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以前的舍利塔
隋代以前的舍利塔
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佛指骨舍利
舍利(梵语sarira& buddhist
relics)又作舍利子。印度语叫做驮都，也叫舍利罗，中文译为灵骨、身骨、遗身等名，是一个人在往生（死）后，经过火化遗留下来的结晶体。按佛经记载，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所结成的珠状物，佛经中把这种珠状物称作舍利子，它与一般凡人死后的骨头未完全焚化的碳水化合物是截然不同的。舍利子的形状及颜色千变万化：有的圆形，有的椭圆形，有的莲花形，有的似佛或菩萨状；它的颜色呈七彩斑斓，有的像珍珠，有的像玛瑙，有的似水晶，光彩照人，如钻石一般坚硬，锤打不碎。
《法苑珠林》（唐释道世编）舍利篇引证部说：“舍利有其三种，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发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萨罗汉亦有三种，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击便破矣。”
《浴佛功德经》中将舍利分为：一生身舍利，又称身骨舍利，是指佛的遗骨；二法身舍利，又称法颂舍利，是指佛所遗留的教法，即《大藏经》中的经律论等。另外舍利还有“真身舍利”与“影骨舍利”之分，从释迦牟尼身上火化后遗留下来的舍利，称之谓“真身舍利”，为防止“真身舍利”被盗或遗失，有用其它材料仿制或代用的仿制舍利，这种舍利称为“影身舍利”，这种舍利一般安放在真身舍利的前面和看起来比较省眼和重要的位置，对真身舍利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佛教界“真身舍利”与“影骨舍利”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常常真身舍利与影骨舍利一同存在，若没有真身舍利的存在，影骨舍利便失去其价值和意义了。
&如在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四根佛指舍利(见上图)中，有一根为释迦牟尼佛的真身指骨舍利，其余三根为唐代用玉石等复制的影骨舍利。影骨舍利形制材料颜色工艺等十分精湛，足以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若不仔细鉴别，能达到以“影”乱真。
门寺出土佛指骨舍利第一枚影骨及宝涵
舍利的形成，是由于修行人的道力功底久年积累所致，因此舍利可以“证信”，修行人在圆寂荼毗以后出现舍利的多少，以此证明修行人生前在践行戒定慧方面取得的信仰成就。《金光明经》云：“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重修，其难可得，最上福田”。荒淫无度毁真身，心神散乱无成就，愚钝痴呆入火坑。以此告诫人们学佛修行人，把修学戒定慧作为寻找生死解脱的重要途径。
舍利不是出家在家修行人追求解脱的目的，但它是修行人在追求解脱过程中的量化标准。舍利，并非佛菩萨在修行圆寂荼毗后所独享，一般肉体凡胎，达到一定修行次第的人，经过火化后也会有舍利的出现，这样称作舍利子或坚固子，这种舍利和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佛教徒通过勤修戒定慧，长期刻苦修行所证得的道果，成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后者是释迦牟尼为度化众生，解脱众生苦难，常常出现不同的化身，释迦牟尼的八万四千颗真身舍利便成为佛化身的标志，以此来激励修学者们的努力追求。
&法门寺佛指舍利第一枚影骨的内腔中，清晰可见北斗七星图
《法苑珠林》（唐释世道编）舍利篇分法部第四说：“时八国王共争舍利。有一大臣名优波吉，谏八国王，何为兴兵共相征伐，尔时帝释即现为人，语王言，我等诸天亦当有分，若共诤力则有胜负，幸可见与勿足为难。尔时阿耨达龙王，文邻龙王、伊那钵龙王、语八王言，我等亦应有分，若不见与力足相伏。时臣优波吉告言，诸君并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须见诤。即分为三分，一分为诸天，一分与龙王，一分与八王，分瓮受一石余，此臣以蜜涂瓮里。诸天得舍利还于天上，即起七宝塔；龙得舍利还于宫中，起七宝塔，臣优波吉着瓮舍利，并瓮亦起七宝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宝塔，阇维处亦起宝塔，高三十九仞。”
安葬释迦牟尼舍利的塔，亦称阿育王塔。释迦牟尼灭度后200年左右，阿育王统一古印度，皈依佛教之后，大兴佛教，到建立塔寺，分奉舍利，按每亿户人家分得一份，计八万四千份，建八万四千宝塔，华夏得十九份，建十九处宝塔。
中华第一座舍利塔:洛阳白马寺齐云塔,即下表所说&
