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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外高桥二期工程项目经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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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
阅览：668&&&
原创作者：瞿骏&&&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初九日，浙江温州瑞安的一个读书人——张棡写道：“课寯儿阅《蒙学报》”，五月二十日又在“灯下说《蒙学报》于诸女儿听”。六月十六日他将早上刚借来的“上海照相片”数十张在“灯下与诸女儿及内子同看”。　　这几幅百多年后余温犹存的历史场景都是在清末民初江浙地方小城镇里一个读书人的家中发生的，而这些场景中将这个读书人及其家人一起定格的关键之物——新书报、照相片等则无一例外地来自“上海”，从中不难看出上海当时对其一家的文化辐射之力。　　清末上海作为一新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心，关于其对江浙地区文化辐射的方式、内容与影响的研究已相当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处已经题无剩义，问题的讨论仍有不小的深入空间。这一方面或源于研究资料的限制。一般来说所谓文化辐射，除了上海输出一方的资料外，还要多展示和呈现对其回应一方的资料，而此种资料相对较为难得，因此像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等就较多地被研究者所使用。但由于回忆录材料的先天限制，其虽能说明不少问题，却并不太容易充分展示出上海文化输出与回应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另一方面则可能要归因于作史者如何来诠释清末上海对江浙地区的文化辐射。不少论者多将其看作一个现代取代传统、新知战胜旧学的过程。诚然从中国近代“新的崇拜”不断拓展的大趋势上如此说并无太大问题。但如从文化辐射的生产方和回应方的互动看，这一过程却不是如此清晰和简单。文化不是凭空悬置之物，它的影响力度与回应一方自身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清末由“上海”辐射的各种文化因子在与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物相结合时会表现出非线性、非一致的多歧纷呈状态。在此多歧纷呈的状态之中，我们特别要注意思想文化形形色色的“使用”问题。清末“上海”文化辐射的各种因子实深深锲入了江浙地方上读书人在当地社会的权势争夺，进而深刻影响了地方权势结构的变迁。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尝试以清末江浙地区几位地方上的读书人如温州瑞安张棡、苏州吴江柳兆熏、常熟桂村徐兆玮的日记作为主体材料，辅以其他相关资料，作一个初步的讨论。　　改变地方读书人生活的“上海”　　既有研究已充分说明清末上海崛起的重要时刻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此时一个满目疮痍、战火弥漫、生灵涂炭的江浙与仍然笙歌燕舞、未经战事的上海形成了鲜明对比。大批江浙小城镇里的地方读书人纷纷移居上海躲避战乱，为上海带来了大量推动其经济发展的人力与资本。另一些未移居上海的地方读书人则或无奈，或有意识地开始将“上海”作为重要消息渠道，以代替音讯基本隔绝的京城、省会和周边大邑，而此种消息渠道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战时生活。 　　苏州吴江地区的豪绅柳兆薰就是从“相好处见上海传抄明文”，才得知咸丰皇帝已经驾崩，“诏谕六大臣务政”。过了近两个月，他在友人聚会中听从上海搬回之人说：“大行皇帝庙谥文宗献皇帝”，同时晓得曾国藩所上奏折“词颇推挽”，一时半刻断难望湘军援助苏南。闻此消息，柳氏为本乡的担忧之情不免又多加了几分。　　二十多天后，经常来往上海和吴江之间的柳氏同乡凌耕云也为他带来传自沪上的消息：辛酉十一月十四日他知道了“明年国号又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王大臣六人均被重谴，已见明文”；过两日“得抄读新圣上谕旨”，知“用事专权宗室三人，已用重典正法，又三人革职发遣”。十二月初六日听凌氏说“今上新政肃然”；曾国藩收复芜湖，并受命经略四省；“英夷帮攻苏城”，但不知是否能得批准。这些消息让柳氏不禁浮想也许战争大势会稍佳，“未知明年吾镇可安靖否”。当然在众多纷乱的消息中亦有不太确切的如“杭州夷人帮守，可保无事”云云。不过凌耕云向吴江的沪上消息传递仅维持了一个多月。十二月二十一日，“长毛”冲至上海城外，“夷兵防堵，开炮始退”，“迁客有胆怯搬场者”，在这些“迁客”中就有凌氏一家人。　　转过年去，柳兆熏痛失爱子，好友袁憩棠前来吊祭，顺便谈论时事，又知“上海一隅难望出手，官场如儿嬉，且视为利薮，英夷居心叵测，事事阳奉阴违，且以长公为奇货，挈攻之说，亦难得力”。闻此柳氏心情不免跌至谷底，怅叹“茫茫大劫，不知何日承平也”。到四月初八日，重又往返上海、吴江之间的凌耕云带来一个好消息：“初三日寅刻官军收复嘉定城，夷兵之力。李星使初至，衣青布袍，今则巍焕，军令森严，似有一番举动。”　　可是一月后消息又大坏，柳氏晤友人袁术甫得知“嘉定决计复失，被降毛内应，夷兵伤者甚多，死一大头目。青浦、松江告警，渠家欲迁沪”。