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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亿学生的选择
有评论说,20世纪70年
有评论说,20世纪70年代,中国结束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被动,打赢了一场“隐形的世界大战”.这主要是指
A．彻底摆脱了苏联的威胁 B．迫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从敌视走向缓和 C．赢得了第三世界的信任与支持 D．抵制了西方和平演变,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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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
　　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使用“武装侵略”“军事遏制”“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些手段不能达到其预期目的时,便开始凭借其综合国力的优势,不断地强化“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人从内心所不愿意看到的,遂将“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图谋运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所谓西化,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分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总之,他们的目的,就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1.“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既定的长期战略
　　支持和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进步”力量,从内部瓦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是战后美国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战略重点。美国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和平演变”图谋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信总统杜鲁门,在承认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的同时,提出了要通过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改变中国政权的设想。他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该得到我们的鼓励。”很显然,艾奇逊竟把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视为“外国的羁绊”,其解决的办法就是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东山再起。这可以说是西方国家企图和平演变中国意图的最早表露。
　　在美国推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过程中,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的国务卿杜勒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52年8月,他就曾预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1953年1月,他又提出了颇具影响的所谓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解放政策”。“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得到”,“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1954年1月,他明确提出要把“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以加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1956年5月,针对苏共二十大出现的问题,杜勒斯认为,“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的,在十年或者一代人的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1957年4月,他系统地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一是“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通过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是借助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的做法,“使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是“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是“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不鼓励暴力起义;五是“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是“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1957年7月,他预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两代人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1958年10月,杜勒斯明确提出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用和平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的精神”。由此可见,杜勒斯的“和平演变”主张已相当系统和完备。
　　杜勒斯关于采取“和平演变”的方法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逐渐成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核心理念。真正把和平演变付诸实施的是从美国总统肯尼迪开始的。他赞成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但认为其太过空洞,没有具体的实际措施去落实。因此,他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裂缝中”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更密切的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在肯尼迪任总统期间,美国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联系,通过各种经济援助以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1960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研究报告,强调美国应采取坚持不懈的积极行动来摧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并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加以渗透,认为这是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强调为了促进“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应该“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上层和中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至此,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
　　根据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和平接触促进演变的总体构想,约翰逊总统在1966年就宣称要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际局势的逐渐缓和,尼克松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推行的灵活反映战略和逐步收缩战略改为现实威慑与谈判缓和战略,逐渐以缓和代替冷战,企图在缓和的气氛中推进和平演变。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由此,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在尼克松时期有了明显改善。尼克松的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那本《1999不战而胜》的著作之中。卡特总统上台后,进一步提出要实行“人权外交”,并以“人权总统”自居。里根上台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更为强硬的政策,指责苏联是剥夺公民自由与尊严的集权主义国家,叫嚷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提出在当前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是导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里根执政时期对中国的政策也有所调整,那就是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渗透,以影响中国的改革走向。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美苏关系、美中关系的缓和,乔治·布什总统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构想。“超越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以加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的政策设想,运用软、硬实力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崛起和繁荣。
　　历史和现实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毫无例外地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作为其重要的战略使命。虽然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卡特的“人权外交”,还是布什的“超越战略”等等,其实质都是一致的。正是在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影响下,东欧和苏联纷纷“改旗易帜”,共产党的领导被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被改变。虽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内部出了问题,但是内部发生的变化是与外部的长期影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西方国家长期坚持不懈的渗透和颠覆活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那么快地垮台。
　　2.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进一步把“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矛头对准了中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中“和平演变”的分量越来越重,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利用电台广播、书籍报刊、电影电视、新兴媒体、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渗透。同时,为中国的所谓“民主力量”提供物力和财力援助,支持其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并通过吸引和资助中国的一些留学生,物色和培养崇拜西方民主政治的所谓精英,作为“和平演变”的后备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加速推进其“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攻势,并直接插手了中国的“六四风波”。在中国平息风波后,美国等不仅通过“地下通道”组织开展帮助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所谓“民主人士”逃跑的“黄雀行动”,而且公然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技术制裁。1990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由此揭开了重点攻击中国人权状况和中国社会制度的大幕。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自认为其“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了成功。由此中国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继苏联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为了实现“和平演变”中国和所谓要在地球上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制度的目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采取了一整套“诱压兼施”“接触加遏制”的策略手段,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最主要对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认为昔日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已不复存在,中国的利用价值已大大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后,维系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美国认为有必要联合中国应对苏联的扩张。