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任何阶层代言 经济学家讲话要超阶层_经济时评_财经纵横_新浪网
不为任何阶层代言 经济学家讲话要超阶层
http://finance.sina.com.cn 日&06:50 中国青年报
　　刘效仁
　　2005年3月，著名经济学人郎咸平先生在香港媒体上抛出万言书，《呼吁港区人大提案保障港商权益―――关于成立港人投资权益保障基金的建议》(3月29日《中国青年报》)。但随即引发质疑：郎咸平到底在替谁说话？“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环境。”如此回应可谓掷地有声，如此公开承诺
“不为任何阶层代言”，需要可贵的勇气和无私的情怀。
　　从原理上看，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它正在走向科学。所以，经济学家必须首先坚持经济学的客观立场。由于经济学家以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来观察和解析经济世界，所得出的结论就能够超越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为某一个阶层代言。国外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只有鱼才成群结队，经济学家应该特立独行”。所谓“特立独行”，既是指经济学立场，又是指个人创见和独立思考。是故，“不为任何阶层代言”才是经济学家应持的本色立场。事实上，只有从经济学出发，而不是从别的什么功利出发，与任何阶层或集团保持应有的距离，才能使经济学家的研究和论证达到公正持平的终极目标。所以，我们评判一个经济学家是否公正独立，并非是看他怎样说话，而是看他说了什么话，是不是真话，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无论公平改革国企、保障农民工权益，还是制止医药价高、解决群众看病难等，都是超越阶层利益的。
　　但要做一个“不为任何阶层代言”的独立学人，必须具有专业精神和道德支撑。因为，作为一个个体，由于从业经历和服务机构的不同，经济学家肯定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最终导致其中一些人“屁股”决定和指挥“脑袋”。可见，要在学术活动中，保持中立、独立的立场委实不易。
　　值得忧虑的是，时下能够公正持平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上海证券报》调查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高校或科研院所。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日《南方日报》)，要让他们在发言中保持中正、公允的立场，摆脱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取向恐怕很难。正因此，“不为任何阶层代言”才显得弥足珍贵，更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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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该怎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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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在武汉剧院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会”上，经济学家茅于轼特别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说的话总跟老百姓说的话不一样？（4月1日《武汉晚报》）
　　这确实是个问题。近来，经济学家的话语立场倍受争议。比如茅于轼本人，就因为“廉租房厕所问题”，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经济学家该怎样说话，之所以比其他领域专家更受争议，因为经济学家所切入的，总是民生问题，或者说，总与某些人的切身利益相关，而这某些人，有可能人数很多，也有可能人数很少。
　　今年两会上，有企业家代表炮轰经济学家的立场问题，认为“御用经济学家”太多，应该来一场革命，有更多的“草根经济学家”来为更多的平民说话。
　　茅于轼对自己提出问题给出的答案是，经济学家说话，一般是站在全社会的角度，考虑共同利益的问题，以求达到“供需平衡”状态，而老百姓说话，不可避免地从自身所在群体的利益出发，相对而言，不够客观和全面——差异由此而来。
　　这话说得不中听，但有道理。不过，这话也说得不够全面。
　　我倒以为，经济学家的话语立场不可一概而论，经济学家内部，也可以有所分化，有所争论。
　　比如，“御用经济学家”并不一定需要彻底否定。政府主舵着我们的经济大船，没有一定数量的、学识拔尖的经济学家作参谋，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做到科学化，高效化。
　　再比如，像茅于轼式的独立经济学家，正是要做到“身在其中而游离于外”，能够从大众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和发出声音。
　　还有，两会上的人大代表呼吁“草根经济学家”，也未尝不可。如今的“御用经济学家”不少，“独立经济学家”不多，但“草根经济学家”却几乎空白，茅于轼说经济学家不该站在某一群体利益的角度，但事实是，真正能为大多数平民甚至低收入群体说话的人不多，经济学家就更少，有这样的人出现不是坏事。经济学家内部有分化，有争议，无论从立场上，还是从学术上，可能更容易催生更合理的经济政策。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无论归属哪一类，经济学家要凭良心说话，不是凭钞票说话，这倒是所有经济学家必须恪守的准则。
本文来源：武汉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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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经济学家都在替谁说话
求善与经济学具有内在统一性。作为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当把求真与求善有机统一起来。求真要求经济学家尽可能准确揭示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不人云亦云，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也不怕被大众误解。求善要求经济学家应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仅仅是利用经济学知识工具为一小部分人利益或个人利益服务
&&&&近日，钟伟一番“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的大胆言论惹怒了网民。比起他的前辈来，钟伟的立场走得更远。举例来说，樊纲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讲道德，张维迎说过经济学家要坚持理性，但都未曾或未敢公然宣称替百姓说话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所以，人们对他的拍砖是情有可原的。
&&&&撇开钟伟文章中的专业傲慢和对百姓利益的鄙视不论，抽象地看，科学以求真为己任，人文才是求善的。如果经济学也算科学的话，当然应该说真话。但真话并不是人人都爱听，比如在官场上，说真话的人往往就得不到提拔重用。正因为真话不讨人乖巧，所以说真话往往需要勇气。比如这回钟伟的“说真话”，我想他是仔细盘桓了一番的。
&&&&还需澄清一个问题，经济学者不替百姓说话并不表明他们就没有百姓情怀。只不过在他们看来，百姓的利益并不总是对的，因此不能老百姓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否则，就像钟伟反推的那样，一个学者沾染了这样的习气，极可能产生这种情况：既然你可以媚众，也就可以媚官媚富，因为本质上它们都是一样的。而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一个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者更容易和权贵合谋。在这一点上，钟伟是对的。
