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后作为一个独立地名，最早出现于残唐五代，消失于明初。在这一段时间内，山后的范围随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产生了变化。山后这一地名在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尤其是这种演变过程值得讨论。

［关键词］历史地理；山后；五代；明

山后在历史上曾作为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地名，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对固定的地理范围。而它作为一个地名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包含的地域也有过变化，直至后来这个地名逐渐废弃不用，这种演变过程，值得讨论。

在古汉语中，山之后为阴，山后即山阴，亦即山北。在“山后”一词的前后文没有提到某一座特定的山，“山后”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名，最早出现在残唐五代时期，《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中均有记载。

《资治通鉴·后梁纪一》开平元年夏四月，“银胡簶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二千，奔河东。”李承约为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部下，因刘仁恭之子守光夺父权，其将佐，凡守光所恶者皆杀之，所以李承约有率兵奔河东之举。

这一事件在《旧五代史》中可以找到材料作为印证。《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一》，天佑五年，“庄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后八军，与刘守光爱将元行钦战于广边军，凡八战，帝控弦发矢七中。”天佑五年即后梁开平元年，《旧五代史》所述明宗定山后八军，正与《资治通鉴》所引为同一事。

这是《资治通鉴》中第一次出现“山后八军”，因此胡三省注和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都对这一概念作了注解。胡三省注曰：“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史炤《释文》曰：“山后八军谓涿、营、瀛、莫、平、蓟、妫、檀，皆隶卢龙节度，卢龙乃幽州范阳郡也。”

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妫州在今官厅水库，延庆西南，怀来东南。檀州，《资治通鉴》卷268胡注中有：“《匈奴须知》，檀州南至燕京一百六十里。宋白曰：檀州，古白檀州之地。”卷275胡注又有：“檀州密云郡，因白檀古县名以名州。”《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标注，檀州即今密云。新州，《资治通鉴》卷259胡注曰：“新州，领永兴，矾山，怀安，龙门四县。史失其建置之始，其地在妫州西北。”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新州为今涿鹿。武州，在地图集上即今天的宣化。综上所述，根据胡三省注文和《中国历史地图集》，五代时期的山后在今天的北京市西北，西至宣化，东到密云的边境之地，所谓山后，山当指燕山。

《资治通鉴释文》所注“山后八军”，除妫、檀与胡三省注相同外，尚有涿、营、瀛、莫、平、蓟等六州为胡注所无，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涿州在今涿县，瀛州为今河间，莫州在涿、瀛之间，均在今北京市以南。营州在今朝阳市，属辽宁省，平州靠近榆关，在今唐山市与秦皇岛市之间。蓟州在今蓟县，属天津市。则《释文》所谓八军遍布卢龙节度使辖境，何所谓山后呢？《资治通鉴释文》为南宋蜀人史炤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条云其“浅陋特甚”。蜀地距幽冀甚远，史炤又尤不长于史地，出现这样的错误殊不为奇。胡三省曾对史炤此条注解作过辨误，其《通鉴释文辨误》对于这一条辨曰：“余按涿、营、瀛、莫、平、蓟、妫、檀，此卢龙巡属八州，非山后八军也。涿、营、瀛、莫、平、蓟皆在山前，惟妫、檀在山后。又有新、武二州，与妫、檀为四州，置八军，以备契丹，河东故有山后八军巡检使。”

胡注对“山后”的注解，史籍中亦有史料可作为旁证。《旧五代史·唐书·李嗣本传》，“九年，周德威讨刘守光，嗣本率代北诸军、生熟吐浑，收山后八军，得纳降军使卢文进、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献。”

《资治通鉴·后梁纪》乾化三年，三月，“燕主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山北兵以应契丹。又以骑将高行珪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李嗣源分兵徇山后八军，皆下之。晋王以其弟存矩为新州刺史总之。以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裨将，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此段材料与上段所引《李嗣本传》所述为同一事，《通鉴》作李嗣源，《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二》则谓“周德威遣李嗣源、李嗣本、安金全率兵救武州，降元行钦以归”。此为枝节，姑不深论。综合两段记载，“收山后八军”即收武州刺史高行珪，任李存矩为新州刺史总其地，正说明山后包括新州、武州。

在后唐时期，可以认为“山后八军”已经成为了独立的行政区域，《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三》：庄宗同光元年，夏四月，“云、应、蔚、朔、易、定、幽、燕及山后八军，秋夏税率量与蠲减”。则在当时，“山后八军”已经是一个行政区划，可以以其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并且与云、应诸州并列提出。

