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平等的断想
&平等是人类永远的理想，而不平等却是人类最现实的处境。要有平等的理想，但又要正视人类不平等的现实，这应该是对平等的基本态度。
&平等永远是令人激动的字眼，人人当家作主的理想，其目的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但却有绝对的理想。一位西方政治学家曾指出：“平等作为一种抗议性的理想，激励着人们对精英统治的抗争，对宿命和命运、对出自偶然性的差异、对特权和不公正权力的反抗”。不过平等的理想也是所有理想中最难满足的理想，其他种种理想都可以通过努力有可能达到目标，而追求平等的努力几乎没有终点。应当习惯于把人类的不平等看作是无法彻底改变的一种命运，只有理解生存的处境，才能对平等的观念有理性的认识和评价。
&经常听到“人生来平等”这样的说法，这固然没有错，但不要忘记这种平等只意味着做人的权利，而不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应得的财富。人既生而平等，又生而有别，无穷多样化的人性，即个人能力和潜能的差别幅度之大，乃是人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才是常识。即要学会以平常心看待不平等，又要看不平等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下产生的。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给每个国民都提供了一个均等的自由竞争机会，但由于个体的差异、能力的大小、后天的培育以及投资的多寡结果却只产生少数富人。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如前苏联和我国还有朝鲜等都是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终极目标而追求结果平等，在这一特定条件下由于每个人的贡献、权力不平等而造成有政治权势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收入悬殊是必然的，同时由于这种体制内不可能产生竞争机制，使得不劳而获者滋生蔓延，最终导致物资极度匮乏和大面积饥荒也是不可避免的。最为诡异的是改革开放使我们首先打破了“平均主义”而梦想共同富裕，但三十年过去了，经济数量是增长了，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市场规则相配套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分配法则，因此社会财富的分配既不根据计划经济时期的“按人分馒头”模式来分配，也不根据私有产权的市场规律来分配，形成了“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一人间奇迹，体制内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来分配社会财富，在这个系统下探讨平等和公正问题是最最愚蠢的，因为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平等可言的系统，连最起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最基本的元素都荡然无存。
&为自由、民主而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是由国家强制推行一些准则所规定的，将平等扩展到道德与社会行为的准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自由、民主精神最主要的表现。而自由、民主也必然造成结果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的结果是不会伤害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由此可见自由、民主社会里的不平等是正常的，是可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而专制和极权社会里的不平等是需要反省的。
追求平等最诱人的口号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凡以人民的名义来诱导和号召人民达到绝对平等的诉求，通常都是乌托邦，绝对化的平等理想，在实行时最容易导致相反的结果。要对那些声称代表大多数人、穷人、弱者利益的政治诉求和口号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怀疑，因为帮助穷人摆脱困境，与实现平均意义上的平等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改变穷困的方式，只能是尽最大努力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竞争、创造财富，而不是以大多数人、穷人的名义，用暴力的手段来打家劫舍“均平富”。财富占有面前的人人平等，不过是一种幻想，若把这种幻想当作行动纲领，其结果便是贫穷面前人人平等。现实的、可行的平等，只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公正的法律意味着：它是一种能够保障每个人最大限度的同等自由和权利的社会体制。在这里，平等的含义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
&今天，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而我国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虽然不能保障绝对的机会或起点的平等，但它却向所有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机会。权力、职位和社会角色的开放，意味着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努力就能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
&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结果的绝对平等更加不可能实现。不平等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是不可能消失的。我们在为消除不平等而奋斗，这是永恒的理想，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只能接近目标，而不可能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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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会均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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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是由于机会不均等,然而,机会均等这一“舶来品”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是有其前提的,本文在分析机会均等前提的基础上,指出机会均等的启示意义,并根据经济学理论及我国实际提出一些旨在减少机会不均等的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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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四.“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
　　如今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谁?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世公知”。道理很简单：谁不赶快灭亡中国谁就混不下去，谁就必然最急着灭亡中国。美国想灭亡中国不假，但美国到了不马上灭亡中国就混不下去的地步了吗?美国至少有相当一部份人在靠中国发财吃饭，就凭这，美国内部就不可能一致，就不那么容易下决心马上灭亡中国。
　　中国的“普世公知”不同。他们心中有数：不赶紧灭亡中国，自己就要灭亡。由他们“顶层设计”、一手包办了几十年的世纪性大骗局已经山穷水尽，“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照老样继续往下混了。一旦骗局彻底破产，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必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被要求对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切决策言行全面负责、彻底负责，必将面对全面的清算、彻底的清算，必将面对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们会傻不楞登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不先下手为强、赶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抢先灭亡中国才怪――只有中国灭亡了，自己才可能逃避掉历史的清算。狗急了忍不住要跳墙，弥天大谎即将破产的大骗子忍不住要孤注一掷杀人灭口――逻辑关系利害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有中国这帮“普世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自发免费当内应，美国即使没想灭亡中国也不由得不动心了;即使没打算马上灭亡中国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了――“苍蝇不抱没缝的蛋”、“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此结论根据何在?就在眼前的实事中。
　　如今不管中国哪派，还有多少人继续坚持否认中国如今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道德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等事实?但承认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承认问题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单向的主观行为，可以符合实际，也可以不符合实际;改造世界是主客观双向的互动行为，必须符合实际――画老虎可以随心所欲，跟老虎打交道不能随心所欲。任何中国人，只要真心想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得不实事求是;而只要实事求是，即使一开始政治上超越左右、不设立场，一旦着手认真调查研究试图解决哪怕一两个实际问题，就必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得不跟“普世公知”们的这条那条“顶层设计”迎头相撞、直接对抗：
　　――贫富悬殊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樊纲)――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制造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是改革的需要，社会根本就不应该平等，而应该拉大贫富差距，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不平等”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吴敬琏说：“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厉以宁说：“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吴敬琏说：“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机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天然合理，谁不满意谁就是“对大家庭没有群体认同感”。总之贫富分化没关系，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让不满的人“调整心态”就行。
　　――根据厉以宁的定义，“贫富悬殊”仅仅是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现象差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贫富悬殊”不是现实问题，而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观测角度问题。既然换个角度看就不是问题，那就不需要做什么事，只需要让所有的人都换个角度看就行了。
　　――穷人受穷是厉以宁的“顶层设计”：“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把“贫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仇富”、挑拨离间、破坏社会和谐。
　　――根据“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厉以宁说，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人”(用当年被鲁迅痛斥的梁实秋的话说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既然根本没有穷人，那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贫富悬殊、贫富对立。刘吉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懈可击。”易纲说：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只存在“贫富差别暴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贫富悬殊，全怪一些傻瓜经济学家大惊小怪、无聊媒体没事找事，一群笨蛋搅臭了一锅汤：“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换句话说，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有什么难的?封锁消息让大家都不知道就行了。既然根本不存在贫富悬殊，那还有什么社会矛盾激化问题?既然没有社会矛盾激化问题，那“解决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就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贫富悬殊问题根本不存在，纯粹因为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所以吴敬琏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把“贫富悬殊”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对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破坏改革开放、岂有此理、罪大恶极。
　　――根据萧灼基的“顶层设计”，贫富悬殊没什么了不起――“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根据这条“顶层设计”，对贫富悬殊问题置之不理就完了，哪用得着大惊小怪兴师动众解决?