苏联解体之后,当年促使中美缓和关系的外部安全因素与战略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据此,一些美国人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不再那么重要。声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铁幕已经落下,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正在向全球各个角落扩展。我们不再必须全力提防来自苏联无所不在的危险,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了。”“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尤其是克林顿作为总统候选人在1992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更明白地表达了美国一部分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他说:“在中国,那些年迈的统治者对民主、人权和控制危险武器大扩散的必要性表现出不加掩饰的藐视,(乔治·布什)总统对这些统治者百般娇纵。在我们看来,这种忍让在冷战时期作为一种战略需要也许是对的,因为那时中国是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认输,打中国牌已经毫无意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把“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断崛起心存芥蒂,坚持把中国看作其“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惶恐和不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经济政治固有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而成为冷战后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但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其顽固的冷战思维和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把中国崛起这种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互利双赢的现象看成一种对已有国际局势的威胁,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对其地位和利益构成挑战,从而疑虑重重。“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不是文明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等文章,将基督教文明同儒家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人为地对立起来,认为冷战结束后已形成西方文明对抗非西方文明的局面,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要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爆发,即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紧密相连,这种论调认为,“非西方模式的”“非民主的”中国的崛起会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所谓威胁,公然把中国列为“新崛起的霸权国家”。为此,1999年6月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向美政府提出了对华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事实证明,这些建议早已不是停留在决策参考层面上的东西了,而已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美国这些年来一系列的西化、分化行动上,不仅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筹码,而且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并明目张胆地在所谓“重返亚太”旗号下加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逐步形成了军事上对我东西夹击、三面包围的态势。
　　3.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和根本目的
　　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目的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为了通过和平演变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制造“舆论攻势”。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念,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互联网等各种传播媒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所谓“舆论攻势”,大搞文化殖民主义。尤其是在网络化时代,国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向社会主义国家全天候、全方位地宣传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互联网还成为西方国家攻击诋毁中国和兜售其价值观的重要手段。随着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体格局的重大变化。新兴媒体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广泛和深刻,并成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主要渠道。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在社会主义国家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并兜售其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全球民主论”“文明冲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消费至上论”“个人中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
　　二是利用经济贸易往来以实现“商政互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建立和保持着日益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西方国家认为,经济上的密切往来为其推进和平演变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正如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驻华大使詹姆斯·萨瑟所说:“我们同中国进行贸易时,我们不仅仅是向他们推销货物。当美国企业界人士到那里去办工厂时,我们不仅在商业上同他们打交道,我们也随之带去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我们的某些习惯以及我们的一些文化。这就是我们最终要使他们同我们的人权概念更紧密地协调一致的办法。”为了达到利用经济交往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往往以经济活动为掩护,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私有化”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攻击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制度,主张全盘私有化。甚至通过收买企业界及党政界干部进行政权颠覆等非法活动,以实现其所谓“以商养政”和“政商互动”。
　　三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以形成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支持和帮助中国的所谓“反对派”“民主进步势力”,是西方国家从内部瓦解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关键步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就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身上,随后又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他们相信,“与东方的接触越多,我们使东方受到西方榜样的影响就越多,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引起变化的内部力量”。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西方国家通过扩大学术交往、设立基金会、提供奖学金、开展合作研究、进行培训等途径,想方设法拉拢“现在的一代”,物色、收买、培植“亲西方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不断走向各级领导岗位,以掌握越来越重要的权力,从而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并把为此而进行的大量资金投入看作“给共产主义提供一笔合乎礼仪的安葬费”。
　　四是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制造“分化”“分裂”。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以达到其“分化”“分裂”中国的目的。比如,在西藏问题上,对“藏独”分裂势力,不仅政治上庇护,而且经济上援助;不仅在国际上为其提供活动空间,而且在舆论上为其助威造势。美国国会两院每年都要举行所谓“西藏问题听证会”,一些人还公然宣称“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奥马巴执政后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多次会见达赖。又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始终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以“两面手法”牵制我国。一方面在国际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一方面又阻挠和反对中国的真正统一,不断向台出售各类先进武器。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台湾这个“民主的橱窗”“民主的灯塔”和“民主的经验”,引领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转型。再比如,在法轮功问题上,对中国取缔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的行为横加指责,认为是所谓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五是利用“人权”问题推行双重标准的“人权外交”。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又使人们对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由他们自己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和谁也不允许违背和怀疑的人权观,为了捍卫和维护西方的人权观,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制造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强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论”和“主权过时论”等,并肆意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人道主义灾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向国会提交一份世界人权的国别报告,年复一年地对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妄加评论,其中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其攻击的重点对象。更为可笑的是,美国作为全球的“人权法官”不仅对自己的人权问题置之不理,而且在实施“人权外交”的过程中奉行典型的双重标准,对自己、对西方的“文明集团”以及亲近西方的国家是一套标准,而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标准。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手段有个集大成之作,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十条诫令》。这个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的东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对付中国的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而形成的。据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7月号披露,《十条诫令》的主要内容如下:(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子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5)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6)在任何情况下都传扬“民主”。一有机会,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丧失信用。(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9)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中国有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同资本主义进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不能不看到西方敌对势力确实是在同时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于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我们自然是不能不加以提防的。(原文标题为《论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性、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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