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确“党管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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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党员有几年没有交党费了 党籍还在吗_百度知道
党员有几年没有交党费了 党籍还在吗
党员有几年没有交党费了 党籍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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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新标准于日起施行、职工中的党员，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额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按0，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0.5%；10000元以上者，交纳2%、依靠抚恤或救济生活的党员、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党员.2-1元。学生党员.5%；3000元以上至5000元(含5000元)者，每月交纳党费0，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每月工资收入(税后)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者、下岗失业的党员。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但大多党组织对此规定的执行很慎重，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交纳1.5%交纳党费，5000元以上的按1%交纳党费。　　同时。离退休干部，交纳月工资收入的0：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1%；5000元以上至10000元(含10000元)者，一般说明情况进行补缴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对党费交纳比例作出调整，新的党费收缴标准自今年日起施行。　　新标准中党员交纳党费的比例为党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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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现将《关于办理共产党员因私出境保留（停止）党籍和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的审批办法》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组织部<span style="font-size:19font-family:仿宋_gb年10月13日关于办理共产党员因私出境保留（停止）党籍和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的审批办法随着公民出入境法规的逐步完善和我校共产党员因私出境数量的逐年增加，为加强党员管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中组部、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共产党员出境办理保留（停止）党籍和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的有关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如下管理办法：一、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在校学生和在职教工中的中共党员（以下简称党员）。二、党员因私出境6个月及以上应办理保留党籍的手续，如出境定居，应办理停止党籍的手续。三、党员因私出境应由本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申请，并递交有关境外邀请信或入学通知书、本人的护照（通信证）及有效签证等材料的复印件，经所在党支部初审后，填写《共产党员因私出境保留（停止）党籍审批表》，由基层党委（党总支）审批后，报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四、因私临时出境的党员保留党籍的期限是：出境留学的，以其入学通知注明的学习时间为限；出境就业的，以其劳务合同规定的工作年限为限。五、对于从我校出境的党员，其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党支部；因私出境的应届毕业生党员，应将组织关系转到居住地社区乡镇党员服务中心党组织（外省市户籍应届毕业生党员可转到出境前居住地社区乡镇党员服务中心党组织或档案保管机构党组织）后，办理保留（停止）党籍手续；办理辞职手续后需转出组织关系的教工党员，可将组织关系转到居住地社区乡镇党员服务中心党组织（外省市户籍党员可转到出境前居住地社区乡镇党员服务中心党组织或档案保管机构党组织）后，办理保留（停止）党籍手续。六、党员领导干部出境，除了由所在基层党委（党总支）办理保留（停止）党籍的手续外，还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党委审批。七、党员虽已经批准保留党籍，但在等待签证或其他原因尚未出境期间，仍应按照规定向所在党组织交纳党费，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对无正当理由，不交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党组织要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应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处理。八、党员因私出境应按期返回。如有特殊情况需延续的，应由本人向所在党组织提出延长保留党籍期限的申请，经党组织审批同意后，方可延长保留党籍的期限。九、党员因私临时出境期间暂不交纳党费。十、因私出境的党员返回后，应及时提出恢复组织生活的申请。经考察符合党员条件的，恢复其组织生活。经考察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应当劝退出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十一、出境时组织关系不在我校，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往境外党组织、在境外期间参加组织生活的留学人员党员，回国后本人凭境外我党组织的鉴定及我驻外使领馆党组织对鉴定的审核意见，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报到，所在党组织可以直接接收其组织关系，接纳其参加组织生活。十二、出境时在我校办理了保留党籍手续，在境外期间与我校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留学人员党员，本人回国后向所在党支部提出申请，并通过书面形式向党组织汇报在境外期间的思想、学习、工作以及是否加入过外国国籍或取得过外国长期居住权等情况。党组织经过了解和讨论，认定其在国外期间无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行为，由党员填写《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经党支部和基层党委（党总支）审批后，报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党员直接恢复组织生活。十三、出境时未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往境外党组织、在境外期间未能与国内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留学人员党员，回国后恢复组织生活，应经过以下程序：1、申请人向现所属党组织提交恢复组织生活的书面申请。若申请人因出境时间较长或其原所在单位党组织发生变化等原因，组织关系及有关材料散失，现所属基层党委（党总支）应积极与其原组织关系所在单位党组织取得联系，帮助核实党员身份，并由本人补填《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2、申请人通过书面形式，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本人在境外期间的思想、学习、工作以及是否加入过外国国籍或取得过外国长期居住权等情况，并提供两名了解其在境外情况的证明人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证明人一般应是与申请人有在境外共同学习或工作经历且没有近亲属关系的回国人员中的中共正式党员，或者是我驻外使领馆或驻外中资机构（企业）工作人员中与其没有近亲属关系的中共正式党员。3、申请人所在党组织审核有关情况和材料，集体讨论决定是否恢复申请人组织生活。基层党委（党总支）认真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核实有关情况，派人同申请人谈话。根据申请人在境外期间和回国后的表现情况，认为符合党员条件，可以恢复组织生活的，申请人填写《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经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基层党委（党总支）审核，并报党委组织部审批后，可恢复组织生活。4、对不能提供两名证明人书面证明的，或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党务管理机构、我驻外使领馆等无法提供申请人在境外期间表现情况的，自申请人向党组织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须经过一年时间的考察。