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报记者团 蒋云鑫 陈雅

志长不怨叹，有胆才能搏。

每日急匆匆，稻香风雪中。

波浪人生独风景，把酒对长天。

 胡之德，1985年3月至1993年4月任兰州大学校长，是一位在兰州大学办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1952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胡之德有幸成为新中国“高考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里的一员。

 大学时代，对党和国家朴素的感情、对上大学机会的格外珍惜、对知识的高度渴望……种种因素缠绕交错，在当时兰州大学极端艰苦的生活学习条件下促成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学习场”，胡之德在这个“学习场”中很快崭露头角。

 1956年，胡之德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直至几乎整个60年代，他的主业是“学做一名老师”、完成了从“教师”到“老师”的过渡，同时在仪器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启了科研生涯。

 70年代，文革的冲击使胡之德不得不走下讲台，但对学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真知灼见使他始终坚守在实验台上，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85年，胡之德出任兰州大学校长，任上他做了一件“我自己感到最满意的事”，那便是顶着各方压力破格晋升了91位35岁以下没有科研成果或科研成果较少的教师的教授和副教授，时至今日，这91人中已经走出4位院士。

 1993年从校长任上退下来之后，胡之德回归“老师”，培养博士研究生50余人、与11位博士后合作开展工作、发表SCI论文400余篇，是Elsevier公布高被引作者之一。撰写5本业务著作、合作编著3本高等教育管理类专著、发表教育方面的文章40余篇……

 2005年，胡之德正式退休，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和“活到老干到老”的昂扬斗志使他退而未休，组建并带领甘肃省老教授协会的老专家老教授到农村去从事“两基教育”、开展青少年思想素质教育、推动农业科学技术为三农服务、组织教授医疗队为农民诊疗治病，提高基层医疗管理水平……在尽心竭力为地方服务中得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表彰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的高度赞扬。

“高考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

 在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史上，195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形成了高考制度的基本框架，成为新旧招生制度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高考时代”的开始。胡之德便是这“高考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

 1931年12月24日，胡之德出生于四川荣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就随祖父和父亲做农活。1948年底，胡之德从高中失学在家，就又操起了农具。1951年9月，四川荣县中学复学，胡之德得以重返学校，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复学的一年里其实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一年后便参加了高考。

 解放初期的中国迫切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建设国家，所以“国家动员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学生都参加高考”。高考前两个月，四川省按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进行划分，每个行署所辖区域的学生集中在行署所在地进行培训，胡之德所在的荣县属于川南行署。“培训内容主要是政治课，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二是社会阶级发展史，三是共产党简史，这些课程在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学过”。两个月培训结束，正式参加高考，“高考除了这三门课，也考数学、物理、化学。考完后国家并没有公布成绩，只是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分成两部分，成绩较好的一部分人就直接上大学了，成绩不合格的一部分人其实国家也解决了他们的上大学问题，例如我们川南行署，成绩不合格的被分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上预科，第二年也都上大学了。我是被直接分配到兰州大学化学系”。

 当时的兰州大学学生比较少，“我们来之前化学系只有十几位老师、十几位学生，我们这一批通过高考来到兰大的人数是空前的，学生总人数一下子达到了七八百人”。

 1952年9月，四川省考上大学的学生被集中到成都，解放军派出了500辆大卡车，每一辆卡车里坐着32个人，“4排，每排8个人，中间两排背靠背，边上两排靠车身，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浩浩荡荡的车队从成都出发，行进了5日才到达宝鸡，之后就分成了西北、华北、东北三队各赴所录取学校学习。

 胡之德来到了坐落在甘肃省兰州市萃英门的兰州大学（位于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生活环境是及其艰苦的。冬天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我们南方的学生占到80%，尤其四川人多”，来兰州之前谁都不了解这里的气候，“所以很多人是穿着草鞋、背着草席来的”，9月份入校，10月份感冒的人便多起来了，这还没有到更冷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出面和兰州军区协调，兰州军区给学生们不论男女每人支援了一套军服和一顶帽子，“就是过去八路军、新四军穿的那种灰色军服”，这下算是安全过冬了。

