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中很多时候都感觉自己是个菜鸟，无力掌控。

印象中是有一次因为一个项目加班到很晚，对方还是当场提出了新问题，但是我和相应的团队成员连夜给出解决方案，对方未置可否，第二天一早来到公司等待消息。

后来领导来了，问项目情况，我如实说:对方提出问题，我们给出方案，等待对方回复中……

结果领导大发雷霆，说这个情况应该昨天晚上先给他汇报。我一时语塞。他不是我的直线领导，是我配合的团队的领导，他的团队也没有当天晚上向他汇报。

结果我还是背了这个黑锅。

当然我们的解决方案还是通过了客户的认可。顺利将项目推进。

这个事情对我个人的职场经历影响非常大。

一是我并没有被领导大声的劈头盖脸的骂过，这次心里有点承受不住。

二是出了这个事情我的领导没有替我说话，按照职责我最多担50%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承担了100%。领导的态度在利益面前耐人寻味。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每个职场人都应该学会汇报。不会汇报足以断送我们的职业生涯。

汇报是我们和领导互相了解的重要途径，我们从中了解领导的需求和做事方式，也让领导知道我们的思路。

我之前一直认为只要把结果呈现给领导就可以了，而事实是很多领导不仅仅需要了解结果，也需要关注进展和细节。

你仅仅呈现结果领导并不知道你从中做了什么工作，也不了解你的工作饱和程度。所以呈现必要的细节和进展非常重要。

第四 多和领导沟通，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这是个人职场提升的必由之路。

一个领导不了解不信任的人，是没有提升的机会的。

今天，出自医疗从业者之手的作品成了出版界的香饽饽。《卫报》请到了五位著名医生作家，让他们介绍自己喜欢的医学虚构作品，并且对社会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出现了什么危机？政治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亨利·马什：“我担心药品定价的天平最终会偏向制药公司那一端”

Marsh）出生于50年代，少年时期在伦敦度过。在弃文从医之前，他在牛津大学攻读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决定“金盆洗手”，一心研究还神经科学，部分原因是儿子在婴孩时期脑瘤手术的成功。“碰巧的是，一年以后我目睹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神经外科手术，那真是一次茅塞顿开的经历，”他回想道，“从那以后，我便更加笃定了自己未来的道路。”直到2015年前，马什一直是伦敦南部圣乔治医院神经外科的高级顾问。

在退休前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回忆录《医生的抉择》。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对其评价是：“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医患之间既紧张又紧密相连的微妙关系。”马什的第二本书《一个医生的自白》紧接着在2017年出版。这位医生正在张罗着自己的第三本回忆录，这一次，他削减了医学的成分，融入更多自己的哲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马什虽然与妻子、社会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Kate Fox）在英国生活，往返于伦敦与牛津之间，但他也步履不停，继续在尼泊尔和乌克兰进行神经外科手术，坚持着自己的事业。

基利安·福克斯（Killian Fox，《观察家报》记者）：你创作《医生的抉择》，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亨利·马什：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从没想过拿去出版。有一天，我妻子读了一段文字，说：“你应该写成一本书。”后来又有一位文学经纪人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我便在往后十几年的时间里重新改写我的日记，讲述医者故事。

基利安·福克斯：医学回忆录为什么能在读者之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亨利·马什：过去文学史上从来就不乏医学回忆录，但我敢说，我的作品是第一本开口谈论疑惑与不确定性，以及治疗失败的可能性的。一般来说，作为初出茅庐的医生，我们的行医准则就是不管你平时多么焦虑，都不要袒露自己的情感。因此，医学回忆录的传统就是了无生趣，作者们只记录成功的喜悦，绝望的至暗时刻则草草掠过。但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对医疗从业者并没有那么敬重，对于医生和护士的批评报道越来越多。我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事实上，我在书中讲述的是故事的另一面——归根结底，医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类。我们也会犯错误，我们也会焦躁不安。救死扶伤听起来十分高尚，但背后的代价也是不可估量的。

