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企业走向“一带一路”中的风险应对|风险|投资者|政治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企业海外投资在东道国面临的风险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政治风险和非政治风险。非政治风险又可以分为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相对而言，属于企业可以不同程度地预测和控制的风险。政治风险属于企业比较难以预测、不可控制的风险。
　　 ●防范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在决定开始投资或启动项目之前，一定要对可能的风险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合同文本的设计中有所体现。而一旦风险发生，则要寻求适当的争议解决途径，其中，更有可能的选择是进行国际商事仲裁。
　　 ●防范政治风险，一般情况下尽量回避政局动荡或者政府信用不佳的国家。一旦政治风险发生，协商解决争议或者诉诸东道国国内诉讼或仲裁都较为困难，较为可行且在国际实践中也日益普遍的作法，是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CSID）国际仲裁。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亚投行将与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起，在资金融通方面汇集资源、提供便利，实现融资领域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也带来了更多、更复杂的挑战。面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和争议，中国企业应当背靠强大国家，善用法律武器，充分防范风险，妥善解决争议。
　　 “一带一路”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持续发展，从“做大”向“做强”迈进，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行“走出去”战略，鼓励我国企业以海外投资、并购等方式拓展国际业务，融入全球经济。
　　 事实上，历经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单纯的吸引外商投资大国变为双向投资大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上升。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位居世界第三，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对外投资大国。
　　 “一带一路”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引领作用显著。“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得到相关国家认同和响应，与我国加强投资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我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987个，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可以说，“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
　　 但与此同时，海外投资的固有风险依然存在，而且因为“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误解和分歧在所难免，因此“走出去”过程中的商业、法律和政治等风险不容忽视。
　　 “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风险
　　 企业海外投资在东道国面临的风险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政治风险和非政治风险。
　　 非政治风险
　　 非政治风险是指不是源自东道国政治因素的、投资者（企业）大体可控的风险。又可以分为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
　　 商业风险是指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等有关的风险，如企业经营不善的风险、商业决策失误的风险、技术研发失败的风险、交易对手违约的风险等。这些风险与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管理能力等密切相关，属于商业运作的范畴，在此不予赘述。法律风险则是指海外投资不符合东道国相关法律要求或者违反其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法顺利进行的风险。
　　 较为常见的法律风险，首先是准入风险，即海外投资因为不符合东道国相关法律要求、无法通过东道国相关审查机制而不能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风险。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二是外商投资反垄断审查机制。而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东道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中国企业的适用更为频繁，影响也更多。2012年三一集团收购美国俄勒冈州风电场项目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叫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次是合规风险，即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开始经营后，因违反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甚熟悉的环境、劳工、人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或制裁的风险。
　　 尽管非政治风险多种多样，但相对而言，都属于企业可以不同程度地预测和控制的风险。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因为东道国国内政治、政策变化而导致的风险。主要的政治风险有四类：战争风险，即东道国发生战争、内乱及其他类似战争行为的风险；汇兑限制风险，即东道国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投资者将投资所得转移出东道国的风险；征收风险，即东道国对投资者的财产实行征收或国有化的风险；政府违约风险，即东道国不履行或拒绝承认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协议的风险。
　　 总体而言，政治风险属于企业难以预测、不可控制的风险，商业保险机构一般也不予承保政治风险。
　　 非政治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对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预先防范极为重要。在决定开始投资或启动项目之前，一定要对东道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进行细致深入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对可能的风险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合同文本的设计中有所体现。
