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07年到13年在这里读过初高中的老油条，毕业后也经常返校听闻不少校内新故事，以至于现在不少老师可能都比不上笔者对这里的了解程度。笔者有幸是这里土生土长培养出来的二代目高考生（06年才有从初中培养的第一代高考生），而且留下过一些“文治武功”的传说（简单说就是一些期中期末大考拿过年级第一，高中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所在届是学校的高考文科状元）。因此，笔者应当是有足够的资格与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

由于重在谈在校读书体验，笔者也不按照B乎套路，要么学究地引用什么数据、图表或网站来自证，毕竟笔者本人已经是最好的证明。相信会看这个问答的，除了怀念这里的校友外，就是有择校焦虑症的家长与学生。因此，笔者并不会为尊者讳，而是直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另外，正因为笔者出身这里，有些吐槽与黑料并不是为了抹黑学校而给其他学校“递刀”，相反的，这是真心希望学校可以做到更好。不是有句经典老话：所谓母校就是自己骂了千百遍，却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鉴于网络舆论环境整体上越发“屁股决定脑袋”，希望看到这些的老师和同学不要给笔者戴什么帽子、贴什么标签了。

题主虽是套用B乎“XXX是什么体验”的经典设问，但秉承着长年捣鼓论文、研究问题的思维习惯，作为过来人想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谈谈这所学校，拟从学校的总体特征与领导群体、校园的软硬件条件、学生状况与校风氛围、教学成果与高考录取四大方面展开。鉴于笔者在株洲附校经历不少故事，而且因文科出身记忆力很强，在叙述过程中会在括号内添加大量补充细节，方便读者理解，在此先行说明。

1.北师大株洲附校的发展特征与领导群体

首先需要明确北师大株洲附校是民营私人办学，由这一性质所决定的学校管理模式与办学特征可以说是后续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溯源地。学校最大的的特征是以鲜明的市场经济思维办学，这就造成了与株洲地区大多数公立学校相比自内而外的差异性。这或许也是这里有些招黑的根本所在（如所谓的“贵族学校”刻板印象）。

以学校高层而论，学校最大的BOSS其实是幕后的阳老板。此公湖北出身，听说是煤老板起家，发迹之后投身教育事业，于是便有了这所学校。事实上，阳老板拥有北师大株洲附校及其周边不少地皮，学校附近就有由他参与开发的房地产（如恒大华府）。以学校所在庐山西路今日的繁华状况而论，阳老板确实投资有道。其实在今天，房地产商人办教育早已无可厚非，教育已经不再是分税制改革与国企改制前由地方政府与工厂主导的社会福利性事业，而是强化阶级差距、跨代资源传递的工具（笔者近日在小区电梯里就看到株洲二中学区房的广告，可以说，学校与房地产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性本是中国房地产经济的必然结果）。得益于这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办学思维，2005年方才建校的北师大株洲附校才能在株洲一众老牌学校中异军突起。

作为民营学校，学校采取类似于公司的管理组织形式，即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这正如中国高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学校的真正一把手并非校长而是理事长。平心而论，理事长余年初确实有自己的想法，时常会写文章谈教育理念和社会问题，发布到个人平台上（参见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余声余语》）。此公确实是北京师范大学正儿八经出身，不论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集团还是株洲当地都相当吃得开，有能力压住事儿，个人头衔也不少。他在校内师生间善于营造自身克里斯马型领袖气质，作为学校话事人对学校各方面发展影响极大。在中国，干吏多非清流，这种人往往毁誉参半。一个参考性的对象是曾任南方中学校长的夏立威，其人对于南方中学同样举足轻重，几年前因一些问题而被抓。

包括理事长在内，从校长到学部主任等学校高层基本由阳老板一系的湖北人垄断，株洲本地人鲜有进入高层。在笔者高中阶段，有过一位出身自南方中学的株洲本地王姓女教师，办事能力出众，有比较强的事业心，曾担任主管初中部的副校长。然而，因为一些比较隐晦的状况后来还是无奈下课。这正是民营办学性质决定的内部排他性与市场经济思维下亲缘社会资本的必然结果。至于湖北出身的高层管理者，阳老板和余理事长信得过也许才是最重要的。在中国社会，权力关系问题可谓无处不在，无非是相对而言倾向于“五湖四海”“唯才是举”还是“举贤不避亲”“任人唯亲”。

另外，人们可能会怀疑株洲附校打出北师大牌子的真实性。笔者后来本科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了解到北京师范大学国内基础教育合作的部门，专司在全国各地拓展合作办学（事实上北京的北师大一附二附才是真正的亲儿子，外地只能算是认了个爹的干儿子了）。株洲附校要顶上北师大的牌子每年得支付不小经费。当然了，北京师范大学也会给株洲附校提供教育支持：一方面，北京会派自己人担任校监巡查（笔者就读时，记得是一位叫刘显刚的任职校监。此公为北师大物理教授，时常会在校内遇见。有趣的是他曾在笔者高二时给理科重点班讲过一个晚上的相对论）；另一方面，北京也会组织合作办学的各附校管理层与老师参加相关培训（在笔者本三时，教过自己的几位老师就曾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从以上而论，双方算是互利互惠的关系。但相对而言，株洲附校还是有不小的相对独立性，倘若类比，北京师范大学与株洲附校确可看作政协与政府的关系。（不过在2017年时，中央巡视组进驻北京师范大学，曾严肃批评学校的社会教育资产过多问题。不久北京师范大学也发出文件要清查规范社会合作办学单位。这看似是一场“地震”，但并不会影响株洲附校多少：毕竟这一方面触及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奶酪”，另一方面与其他干儿子相比，株洲附校确实办得相对不错。）

为什么笔者在第一部分大谈特谈这些似乎与在这里读书无关的、偏向于学校内幕的问题？事实上，后文几乎所有涉及就读环境、管理方式、就读费用、师生状况等状况，倘若归因溯源，均可在此处发现之所以然的端倪——即第一部分得以展开逻辑的起点：私人办学的民营性质与市场经济思维的办学特征。

2.北师大株洲附校的师资管理与校园环境

可以说，人们对于北师大株洲附校的印象之一就是条件好：校园规模、宿舍环境、厕所卫生等硬件设施都是株洲市地区肉眼可见的数一数二，学校的严格管理与老师的负责程度等软实力也为人所知。当初笔者之所以会选择来这里就读，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软硬实力确实很有吸引力。

首先是硬实力方面。有意思的是，学校建筑的颜色基本都是深青色，笔者的老师曾说这是长城青，确实同北京北师大的建筑色调相似。这种风格全凭个人喜好，说好则是含蓄内敛，说坏则是沉闷刻板。学校的建筑偏向于环形结构，不论是宿舍还是教学楼，算是有点设计感了（听说与中央美院是同一个建筑设计师，未确切求证）。虽然环形结构有边沁“全景敞视”的味道，在高层的走廊可以窥探几乎所有教室的状况，但也有利于室内采光。除建筑风格外，总体而言校园内的风景环境还是不错，教师楼后面和女生宿舍前到了季节往往有银杏铺地，很适合散步。