然而在这一时期，“山后”一词尚未明确指代燕山西北一带的边境州镇，有时候也用于指称其他地区。《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三》：天成元年，冬十月“丁亥，云南嵩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遣大鬼主传能、何华等来朝贡，帝御文明殿对之，百僚称贺”。这就是把云南北部巂州、黎州等地称作山后了，这种称法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期，《宋史·仁宗纪》：庆历四年十一月，“黎州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牟黑来贡”。但可以肯定的是，到北宋宣和四年，山后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地理概念了。

《宋史·地理志》，“燕山府路”条：“宣和四年，诏山前收复州县，合置监司，以燕山府路为名，山后别名云中府路”。“云中府路”条：“云中府，唐云州，大同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号为西京。宣和三年，始得云中府、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所谓山后九州也。”山后的概念到此时已经明确。显见得，后唐时的“山后”到了北宋，其地域范围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这种变化的起源在后晋割地以贿赂契丹。《资治通鉴·后晋纪》：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延寿将之，委延寿经略中国”，《胡注》：“山后，即妫，檀，云，应诸州。卢龙，幽州军号。此皆天福之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回顾天福初年割地的情况，《资治通鉴·后晋纪》：天福元年“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以此十六州与《宋史·地理志》中山后的区域进行对比，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属山后。其中儒州在今延庆，属于今燕山以北地区。云州为大同府，治所在今大同。朔、应、寰、蔚在今山西北部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包括了今山西省太行山以北的全部区域。《宋史·地理志》中，奉圣州即唐之新州，归化州即后唐之武州，除妫、檀、武、新外，多出云、应、朔、蔚、儒、武等。总的说来，范围扩大很多。

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有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北宋统一后，念念不忘收回燕云之地，雍熙三年伐幽蓟，太宗对曹彬说：“潘美之师但先趣云、应，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彼闻大兵至，必悉众救范阳，不暇援山后矣。”既而，美之师先下寰、朔、云、应等州，重进又取飞狐、灵丘、蔚州，多得山后要害地，太宗令曹彬俟美等尽略山后地，会重进之师而东，合势以取幽州。在这段材料中，山后的中心似乎是在云、应、寰、朔诸州，而辽圣宗统和四年（雍熙三年）八月，败宋军后，辽主以军功封北大王蒲奴宁为山后五州都管。蒲奴宁上任后，以闻敌逃遁的罪名，罢免了朔、应、云、蔚四州节度使的官职，这更证明了当时的山后五州，的确指今山西北部地区。对于山后五州的说法，还有一条旁证，仁宗庆历五年，包拯使辽，还奏：“云州至并、代州甚近，从代州至应州，城壁相望，只数十里，地绝平坦，此中外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后五镇，此路尤难控扼，万一侵轶，则河东深为可忧。”则山后五镇指云应诸州益明矣。

熙宁年间，章衡使辽，“归复命，言辽境无备，因此时可复山后八州。不听”。此时，章衡所言的山后八州无疑包括了燕山以北的妫、儒等地。实际上，北宋初年确实有收复的实力和决心，因此更加侧重考虑战略意义比较重要，收复的可能性更大的云、应诸州，而到了神宗时期，神宗锐意进取，王安石当政，开边为其政策之重要部分，其改革亦以此为目的，因此当时奢谈收复，空口大言的人很多，在这种背景下，谈起收复山后，自然是西自朔州，东至儒州，全部包括在内。

八州之说在徽宗年间似仍沿用，宣和二年，宋金约夹攻辽，议归宋之地，即燕京一代及“山后寰、应、朔、蔚、妫、儒、新、武诸州”。山后九州的说法定于宣和四年的诏书，此时辽灭，宋徽宗诏曰：“山前收复州县，合置监司，以燕山府路为名。山后别名云中府。……所谓山后九州也。”这段话，后来被载入《宋史·地理志》，从此，燕云十七州，山后九州，俱成定论。

