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林口中让企业出3.9亿买公务机的贪官 是晋商银行原董事长上官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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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组织了十二家企业，花了3亿9千万，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按正常的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她控制的公司。这位董事长生活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董事长，实际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
而据《中国经营报》早前报道，王儒林所说的这个贪官，就是晋商银行原董事长上官永清。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委书记王儒林谈反腐
政商“关键一环”&“圈子”中的上官永清
本文刊发于日
编者按：作为曾经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上官永清与地方高官、商人牵连颇多，甚至因此被誉为山西政商链接中“关键一环”。也因此，官场、商界对其被查颇感“风冷”，舆论则认为此番或将能够揭开更多官商迷雾……官商积弊所演绎的离奇故事、惊悚传奇，尚待深寻缘由，更需见效良药。
山西“飞行俱乐部”及山西“汾酒会”两个圈子的重要成员，拥有“3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和大量高官人脉的上官永清，在7月下旬被查后，其本人亦被指山西“官商连结关键一环”。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接近办案人员的有关人士处获悉，上官永清被调查之后，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上官云清或存在年龄、简历造假。
晋商银行董事长上官永清（资料图）
“官商关键一环”被查
日晚，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24日，上官永清的办公室被搜查，24日晚，山西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称：经省委批准，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官永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随后有消息称，其司机蔺建刚也被带走。这些天来蔺建刚的电话一直处于呼转状态。
在此前的7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高建民来到山西国投，宣布了两项任命：由太平保险副总孙海潮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工总行信贷部主任聂大志担任副总经理。孙海潮、聂大志二人分别来自深圳和北京。其中孙海潮是晋籍，晋城市阳城县人。
接近同时“空投”到晋的还有两人——晋商银行行长和副行长，但其中来自农总行的一位行长人选出现临时变化，没有到任，而宁波交通银行副行长方健则上任晋商银行副行长。
山西国投、晋商银行是上官永清最后任职的两个机构，上官永清作为晋商银行筹建组组长和第一任董事长，自2008年8月~2014年7月担纲晋商银行掌门人，自2014年7月到任山西国投到被带走，刚好一年。
和上官永清一同参加7月21日高管任命会议的山西国投某高管告诉本报记者，任命宣布后，上官面带愠色，和身边人说：“我也不想干了”。
2015年春节前，上官永清曾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山西金融圈风声鹤唳。
据本报记者了解，上官永清被调查，或和一些具体事件有关，如在2010年~2014年间与一些吕梁煤老板的贷款交易；另一类事件涉及非组织活动：上官永清是山西汾酒会圈子的重要成员。记者从接近办案人员的有关人士处得知，上官永清被调查之后，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
在近十七八年中，上官永清和山西省多名政府领导关系异常密切。一位退休的太原市委常委在较早时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山西官场在十多年前就有人分别称上官永清和原晋中市委书记、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为“三申夫人”和“四为书记”——“四为”被解释为：年轻有为，敢作敢为，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并明言二人有诸多“合作”。上官永清在政府领导中的特殊地位和她作为大型国有控股金融单位筹建者和主要负责人的国企领导角色，使其成为上述多名官员连通商界，取得或运作资金的重要通道。
据本报记者在山西金融界的调查，自去年年初山西强力反腐以来，浦发、民生、招商、兴业和中信在山西的支行，分别有在职及退休（或调离）的主要负责人员被牵涉，部分带走调查或判刑。上官永清被查是这些金融领域案件的一个高峰。
简历或涉假
上官永清是晋城市沁水县中村镇北山村人，属于撤地设市前的晋东南地区人。但从小随着在临汾市翼城县当干部的父亲在翼城长大。
北山村都姓上官，属同一家族，曾有二三百人口。近十多年来陆续向山下移民，目前已经是一座空村。迁移出的上官氏集中在山脚下的张马村。