学生生活多是“三点一线”，另“两点”的宿舍与食堂的好坏对于学生可谓干系极大。宿舍上下床最多八人，每人都有一个柜子存放东西。宿舍内有独卫无独浴，配有一较小洗漱间，关键是都配有空调，而且天热时节确实会开（有的学校不一定舍得开）。整个宿舍不论是空间大小还是洁净程度还是不错，至少比笔者本科宿舍要好太多了。学校教室的设备配置也可以，基本的空调、投影电视与电脑都有，而且现在的老师好像都是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食堂的话倒是有三层，老师与小学在一层，初高中则在二三层，有所区分。口味的话笔者是觉得不算难吃，但吃久了多少都会嫌弃，价位和笔者后来吃过的大学食堂比感觉差不多，但以株洲本地消费水平可能算贵一点。虽然条件不错，但架不住因人多带来的常见问题——不论是寄宿生洗澡还是食堂窗口排队，抢位置和插队现象时有发生。至于体育设施，其实就是该有的都有：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塑胶跑道及运动场。由于2014年塑胶跑道及周边场地完工，自此开始举办比较大规模的校运会。美中不足的是，从我初中进来一直说会建的游泳馆最后变成了多是用以停车的体育场。

其次是软实力方面。学校涵盖从小学到高中，所以学校整体规模上确实比较大，这相应带来了管理压力，所以学校在管理模式方面确实比其他学校要严一些。首先是门禁管理，因为学校基本上还是封闭式管理，除走读生可携带走读证、按指纹通过门禁外，寄宿生不能轻易离校。这方面门卫和老师还是比较负责的，甚至还会在墙边抓试图翻墙出去的学生（但严管严查还是会有漏洞，笔者当年高三时曾有一高一女生很有头脑，伪造走读生校牌并有偿提供给他人，出于好奇后来还聊天认识了一下，算是个小祖宗级别的自在人吧）。其次是手机管理，原来我记得是不准携带，但后来逐渐有一定程度的默许，但不允许光明正大在课堂上使用，否则还是会直接没收（事实上随着年龄增大，高中携带手机还是比较普遍）。再次是仪容仪表，男女除必须穿校服外（国内的校服大多是短袖制服+长袖卫衣风格，株洲附校的校服款式小初高基本一样，主要是以颜色区分学生类型，至于好看与否见仁见智吧），男生头发不过手指头、鬓角不过耳，女生不染发不化妆不打耳钉。不过这一点也是同样，越到高年级就越没有那么严格了。最后是外卖问题，考虑到饮食安全，学校不允许学生点送外卖或携带外卖进校园，同样会有老师不定时蹲点严查（但事实上，一些走读生会装在书包里帮人偷偷带进来，笔者那时候晚上也会回去吃，所以干过很多次）。

上述并非这里管理模式的全部，相对而言，虽然可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管理漏洞（常见如极少部分中午在校就寝的走读生会呆在教室，躲避政教处老师的巡视），但较之株洲地区其他学校，学校确实会有不少规矩把学生“管”起来，这也就不难理解B乎还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href="">对于北师大株洲附属学校的管理方式大家有什么见解？鉴于学校有时的管理确实过严以至于忽略学生感受、一意孤行，加之初高中生自然形成的逆反心理，出现过一些学生斗争与反抗。典型如笔者初三那年，老师将学生们集中到操场，然后进宿舍搜查违禁品，结果有女学生报警性骚扰，导致有老师被叫去问话。常见的还有几乎每次学校在假期的私自补课都会被学生举报，甚至曾有过记者暗访和登上报纸的故事。但笔者倒觉得，这类管理反噬也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高居在上的管理者从来都不需要告知受影响方政策背后的逻辑，理解与适应学校、公司甚至政府是不容置疑的理所当然，故而诸多闹剧至今时时上演，也是“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吧。

在中国，管理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一个学校最关键的软实力还是师资。由于是2005年才有的新学校，不可避免地在高速扩张过程中会从其他学校挖人，主要是挖来株洲市及下辖县城地区老师，也有部分湖北老师。不可否认，在高薪的刺激下，确实不少比较有能力的老师来到了这里，但由于各种因素（具体说来原因大体有三：其一是一些老师来自公立学校，因为有编制，当原单位清编时，不得不返回原来学校。笔者清楚记得大一那时还发教师节祝福，笔者的高三地理老师竟打来电话，大吐因编制问题返回原来“烂学校”的苦水。其二是因为这里虽高薪但压力也大，干了几年觉得太累而离开。其三是为个人发展计，有的又被挖到二中或长沙“四大名校”任教），这里的老师存在一定的流动性，至少当年教过我的老师有一半以上已不在。近年来以笔者观察，学校在逐步培养自己的年轻老师（其中就有笔者的小初高同学），这也是实现长远发展之必须。

平心而论，这里的老师整体上确实比其他学校要负责不少。这一方面是高薪与各种考核必然带来高要求（例如，班级每周的扣分与学生迟到都会扣班主任绩效，初中部班级会要求每周更新班级博客向家长通报班级情况），而且学校对老师的各种应有保障比较到位，例如学校教师公寓基本满足一人一套，可以常住学校（笔者曾去过熟识老师的教师公寓中，同一般酒店房间相当大小，也有灶台可做饭；另一方面是一些家长会用实际行动希望老师对自己孩子多加照顾，这方面最夸张的是笔者隔壁班有一位好像是台湾籍的学生，凭其身份可以低分进清北，其家长给任课老师一人一大信封用以开小灶（这并非一校之问题，乃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之规则）。鉴于高强度的教学和高频率的考试——尤其是考虑到这里的初高中学生每周只放礼拜六下午和晚上半天的假，周六上午与周日全天还要上课，老师们的负荷确实不小。有老师曾对笔者吐槽这里的工作压力，“女老师当男老师用，男老师当牲口用”。另外，老师负责也不一定等于老师善于教学且教学成效好，笔者也遇到过其实教学能力与效果一般的老师。相对而言，重点班的师资确实配置要更好些。

以笔者经验而论，株洲附校有不少值得作为人生导师的好老师，在初高中这样一个三观逐渐形成的关键过程中能提供有益指引。笔者所知且还在的就有这些老师很是不错：高中部语文老师周灿、政治老师黄铁华、历史老师段勇；初中部英语老师孟永平、地理老师何伏明。当然，一些新老师笔者并不了解，以所接触而论基本也不错，大多能被学生认可，如若不行也会因家长与学生的压力而被辞退。以笔者的个人成长经历而言，遇到一个善于教学、负责任、还能启发学生创造力的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难以估量。笔者初中三年班主任是教数学的，无形之中笔者作为文科生在数学方面并没有很吃力；初中隔壁班班主任是教语文的，不但是我曾在的演讲社老师也是我选的初中导师，以至于笔者至今对自己的文笔与口才颇为自得；初中地理老师在初二时支持我和我同学花一周午休功夫制作复习记忆提纲，最后到高中自己的地理成绩能经常有95以上高分；高中历史老师则在高三时还让我们以类似百家讲坛的形式讲历史课外知识，今天的自己则成为党史专业的博士了。可以说，笔者之所以对学校还有比较强的感情以至于写这篇长文，原因之一就是对这些老师们的感情了。

