，而战争状态下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且现在这一点已非常普遍，职位越高，这一点就越明显。恰恰是在核心党中，对战争的狂热以及对敌人的憎恨才最强烈。作为管理者，核心党的成员有必要知道战争消息中的某一点并不真实，而他通常也应该明白整场战争不过是虚构的，且战争的原因或发动战争的目的也不是对外宣称的那样，但双向思维很容易就能削弱这种认识。同时，核心党的党员有着神秘的信念，坚信战争是真实的，且必然以胜利告终，大洋国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主宰。

核心党所有党员都把战争的胜利当作信条。通过逐渐吞并更多的领土，确立压倒性的力量或者研制其他国家无法抗衡的新武器是赢得战争的两种方法。对新武器的研发从未停止，这也是具有创造力、勤于思考的人少数用武之地之一。目前，在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已消失殆尽。新话中并没有表示“科学”的词汇。过去的科学成就所依靠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英社最根本的原则相悖。甚至只有在能以某种方式削弱人类自由的产品身上才能看到技术的进步。所有的实用技术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倒退。马匹犁地，而书籍却由机器书写。但在紧要问题上——也就是战争和警察侦探活动上——以经验为基础的方式仍能得到鼓励，至少，这种方式能为人容忍。党有两个目标：征服全世界以及一举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的当务之急也有两个：如何在他人非自愿的情况下探知其思想以及如何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几秒内杀死几亿人。目前，科学研究也只在这两个领域进行。当今的科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是心理学家也是审讯者，另一类不是化学家、物理学家就是生物学家。前者专门研究人的面部表情、动作以及声音所蕴含的意义，试验吐真剂、休克疗法、催眠、肉体拷打的效果；后者只研究如何用自己的专业夺取他人性命。在和平部大型实验室中或者隐藏在巴西森林、澳大利亚沙漠或南极不为人知的岛屿中的试验站里，一组组专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有些专家负责策划未来战争的后勤诸事；有些专家负责设计体积越来越大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强的炸药以及防护性越来越好的装甲；有些专家研制新的致命气体、能消灭大陆上所有植物的可溶性毒药以及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力的病菌；有些专家不遗余力地制造像能在水中自由穿行的潜艇一般轻松穿行于地下的车辆以及像帆船一样不需要基地的飞机；还有一些专家的研究方向更令人匪夷所思，比如通过把透镜架设于几千公里外的太空而让太阳光聚焦，或者利用地心热量人为制造地震或海啸。

然而，上述计划中，任何一项都还没有实现的希望，而三个超级大国中也没有任何一个明显领先于另外两个。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个超级大国都已拥有原子弹这种比目前任何武器都要强大的武器。虽然按照其惯例，党认为原子弹的发明归功于自己，但早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原子弹就已出现，十年后第一次被大规模使用。当时，几百枚炸弹被投放到工业中心，集中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西欧以及北美地区。其效果让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明白，再投放几颗原子弹就会带来有序社会的末日，那他们的权力也将不复存在。此后，尽管没有正式签订协定或相互暗示，三个国家都没有再投放过原子弹。于是，三个超级大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储存起来，因为它们都相信决定性的胜利迟早会到来。同时，战术已保持了三四十年没有变化。直升机的使用更为频繁，轰炸机被自动推进式炮弹取代，而易受攻击的移动战舰则让位给了无法击沉的漂浮堡垒，其他方面则没有显著进展。坦克、潜艇、鱼雷、机关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仍在使用中。尽管媒体和电屏上报道的都是杀戮，但战争初期那种几周内导致数万甚至数十万人死亡的战争却再没发生过。