在此居住的一位上官永清的本家堂叔告诉本报记者，上官永清的父亲很早就在翼城县委办工作，永清一家随迁翼城。据其妻回忆，上官永清小名“小清”，应是1959年或1960年生人，“今年也有五十六七岁了”。山西省信用联社一位曾经举报上官永清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据他调查，上官永清生于1959年。
在目前公开的上官永清履历资料中，其生年记为1963年。履历称，上官永清于1978年~1982年在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读书，按该履历推算，上官永清“15岁上了大学，3岁就上了小学”，这早已引发诸多质疑。
记者在一个干部微信群中看到了一位现在山西省某群团机构任职的干部对上官永清的评论：“三假干部”，指上官永清年龄和履历造假，该干部曾在临汾市委担任领导。
大学毕业后，上官永清进入临汾地区工商银行，上世纪90年代初期配合派下来的林明行长工作。据临汾当地报纸的一名老经济记者介绍，其时正值国企“破三铁”、“股份化”改制，上官永清经常下企业，她会跳舞，也很活跃。
1998年9月，上官永清从临汾调到晋中地区任工商行榆次分行行长，2000年晋中地区撤地建市，上官永清由县区一级行长直接升任第一任晋中市工商银行行长，在级别上跨出第一步。2002年10月，上官永清调离。
上官永清在晋中的时间段（1998年9月~2002年10月），和申维辰在晋中任职的后期（1998年4月~2000年5月，任晋中地委书记，2000年5月~9月任晋中建市后首任市委书记）重合。
2002年，上官永清从晋中调任太原，到新组建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任职。华融太原办时任总经理曹耕夫，上官永清任副总经理，正处级。
不久曹因上官永清举报离职，后病逝，上官永清以副总经理身份主持工作至2006年调离。据本报记者了解，上官永清履历中所说的曾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总经理”并不准确。
2004年，全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山西省作为“第二批试点”省份，开始着手筹建“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社”（以下简称“联社”）。参与组建工作的两名人士间接通过中间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上官永清当时竭力运作要到这个新机构担任副职，但并不顺利。2006年，上官永清获得越级提拔，进入联社任党委书记，在仕途上跨出了第二大步，成为正厅干部。
上官永清在联社因以“书记身份插手银行业务”引发不少矛盾和针对她的举报，并不如意。2007年至2008年，她寻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担纲组建晋商银行。
曾领衔组建晋商银行
2008年，是山西省异常多事的一年。8月1日，娄烦尖山铁矿特大排土场垮塌，死亡45人；9月8日襄汾溃坝，死亡262人。9月14日，孟学农请辞，空降王君任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而在这年5月，上官永清被委以重任，负责组建以太原市商业银行为基础，增资、升格为省级金融机构的晋商银行。日，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和筹备组挂牌，上官永清任筹备组组长。
“晋商银行”最初是山西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秘书长刘俊平为解决山西民企资本外流和民企融资困难“二难并存”现象而提出的概念，意欲组建山西民资银行。但最终还是成为山西省和太原市两级国资绝对控股的一家省级国有控股银行。据本报记者了解，在同期组建的城商行中，“晋商银行”获得的政府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成都市是给地，杭州市是给污水处理厂，只有山西给的是真金白银：省政府出资4.8亿元为第一大股东，太原市政府保留3.2亿元股份，而后由山西省国资委召集部分国企开会，命令其各自出资1亿元，太钢、山西焦煤、国际电力、潞安集团、晋城煤业等都成为法人股东，共筹资20余亿元。晋商银行增资扩股后，资本金达到32亿元。
日，晋商银行挂牌，上官永清当选为第一任董事长。当年秋天，上官就给晋商行高管改革了工资制度，上官永清和行长阎俊生拿最高年薪：170万元。
记者采访了多名原太原市商业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据他们透露，太原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更名为晋商银行，实质是让国有资本出资，化解了太原市的一个“定时炸弹”，又搭建了一个新的省一级的“玩耍平台”。重组之前，2005年6月的数据显示，太原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22.9%（规定要求为不得小于8%），资产不良率为24.75%，不良资产总额34.54亿元，被中国银监会确定为所有监测指标皆不达标的“六类行”。在濒临破产同时，一些问题信贷和贷款核销业务也面临暴露风险——太原市商业银行的信披问题被银监会列入限期整改事项。
2006年1月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3月下旬到太原市商业银行听取汇报，明确了“建设晋商银行”的危机化解方向。7月，时任山西省常务副省长范堆相就组建晋商银行一事做调研时要求“进一步加快组建步伐”。次年，这一思路概括为“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探索建立晋商银行”写进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8月，上官永清领衔的筹备组成立。