元朝的记载中没有正式提出山后所包括的地域范围，至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山后两次禁酒，大德十一年，武宗赐山后驿户钞，在元代，山后失去了特殊意义，成为一个普通的地名。在《元史·地理志》中，并没有山后这样一个行政区划，因为它只是一些州的总称，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志中无法找到东三省或者大西北这样的地名一样。但对于山后作为地名的存在，有一条很有力的证据，《元史·文宗纪》：“至顺二年二月戊申，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曰京畿山后道，曰河东山右道，曰辽东山北道，……”。山后这个地名在元朝无疑是存在的，但它并没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很可能是沿用了宋的地域名称。这条材料同时说明了，在元代，辽东部分并不属于山后，山北所代表的含义亦是山之后，但在辽东的山之北，并不使用山后这个名称。根据《元史·地理志》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宋代所定义的山后地区，在元代包括上都路、兴和路的南部以及大同路的东部。

明朝，山后的意义似乎又有了变化。在明代，山后是否作为一个固定的地名已经颇为可疑，因为这个词只在明初以本文所讨论的地名意义出现过。洪武三年，徐达击败王保保，李文忠击走元主，元朝在中原的势力被彻底驱逐，在此之后，明朝廷多次将边境的遗民移入内地。《明史·太祖纪》：洪武四年三月，“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罪惟录·太祖纪》记载：“洪武四年六月……以山后民十九万六千余内徙，给粮入籍。”这里记载的是人口而非户数。

《明实录·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三月丁巳条：燕山指挥朱果等“于山后宜兴、锦州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九百余户”。宜兴是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收过遗民的地方，在今天滦平县西北，在元代属于兴州，这已经在历代山后东北界之外，锦州更在今辽宁省锦州市，在元代属于辽东山北道。我们可以认为，在明代，山后的意义，又同北宋与契丹一样，具有了对峙政权划界而治，边境接壤的防御意义，辽东此时仍然在纳哈出的控制范围之下，是明朝边境的重大威胁，远非北宋时期的无关紧要，因此山后的范围也就东扩到了辽东沿海锦州一带。

地域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变化而变化的。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上《大学衍义补》：“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内之地，太行西来，连冈迭嶂，环而绕之，东极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籓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治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籓篱……”在这里，山后的范围不但退回到了燕山以北，更是只到达永宁四海治所，今怀柔西北，其原因在同文中亦已说明：“惟昌平以东，莲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山在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此时，锦州、宜兴州（明小兴州）已具为蒙古所侵，自然不能算作明朝边域。实际上，这里的山后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地名，《钦定热河志·建制沿革·明》：“《明实录》洪武三年七月辛卯，以古北口山外兴洲、云州隶北平府，四年罢山后诸州，徙其民于山南，明史未详，乃史家之漏。”

《钦定热河志·故事·明》“兴州卫”条将罢山后诸州事系于洪武四年二月。《明实录》三年七月有隶兴州云州于北平府事，但四年二月未见罢山后诸州事，未知孰误，但《热河志》当不至空穴来风，明初必有罢山后诸州，徙民内地，在边防设立卫所军屯等事。

在此之后，山后实际上已很少被作为地名提出，最常出现的是在武职选簿、明代边政书籍，以及明末清初有识之士的历史地理著作中。在武职选簿中，山后是作为籍贯或族属出现的，《金吾右卫选簿》，《锦衣卫选簿》，《富峪卫选簿》，《羽林前卫选簿》等等，均出现大量的“山后人”。山后人与女真人，兀良哈人，迤北鞑人，金山鞑靼人，吐鲁番人等相对。在封建社会，族属与地域通常有比较固定的对应关系，山后人，在元代就被作为一个固定群体提出，《元史·耶律楚材传》：“楚材曰：‘先帝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山后民应当指元代山后地区，被征服的人民。

在清朝，山后基本只出现于学术著作当中了。清《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历代州域形势·五代》，“燕云十六州”下注：“《通释》：幽、蓟、瀛、莫、涿、檀、平、顺为山前八州，新、妫、儒、武、云、应、朔、蔚为山后八州。平州先设，寰州后置，故十六州有寰州而无平州。”卷七《历代州域形势·宋》，“燕山、云中两路”下注：“宣和四年，诏以山前诸州置燕山府路，统府一，曰燕山；州九，曰涿、檀、蓟、顺、易、平、营、经、景。山后诸州置云中府路，统府一，曰云中；州八，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显而易见，这仅仅是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记载罢了，实际上，到清朝之后，由于山后所包括的特定区域，不再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山后这个地名又回到了唐宋的情况，被用于川、楚、台湾等很多范围，不再具有特殊的含义。

来源：《陕西理工学院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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