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6日下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为大家讲授《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课程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皇权与革命”、“郡县与封建”、“王权与神佛”。课程的开始，葛教授回忆起2020年在东京访学时与学者渡边浩的闲谈，渡边浩教授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明治维新表面上是追求西方化和现代化，实际上也是走向中国化和古代化。这引发了葛教授有关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的问题意识。第一，明治以前日本传统的政治文化和中国不一样，古代中国是皇帝一人独大的专制体制，加上朝廷直接控制的郡县制。而日本中世以后是中央权力（天皇与幕府）双重结构，和（天皇、将军、大名）重层体制，即封建制。故有学者将明治维新戏称为“中国化”。第二，既然中国化是明治日本“走向近（现）代”的制度基础，那么，为什么在同样的制度下，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原来就有这种制度，却不能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第三，原来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日本，在传统政治文化上和中国并不一样，那么其差异究竟在何处，是结构性的还是根本性的差异?
上篇“皇权与革命”聚焦中日两国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中国自汤武革命之后，便经常改朝换代，日本则是万世一系。中国古代虽然强调皇帝的地位，但偏偏画蛇添足，认为皇位应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失德就可以造反。其理论基础来自《孟子》。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是皇权的神圣重要，还是有德者居之更重要？中国古代君臣之间，对此有过不少争论。但这个观念并未在日本生根，天皇并不需要以德配天。
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之间主要有三个差异，第一是皇帝或天皇的合法性来源。中国皇帝号称“天子”，虽然也讲“天授神权”，但必须是政治权力、宗教神圣、知识真理集于一身的。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其合法性的来源是血缘、神话、神器。日本学习了中国嫡长子继承制，血缘继承稳定且神圣的。试图废掉天皇的人会被严厉惩罚。表面上看，中国皇帝与日本天皇并无不同，中国皇帝颁布诏书自称“奉天承运皇帝”，日本天皇颁布诏书自称“明神御宇天皇”，但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区别。《平家物语》中记载承久之乱中后鸟羽上皇“御谋反”，随后镰仓幕府成立，日本进入公家与武家对立的年代。虽然武家掌握了所有的实权，对天皇依然尊敬。这造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在时代发生变换之时：谁才是真的神？从幕末到明治之间的种种都表明，权力可以在天皇与将军之间移动，某一极出现问题，另一极可以及时替补。这造成了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中提到的“无责任体系”的现象。
差异二是忠诚观的不同。丸山真男在《忠诚与反叛》中指出，日本的忠诚观是多样的，其叛逆观也是复杂的，《忠臣藏》的故事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对君主与父亲的忠诚是绝对的。对皇帝和父亲不可背叛，皇权是绝对的、唯一的、单线的，所以中国有正统与异端之争，有忠孝之争，还有遗民的现象出现。这些内容在日本都不是绝对的，而日本人的忠诚观在中国人看来是在纠结小是小非。如西乡隆盛，在中国难以得到很高的历史评价，在日本却依然可被视作英雄人物。
差异之三是对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不同。中国皇帝的权力远大于日本天皇，是“绝对性的集权”，君主即是朝廷，朝廷即是国家。若要变革，必须改朝换代，大多改朝换代也伴随着腥风血雨。将政治合法性放在一家一姓上，决定了求变必须改朝换代。清朝晚期被看作是在“保大清不保中国”，故而中国可以推翻君主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其中存在着汤武革命的历史基因。日本没有绝对的权力，故而没有革命的必要。日本王权的所谓“双重体制（朝廷与幕府）”或“重层结构（天皇、将军、大名）“使得无人可以绝对和全面垄断权力。因此，权力可以并存及移动，“公武”可以“并立”，也可以“合体”，王政可以“复古”或“归还”。也正是如此，“虚君共和”的蓝图在战后的日本得以实现。“黑船事件”直到明治维新的历史过程，也是天皇、幕府与大名之间的平衡与博弈。在尊王与攘夷之间，政治文化的复杂取向得以展现出来。
到江户时代，日本的学者开始关注汤武革命的意义。他们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第一，日本能不能彻底改朝换代，进行易姓革命，不再万世一系？第二，幕府将军能不能废除天皇，自己当真正的“日本国王”或“日本皇帝”？第三，废除或取代天皇，会不会涉及政治伦理上的“忠诚”或“叛逆”，历史将如何评价？第四，若有人取代天皇，日本的贵族与地方豪强能够容忍和接受吗？这在日本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中篇“郡县与封建”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探讨中日的不同。葛教授再次举了“忠臣藏”的例子，说明了日本的藩主与武士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牢靠的，在日本的政治结构中，地方的权力非常大。自大化改新之后，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引进了唐朝的律令制，但实际上，日本形成了政治上的双重体制与重层结构。所谓“双重体制”，即自从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时，天皇就不是可以垄断全部神圣性与绝对性的“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公家之外，世袭贵族或后来的幕府将军、宗教势力始终以不同形式分享政治与文化权力。所谓“重层结构”，是指尽管天皇是“神”，幕府是“国王/大君/将军”，但日本的地方首领始终很有权势，而且是世袭的，即“封建制”。这种“封建制”，贯穿了整个日本历史。