第八在故洛阳白马寺/&周洛州故都西塔
&&&&&&&白马寺在佛教历史上有重要地位，有"祖庭十古"之说：中国第一座古刹--白马寺、中国第一座舍利塔--齐云塔、第一次去"西天取经"的朱士行始于白马寺、最早来华的印度高僧禅居于白马寺、最早传入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收藏于白马寺、最早的译经道场在白马寺的清凉台、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是在白马寺译出、第一本汉文戒律《僧祗戒心》始译于白马寺，并最早在洛阳立坛传戒、第一场佛道之争发生于白马寺、第一个汉人和尚朱士行受戒于白马寺。
====安东老王注
敦煌文献P．2977载：“佛灭度后一百八十六年，摩竭陀国铁轮王名阿育，开前故塔，取其舍利八万四千粒，使七宝为资驱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每一塔中安舍利□（一）粒，请鸡头末寺十六万八千僧中，第一座号曰耶舍尊者，于五指端放八万四千道光明，敕鬼神寻光尽处，安塔一所，大唐国内得一十九所也。”
该写卷为唐代写卷，首尾皆残，幸只有存小标题曰“第三明塔”，文中注明十九处舍利塔的排位，地址及名称等状况。笔者在《法苑珠林》卷38（教塔部）第6也发现了这十九处舍利塔与上基本相同的记载，二者相比，《法苑珠林》塔部所记较敦煌文献P.2977所记要详实一些，可补正P.2977所记之不足，兹二者相较，录文如下：
&P.2977号&&&&&&&&&&&&&&&&&&&&&&
《法苑珠林》教塔部&
第一在明州鄮县阿育寺&&&&&&&&&&
&&&西晋会稽鄮县塔&
第二在金陵长干寺也&&&&&&&&&&&
&&&&东晋金陵长干塔&
第三在青州临□县（寺久无名）&
&&&&&石赵青州东城塔&
第四在河中普救寺&&&&&&&&&&&&&
&&&&姚秦河东蒲阪塔&
第五在凤翔法门寺&&&&&&&&&&&&&
&&&&周岐州岐山南塔&
第六在瓜州（未知寺名）&&&&&&
&&&&&周瓜州城东古塔&
第七在州大乘寺&&&&&&&&&&&&&&
&&&&&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
第八在故洛阳白马寺&&&&&&&&&&
&&&&&周洛州故都西塔&
第九在泾州姑藏寺&&&&&&&&&&&&&
&&&&周凉州姑藏故塔&
第十在州删丹县（未知寺名）&&&
&&&&周甘州删丹县故塔&
第十一在晋州洪同县广化寺&&&&&
&&&&周晋州霍山南塔&
第十二在代州香谷县圆果寺&&&&&
&&&&齐代州城东古塔&
第十三在益州福感寺&&&&&&&&&&&
&&&&隋益州福感寺塔&
第十四在洛京蜜县超化寺&&&&&&&&&
&&隋郑州超化寺塔&
（第十五原缺）&&&&&&&&&&&&&&&&&
&&隋益州晋源县塔&
第十六在怀州武陟县妙药寺&&&&&&&
&&隋怀州妙乐寺塔&
第十七在北京轮明寺&&&&&&&&&&&&&
&&隋并州净明寺塔&
第十八在北京榆社县（寺久无名）&
&&隋并州榆社县塔&
第十九在魏府潮城县（寺久无名）&
&&隋魏州临黄县塔
二者大致相同的记载给隋以前所存的十九处舍利塔划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轨迹。为理清这十九处舍利塔的现存状况，特列表如下：
鄮县阿育王塔
山丹县故塔
隋益州晋源
四川晋源县
山东临黄县
西晋会稽鄮县塔。在越州东370时，东去海四十里，在县东南七里，南去吴村二十五里。在鄮县阿育王山中，其全名为阿育王寺，一名广利寺，寺有阿育王所造真身舍利塔。《全唐文》卷335万齐融有阿育王寺常住田碑，文称：
“阿育王灵塔寺者，晋义熙元年之所置也。”东晋金陵长干寺塔。在今江苏南京江宁县。“西京城内东南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帝造。昔在晋蕃作镇。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寺塔下施铭于上。于时江南大德五十余人咸言。京师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舍利乃在长干本寺。道俗怀疑不测是非。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其舍利塔无人守护。时有道宣律师门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长寿坊崇义寺。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检无螺发。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色。今则不尔。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南僧咸曰。此爪发至梁武帝时已有疑焉。据事以量。则长干佛骨颇移于帝里矣。然江南古塔犹有神异。崇义所流盖如也。故两述之。但年岁绵远。后人莫测其源。故别疏记尔。”①石赵青州东城塔。在今山东临淄县。在历史上曾名为青州逢山县胜福寺。青州东城塔应在史称逢山县城东的胜福寺。《青州舍利塔下铭》，今藏青州博馆（《舍石萃编》卷40）载：