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冒险采取可能带来重大失败的措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对盟国的突袭。三个国家采取的或者说自认为所采取的策略都一样，即结合战争、交涉、时机恰当的背叛等手段而占领一圈基地，包围一个敌国，之后与这个敌国签订友好条约，维持数年和平，直到其放松警惕。几年时间足以将装载着核弹头的火箭部署到各个战略要地。最后，火箭同时发射，极强的破坏力阻止了反击的发生。之后，就要与剩下的超级大国签订友好条约，准备另一场袭击。显然，这一计谋不过是南柯一梦，根本不会实现。不仅如此，除了赤道和北极附近被争夺的地区，没有哪个国家进攻过敌国的领土，这说明各大国之间的某些边界是确定的。比如说，欧亚国可以轻易占领地理位置属于欧洲的不列颠群岛，而大洋国也可以将领土扩张至莱茵河或维斯图拉河。然而，这样将打破各大国不成文的文化整合原则。如果大洋国想要侵占曾经的法国和德国地区，就得消灭或者同化当地居民，这一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其技术发展水平与大洋国相当。三个超级大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其结构来说，除了与战俘或黑人奴隶的有限接触外，不能与其他任何外国人来往。甚至对当前的正式盟国也有极度猜度之心。除了战俘，大洋国的普通公民从未见过欧亚国或东亚国的公民，而且不得学习外语。如果能与外国人接触，他会发现自己与外国人并无二致，他所知道的关于外国人的说法，绝大部分都是谎言。他生活着的封闭世界将会被打破，而以恐惧、仇恨和自以为是为基础的精神世界也将坍塌。因此，三个大国都意识到，无论波斯、埃及、爪哇岛或锡兰[1]被几度易手，只有炸弹才能越过主要疆界。

这种策略的背后隐藏着从未宣之于口却心知肚明的事实，这也是行动的基础，即三个超级大国的生活状况相差无几。在大洋国，主流哲学被称为英社，欧亚国则称之为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用中文命名其为“死亡崇拜”，但也许解释为“自我毁灭”更精准一些。大洋国的公民不得了解其他两种哲学的教义信条，它们被认为是违背了道德和常识的野蛮行径。实际上，三种哲学难分彼此，且它们织就的社会系统也难以区分。它们都有同样的金字塔结构，永远崇拜半人半神的领导者，同样的靠战争维持且为战争服务的经济。因此，三个超级大国不仅不能征服其他两个国家，且征服并不能使其获利。相反，只要仍处于冲突之中，就能像三捆秸秆一样相互支撑。通常，三个超级大国的统治集团对其所作所为既清楚又不完全清楚。它们致力于征服世界，但也知道有必要让战争在无法取胜的情况下持续下去。同时，由于征服或被征服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否认现实则成为可能，这也是英社和与其对立的另外两种思想体系的特征。在此，重复之前说过的内容很有必要，即持续不断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历史上，从定义看，战争迟早要结束，非胜即败。同样，过去的战争也是人类社会与物质现实联系的手段。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试图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追随者，但不会支持任何有可能损害军事效用的错觉，因为后果不堪设想。失败意味着失去独立，或者会带来一般被认为不好的结果，因此必须认真准备，以防失败。具体事实无法忽略不计。无论从哲学角度、宗教角度、道德角度还是政治角度看，两两相加可能等于五，但设计枪支或飞机时，两两相加只能是四。效率低下的国家迟早会被征服，而追求效率就要摒弃错觉。此外，追求效率就要借鉴过去，意味着要对过去有清晰的认识。当然，报纸和历史书籍总会歪曲事实、带有偏见，但现在的伪造活动绝不会发生。战争绝对能让人保持理智，这可能也是统治阶级最重要的保障。尽管战争有胜负，但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置身事外。

战争真正持续不断的话，也就不再危险。战争永无止息，军需就不复存在。技术进步停滞不前，最明显的事实也会被否认或者漠视。如上所述，能被称为科学的研究仍以战争为目的，但根本上说，这些研究也不过是白日做梦，而且就算研究不出成果也没什么关系。效用已不是必要条件，甚至军事效用都已不再重要。在大洋国，只有思想警察才有效用。三个超级大国均不可征服，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各自为政，思想如何歪曲都没有关系。现实体现在日常生活的需要中——饮食、住房、衣着、避免服毒或跳楼的需要等。生死之间、肉体享受与肉体痛苦之间仍有区别，但仅此而已。大洋国的公民与外界隔绝，也不知过去，如同生活在太空，分不清上下左右。这种国家中，统治者至高无上，连法老和恺撒也只能望其项背。他们必须避免追随者大批饿死，以免对自己不利。此外，军事技术上也必须与敌国水平相当。但满足了最基本的条件后，统治者们就可以随意歪曲事实。