考察期满，认为符合党员条件的，申请人填写《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经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基层党委（党总支）审核，并报党委组织部审批后，可恢复组织生活。十四、取得国外长期居住权但未加入外国国籍的曾有党员身份的留学回国人员，本人要求恢复党籍和恢复组织生活的，按照出境期间未能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的工作程序，由基层党委（党总支）审查，报党委组织部批准，可恢复党籍和恢复组织生活。十五、加入过外国国籍、经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曾有党员身份的留学回国人员，原则上不能恢复党籍，回国后表现好、符合党员条件的，可以重新入党。十六、留学回国人员党员在尚未恢复组织生活期间加入民主党派的，一般不宜恢复其组织生活。十七、留学人员中的预备党员，未加入外国国籍，在境外无法办理转正手续的，回国后本人书面向党组织提出恢复预备期的申请并汇报在境外期间的情况，自党员向党组织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经过一年时间的考察，符合党员条件的，可以办理转正手续。恢复预备期的工作程序与恢复组织生活的程序相同。十八、经批准恢复组织生活的留学回国人员党员，其党龄连续计算并按有关规定补交党费。恢复组织生活前有工作或固定收入的党费补交标准，按同期国内在职教工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执行；无工作或固定收入的党费补交标准，按学生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执行。十九、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党委组织部<span style="font-size:19font-family:仿宋_gb年10月帖子主题：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by 王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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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by 王奇生)
一个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建党的第一代魅力领袖去世以后的权力继替；二是由在野党升为执政党以后的调适转换。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去世后，胡汉民、和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虽然最终以军权坐大，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党内其它势力的挑战，直至1938年其合法党魁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另一方面，中止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因“违教”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陷入混乱状态。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线，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意识形态中一切稍带激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视作“共党”余毒抛弃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有效加以防患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鉴于以往研究多关注这个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局的演变和派系纷争，本文拟以国民党地方党部与党员为考察对象，探析训政初期国民党“党治”与“治党”在地方层级的运作情形。随着观察视角的下移，国民党一些过去不为人所细察的一面亦逐渐凸显出来。[1]一、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在过去的国共历史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尽管这两种认知截然有别，但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只是一方充分肯定这种打击的“弭祸”意义，而另一方则谴责这种打击的“罪不可赦”。而两方都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回忆“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国共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2]的这一段话，我们也许可以从比较宽泛的层面上来理解。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清党”令下，除少数已暴露的“共党首要分子”外，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回忆，曾在抗战时期的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情形时谈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3]。我一直对张国焘此段回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料当回忆录出版后，发现张国焘这段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忆述，竟在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陈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4]笔者并不关注打斗是否真能分出鸿沟来，感兴趣的只是当时两党党员的确难以分辨之情形。在蒋介石严令整肃“共党分子”，而“共党分子”又难以分辨的情形下，注定这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将扩大化。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在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5]。由于这场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党力”进行的政治性清党，而是依藉武力展开的一场血腥的武装打压，手握兵器的武人比文职的党人可能更暴戾，也更毫无节制。在上海，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无权过问。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张君毅最终被杀害。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的吴开先亲历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6]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定的清党目标，除了共产党人外，也兼及派和国家主义派。[7]实际上，受清党打击的对象，远远越出了这一范围。除吴开先所言的“不计其数”的“无辜人民”外，一大批国民党人亦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整肃。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即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8]“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一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如果说清党初期的武力滥化，是因为当局难以分辨打击对象而不得已而为之的话，而后续期的清党则几乎演变为一种当局失控的社会性行为。“共产分子”身份之模糊性与不易确定性，只会加剧这场运动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据当时报纸的密集报道，诬人为共，是最易制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9]；甚至索婚不遂，亦藉端诬人为共[10]。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有可能临头。日至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正是清党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投机、专断、任意、武力、强暴等，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除部分国民党青年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11]同样，广州市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12]。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13]。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14]。清党前夕，国民党员总数号称100万，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减至65万。