舍利塔下铭&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逢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皇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庶民，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
敕使大德僧智能（侍者昙辩、侍者善才）、敕使羽骑尉李德谌。&
长史邢祖俊、司马李信则、录事参军丘文安、司功参军李佶。
东城塔及胜福寺“在临淄县城西关内，有阿育王塔（佛舍利塔之异名），后赵石虎于塔下掘得承露盘、唐太和中建寺。”②姚秦河东蒲阪塔。在今山西芮城寿圣寺。“在永济（唐河东）县五里，唐释道积修建，十年乃成。本名西永清院，五代时改普救寺名，高爽华博，东临州理，南河山，像没三层，岩廊四合”③该寺院本名西永清院，到五代时才改名为普救寺。
《乾隆一统志》卷一百一，《嘉庆一统志》卷一百四十等书均未提到该建有阿育王塔，看来唐代的河中普救寺并非是五代时才改名的河东普救寺。在早还应另有其名。周岐州岐山南塔。在今陕西扶风法门寺。又名成实寺，无忧王寺，法云寺，重真寺等名称。法门寺佛舍利的特点是对佛指舍利的供养。
宋《高僧传·元慧传》云：“咸通中，随送佛中指骨舍利往凤翔重真寺。”唐肃宗、宪宗、懿宗等皇帝多次迎佛骨于内宫供养，每次迎佛骨化费数以千计。“法门寺在大唐300年里是名符其实的国寺、官寺、皇家内道场；法门寺文化已成为大唐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色彩的组成部分之一。”④“西京西扶风故县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乡曰凤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灭佛法。厢宇破坏唯有两堂。至大业末年四方贼起。百姓共筑此城以防外寇。唐初杂住失火焚之。一切都尽。二堂余烬焦黑尚存。至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故塔基曾无上覆。奏勅请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⑤
周瓜州城东古塔。甘肃的安西县古称瓜州，近些年来又改名作瓜州。由于文献缺少尚难考证。有人认为瓜州的城东古塔应在嘉峪关附近，其基本理由之一是，瓜沙二地的人户太少，不符合亿户建塔的标准。这种推测未免有些太公式化了。依笔者所见，瓜州城东古塔，应该在离瓜州古城不远的东方。历史的瓜沙地区，屡经战乱，被少数民族抢掠其财富宝物，敦煌大乘寺塔中的舍利，就因为吐蕃占领敦煌，迫使地区官不得不把当地的宝贝恭手送给吐蕃赞普，若不是敦煌文献有所记载，敦煌舍利塔的消失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瓜州舍利塔的消失是否与敦煌舍利塔的消失是否厄运相同，只待后人来解读了。总之，瓜州城东古塔的存在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在敦煌历史文献中，屡见大乘寺之名，
隋唐之际沙州有三所石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俗称三窟）及十六所僧尼寺院。其中僧寺十一所，尼寺五所，大乘寺属尼寺常住，且列为五所尼寺之首。沙州地区权要仕宦之仕女在此出家修行，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妹张戒珠就出家于该寺，在敦煌文献中有张戒珠邈真赞为证。在敦煌文献中没有发现大乘寺有瘗埋佛舍利的有关文字信息，但却发现了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敦煌地方官员为避免战乱，保护一方平安，把原放于敦煌的舍利恭手献于吐蕃的史实。据以上二处记载大乘寺塔的文字，敦煌地方官把藏于本地的舍利献于吐蕃赞普其来源于大乘寺舍利塔是毫无疑问的。敦煌文献S.1438《献舍利表》曰：
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粒，并金棺银椁盛全。&
臣闻舍利骨者，释迦牟尼佛之身分也，化而为之，都八斛四斗。在五印而成道，于双树而涅槃。龙天分之立祠，凡圣收之起塔。形圆粟粒，色映金沙。坚韧不碎于砧锤，焚漂罔灭于水火。神通莫测，变化无穷。或初少而后多，或前增而末减。有福则遇，无福则消。作苍生之休征，为王者之嘉瑞。沙州置经千祀，舍利出后百年，寺因莲花而建名，塔从舍利而为号。金棺银椁，葬于九地之中；月殿星宫，镇乎一州之内。昨者，官军压垒，朝见非烟之祥；人吏登陴，夜睹毫光之异。果得高僧远降，象驾来仪。表以精诚，无遗颗粒。自然灵物应代，照赞普德化之年；圣迹呈祥，明像法重兴之日。不然，希有之事，岂现于荒陬？无为之宗，流行于海内。自敦煌归化，向历八年，歃血寻盟，前后三度。频招猜忌，屡发兵戈，岂敢违天，终当致地。彷徨依拒，陷在重围，进退无由，甘从万死。伏赖宰相守信，使无涂炭之忧；大国好主，庶免缧囚之苦。伏惟&&&