　　――使中国老百姓保持贫困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李剑阁);“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吴敬琏);“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茅于轼);“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刘吉);“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郑必坚)――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谁想解决贫富不均谁就是蓄意破坏改革。
　　――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张曙光);“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茅于轼)――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腐败是个好东西，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好事，大好事，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消灭，而且应该保护。
　　――制造“利益集团”、大规模以权谋私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以权力创造市场”(杨帆);“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张五常);“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张维迎);“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刘吉)――这些“顶层设计”是“一盘很大的棋”：只有大批制造出“利益集团”、让以权谋私泛滥成灾，才能证明共产党“天生邪恶”、必须推翻、必须消灭。
　　――根据“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可恶，反腐败才可恶――朱学勤说：“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张维迎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樊刚“证明”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腐败，用不着大惊小怪：“什么叫腐败呢?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既然“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那么“卖肉挑肥拣瘦的腐败”跟“从国库盗窃个几千亿的腐败”就没什么两样。既然没什么两样，要监督公权反腐败就得一视同仁，怎么监督盗窃国库上千亿就得怎么监督卖猪肉。既然“监督是有成本的”，这么多的监督成本无论如何也赔不起，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一个都别监督了，干脆公权“民营化”、市场化：卖肉的公权“民营化”，政府的公权如军队警察法院国库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民营化”――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要么别反腐败，要么国家政权私有化。
　　――根据张维迎的“顶层设计”，根本就用不着为中国社会的任何问题伤脑筋：“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五常宣布：“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社会性道德沦丧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市场经济不讲道德，经济学家道德沦丧理直气壮，坑蒙拐骗、“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振振有词――“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赵晓);“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我93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骗子出现的程度，跟市场经济的程度成正比，他不骗你，你的制度怎么完善，怎么知道怎么防范?”(樊纲);“市场制度最道德”(张维迎);“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钟伟)――根据这些“顶层设计”，中国社会性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是大好事，谁反对谁就是破坏市场经济、破坏改革。
　　――环境污染、豆腐渣工程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环境污染、天灾人祸都是好事，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大惊小怪，而且应该拍手叫好。
　　――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城镇化”(国务院文件)、“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厉以宁);“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李扬)“物权法专家组组长江平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获得“改革红利”的不二法门，谁妨碍谁就是跟改革过不去。
　　――“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美国，间接帮助自己，是一个双赢。”(林毅夫)“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龙永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融入世界”、“中美国”……
　　――“以改革的名义掠夺”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厉以宁);“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盛洪);“对没有合法权利来源的私有财产，物权法也照样应该予以保护”、“即使是抢来的财产，也不能被随便抢走”(江平);“最大程度宽容民企不规范”(汪洋);“企业家不依法纳税的现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错误”、“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张维迎);“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刑法》要重新法典编撰制订，很多罪名要合并，不能说什么罪名都可以搞企业家”(陈有西);“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劳动不创造财富”(茅于轼)、“‘恶意欠薪’属于劳资纠纷”、“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恶意欠薪入刑会“从外部刺激劳资对立”(贺卫方)――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抢劫国家财富合法，抢劫穷人血汗合法;白拿富人的物质性商品不给钱是抢劫，算犯罪;用“恶意欠薪”白拿穷人的劳力性商品不给钱不是抢劫，而不过是“劳资纠纷”，不算犯罪。名为改革，实为掠夺，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又：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向来高，而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数;毛泽东时代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正数。吴敬琏突然宣布：“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然后闹着要把国有银行全部卖掉，还不准人说“国有银行被贱卖”，因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这边国有银行钱不见了，那边同步冒出来一批没有任何正当发财手段的暴发户，其发财速度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都望尘莫及，而且个个跟国有银行某管理人员有某种关系。不等国有银行的主人翁有机会查帐，“普世精英”们就急急忙忙要把国有银行都卖掉销赃灭迹，叫人永远都没法再查帐追究。个中奥妙不言而喻。)
　　――“言论自由只属于‘普世公知’、不属于老百姓”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张维迎);“对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应当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严厉镇压、“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你们这些人算个屁”……
　　“普世公知”们几十年来“顶层设计”的实际内容和真正后果：
　　――勾结国际垄断资本消灭中国民族工业、伙同世界银行合谋对付中国国有企业、把中国的国家主权拱手相让、里应外合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消灭中国的一切骨干民族工业，肆无忌惮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水利、新闻、森林、草原、土地、房地产、矿业、航空、能源、通讯、铁路、医院，甚至军工企业、公共供水系统等要害领域都对外资开放，任凭外资控制中国城市水务(美国的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导致中国28个战略产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
　　――让国际垄断资本家肆意掠夺压榨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操纵中国经济的定价权、迫使中国人始终处于“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的极端屈辱、极端受害的境地、中国的战略资源稀土卖得比面粉还便宜还宣布“我们绝不对各国封锁稀土原料的出口”、中国煤炭被贱卖得让日本拿了去填海、中国60%的食用油依赖进口、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几周、任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产业被外国财团控……
　　――让外资低价圈占中国大型金矿、控制黄金产业、放宽黄金出口、严控黄金进口、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拱手让人、向外资贱卖国有银行股份、把十几亿中国人民用受尽盘剥之后残余的微薄收入积累而成的天文数字的万亿血汗财富换成美元白条、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贬值全部侵吞(仅“两房”债券就使中国损失4500亿美元，超过甲午战争年中国损失的120倍。如今美日更进一步肆无忌惮以本币贬值代换人民币升值洗劫中国：去年以来日圆大幅度贬值，G20峰会却对日圆贬值只字不提，实际为各国货币贬值开绿灯，美国却咬住中国不放，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狂印钞票、自贬本币币值。可以预见中国对美元、日元的货币兑换损失恐怕将达上万亿，其最终后果必将是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继续飞腾，直到达到天文数字，中国的亿万外汇储备将迅速变成一堆废纸);甚至在美国政要公开宣布决不会还债、美国通过法令宣布“抛售美国国债视为对美国的战争行为”之后仍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强行关闭左派网站，彻底封锁中国人民了解购买美国国债的一切渠道，使中国人民无从了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情况……