　　 而一旦风险发生，例如交易对手不履行合同或者不按约定履行合同，则要寻求适当的争议解决途径。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可以诉诸东道国国内诉讼或仲裁。但由于投资者往往不熟悉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或者因为“外国人”的身份而对其缺乏足够信任，因此更有可能的选择是进行国际商事仲裁，即双方共同同意将争议提交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依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世界主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包括国际商会仲裁院（巴黎）、伦敦国际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等。从受案量和争议金额看，我国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院委员会现在也已跻身世界主要仲裁机构之列。
　　 政治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对政治风险，预先防范同样重要。在决定开始投资或启动项目之前，有必要对东道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一般情况下尽量回避政局动荡或者政府信用不佳的国家。
　　 另外，可以考虑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即投资者母国为了鼓励和促进对外投资，专门针对海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而由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承保的风险。就我国企业而言，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开设有海外投资保险业务。
　　 而一旦政治风险发生，协商解决争议或者诉诸东道国国内诉讼或仲裁都较为困难，因为争议双方在主体地位上存在显著的不对等，一方是私人投资者（企业），另一方则是主权国家。较为可行且在国际实践中也日益普遍的作法，是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投资者直接对东道国提起仲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私主体的投资者（企业）与作为主权者的东道国置于平等地位，以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要想有效约束作为主权国家的东道国，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显然不可能依赖东道国或母国的国内法来维系和支撑，而必须通过具有国际法上约束力的条约或协定来实现。实践中，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或自由贸易协定中都普遍规定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际投资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这些双边条约/协定，缔约一方投资者在出现条约/协定规定的情形时，可以对缔约另一方（东道国）提起仲裁请求；而缔约另一方根据其在条约/协定中的承诺，必须接受并参与仲裁。仲裁通常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进行，如争议双边同意也可以在其他仲裁机构进行。ICSID是根据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成立的常设争端解决机构，也是集团下属的五大机构之一。
　　 事实上，投资者私人权益与东道国主权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国际投资法上永恒的主题。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中的实体性内容如投资者待遇、国有化与征收，程序性内容如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均是围绕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权衡而构建和展开。
　　 早期的国际投资流向单一，即从传统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上的差异使得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权利义务安排呈现单向性，即单方面强调投资者的权利和东道国的义务。体现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即是主要着眼于为投资者诉东道国提供程序性保障和便利，而罕有考虑维护东道国权益。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领域呈现多样化特征，资本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的关系不再一成不变或是泾渭分明。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走向双向化，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投资也快速增长，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兼具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双重身份。这客观上要求在双边投资条约或者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章节中，对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权利义务作出更加平衡的安排。反映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即是要在继续为投资者提供强有力保护的同时，对投资者提请仲裁的权利以及仲裁程序本身施加必要限制，以更好地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益。
　　 我国已于1993年加入《华盛顿公约》，并同意将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有关投资争议提交ICSID解决。我国虽然传统上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持慎重态度，并在1993年加入《华盛顿公约》时作出保留，仅同意将因征收和国有化而产生的有关补偿的争议提交ICSID仲裁，但1998年以来态度有所转变，在所签订的第三代双边投资条约中基本上放弃了这一保留，转而全面接受ICSID的管辖权。我国近年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或自由贸易协定中，均规定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充分利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应对政治风险，维护自身权益。
　　 顺应开放合作 探索规则模式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
　　 “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走出去”的任务虽然艰巨，但前景必然光明。正如习近平主席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引用的诗句所言：“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的信用环境还在崩坏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玻
公民地位包含着我们不与其他国家的国民共享的各种权利和责任。但“大同优先论”的“大同”部分忽略了我们对同胞公民的一切特殊义务。
民间投资不仅仅是趋势性缓慢下滑，而是急剧快速的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与国有资本相比，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融资成本、税费负担等方面的阻力和难度较大，“国进民退”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什么这些奇葩的培训公司和讲师，劣质高价还能够神一样地存在？根本原因还在于，部分商业银行在员工教育培训上急功近利，热衷于通过洗脑式的培训，来进行所谓的统一思想、提升士气，进而激发潜能、提升业绩。中国企业破产倒闭的三大主要原因
