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层面上的区位选择，即企业对的国别选择；二是微观层面上的区位选择，即国别选择之后，企业国际化的具体厂址选择。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才能进行的。企业国际化的国别选择是区位选择中的，所以本章重点是要解决第一层面的问题，即国别选择问题。本章首先回顾了与国别区位选择有关的国际化理论，对这些理论隐含的影响国别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总结，然后在前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因素、网络规模等进行实证研究。
一、企业国际化理论与国别区位选择
（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费农（Raymond Vernon）1968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中，将比较优势原则运用于分析美国对外，提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是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联系的，并认为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条件随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比较优势的变化又决定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流向和时间。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也是一个国际生产区位转移的理论。按照他早期的观点，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将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很明显，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区位也将逐步发生转移。后来，弗农对上述模式又进行了较大修正，认为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应完全限于母国的母公司内部，而所有海外的经营完全实行分权化。在《活动区位》一文中，弗农还详细探讨了导向寡头、成熟期寡头和衰退期寡头经济活动的国际区位问题。此外，帕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系统地探讨了跨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生产区位问题。
（二）边际产业投资理论
边际产业投资理论是小岛清教授在1977年出版的《对外直接投资论》中，运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并对美、日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后，提出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小岛清把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国应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的观点。在小岛清理论中，比较劣势的产业指已经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比较劣势产业也称边际产业。
边际产业投资理论有以下区位含义：第一，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近越好，这样容易在海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找到立足点，占领当地市场；第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中投资往往比大企业更占优势，因为它们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更适合于当地生产要素结构，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受它们欢迎。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Advantages），所以又称为OIL优势理论。在OIL模型中，邓宁把区位优势看成是国际投资在何处发生的关键因素（Dunning，1977）。在《国际生产的决定》一文中，邓宁（Dunning，1973）把区位因素归为四类：（1）市场因素，包括、市场增长、同顾客密切联系的程度、现有市场布局；（2），包括贸易壁垒程度（高低）、当地顾客喜爱本国产品的程度；（3）成本因素，包括接近供应来源、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4）投资，包括对外国投资的和政局稳定程度。随后，邓宁（1988）把区位特征进一步归纳为：自然和人造资源禀赋及市场的空间分布；劳动力、、原材料、零部件、等投入的价格、质量和；国际和成本；投资刺激和投资；对货物贸易的人为障碍，如控制等；商业、、、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心理距离，如语言、、习惯等的差异；R&D、生产和的集中化经济；经济体制、政府政策以及资源配置的制度。
二、企业国际化区位影响因素
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时，首先界定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企业内部因素是指企业的自身素质以及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能够影响或改变区位选择的一切行为；而外部因素是指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以企业的意识为转移、对企业区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内外因素。
在众多区位决定因素之中，所有权优势是最为核心的一个（Dunning，1973、1977）。这里所说的所有权优势不仅仅指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同行业企业之间的比较优势，同时企业自身更应衡量在全行业中的比较优势大小，即用世界范围内行业基准来度量。因为企业一旦投资于东道国之后，将面临其他企业的后续进入而带来的激烈竞争。企业所有权优势包括技术优势、资本优势、管理优势、优势等。虽然所有权优势既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但是在区位选择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必须考虑东道国或东道国企业的所有权吸收能力，这也将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尤其是企业的投资目标为资源获取型、市场占领型及优势利用发挥型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的战略分为企业发展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而二者关系是后者延续及细化前者，即企业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企业的发展战略可以简单的归结为稳定发展战略、进攻性战略及防御性战略。按照区位拟合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目标是以利用发挥所有权优势，获取海外超额，但是由于市场的竞争和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带有一定的战略性。企业的投资战略不同对区位的选择也不同，例如资源获取型战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禀赋程度，投资一般应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优势获取型战略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主要选择发达国家（包括个别新兴工业化国家），所以企业战略目标是决定区位选择的因素之一。