2009年初，太原市商业银行翻牌为晋商银行，在两级政府和多家国企注资重组后，其中14亿元不良贷款以“新股东1.8元购买1元股份”的方式直接消化。同年2月28日，在迎泽大街黄金地段原湖滨饭店地址上筹划建设的30多层的晋商银行办公大楼奠基。晋商银行以一副“不差钱”的姿态横穿出世。
晋商银行开发了“1＋N”信贷产品，即基本的贷款再加上若干承兑票据、贸易融资、存单质押等一系列产品，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充分满足每个客户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据媒体报道，在上官永清带领下，两年内“晋商银行的利润翻了7倍，相当于原太原市商业银行10年的发展速度”。
曾有媒体问上官永清，“当时决定任命您做董事长的时候，您是否犹豫过？”她说：“没有！党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走了这么多地方，没有后悔和犹豫过。党让你去做这个事情了，就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要认认真真地履行岗位职责，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责任尽到，把工作做好。”
有分析认为上官永清利用晋商银行成立后，注入大量国资，“钱多”帮助有关省官员安插其关系人，形成了庞大的“亲友关系网络”。
“飞行俱乐部”和“山西汾酒会”
晋商银行组建后，上官永清以董事长身份实际总揽了该行的行政和业务两大事务。太原市商业银行原董事长被安排为“副监事长”、原行长任副行长。不良资产处理由上官亲自负责。
晋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2010年10月，晋商行“首家异地分支机构”——晋商银行吕梁分行成立，晋商银行和吕梁孝义、柳林、交城、离石等地煤老板的合作广泛展开。这也使上官永清涉足多个“圈子”。
据目前网络上能搜索到的信息，2012年11月，一个叫山西晋商飞行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在太原市学府街汇都大厦挂牌成立，投资方为介休新泰钢铁公司。本报记者查阅的该飞行俱乐部工商资料显示其经营正常，但留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记者实地寻访发现，公司地址也不真实。
10月9日，记者致电新泰钢铁公司，请其董事长回应俱乐部一事，办公室负责人员接洽本采访事项后未再回复。
据记者调查，晋商飞行俱乐部有十多名吕梁老板为成员，他们筹资购买了一架CRJ145型商务飞机，由北京航空公司托管，飞机编号为B-8216。记者向太原机场工作人员查询，该飞机停放好久没有飞行，最近于一个多月前飞走。相关人员透露，该飞机主要为上官永清及其贵宾服务。
上官永清的另一重要“圈子”则是“汾酒会”。
“山西汾酒会”是对经常在相对固定会场参加聚会、活动的以山西高级别官员为主的一个官员群体的称谓，其在北京的会所是位于旧鼓楼大街152号的山西汾酒会所。据知情人士介绍，该“会”，总人数有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被调查，如聂春玉、申维辰、王茂设、洪发科、杨森林等。
记者向汾酒集团内部人士咨询得知，“汾酒会”与汾酒集团无关，“是一个姚老板开的。”
本报记者调查到，该“姚老板”为山西芮城人，曾任山西某大学校长，善社交，和运城的山西籍高官交好，曾和去年4月被调查的山西中盛审计事务所主任薛锦萍关系紧密。姚在去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今年出来后居住在北京。
山西汾酒会所系姚在八九年前从北京市某官员手中租下的一个临街四合院投资改造而成，最先是山西官员子女在京聚集、相亲的一处场所。9月底，姚以“回芮城老家居住修养”为名婉拒了本报记者对更多事件的采访。
据接近山西汾酒会的人士介绍，上官永清因和山西多名高官关系密切，且是该群体中少有的金融界人士，“据信为山西的官商连结及处理官员个人资产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责任编辑:马雪蔡慎坤：王儒林讲三个故事想说明什么？
导读：3月6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山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儒林在回答山西经济下行和反腐败关系时，现场讲了三个故事。
　　一、省金融机构领导让企业买公务机
　　王儒林说：去年查处的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按正常的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他控制的公司。
　　这位董事长还以银行的名义发起成立了基金会和飞行俱乐部，挪用基金会和俱乐部基金到自己的公司使用，非法获利。
　　这位董事长还组织了十