自中国有企业名称以来，每当一批批企业倒下，看到一个个企业家倒下，让很多企业及企业家毛骨悚然。为何中国很少有百年企业的存在？为何那么多企业会很快倒下去？专家经过长期观察与研究后指出，每个企业破产倒闭,都离不开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之一、与政府关系出现茅盾，没有把政府官员维持好。很多企业经营到一定时期，企业家就开始头脑发烧，目无政府，乱言、无理、不守商业与政府规矩！还有的因取得一些成绩，对政府官员不理不睬。殊不知企业是在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下生存发展的，触犯底线就会惹火烧身，得罪政府官员你就寸步难行！
之二、很多企业做大后，企业家就目中无人，以财压人，高傲自满，胡作非为，引起社会不满，这个时候必然就会栽跟头。殊不知企业是在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支持下才可以不断向前的，无视社会就是无视衣食父母，可我们多年以来看到很多首富及一些企业家最终走到了人生的低谷。
之三、内患，说“内患猛于虎”一点都不为过！内患永远是企业经营中最致命的创伤，多数企业都是在内环中耗死的。一种情况是找对象不合适。很多企业家在发展到一定时间盲目扩展，吸收股东，由于找到的合作或共事对象不合适，从而引起企业震荡，国美就是典型例子，内乱引起。第二种情况是内乱引起的，一般是情情、亲情、长期随从的合作战友，在长期发展中因欲望增加，不能满足时，就会出现内部分裂，从而导致了企业政局不稳，效益下滑最终使企业走向衰竭！轻者企业走向衰亡，重者把自己搭上。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失败也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中走向失败。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但要避免这些原因在自己身上发生，就得好好深思，好好反省，借鉴前车之鉴，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论与外界关系上，或内部关系上，注意方方面面的问题，尽量少走弯路，少出差错。如果不能得到认真思考及对待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就会引火烧身，使自己辛苦打拼的基业付诸东流，最后宣告破产、倒闭！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企业微观特征：东道国因素与中国OFDI模式选择周经
企业微观特征：东道国因素与中国OFDI模式选择周经
　　企业微观特征、东道国因素　　与中国OFDI模式选择　　周经蔡冬青　　摘要：　　关键词：企业微观特征;东道国因素;OFDI模式选择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吸引FDI大国形象已为世界所熟知，这部分解释了中国经济的快速稳步发展和整体经济上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全球对外投资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逐步增大。201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增长，达创纪录水平的840亿美元，占世界对外投资总量(流量)的6%，比2011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前五大OFDI来源地，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然而，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社会针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争议正在密集出现，海外投资风险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普华永道(2013)在一份报告中提出，2012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仅为40%左右，意味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仍面临巨大风险。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OFDI模式　　[基金项目]　　周经：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233030电子信箱：;蔡冬青：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　　-124-　　《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选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中国企业在“十二五”期间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只长骨头不长肉”的现象发生呢?针对海外投资绩效差强人意的表现，　　接下来　　二、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对影响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是国际对外投资理论的一个重点领域，对跨国企业优化投资方案及东道国合理利用外资均是跨国企业战略谋划中的一个困难且痛苦的关键决策问题(朱金生等，2013)。关于企业微观特征与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方面的文献主要基于垄断优势理论展开。Nocke和Yeaple(2007)认为，如果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条件则可能选择以并购方式进入，从而获取东道国企业的特定资产。在均衡条件下，只要知识资产能够跨国转移，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将选择并购模式;如果资产不能转移，则生产率居于中等地位的企业将选择以新建投资方式进入，而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将选择并购模式。Slangen和Hennart(2008)同样对跨国企业在新建与并购两种模式中如何进行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Zhao(2011)不仅研究了在企业异质性与内部一体化能力存在的情况下，外国企业的投资模式选择问题，而且分析了在并购模式下如何选择最佳并购目标的方法。赵晶、王根蓓(2013)对反映企业微观特征的变量诸如创新能力与所有权优势对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关于东道国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影响的文献主要侧重于从母国与东道国在制度层面的差异性为切入点进行分析。Grande和Teixeira(2011)研究发现，当东道国市场存在腐败程度较高的风险时，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以低股权比例或非股权的投资模式，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如果两国文化具有相似性，即使东道国腐败盛行，跨国企业也可能选择股权比例较高的全资方式。胡兵等(2013)重点考察了东道国腐败因素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腐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大小要视东道国腐败水平的高低决定。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大多数立足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行为进行研究，且研究维度比较单一。