不同的产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应该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地采取最佳的评估策略。资源密集型产业应该重视将要投资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考虑那些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型产业应重视区位内市场规模、市场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应该考虑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发育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导向型产业也称为技术导向型产业，主要是指在技术上成熟的产业，如电子产品制造业、家电行业及行业等，主要考虑成本因素、东道国的优惠政策等，投资区域应该是与母国邻近的一些周边国家。创新导向型产业多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主要考虑创新环境、资金因素等，投资区位取向多为发达国家和地区。
所谓的人文因素，即包括决策层的教育程度、、投资区位偏好等直接影响区位选择的个人“空间偏好”（spatial preference）这一概念，这种“空间偏好”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人员对于国外市场具有“空间距离感”（spatial
distance），即企业管理人员主观上对国外政治制度、环境、法律体系、语言文化缺乏了解。通常情况下，经理们偏好在充分熟悉的市场区域进行经营活动。这就要求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时必须熟悉或者通过详细的调研分析了解目标市场，否则就会由于人文因素造成投资失误。如分析企业大举撤资原因时提出的人文因素，即韩国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由于草率、投资因素分析不彻底造成区位与所有权优势无法完好结合，最终无奈退出市场。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区位时表现出不同的企业行为。大型企业的资金与技术实力强，既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又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可以利用其较强的参与到全球与市场分割。因此，大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多为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中小企业尽管拥有运作灵活、比较适合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特点，能满足各种特殊的需要，但是由于其缺乏资金和核心竞争力，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多考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作为首选投资区位地。正确地给自身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因素。
1．投资母国方面的因素
投资国方面的因素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风险规避。伴随国际经济交往的和多元化，一国政府高层的访问经常伴随着经济合作以及对外经济援建，这就无形之中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限定了方向。另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中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有一定的相应和鼓励政策，这也为企业的区位选择设置了多层次因素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政治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尽可能获得本国政府的政治风险担保，而政府不可能对所有国家的投资、对所有投资项目给予担保，这样在相关领域可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的范围受到影响。
2．母国与东道国的关系因素
关注政治因素的区位选择研究很少。Nigh（1986）、Schollhammer和Nigh（1984、1986、1987）研究了政治冲突、政治事件对FDI的影响。Nigh（1985）证实政治稳定对吸引外资的正向作用。Duoglas和Robert（2001）在实证流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特征时提到了政治体制差异因素。国内学者张建红（2004），丁辉侠、冯宗宪、王青（2006）沿用他们的分析方法研究对华投资企业母国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差异对进入中国外资规模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中国具有相似政治体制的国家更愿意到中国进行FDI。这些研究证实对外直接投资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并没有从一国的角度分析政治因素对资本流向的影响，并且对政治因素的度量过于简单。
文化距离是国际商务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它大量地被应用于国际管理、组织行为分析、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和国际化区位选择等领域。文化距离被定义为“一国规范和价值与另一个国家的差异程度”（Hofstede，2001；Kogut、Singh，1988）。将文化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联系起来应归功于国际化进程理论。它由瑞典、丹麦等一批北欧学者Johanson and
），四个维度包括：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度量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风险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度量不同文化人民对待风险的态度；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 S. COLLECTIVISM）——度量独立与合作的意识强度；女性对男性（FEMINITY V. S.
MASCULINITY）——度量不同性别在社会中的地位优势。Gupta（2000）建立文化簇（CULTURAL CLUSTER）方法计算文化距离，然而这种方法应用不多。
地理距离（GEODIS）度量国家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按照两个首都之间的经纬度由距离计算器软件计算得来。地理距离的度量有多种方法，比如相对距离（Soloaga和Winters，2001）、海运距离（程惠芳、阮翔，2004）等。本章没有使用这两种算法，一是为了避免计算的复杂性，二是由于有些样本国家与中国接壤，有些国家为内陆国，海运距离不可行。