　　――制造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中美国”――美国不必生产、只印刷美元欠条就买下中国的工厂、拿走工厂的产品和利润、甚至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上只要贴上美国商品标签转手在中国市场售出便获得几倍的利润，如苹果手机、耐克鞋、名牌服装等。使中国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消费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四倍以上，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占人口一半的农民从总体上还属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人口。(据中科院的报告，2011年中国被美国免费拿走的财富达3.6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当年总产值一半。一年的损失就超过旧中国一百多年的损失，使中国实际上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使中国建成的高效生产能力成为为美国服务的工具、对外奉送财富的工具)……
　　――不顾中国地震、冰灾、雪灾、旱灾、泥石流等灾难频发、不顾中国失学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教育费用高昂、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等现实，在全世界到处撒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全球化”、“负责任大国”、买美国国债、买欧洲债券、买希腊国债、救美国、救欧洲、到处免除外国债务、仅2009年一次就宣布免除50个国家25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在日本右翼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坚持否认南京大屠杀、坚持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情况下鼓吹“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跑到日本宣称“决不延续仇恨”、大张旗鼓把日本核污染食品进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民……
　　――使中国社会贫富极端分化、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公德全面崩溃、社会治安空前恶化、到处是冷酷无情、到处是尔虞我诈、到处是荒淫无耻、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环境污染登峰造极、贪污腐败穷凶极恶、无官不贪、官员个个富可敌国、中国的“三公”消费占的国家预算比例世界第一……如今中国人民处于世界上最低最贱最掺的境地、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饭碗福利最没有保证、前途最渺茫、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人替他们说话，还要忍受拖欠工资、物价飞涨、假冒伪劣商品毒害、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饱受封建把头黑社会欺凌等无孔不入的敲骨吸髓的层层压榨，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任何保障……
　　――对中国老百姓穷凶极恶：开口闭口“民智未开”、“民粹”、“愚民”、“屁民”、“刁民”、“暴民”、“劣根性”……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只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只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3人，只抓了4个电焊工……“菜刀实名制”、“微博实名制”、“维稳高于一切”、“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严禁上访”、封杀全部左派网站、“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强迫拆迁、暴力劫访、满街警察红袖标，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车、摩托、装甲车林立、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
　　――对外来侵略百般逢迎：严禁反映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对中国渔民船员被杀害默不作声、对韩国海警打中国人听之任之、对一个外国间谍之死大动干戈、对利比亚丢掉400亿无动于衷、特意邀请公然支持疆独闹事的土耳其总理到乌鲁木齐维族聚集区表演“亲民”扩大影响、对外资公司制造的渤海海湾漏油大污染装聋做哑、东海油气田谈判丧权辱国、南海诸岛任凭外国抢占、在中国南海的三十多个钻井平台全是外国的情况下高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慷慨解囊向侵占中国领土的国家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巨额贷款甚至无偿援助、帮助侵略者用中国的钱买先进武器抢中国资源杀中国人，还振振有词：“韬光养晦”、“顾全大局”、“负责任大国”……
　　――遵照西方国家精英关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属于‘垃圾人口’、必须用高技术清除”的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议，不动声色地、灭绝人性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的隐形大屠杀――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蓄意把中国人都饿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蓄意把中国人都渴死;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黄浦江变“猪江”、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蔽日，伸手不见五指……)一步步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巨大的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毒气室，蓄意把中国人都熏死;无限制地包庇保护假冒伪劣，放纵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蓄意把中国人都毒死;无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国人都砸死;无限制地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使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蓄意让中国人都病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国人都困死;无限制地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蓄意消灭中国人的后代，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
　　――公然美化汉奸卖国贼、鼓吹卖国有理、卖国有功、分裂有理、亡国有理、“国家分裂好”、“军阀割据好”、“军阀混战好”、“天下大乱好”――“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秦桧站起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李鸿章忧国忧民”、“汪精卫忍辱负重”、“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袁世凯、蒋介石、北洋军阀皆被美化，毛泽东、共产党皆被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等革命烈士全部否定，连王二小、刘胡兰等孩子也不放过，却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为外国侵略喝彩叫好：“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中国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民族自决”、“区域自治”、“七块论”、“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香港独立”、“广东共和国”、“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
　　任何人，只要当真想把中国搞好，只要当真想解决哪怕一个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必然发现无论如何绕不过“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所有这些社会问题无一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无一不以“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为理论根据和保护伞。要解决问题，就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而“普世公知”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顶层设计”，因为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普世公知”不干实事，全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有两大命门：第一，“理论”必须与众不同――“理论”只要不能与众不同就是重复，重复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靠这“理论”吃饭的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因此“普世公知”必须绞尽脑汁标新立异拿出与众不同的“理论”来，不管这“理论”荒诞不荒诞、行得通行不通。所以“普世公知”的“理论”总是充满了异想天开和胡说八道。第二，绝对不能承认“理论”有错――“普世公知”全靠“理论”吃饭，一旦“理论”有错，那“理论”就立刻一文不值，自己就立刻丧失了存在价值。因此“普世公知”的“理论”不管如何异想天开漏洞百出，只要一出笼就必须“落地生根”，变成“金口玉言”、“老虎屁股――摸不得”、“佛象眼珠――动不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后退，要干就狠狠地干到底”，再荒谬绝伦也不能承认有错。对“普世公知”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绝对不能退让。所以人们尽管看到“普世公知”们的“理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荒诞不经，但从来看不到任何“普世公知”会承认自己的任何“理论”有错。谁敢说“普世公知”的“理论”有错，谁就得准备着他们扑上来拼命。
　　情况一目了然：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这“顶层设计”，而“普世公知”们宁可毁灭世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顶层设计”。这不仅因为靠“理论”吃饭的人必须如此，而且因为“普世公知”们完全心知肚明：自己干的一切后果太严重、责任太大太可怕了――把十三亿老百姓变成了“改革代价”，当初赌咒发誓许诺的“先富带后富”、“一包就灵”、“一私就灵”、“共同奔小康”等弥天大谎根本不可能兑现;靠自己的“顶层设计”根本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任何人只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追究问题的根源，就不可能不追查到自己的“顶层设计”，就不可能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当初他们轻松愉快挥洒自如地决策“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必须牺牲一代人”、把上亿人的生存幸福一笔勾销时，他们虽然根本就没打算有朝一日会面对这一切的后果、承担决策的责任，但自己心中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把老百姓害得有多惨，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多招老百姓的仇恨。只要想到可能面临无数受害者仇恨的目光，他们岂能不胆颤心惊?