而国内学者倾向于构建动态的多因素企业投资模式决策模型，因为缺乏实证检验数据，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具有局限性。　　-125-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据更能反映出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变化趋势。　　三、理论假设的提出　　以下分别就企业微观特征、东道国因素与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之间提出基本的理论假设。　　1.企业微观特征与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跨国企业是国际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是推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动力所在。　　(1)母国企业研发强度　　母国企业研发强度属于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所归纳的所有权优势的范畴。不论是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还是邓宁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的折衷范式，其核心思想皆认为，企业对外投资必须拥有一定的垄断势力。Hennart和Park(1993)研究发现，企业研发强度、技术或品牌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Bhaumik和Gelb(2005)认为研发密集型活动活跃的企业，最适合的对外投资模式是通过新建或并购的全资方式。若采取合资方式，则企业特定资产容易溢出，使企业利益受损(Chiao等，2010)。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越是具备较高的研发强度，其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新建投资的概率越大。　　假设1-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越是具备较高的研发强度，其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全资的概率越大。　　(2)国际化经验　　具有投资经验的跨国企业通常会采取对子公司控制程度较高的方式进入，比如采取新建或以独资方式安排股权比例。Chiao等(2010)证实了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经验与企业安排股权比例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经验不足的企业则偏好采取合资方式进入。Randoy等(2002)通过研究发现，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从事对外投资的活动越多，累积的经验越丰富，其所选择的股权比例也越高。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国际化经验对所有权控制程度没有任何影响。在一项有关希腊企业在欧盟投资的研究中，发现二者没有任何的相关性(Nakos和Brouthers,2002)。Kogut等(1998)以美国作为目标国，发现进入美国的企业在国际化经验和投资模式之间没有很强的相关性。Quer(2012)的研究也证实了二者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特别是过去成功的并购经验，其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并购的概率越大。　　假设2-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特别是过去成功的并购经验，其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全资的概率越大。　　(3)母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　　-126-　　《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由于母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在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上也会有差异。中国的国有企业拥有诸多政策上的优势，特别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执行国家的意志，因而得到国家或明或暗的扶持，比较具有竞争力。最新的关于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的研究文献，以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选择为研究对象，结论认为国有企业倾向于在政治风险高且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投资，选择跨国并购模式部分反映了中国宏观战略意图(Ramaswamy和Yeung，2012)。张为付(2008)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体;以资源能源寻求和市场扩展为主要方式;以进入东亚和国际避税区为主要目标区;具有政治收益高于经济收益的价值取向。国有企业在选择投资模式时国家利益至上，而商业利益次之;民营企业则相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并购的概率越大。　　假设3-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全资的概率越大。　　(4)母国企业规模　　Wison(1980)通过美国和欧洲大型跨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规模较小的跨国企业反而实施并购的绩效最高，也就是说，小型企业比大型企业在处理并购活动时灵活性更强。Caves和Mehra(2007)的研究也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其选择并购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企业规模大意味着其竞争实力较强，具有大规模并购的竞争优势。Osborne(1996)以新西兰中小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规模小的中小企业倾向选择以合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而规模较大的企业则倾向以全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Harzing(2008)的研究也证实了母国企业的相对规模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具有正相关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规模越大，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并购的概率越大。　　假设4-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规模越大，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　　2.东道国因素与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1)东道国实际GDP　　东道国实际GDP用来测度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和潜在消费能力。一般来说，当东道国发展水平较低且市场巨大时，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是大多数跨国企业的战略选择(Lehner,2009;AL-Kaabi等，2010)。