接下来各处频发的警讯无一不在证实袁氏所言非虚，到六月十九日袁家专门派人告知柳氏“北兵已克雨花台，沪上亦甚安静，渠决计即日迁移”，希望柳家也能早作打算。终于在七月初十日，彷徨中的柳氏得到了一颗“定心丸”——“邻友持倚翁”寄来的信。信中说他六月廿五日先到沪，借住万丰号，自告奋勇为柳家安排迁沪事宜，并说有船“带来洋人保护，大可放心”。柳氏一家遂决定暂避沪上，以逃兵劫。　　以上柳兆薰日记中的“来自上海”、“从上海来”、“上海搬回”等语都说明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始，上海已成为江浙地区小城镇里地方读书人的重要消息源头。相较以往，此时小城镇里地方读书人的信息传递方式其实并无太大改变，除了遍贴城头的告示和辗转相传的邸报、小报外，朋友间的见面聚谈和往来信札仍是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传递速度也未必就比以往快，甚至因为战事的激烈，较之明末可能还要稍慢一点。　　但此时的变化是，如果这个朋友或此封信札是“从上海来”，或就如同从前“自京城来”一样，意味着其带来的是较新和较准确的消息，更重要的是这些消息此时已能对地方读书人生活中的重大选择产生作用，这正是上海的文化辐射影响江浙基层读书人生活之滥觞。而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来自上海的人或书信依然发挥着对于地方读书人的影响，同时由上海生产的大量新书报则更深刻地改变着地方读书人的生活。　　新书报对清末读书人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恐都不过分。他们曾将新书报比作“每天的长课”、“人生必需品”、“如久渴者之思饮”和“如饭食之不可缺者”。这些时人的看法都从一个侧面说明新书报对当时读书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清末这些新书报绝大部分都出自上海或由上海中转，关于此已有很多相关研究。不过既有讨论较少涉及地方上特别是小城镇里的那些读书人究竟是如何阅读来自上海的书报的？书报对他们的生活有何具体而深远的影响？幸而前文提到的那些地方上读书人的私密性材料目前在不断地被挖掘整理，或可帮助我们对上述问题略窥一二。　　地方读书人阅读上海书报习惯的养成或相当地早。以温州地区为例，当地浓郁的新学氛围和温州—宁波—上海间海轮开通的便利条件让不少地方读书人都爱读和常读来自上海的书报。孙诒让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就开始订阅《申报》和《万国公报》。前述张棡则是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已有定期阅读《申报》的习惯，据笔者统计，这一年中他明确记载读申报的次数为24次。　　地方读书人阅读书报的方式或值得特别加以注意。也许因为这些读书人身处小城镇中，较之大城市中的读书人，新书报获得相对不易，因此其对书报的阅读极其“充分”。像孙诒让阅读上海出版的报纸时会“用朱笔略加圈点，又间有墨笔笺语，书于各册中”，更规定自己“每日上午专作阅览新书及报刊文字时间”。　　张棡除了自己阅读以外，还经常将报纸借给友人，并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其读过的旧报纸做“二次处理”，即将报纸文章分门别类，编订他自创的日报汇编和类编，再时不时取出翻阅。张氏“汇编日报”的念头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翻检旧《申报》时突然想到的，因为他觉得“诸报均连张刷印，不便装订”。所以张氏自创新意，“凡首篇均割出另订。至于《京报》诗文一切均用此法，他日合订成帙，仿《经世文编》分门隶之，亦洋洋一大观也”。之后他常常对《申报》和其他上海报如法炮制，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到六月张棡就联合多位友朋对《新闻报》和《同文沪报》作了一个多月裁订汇编的“奋战”。　　像有张棡这样阅报习惯之人在当时的地方读书人中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常熟乡区的徐兆玮在给向他索报的朋友信中就说：“《清议报》止有三十四一册，其三十一、二、三均已分订成帙，碍难割赠。”《新民丛报》的告白更反馈其读者云：　　各处来书多劝将本年报中所载论文全行完结，以便钉装者。惟编中未完之文，或著者因事返国，久未能续，或篇幅太长，断非一年所能尽登者，故此两号中惟务取其稍易完者，完其数篇，余则俟诸明年，读者谅之。　　地方读书人除了阅读书报的内容外，书报本身对他们来说亦是寻觅更多来自上海的新书报的向导和指南。光绪二十八年张棡日记里就提及：“阅《中外日报》近日告白所登沪上书报，美不胜收，兹略摘其最佳者数种于左，以便按图索骥也。”他按图索骥了哪些书报呢？有《政艺通报》《富强丛书》《续富强丛书》《格致丛书》《傅云龙杂著》《牖蒙丛编》《新撰东西洋年表》《舆地丛钞》《舆地丛钞续编》《舆地丛钞补编》《小方壶斋丛书》《西史纲目》《清议报类编》等等。　　地方读书人的书报阅读也并不是我们事后以为的一个按照所谓时间、思潮发展来选择或放弃何种书报的线性过程。柳兆薰在同治元年（1862年）阅读《海国图志》，二十多年后（光绪十一年，1885年）孙诒让首读《海国图志》。又过四年（约光绪十五年，1889年），杭州的叶瀚“始知魏氏《海国图志》、徐氏《瀛寰志略》等皆旧而未备，而《图志》杂行诸书讹谬处尤多”。到四十年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棡仍在读《海国图志》，可见此书历久而不衰的吸引力。　　