3月6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山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儒林在回答山西经济下行和反腐败关系时，现场讲了三个故事。一、省金融机构领导让企业买公务机王儒林说：去年查处的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按正常的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他控制的公司。这位董事长还以银行的名义发起成立了基金会和飞行俱乐部，挪用基金会和俱乐部基金到自己的公司使用，非法获利。这位董事长还组织了十二家企业，花了3亿9千万，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这位董事长生活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董事长，实际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二、老板吞行贿字条 厅长：此人可靠王儒林接着讲了第二个故事：我们查处了一个厅长，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他不同意，老板就从他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上给给你三千万，干不干？厅长看完之后，老板马上把它塞到嘴里、吞到肚里去了，厅长一看：此人可靠。事办了，三千万也如数收到了。三、副市长贪腐6.44亿超9个贫困县收入王儒林还说：我们查处了一个副市长，这个副市长私欲膨胀胆大妄为，在北京看重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门到北京给他付款买下。在海南游玩看重了一套海南到房产，让陪同游玩的老板出钱给他买下。还有一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向企业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百般刁难，八年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了，无奈就想把煤矿转出去，老板说你不给干股钱，你自己想干干不了、你想转也转不出去，老板给了他上亿元才转出去。现在查实副市长贪腐到金额6.44亿元，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王儒林讲三个故事，是想说明什么？是说明山西反腐成绩巨大？还是说明山西腐败无处不在？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腐败分子绝不只是媒体和官方所说的极少数，也充分说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官场的腐败，不是几个“老虎”“苍蝇”的问题，制度不改变，谁拥有这样大的权力，谁都会为所欲为贪得无厌。一个副市长，一个厅长，一个地方银行董事长暴露出来的贪腐问题，实际上只是中囯官场的冰山一角，不改变形成贪腐的畸形制度，谁能保证现在和将来不会出现更多的腐败分子？王儒林去年两会期间也曾对媒体坦言：“山西贪腐发生都是一坨一坨的，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贪腐问题岂止是山西？其他任何地方任何权力部门，只是一查就是一大帮，只要一动就会塌方！当人们在为打虎喝彩叫好之际，是否有过深刻的反省反思？为什么这块土地上盛产贪官？是官员本性使然，还是制度之恶？贪婪当然是人的本性，但如果对官员对权力有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腐败分子绝不可能如此猖獗如此疯狂！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100多人，包括党和囯家领导人以及一大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他们手中的权力远远大过山西这几个小官吏，他们几乎从小就接受组织的教育熏陶又被组织精心挑选培养出来，他们往往说的比唱的都要好听，都会高喊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口号，然而，他们的贪婪本性从未改变。从已经曝光的案例来看，他们敛财的手段千奇百怪，其攫取的财富早己超过世人的想象也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贪官！毫无疑问，只要制度存在漏洞，只要制度形同虚设，只要制度失去监督，任何人都有可能蜕变成新的腐败分子，任何人只要拥有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抑制不住疯狂敛财大搞腐败的冲动和特权！官僚制度缺失造成的腐败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腐败分子也不是极少数，不是打一批老虎就可以高忱无忧了！也就是说，打多少老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打掉繁衍老虎的制度，如果不从根源上入手来解决问题，只能是打掉一批旧老虎，又衍生一批新老虎，赶走孙悟空又会来个猴！这样一个产虎、养虎、打虎的恶性循环何时才是尽头？美国作家梅斯奎塔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相当精辟的结论：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治标不治本的打虎很难彻底肃清腐败分子，一抓一大把只能说明腐败已经遍地开花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从腐败的性质来看，腐败分子数量之多敛财之多己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想像！当务之急是抓紧制度性建设，尤其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紧紧依靠人民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制度的监督，才能正本清源，解决体制弊端。