&&&&但学者的求真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没有立场和倾向性呢？一些学者或许会这么认为，但我觉得完全抛开倾向性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在将求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比如给政府提政策建议时，这个政策将会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是要仔细考虑的。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造福于人类与社会。也就是说，是求善。在这里，求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求善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犹如火车前行，既要有动力，也要有方向和轨道。单有动力或者单有目的，都不行。单有动力的推动，社会的发展就会走错方向，变成一个危险的社会。单有目的的引导，社会就得不到发展。
&&&&具体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也是一样。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深层次就是利益分配问题。求善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利益问题。所以，从本质上看，求善与经济学具有内在统一性。作为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当把求真与求善有机统一起来。求真要求经济学家尽可能准确揭示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不人云亦云，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也不怕被大众误解。求善要求经济学家应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仅仅是利用经济学知识工具为一小部分人利益或个人利益服务。
&&&&以此观照，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则没有很好地将两者统一起来。在经济学成为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甫的时候，我们遗憾地看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边际效益却在下降，以至到现在，名声开始变得有些不好听了。这跟经济学家没有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的知识工具，为社会的向善作出有益的努力有关。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长期鼓吹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人人为自己即为大家的世界观，腐败有理、效率第一的“改革方略”，以及GDP就是一切的庸俗发展观，等等。某种程度上，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这些都是大实话、真话，但离开了特定条件，试图把这些“真话”移植和运用到社会时，它就变成了现实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处世哲学，弱肉强食的行为准则，一句话，让整个社会失去了灵魂，或者说，一切向钱看就是社会的灵魂。
&&&&以钟伟近来的言论为例，有批评者已经指出他前后文章的逻辑不一致，存在出尔反尔的现象。比如，钟伟在一篇谈房地产的文章中，非常肯定地认为，即使整个房地产崩溃了，对中国的金融系统也不会带来多大损害，但现在，他的态度来了一个近乎180度的大转弯。尽管人们不愿怀着恶意去揣测钟伟与房地产商是否有利益瓜葛，以其对求真的看重，只能认为钟伟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但这也说明，“真”是可以随着时间和条件的推移而变化的。
&&&&所以，对于学者来说，求真固然重要，求善亦不可偏废。正确的做法是，以求真之道谋求善之事，我认为，这应该成为学者的使命。（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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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我们的经济学家，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
经济学的最简单原理告诉你，无论你站在哪边，在经济上对国家都没有损失，同样是为了国家，“牺牲”谁，“维护”谁，就看你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了。你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当然就会说出前面那位经济学家的豪言壮语：我们不是为老百姓说话的！——本文的结论
对一些经济学家的大放厥词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他们敢说贫富差距还不够大，敢说房价还不够高……特别是厉以宁，有人曾经总结了厉以宁语录，逐条批驳。周六，看了电视才知道，有一位经济学家居然敢把话“挑明”：我们不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于是得到了sohu网友的大骂。这位经济学家还把sohu告上了法庭。
敢说出这话的人是很有勇气的，应该说，他说出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心声”。他们说话可能有种种目的，但这些目的已经很明显都不是为了老百姓。我不禁想问，国家培养你学经济学是做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就是为了百姓从经济发展中受益？这不免让我想到孟买爆炸时的现场画面：在印度最大的城市中，一群人那样的挤在火车里，连门都没有关。相信外国人开了这样的景象首先会想：印度经济的高增长体现在哪了？中国也是一样，经济发展不能仅是数字上的增长，还得能让百姓得到实惠。你，经济学家，不为了百姓，还想为谁？
周末听了很多媒体对那位经济学家的批评，大多是从道义上、道德上、哲学上、政治上进行批驳。我想，作为经济研究的一员，不妨从经济学中，选用最简单的原理来批判这种人的行为。
经济学虽然是科学的一个门类，但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也用数学模型但由于影响因素很多，所以主观性较强而且并不是很精确。我们从那些股评人士的话中可见一斑。
经济学讲究资源的优化配置。福利经济学中的埃奇沃思盒装图是微观经济学中一个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假定X、Y两种商品在A、B两个人中分配，怎样才能使两个人的效用（也就是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通过对无差异曲线的分析，得到结论：在不能有帕累托改善时，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整个社会效用最大。这种状态并不是唯一的点，在盒装图中，他是一条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点都是最优。然而问题是，这条线上不同点的资源配置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些经济学术语可能比较深奥。举个例子，社会上只有两个人A、B，他们分配汽车和住房两种产品各10件，对于社会来说一下三种分配情况总效用是一样的：情况一、A有9套住房1辆汽车，B有9辆汽车1套住房；情况二、A有9辆汽车1套住房，B有9套住房1辆汽车；情况三、A有5辆汽车5套住房，B有5套住房5辆汽车。前两种情况只明显的分配不均，第三种才是公平分配。这仅是一个例子，但说明的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有很多主观成分。同样是让社会达到最优，我可以发表观点说“应当让A有9套住房1辆汽车，B有9辆汽车1套住房”，也可以说“应当让B有9套住房1辆汽车，A有9辆汽车1套住房”。对于社会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对于A、B这两个人来说就是天壤之别，分配的情况差距很大。主观性是经济学的一个特点，也就造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发生，我想经济学家们都很清楚。所以，不要口口声声的说“为了国家，我们必须牺牲一部分人”，特别是牺牲穷人。经济学的最简单原理告诉你，无论你站在哪边，在经济上对国家都没有损失，同样是为了国家，“牺牲”谁，“维护”谁，就看你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了。你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当然就会说出前面那位经济学家的豪言壮语：我们不是为老百姓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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