[15]减少的30多万党员中，最有可能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思想急进的城市青年学生党员；一部分是基层农工党员。前者有可能被清洗，后者有可能因恐慌而自动脱党。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万。因为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四川全省清党后登记党员数愈10万，是清党前该省党员人数的数倍[16]。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工作报告中亦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另据1929年北平《民国日报》报道：河北“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这次河北党员的数量，竟以不过六千同志的数目而拉到二万七千之多。”[17]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8]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19]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反革命之势稍杀，不革命之势代兴。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共党要犯逸走，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党德沦亡”，“党权日坠”，“党机毁灭”，“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20]。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的得失时亦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21]。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逝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蒋介石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22]清党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破坏。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23]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觊觎的目标。为了打倒政敌，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共产党。昨日刚以“共产分子”罪名置对手于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打下去。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省市县党部委员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中央日报》社评写道：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纠纷闹得最多和人员变换最频繁的，要算是这个省党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3月到现在，为期不过1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而且每更换一次人员，就发生一次纠纷。人选愈趋愈下，党的威信亦因此发生动摇。弊害最大的，就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24]由于各省党部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25]。这一点，从战前省党部名称的不断变更亦反映出来，如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频繁改换。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26]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分化所致，孰料清党以后，纠纷有增无减。“在未分共以前的计划，只想把党的精神、党的组织权力作一整个的振刷运动。谁知分共以后，党的纠纷更多，党的威信尤见低落”。“自从清党以后……党的组织反日益涣散，党员不受党的支配，不受纪律的制裁……因之党的组织乃愈来愈涣散而几乎看不见党的整个行动和整个意志的表现”。“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27]与省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似乎更大。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基层组织多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28]，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藉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29]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30]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31]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32]在江苏，“从清党后，八九个月来党的工作，差不多仅有很少数的健全下级党部，仅见到很少数的忠实而努力的同志，民众对党的信仰很微细，党领导民众的能力薄弱，甚至离开民众，甚至为民众厌弃，甚至做出危害民众的情事……有的是以藉办党以渔利，有的是以藉办党去争权利，去拉地位，甚至去勾结官吏，包揽词讼，欺侮民众，一般人批评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33]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34]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胡汉民称前者为“恶化”，称后者为“腐化”。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清，“腐化”代兴。国民党清党反共和建国统一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指责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35]。当时各省市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如在河南，“前省党部为共产党徒把持，自从新筹备后，党务人才几无法取求。”[36]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其武力的支撑，将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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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的三不政策&不统；不独；不武&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警惕。这不是口号，是原则问题。如果再过六十年，就是事实的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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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flymandd
在第14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tuxingyong
在第6楼的发言：强人！不知是否原创！呵呵！在下佩服，如此之专业，GCD的要是有一个对比就好了！
呵呵，不用比对，大概参考着看一下这篇文章就有数了，基本上上文提到的毛病现在都有。看看文章最后的那几段吧，说得真好。
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执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各县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73]
闽省初隶党治之时的情景，颇能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初对“党”和“党人”的认知心态：视党义如圭臬，视党军如王师，视党人为天之骄子。然而时过境迁，民众对国民党的热情、信仰和期望很快随着国民党的腐化无能而归于幻灭。国民党人的形象和威望在北伐后短暂的两三年间急转直下。30年代初期国内新闻媒体不乏此类相关报道。如193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74]《时代公论》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该文作者杨公达以自己在教育界的亲身体验断言：“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75]杨公达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代公论》的创办人。杨本人此时是否是国民党党员，尚待考，但从其一年之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推测，杨大约可以归属于体制内知识分子之列。杨对国民党的上述感言，显然不是一位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过激宣传，而象是一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肺腑诤言。同年，杨还和另外两名作者在《时代公论》上联名发表文章，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76]