因此，如果按照从前的标准衡量，战争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如同反刍动物之间的斗争，角都长成了不会伤害对方的角度。然而，虽然战争并不真实，但并不是没有意义。战争消耗了剩余消费品，帮助保留等级社会需要的特殊心理氛围。可以想见，战争纯粹是内部事务。过去，尽管各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可能意识到了共同利益，因此限制了战争的破坏力，但还是相互斗争，胜利国也会掠夺战败国。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根本不是在相互斗争。统治集团针对人民发动战争，目的也不是为了攻占或保卫领土，而是为了保持社会结构。因此，“战争”这个词已名不副实。也许，正是由于战争不断发生，所以说战争已不复存在更为准确。自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期，战争带给人的特殊压力已经消失，由全新的事务取代。如果三个超级大国互不开战，同意永远和平相处，绝不侵略对方的领土，结果也不会改变分毫。因为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仍是自成一体，永远不会因外部危险而变得清醒。永恒的和平与永恒的战争一样。虽然绝大多数的党员对这一点的理解相当肤浅，但这就是党口号的内在含义：

温斯顿放下手头的书。远处，一颗火箭弹“轰隆”一声爆炸了。在没有电屏的房间中读禁书的乐趣仍然萦绕着。独处和安全是身体上的感觉，不知怎的，和疲惫感、沙发的舒适感以及窗外微风吹拂在脸上的感觉交织在一起。这本书让温斯顿非常着迷，更确切地说是让他感到安心。某种意义上说，他知道书中的所有内容，但这也恰好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如果温斯顿能整理一下凌乱的思绪，就会发现书中的内容正表达了温斯顿想说的。这本书出自一个跟温斯顿思想相近的人之手，只是那个人更有力、更系统、更无畏。温斯顿认为，最好的书能告诉你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东西。温斯顿刚把书翻回第一章，就听到了茱莉亚走上梯子的声音，便站起来去迎接她。茱莉亚把棕色的工具包撂在地上，投入他的怀抱。他们已经整整一周没有见面了。

“我拿到那本书了。”松开彼此后，温斯顿说。

“噢，你拿到了？很好，”茱莉亚并没有太大兴趣，只是马上在煤油炉旁蹲下来煮咖啡。

他们在床上躺了半小时后，才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夜晚很凉爽，得盖上床单才好。楼下传来熟悉的歌声和鞋子走在地上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来就见过的那个胳膊通红的结实女人几乎成了院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白天，她一直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不是叼着衣夹就是哼着情歌。茱莉亚躺下来，快要睡着了。温斯顿则从地板上拿起书，靠着床头坐起来。

“我们得读一读，”温斯顿说，“你也得读，兄弟会的所有成员都要读。”

“你读吧，”茱莉亚闭上眼睛，“大点声，这样最好，你可以一边读一边给我解释。”

时针指向六，也就是说到了18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温斯顿把书放在膝上读起来。

有史以来，即新石器时代结束时，世上就有三种人，上等阶层、中等阶层和下等阶层。通过不同的方式，他们还能分成好几种，他们有不同的名字，且其相对数量以及对其他人的看法也因时代有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过后，原来的格局总会出现，如同无论让陀螺沿着何种方向旋转，它总会找到平衡。

“你睡着了吗？茱莉亚。”温斯顿问。

“没有，亲爱的，我在听，继续读吧，写得很不错。”