圣神赞普，雪泽远施，日月高悬，宽违命之诛，舍不庭之罪。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其舍利骨，先附（付）僧师子吼等三人进。伏乞大赦所获之邑，冀以永年之优，广度僧尼，用益无疆之福。庶得上契佛意，下摄人心。特望&&&
天恩，允臣所请。臣某限以守官沙塞，不获称庆阙庭，无任喜庆，为国祈福之至，谨附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欢诚惧，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
表文中敦煌官员为何把藏于本地的佛舍利取出献于吐蕃赞普说得很清楚。“有福则遇，无福则消，作苍生之休征，为王者之嘉瑞。”“歃血寻盟，前后三度。频招猜忌，屡发兵戈”，“使无涂炭之忧”等等，可见敦煌地方官把“镇乎一州”的宝贝取出献给吐蕃赞普是种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总之，隋代仁寿元年（601）在莫高窟敕建了舍利塔，至唐贞元二年（786），敦煌地方官将保存在‘金棺银椁’中的全部137粒舍利献给吐蕃统治者。
宋初，工匠董保德发掘塔基，将出土物品变卖，至此，敦煌隋代舍利塔荡然不存。”⑥周洛州故都西塔。即现在洛阳白马寺之齐云塔，因该塔在都城之西，故而得名为故都西塔。据杨衡之《洛阳伽蓝记》卷四云：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隋文帝在第一次颁诏分舍利中有白马寺之名，随起塔供养。后该塔屡经雷火电击，现存之齐云塔为金代大定十五年重修，又称金方塔，有中国第一释迦佛舍利塔之美称。
周凉州姑藏故塔。在P.2977文献中称作“第九在泾州姑藏寺”，在以上所列对照表中是唯一塔与地址不相符合的。上世纪60年代在甘肃省泾川县发现了国宝级文物唐代释迦牟尼的舍利金椁，同时出土的还有《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是记录该寺珍藏佛舍利的唯一资料。“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爰得石函，中有瑠璃瓶舍利十四粒。”⑦
其中的大云寺与姑藏塔没有多大关联，或者大云寺曾改名作过姑藏寺那是另当别论了。不过笔者则倾向于周凉州姑藏塔在今甘肃武威附近。周甘州删丹县故塔。删丹县即今甘肃之山丹县。此塔在甘州东120里处，此塔今毁不存。也有人认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山丹县，与史无据。周晋州霍山南塔。
敦煌文献P.2977作“晋州洪同县广化寺”。又名广胜寺。此塔亦称飞虹塔。“是洪同县广胜寺的一座瑠璃古塔。佛教相传创建于东汉，原名霍山阿育王塔。”⑧洪同县所在的临汾市在北周时期称为晋州。洪同县广胜寺位于山西省洪同县广胜寺镇霍山风景区内，风景秀丽，依山傍水。
据唐道宣《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称：“其霍山南塔，是阿育王时所建的八万四千舍利塔之一。”从文献信息来看，霍山南塔的所在地的寺名曰广化寺。齐代州城东古塔。敦煌文献P.2977作“第十二在代州香谷县圆果寺”。“阿育王塔84000座，在中国者一十有九，山西代州（今代县）圆果寺塔，并州（今太原市）净明寺塔、河东（今运城地区）蒲阪晋州霍山南塔和并州榆社县塔，均系阿育王塔。”⑨
元初喇嘛塔在中国盛行，代县圆果寺阿育王塔改修为喇嘛塔状，与北京妙应寺的大白塔，同为中原地区今存喇嘛塔之早期作品，在诸阿育王塔形制中也称得上孤品。隋益州福感寺塔。P.2977作“第十三在益州福感寺”。“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传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镇井。络闻之令人掘凿。全是一石。寻缝至泉不见其际。风雨暴至。人有于石傍凿取一片将出。乃是瑿玉。问于识宝商云。此是真瑿玉。世中稀有。隋初有洗律师，见上起九级木浮图，今见在焉。”⑩
隋益州晋源县塔。该塔在《法苑珠林》中排位在14，而P.2977由于排位15漏写，在该卷中写作：“第十四洛京密县超化寺”，这显然是错误的。“益州晋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余里。今号为等泉寺。本名大石。其基本缘略亦同前。寻诸古塔其相不同。岂非当部鬼神情有所乐。案蜀三塔同一石。盖余不定准也。”⑾