和《海国图志》相似，《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无邪堂答问》《泰西新史揽要》，薛福成等洋务中坚的文集、日记等都是地方读书人在新知获取中自认为经得住淘洗的基础书目，并不因时间推移和思潮变幻而降低其在地方读书人心目中的价值。孙诒让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第二次读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时就特地写过一段识语云：　　此书及《显志堂集》曩曾展阅一过，略有笺记，所论与余同者大致十得七八。今续购新印本读之，再就最近时事见闻所及，加缀案语数条，以申余之前说，不知可作补正否？　　可见随时势不同，相同的一本“旧书”时常能读出前一次阅读所未有的全新意蕴。除了“旧书”常读常新外，对于成系列的“新书”地方读书人亦会有开始仅能得其一部分，后因机缘巧合而得窥其全貌之乐。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清廷新政正盛时，张棡终于购得了以办洋务著称的薛福成的《出使日记续编》，不禁想起五年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曾觅得薛氏《庸庵文集》及《出使四国日记》，感叹：“惟日记仅止光绪十六年二月止，以下尚未出书，颇以未见为恨，今得此书，则自十六年三月以至二十年五月止，一律完整，令人眼界为之一扩。”　　那么来自上海的新书报究竟对这些地方读书人的生活有何具体却深远的影响呢？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新书报搭建了清末地方读书人虽在小城镇一隅，却能跨府厅州县、跨省乃至跨国进行沟通交流的桥梁。这种桥梁的搭建引发的是读书人思想观念世界和交往聚合方式的大变化；另一个是新书报的思想内容和其传播机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影响当地社会权势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关于“影响地方权势”这一点下节将详细讨论，这里先谈第一点。　　明清时代，江浙地区文风繁荣，科甲鼎盛。即使在这一地区的小城镇里，亦不乏进士、举人，更不消说大批的生员。这些读书人中大部分虽拥有功名，但大多数时候只能停留在地方社会，基本没有太多机会走出去。但他们却并不因为自己处于地方，就放弃了作“天下士”的理想。当然这种理想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已不是在庙堂之上纵横捭阖，而是要调整为“儒者当不出户而知天下”，然后通过教化乡民、修葺桑梓、镇守地方社会的秩序、风俗来“平天下”。温州平阳的读书人刘绍宽就利用明代大儒吕坤的言论将地方读书人如何做说得非常具体：　　必令成己成物然后为学，达则及身有为于世，穷则传诸其徒，以待其行于后；大之有益于天下万世，小之亦立化于一乡、一邑之间，断未有德孚众望而不能化物者。若只求一身无过为自了汉，则仅为愚夫、愚妇足矣，为乡愿、为乡党自好亦可矣，何必学哉？世俗之坏，人心之变，远之天下，近之乡邑，皆系吾人之责。　　同时明清时代的地方读书人也有做“天下士”的条件。他们阅读研习的是相同的四书五经，并在不断的阅读研习中声应气求地践行体悟孔孟圣贤的道理，进而通过王朝定期举行的各层级科举考试互相交往，结成网络，最后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士大夫共同体。而无论是中央层级还是地方层级的士大夫共同体或都要做到“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则言天人国家；不言物理人情，则言风俗世运；不规目前过失，则问平生德业”。　　这既是明清时代中国读书人传统的基本聚合方式，也是当时中国或曰天下的基本聚合方式。而近代以来“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儒家圣贤的道理已不再是读书人追求的唯一大“道”。同时在王朝危局之下战乱频生，太平天国运动已使得江浙地区文运凋零，日后虽有所恢复，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清廷变废科举之声渐闻渐厉，北方的联军之役又使得科举在不少地方都不能正常举行，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延续千年的考试终被骤然废止。　　不过科举虽废，地方读书人的“天下士”理想却仍有其余续。依靠新书报，地方读书人亦能超越自己所在的地域，与外界交流和沟通。这些交流与沟通冲击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世界，并重新塑造了地方读书人之间、地方读书人与全国读书人之间交往聚合的方式。　　大致来说，清末地方读书人读上海的新书报或最关注“时事”消息。这些“时事”消息当然有他们最为关心的科考讯息，但更多的是国家和世界大事。甲午惨败、戊戌政局、辛丑之变和清廷新政等“国之巨变”的重要消息，地方读书人都要依靠新书报方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张棡就是看《申报》得知“旅顺及山东威海卫均被夺据，中国兵轮均被轰沉，一二品大员逃者逃，杀者杀，而人民遭其屠戮者，更不可胜计”。之后一年为寻找甲午中国惨败的根源，他几乎未辍地捧读过当时流行的议论汇集之书——《普天忠愤集》，历时长达一月。六年后张氏购置《中东战纪本末》，仍能马上想起当年曾看过王炳耀编的《中日战辑》。他觉得比较二书，史实大致相同，但《中东战纪本末》体例庞杂，而《战辑》“每事提纲，仿通鉴体裁，以下条分件系，眉目极清”。　　