基利安·福克斯：政客们有时会在竞选过程中走进医院，你怎么看待这个行为？

亨利·马什：这种做法是可鄙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医疗保健的费用逐年上涨，这是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因为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十分昂贵。然而与德国、荷兰等所有发达程度相同的国家相比，英国在医疗保健上支出占GDP的比例偏低。正因如此，我希望政客们能诚实一点，告诉人们，想要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花的钱也不能少。

基利安·福克斯：你认为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国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亨利·马什：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医疗体制如何，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为什么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么糟糕，人均预期寿命、婴儿及围产期死亡率数字都不好看，根源就在于其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北欧国家有着完备的医疗保健系统，而这些国家也正是全球财富分配和收入水平最为平等的地方。可以这么说，我们希望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这些国家一样，拥有完善的医疗体制，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人们对合理与公平的期盼，我们真正的愿望是北欧式的高福利国家。

基利安·福克斯：英国脱欧，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会走向何方？

亨利·马什：脱欧对于健全医疗体系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一点毫无疑问。另外，我对英美贸易协议也不抱信心。我担心，药品定价的天平最终会偏向制药公司那一端——这些企业家绝不是什么利他主义者，他们都是精打细算的商人。在药物价格这回事上也根本没有什么自由的市场经济，有的只是权力政治。

基利安·福克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善NHS呢？

亨利·马什：这个问题我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很显然，英国的医疗体系资金不足。尽管布莱尔和布朗的劳工党在“民间融资行动计划”（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上花钱大手大脚，但并没有创造多大的价值。我认为，这是一场长久战，需要注入更多的资金。我这想法可能还是太天真，但如果医生们在国民健康服务中能多一点自主权的话，我认为情况会有些许改观。

基利安·福克斯：在关于医院、医疗行业的书中，不论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你认为最好的一部是什么？

亨利·马什：我最近读了英国姑息治疗医生雷切尔·克拉克（Rachel Clarke）的新书《亲爱的生命》（Dear Life）。等不及它在一月出版就抢先一睹风采。克拉克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父亲的故事，探讨了死亡与濒死的状态，私以为其文字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基利安·福克斯：虚构作品中，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医生角色？

亨利·马什：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的短片小说集《乡村医生手记》中有一位乡村医生深得我心。布尔加科夫在一战期间曾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位乡村医生。我喜欢这本书粗犷的风格与叙事。作者坦荡荡地承认，大部分的日子里他都与恐惧相伴，不得不独自担起紧急医疗事故的重任。

基利安·福克斯：在医院里，你经历过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亨利·马什：是我犯的错误吧，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患者是有责任的。在非常严重的神经外科手术中，你总得面对坏消息和死亡，困难之处就在于如何在噩耗面前调试自己，别让它们在自己心中体制化，成为医学治疗的常态，也不要对此麻木。另外，和患者与家属的对话也让我坐立难安。

基利安·福克斯：这会使你感到压力吗？

亨利·马什：压力是常有的事。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懒散，或者没头没脑地忙碌，陷入混沌状态。虽然这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我的切身体会就是，和病患沟通，最重要的就是聆听。话一句都不要多，但也要注意一个度，不要让患者觉得你在赶时间。我发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学会。在医学界，一大问题就是，你与患者交谈过后，往往得不到任何反馈，那么假如你永远无从得知自己如何走到今天，又要如何改进自己呢？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医生，对自己都是持有一点点乐观态度的。

基利安·福克斯：如何保持健康，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亨利·马什：多锻炼。我尽量每天跑步、每天运动。我并非没有抑郁、焦虑、沮丧的因子，但跑步帮了我不少忙。唯一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快70岁了，跑步对我来说也不是件易事。忙碌的社交生活和意义感也十分重要，因为到了我这把年纪，活多长并不是重点。问题在于，你还能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

克里斯蒂·华特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正大步迈向私有化”