隋郑州超化寺塔。P.2977号文献将编号15的漏写，而将该寺的编号写作“第十四在洛京密县超化寺”。而实际的编号为15“郑州超化寺塔”。“郑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余里密县界。在县东南十五里。塔在寺东南角。其北连寺方十五步许。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腾涌沸出流溢成川。泉上皆有安柏柱。铺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编次铺之。四面细腰。长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铁固之。近有人试发一石。下有石灰及至柏团。便抽一团。长三丈。径四尺。现在。自非轮王表塔神功所为。何能辨此基构。终古不见其俦也。今于上架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绝无水声。岂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严者。姓李氏。形极奇伟。本入隋炀四道场。后从俗服。今年一百五岁。独住深山。每年七日来此塔上尽力供养。严怪其泉流涌注无声。乃遣善水昆仑入泉寻讨。但见石柱罗列不测其际。中有宝塔。可高三尺。独立空中。四面水围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测其由。时俗所传育王所立。隋祖已来寺塔现在。”⑿
隋怀州妙乐寺塔。P.2977写作“第十六在怀州武陟县妙药寺”，其中“乐”与“药”音相通并无大碍，以“妙乐寺塔”为妥。“怀州妙乐寺塔者。在州东武陟县西七里妙乐寺中。见有五级白浮图。塔方可十五步。并是侧石编砌。石长五尺阔三寸。以下鳞次葺之极细密。道俗目见咸惊讶其神鬼所造。其下不测其底。古老相传。塔从地涌出。下有大水。莫委真虚。有刺史疑僧滥饰。乃使人傍基掘下。至泉源泉犹不见其际。”⒀
隋并州净明寺塔。P.2977文献写作“第十七在北京轮明寺”。太原在历史中曾有“并州”、“北京”之称，故而得名。该塔所在的寺院几易其名，曾有：“开化寺”“法华寺”“净名寺”等称谓，“开化寺在太原市西南17公里的金胜乡寺底村北的蒙山山麓，始建于北齐天宝二年（551），初名‘法华寺’，隋仁寿元年（601），改名‘净明寺’。唐高宗时，赐额‘开化寺’”。⒁至于“轮明寺”之称谓，是寺院真有其名，是写者之笔误待考。隋并州榆社县塔。P.2977文献写作“第十八在北京榆社县（寺久无名）。”可见在敦煌文献写成的前后（唐代），只有孤塔存在，“而榆社县塔”所自处的寺院名称已被历史所遗忘了。据李安保、崔正森先生《三晋古塔》中，榆社县古塔仅列7条，即峪石塔，
当然二塔均不可能是隋榆社的阿育王塔，但二地的历史环境为我们猜想“榆社县塔”的处地提供了某些文字信息，笔者推测“榆社县塔”很可能在榆社县城关镇桑村沟庙岭山腰。
隋魏州临黄县塔。P.2977文献记作“第十九在魏府潮城县（寺久无名）。”“魏州临黄塔者。在县西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为尼住。基塔见在。三边有水。惟西开路。基构编石。从水底上莲华弥满于三面。其水际深人皆怯入。传云。舍利塔在其水内空中。如郑州者。今改为冀州大都督府。”⒃
综上所述，隋以前国内的十九座舍利塔，均不在隋文帝三次颁诏在全国诸州建113座舍利塔之列，它们是中国舍利塔之先驱，经过历史长河的洗刷，约有一半在历史长河中淹没，现在只存在一些文字信息和历史传说，剩余的另一半，有的几易其名，有的饱经雷电、地震的自然灾害侵袭，甚至有的几经战争的创伤，每一处阿育王塔都有一本辛酸存在史和重修史。现存者并非原始面貌，都存在着伤痕累累的斑迹，不管怎样，它们对中国文化展史和佛教发展史有着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对后期舍利塔的营建，形制和选址等问题是功不可没的，像舍利子一样熠熠闪光。
①《法苑珠林》卷38教塔部第六。
②李森、董贵胜《青州隋〈舍利塔下铭〉考述》，山东教育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③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考辑考》，商务印书馆，第85页。
④韩金科《从佛指舍利到法门寺文化》，陕西省法门寺博物馆编，第49页。
⑤《法苑珠林》卷38，教塔部第六。
⑥赵建平《敦煌隋代舍利塔始末》，《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
⑦杜斗城《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并序·跋》，《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四期。
⑧李安保，崔正森《三晋古塔》，山西人民出版社第81页。
⑨李安保、崔正森《三晋古塔》，山西人民出版社第29页。
⑩《法苑珠林》卷38，教塔部第六。
⑾《法苑珠林》卷38，教塔部第六。
⑿《法苑珠林》卷38，教塔部第六。
⒀《法苑珠林》卷38，教塔部第六。
⒁李安保，崔正森《三晋古塔》，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⒂李安保，崔正森《三晋古塔》，山西人民出版社第57页。