到庚子之变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五日张棡看七月二十一日《新闻报》，得消息说“外洋各国联军已破京城，端王、董福祥二人已挟皇太后、皇室于十七日先迁避陕西矣。出京时车止六十辆，宗室及诸大臣被端王戮者甚多，而婴城死难者则尚未有明文也”。知道噩耗，面对中秋的良辰美景，张氏不禁感叹：“噫！月犹如此，国已无君，对景伤怀，殊令草莽微臣，唏嘘欲绝矣。”十天后还是看《新闻报》，张棡发现情况并无好转，“北京外夷联军犹盘踞辇毂。两宫已驻跸山西。七月廿六、廿八日均有上谕，省罪责躬勉臣工。大哉王言，凡食毛践土者，其能无读诏书泣下，慨勤王之无其人。”　　自此近半年间张棡的阅读重心又落在了朝廷如何应变国难与“拳匪”之祸怎样发展之上，他看以往不太关注的《万国公报》会评论：“此报罗列京津拳匪之乱及各日电报，又详纪近日皇上上谕。将来匪乱敉平，得此报逐月排阅，则于拳匪乱事本末，如指螺纹矣”。进而想到好友林左髓告诉他“拟将各报荟萃，记述拳匪之乱，仿《中东战纪本末》例勒为一书”。可是读过《万国公报》后，张棡以为既然《公报》记载已如此周详，“将来沪上定有人为之，（林氏）似无须再添蛇足也”。　　看《中外日报》，张棡就抄下了“扈从西巡某大员手书一通”，忽然又发现《万国公报》中的《蒙尘私记》文和所抄“手书”的文字一模一样，不过多了一段跋语。张氏不厌其烦，马上将跋语也抄录在了日记中。除此之外，张棡还大量在日记中全录或节录《中外日报》和《万国公报》上有关时局的论说。　　对新书报上国家和世界大事的阅读除了提供给地方读书人各种讯息外，亦悄然但深刻地转换着他们的思想观念。中西交冲以来中国读书人慢慢开始认知“世界”，所谓“世界”对他们来说实乃一全新概念，这个新概念背后的认知既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新的“世界”概念逐渐取代的是以所谓“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天下”观念。　　光绪初年《万国公报》谈“世界”情形，其栏目名为“天下光景”，“各国近事”栏中则包括“大清国”。而到张棡等地方读书人爱读的《清议报》出版时，其外国新闻栏直接命名为“地球大事记”，国内新闻栏则叫“猛醒录”，这是一个两相对比颇堪玩味的设计。需要“猛醒”的中国究竟是否在“地球”各国之列？这个问题对原来认为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读书人来说，其心理的落差与失衡一定是巨大的。当然触动中国读书人心灵的不只有《清议报》，清末地方读书人阅读的各种书报中都会密集出现“全球”“地球”“万国”“世界”等词汇和刊登大量的“报译”“译录”与“外论”，这些都说明新书报正在将一套中国读书人不甚熟悉却又渴望了解的新“世界”与新国家观念大量急速地灌输给他们。那些地方读书人也正是借着上述书报为渠道，无奈、愤怒、自卑，同时又满怀进化、进步、发展的希望与憧憬来爱憎交织地“开眼看世界”的。　　正是在此种纠结的心态下，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地方读书人对西人、西事、西物抱持有浓厚的兴趣。张棡看英人贝斯福所著《保华全书》时会评论：“其精到处，真切中中国近日症结也。”看《西史纲目》则以为其“荟萃近日言西学之书，而加以论断，弃取颇有识”，是“近日讲时务者，不可不备之书也”。见到地球仪等洋器，他也认为“阅之颇精妙”。　　继而对整个“世界”的现代变迁，他们也有其读过新书报后得出的有趣认识。张棡谈上海的“石印缩本”时，会觉得“缩本”与他所处之“今日世界”非常相似，因为“今日世界一缩本之世界也。乘汽轮渡海，不数日即达欧洲，视旧日之帆船何如；坐火车驰铁轨，则千里顷刻可到，视昔时之人力车何如；至于登氢气球，驾飞行机，虽万仞高山，可以一蹴至焉，其为快且便又何如？今缩本亦犹是也”。　　在兴趣和好奇之外，在新书报影响下地方读书人更多地产生了中国是否能融入和屹立于世界的深深焦虑。光绪二十一年孙诒让因“倭议初成”，“忧愤填胸”地写了《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希望能选俊才出国游学，学习洋务，还要设立制造铁舰、枪炮各厂，使得“中国船炮可以精益求精，不只仰给于西人，复仇雪耻之大功，庶或渴望告成”。不过孙氏自己也说：“此点恐难速就，姑满意妄言之。”但就在“妄言之”后孙氏提出更多如何让中国走向世界的“独特”想法：　　会务大兴之后，应派通知洋情、机权敏达之士，分驻各国……选择儒家修齐治平之书，广为投赠。一面派遣学人，兼晓西语者，漫游各国，传播儒教，所至城村，对其人民讲明中国仁义道德之理，教读四子之文，逐渐由浅入深，使世界上圆颅方趾之伦，皆知中国为文明先进之邦，而儒者中庸之道，可以放弥六合，莫不靡然向风……蒙藏回疆以及黔广土司，辖境僻远，应就沿海各省分董中，择人亲往咨访，有无人才可以造就。如有通儒书、抱大志、愿入本会者，一律收揽。　　仅仅两年后，孙诒让在给梁启超的信里就说《兴儒会略例》文未能“精通事理，揆诸时势，万不能行”，因此“深悔前说之孟浪，已拉杂摧烧之矣”。但就是这样一篇在“惨败于岛夷”的激愤情绪下急就而成，且不乏“虚之论”（孙氏自评）的文章却更真切地反映了孙诒让等读书人在甲午后所普遍共有的既希望能“富强救国”，又不忘儒生“教化天下”理想的矛盾心态。　　到光绪三十一年，浙江南浔地方上的小报——《南浔通俗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世界将来大势论》的文章，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编者为此文加了一段跋语：“我不乐闻他国之侵略我，我尤不乐闻他国之保全我。