克里斯蒂·华特森（Christie Watson）17岁就开始做护士了。她当年在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实习，往后近二十年的护理生涯都贡献给了儿科重症监护。2011年，她在东安格利亚大学修完了创意写作课程，随即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在遥远那方的太阳鸟》，这本书也为她赢得了英国科斯塔文学奖的最佳首作奖。她的回忆录《慈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Kindness）在2018年出版，详细记录了这些年护理生涯中那一个个最有挑战性的时刻。

格雷戈里·罗宾逊（Greg Robinson，《卫报》记者）：医学回忆录为什么能在读者之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克里斯蒂·华特森：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沌的政治环境中，每个人都在寻找意义、创建联系。医学回忆录事关每一个人，它连接着生与死，以及二者之间的一切。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疾病和失去亲友的悲痛，同时也会认识到，我们在世上并不是茕茕独立的个体，从而为之动容。这些书时刻提醒着人们最重要的东西：信念、容忍，和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格雷戈里·罗宾逊：回忆录出版后，你收到的最棒或者最惊喜的回应是什么？

克里斯蒂·华特森：最棒的事大概是社交媒体上开始有一波接一波的人联系我了。有时候他们只是想分享自己的故事，跟我聊聊糟心的一天。他们想要倾诉自己的经历。我很惊讶，许多护理师学生找到我，对我倾吐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讲述他们的挣扎。这种事时有发生。自然，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去看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向撒马利亚会（英国一家非营利机构，为情绪受困扰和企图自杀的人提供支援）求助。

格雷戈里·罗宾逊：政客有时会在竞选过程中走进医院，你怎么看待这个行为？

克里斯蒂·华特森：令人恼火。但这就是政客们在大选之前的习惯。你会看到他们抱着婴儿牵着狗，穿梭在各大医院病房中，侃侃而谈自己将给英国医疗保健服务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我认为，并不是鲍里斯·约翰逊在医院救护和急诊（Accident and emergency services，简称A&E）病房前一亮相，就能改变公众的看法的——自从紧缩政策实行以来，英国的医疗状况一直在恶化。事实上，NHS长期以来就饱受资金极端短缺之苦，人员配备也严重不足。严格来说，NHS并没有辜负民众，它也是束手无策。公众是可以亲眼看到大医疗工作者拼尽全力呕心沥血扑在一线的。我们的病人还是应该的到更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工作人员也应该得到更好的福利。

格雷戈里·罗宾逊：你会不会担心，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正在悄然滑向私有化？

克里斯蒂·华特森：不是缓慢地滑落，而是大步迈向私有化。国家卫生事业基金出资，让越来越多NHS的病人转到私有医院。原因是NHS业务人手不足，业务繁忙，自顾不暇，根本没法应对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公有医院和私有医院之间的鸿沟大得吓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得跑到一家私营医院去借毯子，好带回我工作的旧病房，因为NHS系统的医院里连毯子都没有。在私有医院，病人可以享受松软的枕头、蓬松的毛巾、摩顿·布朗（英国高档日用品牌）的洗护用品以及让人目不暇接的菜单。另一边，在公有医院的老病房里，患者瑟瑟发抖，咽下的则是寡淡无味的半流质食物，说实话，那味道和泔水无异。

格雷戈里·罗宾逊：如何改善NHS呢？

克里斯蒂·华特森：增加从业人员。在英国，护士的缺口有4.2万人，原因之一是原本给护理专业学生发放的助学金在两年前被取消。在未来，这个缺口还将继续扩大。我们需要立法规定安全工作人员的数量，每个轮班、每位病人至少要配备多少名护士，应该设个下限。脱欧公投在这个问题上没带来一点好处。在过去的三年中，离开NHS的护士人数达到了5000人，而他们本来一个都不能缺。在与我共事的护士中，有许多最优秀的人都来自欧盟国家。

格雷戈里·罗宾逊：是什么让你对未来保持希望？

克里斯蒂·华特森：NHS仍然令人难以置信，是世界上各种组织中的佼佼者。这里的员工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也依然每天尽职尽责，为人们提供最高质量的护理，带着同情和善良过好每一天。