一国出口和进口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证明与FDI有紧密关系。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EXP_1）和中国从东道国的进口（IMP_1）分别为对外投资发生前一年度数据。其他国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总和（OTHIN）作为东道国国内影响资本流入的因素的工具变量。笔者试图用东道国的GDP、GDP增长率（GDPRAT）、通货膨胀率（INFL）等引入模型作为东道国国内因素的控制变量，由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不显著，且GDP与OTHIN变量相关性很高，所以放弃了这三个变量。OTHIN变量数据来源于贸发会议（UNCTD）公布的《2007年度世界投资报告》，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
对数据的基本分析见表3—8：
表3—8 数据描述表
表3—9 相关系数表
注：为缩小表格，相关系数表中没有包括因变量。
2．模型建立与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多次回归，笔者建立了以下最优拟合回归模型。由于三个政治因素变量是虚拟变量，在同一模型中回归难以解释其系数，所以笔者建立三个模型。
面板数据常用估计方法有两种：固定效应法（FE）和随机效应法（RE）。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对误差项的假设。面板数据的回归误差项包括两部分ai、uit。ai称为非观测效应（unobservable effect）或固定效应（fixed
effect），代表样本个体不随时间变化、没有观测到的影响因变量的一些因素。uit称作特异性误差（idiosyncratic
error）或时变（time-varying）误差，代表因时而变且影响因变量的非观测因素。如果假定ai与自变量相关，OLS回归结果就不是BLUE，这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是合适的，否则就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方法。本例中政治摩擦（POLFR）、政治信仰（BELIEF）、国际地位（DPING）、文化距离（CULDIS）、地理距离（GEODIS）等变量都是时间不变的，应该很好地度量了东道国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征，所以笔者预测使用随机效应方法可能更合适。使用常用的HAUSMAN检验方法检验两种方法回归系数的系统性差异，结果证实了笔者的看法：P值为0.2645，原假设成立，两种方法的系数并没有系统性差异，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方法。
然而固定效应法和随机效应法对误差项的考虑是有限的，Beck和Katz（1995）引入的PCSE估计方法则是对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目前影响较大，他对面板数据的误差相关结构给予了更细致的考虑（同步相关、序列相关、异方差），提高面板数据回归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章使用Breusch-Godfrey方法对OLS回归残差进行检验发现，残差项存在明显自相关，并且white检验也证实了异方差的存在，因此笔者使用Stata软件中XTPCSE程序估计模型，结果如表3—10：
表3—10 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
从回归结果看，三个模型的结果差强人意：模型间结论基本一致，系数都很显著，虽然R2只有0.6左右，但是这和影响一国资本流向因素的复杂性有关，企业微观因素、母国和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等都会对流向产生影响，本章的模型只是探讨了国家间的因素。
政治因素都是显著的，其中政治摩擦和国际地位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四个变量的系数符号都与理论假设一致。相同的政治信仰和国际地位，更紧密的政治关系定位都会导致中国对东道国更多的直接投资，而政治摩擦的存在明显减少了中国对东道国投资的规模。从规模上来看，中国对持相同政治信仰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每年平均多投资2.99亿美元，对存在政治摩擦国家比其他国家每年少投资4.14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反映中国一向的偏好，平均每年多投资1.08亿美元。政治关系定位变量在三个模型中显示一定稳健性，在5％水平上都是显著的，系数保持在41～47的水平，即中国与东道国政治关系升级将会带来下一年度0.4亿美元的投资增加。
文化距离（CULDIS）在前两个模型中显著，在第三个模型中不显著（由于与DPING变量相关性高-0.7615），系数符号相同且与理论假设一致，显示文化差异对中国外向FDI的阻碍作用。地理距离（GEODIS）在三个模型中都是高度显著的，它对投资规模的效应是开口向上的二次曲线，即地理距离在12355公里以内，随着距离增加投资规模是递减的；而当地理距离超出12355公里时，距离不再是投资阻碍，开始与投资规模成正比。这一发现可以统一以往研究中相互矛盾的结论。在一定距离范围内，运输成本相对于贸易利润还是可以承受的，在市场所在国生产的可以节省的成本有限，所以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还不明显，而当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运输成本会缩减贸易规模，对距离相对不敏感的投资就会大量替代贸易，因为由此产生的利润空间更大。经济距离（ABECODIS）及其平方项在三个模型中也很稳健，在5％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它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一次项系数为正，拐点在28347美元处。若中国的人均收入按2003～2006年的平均值大约1600美元计算即东道国人均收入低于29947美元时，中国对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投资越多；人均收入超过28334美元时，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则随着东道国人均收入增加而减少。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瑞士、瑞典、爱尔兰等发达国家均在拐点之后。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投资偏向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较强的经济体，人均收入太低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以及人均收入太高的发达国家，由于与中国的经济距离过大，吸收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减少，结论与假设完全一致。
出口EXT_1、进口IMP_1和OTHIN变量在三个模型都是强显著的。出口EXT_1的符号为正且很显著，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顺贸易导向。进口IMP_1的符号为负，即中国进口较多的国家，吸引中国的对外投资越少，似乎说明中国的对外投资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资源寻求特征，这一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解释。OTHIN变量符号为负，即吸引其他国家较多外资的东道国却吸收到较少的中国投资。这一发现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却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特色，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具有与众不同的偏好，更彰显了中国外向FDI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障碍。国家间法律、语言、文化和市场的差异增加了投资的难度和风险，一方面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境外项目和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容易遭受道德风险，致使投资受损。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对外直接投资中信息的重要性，2009年4月10日商务部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旨在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更加全面、权威的信息服务，这一举措无疑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极大的便利。