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样的言论如联系到张棡在宣统年间给学生出的作文题“枪炮可以威天下，机器可以利天下论”；“竞争世界有强权而无公理论”；“范文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论”；“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焉论”等，足证在地方读书人心中传统天下观念仍有一定的延续性，但亦可见传统天下观念在新的“世界”观念影响下的大幅度转型，即由原来的“教化天下”渐变为了清末以后的全力以赴“竞雄于世界”。　　伴随着思想观念世界的转变，新书报亦重新塑造了地方读书人之间、地方读书人与全国读书人之间交往聚合的方式。　　一方面依托于来自上海的新书报，江浙地区的地方读书人在旧有的血缘、地缘、学缘网络基础上建构出了新的交往网络。这一网络牢固地将在地的那些乐倡新学、爱读新书报者结合在一起，成为有力量影响地方社会的新学社群。这个新学社群是如何通过新书报来互动的呢？我们来看张棡日记中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廿六日这一天的情况。　　那天对瑞安的新学社群中人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盼望多时的招商局海轮到了温州，正和信局的王永增带着新书报乘这趟船从上海回来了。他给张棡捎来了《新民丛报》第三、五、六、七号，《政艺通报》第六号和四月份的《中外日报》。看到久盼的报纸张棡“欣慰之至”！当天下午同属瑞安新学社群的余崧舫、项纫秋等一众人闻讯马上跑到张棡家来看新书报，“均赞叹不置”。　　类似这样的托购、聚看、借阅、交换新书报的情形在张棡和其他地方读书人的日记中屡屡出现。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张棡内兄林骏家的工人阿全又依常例给他送来了正和信局寄来的《新民丛报》《政艺通报》《中外日报》和《同文沪报》，附带还有林骏的一封信。见过阿全后，张棡立即写了三封信：一封复林骏，一封给正和信局并附买报款洋四元，还有一封交庆元银楼老板的石品南，因为此银楼除了卖首饰外，也是新书报的代办处与销售地。张棡等每次上城，银楼就成了地方新学中人的重要聚集地。信交给工人后，张棡还没忘要给林骏“中版《日本国志》”一部，因为这位内兄已经拜托他寻觅此书很久了。　　另一方面新书报亦能使一个地方性的读书人交往网络不断扩大拓展到超越其生活地域的范围。这是因为虽然清末读书人的世界已然“道出于二”，但毕竟“道”在那时并未完全消逝，一套基于文明、公法、公理、公例的世界观在趋新读书人那里部分代替了旧的儒学之道而成为“新道”。正是有了这种“新道”，梁启超等大小“名士”才能以新言论为利器，以新书报为载体鼓荡天下大量读书人之心。　　张棡在阅读新书报后就曾不间断地、重复地表达着他对梁启超和其作品的仰慕和崇敬之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张棡看《新民丛报》第一、二册，就说“是报均系梁任公主笔，议论精警，识见透到，洵中国近来报界之巨擎，细阅为之爱不释手”。三月十一日又读《新民丛报》第一号梁任公《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觉得“悲壮淋漓，爱不释手”，然后在日记里全录之。四月廿八日他读再版的《新民丛报》第二、三册，称其为“最精最美之报”。到六月三十日则说：“阅《新民丛报》十一册正统史学说，鸿裁卓识，一时无两，梁任公真可爱才也。”七月廿三日在船上仍在看刚从上海买来的《现今世界大势论》及《灭国新法论》，认为两书是“痛切之谈，石人下泪，任公真有心人哉”。光绪二十九（1903年）年正月十九日读《新中国未来记》，觉得“尤有无穷新理，不得与寻常小说一例观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十三日阅《德育鉴》，则以为其“字字皆切理餍心，发人猛省，洵保粹之兴奋剂也”。而看到《大陆报》上攻击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文字，张棡以为“语皆皮毛，不足损梁氏之价值也”。　　从上我们不难推论，同时亦有很多其他材料可以佐证，由于同处清末剧烈变化的时势之中，阅读的也是相似的上海新书报，全国各地或有无数的读书人都和张棡有同样的感觉和情绪。这些感觉和情绪的汇集、呼应与聚合使一个以梁启超等“名士”为中心的全国性“想象共同体”乃至于“实际共同体”得以形成，让地方读书人与全国性的知识精英在一个“道出于二”的时代里依然保持了一种弥足珍贵的联系。　　重塑地方权势结构的“上海”　　上海的文化辐射力让江浙地区的地方读书人有了更多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增加了走出当地社会，向更广阔天地迈步的可能性。但在点滴绵延的日常生活中，“天下”或“世界”毕竟距离他们非常遥远，即使是已能搭轮船而去的上海也不一定能待得长久。有人给张棡写信即感叹：　　侄在沪出款甚巨，自念境迫心劳，力少任重，目下已担债百余金，并非卤莽从事，不自量力，实因年龄之程度增高，科学之门径全无，均在淘汰之列，不得不别寻一线生机，以作后来之希望。所深虑者，学业无成，依然朽木，空掷此百余金于申江甬水也，无任恐惧之至。　　正因为地方读书人在上海等大城市生活着实困难重重，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仍是在自己所处的当地社会，而这些地方读书人关注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层面即是以兴学、慈善、词讼、税揽等为中心的各种地方上的“权势”。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绅权的不断扩大是一个长程趋势。