这三种人的目的完全不可调和。上等阶层希望保住其地位，中等阶层希望跟上等阶层调换位置，而下等阶层经常因繁重的工作而难以脱身，偶尔才能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情，如果他们有目标，那目标就是消灭所有差别，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历史上，斗争的主要特点相差无几：很长一段时期内，上等阶层似乎牢牢掌控着权力，但迟早有一天，他们不是会对自己丧失信心，就是会失去有效统治的能力，也可能二者皆有。之后，中等阶层就会假装是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斗争，获得下等阶层的支持，推翻上等阶层。而一旦中等阶层达到目的，就会把下等阶层打回到之前受奴役的位置，自己坐上上等阶层的宝座。这时，新的中等阶层就会从剩下的一两个阶层中分化出来，于是，斗争就会重新开始。在三种人之中，只有下等阶层从来没有达到目标，哪怕是暂时性的目标也没有。若说自古以来下等阶层从未有过实质上的进步太过夸张。即使在当今下降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也比几个世纪前要高。但财富的增长、举止的文明、改革或革命都从未将人类的平等向前推进一丝一毫。从下等阶层的角度看，历史性的改变不过是主宰者称谓的变化。

19世纪后期，很多观察者都意识到了这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因此，很多思想家成立了一个学派，称历史是循环的，认为不平等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法则。当然，一向有很多人支持这种说法，但如今这种说法提出的方式却有了巨大变化。过去，对社会等级形式的需要是上等阶层的学说。国王、贵族以及过着寄生生活的律师和牧师都会这样鼓吹，通过对人们承诺在轮回之后的世界可以得到补偿，这一学说变得易于接受。中等阶层争取权力的时候，总会使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字眼。但现在，兄弟情谊观念就已开始被尚未掌权却不久后就会掌权的人攻击。过去，中等阶层打着平等的旗号闹革命，而旧的统治一旦被推翻，新的专制统治就会建立。实际上，新的中层集团事先就已经宣称要进行专制统治。社会主义于19世纪出现，是古代奴隶起义时一系列思想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也深受旧时代乌托邦主义的影响。但大约自1900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各种分支都已多少公开放弃了构建自由平等的目标。20世纪中叶的新运动，即大洋国的英社，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以及东亚国称为“死亡崇拜”的主义，都有着明确的目标——不自由、不平等永远持续。当然，这些新运动皆由旧运动发展而来，不过是徒有虚名，那些思想也不过是空头支票。然而，上述三种运动的目标都是阻挠进步，让历史在某个时刻停滞不前。通常钟摆式的运动会再次发生，继而停止。按照惯例，上等阶层会被中等阶层推翻，而中等阶层则会成为上等阶层，但这次，有意识的策略将让上等阶层永保其地位。

新的学说之所以兴起，部分原因是历史认识的积累以及历史意识的增强，而这些在19世纪之前几乎并不存在。历史的循环运动现已为人所理解，至少看上去如此。如果历史的循环运动可以被理解，那也就可以被更改。但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早在20世纪初期，技术上的平等就已成为可能。人们天赋各异，这一点亘古不变，而且人们各有所长，有些人是会占据有利地位，但阶级差别以及贫富悬殊已经没有实际必要了。之前各个时代，阶级差别不可避免，而且有利可图。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人们分工不同仍有必要，但却没必要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中。因此，从即将攫取权力的新集团的角度看，人类平等不再是理想的目标，而是要避开的危险。在更为原始的时代，正义和平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但让人相信其存在却相当容易。几千年来，对人人友爱，无需法律，没有辛劳这一人间天堂的憧憬一直纠缠着人们。而这一愿景确实曾对能在历史变革中获益的人有一定吸引力。法国、英国以及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对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说法半信半疑，甚至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但从20世纪40年代起，所有主流政治思想都带有独裁主义色彩。人间天堂即将实现的一刻，人们却放弃了信念。无论称谓如何，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都指引着倒退至等级化和军事化的道路。1930年左右，强硬的观点逐渐变得普遍，废止已久的做法，甚至已经废止几个世纪的做法不仅成了常态，而且还受到自认为文明开化的人的保护——包括未审羁押、以战俘为奴隶、公开处决、刑讯逼供、绑架人以及驱逐所有居民等。