 没有自来水，不论饮用水还是实验用水，都要师生用毛驴到黄河边去拉，拉回来的水装在大煤油桶里边，“桶里一半水一半泥，把上边的水喝了，下边的泥倒掉，老师学生都喝这个水”，后来才用明矾澄清饮用上层清水，再后来老师们教学生用明矾处理后的清水在实验室作蒸馏实验，再用虹吸原理将水循环利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节约用水”。大家都抢着用毛驴车去黄河拉水，以此来磨砺意志，锻炼自己。

 “屋外大雨，屋内小雨”，便是那个年代大学生宿舍的真实写照，女生4个人一间大约12平米的宿舍，“还算不错了”，男生28-32个人一间大房子，每人一张床板，房子四通八达的缝子到处通风。冬天的时候，尽管大房子里生着两个炉子，但依然阻挡不了寒气袭人，“大家睡觉就用被子把脑袋裹起来”。起初很多南方的同学生不了炉子，“我还是生炉子的冠军呢，不论教室还是宿舍，炉子基本上都是我生的。后来大家就都会生了，毕竟这是个简单劳动嘛。”胡之德笑言，“大家平常走路的时候看到浮柴都会捡起来，用浮柴生火容易些，大家都很自觉地会这样做”。

 学习条件方面，“当时的兰大只有三个教学楼一个礼堂，其余基本上是平房，而且那个时候的平房都是土坯砖做的”。

 仪器设备也是非常简陋的，滴定管、容量瓶、试管、烧杯，等等，“只有这一些最简单的玻璃仪器，但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大家都很爱惜，轻拿轻放，没有破碎的”。数量有限，仪器设备只能两三个人共用一套，“但大家都要争取做，就轮流进行”。每个人做完实验后，会自觉将仪器清洗干净，以便下一个人操作。

 国家对大学生给予了生活上的保障和关怀。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解放军或地方来的带工资的调干生，另一类不是调干生，“国家给这部分人都给了助学金”。3元、4元、6元的助学金保障了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我是6元，最高的，其中4元用作生活费，剩下2元用来买书买文具，那时吃得很好，每日午餐晚餐均四菜一汤。”

 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却是很高的，“因为刚刚解放，能上大学都是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机会，都很珍惜，学习都高度自觉，当时的说法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学好本领了才能为人民服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从周一到周日、从早到晚争分夺秒地学习，冬天上晚自习，“每一个炉子跟前只能围上六七个人，到第二层后就没有热气了”，但这丝毫没有击退大家学习的积极性，甚至晚上10点熄灯以后，大家学习的战场就转移到了路灯底下，“零下20多度的气温是个什么概念呢，黄河结冰后汽车马车都能过去，所以在路灯下学习很多人的耳朵、手脚都冻出了冻疮”。

 这样的学习风气像强大的磁场一样紧紧地吸引着当时的兰州大学学生，“这是一种学习拼搏的精神”。

 学生近乎疯狂的学习引起了时任校长林迪生对大家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天山堂旁边十几米远处就是操场，强制要求老师学生在操场上做工间操，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参加课外活动，也很少有人休息”，为此，学校后来每周六晚在至公堂举办跳舞活动，“除了至公堂，其他地方的电灯都关掉”，以此强迫师生到至公堂跳舞。同时，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劳动卫生课程并且达标，“达不了标是不能毕业的”。

 被这个强大的磁场牢牢吸引着的，除了学生，还有老师。

 “给我们上课的几乎全都是教授，没有助教上课，讲师上课的很少。上课的教授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回来的”。

 他们原本能够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外定居，但他们选择了坐至少一个月轮船回国，回国后又车马劳顿来到兰州，“当时的兰州是很落后的地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兰州市那个时候除了五泉山有一个三层的楼房，是解放前张治中长官住的地方，再就没有楼房了。所以当时这些人能够到这里来并扎根一辈子，我认为都是爱国者，都是好样的”。

 解放不久的1952年，教授们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国外回来的教授都接受了这个教育”。教育使教授们思想观念和情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这样，他们心怀建设祖国、为祖国培养人才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强烈愿望，投身到兰州大学的教育事业中来了。

 法国回来的戈福祥教授讲授《无机化学》和《工艺化学》，他是国民党时期资源委员会的七个成员之一，“后来参与组建了中国化学会”。

 美国回来的陈时伟教授任兰州大学理学院院长，后任兰州大学副校长、化学系物化教研室主任，“他亲自给我们讲授《物理化学》”，其夫人左宗杞教授是化学系系主任，“他们俩都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派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陈时伟是学光化学的，是当时我们国家学光化学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左宗杞是研究高温和低温电池的”。