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主要驱动力是为了拓展销售网络和贸易便利。东道国如果具有巨大的消费群体，销售网络发达，则中国企业选择以新建和合资的概率增大。根据汇丰银行(2013)年的面向　　-127-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调查显示，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各不相同，其中有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市场潜力和先进技术是选择在美国和欧洲投资的主要动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实际GDP越大，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新建的概率越大。　　假设5-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实际GDP越大，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　　(2)东道国资本管制　　Qiu和Wang(2011)研究外国企业在面临东道国不同FDI政策时，其投资模式的选择问题。构建的理论模型表明，东道国政府采取不同的FDI政策会影响和改变外国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企业采取合资方式可以避免来自东道国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投资风险。Luo(2001)指出，如果东道国政府干预程度过高，合资方式就被前来投资的跨国企业广泛采用。Yiu和Makino(2002)研究发现，随着东道国管制与规范的压力增加，跨国企业倾向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而不愿采取全资方式，主要原因是为了规避风险。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资本管制越大，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并购的概率越大。　　假设6-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资本管制越大，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　　(3)知识产权保护　　Acs等(1997)指出对于中小跨国企业来说，在东道国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下，通常选择以合资方式进入。而Luo(2001)认为，当东道国知识产品保护不力时，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以全资方式进入，Che和Facchini(2009)持相同观点，也认为在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有限的情况下，跨国企业最佳投资模式是选择以合资方式进入。Maskus等(2008)认为东道国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跨国企业选择非股权模式即出口方式进入，而减少采取股权模式即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An等(2008)的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即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增加了跨国企业通过非股权模式进入该东道国的概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并购的概率越大。　　假设7-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　　(4)东道国腐败程度　　一部分学者认为，在腐败盛行的国家，跨国企业避免过高的交易成本的方法是与东道国企业分担风险，而采取合资方式进入(Javorcik和Wei,2009),合资方式进入也为跨国企业融入当地社会网络并获得在东道国经营的外部合法性创造条件(Demirbag等,2010)。另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尽管合资这种进入模式可以保护跨国企业免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产生于合作伙伴的内部不确定性也在-128-　　《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增强，相应地选择与东道国联系较少的非股权模式对跨国企业来说或许更为有利(Grande和Teixeira,2011)。根据Straub(2007)的一项研究，为了避免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卷入其政治漩涡，以及其它一些非常规交易模式，跨国企业将考虑以非股权模式对外投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因腐败而产生的交易成本。随着东道国市场化改革更加透明和自由时，跨国企业将选择以较高的所有权比例进入，但在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市场环境中，采取合约以及出口、特许和许可等非股权安排是将为稳妥的安排(Paul和Wooster,2008)。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腐败程度越高，则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新建的概率越大。　　假设8-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腐败程度越高，则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　　(5)基础设施　　Helpman等(2003)和Grossman等(2004)的研究均证实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影响外国企业的投资成本，因而直接影响外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的决策。Tan和Vertinsky(2007)研究发现，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则外国企业选择并购的可能性越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则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并购的概率越大。　　假设9-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则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　　四、指标度量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本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来自财富中文网2012年世界500强有关中国企业的数据。本样本包括的70家企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能够反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真实表现。对于样本中每一个公司对外投资交易数量，我们通过华尔街日报、FT中文网、路透社、RHODIUMGROUP、中国商务部网站、中国投资指南等渠道搜集而成。时间跨度为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之间，共获得401个对外投资数据。