　　看看这些事实：《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报道“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纽约时报称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美国研究报告称，由于燃煤造成飞污染使中国北方5亿居民折寿5年。美媒9日刊文称，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昂贵代价，经济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正在逐步扼杀着中国民众”、“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贵州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冻死”、“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最后的日记日期是日，最后一页日记没有日期，上面写着：一个月没吃肉了，好想吃回锅肉、烧白……这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日子”、“长得十分漂亮，曾是该厂的厂花”、“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针织厂倒闭，被迫下岗，当时只领到下岗补贴四千元钱”、“厂里有的女工沦落为妓女，靠卖淫为生。张苏玉由于没有找到工作，也不愿与她们为伍，无奈之下省吃减用”、“成都青白江区妇女李桂芳由于长年吸毒因偷盗被抓，后被送去强制戒毒，派出所和戒毒所的冷漠无情和相互推诿让只有三岁的其女李思怡只能被独自锁在家中，直到17天后的日被发现活活饿死”、“南京两幼女饿死震惊全国”、“孩子整夜拍着门喊妈妈”、“饿得趴在马桶里吃粪便”、“一次次绝望地拍着窗户”、”“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已经风干了”、“孩子的父亲因吸毒坐牢，爷爷奶奶已去世，母亲吸毒”、“暴露的不仅是孩子母亲绝望的无情冷酷，更是折射出社会生存的无情残酷”……
　　“饿死三千万”是“普世公知”的凭空捏造，“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变改革代价”、“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吉林大火死120人”、“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重庆下岗女工被饿死”、“成都三岁女孩李思怡被饿死”、“南京两幼女被饿死”……等等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普世公知”控诉共产党毛泽东，翻箱倒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编造拼凑出林昭、张志新、王实味等几颗炮弹滥竽充数;而一旦清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改革代价”站出来说话，轻轻松松就能有近上千万――“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每年死于癌症250万”、“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120万”、工伤事故受害的、病死饿死的……想想近上千万受害者及其家属满腔悲愤怒不可遏扑上来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们摧残自己的情景，能不让“普世公知”们不寒而栗肝胆俱裂吓得满裤裆拉稀吗?能不让他们发狂般不顾一切要避免这种前景吗?而要彻底避免这种前景，就必须灭亡中国――只要中国存在，就不免有人想把中国搞好;只要有人想把中国搞好，一旦有机会就不可避免要当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要当真着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只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就不可避免追究“顶层设计”者的责任――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连环套，最基础的一环是“中国存在”。因此“普世公知”只要想彻底逃避自己“顶层设计”的责任，就必须先下手为强，灭亡中国、消灭一切苦大仇深的受害者，“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利害关系就是这样简单明确，没有任何动摇的余地。不管他们如今如何东拉西扯上推下卸找借口编理由，核心只有一个――胡搅蛮缠，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其他全是废话。&
　　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独立性，必须依附于其它阶级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这撮“毛”要么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吃饭，要么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吃饭：“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点准死穴，一语中的：一个“附”字，彻底道破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全部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把他们的行为特征、气质本性剖析得淋漓尽致――经济上不独立，不仰人鼻息不能生存，那又何来思想上人格上的“独立”?再清高自傲臭架子十足也是装的。依附于人还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瞧不起工农大众，怎么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即便有多党制，能想像文人知识分子凝聚起一个不是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而是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政党吗?――就凭“文人相轻”，别说“吸引广大工农群众”，连“容纳广大工农群众”都不可能。)这样的群体政治上怎么可能不极端孤立?又怎么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再鼓吹“政治独立”也是不自量力的吹牛皮。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是个客观规律，并非毛泽东的编造。不论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根本体制从来都是统治阶级说了算，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听吆喝的份，根本方向大主意从来轮不到他们拿。比如中国自汉朝以来不论哪朝哪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从来都是统治者规定好了再让文人知识分子照着执行，决轮不到文人知识分子来说三道四决定取舍。凡“有为之君”其实都心中有数：文人主要的现实作用是制约武将、平衡权力，只能当狗用，不能挑大梁――乾隆皇帝公开宣布，文人“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国家的根本体制、根本决策决容不得他们说三道四。中国如此，美国其实也一样。据2000年统计，美国的传媒娱乐业几乎被五大财团垄断，五大财团中有三家是犹太老板。美国虽然号称“言论自由”，媒体无数，但所有的媒体言论都不能违背这五家大老板的意志，一切不利于犹太人、宣扬公有制的言论都休想自由发表，谁不老实谁丢饭碗，甚至蹲监狱――“日讯，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40岁的美国人杰夫.奥尔森在人行道上用水性笔涂写了反大银行的标语，他现在因此面临13年监禁。法院已经拒绝了其律师援引美国宪法关于自由言论的条款进行辩护的要求，裁定律师不准以‘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来辩护”。可见中国外国、古代现代的知识分子其实都一样，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必须附在统治阶级的“皮”上吃饭，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性”。
　　不承认洋枪洋炮能打死人、一口咬定用猪粪狗血喝符念咒等等就能实现“刀枪不入”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不承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口咬定用“知识分子就是国家的思考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和政府保持距离”等等就能实现“知识分子是‘皮’不是‘毛’”同样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当代中国这撮自命为“皮”的“独立毛”(或曰“炸刺琶)们另有一个名字，叫“普世公知”。
　　当年靠猪粪狗血喝符念咒对抗“刀枪不入”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因为有“太后老佛爷”的鼓励撑腰;如今靠“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否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所以蔚然成风，是因为有“胡乱邦”的煽动保护――西太后为了打倒政敌保住权力，需要利用义和团;胡耀邦为了打倒毛泽东篡夺权力，需要利用“普世公知”。为此他干了以下几大件：
　　1.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名义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从表面上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错，但实际上搞的却是一场权术阴谋。客观实际的规律是：一时的具体的实践可能否定真理体系的个别具体结论，但不可能否定整个真理体系，因为整个真理体系已经过经过长期、全面、普遍实践检验过了。用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实践”结果去推翻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实践结果是一种卑劣的权术诡计――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只收集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专门有利于否定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实践”。等达到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目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立刻就变成了“不争论”、“不要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摸着石头过河”，再也不“誓死捍卫真理”了，更绝对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一切主张搞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是“解放思想”，实际只许否定毛泽东思想，不许怀疑自己的思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权威实际也随即破产，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权威从此荡然无存，再闹“四个坚持”也无济于事。从此思想意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就完全被“普世公知”所控制。
　　2.凡毛泽东肯定的一律否定，凡毛泽东否定的一律翻案，刻意制造出“知识分子从不错，出错唯有毛泽东”的气氛。
　　3.在1982年版宪法中删除了“惩办一切卖国贼”，实际取消了卖国罪，为“解放思想没有禁区”提供了法律保障。
　　4.把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全部清除，一扫而光――反对自己的，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清洗掉;没有反对自己的，老干部以“年轻化”的名义清洗掉，工农干部以“知识化”的名义清洗掉，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别想跑掉。