 实验课程是由讲师、助教来讲授，“他们还要和学生一起听教授讲课并参与辅导答疑”。

 老师们认真、勤奋、踏踏实实地教学，完全做到了对学生严格要求、精心培养。所谓精心培养，“就是老师手把手地教试剂瓶怎么洗，容量瓶怎么拿，滴定管怎么看，滴定管如何绝对校正，容量瓶和吸量管如何相对校正，等等。”

 课下的师生关系也很融洽。老师常常到学生宿舍和学生一起学习，休息日的时候，老师还会请学生出去玩，“偶尔请学生吃红枣”。学生生病了或有困难，“包括老师和其他学生，大家来照顾、帮忙，例如把稀饭熬好了给你送过来。师生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是一种真正的师生友谊，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师生平等、师生民主、相互尊重”。

化学系发展的第一个学生党员

 1952年5月，胡之德在高中加入了共青团。

 1952年9月初到兰州大学化学系，胡之德被选为班长，学习努力刻苦、工作积极热情、班级活动组织的好，很快胡之德成为化学系党小组组长朱庭珍老师的左膀右臂，进而被学校选为团委宣传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长”，得到了党组织充分的考验、磨砺与培养。

 1953年5月，胡之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化学系发展的第一个学生党员，也是化学系除朱庭珍老师之外的唯一的党员。此时距胡之德加入共青团刚好一年的时间。

 用一年时间完成思想上的巨大进步和提升、进而得到党组织的青睐和认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我们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我们能感觉到解放后的一切都和国民党时期不一样，共产党关心每一个青年，校长对人的关心，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友谊，在旧社会从来没有感受过，所以就感觉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党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感情。”无论是校长还是书记，报告中总会要求全校师生要为了国家建设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只有这样才能参加和做好国家建设工作，“这种朴素的讲话、朴素的感情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们就要热爱党、热爱新中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

 正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这种朴素的感情全部抒发在了写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感谢信中，“我们要学好，我们也要上战场”。这样的信胡之德写了三封。

 毕业前夕，根据学校的安排，生物系、数学系和化学系要成立一个支部，“三个系合起来也才有十几个党员”，化学系的党员依然还只有朱庭珍老师和胡之德，胡之德任化学系党小组组长后，“发展了若干党员”。

 1956年毕业时，胡之德获得了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奖并被告知留校工作，“还给我发了几十块钱”，四年未曾回家的他有路费回了趟家。

 留校工作以后，作为助教的胡之德，工作先从学做一名“助教”开始，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带实验课、和学生一起听教授上课等，这样的学习状态持续了整整6年，直到1962年胡之德成为一名讲师。

 但是按照当时的要求，讲师依然没有上讲台授课的资格。通过进一步的学习锻炼，胡之德迎来了上讲台之前的试讲，“试讲的时候教研室里所有老师都来听课，当场提问，我试讲了三次才过关”。胡之德迈出了讲课的第一步。

 在讲《分析化学》基础课时，胡之德对每一章都要推导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公式或数学模型以表述该章的主要内容和一些实验现象，每讲一张图、一个表格数据和一个公式时总是告诉学生其中的思路、方法和结果分析，以便使学生掌握和学习前人的科研方法，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大都认为他的教学“有系统性、理论性和启发性”。

 1979年第一次招录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的教学中，他非常注重探索培养研究生的创造性，注意启发学生如何由已知去探求未知知识，用已有信息去寻求规律，挖掘文献数据的有效信息及其实用价值，提高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新性；始终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让学生懂得如何将数据和图表转化为公式或数学模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在长期的教学中，胡之德编著了《分析化学中的溶剂萃取》、《分离科学与技术概论》和《高效毛细管电泳》等分离科学的参考书。

 在做助教期间，胡之德在左宗杞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始终坚信科学技术一定能为中国富强和人民富裕服务”。

 在无设备、无经费的条件下，胡之德选择了当时国内外研究极少的反相无机薄层色谱和反相纸色谱作为研究课题，用简单的量筒和滤纸或玻璃薄板做工具，有时甚至将简易工具搬回15平方米的家中做研究。