⒃《法苑珠林》卷38，教塔部第六。
文字::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王书庆;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杨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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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环球》杂志2007年3月刊登的《希拉克的中国故事》中的这段文字吧：
　2000年10月，希拉克造访了江主席的故乡扬州。在江主席的非正式晚宴上，法国总统提出要看一下大运河，由此也引起了关于隋朝兴衰的议论。
　　席间有人问：“隋朝有几个皇帝？”中方一位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两个，隋文帝和隋炀帝。”翻译把“答案”传到希拉克耳中，他听了立即纠正说：“不，是三个。”那位同志不服气，仍坚持说：“是两个。”希拉克寸步不让，重复了一遍：“不，是三个。最后一个是恭帝，在位时间是617到618年，李渊是摄政王。”
　　令在座的吴建民大使震惊的是，希拉克不仅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而且，恭帝的“恭”字和李渊的“渊”这两个字的发音竟然非常之准。
　　这时江主席插话了：“不用争了，我看我们在座的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希拉克总统。”
　　第二天早上，江主席与希拉克一边品尝着扬州点心，一边轻松地交谈着。江主席对他说：“昨天晚上我回去查了一下，您说对了，隋朝是有三个皇帝，第三个是恭帝……”希拉克则颇为得意：“当然是我对了。”他的语气容不得丝毫怀疑。
　　第三个皇帝恭帝究竟是什么人？
　　隋朝第三个皇帝的三个版本
　　恭帝杨侑：长安版皇帝
　　我们都知道，隋王朝是被唐太祖李渊推翻的。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姐姐，这样算起来，他与隋炀帝还是姨表兄弟。隋炀帝杨广继位以后，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位有才干、得人心的姨表兄。李渊担心自己引起杨广的猜忌，便嗜酒纳贿，韬光养晦，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大业十一年（615年），杨广封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从此，一个新的王朝在这里悄然奠基。
　　在皇位面前，父子兄弟都会相互杀戮，姨表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617年6月，李渊传檄天下，历数杨广种种罪恶，声称要废昏立明；七月，李渊誓师晋阳，令儿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与另外两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一道，率军向关中杀去。当年十月（阳历11月），李渊攻入长安。这时隋炀帝已南下巡游，实际上是到扬州避难了。史书上说，他南下之时，命孙子杨侑留守长安。杨侑出生于605年，李渊攻入长安时，杨侑才虚13岁。杨侑是已故太子的儿子，初封陈王，后改封代王。结果这个代王真的代替了他的皇祖父炀帝。李渊入长安后，立杨侑为帝，改年号为“义宁”。这就是隋恭帝。这个小皇帝当然是个傀儡，一切听从李渊指挥。但是这时候原皇上炀帝还在扬州，怎么处理这个关系呢？李渊想出一个主意，就是遥尊49岁的炀帝为太上皇。扬州距长安路途遥远，那时候交通没有飞机火车，也没有电话传真，加上兵荒马乱，信息闭塞，远在扬州的隋炀帝很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皇位已被端掉，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太上皇”。
　　不过半年之后，也就是618年3月，隋炀帝在扬州被宇文化及所杀。李渊本来想挟小皇帝以令天下，与炀帝抗衡，这时候见隋炀帝已一命呜呼，当然小皇帝也失去了作用，便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隋王朝起于禅让也终于禅让。杨侑被降封为酅（音“希”）国公，闲居长安。李唐王朝已经建立，杨家的后代总在长安也不是个事，万一哪天再有人借他反唐复隋呢？所以，这个酅国公第二年就遇害了，但是具体死法不明，还有一种说法是病死的。总而言之，小杨侑在世上只活了15年，从皇孙到傀儡皇帝到酅国公，小小年纪就历经人生的大起大落。