面对株洲附校这样的师资管理与校园环境，学费确实比公立学校要贵不少，这也是其贵族学校刻板印象的由来之一。笔者对于小学收费标准并不了解，但以曾听闻过的，学校是用小学赚的钱补高中亏的钱，应该还是要不少（但以笔者所知，因不能输在“起跑线”，今日之幼教投入早已十分夸张）。至于初中，则是包含寄宿费的学费要7000多，倘若加上食堂与超市开销每月一般还需。高中情况要复杂一点：倘若全额则是学费9000多，但如若在高中入学分班考试中获得高名次，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减免，全免也并非不可能。即便未参加入学考试，如果是5A生或所在学校排名前列也会有比较多的减免（隔壁有答主说，如果成绩好但是很穷也可以去北师大，正是因为如此。例如，对于株洲各下辖县名次前列的高材生，学校会用极大的优惠以争抢生源，这部分内容在后文会详述）。另外，学校还开设有复读班，而且最早是以复读班而知名本地。复读班的学费则较为复杂：高考分数过一本线是全免，一本线至二本线之间则是公费生标准2000多，二本线以下是以5分为一档累进制计算（这是笔者当时的标准，现今可能有新变动？）。倘若分数离二本线较远，学费上万也并非不可能。

上述第二部是从学校的软硬实力两方面，主要对学校的整体环境展开分析。事实上，伴随着株洲地区其他学校这几年来的改建，株洲附校原本在硬件方面引以为傲的相对优势也不再显著，至少搬入新校区的二中已摆脱了当初不甚理想的硬件环境。同时，一些后起之秀如株洲市南雅中学，模仿株洲附校的早期管理经验也带来了不小挑战。原来的一些老师因为各种因素流失，即便有新鲜血液的加入，但考虑到仍然存在的流动性笔者也不敢打包票（如笔者在高中阶段就前后更换过四次语文老师）。这部分内容作为学校的内外部基础环境，对下文着重谈及的就读学生影响深远。

3.北师大的学生状况与校风传统

有了上述学校的总体发展状况、高层领导群体与内外部基础环境的前提讨论后，以下内容围绕一所学校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基础的学生展开。由于笔者07年就读初中时小学尚未招生，个人经验所限主要谈论初高中生基本情况。虽然笔者只有初高中六年在此，但因为在校内较为social，与各方面、各类型的学生多有接触，且同下三届学弟学妹多有交集且保持联系，加之自己观察能力较强，故而对学生真实的状况了解颇深。

首先是学生的基本来源与构成情况。一般人因为学校的私立性质和高昂费用，视就读学生非富即贵，此言有待商榷。一方面，许多人可能低估了一些中国家庭为了尽可能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所愿意付出的心血，据笔者所知一些学生的父母不过普通工人，条件只能说一般；另一方面，为了吸引优质生源，学校也会以家访电联、学费优惠等大力气，将株洲市下辖各县（如醴陵、炎陵等）名次前列的高材生招入囊中，这些出身县城的学生显然并非富贵出身。一般而言，初中生较多出自白鹤小学与株洲附校小学部，能在两校上学者大多居于株洲较为新兴繁华的河西地区，家境确实相对较好。至于高中生，则是株洲附校自己的初中生较多，少有景炎与南方外国语毕业的学生。若细细斟酌，学生多数出自中产之家，所谓的“人民富豪”自是少有。更重要的是，这种刻板印象带有明显的有色眼镜——“富贵家庭=为富不仁”，“贵族子弟=调皮捣蛋”，“贵族学校=校风不良”。

笔者并不愿为所谓贵族子弟问题而洗地，有些问题也与中国的阶级分化有关，并非此处所能及。平心而论，相对于其他公立学校，从绝对数量与平均水平而论，学生家庭确实相对较为优渥，甚至笔者所认识的一些同学就出身地方政商精英家庭。但笔者始终认为，“王谢之家，易生芝兰”，不乏一些家境优越者见识广阔，思维活跃，既人情练达又妙手著文；也不乏家境一般者刻苦努力，天道酬勤，既扎实靠谱又潜力惊人。客观而论，出身优渥并非是一定调皮捣蛋和不爱学习的先天原罪，有的人天生就读不进去，易于受到多方面的诱惑影响，不善于应试考试，这与家境好坏无关。笔者一直以来都很欣赏初一曾同班的一位算是贵族子弟的同学，虽然调皮捣蛋和老师都不对付，但个人思想其实颇为可塑，最后转班至上文所提及的孟永平老师班上，也算是消停管住、走上正途了。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会格外照顾到一些较有分量的学生，这些学生能背靠家庭施加一定的影响力（虽然这并非株洲附校所独有）。明显的例子就是彼时尚为童星的刘国楠与杨肸子。二人现今前者在国内魔术圈小有名气，后者逐渐走上小演员道路。每一年学校的大型演出都少不了刘国楠的魔术表演，杨肸子更是拉起近乎于学校为其个人打造的摄影社，拍摄了首部微电影《最好的我们》。二人所受到的这些多方照顾，其实也是其所在的造星家庭与学校的互利互惠。另外，还有笔者初一与高一的亲身经历：不受学生喜欢、教的不好的语文老师会被学生及其家长告状而走。少数成绩不合要求的学生能留在重点班自不必说，也是常事。比较微妙的一出是，笔者高二时所在的唯一一个文科重点班在高三时突然一分为二，分别吸纳一部分较为不爱学习的文科艺术生。曾有一种传言认为，这是这些学生的家长对学校施压的结果，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和重点班的文化生一个班，在更好的班级氛围下有所进步。

鉴于对株洲附校贵族学校的偏见认知，笔者注意到，其他答主的评论中有提到校风问题。在笔者看来，学校的校风实际上与中国社会的风气基本同构，即存在占主流地位的“大气候”同时也有着许多的“小气候”。主流的风气自是一元的，即考试成绩为王道。学校不论是大考小考均会年级排名且张榜公布，下一次考试的座次也会基于上一次考试的排名而定，常居前列者自然容易受到关注。尤其是考虑到不少就读初中者会继续就读高中，一些仍在高中保持初中亮眼排名者很容易吃到知名度“红利”。这点笔者有切身体会：笔者高一竞选学生会时自视甚高，自持初中数次年级第一的名望，有过跳上讲台演讲的出格举动。然而不久，由于在高一第一学期的期中期末大考中高居年级榜首，且远高于第二名20分以上，最终在高二被钦点为学生会主席乃是“顺水推舟”，颇有“学而优则仕”的味道。可以说，考试成绩是在校学生的最佳名片。老师对于这类学生也是较为宽松，即便上课精神不佳甚至睡觉，只会被老师认为是昨晚刷题太晚所致。