之所以选择2002年作为考察的起始年份是因为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政府及时提出“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迅猛发展，开始出现大量的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寻找商机。　　2.指标度量　　变量解释、测度和数据来源见表1。　　在正式的估计之前，为了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如表2所示)，有必要对模型中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所有相关系数都低于0.6，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强相关性，样本没有出现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二元变量，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文献中，研究者一般使用Tobit模型、Logit模型(二元或多元)，　　-129-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表1　　影响因素被解释投资变量　　模式企业微观特征　　解释变量　　东道国因素　　变量名称新建与并购全资与合资研发强度国际化经验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实际GDP资本管制知识产权腐败程度基础设施　　《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　　变量解释、测度和数据来源　　变量测度　　新建=1，并购=0全资=1，合资=0　　企业对外投资前三年内研发费用占公司销售总额的均值　　哑变量，如果某企业过去有海外投资的经历取值为1，其余为0哑变量，如果母国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取值为1，其余为0子公司资产与母公司资产的比值测量东道国市场规模的替代变量测度东道国对外资的开放度测度在东道国知识外溢的风险测度在东道国投资的风险测度在东道国投资的成本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企业调查数据企业调查数据企业调查数据公司网站整理企业网站整理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世界经济自由度PRS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　　五、实证分析结果及其解释　　表2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个样本数据进行回归，检验企业　　微观特征与东道国因素两组主要变量对中国企业两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在估计模型中先后加入行业因素　　度(ln)　　研发强度(ln)1　　-0.11国际化经验　　-0.16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ln)-0.25-0.24lnGDP　　-0.19资本管制　　-0.21知识产权　　-0.28腐败程度　　-0.18基础设施　　变量　　研发强　　国际化经验　　所有　　企业规　　制形式模(ln)　　lnGDP　　资本知识腐败基础管制产权程度设施　　1　　0.340.240.15-0.27-0.210.370.31　　10.48-0.510.320.410.330.26　　10.040.160.210.37-0.11　　1　　-0.121　　-0.31-0.071　　0.04-0.200.181-0.060.140.290.09　　1　　的虚拟变量，主　　要考察中国企业的不同行业属性对其微观投资决策的作用机制。　　1.新建和并购的选择模型：不考虑行业特征的估计　　本节先检验与新建和并购投资模式相关的理论假设1-A至9-A。表3给出了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估计的方法是将测度中国跨国企业的微观特征的研发强度、国际化经验、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作为本节重点考察的基础性变量，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入反映东道国特征的五个变量。逐步加入东道国实际GDP、资本管制、知识产权、腐败程度与基础设施五个变量的优势在于显示和比较在东道国不同的投资环境下，中国跨国企业的微观特征是如何影响其海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同时，通过逐步加入宏观层面的变量也可以检验企业微观特征对企业投资模式决策的影响力是否具有稳健性。　　从表3显示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模型1至模型6中，测度中国跨国企业微观特征的核心变量研发强度、国际化经验、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其系数的符号均与假设1-A至4-A的预期一致，且在5%至10%的水平上显著。通过观察企业微观特征变量的系数，发现变量研发强度的系数绝对值最大，国际化经验的系数最小，说-130-　　《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明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企业研发强度越大，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中越倾向于选择新建投资方式。　　度量东道国特征的五个表3新建和并购的估计结果(新建=1)变量，只有东道国资本管制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变量　　系数系数系数系数系数系数和腐败程度两个变量是显著0.56*0.55**0.61*0.58**0.59*0.49*研发强度(ln)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假设(0.33)(0.32)(0.45)(0.27)(0.23)(0.26)-0.04*-0.03*-0.04*-0.09*-0.04*-0.03*国际化经验一致。而理论假设5-A、7-A(0.02)(0.01)(0.05)(0.03)(0.02)(0.01)-0.16**-0.12**-0.17**-0.15**-0.17**-0.14**所有制形式和9-A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0.09)(0.08)(0.07)(0.11)(0.07)(0.04)-0.67*-0.57*-0.67*-0.59*-0.61*-0.64*支持。说明中国企业在选择企业规模(ln)(0.42)(0.32)(0.42)(0.38)(0.42)(0.52)0.15新建或并购模式时较少考虑lnGDP(0.18)东道国的市场容量，知识产-0.11*资本管制(0.15)权的保护程度和基础设施的-0.09知识产权(0.10)质量，出现这种结果可能的0.30**腐败程度(0.38)原因是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0.03基础设施主要还是以服务本国企业为(0.16)　　Loglikelihood-345.1-323.6-351.2-356.2-348.9-367.4主，还不是全球生产分工和11.26.PseudoR2协作体系的组织者和协调401401样本数　　注：括号内是各个变量的标准差;*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者，最多只是一个准组织　　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者。