　　许多史书、辞典里都有帝王年表，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从未听说过的皇帝名列其中。这是因为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有许多昙花一现的小政权，还没来得及得到全国的确认，就落花流水春去也呜呼哀哉了。比如隋恭帝就是这样的。其实，隋朝末年还有两个小皇帝，分别是杨浩和杨侗。这两个小皇帝就更不为人所知了。希拉克知道隋恭帝，却未必知道除了隋恭帝，还有另外两个小皇帝。
　　秦王杨浩是隋文帝之孙，隋炀帝之侄，秦王杨俊的儿子。公元618年3月，宇文化及杀炀帝后，又命令裴虔通杀隋宗室蜀王杨秀、齐王杨柬、燕王杨谈等。此时杨浩也在江都宫中，因一贯与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智及交往密切，经宇文智及的极力保护，才免于一死。同月，宇文化及以皇太后懿旨的名义，立他为帝。由此看来，扬州还真是做过都城呢。隋炀帝虽常年淹留扬州，但是扬州仍然称不上名正言顺的都城，充其量是个陪都。但是杨浩称帝后就不一样了，长安、洛阳跟杨浩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扬州是他唯一的都城。尽管杨浩也只做了几个月的皇帝。
　　跟杨侑即位李渊摄政一样，杨浩即位后，宇文化及自封为大丞相，操纵一切。不久，宇文化及率兵十万返回长安，杨浩被裹胁同行。宇文化及在巩县为瓦岗军李密击败，率残部二万人逃入魏县（今河北省大名县南）。
　　618年9月，宇文化及在魏县自立称帝，建国号为许。派人毒杀了杨浩。公元619年宇文化及为窦建德所杀。
　　越王杨侗：洛阳版皇帝
　　越王杨侗也是隋炀帝的孙子，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后，隋东都洛阳留守段达、王世充等人奉他为帝。在位不足一年，为王世充所废杀，葬处不明。
　　杨侗是隋炀帝长子杨昭之子，封为越王。公元617年，炀帝出游江都，命大臣段达等辅佐他，留守东都洛阳。杨侗以东都为据点，与瓦岗军激战。炀帝被杀的消息传来，东都留守官段达、王世充等人于公元618年5月拥奉他为帝，改年号为“皇泰”，也称皇泰帝。
　　杨侗称帝后，军政大权落入王世充之手。公元619年4月，王世充自行称帝，改国号为郑，并设年号为开明。废杨侗为潞国公，监禁于含凉殿。被废隋帝杨侗在《资治通鉴》中称为皇泰主。5月，王世充部将裴仁基、裴行俨父子策划攻杀王世充，重立杨侗。事情败露，王世充杀死裴仁基父子后，又担心留着杨侗有后患，于六月派侄子王行本（即王仁则）和家仆梁百年，携带毒酒去杨侗处，他们见了杨侗，奉上毒酒，假意说：“我们来请皇上饮酒解闷。”杨侗知道此来不怀好意，难免一死，请求和母亲见上一面，王行本不准。杨侗信奉佛教，闻听此言，点燃香烛，跪求佛祖：“但愿今后不要再降生在帝王家了。”说完，饮下了毒酒。这个毒酒看来毒性不够，并没有立即置杨侗于死地。王行本见他一时不能死去，又急着回去复命，便上前用布帛将他勒死，谥号也叫恭皇帝。可怜隋朝的两个“恭皇帝”兄弟都是在同年5月被杀害，并封同样的谥号，真是奇怪的巧合。
　　杨侗一死，隋王朝的三个政权残余俱告灭亡。
　　一般来说，我们说隋朝二世而亡，并不把这些象征性的傀儡政权算入隋朝，因为此时隋朝已经分崩离析。618年3月，隋炀帝在扬州被杀，标志着隋朝的灭亡。同年5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
　　两个结论
　　如此说来，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加上3个疑似皇帝，隋朝的皇帝算起来有5个，这三个傀儡皇帝算不算正牌皇上呢？那隋朝究竟有几个皇帝呢？
　　其实这3个疑似皇帝都是反叛力量拥立的，而且都是傀儡，都落得被杀的悲惨下场。研究者一般并不把扬州版皇帝杨浩算在皇帝之列。剩下来就有两种结论：宫崎市定的“四个皇帝说”和希拉克的“三个皇帝”说。
　　日本研究专家宫崎市定认为隋朝有四个皇帝，就将杨浩排除在外。至于两个“恭皇帝”杨侑、杨侗，哪个更正统，这就要看怎么算了。杨侗称帝于618年5月，这时唐朝已然建立，当然这个皇帝只是王世充等人的自我娱乐而已；公元618年5月以后，长安已经是唐朝，而洛阳还是隋朝，准确地说，隋朝真正灭亡是公元619年杨侗重立后被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洛阳版皇帝杨侗就有计算的价值了。而杨侑是在李渊的军队进入长安以后推举拥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炀帝手里接过了帝位的，并且因为有了他，炀帝变成了太上皇，而且，那时候唐朝还没建立，李渊还是隋皇帝的部下，所以，希拉克把他纳入隋朝的第三个皇帝，是不无道理的。
　　隋末唐初的三次两个皇帝并存
　　隋炀帝南下江都以后，李渊的军队进入长安，隋朝的官员拥戴着隋炀帝的孙子杨侑迎接大军。李渊掌握了实权，便推举杨侑为皇帝，将远在江都的隋炀帝束之高阁尊为太上皇，改年号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对此，隋炀帝虽不认可，但木已成舟，此时隋朝在长安、江都便有了两个皇帝。