国际战争、国内战争、革命以及反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十年后，英社及其他两种主义才成为被全面贯彻的政治理论。然而，出现于20世纪早期，被统称为集权主义的多种体制崭露头角，此外，震荡之后新世界的轮廓也已不言而喻，什么人将统治世界也变得显而易见。新生贵族绝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这些人源于中等阶层的工薪阶层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构建的贫瘠世界造就，也因此团结。与过去相应阶层的人们相比，他们没那么贪婪，不易被奢侈品诱惑，更加向往纯粹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更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坚定地要镇压反抗。最后一种区别至关重要，与当今的专制相比，旧时的专制并不彻底，也不高效。过去，统治集团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由思想的影响，漏洞颇多却视而不见，只关注公然蓄意的行为，并不关注人民的思想。甚至以现在的标准看，中世纪天主教教会也颇为宽容。这种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所有政府都无法持续监视人民。可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公众意见易于操纵，而电影和收音机更是推进了这一方面。随着电视的发展以及使用同一设备实时接受并传送信息技术的进步，私人生活的时代宣告终结。由于其他渠道均已断绝，每位公民，或者至少是每位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全天候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也浸泡在官方宣传的声音之中。至此，被迫完全遵从国家意志的可能以及对所有事件看法的绝对统一第一次实现了。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后，社会阶层再次重组，依旧形成了上等阶层、中等阶层以及下等阶层。但新的上等阶层与以往的不同，他们不会冲动行事，知道如何保障其地位。他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财富和特权掌握在集体手中时更容易捍卫。20世纪中期所谓的“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实际上意味着将财富集中在比以往更少的人手中，不同的是，新的拥有者是一个集团，而不是大量单独的个体。从个人角度说，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党员们什么都没有。但从集体角度看，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党控制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产品。革命后的多年间，党一直占据着主宰地位而没有遭到反抗，因为所有行为都是集体化的。通常，人们认为资产阶级消失后，社会主义肯定会随之而来，而且资本家的一切，包括财产、工厂、矿山、土地、房屋以及交通工具也必然会被剥夺。由于上述各项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是公有财产了。英社从早期社会主义发展而来，沿用了社会主义说法，实际上也践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预见的也是实现安排的结果最终出现——经济不平等永远不变。

但维持等级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只有四种情形会导致统治集团的坍塌：外部势力的颠覆，因无能而导致的公众反抗，强大而愤恨的中等阶层出现，其自己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意愿。上述原因相辅相成，一定程度上相互支撑，规律也正是如此。如果统治集团能抵御上述四种危险就能永远掌权。根本上说，决定性因素在于统治集团本身的精神状态。

20世纪中叶后，第一种危险不复存在。除非人口数量缓慢变化，否则三个瓜分世界的超级大国均不可征服，而拥有广泛权力的征服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这一点。同样，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理论上的。人们不会自发造反，也不会仅仅因为被压迫而造反。其实，只要他们永远不被允许知道比较的标准，也许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受到了压迫。旧时代周期性经济危机实际上毫无必要，现在也不允许发生了，而其他同样大范围的动荡却可能发生，也确实会发生，但由于无法明确表达不满，因此也不会产生政治性后果。生产过剩一直是社会中潜伏的问题，由机械技术的进步导致，可以通过不断地战争解决（见第三章），而战争可以鼓舞士气，使之保持在必要的水平。因此，从当前统治者的角度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从自身分化出既有能力又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并渴求权力的一群人，从而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就是说，教育才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一直塑造着领导集团以及仅次于领导集团的大批行政集团的意识——需要对大众思想进行负面引导。

以此为背景，即使人们之前并不了解大洋国社会的主要结构，也可以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一贯正确，无所不能。每次胜利、每项成就、每种科学发现、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美德都因其领导和鼓舞而实现。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牌上的一张脸，是电屏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长生不老自有道理，至于他何时出生，则无人确定。老大哥是党向世界展示的自己的伪装，负责演绎爱、恐惧与崇拜的汇聚点，相较于面对某个组织，面对个人时，人们的这些感情更容易得到。核心党位于老大哥之下，人数限制在六百万以下，或者大洋国总人口的2%以内。核心党之下是外围党，如果核心党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大脑，那么外围党就好比国家的手。再下一层则是愚昧的大众，即习惯称的“群众”，约占全国人口的85%。根据之前的分类，群众属于下等阶层。由于赤道地区被奴役的人总在征服者之间易手，因此他们并非社会结构的固定部分，也不是必要部分。