格雷戈里·罗宾逊：在虚构作品中，你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

克里斯蒂·华特森：迈克尔·翁达杰小说《英国病人》中的女护士汉娜。她性格复杂，有些孩子气，但也坚忍强硬。面对最难缠的病人，她总是从最好的一面看待，而且不戴有色眼镜论断别人。尽管汉娜自己也受过创伤，还是能撸起袖子加油干。在读者面前，她既是护士，又是士兵。

格雷戈里·罗宾逊：如何保持健康，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克里斯蒂·华特森：在英国，心理问题已经成了现代人的一大健康危机。所以说，你能做的最重要的是要调适好自己的内心。

亚当·凯：“医生真的不是为了钱而看病的”

Kay）曾是一名初级医生，在2010年离开了这个行当。在妇产科工作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经历，后来他慢慢发现，这个习惯已然成为一种治愈疗法，伴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2017年，在日记的基础上，他的回忆录《绝对喷笑之弃业医生日志》出版了，销量超过150万册，并且斩获不少奖项。他的人生经历被编剧搬上舞台，剧院常常座无虚席。凯一直公开为初级医师权摇旗呐喊，希望为他们争取更多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持，并且希望在党派政治的泥潭中解放NHS。他的回忆录续集《弃业医生日志2：圣诞前夜上班》（Twas

汉娜·贝克曼（Hannah Beckerman，记者、作家）：你为什么决定成为一名医生？

亚当·凯：16岁，我参加高考，从此一切就尘埃落定。我出身自一个医生之家，后来读书的学校也盛产医疗从业者，这就足以让我迈上这条不归路了吧。

汉娜·贝克曼：你创作《绝对喷笑之弃业医生日志》和《弃业医生日志2：圣诞前夜上班》的原因是什么？

亚当·凯：一年前，一批初级医生遭到政府的打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落败了。这时候，我意识到，有必要让公众认识到医生真正的生活，比如说他们真的不是为了钱而看病的。

汉娜·贝克曼：医学回忆录为什么能在读者之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亚当·凯：我们一直痴迷于人类身体，观察着它们运作异常背后的机理，并且为之兴奋。到了晚上，电视荧幕上也总能找到医疗节目的影子。各种媒体大量的内容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类：医疗、犯罪与性。

汉娜·贝克曼：政客们有时会在竞选过程中走进医院，你怎么看待这个行为？

亚当·凯：NHS沦为了政客的一颗棋子，真是丢人啊。个人认为，对政客来说，他们必须了解一线医疗工作是什么样的。但这和在媒体镜头前泛泛而谈、大打保票完全是两回事。

汉娜·贝克曼：你会不会担心，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正在悄然滑向私有化？

亚当·凯：我有这样的担忧。这个过程将会是缓慢而幽暗的。我认为，英国脱欧带来的威胁并不在于“出卖”NHS，放在出售柜里的是患者指着救命的那些药品。高额的关税和药物成本可能让NHS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从勉强自保到一败涂地。

汉娜·贝克曼：有没有改善NHS服务的灵丹妙药？

亚当·凯：钱。这十年来的大部分时候，NHS都处在系统性缺钱的状态中。我们有10万个员工空缺。NHS需要大量投资，然而这些钱恐怕要百姓从自己口袋里掏了。

汉娜·贝克曼：在医院里，你经历过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亚当·凯：传递新生命的喜悦。这种巅峰体验把我吸引到了产科病房，但我却从未想过这份差事也会见证人生谷底。我们想要的只是母子平安健康。那些一个生命都没能抓住的日子，我永远无法释怀。

汉娜·贝克曼：关于医院、医疗行业的书中，不论小说还是非虚构，你认为最好的一部是什么？

亚当·凯：阿图·葛文德的《医生的修炼》。

汉娜·贝克曼：虚构人物中，你最喜欢的医生或者护士是谁？

亚当·凯：《辛普森家族》中的尼克医生（庸医，经常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疗法）一直是我的榜样。

汉娜·贝克曼：有没有改善NHS服务的灵丹妙药？

亚当·凯：未来的十年中，我们对于食物与严重疾病（比如说癌症）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深的了解。人们也可能会越来越坚定地削减肉类和加工食品的摄入量。