=================================================================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一副市长受贿金额超过9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中青在线北京3月6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李晨赫章正）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今天下午在山西团开放日中列举腐败案例说，一副市长受贿金额超过9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王儒林表示：“山西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腐败和经济的关系，可以说，腐败是严重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我可以举不同类型的事例来说明腐败对山西经济是怎样发挥破坏作用的。”“比如，去年我们查处的一个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除正常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他控制的公司。这位董事长还以银行的名义发起成立了基金会和飞行俱乐部，他们挪用基金会和俱乐部的资金到自己的公司使用，非法获利。这位董事长还组织了12家企业各出资3420万元，花了三亿九千万，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使用。这位董事长生活很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实际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王儒林说：“再举个例子，我们查处的厅长。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他犹豫。老板就从他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道‘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了看，老板立刻把纸塞到嘴里吃了。厅长一看，这人可靠。事儿立刻办了，三千万也收了。但这样的行为严重扭曲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这样下去，干部倒下去了，企业呢，不是最优秀的（企业）能拿到资源，而是最能送钱的能拿到资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样的企业也会滑下去。”王儒林还介绍：“我们还查处了一个副市长，他胆大妄为。他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程来北京给他付款，买下这套房子。在海南游玩的时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产，就让在海南陪同游玩的老板，当场出钱买下来。还有几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找他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百般刁难，结果8年都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了，无奈想把在建煤矿转出去。副市长说，‘你不给干股钱，你想干干不成，你想转也转不出去。’结果，老板给了上亿元，才把煤矿转了出去。”王儒林表示：“我联想到，山西119个县市区，去年财政收入最少的是3300万，排在后9位的9个县都是贫困县，它们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6.07亿。这位副市长贪腐的金额，现在查实的是6.44亿，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这种（腐败）不仅严重破坏经济发展，而且直接败坏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而且还将民不聊生，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王儒林说，反腐败和为官不为，不是因果关系，恰恰相反，山西的实践证明，反腐败净化政治生态，从严治党，有利于驱逐害群之马，有利于把良币找回来、把好干部用起来，有利于我们惩恶扬善，调动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山西空缺300省管干部 王儒林回应：我们先清理门户中青在线北京3月6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李晨赫章正）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今天下午的山西团开放日中，回答了关于山西空缺300省管干部的问题。王儒林介绍：“去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省管干部确实空缺300多人。新的省委面对这个问题，没有急于选人用人，而是从清理两支队伍着手，整治用人腐败和用人的不正之风。”王儒林进一步解释：“这两支队伍，一支是组织，一支是纪检干部队伍。在中纪委和中组部的总体安排下，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我们先清理门户，解决打铁首先自身硬的问题。去年全省组织系统排查处理的问题干部300多人，全省纪检系统排查处理的干部有500多人。