 不仅如此，他还选择新颖的高效离子交换色谱，对周期表中40余种离子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并总结出了有一定预见性和实用意义的数学模型；相继选择高效液相色谱中的构效关系作为课题，研究了分子连通性指数、诱导效应指数、分配系数、疏水性参数、扩展溶解度参数、酸碱参数等与色谱行为的关系，尤其对扩展溶解度参数的计算，提出了简易的数学模型，完善和发展了前人在这一小领域的工作，计算了400多种有机物的扩展溶解度参数并用于研究其与色谱行为的关系；还研制成在线微波流动注射分析仪，用于贵金属等的分析，制定了一系列新方法；在高效毛细管电泳的分离分析中，他结合中国的传统中药，将高效毛细管电泳用于秦皮、杜仲及其组织培养体系、丹参及其注射液、甘草、天麻等10余种中药及一个方剂中复杂体系活性组分分离和测定，为中药质量的控制和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新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样一个科研工作还未能全面普及的年代，胡之德目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交叉学科这个新兴事物及它所具有的“综合性、互补性、互感性、实用性、开放性、创造性、动态性、灵活性、合作意识和群体性”等特点，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交叉学科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理论联系实际、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交叉学科思想并使其成为指引他开展科研工作的主导思想，“我有11个博士后，只有一个是化学学科，剩下的全都是其余学科，如农业的、生物的、数学的、物理的……各科都有”。尤其是对神经网络的研究，更是使他的交叉学科思想发展到极致。

 “那个时候我和研究生合作的是单层神经网络。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因为我认为神经网络有可能用到未知领域，一些用传统方法得到的结果如何将过程换成神经网络，有可能得到更简单明了的新结果。”事实上在做神经网络这一研究工作之初，胡之德对此也不甚了解，但他始终相信该研究进行下去的话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以运用到分析化学上，可以预测物质的产生原因，可以找出物质出现存在先后差异的根源，“就是可以解释一些别人解释不了的东西”。

 在这一过程中，胡之德充分激发了研究生的科研潜力。对于神经网络这一“新鲜玩意”，他在自己并不太懂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去做，“让年轻人去学新东西才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教师在开展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不能只为了做科研，有培养学生的观点、思维、方法和境界的义务，“让学生出去以后不吃亏”。在这样的培养理念下，胡之德的三位研究生申请到了洪堡奖学金，“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奖学金，全校也没有多少人申请到该奖学金”。

 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使他和学生们共同合作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SCI论文400余篇，先后获部级成果奖励6次。

 1978大会迎来了中国的“科学的春天”，兰州大学也迎来了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爆发，“当时科学大会上兰大有25项科研成果奖，可以说是名列前茅”，胡之德从事的反相色谱与溶剂萃取的研究和与朱彭龄合作的选择性电极研究均获奖。

 事实上，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号召广大青年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也曾提出过在科学上要有所进步、有所发现、有所成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科学十四条”同样指出国家的发展一定要有科研。“这就形成了两个中心，即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

 在当时经济条件困难的状况下，兰大的老师们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努力从事科研工作，“当时大家的想法是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至少也是在别人的工作基础上有所进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坚持不懈的探索，兰大的老师们积累了一批科研成果，哪怕是在社会环境不利于开展科研工作的状况下，兰大的老师们依然没有将实验仪器设备束之高阁。

 1978学大会通知一发出，“学校进行全校动员，让大家把已有的成果都拿出来报奖，报上去批不批准不重要”。兰州大学一共报了25项，“结果都获奖了”。

 喜讯传来，一时间兰大声名鹊起，师生的积极性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鼓舞和调动。

 但是，时任化学系副系主任的胡之德看到的、想到的却远不止这些，一方面基于对科学研究工作重要性的更加深刻和长远的认识，另一方面是被入校新生一句“我们不知道有兰州大学，是被分配到这里来的”刺痛了心灵，胡之德认识到提高学校知名度是当务之急。

 如何提高学校知名度？胡之德有着在当时很前沿很独特的见解：“各种刊物都是面向人类、面向世界的，如果说这些刊物中没有中华民族的旗帜，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称之为优秀民族”。因此，要通过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要将中华民族的旗帜插到人类科学文化宝库之中的目的，成了胡之德要提高兰州大学知名度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之一。

 真正推动起来却谈何容易。受社会环境和固有观念的影响，胡之德在化学系副系主任和任校长期间鼓励教师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行为遭到了很多老师的不解、反对、甚至唾骂，“学校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对这件事”。