然而，华商网络作为中国现有的国际资源却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每年举行一次的世界华商大会和1995年中文“世界华商电脑网络”的成立使华商网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迅速成长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建立了100多个世界性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通过定期聚会沟通感情，维持着超越国界、洲界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世界华商电脑网络”网站的大型华商资料库存有53个国家的10多万个华人企业的信息资料，每月有50多万人次上网查询，成为全球最大的华商信息交流与查询网站。华商网络在中国对外出口和引进外资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因此有理由相信华商网络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9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合作与责任”分论坛上，世界华商总会执行主席廖俊侨在接受凤凰网专访时就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借助全球华商乃至各界华人的力量，华人世界“一体化”将有力地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外投资最大的风险是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法律以及风俗习惯，而其与当地政府、企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利用华商网络可以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进入海外市场。台湾、港澳地区的企业正是很好的利用了华商网络实现成功的海外经营。
很多研究已经证实种族网络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和契约监督机制克服国际商务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种种不利后果，从而有效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Greif，1993；Gould，1994；Head，1998；Gao，2003）。华人是世界上数量最多、分布最广、联系最紧密的人口种群，而建立在其之上的华商网络更是规模庞大、影响广泛。作为一种独特的国际资源，华商网络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Weidenbaum和Hughes，1996；Hamilton，1996；Wang，2001）。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其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飞速发展，而华商网络在中国近几年飞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影响及其机制并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
本章将在继承其他学者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使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6年间（2003～2008年）的数据对以下问题给予回答：（1）华商网络对中国近几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显著推动作用？（2）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亚洲与亚洲以外是否显著不同？（3）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主要通过契约监督机制还是信息共享机制？抑或兼而有之？本章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对华商网络的作用进行重新认识，制定相关政策以挖掘华商网络的经济潜力；另一方面为检验关于种族网络的相关研究结论提供进一步实证依据。
种族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以华商网络最受瞩目。国际学界对种族网络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原理有两种研究思路。
第一种思路从契约的非正式监督机制角度解释种族网络的作用，经济史学家Greif（1993）是主要开创者。他研究了11世纪北非马格里布人（Maghribis）在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代理人国际贸易体制，这一体制在高自然风险（海上运输）、高市场风险（价格波动）、低法律约束的贸易环境下成功促进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Greif（1993）认为商人—代理人制度成功的奥秘在于种族网络内部的信用体系和惩罚措施，它保证代理人（负责运输和销售）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也尽力为商人（货主）谋利而不是侵吞货物、欺骗商人，因为一旦代理人的欺骗行为被发现，他将被排除在马格里布人的交易网络之外。虽然当前的贸易环境与11世纪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是种族网络发挥作用的条件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国际贸易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无法消除，基于非正式商业网络的监督机制仍然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另一种研究思路强调种族网络的信息共享机制，这一研究思路的出现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篇著名的文献Trefler（1995）和McCallum（1995），它们引起了学者对本质上一致的两个问题的注意：为什么贸易规模与理论模型的预测相差甚远——所谓“贸易缺失之谜”（mystery of missing