至于“小气候”的校风，实际上是看学生们违背校纪校规的总体情况。“小气候”的校风基本由这些常见问题构成：恋爱问题（既有正常恋爱也有所谓“钓妹子”和“钓凯子”）；校内抽烟问题（主要是有些男生会聚在厕所里“吞云吐雾”）；私自出校问题（如出去吃饭和网吧上网）；社会习气问题（包括哥们儿“混社会”和女生“兼职”等）。笔者很讨厌所谓“大多数是好的，一小撮无法避免”的庸俗“两点论”，就事论事而言，除恋爱问题乃是无可避免地在各班均有存在外（笔者其实并不觉得初高中恋爱是一个问题，这里只是相对于中国初等教育一般性的校规而论），另三方面则同具体班级的具体小圈子有关，风气问题毕竟绝非一人所能为。

首先是恋爱问题。大多数可能只是一时好感或者单相思，真正到牵手一步的还是以高二与高三年级居多。以笔者所在班级而论，大概平均下来一个班有5-6人恋爱（包括身在本班与其他班恋爱的）。男女生恋爱之所以是校风问题，其出发点是男女生恋爱是不专注于学习的表现。但这么说吧，正如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名句：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笔者是觉得一个人在十八岁前没有过暗恋甚至是恋爱的烦恼，青春是不完整的。虽然平心而论，即便是笔者所在一届被包括老师在内公认的“神仙眷侣”（男女双方分别在理科与文科经常年级第一，甚至高考毕业旅行时笔者也同行，亲身见识过二人那种纯粹的美好，然而今日二人还是各自有梦了），真正到现在还能在一起的确实是屈指可数（我所认识的也只有一对，现今一起去深圳工作）。然而，很多时候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不在于相伴长久，而在于曾经拥有。笔者毕业时，全年级师生同在食堂聚餐，记得当时在同学的怂恿下有几对学生情侣当众喝交杯酒，这也是一段难忘的毕业回忆了。年少时中二的自己还把一段网络感情名句写在书上：血染江山的画/怎敌你眉间一点朱砂/覆了天下也罢/始终不过/一场繁华。一粒朱砂痣在心头，就像《花与爱丽丝与杀人事件》最后的名场面——男方冷冷抱怨被女方用蜜蜂蛰过的痛永生难忘，傻傻的女方却独自陶醉般以为是表白，感慨“这到底是有多爱我啊”，此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另外，有关初高中男女朋友客观存在的“偷食禁果”问题，其一是确实很少，笔者在本年级只知道有两三对，似乎并不普遍；其二这也是在校外的私下行为，校内较为公开的环境下很难有适合的隐秘空间；其三，笔者在这方面受到电影《朱诺》一定影响，观念比较开放，倒也觉得并非问题。

至于校内抽烟和私自出校两大类的校风问题，以笔者观察，主要是发生在具体班级的具体小圈子中。一般是在较为差的班级中，一部分不爱学习、比较浪一点、野一点的学生习气相近，由于各种因素受到社会风气影响后而有如是行为。平心而论，株洲附校的周边充满着花花绿绿：学校斜对街就是金樽与迷城KTV，笔者走读回家经过时能看到各种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豪车，有次店外还站着十几个空姐制服的女性；不远处是炎帝广场神农城，曾经的二中门口一条街各种奶茶店美食店，笔者到附近约人吃饭时常能看到北师大校服的学生出没；往北不过十分钟脚程有女仆服务员的印象网吧，如今校门对面的华晨国际更有新开的电竞酒店。回到第一部分的内容，株洲附校从一开始乃是房地产商人以市场经济思维办校，学校周边愈加光鲜亮丽的灯红酒绿从另一个方面而论并非坏事。相反，或许还求之不得？

笔者想再次强调，学校风气在本质上是社会风气的表现，没有哪所学校是社会上的孤岛完全绝缘，除非学衡水模式像朝鲜一样自我完全封闭。很难苛责学校能管住这些抱团一起浪、一起野的学生。一般这种班级中的授课老师，相较于好好讲课，更多的是整顿班级纪律，能把一节课的内容连贯上完或许也是不易。笔者曾亲眼见过，一位带这种难管班级的男班主任在办公室和班级家长会流下眼泪，很难想象这位老师平日里还是比较乐观外向的性格。诚然，学校对于这两类校风问题的整治倒也是日常化的。政教处老师常会在较为隐蔽适合抽烟的厕所和易于翻出校外的地方蹲点抓人，而且犯这种事者多为惯犯，老师们也多有了解。虽然很难说这能有完全杜绝的成效，蹲点抓人也很难每时每刻，但多少还是会有需要找人打掩护和偷偷摸摸行动的顾虑。

至于社会习气方面，总得来说其实在株洲附校并不是特别突出的问题。比起株洲市其他一些有名的“混混”学校，株洲附校的哥们儿“混社会”现象确实要好不少，不得不说，政教处老师在处理“混社会”方面比较有经验。而有关女生“兼职”问题，笔者六年时间只听说过有名的“三百一晚”的“蓝色妖姬”一例，只能说或许藏得很深，又或许确实极为个例吧。

除了上述这类与个人品行有关的校风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校园文化性质的校风情况。同其他特别想出成绩的学校相似，株洲附校尽可能压缩除学习外的其他各种活动，学生社团能做起来且活下来的少之又少。笔者初一时尚有探索素质教育，可以跨班级选成功社、演讲社等“第二课堂”。虽然有的因老师水平有限，实际只是放放视频或者自习，但有的也确实能开拓视野，提升综合素质。可惜的是“第二课堂”只是“昙花一现”，之后便销声匿迹。初一第二学期一度有过所谓的导师制，双向选择一位科任老师指导自己的学习与生活。笔者那时选的即是曾负责演讲社的隔壁班班主任曾鲤。那时笔者还会自己写写随笔和小说，曾老师作为极为能带动学生积极性的语文老师对自己帮助甚多。尤为记得那时曾老师会对学生用戒尺打手板（并非是体罚，而是带有一种鞭策意义，因为其个人对学生确实很好，学生也多喜欢她），我也挨过三下。只可惜同样的，学期结束后学校基本不再提及导师制了。可以说，这些具有素质教育色彩的常态化教育机制大多无疾而终，唯一还算沾点边的就是每日下午上课前的班级唱歌了（既有减压的考虑，也有美育的考量，作为常态化要求学生会文艺部也会日常检查）。印象深刻的素质教育不过是两场文化活动——其一是初二时彭成做的感恩教育“不要让爱你的人失望”，其二是高一时“疯狂英语”的李阳来做学习英语的演讲，其团队老师也曾进班指导英语早读。然而，两场活动还是“热闹多于实效”了。