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胡适一篇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箝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1933年，《国闻周报》有评论坦白申言：“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77]1935年《独立评论》刊文批评国民党党工人员素质太低，形象太差，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大多平庸，以至“这几年来，大家对于党部以及党务工作人员，谈起来都有点头痛，嬉笑怒骂之声，时不绝于耳鼓，冷嘲热讽之词，常流露于报端。”[78]蒋廷黻更将国民党与德国国社党进行比较，认为国民党与国社党的党治理论和组织体制都是抄袭苏俄的，但两党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德国，国社党是个大有力的发动机，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党员。”[79]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从30年代初开始，蒋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接二连三地对国民党党人和党务进行严厉的批评。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讲得不好，就是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是如同乡下劣绅一样”；“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现在一班社会人士看见我们党部所在的地方，若同从前看见旗下满人一样。”[80]蒋在另一场合更直截了当地说：“就党外一般人士，尤其是各党各派对于我们的观感来说，他们看我们党部就是衙门，看我们党部委员就是官僚，看我们一般党员当作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的旗下人。”“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81]
这种直露坦率的批评并非蒋偶尔发出的感慨。查阅30年代蒋的相关文集，类似的言论屡见不鲜，而且批评的语调有日趋严厉之势。1932年蒋介石甚至申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82]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83]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84]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
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85]
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致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愿做实事，更不愿与民众接近。“许多党部都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86]胡在1931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声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销沉了。”“很多人说国民党从前固凶，现在更凶了。何以呢？因为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一个特殊阶级。这几句话，很显出了国民党员不能深入民众，并已经丧失了革命精神的意义。”[87]
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88]。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89]。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
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90] 1931年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组织却颇能赢得民众的信仰。陈认为其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地方上某家某团体出了事，教会中人就会去排解，此外如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等，扮演了传统士绅所担当的角色，而地方党部和党员则不肯为[91]。
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战前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92]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60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93]。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94]余英时进一步将“光棍”解释为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并将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称作“边缘人集团”。如果仅从教育程度而言，战前国民党并非流氓地痞集团。但是，随着知识分子城市化，即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基层干部“光棍化”现象。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95]，但在县党部以下，“光棍”的成份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96]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97]。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藉党争权利。[98]
很显然，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99]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面对清党反共和执掌全国政权后所发生的严重腐化和蜕变，亦有少数国民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任凭党员腐化到了快要出虫，党员反动到了公然杀人打劫，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无怪现在一般青年同志，受此种严重之教训，莫不灰心短气，群趋于消极沉闷悲哀之一途……青年志气之颓废与堕落，亦殆未有甚于此时者，其有意志更横决，信仰不坚定者，则且相顾而之他。”有的更愤激地声称：“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100]
这些言论，多出自当时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清楚地反映出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已蜕变腐化到了何等程度。当时民众毫不隐讳地表示对国民党的极端厌恶。在当时老百姓眼中，“有党就有事，没党就没事”。[101]“党”成了争权夺利和惹事生非的代名词，也成了丛集人们厌恶、痛恨、谴责和嬉笑怒骂的众矢之的。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GCD现在是到了整顿党风党纪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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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88]。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89]。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90] 1931年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组织却颇能赢得民众的信仰。陈认为其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地方上某家某团体出了事，教会中人就会去排解，此外如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等，扮演了传统士绅所担当的角色，而地方党部和党员则不肯为[91]。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战前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92]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60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93]。