中国自秦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存在了。郡县制、察举制与科举制提供了官僚、去地方军事化，到晚清出现淮军湘军，才出现了变化。帝国的权力如水银泄地，地方都是中央的延伸。古代中国的改革也基本都是向中央集权的方向改革。日本天皇像东周的共主，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即便是将军，也不能完全控制地方，这一点和欧洲类似。西嶋定生认为，律令制是东亚文化圈的共性之一，但隋唐的律令制在日本“受容”的同时发生了“变容”，从一开始，地方贵族在当地的支配权就是受到皇室承认的。所以，中国的郡县制与日本的封建制使得两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郡县制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形成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第一，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级官员，对地方财政税收和法律制度进行管理；第二，统一国家有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他们推行的政治伦理和道德风俗，逐渐消除各地的伦理与文化差异；第三，由于地方的“去军事化”，来自地方官员的反叛或者改革往往很难成功，颠覆和改变往往仍然是自上而下。在皇权是否下县这个问题上，葛教授认为皇权是下县的。从出土秦简来看，帝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极为深入，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一直以来也是阳儒阴法，总体趋势是对地方控制越来越细密的。尤其是宋明这两个汉族王朝，士大夫推进社会伦理道德风俗同一化，更是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这正是科举制与帝国官僚的作用。
古代与中世日本有畿内政权和摄关政治，还有“藤、源、橘、平”等贵族与天皇分权，无论是天皇亦或是将军，都必须妥协。日本始终没有科举制度，地方管理者的选拔也不是委派的而是世袭制的，各地有很有力的藩主，不仅拥有众多武士作为武装力量，还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权，他们代替朝廷或者幕府直接掌控着地方的民众。江户幕府时期，地方大名又分为亲藩、谱代与外样，无法做到对地方整齐划一的统治，尤其是外样大名的实力相当强大。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已经在讨论郡县与封建的问题，太宰春台、赖山阳、荻生徂徕、古贺侗庵，直到福泽谕吉，他们都认为日本的分权是适合其国情的，福泽谕吉更是认为日本的分权是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下篇“政治与宗教”从政教关系的角度论述中日两国的不同。葛教授从织田信长火烧延历寺说起，之所以要武力进攻宗教势力，正是因为宗教已经成为国家统一的障碍，延历寺与石山本愿寺都有强大的武装与军事盟友。日本佛教自最澄与空海之后，逐渐形成了显密体制，成为可以与公家、武家并立的“寺家”。之所以有这样的势力，其一在宗教本身对心灵的控制，其二在于公家武家对宗教的容忍乃至支持，其三在于日本的佛教和神道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尤为重要的是，日本的佛教与贵族之间联系极为紧密。日本佛教中的“院”主来自天皇、关白等贵族，是世袭的，相当于把世俗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带到宗教体系内，这些宗教势力本身就是贵族。
中国的宗教是屈服于政治的，虽然有慧远法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挑战皇权，但随即被世俗权力压制。唐代显庆二年（657），朝廷规定宗教徒必须礼拜王者，而父母君主不用礼拜僧尼，宗教必须服从政治。唐玄宗天宝五年（746），朝廷宣布要求僧尼道士也如同编户齐民，接受管理。所以，中国宗教不可能是“权门”只能是“方外”。
日本的宗教得以成为权门，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日本的皇族与贵族可以成为僧侣领袖。第二，日本的神佛习合、显密交错与“镇护国家”传统，带有出世的特征。第三，日本特有的檀家制度与本末寺制，是佛教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关键，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某一寺庙的信众，宗教是与个人密切联系。第四，日本僧侣参与国家外交与文化事务。如遣唐使、遣明使等。外交所用的船只也都属于寺庙，外交文书也是僧侣起草。中国的佛教与道教无法参与国家的外交。
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欧洲、日本与中国的宗教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同的。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形成现代国际秩序，可以理解为世俗王权摆脱神圣教权的激烈历程，其结果是“民治”。明治日本在排除佛教的前提下，借助本土神道重新塑造王权的神圣性，建立集权国家，以推动现代化转型。日本的宗教在步入近代后，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其结果是“神治”。在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佛教与道教是一个不必考虑的因素，宗教既不是推动维新的助力，也不是阻挡变革的障碍，依然是“德治”。
最后，葛教授总结：在政治伦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政教关系上，中国和日本都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来自于两国政治传统。不要以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其历史就是相似的。作为历史学者，应该看到中国日本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影响了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不同道路。
同学们围绕中日皇权异同、幕府将军的“日本国王”称号、明治维新后天皇权威与国家观念的重构、中国皇权对宗教的利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国史书中的“贰臣传”等问题进行了踊跃提问，葛教授一一解答同学们的问题。
（此为葛兆光教授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李嘉诚基金项目合作举办的第十一届“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上的授课纪要，孙中奇、刘郑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