至于学生会，初中阶段笔者曾加入卫生部，唯一的任务就是日常卫生和周三大扫除检查。虽在初二犹如“摘桃子”般顺利当选部长，但直到最后也没有和当时学生会所谓的主席讲过一次话（虽然知道是谁）。在当时，更不用提课余兴趣性质的学生社团了（那时严格来说只有一个英语角，但也只是和外教自娱自乐没有办起来）。正是出于此，那时的笔者很有改变这一切的想法，虽有曲折但最终在高二被钦点为学生会主席，渴望将一些想法付诸实际。开全会、制标牌、搞团建、抓插队、办刊物，期间种种磕磕绊绊，有失败也有失意，皆不足道也。正如那时与笔者同一战线的“办公室主任”（笔者那时有意专设的可谓主席“一人之下”的职务）事后感言：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到头来也没有做成多少事，甚至还卷入老师争斗，与往届学生会相比又有什么不同？虽是如此，笔者还算觉得最终所成者尚且有三：其一，做出学生刊物《文博汇》，虽延续几届但如今还是中断了；其二，自我届开始，高三高考加油视频常态化，由历届刚毕业的学生会人组织制作；其三，有意培养下两代有责任感、事业心的接班人，后人也不负期许，组织起义卖等延续至今的活动。为何是这三者？相较于一般性的值日检查等常规事项，这三件事多少留下了具有延续性的校园文化种子。14年返校时，看到新一期更加漂亮的《文博汇》，看到义卖活动中还有动漫社的同学Cosplay，笔者愈发觉得校园文化氛围的培育来之不易：前人付出诸多心血栽种一片，果实或许只能收获一颗。虽然以今日眼光看，这些大多不过是小打小闹，但不论深度介入还是简单参与，这些仍为在校生们带来笔者那时尚不曾有过的校园文化体验。

学生问题的最后，是比较微妙难言的学生间关系。笔者注意到隔壁答主下评论区中有人询问外校出身来株洲附校的有关问题。事实上，但凡是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多少能体会到看似天真无邪、并不世故的学生身上，其实有很多细思恐极的学生关系问题。近年来有关校园暴力的报道与影视作品只能说揭开了一直存在着的盖子，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以人身伤害较为明显的极端暴力形式呈现，集体排挤、背后闲话、冷眼旁观、以玩笑之名的贴标签等，笔者均有亲眼见过，但这些大多也并不是带有真正的恶意，属于分寸过火，况且在成年人的世界中其实这些也司空见惯（如女生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微妙，即便是初高中也很可能有类似于“荡妇羞辱”的情况）。笔者初中时，班级内有一位极度内向又有些举止被认为“神经质”的人，因为喜欢挖鼻子等不良卫生习惯，一度被班级大多数人避而远之，于是更为加剧其沉浸自我世界的倾向。虽说笔者比较有同情心愿意与之说话，但也不能不说没有受到大流的影响。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时候更像是助长集体冷漠的一把刀。即便如此，学校内学生间关系基本还是过得去，不像一些其他学校，隔三差五有学生间的各种幺蛾子。

不过相比以上，最常见的还是“圈子文化”，可以说这也是人类不管在校内外都有的必然社会现象。一般而言，由于大多数人小初高均在本地就读，过往的朋友同学往往关系更为密切，倘若还能继续同校同班很容易成为无话不谈的“哥们儿”或“闺蜜”。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以笔者所见，凡均从醴陵或炎陵等外地来就读高中且仍同班者，由于周六下午与晚上的每周假期很难回家，一般会抱团外出游玩或在学校看电影。其中比较隐性的，还有家长间的“圈子文化”对于其子女建立交往人脉的影响。特别的，像株洲这种小城市，地方政商精英圈子并不是很大，笔者也是亲身经历过有家长参与的饭局。这其实也是常见的社会现象，毕竟今日的教育本质上是代际间传递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

但这并不是说“圈子”完全固化且完全绝缘，正如社会交往一样，人与人的关系乃是网状结构，跨“圈子”间的正常交往自是存在，更不乏具有交际花性格的人能左右逢源，尤其是考虑到因分班所带来的学生流动性。而且，“圈子”不等同于所谓毛主席“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派系”，“圈子”与“圈子”间多能保持和平相处。另外，在校内相对同质化的生活中，同桌、同小组、同宿舍、同路回家、一同打球等都极为容易建立起新的交往关系（尤其是同桌关系，笔者对于曾同桌过的几位同学，即便只能且可能永远只能“朋友圈”见，但仍印象深刻，比较在意），所以大可不必因外地生身份有所忧虑。但值得注意的是，班集体的氛围也是建立在这些“圈子文化”合力的基础之上，有的圈子中人比较浪、比较野，很容易带坏班集体氛围，有的圈子中人比较好学、开明，很容易建立良性班集体氛围（良好的班级氛围在每年的圣诞或元旦晚会、少有但并非没有的春游等活动中展露无遗，班级同学间很容易留下美好的回忆）。自然，班集体氛围除了受学生的“圈子文化”影响外，班主任也至关重要。一个具有较强人格魅力的班主任确实能发挥正向作用，笔者初中时就亲眼见过隔壁班的曾鲤和孟永平两位班主任是如何把自己的班带出风采。

这一部分有关株洲附校学生状况与校风状况的内容较为受人关切，因而相对比较全面，字数也是各部分中最多，且行文中笔法较为“灰色”，虽写出不少不应公开的阴暗面但也并未大加责难。在笔者看来，真正具有校园与社会阅历的成熟人，绝不会简简单单以为，尚未成年的学生们单纯如一张白纸。笔者也只见过型月蘑菇笔下的静希草十郎是真正的简单纯粹至极，但这样的人显然不可能在现实中生存下来。正因为上述许多学生与校风状况并非株洲附校所独有，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笔者格外欣赏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中的名句：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当你认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但依然热爱生活。实际上，校园生活也是一个人走向社会前尚能犯错并纠正的阶段，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也格外强调年幼时的经历对于人一生的影响，作为小初高的学生自是需要除了应对学习与考试之外能够走向成熟：面对诱惑，面对干扰，面对人情，面对社会，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

4.北师大的教学成绩与高考录取

在中国，评判一所初等学校近乎唯一的指标就是升学率。可以说，人们之所以无法忽视05年方才建校的株洲附校，正是因为其崛起过程中在株洲地区比较亮眼的高考成绩与录取情况。事实上，对于面临择校困难的家长与学生，上述三部分的内容相较于高考成绩均是次要的。但从一所学校的发展历程及其所能开创的局面而论，学校的高考成绩又是上述三部分内容复合作用的直观结果：很难想象，一个具有正确发展定位与科学管理水平、坚实硬件设施与雄厚师资力量、良好学生生源与正向校园风气的学校，不会收获高光亮眼的重本录取率。

由于高考及大学录取浓厚的地方性色彩，谈及株洲附校的高考成绩，不但要面对本地老牌豪门株洲市二中，更绕不过长沙“四大名校”与宁乡一中等湖南省高考牌面，同时还有与之性质类似的同升湖等学校（均是私立且招收复读生）。因此，笔者在这方面只能做一个偏向于株洲地区的相对评价。总体上而言，如果把二中视为独一档的第一梯队，那么株洲附校同南方中学处于第二梯队，且又略次之，其余学校则处于第三梯队及以下。虽说这较为主观，但也是依据笔者的观察经验判断所得：