　　5.独创性地发明了个“第三梯队”，明确规定选拔的标准是“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硬性规定出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后来干脆明文规定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工农干部彻底扫地出门;与此同时公开大肆宣扬选拔“第三梯队”应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假的，凡得罪自己的人全都按“处理三种人”干掉了，而且“除恶务尽”，一个都不留。因此实际上只有“内举不避亲”才是真的。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任人唯亲”合法化公开化，从此大规模提拔亲属的官场腐败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拾。
　　6.于1984年把干部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名曰“扩大下级单位的人事自主权”。从此“天高皇帝远”，一把手只要笼住顶头上司就可以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别人谁也管不了，“一把手”变“一霸手”。
　　胡耀邦虽然垮台了，但“恶魔的遗产”――“不要工农要‘公知’”、“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不但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而且不断自我繁殖发扬光大变本加厉登峰造极，全面劫持了中国上层建筑的各要害领域――不创造财富、专靠主观夸张制造“真理”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即“普世公知”们垄断了话语权，个个眼睛比眉毛还高，不但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嗤之以鼻，而且当真把自己当成了活上帝，趾高气扬重新安排整个中国，于是就有了上述那么多的“顶层设计”。
　　恩格斯说：“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然而“普世公知”们并不把玩笑当玩笑，而是假戏真唱，一本正经地“用改变事物的名称来改变事物本身”――用把婊子改名为“性工作者”来“消灭卖淫”;用宣布“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来改变“不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运作、在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对经济活动规律一窍不通”的客观存在。
　　客观规律就是客观规律，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普世公知”们如何声嘶力竭宣布“知识分子不是‘毛’而是‘皮’”，照样改变不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存在，照样改变不了“不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运作、在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对经济活动规律一窍不通”状况，照样不懂就是不懂，但“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却迫使他们必须不懂装懂，结果就是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摸着石头过河”、猴子般模仿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
　　“当官的一张嘴，小兵拉子跑断腿”。只有当过“小兵拉子”、对“跑断腿”的滋味深有体会的人当了官才会懂得一个常识：当官的这张嘴不能乱动：稍微歪一点，轻则人仰马翻，重则血海尸山。一贯脱离实际、脑子里只有教条没有人、靠胡乱邦的反毛邪风突然一跟头翻上天当上“领导阶级”的“普世公知”们当然不可能有这点常识。他们跟那个乱邦小丑一样，骤登高位，全身膨胀，趾高气扬，乱蹦乱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视亿万生灵如粪土，拿国家大事当儿戏，“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随随便便一开口就轻松愉快地把十几亿中国人变成了“改革代价”，把无数家庭的生存福趾一笔勾销――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如意：一切交给资本家就万事大吉，自己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坐享其成了。然而实际的发展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自作聪明到处碰壁：“普世公知”不是独立的经济力量、对经济体系的运转没有发言权的依附地位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生产力”就不复存在，资本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文明”就改变运行规律而乖乖按他们的愿望运作，资本家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生产关系”就乖乖听他们安排指挥。他们原以为可以“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卖就灵”，灵了就大功告成一劳永逸;实际结果不但不灵，反而激化了各种现有矛盾，制造了无数新生矛盾，按倒葫芦浮起瓢，四处起火八下冒烟，搞得“普世公知”们焦头烂额狼狈透顶，最后不得不乞灵于权力――靠权力维持神话，靠权力拆东墙补西墙、靠权力借新债还旧债、靠权力撒新谎圆旧谎，靠权力“把蛋糕做大”延缓矛盾爆发，靠权力制造GDP装点门面维持住“‘公知’懂经济”的神话，靠权力强行“维稳”……在毁灭环境、压榨百姓、出卖国家、损害子孙的祸国殃民大泥潭里越陷越深。
　　违反客观规律，明明“烂泥巴扶不上墙”却非要往墙上扶;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有独立性却非要硬充“领导阶级”、“领导一切”、“全面专政”，不懂装懂瞎指挥，结果不但害人，而且害己――“普世公知”后院起火，连做学问的基本环境都彻底毁光：
　　――“真理标准大讨论”使整个上层建筑不再有任何原则底线――只要用主观夸张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的“实践结果”，就可以随心所欲否定推翻任何真理、任何原则底线，凭空捏造出任何“真理”。这导致整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泛滥成灾：无所谓真理，无所谓原则，无所谓底线，无所谓做学问――只要善于编辑材料、凭空捏造、颠倒黑白、肆意夸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就能想否定什么否定什么，想肯定什么肯定什么，一切易如反掌，全看利益需要。这就开创了一个学术变权术、学者变流氓、教授变“叫兽”的知识流氓一统天下的无赖时代：不需要任何真理，不需要任何原则底线，可以以“实践”的名义否定任何真理，用主观夸张编造任何“真理”。“普世公知”用这种办法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全盘否定了中国革命，全盘否定了辛亥革命，全盘否定了中国历史，全盘否定了爱国主义，全盘否定了民族主义，全盘否定了中华民族……既然有如此简便易行方便有效的“创造理论”和“颠覆理论”的捷径，那谁还肯辛辛苦苦做学问?又何必讲求什么科学严谨客观理性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结果：“公知无知”，知识水平全面退化――逻辑混乱、文不对题、错字连篇、词不达意、信口开河、颠倒黑白、弄虚做假、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成了司空见惯，一言不合即破口大骂，群起而上泼妇骂街，没本事争取盟友，有能耐制造敌人，一代不如一代。
　　――“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使“学历”、“文凭”、“知识分子”身价百倍，“应试教育”横行霸道，急功近利、实用主义、“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统治整个教育界，整个教育界的学风、素质、水平全面退化恶化。
　　――“硬性规定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导致各级干部纷纷以权谋学历，教育界学术界纷纷做起了文凭学位买卖。以此为突破口，学术造假、文凭造假、学历掺水、学术教育机构官僚化权力化、职业道德破产、学术诚信扫地、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横行……上层建筑全面性道德败坏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后果是“一切皆空”，丧失一切信仰――什么理论原则都是假的，只有眼前利益是真的;什么理论原则都不管用，只有眼前的权宜之计管用。毛泽东说：“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没有理论，就只剩了盲目的实践;丧失一切信仰、放弃一切原则底线，人就退化成了没有思想、只有本能的动物，只会“摸着石头过河”。
　　“普世公知”坚决不承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不能自立而装自立当不了饭吃。拒绝附在劳动人民的公有制的“皮”上吃饭，就只能另找“皮”依附吃饭，只能附到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皮”上去。只是“普世公知”们还瞧不上中国资产阶级的“皮”，嫌小。结果就只能附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皮”上去，于是有了“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改革攻坚”、“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有了上述种种“顶层设计”。虽然“普世公知”们对经济运作一窍不通，但“附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皮’上吃饭”的利益需要、“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弥天大谎使他们必须不懂装懂。胡乱邦奉送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为所欲为――想像一下一个江湖骗子强行给人开刀的场面：根本不懂医，从来没开过刀，拿着本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的不知哪个朝代的“人体解剖图谱”手抄本就自称包医百病的“学术权威”“专家神医”，平白无故硬说别人有病，满不在乎就拿刀子往人身上乱戳，戳之前先用权力把人绑起来不准躲避，用“不争论”把人家嘴巴堵起来不准叫疼，每戳一刀还说一声“这是‘改革代价’，忍一忍吧!”然后再来一刀、再说一遍……千刀万刀把人折腾得遍体鳞伤却还说不出来人家到底是哪儿有毛病。到最后自己都说不出来该往哪里下刀子了，就说你这病不是我不会治，而是必须你的脑袋当药引，否则没治……
　　江湖骗子的无赖逻辑至此已经昭然若揭：“用脑袋当药引”不过是个借口――不给，那就不能算我不会治病，是你没满足我的条件;给，你照样活不成。而这正是骗子想达到的目标：无缘无故把人家戳得死去活来遭了那么大罪，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就凭这也非把受害者弄死不可。睹徒输急了就要掀桌子赖帐，骗子走投无路了就要杀人灭口。“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面临彻底破产了就要毁灭国家推卸责任――他们用十几亿中国老百姓做了那么残酷的实验，让国家受了那么大损害，让老百姓遭了那么大的罪，心里不可能不清楚这一切败露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现在他们最着急的就是赶紧灭亡中国。大喊大叫“宪政”为的是“政党轮替”，“政党轮替”为的是“共产党下台”――也就是“用共产党的脑袋当药引”。不答应，“普世公知”们正好把自己先前一切“顶层设计”的责任赖个精光：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不是我的“顶层设计”造成的，而是“共产党当权”造成的。答应，中国立刻四分五裂陷入战乱――在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整个社会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能在组织上维持中国统一的力量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去掉了共产党，严重对立的中国社会不分崩离析才怪――稍不如意就要破口大骂的“普世公知”们能凝聚几个人?有几个工农群众会跟他们跑?他们又能容纳几个工农群众?而“普世公知”需要的恰恰正是这个结局――中国完蛋了，还会有人追究他们“顶层设计”祸国殃民的责任吗?