尤其是20世纪最初十年清廷力行改革，各种新政在地方大幅度推进时，在地的读书人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动荡，有时甚至是翻转的地方权势结构。这种状况对那些趋新的读书人意味着多了不少借新政开展而向上爬升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上海辐射出的种种文化因子深深锲入了地方权势的变迁之中，呈现出了一个对重塑地方权势结构中有一定影响的“上海”。　　上海的文化辐射对于地方读书人社会上升的作用不容小觑。新书报和其所承载的新学并不仅开阔了读书人的眼界，扩充了他们的知识，更是其个人在当地社会上升的关键因素。科举未废之时，其关键性体现在帮助读书人应对其最重要的向上流动之途——科举考试上。　　光绪二十三年孙诒让给汪康年的信中就指出瑞安等处订阅《时务报》之人“假此揣摩为场屋怀挟之册者十之七八”。到光绪二十七年张棡看到《消闲报》上有《祭八股文》一篇，也会想到八股已改策论，“揣摩滥墨卷诸君，此后又恐无噉饭处矣”。　　果然相较戊戌时期，光绪二十八年初温州当地书院的考试题目已全和八股无关，直接问的是“泰西小学即中国村学，果如何整顿村学，俾蒙师有所把握，其各详陈之”。这样的题目自然是要让士子多写“经世”的时务策论，以便在日后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要能写出“应景”的时务策论，如未看过上海的新书报恐怕甚难！为抓住这样难得的商机，在上海办报者规定其报纸的附送之书“须合场屋之用”。上海书商也瞄准时机大量滥出各种策论的汇编。因此同一年张棡在读“策论读本”时，会感叹“近日坊间所出策论之书，名目繁多，然大半随意掇拾，希图射利”。这些都说明了上海的文化辐射对基层读书人因应科考变化的影响。　　到科举废除后，上海的文化辐射力更多体现在读书人因上升通道阻断，而各自谋划出路上。前文已述地方上的新学社群网络因上海辐射的文化因子锲入而变得更加牢固，一个后科举时代的地方读书人只有借助新学进入了这一网络，才能结交更多的有力人士，给其社会上升提供更多助力。同时他们自身也要努力吸收新学，或许才能在后科举时代获得更多在当地立足的机会。　　以张棡为例，早在光绪二十三年他做塾师时就已一边在读《西学书目表》，一边与门人谈“看书之法”。几乎同时（光绪二十二年秋冬间），孙诒让挑选《泰西新史揽要》中“史事之尤大者”，别录成册，署《泰西史约》，供瑞安学计馆学生阅读。之后有人“议仿上海之例”办瑞安方言馆，《泰西史约》还被采用为馆中课本。　　到新政开始，张棡有时会让他塾中的学生抄录沪报，有时则直接以“沪报”中的文章“课诸生”。光绪三十一年后，张棡告别科举，向一条做学堂教师的晋升之路走去。一开始教“乡普及小学堂”时，他即以上海出版的《时务三字经》和《蒙学读本》作为教科书，也曾“课《东莱博议》，兼说《新民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棡受邀就瑞安中学堂教席。乍进入中学，张棡极不适应，形容自己应聘是“铸九州之错”。因为除了要应对学生流露的对其“塾师出身”的轻视态度外，他承担的西史与地理两门课程也让其压力甚大。这两门课程的内容大多属于“新学”范畴，尽管张棡读新书报甚多，但自己读和教学生恐怕是两回事。更重要的是张棡发现学堂虽然课程已开，却并无“切实教科”可用，“西史苦无善本，而舆地又非可以空理比附也”。这其实是当年各学堂尤其是地方学堂的普遍情况，而此时能帮助张棡们暂渡难关的正是那些来自上海的“新书”。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廿一日，张棡翻阅各种“西史”，认为“均芜杂欠要，殊不足为讲堂之用”。他马上开列《欧洲战纪本末》《西史通释》等请学堂立即寄沪购买。正月廿七日，张棡与来校演讲的孙诒让等继续商酌教科书事。他告诉孙氏教科书少善本，无奈只能以上海作新社出版的《万国演义》作为西史教科书，以钱基博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长文《中国舆地大势论》作为地理教科书。至此以后张棡为备课不间断地大量阅读相关上海出版的“新书”，可见上海文化辐射此时对地方上读书人地位保持和上升的重要性。　　在地方权势的争夺中，趋新的读书人会经常利用“上海”因素来提升自身行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清末最能入读书人之心的一套基本道理是“天演进化”的观念。张棡读《天演论》即以为“是书以物竞天择为体，储能效实为用，是其说理最精实处”。顺着这套道理讲下去，读书人历来的“不尚争”之德就要让位给更符合“天演进化”潮流的“开民智”的各种举措。张棡曾在赠友人的一段话里表露心迹说：“德以养心，智可祛蔽，天演之公言也。处民族竞争之世，而惟尚德不尚智，于优胜劣败之旨无当也。”　　正是有这样的思路，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张棡一众人等经过串联定下了将瑞安“河乡”地区的聚星书院改为学堂，先买书报开风气事。而在所谓“开风气”的背后，关键之处实在于地方“公款”的控制权，尤其是河乡一处供给科考士子的“宾兴”之款如何再分配的问题。张棡为此事先写出给瑞安县守的禀文，然后拿着稿子逐一拜访孙诒让（仲容）、黄绍第（叔镛）、黄绍基（仲弢）等瑞安新学社群的中坚实力人物。在此过程中此事不仅获得了他们的首肯，黄绍箕还向他点出“此事极好，但师范学堂四字尚恐名不副实……不若浑言改学堂，先提公购买书报为得计耳”。这里已可稍见“提公买书报”一事在新学中人心目中的天然正当性。那么书报到何处去买呢？张棡送禀文入衙署后，在正月二十日又写了《分送南北河乡诸绅士函》，其中给出了答案。　　《分送南北河乡诸绅士函》先提读旧岁上谕，有书院改学堂和学堂优予出身之旨。然后说“我瑞僻处海隅，近日城绅亦禀宪创设普通学堂……港乡诸绅亦闻风响应，议设学堂。惟独我河乡袖手旁观”。