原则上说，三个阶层的成员身份并非世袭。核心党党员的子女理论上并非生来就是核心党党员。如果入党，必须要在十六岁时经过考试。考试不歧视种族，也不看重地域。党内高级官员包括犹太人、黑人以及纯印度血统的南美人，此外，地区行政长官皆由该地区的居民选出。大洋国的居民都不认为自己是遥远首都奴役下的人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元首是行踪不明的人。英语是其主要通用语言，新话是官方语言，集中化也只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国家统治靠的不是血缘，而是对同一种教义的信奉。的确，我们的社会分为不同层次，而且分层非常严格，乍看之下，层次等级是以世袭为基础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比资本主义时期以及工业化之前的时代要少得多。党的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变化，但只是为了将意志薄弱的人剔除出核心党并提拔不会造成危害且雄心勃勃的外围党党员。实际上，群众不会被提拔入党。群众中天赋异禀的人可能会成为传播不满的中心人物，只会被思想警察盯上并消灭掉。但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是原则性问题。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因此并不一定要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代。如果没有其他能让栋梁之才留在高层的方法，就完全可以从群众阶层中选拔新的一代。关键年代中，党并非世袭的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反抗情绪。旧式社会主义者接受过训练，反对所谓的“特权阶级”，他们认为如不世袭就无法永恒。他们并不知道，寡头政治的延续不必具有实际意义，而他们自己也没有想过，世袭贵族的统治通常会带来短命王朝，而天主教教会这种吸收性组织，有时则会维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寡头政治的基础规则并非代代相传，而是坚持逝者强加于生者身上的对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坚持。统治集团只要能指派后继者，就永远会保持统治的地位。党并不关心血统的持续，而是关心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级结构一直不变，谁掌权并不重要。

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信仰、习惯、品位、情感以及精神状态真正的作用有两个：保持党的神秘性并防止当前社会的本质被人看透。当前情况下，造反以及对造反的铺垫都不可能实现。群众不足为惧，任其自生自灭，他们就会世代如此，工作、生养、死去，他们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也不理解世界另外的样子。只有工业技术的发展使之必须得到更高层次教育时，他们才可能变得危险，但既然军事对抗和经济对抗已不再重要，则大众教育水平实际上是在下降。群众是否有意见并不重要。群众之所以享有思想自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想。但作为党员，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也不能有丝毫不同意见。

党员自生至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就算自己一个人，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在独处。无论他身处何方，无论他是否在睡觉、是否在工作，无论他是在洗澡还是休息，都可以在毫无预警且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监视。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朋友、娱乐、面向妻儿时的行为、一个人时的表情、梦话，甚至身体的标志性动作都经受着严密的监视。不只是实际过失，就连不起眼的古怪行为、习惯上的微小变化以及紧张的情绪都可能是内心挣扎的表现，肯定会被发现。党员们无从选择，况且他们的行为不受法律或其他明文规定的限制。大洋国没有法律，会招致死亡的思想或行为并未明文禁止，而持续不断的政治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并不是为了惩处确实犯下罪行的人，而是为了消灭之后可能犯罪的人。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也要有正确的本能。要求党员拥有的信念和态度从未明确说明，否则英社的内在矛盾就会暴露无遗。如果一个人天生思想正确（即新话中的“思想好”），就能不假思索地知道正确的信念或应有的情感。无论如何，由于孩提时期就已接受过围绕着“罪止”“黑白”“双向思维”等新话词语进行的心智精神训练，党员们早就不愿意深入思考某个问题，也丧失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党员不能有私人感情，却要永保热情。他们应该一直生活在对外敌和叛徒狂热的憎恨中，为胜利欢呼，在党的力量和智慧面前看到自己的渺小。无聊且不如意的生活带来的不满可以通过“两分钟仇恨”节目而外移并消散，而他们早年学会的纪律则能提前消除怀疑精神和反抗态度，纪律中最初步也是最简单的阶段就是新话中的“罪止”，甚至小孩子也能学会。“罪止”是在任何危险思想即将产生时，如本能一般，快速终止的能力。它包括无法类比、不知逻辑错误、误解对英社不利的最简单的观点以及延误或抵制某个可能导致异端思想产生的思绪。简而言之，“罪止”就是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派意味着像杂技演员控制自己身体一样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思维。大洋国社会最根本的信条是，老大哥无所不能，而党也永远正确。由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对待现实时，要无时无刻、坚持不懈地保持灵活性。“黑白”是这一部分的关键。如新话中诸多词语一般，“黑白”同时包含两种矛盾的意义。将之应用于对手身上，代表不顾事实而指黑为白的无耻习惯；而将之用在党员身上，则表示党的纪律有要求时，要有愿意颠倒黑白的忠诚。此外，这个词还意味着两种能力：相信黑即是白；知道黑即是白并忘记自己曾相信过黑是黑，白是白。这就要求对历史持续不断地篡改，需要依靠真正包容所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新话中的“双向思维”。