汉娜·贝克曼：是什么让您对NHS的未来抱有希望？

亚当·凯：它多么深得人心啊，我相信到了关键时刻，人们一定会为之奋斗。

乔安娜·坎农: “医学中的一切都取决于如何讲述”

乔安娜·坎农（JoannaCannon）曾经是NHS的一名医生，专攻精神病学。2015年，她放弃了医学生涯，成为一名专职作家。迄今为止，她的两本小说《山羊和绵羊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Goats and Sheep）和《关于艾尔西的三件事》（Three Things About Elsie）都长期高踞畅销榜。她的新作，书写自己医学生涯的回忆录《打破与缝合：一位实习医生的激情与倦怠故事》（Breaking and Mending: A Junior Doctor's Story of Compassion and Burnout）则把目光放在更大的医疗领域人群中，强调医疗培训和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共情的重要性。

汉娜·贝克曼：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医生？

乔安娜·坎农：我之所以被医学所吸引，是因为它的一切都与人和他们的故事相关：医学中的一切都取决于如何讲述。

汉娜·贝克曼：你创作《打破与缝合》的原因是什么？

乔安娜·坎农：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犹豫再三，因为我不希望人们因此停药，也不想吓到住院病房里的患者。但我依然认为，我们应该诚实地讲述，既要报喜也要报忧。

汉娜·贝克曼：医学回忆录为什么能在读者之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乔安娜·坎农：医学回忆录之所以大热，说明我们有兴趣了解周遭的人，而他们可能都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我想，人们往往在失去的时候发现某件事的重要性——而NHS呢，我们失去这个机构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

汉娜·贝克曼：有没有改善NHS服务的灵丹妙药？

乔安娜·坎农：那些在公交车上大书特书选举承诺的人，应该是问责的对象。如果说那些坐在决策席上、有能力决定NHS生死的人能够真正了解医疗工作者的真实处境，也许就能带上脑子做决定。

汉娜·贝克曼：在医院里，你经历过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乔安娜·坎农：整个医疗系统都坏掉了，令人心塞，痛苦不堪。但真正让我难过的是每一个个体的故事，它们让你意识到，生活中的一切有多脆弱。试想，你走过病房，床上都是困惑的病人，但你无暇与他们交谈，这真是悲剧啊。

汉娜·贝克曼：有没有哪一件事能让你的从医生涯稍微美好一点？

乔安娜·坎农：有个人聊聊天吧。初级医生往往是非常孤独的。你需要有个人被你卸下肩上的重担，因为经过了一整天的工作，你就像是一台痛苦收割机，却无法消解。我们是那些支撑NHS系统的人，值得为之投资。这也许正是医疗回忆录的重要性所在：人们终于看清了医疗从业人员真实的一面。

汉娜·贝克曼：关于医院、医疗行业的书中，不论小说还是非虚构，你认为最好的一部是什么？

乔安娜·坎农：南森·法勒（NathanFiler）的《坠落之愕》。这本惊艳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患有心理顽疾的生活，讲述了在精神病房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

汉娜·贝克曼：如何保持健康，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乔安娜·坎农：善待自己。我们可能认为，自我保健就是一种放纵。人们需要在自己的日子里留白，让心灵平静下来。

汉娜·贝克曼：是什么让您对NHS的未来抱有希望？

乔安娜·坎农：在其中为之奋斗的员工。NHS人员不足、资金不足，而我们的医疗工作者们每天往返于这些缺这缺那的病房，每天都有解决不完的问题，每天都有看不尽的悲剧，尽管如此，还是得不到承认和肯定。正是这些人让我看到了希望，正是他们将NHS粘合在一起，没有了这些员工，这个医疗系统就会土崩瓦解。

斯蒂芬·韦斯塔比：“希望以写作告诉大家现代救命技术的魔力”