因此希望“将河西聚星书院停课，改作乡小学堂，提取本年秋闱，河乡宾兴生息之款，酌提五成，赴沪采购各种报章及一切教科、哲学诸新书”，然后“存储聚星，严立条规，谨司出纳，俾河乡诸绅士时常入堂披览，讲贯教育新理，研求中西哲学”。而“黄仲弢学士、叔镛太史新自鄂回，遂面谒二公斟酌，颇蒙许可，并着亟行……俟得批示，即可酌提宾兴赴沪采购书报”。　　这段文字里有上谕指明的国家改革方向，有地方实力人物的首肯，有城区和他乡兴学成效的对比，这些或都是读书人一直以来支撑其“公启”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来源。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多了一个正当性来源即“赴沪采购书报”。　　有了上述理由做支撑，张棡对此事的推进自信满满，正月廿五日就已写信给友人，“约其同赴沪上购书”。正月廿六日县守的批示则更给他吃了颗定心丸：“该生等将聚星书院改作乡学堂，并提宾兴息款赴沪采买报章，俾河乡有志之士，得以讲求披览，意在造就人才，殊堪嘉许，候分别示谕立案可也。”　　不过到二月初一日，张棡被兜头浇了一头冷水。原来“河乡”地区分南乡和北乡，张棡所在的南乡诸人与其是同一阵线，但北乡读书人却并不支持张棡等南乡读书人的书院改学堂动议：　　北乡诸绅纷纷议论，有谓学堂未设，遽提款买书，多则无钱，少不敷用；有谓瑞城学计馆有书，而南乡离城十余里，尚嫌远不去，北乡一、二都离聚星三十里，焉能远来看书；有谓朋友借书尚有争执，今书归众用，焉能皆和；有谓宾兴有益寒儒，万不可提；有谓南北须分设学堂，公延教习为妥。买书固善，然聚星非居中之地，便于南乡，不便于北乡，且有疑足下自私自利者。　　从上可见北乡读书人对“赴沪买书”一点实无太多反对，但对比张棡等人大谈特谈的兴学和买书的潮流和理想，他们说的更多的恰恰是兴学和买书的困难与实际，而双方在公开言论中隐藏的或都是自己对地方“公款”的把持控制之意，同时若要攻击对手则会利用这一点。如张棡他们就说北乡读书人是“一派胡言”，无非为阻挠提款，“阅之令人发指”！　　此后两方面为此事均动作不断，北乡读书人经过反复拉锯，态度坚决至“泰山可移，此款断不可支”。而张棡等南乡读书人则四处访友，寻求奥援，如黄绍基、孙诒让等人均继续表示对他们买书事的支持。两人的信函中一再强调的是“赴沪买书”的必要和迫切。　　黄绍基即说：“八股永无再复之日矣。京官稍有才学志趣者，争阅新书，将来衡文之选，皆出其中。沪上书报，销售之广，过于往年，不止百倍。河乡宾兴息款，仅提半数，鄙人方嫌其少，若复中止，尽留以给应试之士子，平日茫无见闻，临场何从下笔，所得几何？不如不赴试之为愈。若人自购报，家自置书，焉得有此力量？为体恤寒士计，于彼乎，于此乎，此事理之万万不可中止者也。”　　孙诒让则认为“乡宾兴款，专为科举而设，今武科已停，文科亦必不出十年，何必惜此区区……倘荷允行，请即将簿册付提。近来申江书价大涨，早一日即可便宜一分也”。　　到四月初一日，此事因南北两乡莫衷一是，遂只能妥协，由各乡分办学堂、分买书报作罢。不过从这一事件拉锯讨论的过程看，无疑“上海”已成为地方权势争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地方权势的争夺异常激烈时，上海辐射的文化因子如报刊等亦会成为放大此种争夺的舞台，地方上的读书人往往会利用此舞台延伸争夺的战场，或用以凸显自身，或用以打压对手，不一而足。当时上海出版或由上海代派的各大报纸都因生意的需要而刊登各类告白。《新民丛报》就刊登过“征求告白”的启事说：　　本报开设以来，未及数月，即已风行海内外，现今每期所出报纸已及万数千份。将来推行日广，或尚不止此数，窃计现时我国各报中诚未有如本报销行之广者，故各仕商如有何告白，欲绍介于我国民者，诚莫过于本报矣，兹特托上海广智书局为代收告白处，如欲惠登者，请到该局面议，其他各埠或直寄函本社均可。　　有一些报纸则真可能因为缺少告白，而陷入经营困境。在告白之外，各报还有来函、来稿、专件、启事等多种形式来为地方读书人做战场，同时上海不少报纸也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搅入了地方权势的争夺之中。由此在清末上海的各大报、小报上，先由地方上的某一方披露事件经过，然后对手方辩诬，某方再度攻击，对手方再做反击的材料比比皆是，这其中关于地方学务、“公产”争夺、个人德行等事尤多。足证在传统的流言、匿名揭帖、告示、传单、明伦堂集议等手段外，地方上的读书人又增添了以“投上海报”，“转上海报”等新手段来争夺地方权势。下面试举几个以“上海报”争夺地方权势的较典型个案。　　光绪三十三年徐兆玮在与友人谈兴学纠纷的信中即认为“录案登报，亦是一法，但来函一门须有沪上保人方可”。可见其心中所念解决地方纠纷的重要翼助已是“上海”。而对于“上海报”的莫大威力，徐兆玮通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杨崇伊案和宣统三年（1911年）的常熟赈济案有了深刻的体会。　　光绪三十四年徐氏同乡杨崇伊（莘伯）持枪纠众抢妓事发，遭端方等大吏弹劾，被驱逐回籍。徐氏先在上海《神州日报》上看到此事，未几日又见天津《日日新闻》报转载，感慨说：“（此）即由上海报转载者。家丑外扬，如何如何？吾邑人见此真汗颜无地矣。”　　到宣统三年，常熟遭遇水灾，地方巨绅邵松年充任办赈总理，但忽然坚决辞职。徐兆玮接家书方知：原来是《新闻》《神州》《民立》等上海报说邵氏吞“积谷款”十余万，“且城中遍贴匿名示，晚间邵老遂具书辞职，有地方公事概不与闻等语”。徐氏对此的评点是：“佥人横肆流言，息老（按邵松年）遂奉身引退。大局糜烂如此，尚生意见，殊可慨也。”　　在温州，宣统元年（1909年），学界名士陈黼宸因瑞安中学堂存废事和当地另一巨绅项崧（申甫）一方展开明枪暗箭无数的激斗。在激斗过程中双方使出了浑身解数，像陈氏一方的唐黼墀、池志澂二人就曾联合所谓同人327位写了一篇支持陈黼宸、攻击项崧的“驳启”欲投于报馆。