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数量　　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一旦表4新建和并购的估计结果(新建=1)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发展成为在全球配置资源，系数系数系数系数系数系数　　虚拟变量1-0.02*-0.03*-0.021*-0.022*-0.041*-0.03*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由中国企(能源行业=1)(0.22)(0.23)(0.24)(0.23)(0.24)(0.23)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时0.06*0.11*0.07*0.05*0.12*0.11*虚拟变量2　　(制造业=1)(0.03)(0.05)(0.03)(0.03)(0.08)(0.05)候，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知0.54*0.57**0.59*0.56**0.59*0.49*研发强度(ln)(0.32)(0.38)(0.46)(0.31)(0.23)(0.26)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和基础设-0.041*-0.032*-0.041*-0.094*-0.042*-0.04*国际化经验施水平的重要性将凸显。(0.02)(0.01)(0.05)(0.03)(0.02)(0.01)　　-0.17**-0.14**-0.16**-0.14**-0.14**-0.17**所有制形式2.新建和并购的选择模(0.03)(0.09)(0.08)(0.15)(0.06)(0.05)　　-0.66*-0.56*-0.63*-0.58*-0.64*-0.62*型：考虑行业特征的估计企业规模(ln)(0.49)(0.37)(0.46)(0.37)(0.52)(0.55)　　0.16行业特征影响中国企业lnGDP(0.18)海外投资时在并购和新建两-0.12*资本管制(0.15)种模式之间的选择。为了消-0.091知识产权(0.10)除行业特征的影响，在模型中0.31**腐败程度加入行业虚拟变量，若企业属(0.35)　　-0.032基础设施于能源行业，则取值为1，否(0.16)　　Loglikelihood-343.2-325.3-358.1-353.4-349.8-364.3则为0;若企业属于制造业取　　值为1，否则为0。运用搜集　　到的401个样本数据进行回　　归，表4是具体的实证结果。PseudoR2样本数11..注：括号内是各个变量的标准差;*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131-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　　表3与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上一致，测度中国跨国企业微观特征的核心变量研发强度、国际化经验、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其系数的符号仍然与假设1-A至4-A的预期一致，且在5%至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加入行业虚拟变量后，理论假设1-A至4-A仍然得到中国企业数据的支持。由此可见，上述的理论假设具有统计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同样反映东道国特征因素的实证结果均与预期符号一致，但只有资本管制与东道国腐败程度两个变量具备统计显著性。此外行业虚拟变量1和2均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但符号不一致。说明能源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活动时，选择并购的可能性较大，且具有显著性;而制造业企业则选择新建的可能性较大，且显著为正。　　表5全资和合资的估计结果(全资=1)3.全资与合资的选择模型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与前面分析的新建和并购系数系数系数系数系数系数模型类似，接下来分析股权比0.240.230.260.250.290.22研发强度(ln)(0.12)(0.18)(0.11)(0.14)(0.13)(0.15)例的选择问题。中国企业对国　　0.02*0.03*0.01*0.04*0.032*0.03*外子公司的控制是以全资方式国际化经验(0.01)(0.02)(0.03)(0.02)(0.02)(0.02)还是以合资方式进入，对企业-0.06**-0.04**-0.06**-0.05**-0.04**-0.07**所有制形式(0.03)(0.02)(0.03)(0.05)(0.02)(0.03)未来的运营绩效至关重要。前　　-0.36*-0.37*-0.23*-0.48*-0.44*-0.42*面测度企业的微观特征变量和企业规模(ln)(0.29)(0.21)(0.16)(0.37)(0.32)(0.35)东道国因素对企业选择股权比-0.07lnGDP(0.02)例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　　-0.22*是下文分析的重点。由表5可资本管制(0.15)知，度量中国企业核心特征的0.041知识产权(0.02)变量中，只有国际化经验和企　　-0.36业规模的系数符号与假设一致腐败程度(0.15)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0.012基础设施(0.03)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越　　Loglikelihood-243.4-281.3-268.1-313.4-221.8-273.3丰富，选择以全资方式的可能PseudoR212.24.　　样本数401401性越大，假设2-B得到经验数　　注：括号内是各个变量的标准差;*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据的支持。企业规模的系数为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负，且通过了10%的统计显著　　性检验，表明，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规模越大，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假设4-B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对于企业所有制形式变量来说，尽管通过了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但与假设预期的符号不一致，说明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即国家控股程度越高，则其选择以合资方式进入的概率越大。而企业研发强度的系数符号为正，说明企业所有权优势越高，为了防止技术外溢，则选择以全资方式进入的概率越大，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度量东道国因素的变量中，只有资本管制变量与假设预期一致，表明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资本管制越大，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腐败程度与东道国实际GDP的系数符号与假设一致，但没有通过显-132-　　《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著性检验。其它两个衡量东道国因素的变量知识产权与基础设施的系数符号与假设不一致，表明东道国知识产权水平和基础设施质量越高，企业选择以全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越大，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同前文分析新建和并购模式一样，行业特征对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比例选择同样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为了反映行业特征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通过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来反映。若企业属于能源行业，则取值为1，非能源行业为0;若企业属于制造业取值为1，非制造业为0。