有两个原因能说明篡改过去的必要性。一个原因是次要的，即预防性的。也就是说，党员之所以要像群众一样忍受现状，部分原因是党员也没有对比标准。他必须与过去隔绝，就像与外国隔绝一样，因为他必须相信自己比祖先生活得更好，而且物质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但到目前为止，篡改过去更重要的原因是要保持党的正确性。不仅讲话、数据以及记录要时时更新，以表明党的所有预测都无懈可击，而且教义变化及政治联盟变化也得不到认可。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是自己的方法，都等于是对自身缺点的承认。例如，假设欧亚国或东亚国（无论哪个）是现在的敌国，那它永远都是敌国。如果与事实不符，就要篡改历史，因此，历史一直被重写。这种日复一日对过去的伪造由真理部负责，对政权的稳定来说，这与仁爱部进行的镇压和侦察同样必要。

过去的突变性是英社的中心教义之一。英社认为，过去的事件并非客观存在，只存在于书面记录和人的记忆中。过去不过是记录与记忆重叠的部分。由于党完全控制着书面记录，也控制着党员的思想，因此过去的情形由党决定。就算过去可以篡改，但具体事例却没有被篡改过。因为无论当时需要如何篡改历史，新版本也就已经成了过去，而不同的过去绝不会存在。就算同一事件一年内被多次篡改——这种情况很常见——上述情况仍然存在。党自始至终掌握着绝对真理，显然，真理永远是当前的样子。之后可以看出，控制过去主要依靠对记忆的训练。保证所有书面记录与当前的正统思想相符不过是机械行为。但记住所有事件按照党所希望的方式发生很有必要。此外，要想重新安排记忆或篡改书面文件，忘掉某件事曾如此发生也很有必要。和其他思维技巧一样，这种窍门也可以学到，大部分党员都学会了，那些既聪明又正派的人自然也已完全掌握。旧话直白地称之为“现实控制”，新话中则称之为“双向思维”——尽管双向思维也包括其他含义。

“双向思维”意味着同时具有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改变方向，因此也知道自己是在愚弄现实，但“双向思维”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认为现实并没有改变。这一过程的进行既是有意识的行为，也是无意识的行为。前者保证其精准度，后者防止虚假情绪或罪恶感的产生。“双向思维”是英社的中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绝对诚实保持目的坚定性，同时进行有意识的欺骗。蓄意撒谎的同时诚心诚意地相信谎言、忘记一切不合时宜的行为并在需要时从遗忘中提取、否定客观现实的存在却重视被否认的现实，是不可或缺的。就连使用“双向思维”这个词，也要践行“双向思维”。因为使用这个词表明人们在篡改事实，而践行“双向思维”，人们就会忘掉这件事。如此循环往复，谎言总能走在事实的前面。通过“双向思维”，党最终能够左右历史的轨迹，而且，我们也心知肚明，党可能会在之后几千年中一直如此。