　　杨浩称帝于618年3月，此时炀帝已死，李渊尚未称帝建立唐朝，但此时长安还有个称帝在先的杨侑。当时又短暂地出现了南北两个隋朝皇帝的有趣情况。
　　唐朝建立以后，则出现了两个王朝、两个皇帝并存的奇怪格局。公元618年5月，李渊在长安接受杨侑禅让，建立唐朝，而洛阳还有个隋朝皇泰帝杨侗。一直到第二年，即公元619年杨侗被杀，这种两个王朝、两个皇帝并存的局面才结束。
隋文帝杨坚（541年7月27日—604年8月13日）581年3月4日—604年8月13日，在位24年。
父杨忠，是北周的随国公，杨坚袭位后，迫静帝退位，自立为帝，国号“随”，但其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于是改为“隋”。杨坚称帝后，于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300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后，社会秩序安定，废除了一些酷刑，与民休息，对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
604年8月13日(仁寿四年七月十三日)，病逝于大宝殿，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杨陵区城西5公里处）。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604年—618年，在位14年。
杨广，文帝第二子，曾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他杀父即位后，杨广过起淫奢的生活，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并频频出巡，激起了大规模
的农民起义。618年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困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为部下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缢杀，终年50岁，葬于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15里的雷塘侧。
隋恭帝杨侑
隋恭帝杨侑（605－619年），617年10月—618年5月，在位半年。
隋恭帝杨侑是隋炀帝孙，杨侑是隋炀帝长子杨昭第三子，初封陈王，后改封代王。炀帝晚年出外巡游时，命他留守长安。617年10月，自太原起兵攻入长安。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
杨侑称帝，只不过是个傀儡皇帝，618年3月，炀帝死于江都之变。消息传来，李渊见杨侑已无用处，5月逼他退位，自行称帝。杨侑被降封为希国
公，闲居长安。第二年五月遇害（具体不明）一说病死。李渊攻入长安后拥立他为帝。在位半年，武德二年去世，年仅15岁，谥号为恭皇帝，葬于陕西省乾县阳洪
乡乳台村南500米处。
隋秦王杨浩
隋秦王杨浩（605－618年）618年3月——618年9月，在位半年。
他是隋炀帝之侄，秦王杨俊之子，继承父亲的王位为秦王。618年3月，炀帝在江都被弑，杨浩被宇文化及立为皇帝，其实是一个傀儡皇帝。半年后的9月，宇文化及废黜杨浩，自立为皇帝，并将杨浩毒死。
隋皇泰帝杨侗
隋皇泰帝杨侗（？—619年），618年5月——619年4月，在位不足一年。
隋皇泰帝杨侗，隋炀帝孙，元德太子昭子，母刘良娣。原本封为越王，驻守洛阳。隋炀帝被弑后，王世充、与元文都、卢楚等拥立杨侗为隋朝皇帝，史称
皇泰帝。杨侗以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与陈国公段达、内史令元文都、内史侍郎郭文懿、黄门侍郎赵长文、内史令卢楚、兵部尚书皇甫无逸等六人共同辅政，
时人号称“七贵”。
元文都欲暗杀王世充，段达暗中通知世充，结果行刺失败，文都临死前对皇泰帝说，“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杨侗亦哭。皇泰二年（619年）四
月，王世充自称“大郑皇帝”，建元“开明”，废杨侗为潞国公，囚于含凉殿，每日只能求佛祈福。五月，王世充部将裴仁基、裴行俨父子策划攻杀王世充，事情败
露，王世充杀死裴仁基父子。但之后世充意图毒杀侗，六月派侄子王仁则和家仆梁百年，携毒酒去杨侗处，杨侗自知难逃一死，遂服毒，遗言：“愿下辈子不要再生
在帝王尊贵之家”；但一时半刻竟没毒发，最后被缢弑。他是隋朝最后一位君主，年号皇泰，故史家称之为皇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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