 胡之德并没有退缩，“既然通过发表文章能够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而且发表文章本身也不是坏事，它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无论多难都要坚持下去，要做工作，就要听不同意见，就要不怕骂”。

 这种情况下，胡之德采取了奖励措施，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教师进行物质奖励。当时物质生活条件普遍艰苦，胡之德的这种做法招来了更多、更强烈的骂声，不退缩成了胡之德对付唾骂的有力法宝。

 渐渐地，发表文章的人增多了，反对唾骂的人减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1992年、1993年连续两年，兰州大学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名列全国第三；1995年,在美国《科学周刊》评出的中国最杰出13所大学榜单上，兰州大学位居第六。

 学校知名度的提高在80年代尤为凸显，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在全国赴美留学考试中，兰大连续5年夺得全国个人或集体第一。

 从文革中走出来，经历了党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心情愉悦的老师们深切地感觉到80年代“一切都变了”，一时间大家积极性高涨，纷纷认为应该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和精力抢回来，把缺失的功课补回来，为国家的发展、兰大的建设实实在在地干些事情，“这种精神迸发出来之后就产生了无穷的力量”，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家属院夜夜灯火通明。

 而这个阶段的学生中有不少经历过上山下乡，“有的从初中开始就在工厂里劳动”，学生也都感觉到机遇难得，同样迸发出了无穷的学习动力。

 老师和学生迸发出来的拼搏奋斗精神铸就了当时兰大“发力”的“内功”。

 改革开放带来了诸多好处，一方面“国家从政策上提倡出国留学，开始往外派留学生，组织了全国赴美留学考试”，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增强了。我们深切地明白学校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通过外力来推动发展是几乎不可能的，只能通过我们自己去努力，去修炼内功，所以就鼓励、动员大家去竞争，去出国留学”。

 率先参与全国赴美留学考试的是化学系、物理系和生物系。为了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三个系组织了一批自愿参加考试的人进行培训，同时组织老中青三代教师在一起讨论教学，“主要讨论美国的化学从哪些方面努力，考试从哪个方面突击分数会高一点，物理系和生物系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时真的是老师和学生几乎都是拼了命了，拼命的结果就是1980年大家不仅都通过了考试，而且物理系学生胡青夺得全国第一”。

 外界“不服气”的议论和怀疑纷至沓来，“他们觉得是我们碰巧了。”

 第二年的考试，兰州大学“如法炮制”，化学系学生倪锋又是第一，“这次他们就有点惊讶了，但依然不服气”。

 接下来的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兰州大学年年第一，“这些学校慢慢地就不说话了，那些不服气和怀疑的声音消失了，学校的声誉也就慢慢起来了”。

 新华社记者屈维英专门撰文《兰大为何“状元”多》，刊登在1986年第8期《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寄语青年

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三位来自甘肃的“90后”党代表的亮相让人印象深刻，“蓝色”卫士於若飞、车轮上的名将逯艳、“飞天”舞者康琦，他们自信满满、青春洋溢，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风华正茂的昂扬之姿。一起走近他们，聆听奋斗的青春故事。

“现在在公益救援领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加入了进来。而在各行各业，像我一样的90后，甚至是00后都逐渐成了中坚力量。”

党的二十大代表、甘肃蓝天救援队队长

於若飞走上“党代表通道”

像他这样的“90”后占比高达70%以上

甚至还有很多“00”后

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集结

用行动奉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风采

攒够50万，毕业就买房买车

他先后开过服装店、酒吧

终于，在2015年毕业那年攒了53万

却做出了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选择

他还是毅然放弃了买房买车、稳定的工作

成立了甘肃省第一支民间公益性人道救援队——

开启了他的“救援”事业

於若飞就开始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2012年，在家乡岷县发生暴洪泥石流灾害时

便请假回家，做起了抗洪救灾的志愿者

正是这次经历让於若飞与蓝天救援队结缘

“救援人员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很帅”