我们坚持先立规矩后选人，先后出台了六个文件，主要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对干部选任的模糊地带和敏感环节都进行了规定。我们不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主要是采取六查的办法来甄别识别干部。”他表示：“山西一共对70000多名干部进行了甄别，核查处理有问题的是5122人。我们对虽然没有违纪违法，但是‘昏官、不为’的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干部，该免的、调整的退出了860位干部。省委立下了一条铁令，凡是没有经过六查的干部一律不动。动议之后，无论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放下、查清楚。”王儒林说：“我们在全省抽查了12000多人，其中不如实报告的2499人，也采取了取消任用资格等处理办法。我们还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比如把原来规定的干部任用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延长了一倍。对群众举报，无论署名匿名，我们坚持有举报必查。对查清没有问题的，也还干部清白，大胆使用。对群众反感强烈的暂缓使用。”他说：“到现在省委讨论任免干部828人次，其中提拔266人。到现在没有发现说情、打招呼、讨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可以说风清气正。”他表示，下一步山西将继续高度重视，不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和措施，进一步把这些工作做好。 王儒林口中让企业出3.9亿买公务机的贪官，是她！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3月6日下午在山西团开放日中列举腐败案例说，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组织了十二家企业，花了3亿9千万，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按正常的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他控制的公司。这位董事长生活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董事长，实际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而据《中国经营报》早前报道，王儒林所说的这个贪官，就是晋商银行原董事长上官永清。资料图：晋商银行董事长上官永清政商“关键一环” “圈子”中的上官永清编者按：作为曾经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上官永清与地方高官、商人牵连颇多，甚至因此被誉为山西政商链接中“关键一环”。也因此，官场、商界对其被查颇感“风冷”，舆论则认为此番或将能够揭开更多官商迷雾……官商积弊所演绎的离奇故事、惊悚传奇，尚待深寻缘由，更需见效良药。山西“飞行俱乐部”及山西“汾酒会”两个圈子的重要成员，拥有“3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和大量高官人脉的上官永清，在7月下旬被查后，其本人亦被指山西“官商连结关键一环”。《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接近办案人员的有关人士处获悉，上官永清被调查之后，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上官云清或存在年龄、简历造假。“官商关键一环”被查日晚，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24日，上官永清的办公室被搜查，24日晚，山西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称：经省委批准，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官永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随后有消息称，其司机蔺建刚也被带走。这些天来蔺建刚的电话一直处于呼转状态。在此前的7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高建民来到山西国投，宣布了两项任命：由太平保险副总孙海潮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工总行信贷部主任聂大志担任副总经理。孙大志、聂海潮二人分别来自深圳和北京。其中孙海潮是晋籍，晋城市阳城县人。接近同时“空投”到晋的还有两人——晋商银行行长和副行长，但其中来自农总行的一位行长人选出现临时变化，没有到任，而宁波交通银行副行长方健则上任晋商银行副行长。山西国投、晋商银行是上官永清最后任职的两个机构，上官永清作为晋商银行筹建组组长和第一任董事长，自2008年8月~2014年7月担纲晋商银行掌门人，自2014年7月到任山西国投到被带走，刚好一年。和上官永清一同参加7月21日高管任命会议的山西国投某高管告诉本报记者，任命宣布后，上官面带愠色，和身边人说：“我也不想干了”。2015年春节前，上官永清曾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山西金融圈风声鹤唳。据本报记者了解，上官永清被调查，或和一些具体事件有关，如在2010年~2014年间与一些吕梁煤老板的贷款交易；另一类事件涉及非组织活动：上官永清是山西汾酒会圈子的重要成员。