运用搜集到的401个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在加入两个行业虚拟变量后，测度企业微观特征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同不加入行业特征估计的结果，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反映东道国特征的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5类似，不同的只是系数大小，反映的核心思想与不考虑行业特征时基本一致。在加入的反映行业特征的两个虚拟变量都通过了10%和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跨国企业如果是能源行业的话，则选择以合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该跨国企业属于制造业，同样选择以合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较大。　　六、总结与建议　　第一，在企业对外投资建立方式的模型中，研究发现反映企业微观特征的变量即研发强度的系数绝对值最大，国际化经验的系数最小。说明中国企业越是具备较高的研发强度，其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新建投资模式的概率越大。其它变量诸如国际化经验、企业所有制形式和企业规模与企业选择新建投资的概率呈负相关关系。度量东道国特征的五个变量，只有东道国资本管制和腐败程度两个变量是显著的。如果考虑行业特征，研究结果与不考虑行业特征的情形基本一致，但能源行业与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路径不同。　　第二，在企业对外投资股权比例安排的模型中，研究发现度量中国企业核心特征的变量中，只有国际化经验和企业规模的系数符号与假设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越丰富，选择以全资方式的可能性越大;中国的企业规模越大，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对于企业所有制形式变量来说，如果是国有企业即国家控股程度越高，则其选择以合资方式进入的概率越大;企业所有权优势越高，为了防止技术外溢，同样倾向于选择全资方式，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度量东道国因素的变量中，东道国资本管制越大，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模式选择时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腐败程度与东道国实际GDP的系数符号与假设一致，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东道国知识产权水平和基础设施质量越高，企业选择全资方式的可能性越大，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考虑行业特征的估计基本与不考虑行业特征的估计一致。　　从　　-133-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略。中国跨国企业在投资方式和股权比例的选择方面应坚持互利共赢理念，以重塑全球价值链为主要出发点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新建投资、跨国并购、股权合资和非股权安排等多种途径嵌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另一方面，应加强自身的垄断优势的培育，以优化对外投资模式为切入点，争取成为重新塑造全球价值链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导者。　　[参考文献]　　鄂立彬，(201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思考，”《国际贸易》第5期。　　葛顺奇、罗伟，(2013)“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管理世界》第6期。　　胡兵、邓富华、张明，(2013)“东道国腐败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　　易问题》第10期。　　梁曙霞、祖强，(2013)“以延伸产业链、攀升价值链为重点加快江苏利用外资的转型升级，”《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5期。　　刘莎、王高尚、陈晨等，(2010)“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全球矿业投资环境分析，”《资源与产业》第2期。　　吴先明，(2007)“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创造性资产的分析视角，”《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9期。张为付，(2008)“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朱金生、徐宏慧、王球，(2013)“我国医疗卫生行业FDI模式选择的产业影响因素，”《经济管理》第4期。Quer,D,Claver,E,&Rienda,L,(2012)“ChineseMultinationalandEntryModeChoice:InstitutionalTransac-　　tionandFirm-SpecificFactors，”AsiaPacificJournalofManagementWorkingPaper.　　NockeV.andS.Yeaple,(2007)“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vsGreenfieldForeignDirectInve-　　stment:TheRoleofFirmHeterogeneity,”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336-365.　　Slangen,A.H.&Hennart,J-F,(2008)“DoMultinationalsReallyPrefertoEnterCulturallyDistantCoun-　　triesThroughGreenfieldsRatherthanThroughAcquisitions?TheRoleofParentExperienceandSubsi-diaryAutonomy，”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472-490.　　(责任编辑于友伟)　　MicroscopicFeatures,HostCountryFactorsandModeSelectionofChina’sOFDI　　ZHOUJingCAIDong-qing　　Abstract:ThispaperempiricallyteststheeffectofmicroscopicfeaturesandhostcountryfactorsonChina’sOFDImodeselectionbyusingsampledataof70enterprisesfromtheyear.OurresearchresultswiththeLogitmodelshowsthatsomevariablesexceptR&DintensityhavenegativeeffectsonChinachoosingnewGreeintermsofhostcountrycharac-teristics,onlytheeffectsofcapitalcontrolsandthelevelofcorruptionarehigh-themostsignificantlyinfluentialvariableforChineseMNEs’OF-DIownershipmodechoiceisinternationalexperienceandstate-ownedenterprisecharacteristics,andtheonlyevidence-supportedvariabledescribingthehostcoun-trycharacteristicsiscapitalregulation.　　Keywords:MicroscopicfHOFDImodeselection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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