其一，是历年来学校的高分段选手与大学录取情况。经历过填报志愿的可能才会明白，考得好不一定录得好，学校公布的成绩一本率并不等于真正的一本录取率。特别的，连家门口的湖南工大近年来都升为一本，且因著名的“汤敏奏折”大学本科扩招普遍存在，真正具有含金量的恐怕还是以清北为代表985顶尖高校（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有些高校因为较为专门化而并非985，如中国政法大学）。虽说这话有些触犯“学历歧视”的“政治正确”，但不可否认清北一直是社会舆论眼里中国唯二的好大学，甚至是吊打港大与港中文（参考近日江苏所谓的“状元”事件舆论）。因而较之于所谓的一本率，985录取率可能是更为简单粗暴但直观的指标（当然了，今天还有双一流A类与B类的新标准了，即便这其中有几所中西部学校有扶持意味，但也是现阶段的最新权威标准）。以这一尺度衡量，以笔者目前所知，株洲附校真正培养出的清北生只有一例，且只是具有复读背景的艺术生（笔者初中时清楚记得，其人被清华录取后学校还专门搞了一场活动，当场奖励了十万元），宣传单上其余的清北生也不过是小学或初中时曾就读于此。倘若要细说具体高校，笔者以为在排除艺术生招生外，以武汉大学为参考可推知学校的985录取率，进而判断较为真实的高考成绩与录取情况（因为相对中南与湖大，武大在华中地区更为顶尖，且因地方保护主义在湖南招生同样人数较多且有录取分数倾斜）。

其二，是基于笔者当年与其他学校优等生的接触经历，直观感受过各校间的学生素质差异。高三时笔者曾参与过株洲市教育局组织的两次专门培训，培训乃是将株洲本地各学校顶尖级别学生聚集一堂，由有出卷、阅卷经验的学科巡视员专门上课，用意自是拉高株洲本地的985重本录取率，甚至培养清北生。作为文科生的笔者在校内少有算是等量级的竞争对手，但那次却发现二中的近十位文科生几乎人人隐隐有甚于自己的学识。这在考察能力的超纲题等诸多细节上展露无遗。至于其余学校学生，恕笔者直言，确乎缺乏“灵性”。如果说这种直观经历也较为主观，那么笔者也与其中一些同学建立了交往联系，进而知晓他们最终的录取学校。综合考虑各校“尖子生”实打实的录取结果，也不难判断株洲本地其余学校的高考情况。至于南方中学，笔者高一时曾作为观众看过各学校学生参与的“五四”演讲比赛，拔得头筹的南方中学学生给笔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笔者有同届好友在南方中学就读，从其人处也了解到地理位置偏居“三三一”的南方中学不可限量（例如，笔者所在届株洲附校的理科状元初中就在南方中学，但其人彼时在南方也并非最拔尖，还有其余高手）。要说有信服度的话，笔者在北师大就读时，曾在老乡群中认识一位毕业于南方中学、综合素质不错的同乡校友，但其人也不是那届南方中学之最顶尖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株洲附校在株洲本地的高考硬实力大概处于中上游水平，虽不及二中，且略次于南方中学，但比九方、四中等还是肉眼可见更好。作为一所新兴学校，不可谓不成功，但其较为亮眼的成绩单还是有一些值得捣鼓的微妙玄机。

其一是复读生红利。毫无疑问，这是直到今天株洲附校能在本地真正立足的杀手锏。不论是本地老牌名校二中与南方，还是真正的湖南省牌面长沙“四大名校”，这些公立性质的学校均没有开设复读班。许多有复读意愿的学生只能在长沙同升湖、北师大株洲附校等有限的私立性质学校中进行选择。相比于同升湖更高昂的费用，株洲附校对于优质复读生的优惠政策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加之在株洲地区少有复读班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学校的复读班口碑确实不错。05年学校建校伊始，就是靠着最初的3个复读班迅速打开了局面，进而以06年为开端真正从初中开始培养自己的学生。即便是在今天，学校每年的高考成果都离不开复读班作出的贡献。以笔者那届而论，学校的文科一本生将近一半来自于唯一的文科复读班。有些年也不乏志愿填报“踩雷”或心有不甘的顶尖级复读生就读，例如曾有能录取到武汉大学的学生选择复读，复读后被顺利录取到一般仅次于清北的复旦大学。复读生红利对于株洲附校漂亮的升学率至关重要，甚至于其他后来者也是参照株洲附校的发展模式，凭借复读生高考成绩力图在本地立足，如近年来新兴的株洲南雅中学。

其二是少年班捷径。何为少年班？简单解释，少年班乃是八十年代“神童神话”下的产物，招收具有天分的15岁及其以下少年就读大学，用以培养国家需要的青年科研人才。少年班情况比较复杂，只能说有些毁誉参半，目前仅有中科院和西安交通大学仍然招收。正是因为其接收学校较窄，且如今已少有关注而竞争压力较小，学校会有意识地让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报考。少年班一方面要参加招收学校的单独考核，另一方面则要参加当年的高考，倘若参加学生中有人“爆种”，自然是成为入读名校的绝佳案例；即便没有成功，也能因参加过一次高考而有一定的考场经验。况且有的人即便达到少年班要求也选择不上，在备战到高三后，走正常高考途径冲击更好的学校。事实上，株洲附校授课进度较快且有不少补课，笔者上学时是在高二第一学期即完成高中知识授课，现今还有所谓超前学习高中知识的“对接班”，可以说只快不慢，这些学生足以有时间与精力应对少年班考核。据笔者所知，对于那些自小初阶段接受奥赛训练的学生而言，少年班相对正常高考录取似乎更为容易，毕竟不用同全省考生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

上述两方面既可以说是提高株洲附校升学率的关键抓手，也可以说是株洲附校的办学特色。可以类比的是，株洲市八中凭借其久具指导盛名的艺术老师和对艺术生的大力倾斜，一些艺术生也能考取到名校就读。笔者就认识两位同样考到北师大的同乡校友，均是作为舞蹈艺术生出身自株洲市八中。没有这种具有特色的“曲线救国”之路，很难想象株洲附校能迅速并长期取得如此拿得出手的高考升学率。

其实大胆一点，不靠复读生和少年班，单凭学校的应届生，升学率也许要打不少折扣。问题的关键出在生源上，株洲附校的应届生生源素质可以说其实一般。以笔者所在届而论，初中时生源的素质其实相对不错，全年级的5A生也有不少，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高中时就读于长沙名校与株洲市二中。倘若不是补充了来自于市辖各县的名列前茅者，高中生生源问题可能更为突出。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初中时学校“真正意义”的重点班尚有四个，但高中时“真正意义”的重点班则只有两个（所谓“真正意义”是因为班级的名号有些多变且复杂，如海豹班与海豚班等）。而且以笔者个人感受，确实高中时的竞争压力相对于初中要小一些，以至于时有提不起劲儿的怠惰感。笔者仍清楚记得，初中老师为动员我们留下来花了不小的力气，既有颇为优惠的学费减免，也有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那句“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其实也多少流露出学校高中生源的困境。