陈氏则躲在幕后对这篇“驳启”到底以何面目登报进行了精心策划。陈氏首先考虑“驳启”的署名问题。以为“同乡‘驳启’若由池（志澂）君出首名可无此番周折。盖前尚为地方事，池（志澂）、唐（黼墀）皆可列首；此则为余剖辩，则唐（黼墀）不宜列首”。不过若“由唐（黼墀）出首名，独揭其匿名背捏，乃穿窬小人所不为，如此人格而为教育会长，我浙人断不认受”，此法亦可接受。其次陈氏认为“驳启”文字要写得“语宜痛、少，不留余地”！最后陈氏指出，“如此，恐《浙江日报》不登，可寄《浙江公报》及上海各报，先行付钱，断无不登之理”！此外陈氏还特别提醒“驳启”送报馆一事“必须秘密十分，不可令第二人知之才好”。　　余论　　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一日张棡到瑞安县城里的日新书局看过《新青年》杂志后，愤愤然在日记里写到，“此报皆陈独秀、刘半农、胡适之、钱玄同各位笔墨居多，中间论文学处颇有新颖之语。然抹杀国粹，专尚白话，自谓特识，而按之实际究仍是依傍洋文，鄙薄前哲，此殆世运使然，所以生此种怪物，令其扰乱文学界也。阅毕不禁废书三叹”。　　此时满腔愤懑的他似已淡忘了十几年前自己也曾如五四新青年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来自上海的新书报，崇拜着梁启超等大人物。又过十年（约1930年），同在温州的刘绍宽翻阅自己光绪年间的旧日记时则说自己是“究之所得，新学尽是皮毛，久之皆脱落而不能附着，徒使旧学日荒，非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步者欤”？　　此种以民国之我否清末之我的现象，正反映了转型时代的读书人“常只在那历史性的特定时刻为了某些相近似的特定目标而聚集在一起，但是变革之后，每个人对下一个终点的定位与取径之间，有些人止于此，有些人止于彼，经时间的淘洗而日渐分离”。以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江浙小城镇里的读书人来说，为应对近代之变局，他们中的一大批人成为了地方上的趋新人士，其吸收新学营养的重要土壤则在上海。沪上不断膨胀的文化辐射力为他们带来了改变其生命历程的新知识，也帮助他们打造了争夺地方权势的“新武器”，但却并没有告诉他们在那个中西交冲后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究竟应该怎样安身立命。读书人获得的新知识和“新武器”越多，就离他们原本的安身立命处越远，同时亦只能见到各种未来替代性归宿的幻影，由是他们就成了梁启超笔下“过渡时代”里两头不到岸的感觉最强烈的那批人。　　就实际能掌握的权势而言，地方上的趋新读书人中有一小部分或能成功地从一个普通基层读书人变为地方精英，进而上升为省籍精英乃至全国精英。我们可以罗列出黄炎培等一批著名人物。他们既是科举时代里能够突围而出的人，又能在清末和民国各种时局变幻中把握机会，不断爬升，直至共和国时期依然屹立不倒。此即李璜在1928年所归纳的“老新党”之一类：　　年纪在四五十上，论学问是会做几篇八股策论文章，论功名是清廷举人、进士，或至少是秀才，论阅历曾经到日本去速成归来，或甚到欧美去考察或亡命过来，论事业曾经举办新政或提倡革命。这类人在清末年以至民国十七年中的政治界或教育界，捏着最高的权柄。　　但我们也要看到，李璜笔下那些在民国仍握有强大权势的“老新党”毕竟是少数。清末趋新读书人中的大多数在某段时间内虽也借助迎合潮流的努力争取过自身上位的机会，但终因命运多舛而基本所得有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徐兆玮在一信中就说自己“学术荒芜，旧思想既限于闻见，而脑力衰减，又不能输入新思想，进退失据”！几个月后又说“家乡之事，无一可措手处……近日持厌世主义，畏闻公事，畏见显者，自誓不钻一差，任天而动”。宣统元年张棡则感叹自己“少困科举，中歇忧患，东西科学，均未问津……为饥驱仰颜受聘，滥竽教席”。辛亥革命后他仍觉得“新学飚兴，学校林立，自顾老大负笈，畏涉重洋，不克同诸时流，吸新知识，奈何如之”。这些虽未必全是他们的老实话和心里话，却也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一批地方上时运有限的读书人所要面对的现实情况。　　如果说清末的趋新风气对他们还只是一柄机会与失意并存的双刃剑的话，到五四，这批清末一路跌宕而来的“老人”则要面对更嚣然、更强势的来自北京、上海的“新文化潮流”。这股潮流给他们带来的沉重压力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张棡给校长的一封“夫子自道”的信中既可见一斑：　　仆自恨少年株守旧学，不鲜趋新，虽无东西洋留学之资格，为当道所契重,无北大、南大毕业之招牌，为同辈所倾襟，又无英、算各科之新智识，为诸校生所景仰……以有限之精神，困无形之钟点，寻常之薪水，不能肥家，徒耗精力，垂老之光阴，负匕矢人，两无所得，此中苦况，惟老于国文者知之，亦惟老于国文者能言之。　　张棡真的不趋新吗？从前文看显然不是这样的，由此可见从清末到民国，很多后来的“保守”人士先前都可能是“趋新”之人。不过除非是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否则无论如何选择都意味着或有一些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但亦包含着无限落伍的可能性。在那个新旧随时易位，选择无所适从，落伍即成反动的大时代中，历来作为中国基层元气而存在的地方读书人该如何出处进退实是百多年来形成的最大困局之一，至今仍难以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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