trade）；为什么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规模远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大——所谓“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学者们对现实中除了距离、关税、语言、文化等因素之外的贸易阻力进行了探求，发现信息障碍被认为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种族网络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它被认为通过信息共享、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信息障碍而促进了国际贸易。Gould（1994）和Head等（199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业和种族网络利用网络内部的信息共享机制有效克服信息阻力、促进国际贸易。Rauch和Casella（1998），Rauch（2002）巧妙地将种族网络的信息传递作用与信息要求不同的商品联系起来，发现在同质化的商品贸易中种族网络的作用不明显，而在差异化产品贸易中种族网络的信息机制由于可以有效匹配贸易双方而作用显著，从而证明种族网络作为信息通道的作用确实存在，并且它的作用大小与贸易商品的交易信息需求程度成正比。Co等（2004），Bardhan和Guhathakurta（2004），Dunlevy（2006），Bandyopadhyay等（2008）相继用不同的数据对美国出口规模与出口目标国在美国的移民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都得出了一致的正相关结论。
上述两种研究思路也同样适用于种族网络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其中以研究华商网络与中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居多。Gao（2003）继续对华商网络与中国资本流入进行考察，他使用面板数据检验得出了正相关的结论。Tong（2005）继承第一种研究思路，利用53个国家（包括中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数据检验华商网络的影响以及制度与华商网络作用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相反：行政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华商网络的作用更大而不是更小。Singer（2006）利用进入中国外资的面板数据试图证明华商网络的作用会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而弱化，然而1984～2003年和1992～2003年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Tong（2005）和Singer（2006）的共同之处是探讨了华商网络对投资的作用原理。
2．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目前国际主流文献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计量分析的实证模型有两个：引力模型和CMM模型。使用不同的模型意味着控制变量的不同。为了检验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章同时建立以引力模型和CMM模型为基础的回归方程。
引力模型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使用，早期用于国家间贸易规模的分析。贸易引力模型把贸易流量与GDP、人均GDP、距离和其他与贸易成本有关的因素联系起来，显示了出色的解释力。当八九十年代国际投资成为重要国际经济现象时，学者们开始把引力模型应用到FDI流量的解释文献中（Brainard，1997；Stein and
Duade，2001；Tong，2005）。与贸易引力模型不同的是，FDI引力模型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FDI引力模型的广泛应用，本章将把FDI引力模型作为参照，评估计量结果的稳健性。修正的引力模型完整回归方程如下（变量说明见表3—12）：
lnODIijt是中国i在第t年向j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对数化，GDP、GDPPER、GEODIS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下标i、j、t分别代表中国、东道国和时间，随时间不变的变量没有下标t。前三个变量是引力模型的基本构件，每一个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model）理论模型的实证模型。“知识—资本”模型由Markusen等（1996、1997）建立，是首次尝试把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融合在一起的一般均衡模型。Carr等（2001）首次为“知识—资本”模型建立了实证检验模型，即CMM模型，并利用美国1986～1994年的双边投资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与理论预测一致的结论。由于CMM实证模型是第一个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FDI实证模型，CMM模型产生后被广泛应用于与FDI有关的实证研究中（Singer，2006）。根据本章需要建立以CMM模型为基础的完整回归方程如下（变量说明见表3—11）：
回归方程的前两行变量是CMM模型的基本变量，后两行变量是本章实证需要计入的变量。所有变量名称的含义在表3—11中集中说明。
（2）样本与变量选择。
本章选择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7个东道国2003～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计量检验。截至200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为182个，87个样本国占所有东道国的44％。87个样本国家的选择取决于代表性和主要变量的数据可获得性。87个样本国家中发展中国家61个，发达国家26个；亚洲国家28个，非亚洲国家59个。87个样本国家2003～2008年吸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这六年流量总和（扣除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的87％，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根据以往研究，因变量有两种选择：FDI流量（Rauch和Trindade，2002；Singer，2006）和FDI存量（Tong，2005）。选择FDI存量作为因变量意味着使用横截面数据结构，缺陷是限制了观测值的数量，有利之处是回归方法简单，不用考虑序列相关、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等复杂的技术问题。选择FDI流量的优势是使用面板数据可以根据需要扩展数据集，并且可以检验随时间变化的效应。本章选择FDI流量作为因变量，一方面为了扩大数据量，另一方面因为FDI存量数据掩盖了2002年前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本章选择的数据区间是2003～2008年，这一区间的政府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变迁，而2002年前后的政策变化是显著的，这一点反映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上（参见图3—11）。比如在2002年以前华人网络可能由于政策限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影响，2002年以后才开始在政府鼓励下发挥积极作用，那么在使用FDI存量作为因变量的计量模型中华人网络很可能是不显著的，或者作用很小，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与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有差异。
图3—11 1982～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