　　为什么“普世公知”们如今那么起劲地叫嚷“宪政”、“政党轮替”?贼喊捉贼推卸责任倒打一耙――他们“顶层设计”了“改革代价”，“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顶层设计”了“贫富悬殊有理”，“顶层设计”了“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好事”，“顶层设计”了“污染有理”，“顶层设计”了一切坏事，如今一闹“宪政”，一下子就把自己“顶层设计”的一切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一切坏事全是“共产党一党专制”造成的，跟他们的“顶层设计”半点关系没有。就这么一闹，舆论的注意力一下子全被他们故意转移到“宪法”“宪政”之类笔墨官司上去了，还有谁记得一切问题全来自他们的“顶层设计”?当初用“顶层设计”拼命制造腐败的是他们，如今用“宪政”拼命反腐败的也是他们;过去唱红脸的是他们，如今唱白脸的还是他们。所以鲁迅说：“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普世公知”没有金刚钻，偏揽瓷器活;一撮杂毛明明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非要当顶梁柱;不自量力硬充“领导阶级”、“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知识分子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知识分子必须保持独立性”……“独立”来“独立”去，“独立”了半天，还是得附到别人的“皮”上――拒绝依附无产阶级公有制的“皮”，就只能依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皮”。为了改换门庭，用“顶层设计”瞎指挥乱折腾中国几十年，祸国殃民无恶不做，闯下了塌天大祸，犯下了滔天大罪，激起了冲天民愤，等见势不妙便急着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普世公知”死皮赖脸不肯还，要赖帐，所以急着杀债主，所以急着灭亡中国。这就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能做不能说”的如意算盘。&
　　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
　　戴旭在CCTV-7讲武堂的《近代中国强军梦》讲座系列有几点事实令人深思： 1.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泽东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2.中国自明朝开始落后，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错失了海权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权加火药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为什么?简单得很：唐朝之后是宋。宋朝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文人吃香――程朱理学横行天下，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军人地位低下――“贼配军”;岳飞的“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从反面证明当时文官贪婪成风横行无忌导致军人士气低落毫无斗志)。程朱理学横行天下导致文人的那一套不仅渗透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霸占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思维方式。在宋朝之前文人对中国人的控制程度从来没有如此严厉严密无微不至。自宋朝始，文人对中国人实现了最彻底的统治控制。结果：“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鲁迅)――“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不过是“程朱理学横行天下”的水到渠成。历史的结局就是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独霸火药火器、武器先进程度世界第一、军队数量世界第一、科技文化世界第一、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的宋朝被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己的辽、金、蒙古轮流欺负得抬不起头来，一代又一代靠割地赔款混日子苟且偷生，“大宋”=“大送”，最终灭亡。
　　明朝仍然是文人吃香(“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当了“士”就有特权)，仍然是“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到后来发展到将领出征打仗必须有文官监军的地步。“明亡与士大夫阶层不务实学，光事空谈有关系……因为熟读四书即可考取进士作大官……明人嘴上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无耻到极点，读明史阉党传，真令人怒发冲冠，阉党中，除一人外，都是进士出身”。(范文澜)
　　中国在明朝错过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错失了海权加火器的革命，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文人当权”――文人吃香，中国遭殃。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为什么?道理并不复杂。文人靠什么吃饭?靠说不靠干――不靠劳动创造财富，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更确切地说，是以孤立的个人为基础的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没有集体协作，全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奋斗)。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本质是什么?主观夸张(或曰任意撒谎)。要靠主观夸张吃饭，就必须让主观夸张有市场。主观夸张任意撒谎的反面是什么?实事求是。要使主观夸张有市场，就必须遏制实事求是，就必须证明主观夸张比实事求是高级。如何证明主观夸张比实事求是高级?制造一种理论，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如何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制造身份的不平等――宣布不干实事的文人是高人一等的“精英”。文人成了高人一等的“精英”，就可以用空话把别人的实干成果据为己有，用不等价交换不劳而获。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文人的两大需要：第一，自命“精英”;第二，脱离实际光说不干。
　　自命“精英”――只有自命高人一等，才能制造出“文人的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等主观夸张比苦干实干劳动创造的财富更有价值更高级”的神话，才能让别人花代价获取这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主观夸张，才能鄙薄劳动创造财富、蔑视劳动人民、不屑靠等价交换向创造财富的人提供服务正当谋生、追求依附权贵不劳而获。
　　脱离实际光说不干――只有脱离实际光说不干、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文人才能逃避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等客观制约，才能避免“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实打实、硬碰硬、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真金不怕火炼，是不是金子立竿见影”的尴尬，才能尽情用主观夸张任意撒谎证明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不管如何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天花乱坠颠倒黑白都不怕露馅、不怕“文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会破产。
　　“文人吃香”，意味着把文人这两大需要强加于整个社会：
　　自命“精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跟当官掌权、统治权术相关的文科类学问算学问，只有与“学而优则仕”相关的文科类文人有资格算正牌“读书人”。歧视压迫一切靠劳动创造财富的人，目空一切，专横跋扈，不承认人民创造历史，不承认劳动创造世界，不承认自己会出错，永远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责任推给别人。
　　脱离实际光说不干――不必会干，只须会吹。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实事求是敌不过主观夸张，是黑是白是鹿是马全凭文人一张嘴，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文人主观夸张出来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释、随时变化的“理论”。
　　戴旭的《近代中国强军梦》里有个例子：当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大修铁路、进入铁路带来的陆权复兴和新陆军革命时，满清王公大臣“大学士”们却以“铁路破坏‘风水’、‘龙脉’”为理由一再否决在中国修铁路，甚至把已经建好的铁路全部拆毁。这是典型的“文人吃香”的产物：“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文人主观夸张出来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释、随时变化的‘理论’”――什么是“风水”?什么是“龙脉”?全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说了算。通过主观的夸张，把“风水”“龙脉”之类主观夸张凭空捏造的“是非原则”说成高于一切的大是大非、制造出“誓死捍卫龙脉”之类压倒一切的倾向舆论狂潮，结果就是“铁路事小、风水事大”、“铁路事小、龙脉事大”。现在看起来“风水”、“龙脉”之类说词荒谬可笑，但这是迷信破产之后的事。在迷信盛行的当时这些说法不但不可笑，而且显得那么“义正词严”。虽然“风水”、“龙脉”这类具体的借口今天已经破产，但“铁路事小、风水事大”这套把戏可没有破产。不但没破产，而且变本加厉，只不过把“风水”、“龙脉”那些过时的虚无缥缈换成了今天时髦的天花乱坠，比如“民主”、“宪政”――把“铁路事小，风水事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变成“亡国事小、民主事大”、“两弹一星妨碍了民主”、“神十干扰了宪政”;把“风水龙脉高于一切”、“节操高于一切”变成“民主高于一切”、“宪政高于一切”;从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声捍卫“风水”、“节操”变成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捍卫“民主”、“宪政”……汤换了，药一点没换，仍然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文人主观夸张出来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释、随时变化的‘理论’”――用“风水”、“龙脉”、“节操”、“民主”、“宪政”等等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任由文人主观信口胡说的东西毁灭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东西：铁路、生命、国家、民族、两弹一星、神十……