正因如此，从13年开始学校有意识地绕过株洲市中考，以初高中对接班的重要战略截留优质生源、提高高考升学率。初高中对接班顾名思义，乃是选拔优秀的初三学生组成新的高中班级，由较为优秀的高中老师直接进行高中知识的教学。其实这一模式学校早有规划，笔者07年所在的班级当时号称为“直升班”，曾宣称会加快教学进度，到初二完成初中所有课程，初三则开始提前学习高中知识。然而，最终还是因致力于应对中考而逐渐不为人所提。在笔者看来，学校之所以自13年起真正落实下来初高中对接班，诚然是充分利用初高中一体化优势，确立高中学习的先发优势，从而提高更为收人关注的高考升学率，但更关键性的考量恐怕是应对本校初中培养的5A生流失问题。当其他学校初三学生尚在复习所学、备战中考时，株洲附校这些具有5A潜力的学生正在适应较为困难的高中知识（初中到高中的知识跨度确实较大，需要一定的适应）。显然，学校本身有意识地敷衍应对株洲中考，在“不抓5A抓4强”的口号下，这些优质生的5A率并不会很理想。没有中考的5A成绩，这些学生又如何能选择长沙名校与株洲市二中呢？至于这些初高中对接班学生最终的高考录取情况是否如愿有较大幅度的改善，笔者了解不多，不敢轻言。但一个基本的感觉是，正如996的加班模式，过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可能会陷入到“内卷化”的困境，学习投入与产出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

鉴于客观上与主观上造就的高中生生源低5A率，学校在高考录取率上最大的相对优势，就是4A与3A等中等生源的“再加工”成效。这其实可以说是除二中外，株洲地区所有学校的高考捷报宣传策略，毕竟在无法与占据绝对一本录取率优势的二中正面比拼时，只能选择打出退而求其次的相对优势牌。复读生的最大与平均提分也是高考捷报中颇具亮点之处。除此之外，一般“真正意义”的重点班确实会有几乎全员一本的高考成绩（一般是理科重点），班级中也不乏以武汉大学为参考系的顶尖级985录取学生。所以笔者很同意隔壁答主所说，在株洲附校就读恐怕还是要在重点班。还有一个值得提的是，一些家境优渥、高考实力有限的学生会选择避过高考，直接出国就读名校。虽说出国读书实质上是比拼家庭财力，但株洲附校中所谓的贵族出身者还是不少，况且如果就读于“常青藤”等名校同样也会为学校添彩。

关于学校的高考情况，不得不提的还有自主招生和其他加分政策问题。平心而论，笔者认为自主招生与一些加分政策，同样是少数名牌学校和精英家庭确立自身高考录取竞争优势的不二法门。可以说，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直到最后对于自主招生与其他加分政策都不甚了解。然而，今日的高考并非是比拼纯知识性的学习能力与应试能力，而是对多个方面能力的综合考察，其中之一即是对自主招生与加分政策的信息掌握与运用能力。以笔者经验而论，当年二中有一位学生曾与笔者初中同班，那时他会在班级做俯卧撑、举哑铃等锻炼，直至高考出成绩才得知其凭借武术特长加了20分，最终以650+的理科成绩为北大录取。虽然当年株洲附校理科最高分也是630+，与之裸分相近，但武术特长这类临门一脚的关键加分，显然是连同株洲附校在内都未能做到提前布局。至于自主招生，事实上还是各凭学生本事，学校也没有余力与能力做有针对性的训练。好在每年一些素质较高的学生也能“爆种”，但靠自主招生实现“鲤鱼跳龙门”的还是少数，大多只是获取与之相匹配学校的加分名额作为保底。值得一提的是，株洲附校毕竟是北师大的干儿子，北师大的自主招生的消息也较为灵通，甚至主动动员有资质的学生参与。笔者本人就比较幸运地通过了北师大的自主招生并最终就读，虽说凭裸分也能过线，但自主招生加分毕竟还有专业选择上的优势。北师大的自主招生加分也确实能发挥“临门一脚”作用：笔者下一届就有两位学妹凭借北师大自主招生的加分，以裸分低于录取线的成绩同样进入到北师大就读。虽然这些年自主招生政策时有变动，且一些内幕乱象时有爆出（如2013年人大招生办主任蔡荣生被查事件），但无论是学校、家长还是学生都需要做到“未雨绸缪”，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也。

除上述最为受人关切的高考成绩外，一些竞赛项目的成绩也值得一说。虽然如今各种名目繁多的奥数与竞赛在“减负令”下受人diss，一些科技创新大赛也因为被曝光的“小学生做博士课题”而演化为精英家庭比拼的“修罗场”，但这些确实很能抓人眼球，装点门面。学校近年来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与机器人大赛等具有一定全国性的赛事中，而且也斩获了良好成绩。但这些顶着“全国”之名赛事的含金量恐怕还是有待商榷：一些比较名牌的学校并没有组织学生参与这类颇具兴趣类色彩的赛事中，毕竟这类赛事“花架子”的味道也许比较居多吧。至于一些学科竞赛，本身也是少数较有天分的理科精英才有机会获得有价值的名次，若无较好资质，单凭老师教学还是难有所成，更何况大多数学生恐怕连竞赛训练班都无法选上。

作为收尾部分，笔者对株洲附校的教学成绩与高考录取情况多有苛责之意，其缘由在于笔者隐含有与长沙“四大名校”和株洲市二中相比较的观念立场。当年初来株洲附校时，记得学校的目标是中南名校，很多内部比较至少以二中为参照系，今日则转为务虚的所谓“幸福校园”。在笔者看来，这犹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一般，从“打拼天下”转为了“守成一方”，不能不说“可惜可惜”。但即便如此，由于国内普遍存在的教育资源极端不均衡，以长沙“四大名校”为首的老牌名校基本瓜分了湖南省优质师生资源，处在夹缝之中的株洲本地高考录取成绩历年来难有突破性起色。更何况，株洲本地的二中在多方扶助下又将大部分留在株洲本地的优质生源收入囊中，株洲附校等其余学校只能比拼中端生源的高考录取成绩，赢在“再加工”成效的相对优势上了。这也是在中国教育客观环境下株洲附校无可奈何的自我发展甚至是求存之路了吧。

回到题主的问题：在北师大株洲附校读书是什么体验？自13年夏天毕业，至今已有七年之久，昔日种种多已不堪回首，踪影难寻。由于疫情，笔者滞留在家已有大半年，得知在株洲附校过往的老师与同学近况，心绪难平，有所感触，便借助知乎这一问题写下上述内容。笔者对于株洲附校既有诸多复杂的个人情感记忆，又有不少冷峻的观察思考，这也是缘何以上万字长文回应题主问题的出发点。笔者始终以为，北师大株洲附校乃是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发展的一则值得玩味的案例，期间能揭开诸多值得玩味之处：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人，资本市场逻辑与教育文化产业，名牌高校的附校产业链，公立教师编制与私立学校市场环境，地方教育资源失衡与再分配，社会中上阶层的代际资源传递，本土与外来群体的权力差序局面等等。因此，笔者所述已不仅仅是题主所要求的在校就读的个人体验，更有着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诸多反思。笔者自是由衷希望曾承载自己过往回忆的北师大株洲附校能越来越好吧。

笔者初来株洲附校就读时，记得数学老师讲过一个通过太阳光照的影长求旗杆高度的题目，最后求得的旗杆高度是20.5米——这正是2005年建校的株洲附校旗杆的高度。笔者个人对于北师大株洲附校有着比较微妙的感情：记得高考结束后同学们的玩笑话，我是从北师大到北师大。诚然，初高中六年在此，倘若再算上四年的北师大本科，身为师大人已有十年之久了。