华人人口（CNPOP）。由于没有准确的各国华商规模的数据，所以本章以华人人口（CNPOP）作为华商网络的替代变量（Gao，2003；Tong，2005）。如果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说明华商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作用。
合约平均执行时间（CTRCOST）。根据理论回顾部分的相关结论可知，一国有关契约履行的制度越低效，种族网络等非正式契约监督机制作用就越大，即契约履行的制度水平与种族网络的作用是替代关系，所以，本章通过引入合约执行平均时间（天数）（CTRCOST）作为东道国有关契约履行制度水平的替代变量。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交叉项CTRCOST *
CNPOP就可以检验华商网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中受东道国合约执行成本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当CTRCOST * CNPOP系数为正且显著时，说明华商网络通过契约非正式监督机制推动了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与Greif（1993）的理论预测一致。
腐败指数（CORRUP）。引入腐败指数变量是为了检验华商网络作为信息共享载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腐败水平与信息获得成本是正相关的，在腐败指数较高的环境里，华商网络可以充分利用“关系”资源和熟悉市场的优势获取别人得不到的信息和机会，为母国企业投资创造便利。Dunlevy（2006）已经发现种族网络对出口到腐败程度高的国家作用更明显。因此，笔者选择东道国的腐败指数（CORRUP）作为获得信息难易程度的度量，腐败指数越低，信息获得越容易，华商网络作为信息共享机制发挥的作用就越小。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CORRUP与CNPOP的交叉项来甄别CNPOP的作用受CORRUP影响的情况。如果交叉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华商网络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存在的。
表3—1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表3—12 数据描述表
图3—12和图3—13分别是亚洲国家（地区）、亚洲以外国家（地区）华人人口与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散点图。对外直接投资额以2003年至2008年的平均值度量。图中的直线为散点图的拟合线，拟合线向上倾斜说明各国华人人口规模与吸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是正相关关系。同时，从两类国家的拟合线比较来看，亚洲以外国家（图3—13）的拟合线斜率更大一些，说明在亚洲以外地区华人人口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影响更大，与实证结果一致。
图3—12 亚洲国家（地区）吸引直接投资额
图3—13 亚洲以外国家（地区）吸引直接投资额
（1）计量方法的选择。
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有混合OLS、固定效应方法和随机效应方法。面板数据模型的误差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个体观察单位有关的，它概括了所有影响被解释变量，但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另外一部分概括了截面随时间而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通常被称为特异性误差或特异扰动项。非观测效应模型一般根据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的不同假设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非观测效应究竟应假设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关键看这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对应的因素是否与模型中控制的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相关，如果这个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这个效应为随机效应。由于样本个体数目较大（87个），使用固定效应方法会大量减少自由度，并且模型中的地理距离和华人人口已经度量了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征变量，所以笔者没有使用固定效应方法。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三个年度哑变量（数据区间为六年），F检验显示三个变量集体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明显的截面间系统差异。此外，笔者发现误差项存在较为明显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将会得出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Woodridge，2002）。使用STATA10软件XTGLS命令回归结果如表3—13、表3—14所示。
表3—13 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代表在15％水平上显著。由于GLS方法得出的R2与其他方法没有可比性，所以并没有报告。
表3—14 CMM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10％、5％和1％。由于GLS方法得出的R2与其他方法没有可比性，所以没有报告。
①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计量结果证明了国内学者关于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的猜测。不管是引力模型还是CMM模型，亚洲样本、非亚洲样本还是全样本，CNPOP的系数保持高度显著性和稳健性（只有在亚洲样本的CMM模型回归结果中显示10％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具体来讲，东道国华人人口每增加10万，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将增加1.5％和1.42％（见表3—13、表3—14的第四列），这一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反映了华人人口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充分说明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有理由相信华商网络在中国以后大规模的“走出去”活动中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
②华商网络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地区差异。
据暨南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截至2002年4月的统计，全世界华侨华人3407万人，分布在140个国家，亚洲占82.7％。亚洲的华人不仅数量多，经济实力也最强，根据亚洲地区前1000大上市华商企业2006年公司年报，在亚洲地区前1000大上市华商企业中，除其中的中国大陆企业外，它们的总资产为2.4万亿美元，年度总营业额接近8000亿美元，总资产和营业额可达到所在国家或地区同类企业总和的75％左右。中国商务部提供的资料显示，近30年来，世界华商投资中国的资金中有87％来自亚洲地区。此外，根据《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08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3.9％在亚洲，所以根据以往数据推测，华商网络对中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影响要大于亚洲以外地区。