　　为什么如此?简单得很：文人不干实事。要让“文人吃香”，就必须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但文人既然什么实事也不干，就没法用事实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不能用事实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又必须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就只能贬低干实事的人，就必须让干实事吃不开，就必须不准干实事――自己不干实事，也不准别人干实事，不准社会崇尚干实事，不准干实事的人吃香，竭尽全力贬低迫害干实事的人――这叫“逆向竞争”：不能证明自己强，就证明别人差;用事实证明自己正确很难，用诽谤“证明”别人“错误”很容易。而只要证明别人“错误”，就等效于证明自己“正确”、“高等”。这一套说好听一些，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难听些，叫“啥也不干的比苦干实干的高级、高等、高明”。利害关系明摆着：只要干实事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实事求是，就必须反对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就必然威胁“文人吃香”――只要社会崇尚干实事，能干实事、干出实际成果、有发明创造、促进进步的人的威信自然就高。实事求是干实事的人威信高了，脱离实际光说不干的文人的威信往哪儿摆?――当然，如果实事求是干实事的是外国人倒没多大关系，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文人吃香”没有直接威胁;但如果是中国人就不可容忍了，因为这马上会直接威胁到“文人吃香”的地位――人们崇尚干实事，就必然鄙视不干实事光会主观夸张吹牛撒谎的;干实事的中国人威信高了，说一套做一套光说不干的文人的威信就没了;钱学森吃香了，季羡林就没人顶礼膜拜了。中国人干实事取得的任何成就对文人来说都是坏事，都对文人的特权形成了威胁。“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要保证“文人吃香”就只能容忍外国人干成实事，不能容忍中国人干成实事，就必须打压中国一切干实事的人。
　　明白这就能明白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碰到外来侵略时文人总是主和――主战，要取胜就得干实事，文人干不了;让别人干，就不免大权旁落，如果别人成功了自己就不吃香了。主和，不抵抗，什么实事都不用干，不会威胁到自己“文人吃香”的地位。如果因为不抵抗而亡国呢?那对文人来说更好――外国人统治中国离不开自己，中国人统治中国离得开自己(至少他们这样认为)。这种个人得失明细帐文人算得比谁都精。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枪打出头鸟”?“文人吃香”的需要――“行高于众”，一下子就把光说不干的文人比下去了，那人家还怎么靠主观夸张任意撒谎高人一等?当然非打压不可。这是保持“文人吃香”的诀窍：光说不干，谁干实事整谁，干的成绩越大整得越狠。宁可谁都干不成，也不能让干实事的人成功。如果真闹出大乱子引起天下大乱，文人们立刻把王八脖子缩到肚子里装聋作哑一声不吭，死活不出头，谁爱出来收拾烂摊子由谁去拼命。等人家成功了、局势稳定了，文人们立刻纷纷冒出龟头，发挥主观夸张的特长在鸡蛋里挑骨头，罗列罪名把干实事的人打下去，重新建立起“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越干越错”的社会大环境。所谓“中国人好内斗”、“一盘散沙”、“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嫉贤妒能”等“传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文人吃香”、“必须打压干实事的人”的必然产物。
　　文人打压干实事的人的最常见伎俩是“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评价医生，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只看出了多少差错。照此标准，一个病人都不看的人必定无差错，必定最优秀。这正是文人期望的结果：不看干了多少，只看错了多少，啥也不干的文人就永远一贯正确，就能确保“文人吃香”。然而社会要发展、历史要前进，不干才是最大的错误。这就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最根本原因――“文人吃香”导致不准干实事，导致贬低迫害干实事的人，导致“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结果：社会停滞，落后挨打。
　　“不准干实事”的直接产物就是“不准说实话”――干实事才需要说实话，不干实事，当然不需要说实话。不但不需要，而且必须禁止说实话――文人靠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吃饭，说实话本身就是对主观夸张任意撒谎的威胁。说实话吃香了，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就不吃香了，就威胁到“文人吃香”了。但直接禁止说实话太露骨，难度也大。文人不让人们说实话的高招一是“理论与实际分裂”、“名不符实”――专门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部做手脚，专门在“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上做文章，名义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凡可能的地方都搞“潜规则”，让人们想象中的虚拟世界跟现实的客观世界永远大不一样，逼人们没法说实话;二是文字游戏繁琐哲学――“说不服，绕糊涂”，让干实事的人没办法跟他们过招，最后只好听他们摆布。
　　“文人吃香”就必须确立“文人高于一切”的是非标准――其他一切都不管，只按对待文人的态度判断是非：国家不重要，民族不重要，老百姓不重要，文人最重要;凡“文人吃香”的时代就是好时代，凡文人不吃香的时代就是坏时代;凡吹捧文人的人就是好人，凡不吹捧文人的人就是坏人。谁敢惹文人谁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东西：秦始皇焚书坑儒，因此秦始皇必须是千古暴君;毛泽东坚持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此毛泽东时代必须是“最坏的时代”――比日本侵略中国时代还坏，比南京大屠杀还坏，更不用说比“蒋委员长”统治的时代和封建皇帝统治的时代了。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原因只有一个：“文人高于一切”，以对待文人的态度为判断是非好坏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所以“普世公知”的一切鼓吹无不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要“文人高于一切”就不能允许爱国、爱民、爱民族――爱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高于一切了;爱民，老百姓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高高在上了;爱民族;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唯我独尊了。要“文人高于一切”，就必须不准爱国、不准爱民族、不准爱绝大多数老百姓，只准爱文人。但如此直截了当太露骨，所以必须绕个弯子：不准爱任何具体的东西如国家、民族、人民，只准追求空洞抽象的东西――过去是“仁”、“善”、“礼”、“理”、“天命”、“天意”;如今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尊严”、“人权”……所有这些空洞抽象的东西的解释权只有文人掌握，追求这些，自然就得匍伏在文人脚下顶礼膜拜，就达到了“文人高于一切”的效果。
　　(“普世公知”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小九九其实一点就破――爱国、救国、强国、拯救民族都是实实在在的实事，靠的是实干，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客观事实。而“文人吃香”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干实事”――认同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必然认同实干，就必然认同实事求是，就必然让从不干实事的文人――“普世公知”们吃瘪。只有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用不着干任何实事只需会吹，才能让“普世公知”们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凭三存不烂之舌高人一等。就凭这私利，他们就必须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不准爱国、爱民、爱民族等任何具体的东西，只准崇拜完全由文人垄断的空洞抽象的东西――这是“文人吃香”的必然结果。