他加入了陕西蓝天救援队

水上打捞和高海拔救援等21门技能

▲为消防人员开展培训工作。

在甘肃建立一支公益应急救援队非常必要

救援结束后於若飞赶到兰州

组建了兰州大学生蓝天救援队

▲2019年9月，黄河某段水域救援。

钻研救援技能、参加专业救援培训

为了志愿服务考取41个证书

兰州大学生蓝天救援队更名为甘肃蓝天救援队

并在甘肃省民政厅登记注册

成为甘肃第一支登记注册的民间公益性救援队

▲於若飞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工作。

在抗震救灾、城市救援、野外救援现场

总会看到他“蓝色”的身影

▲甘肃蓝天救援队在社区开展消杀工作。

於若飞带领的甘肃蓝天救援队

参与大小救援940余次

挖掘打捞处理遇难者遗体371具

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16000多小时

於若飞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换来了一个个肯定的荣誉称号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到蓝天救援队

已发展成为有着千余名志愿者的专业救援队伍

蓝天救援队在武威、张掖、平凉、天水

他将继续用善行温暖人心

将志愿服务与社会公益事业坚定地推进下去

为西部地区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发展作出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宏伟蓝图，我们的干劲更足了，对走好新时代体育强省、体育强国之路的信心也更足了。”

逯艳出生于甘肃省华亭市一个普通家庭

热情开朗、活泼好动、酷爱体育的逯艳

▲党的二十大代表，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小轮车队主教练、运动员逯艳。

在平凉体育学校练了三个月跳远的逯艳

被甘肃省自行车队教练张烨选中

当时小轮车项目在甘肃省队并不被熟知

逯艳与教练张烨成了这一项目的开拓者

俯冲、提把、飞包、翻越、冲刺……

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

让她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

▲作为运动员，逯艳的前方是赛道。

逯艳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就获得青年组冠军

2009年首次参加全国成年组比赛

后在2010年的亚青赛上夺得冠军

逯艳的运动生涯也遭受过失利

2013年沈阳全运会上意外失金

她明白了体育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还需要团队间的相互协作

▲逯艳（左）、张娅儒（右）包揽第十四届全运会金银牌。

先后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子小轮车赛亚军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BMX小轮车越野赛冠军

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小轮车女子竞速赛冠军

▲逯艳（右一）在赛场驰骋。

在2017年天津全运会赛场上

她所带领的甘肃队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包揽了全运会小轮车单项前四名的好成绩

逯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忠实履行庄严使命和神圣职责

认真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

作为甘肃省小轮车队的主教练

带领更多甘肃小轮车运动员

在重大国际赛事上勇创佳绩

争取让更多人熟知、喜爱小轮车运动

努力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再立新功

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体育力量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文艺工作者，我要秉承‘丝路花雨’的创新精神，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用心用情讲好甘肃故事、敦煌故事。”

康琦是甘肃演艺集团歌舞剧院舞蹈团演员

《丝路花雨》第21位“英娘”扮演者

14岁时开始接触专业舞蹈

▲党的二十大代表、甘肃演艺集团歌舞剧院舞蹈团演员 康琦

从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歌舞剧院分校毕业后

康琦就来到当时的甘肃省歌舞剧院工作

让她逐渐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走到领舞、主要演员的位置

也让台里看到她扮演“英娘”的潜力

▲排练中的康琦（前排右一）。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为了让自己成为“英娘”

她早早地来到排练厅开启一天的练习

又主动留下来给自己“加课”训练

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提升的机会

经过了近两年时间的磨砺

康琦终于圆满完成了首演

▲康琦扮演的“英娘”。

康琦参演《丝路花雨》100余场

“康琦”与“英娘”相互成就

▲康琦扮演“英娘”演出精彩瞬间。

她用一场场令人赏心悦目的演出

传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现着我省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康琦在黄河游轮上演出。

先后荣获甘肃省舞蹈大赛单双三表演金奖

甘肃舞蹈“飞天奖”大赛金奖等

康琦更是多次随团代表国家出访演出

《丝路花雨》40年“优秀传承个人”荣誉

甘肃省优秀青年文化人才等荣誉称号

“一心向党甘于平凡，逐梦舞台奉献精品”

康琦感到无上光荣与自豪

▲让青春与艺术同台绽放。

正以多种方式走出石窟、走向世界

作为“敦煌舞派”的传承者之一

“我将沿着前辈们的足迹，

在文艺为民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时代的十年，从脱贫攻坚主战场到抗疫一线，从科技攻关到社会服务各个领域，处处都有青年人的身影，处处都有青春的担当。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在新时代的征途中，青年们当有“热血沃中华”的忠诚信仰，有“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当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投身于伟大事业，谱写更加壮美的青春之歌。

（新甘肃客户端综合整理@央视新闻、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兰州晨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