以往每年几乎都会回株洲附校见见自己尚认识的同学和老师。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许多老师已然离开，不少同学已然毕业。前月深夜再度返校，内心油然感慨：陌生。正如那句海贼王的名言：我们也不过是旧时代的残党。心有块垒，兴之所至，身为B乎资深潜水员的笔者查看到这一问题，加之在家闲时颇多，断断续续花了番心力完成这篇知乎回答。笔者有好友预先读过后，觉得这篇文字对于不甚了解者可能读来费力，有过一定经历者方才能体会诸多言外之意，加之行文又颇具“春秋笔法”，文风也不乏晦涩艰深，不如常见的公众号文章那般易抓人眼球。然而，究其根本，这篇文字本是笔者有感而发后之个人之作，自己写的开心满意即好。作为在知乎乃至是社交平台上发表个人观点的处女作，笔者也是恣意挥毫，把诸多平日里少有吐露的思考认知与观念价值尽情书写下来，故而拉拉杂杂终成如是长篇。

谨以此纪念那个曾经的小北吧。

————————————————————————————————————————

2022年8月15日追更一下：

自提笔写下上述内容至今，已有三年矣。笔者无意对评论区的内容做任何回应，其初衷在于本文并非是为了北师大株洲附校这所学校站台，而是作为过来人为其树立一座“曾经存在过”的墓碑供后人凭吊。当今年以来得知这所学校即将重组乃至摘下北师大招牌，是时候为其终局写下这最后一笔。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在笔者看来，北师大株洲附校走到今天的结局可谓早已注定。作为一所以市场导向立足的民营私人学校，面对国家政策的变动与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承重方面极为脆弱。2022年6月28日的“七一”文艺晚会正式宣告了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校成为了历史，此后这所学校将由政府接盘而转为公立学校，由株洲本地的白鹤学校接手（原本湖北一系的领导基本已离开学校，来自白鹤的何校长已空降至学校进行管理）。对于这一结局，笔者并未感到多少悲伤：因为这可能是中国无数同类民营学校最终的结局。在“双减政策”推出与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双重打击之下，民办教育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其原本的生财之路被由内及外彻底釜底抽薪，向着民营转公立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加速。再者，北京师范大学本校去年的刘川生主动自首事件（刘系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其子在国内大肆违规办学，同其他问题一道导致刘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客观上宣告了北师大本部大开国内合作办学以捞金之风戛然而止。所谓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上了价格，一所学校在内外交困下的没落也是无可奈何。

笔者在上文中早已指出，北师大株洲附校原有的以“阳老板——余年初”为核心的“湖北帮”领导阶层一直以来把控学校未来的走向。面向这样的终局，据笔者所了解，理事长余年初亲自在株洲教育主管机构多次跑动，最终促成以3.7个单位（恕笔者无意直言这里的单位是W还是Y抑或其他）的价格出售北师大株洲附校资产。事实上，这种找国家政府兜底乃至于套现跑路的戏码在众多行业时有发生，笔者同样无意针对这一常规操作进行任何评判。问题的关键是：那些在北师大株洲附校曾经乃至于现在坚守的教师与学生将何去何从。诚如那句经典：国家的一粒尘土，落在个人肩头则是一座大山。

对于教师而言，总体上而言呈现出向公立教师编制转型与株洲本土化两大趋势。此前的多次“清编”早已将部分有编制教师强制“逼”回原有学校。众多外地无论是湖北乃至于株洲地区之外老师，大多已返回家乡另寻教职。留下的多是株洲本地新进老师，且必须通过个人努力考取教师资格证以获取正式编制（但考编之路并不容易，笔者听说小学部本次考编老师中仅两人上岸）。相应的，作为公立学校教师，学校教师在收入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相当程度的教师流失问题亦不可避免，早先因高工资所带来的师资优势自然不复存在。客观而言，在可以预见的较长时间的经济大环境下，公立学校教职对于初出校门的毕业生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高度内卷化的竞争中或许会筛选出较为优质的教师。但笔者昔日诸多授业恩师基本已不在校内，恐怕今生也无缘再见了。

对于学生而言，则总体上呈现老生留守过渡与新生质量下降相交的局面。以学校的高中部为例，转为公立前所留下的两届学生继续就读，但据说这些留下的两届学生仍以原私立学费标准收费。在此学校重大变动的节点，其家庭有能力的学生恐怕早已谋划转校退路。而对于新生，根据《株洲市2022年普通高中招生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原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录取文化生的最低控制线排名倒数第一，仅为646分；与之相对应，株洲市二中则为784.5分，两者相差过于悬殊。作为重新洗牌的对象，在全市公立学校招生标准统一化的紧箍下，学校目前在株洲市公立学校的大蛋糕中只能分到最小份额。

虽然有着上述并不乐观的局面，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一所自2005年开办的新兴学校还是有诸多亮点得以保留。其一，学校的地理区位极为优越。根据学校建校之初的房地产开发思路，学校周边的庐山西路在株洲本地极为繁华，银行商场酒店餐饮等错落有致，广布周边。特别是自数年前株洲市二中搬离后，可谓是炎帝广场附近的头牌优质教育资产。其二，校内相对优质的硬件设施与食堂服务等得以保留。以食堂为例，即便是新加入不过一年的老师，也曾向笔者大谈食堂菜色可口数一数二。虽然作为外包食堂在价位上相对较高，但其品质仍具有一定吸引力。正是由于这些底蕴，学校即便被迫甩手给政府，也能套现相当数量的一笔经费，对于学校老板很难说这笔买卖是赚是赔。而对于接手的白鹤而言，恐怕这一手既非好牌亦非差牌，全看如何在株洲本地初等教育的棋盘上抢占自己的优势。

之所以补充上述内容，笔者意在以北师大株洲附校民营私立转政府公立的个案，表明在中国大地上教育产业化被“急刹车”的当下处境。“眼看他高楼筑起，眼看他高楼倒塌”，新东方、学而思乃至于北师大株洲附校，这些曾经在全国或地区一朝兴起的教育机构，在极短时间内走向衰落乃至在夹缝中生存。很难将这一问题简单化归结于教育资本的无序扩张、市场经济的先天弊端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输导，只能取巧借用邓小平晚年所言“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没有发展起来的问题少”来作结了。

伴随着北师大株洲附校的摘牌与转型，想必知乎上的这一问题即将成为绝唱。《新湖南株洲》今日（2022年8月15日）发布的有关株洲市天元区白鹤学校的宣传视频，引来了不少曾在此就读者对小北的缅怀。有些人可能会以“小北远去，小白启航”的心态面对，但诚如古希腊经典的忒休斯船悖论：一艘船上的所有木头被重新替换，它还是原来那艘船吗？这一问题在当下以至于未来的学校身上同样应验。笔者自毕业以来长期关注学校，且身边好友中不乏与领导层有接触者，以近年所知，平心而论即便没有这一最终结局，持续走低的诸多表现早已令知情者多有担忧。只是如此结局，虽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中国教育产业化与私人资本民间办学的黯然收场，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言及于此，笔者此刻的心态犹如那些注视着厂房拆除的下岗工人：时代远去，青春不复，记忆飘散，生活依旧。人生啊，可真是无可奈何的有些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