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寡头之所以垮台，不外乎两种原因：变得僵化或软弱。前者使之愚蠢自大，不能因势利导而被推翻；后者则因为其开明而怯懦，在应该使用武力时让步，因此也被推翻了。制造两种情况并存的思想系统是党的一大成就，这是党的统治常葆青春的唯一思想基础。想要统治并持续统治，就必须打乱现实感，统治的秘诀就在于将自己永无错漏的信念与从过去中汲取教训的能力相结合。

毋庸置疑，“双向思维”最高明的践行者就是创造“双向思维”并清楚地知道它是实施思想欺骗的完美工具的人。社会中，对事实洞若观火的人也最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总之，理解越透彻，误解越深刻，越聪慧就越昏庸。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人的地位越高，对战争的狂热就越严重。最能理智看待战争的人来自被争夺地区，对他们来说，战争是持续不断的灾难，如潮汐一样反复冲刷着他们的肉体。胜利属于哪一方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清楚地知道，改朝换代也无法改变自己要做同一件事的命运，而新的统治者对待他们的方式与之前的毫无二致。我们将地位稍高一点的工人称之为“群众”，他们很少意识到战争的存在。必要时，可以刺激他们产生极度恐惧和仇恨的情感，但如果对他们放任自流，那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会意识到战争的存在。只有在党的高层，特别是核心党才能找到对战争真正的狂热情绪。坚信能征服世界的人深知这一点不会发生。这种特殊的对立联系——博学而无知、怀疑而狂热——正是大洋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官方意识形态中充斥着矛盾，却找不到任何实际原因。因此，党拒绝并攻击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坚持的每种原则，却以社会主义之名做着同样的事。党对工人阶级采取了几个世纪都不曾有过的轻视态度，却让党员穿上某个时期典型的工人制服，而这样的决定也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轻视。党系统性地破坏家庭的稳定，但对领导人的称谓却又能唤起对家庭忠诚的感情。就连四个统治部门的名称都暴露了蓄意混淆事实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编造谎言、仁爱部负责刑讯，而富足部负责制造饥荒。这些矛盾并非偶然，也不是虚伪所导致的，而是“双向思维”的结果。只有调和矛盾才能永久保住权力，这是打破古老循环的唯一方法。如果要永远避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称之为上等阶层的人要永远保持统治地位，那么主流精神状况必须被控制到疯狂的地步。

然而，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避免人人平等。假设整个机制已确切说明，那么为了将历史凝固在某个特定时刻而进行缜密精确的计划是出于何种动机？

这是最深层次的奥秘，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双向思维”是党的神秘性的基础，尤其是核心党神秘性的基础。但原始动机，即最初引起夺权，继而引申出“双向思维”、思想警察、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随后出现的各种必要机制的从未受到质疑的本能仍隐藏在更深的层次中。实际上，这种动机包括……

温斯顿察觉到了沉默，如察觉到其他动静一样。他意识到茱莉亚很久没动了。茱莉亚侧躺着，腰以上什么都没盖。她枕着自己的手，一缕黑发散在眼睛上，胸部缓慢而平稳地起伏着。

“你还醒着吗？茱莉亚。”

仍没有回答。茱莉亚睡着了。温斯顿合上书，小心地放在地板上，也躺下来，把床罩盖在两个人身上。

温斯顿思考着，他仍未了解到最深的秘密，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不过是将他之前知道的东西系统化了。但读过之后，温斯顿知道了自己还没有疯。成为少数派不会让人发疯，就算少数派里只有一个人。世界上既有真理也有谬误，只要坚持真理，哪怕要对抗全世界，人们也不会疯。落日金色的光芒透过窗户，落在枕头上。温斯顿闭上了眼睛，夕阳照在温斯顿的脸上，身边那个姑娘光滑的身躯给了温斯顿既强烈又昏昏欲睡且自信的感觉。他是安全的，安然无恙。他念叨着“理智不是统计学概念”睡着了，他认为这句话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1] 锡兰，现译为斯里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