记者从接近办案人员的有关人士处得知，上官永清被调查之后，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在近十七八年中，上官永清和山西省多名政府领导关系异常密切。一位退休的太原市委常委在较早时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山西官场在十多年前就有人分别称上官永清和原晋中市委书记、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为“三申夫人”和“四为书记”——“四为”被解释为：年轻有为，敢作敢为，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并明言二人有诸多“合作”。上官永清在政府领导中的特殊地位和她作为大型国有控股金融单位筹建者和主要负责人的国企领导角色，使其成为上述多名官员连通商界，取得或运作资金的重要通道。据本报记者在山西金融界的调查，自去年年初山西强力反腐以来，浦发、民生、招商、兴业和中信在山西的支行，分别有在职及退休（或调离）的主要负责人员被牵涉，部分带走调查或判刑。上官永清被查是这些金融领域案件的一个高峰。简历或涉假上官永清是晋城市沁水县中村镇北山村人，属于撤地设市前的晋东南地区人。但从小随着在临汾市翼城县当干部的父亲在翼城长大。北山村都姓上官，属同一家族，曾有二三百人口。近十多年来陆续向山下移民，目前已经是一座空村。迁移出的上官氏集中在山脚下的张马村。在此居住的一位上官永清的本家堂叔告诉本报记者，上官永清的父亲很早就在翼城县委办工作，永清一家随迁翼城。据其妻回忆，上官永清小名“小清”，应是1959年或1960年生人，“今年也有五十六七岁了”。山西省信用联社一位曾经举报上官永清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据他调查，上官永清生于1959年。在目前公开的上官永清履历资料中，其生年记为1963年。履历称，上官永清于1978年~1982年在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读书，按该履历推算，上官永清“15岁上了大学，3岁就上了小学”，这早已引发诸多质疑。记者在一个干部微信群中看到了一位现在山西省某群团机构任职的干部对上官永清的评论：“三假干部”，指上官永清年龄和履历造假，该干部曾在临汾市委担任领导。大学毕业后，上官永清进入临汾地区工商银行，上世纪90年代初期配合派下来的林明行长工作。据临汾当地报纸的一名老经济记者介绍，其时正值国企“破三铁”、“股份化”改制，上官永清经常下企业，她会跳舞，也很活跃。1998年9月，上官永清从临汾调到晋中地区任工商行榆次分行行长，2000年晋中地区撤地建市，上官永清由县区一级行长直接升任第一任晋中市工商银行行长，在级别上跨出第一步。2002年10月，上官永清调离。上官永清在晋中的时间段（1998年9月~2002年10月），和申维辰在晋中任职的后期（1998年4月~2000年5月，任晋中地委书记，2000年5月~9月任晋中建市后首任市委书记）重合。2002年，上官永清从晋中调任太原，到新组建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任职。华融太原办时任总经理曹耕夫，上官永清任副总经理，正处级。不久曹因上官永清举报离职，后病逝，上官永清以副总经理身份主持工作至2006年调离。据本报记者了解，上官永清履历中所说的曾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总经理”并不准确。2004年，全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山西省作为“第二批试点”省份，开始着手筹建“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社”（以下简称“联社”）。参与组建工作的两名人士间接通过中间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上官永清当时竭力运作要到这个新机构担任副职，但并不顺利。2006年，上官永清获得越级提拔，进入联社任党委书记，在仕途上跨出了第二大步，成为正厅干部。上官永清在联社因以“书记身份插手银行业务”引发不少矛盾和针对她的举报，并不如意。2007年至2008年，她寻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担纲组建晋商银行。曾领衔组建晋商银行2008年，是山西省异常多事的一年。8月1日，娄烦尖山铁矿特大排土场垮塌，死亡45人；9月8日襄汾溃坝，死亡262人。9月14日，孟学农请辞，空降王君任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而在这年5月，上官永清被委以重任，负责组建以太原市商业银行为基础，增资、升格为省级金融机构的晋商银行。日，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和筹备组挂牌，上官永清任筹备组组长。“晋商银行”最初是山西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秘书长刘俊平为解决山西民企资本外流和民企融资困难“二难并存”现象而提出的概念，意欲组建山西民资银行。但最终还是成为山西省和太原市两级国资绝对控股的一家省级国有控股银行。据本报记者了解，在同期组建的城商行中，“晋商银行”获得的政府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成都市是给地，杭州市是给污水处理厂，只有山西给的是真金白银：省政府出资4.8亿元为第一大股东，太原市政府保留3.2亿元股份，而后由山西省国资委召集部分国企开会，命令其各自出资1亿元，太钢、山西焦煤、国际电力、潞安集团、晋城煤业等都成为法人股东，共筹资20余亿元。晋商银行增资扩股后，资本金达到32亿元。