　　“文人吃香”就不可能允许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发展――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从专业本质上讲属于创造财富，成功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干而不空谈。越是现代化，越需要跨专业跨部门的配合，越需要集体协作“全局一盘棋”，越需要统一和服从，越需要尊重别人的劳动。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然崇尚实事求是，就必然讲求实干，就必然认同劳动创造财富，就必然认同说实话，就必然威胁到“文人吃香”的两大基本原则(自命“精英”、脱离实际光说不干)，就必然容不得文人的一系列劣根性：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只顾自己、个人主义、自由散漫、拒绝任何约束。这些东西一旦吃不开，文人就吃不开，文人的特权地位就完蛋了。文人要确保自己的利益，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自己的特权地位，就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挑战自己的特权地位，就必须竭尽全力把这种挑战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必须打压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与仕途无关的学问不算学问，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不算文人，只算“工匠”。西方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也顺便轰垮了文人“搞制造洋枪洋炮的自然科学理工科学问不算学问”的谬论，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从此逐渐被中国人广泛认同，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从此才被算成“知识分子”。在中国人民奋起救国图强的大革命运动中，中国文人照例把龟头缩进王八肚子里躲着不出来。他们在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中毫无贡献，毫无作为，无尺寸之功，无举手之劳，理所当然地被历史边缘化了。而象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则有目共睹，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衷心尊重。这一切使“文人吃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让靠“文人吃香”吃饭的文人们深恶痛绝。等毛泽东去世，他们立刻抓住乱邦小人放魔鬼出笼、利用文人反毛的历史机会冒出龟头全面反攻倒算，不但要彻底清算毛泽东，而且要跟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算总帐――虽然没办法把他们从“知识分子”行列中轰出去，但却“入另策”贬为“二等知识分子”――搞文科的(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才是高等的、正牌的知识分子，名曰“普世公知”，放手当官掌权搞管理;专心致志搞理工科技的不过是低等的、“未入流”的知识分子，只能供“普世公知”驱使。这种贬低打压早已开始，如今完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中央以数量化的硬指标推动官员年轻化力度之大，收效之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注：明确把工程师踢出“社会管理型学者”，毫不隐讳“经济学者”“法学学者”才是老大);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
　　――“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讯：昨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务院新任命的5位副部级官员，均拥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和博士学位”;
　　――“国务院选拔17位‘财经少帅’”;
　　――“中国政坛高官哈佛班”;
　　――“在98人名单中，有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为73%。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人文社科类专业”;
　　――“北大崛起中国政坛任副部级以上职位校友高达57人”、“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九成多就读于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等人文社科专业”;
　　――“截至2007年5月末，全国31个省市区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中，拥有人文社科类教育背景的官员占总量的75%以上”;
　　――“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领导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有些还曾经拥有学者身份。与此同时，在这百余人名单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员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不只是耀眼标签”：
　　――“此次人事大调整的显著特点就是以财经部门为主，包括发改委、银监会、央行、外汇局等对国家宏观经济影响重大的核心机构，一大批具有财经专业背景的年轻官员上位”;
　　――“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资中筠)(注：古之士皆文科。这等于公开宣布学理工科的不算“知识分子”)。
　　所有这一切说明两条：
　　第一，“文人吃香”容不得干实事，容不得靠干实事吃饭的人。而一切靠劳动创造财富的，包括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都是靠干实事吃饭的。“文人吃香”必然导致打压一切靠劳动创造财富吃饭的人民群众，包括学以致用专心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第二，中国古代的“文人”与今天的“普世公知”即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科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是一回事。
　　历史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财富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创造历史、创造财富靠干不靠吹。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也是干出来的――开拓海外市场、发展全球贸易、启动工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等都需要实实在在的实干。“阿Q精神”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光吹不干，用吹代干――“精神胜利法”。“文人吃香”，“精神胜利法”大行其道，一切取决于吹，一切靠吹解决问题，“干得好不如吹得好”，那谁还肯实干?当然全去吹了;用自己说了算的信口开河摧毁实事求是，谁从实际出发谁倒霉，那谁还能实实在在做事?当然只剩下弄虚作假了。脚踏实地不如弄虚作假，舒舒服服猫在家里练吹就胜过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漂洋过海开拓市场，那谁还愿意舍近求远徒劳无功?人们都不干实事光弄虚作假吹牛皮，社会岂能发展?岂能不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
　　“文人吃香”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是中国错过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机遇、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干得好不如吹得好，文人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千辛万苦的发展成果甚至身家性命一笔勾销，这让中国社会如何发展?严肃认真敌不过“难得糊涂”，科学技术怎么能不落后?实事求是敌不过信口开河，你要辛辛苦苦飘洋过海开拓市场，要促进贸易，要发展工商，要建立市场经济规则，要等价交换，文人引经据典一顿“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重农抑商”、“小人哉”、“焉用稼”、“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奇技淫巧”、“玩物丧志”、“勾结夷狄、不尊君圣、不守教化、居心叵测、图谋不轨”就全盘否定一笔勾销了，最后干脆来个“海禁”、“片板不许入海”，垄断一切贸易，就凭这，中国怎么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怎么可能不错过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怎么可能不落后挨打?中国人不是没有努力发展过资本主义，而是一切努力都被文人当权扼杀了。
　　注意这些历史的前因后果：程朱理学横行天下导致宋朝以后、新中国之前中国社会一直是“文人吃香”。结果：
　　――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泽东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宋朝之后、新中国之前中国再无“四大发明”那个级别的发明创造，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那个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建筑――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全部出现在宋朝之前;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等全部诞生于宋朝之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发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个“活字印刷术”发生在程朱理学刚开始嚣张、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渗透巩固泛滥成灾的北宋。
　　――宋朝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大宋”=“大送”，经济技术文化方方面面都世界先进的宋朝挨打不断，最后亡于远落后于自己的少数民族政权。
　　――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残害妇女的陋习――“三从四德”、妇女裹小脚大规模泛滥于宋代(“宋朝人以女子小脚为美，故此北宋神宗元丰后是开始流行的时期”――维基百科)，此后代代不衰持续到民国。真正彻底禁绝最终消灭了这一丑恶的是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
　　――中国自明朝开始落后，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从此中国一路下坡，越来越落后，挨打不断，几乎灭绝。
　　―― “亚洲有一个大国，其中学术可以是一个人登龙的工具，如果学术真正能够使人有纯洁的道德，如果真正能够教育人为祖国而流血，那么中国人必然是智慧的，自由的和不可征服的，但事实上，什么恶他们都会犯，什么罪行在他们都很通行，如果说他的大臣们的才智，或者它的法律所有的睿智，甚至人民众庶，都不能保卫国土，以致被愚悍的蛮族所屈服，那么所有的这种智士又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