斯蒂芬·韦斯塔比（Stephen Westaby）在1948年出生于英国小镇斯肯索普。七岁那年，祖父因心脏衰竭离开了人世，此时恰逢BBC播放医学纪录片《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从此成为心脏外科医师的梦想就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种子。1974年，他接受医学训练，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并在牛津市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设立了牛津心脏中心。据他自己估计，韦斯塔比在35年多的职业生涯中，做了超过1.1万场心内直视手术（在心脏停跳或者不停跳的情况下，打开心脏进行缺陷矫正或去除病变、安装瓣膜、血管搭桥等手术操作，以恢复心脏的解剖外观、生理功能）。他还参与开发了一款人工心脏起搏器“Jarvik 2000”，这项技术也刷新了医学史记录——它保持着患者的心跳，延长了他的生命长达1513天之久。

2016年，韦斯塔比退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回忆录《打开一颗心》，这本书也入围了科斯塔文学奖。《泰晤士报》评价它“读起来就像一本悬疑小说，只不过尸体的数量更多些”。他的第二本回忆录《刀刃》（The Knife's Edge）也紧随其后，在今年三月出版。韦斯塔比的妻子莎拉曾经也是一名护士，两人生活在科茨沃尔德。“心脏手术的发展就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罗曼史，”他感慨道，“而我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

基利安·福克斯：是什么让你决定提笔写回忆录？

斯蒂芬·韦斯塔比：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也许出身于贫寒的家境，但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们家以前从未有人踏入过高等学府的大门，更别说医学院了，但我破釜沉舟，誓要闯出点名堂来。另外，我还希望告诉大家，现代救命技术的魔力。我人生的后半段也因此大多都投入到与心脏移植具有同等功效的医疗技术开发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新闻媒体开始报道外科手术高居不下的死亡率，这样一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就受到了威胁，最终倒霉的还是患者。为什么要因为救死扶伤而把自己的前途赔进去呢？我认为，越是手艺高超的医生，越应该接诊高死亡率的病例，因为这些患者往往都是病入膏肓的。虽然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无法妙手回春，不过这不正是开创性的意义所在吗？

基利安·福克斯：政客们有时会在竞选过程中走进医院，你怎么看？

斯蒂芬·韦斯塔比：政客们以为多扔几个钱子儿就能让NHS产生改观，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问题出在整个医疗系统。NHS只能提供所谓的“二手店医疗服务”，也就是说，你能得到什么，取决于愿意付出多少成本，甚至和患者与全科医生沟通的时间也成比例。英国的癌症死亡率比许多国家都高，原因不在于这里没有够格的医生，而是犹豫医疗系统。为什么每年在英国注册的海外医生会多于本土受训的医生？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独立培养自己的医护人员？

基利安·福克斯：要改善NHS的情况，你会怎么做？

斯蒂芬·韦斯塔比：并不是说私有化医疗保障就不可行。重新引入康复治疗就是重要的一步。在德国，每位接受过重大手术的患者出院一段时间后都会到康复医院进行治疗。然而在英国，康复医院几乎已经被摒弃了，因此我们的另一条路就是让患者做一些花哨的手术，但最终受苦的还是他们——现在要靠手术才能达成的目标，原本只要经过简单的辅助手段就能实现。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投入一些启动资金，那么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还有机会得到改变。

基利安·福克斯：在你读过的关于医学的作品中，哪一本能让你眼前一亮？

斯蒂芬·韦斯塔比：亨利·马什的《医生的抉择》就很棒。但其中大量的文章过于情绪化，不够客观。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患者的父母，给他们送去孩子死亡的噩耗。但这不应该是撩动你情绪的原因，作为医生，我们必须将其置之度外。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同情心，但有时候也要把自己抽离出来。

基利安·福克斯：如何保持健康，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斯蒂芬·韦斯塔比：我建议大家多运动。我有一只可爱的狗，所以每天早晨都要陪他走一个小时。以前我也常打橄榄球，但老是受伤。事实上，我早年的性格转变，原因就是一次橄榄球造成的严重头部损伤。我克服了恐惧，不再束缚自己。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可以跨越边界，处理那些棘手的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