日，晋商银行挂牌，上官永清当选为第一任董事长。当年秋天，上官就给晋商行高管改革了工资制度，上官永清和行长阎俊生拿最高年薪：170万元。记者采访了多名原太原市商业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据他们透露，太原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更名为晋商银行，实质是让国有资本出资，化解了太原市的一个“定时炸弹”，又搭建了一个新的省一级的“玩耍平台”。重组之前，2005年6月的数据显示，太原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22.9%（规定要求为不得小于8%），资产不良率为24.75%，不良资产总额34.54亿元，被中国银监会确定为所有监测指标皆不达标的“六类行”。在濒临破产同时，一些问题信贷和贷款核销业务也面临暴露风险——太原市商业银行的信披问题被银监会列入限期整改事项。2006年1月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3月下旬到太原市商业银行听取汇报，明确了“建设晋商银行”的危机化解方向。7月，时任山西省常务副省长范堆相就组建晋商银行一事做调研时要求“进一步加快组建步伐”。次年，这一思路概括为“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探索建立晋商银行”写进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8月，上官永清领衔的筹备组成立。2009年初，太原市商业银行翻牌为晋商银行，在两级政府和多家国企注资重组后，其中14亿元不良贷款以“新股东1.8元购买1元股份”的方式直接消化。同年2月28日，在迎泽大街黄金地段原湖滨饭店地址上筹划建设的30多层的晋商银行办公大楼奠基。晋商银行以一副“不差钱”的姿态横穿出世。晋商银行开发了“1＋N”信贷产品，即基本的贷款再加上若干承兑票据、贸易融资、存单质押等一系列产品，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充分满足每个客户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据媒体报道，在上官永清带领下，两年内“晋商银行的利润翻了7倍，相当于原太原市商业银行10年的发展速度”。曾有媒体问上官永清，“当时决定任命您做董事长的时候，您是否犹豫过？”她说：“没有！党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走了这么多地方，没有后悔和犹豫过。党让你去做这个事情了，就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要认认真真地履行岗位职责，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责任尽到，把工作做好。”有分析认为上官永清利用晋商银行成立后，注入大量国资，“钱多”帮助有关省官员安插其关系人，形成了庞大的“亲友关系网络”。“飞行俱乐部”和“山西汾酒会”晋商银行组建后，上官永清以董事长身份实际总揽了该行的行政和业务两大事务。太原市商业银行原董事长被安排为“副监事长”、原行长任副行长。不良资产处理由上官亲自负责。晋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2010年10月，晋商行“首家异地分支机构”——晋商银行吕梁分行成立，晋商银行和吕梁孝义、柳林、交城、离石等地煤老板的合作广泛展开。这也使上官永清涉足多个“圈子”。据目前网络上能搜索到的信息，2012年11月，一个叫山西晋商飞行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在太原市学府街汇都大厦挂牌成立，投资方为介休新泰钢铁公司。本报记者查阅的该飞行俱乐部工商资料显示其经营正常，但留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记者实地寻访发现，公司地址也不真实。10月9日，记者致电新泰钢铁公司，请其董事长回应俱乐部一事，办公室负责人员接洽本采访事项后未再回复。据记者调查，晋商飞行俱乐部有十多名吕梁老板为成员，他们筹资购买了一架CRJ145型商务飞机，由北京航空公司托管，飞机编号为B-8216。记者向太原机场工作人员查询，该飞机停放好久没有飞行，最近于一个多月前飞走。相关人员透露，该飞机主要为上官永清及其贵宾服务。上官永清的另一重要“圈子”则是“汾酒会”。“山西汾酒会”是对经常在相对固定会场参加聚会、活动的以山西高级别官员为主的一个官员群体的称谓，其在北京的会所是位于旧鼓楼大街152号的山西汾酒会所。据知情人士介绍，该“会”，总人数有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被调查，如聂春玉、申维辰、王茂设、洪发科、杨森林等。记者向汾酒集团内部人士咨询得知，“汾酒会”与汾酒集团无关，“是一个姚老板开的。”本报记者调查到，该“姚老板”为山西芮城人，曾任山西某大学校长，善社交，和运城的山西籍高官交好，曾和去年4月被调查的山西中盛审计事务所主任薛锦萍关系紧密。姚在去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今年出来后居住在北京。山西汾酒会所系姚在八九年前从北京市某官员手中租下的一个临街四合院投资改造而成，最先是山西官员子女在京聚集、相亲的一处场所。9月底，姚以“回芮城老家居住修养”为名婉拒了本报记者对更多事件的采访。据接近山西汾酒会的人士介绍，上官永清因和山西多名高官关系密切，且是该群体中少有的金融界人士，“据信为山西的官商连结及处理官员个人资产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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