我们把全样本分为亚洲样本和非亚洲样本分别进行检验，计量结果却与我们的认识相悖。从表3—13、表3—14的最后两列可以看出，亚洲样本中华商网络的影响在两个模型中都不太显著，而非亚洲国家样本中华商网络的影响却很稳定、显著。从影响效应大小来看，非亚洲国家东道国华人人口每增加1万，将会引致中国直接投资分别增加1.08％和1.68％，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万人华人人口弹性只有0.08％和0.123％。
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亚洲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经贸交往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没有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大，华商网络的作用也会弱些；第二，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受政治因素影响更大，可能掩盖了华商网络的影响。根据贺书锋和郭羽诞（2009）的研究结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而亚洲在中国政治外交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政治因素的影响会更明显。从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12位的亚洲东道国顺序可以看出，政治关系、地缘、资源等与此有很大关系，而并不与华人人口、华人资本规模成正比关系。
③华商网络的作用机制。
本章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华商网络的作用机制，即华商网络是否通过有效的契约履行监督机制和网络内的信息共享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契约监督效应在计量模型中体现在CTRCOST与CNPOP的交叉项系数，当系数为正时意味着CNPOP（华人人口）对因变量FDI的影响会随着CTRCOST（契约履行成本）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意味着中国倾向于向契约履行成本高的东道国投资（与一般的投资者相反），因为华商网络作为非正式的契约监督机制替代了东道国比较差的正式监督机制（高契约履行成本），降低了华人投资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信息共享效应在计量模型中体现在CORRUP与CNPOP的交叉系数，当系数为正时意味着CNPOP对因变量FDI的影响随着CORRUP（腐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即华商可以通过华人社团和人脉关系很好的规避腐败造成的信息不透明、投资成本增加等不利影响，从而达到扩大投资的目的。
在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CTRCOST与CNPOP的交叉项系数是负的，分别在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与理论预测的符号相反。这一结果可以做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CTRCOST作为东道国有关契约履行情况的工具变量可能存在偏差，第二种可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华商网络的契约监督效应并不明显。为了排除第一种可能性，笔者又选择了东道国的犯罪率作为东道国有关契约履行情况的工具变量，然后应用上文中同样的计量方法和模型，最后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即犯罪率与CNPOP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华商网络的契约监督效应并不明显，并且中国对契约履行成本高的国家有明显的排斥性。
关于华商网络的信息共享效应，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两个模型中CORRUP与CNPOP的交叉项系数都是正的，并且分别在1％和1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海外华商网络作为信息通道和信息共享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可以从其他事实中得到印证。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海外华人社团已达1万多个。这些社团不仅是华人维系感情的场所，更是信息交流、拓展商务的桥梁。
综上所述，华商网络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亚洲以外地区更明显。一直以来，华商网络被认为对中国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贸易和投资影响最为明显，然而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在亚洲以外地区似乎更为突出。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华商网络的影响范围比预想要广，亚洲以外华商网络的直接投资效应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说明华商网络作用的发挥有其特定机制和条件，在市场差异大、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国家间华商网络更能发挥它的优势。实证结果同时揭示了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以信息共享机制为主，即中国企业不像其他国家投资者排斥信息获取成本高、腐败水平高、透明度差的东道国，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国企业通过当地的华商网络更容易获得信息优势。华商网络的契约履行机制在实证结果中没有得到证实，中国企业对契约履行难度大的东道国有明显排斥性，即使这些国家华商网络规模较大。上述结论对中国政府制定政策、推动下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一，政府要重视企业“走出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重新审视华商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我国企业“走出去”突出的问题是“走出去”的渠道少，对海外同行企业和市场缺乏了解，难以找到合适、可靠的合作伙伴，华商网络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契约监督机制已经证明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华商网络的建设，以此为平台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世界华商大会、华人网站、华人社团等都是很好的华商网络平台，可以为中国企业增进信息交流创造商机。世界华商大会是华裔工商界人士的全球性聚会，聚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企业家，汇聚了无数的跨国经营智慧，对有志于“走出去”的企业是通向世界的桥梁。
第三，政府应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法规，建立海外华人投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海外华人跨国经营的发展现状，为准备“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