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94]余英时进一步将“光棍”解释为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并将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称作“边缘人集团”。如果仅从教育程度而言，战前国民党并非流氓地痞集团。但是，随着知识分子城市化，即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基层干部“光棍化”现象。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95]，但在县党部以下，“光棍”的成份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96]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97]。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藉党争权利。[98]很显然，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99]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面对清党反共和执掌全国政权后所发生的严重腐化和蜕变，亦有少数国民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任凭党员腐化到了快要出虫，党员反动到了公然杀人打劫，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无怪现在一般青年同志，受此种严重之教训，莫不灰心短气，群趋于消极沉闷悲哀之一途……青年志气之颓废与堕落，亦殆未有甚于此时者，其有意志更横决，信仰不坚定者，则且相顾而之他。”有的更愤激地声称：“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100]这些言论，多出自当时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清楚地反映出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已蜕变腐化到了何等程度。当时民众毫不隐讳地表示对国民党的极端厌恶。在当时老百姓眼中，“有党就有事，没党就没事”。[101]“党”成了争权夺利和惹事生非的代名词，也成了丛集人们厌恶、痛恨、谴责和嬉笑怒骂的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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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机构的大师 蒋秃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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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x1c1t4
在第9楼的发言：辛苦了楼主，资料详尽，论据确凿，我倒要看看蒋狗们如何反驳？？蒋粉们脸都不要，想反驳还不是很容易不过楼主的文章确实专业拜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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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得保存下来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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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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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楼主，资料详尽，论据确凿，我倒要看看蒋狗们如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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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太多了，先收藏，楼主辛苦，清党，主要是宁汉分治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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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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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不知是否原创！呵呵！在下佩服，如此之专业，GCD的要是有一个对比就好了！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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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清党与战前国民党组织的相关研究，可参阅以下论著：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DD“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11卷第1期，台北，2000年3月；易劳逸:《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DD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2000年9月。[2]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3]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207页。[4]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97－98页。[5] 《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日本东洋文库缩微胶卷。[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04页。[7] 参见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DD“清党”再思考》。[8] 《苏省党部宣传部昨发表清党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日《中央日报》。[9] 《罗贡华自述被捕的经过》，日《中央日报》。[10] 《中央最近处分党员案》，日《中央日报》。[11] 《江苏省党务报告》，日上海《民国日报》。[12] 《广州市党务总报告》；《广东省党务总报告》；见日、3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13] 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编印：《总登记报告书》，1928年10月，文书类第10页。[14] 《长沙市之党员统计》，日《广州民国日报》。[1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DD党员统计(省市部分)》，1930年，出版地不详。[16] 《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见日《中央日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见《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17] 适宜：《河北党务面面观》，日北平《民国日报》。[18]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日《中央日报》。[19] 洪瑞坚：《浙江之二五减租》，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68－69页。[20] 《江苏省党务报告》，日上海《民国日报》。[21]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刊》第12号，日上海《民国日报》。[22]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日《中央日报》。[23] 《一周间的大事》，日《中央日报》。[24] 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日《中央日报》。[25]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丙）233－241页。[26]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日《中央日报》。[27] 张楚珩：《国民党与党员》，《三民半月刊》创刊号，日；《中央训练部开始办公》、《沪市执委会第6次纪念周》，分别见1928年17日、日《中央日报》。[28] 在少数地方，因国民党清党未能彻底，基层组织在1927年4月以后的数年间仍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如江苏启东县、福建莆田县、河南濮阳县、内黄县、河北蠡县等。见沈轶公等：《忆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启东县党部》（《启东文史选辑》第3辑，1985年9月）；吴国钧：《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莆田中共党员延期退出国民党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3期）；谭世平等：《中国国民党内黄县地方组织及其活动》(《安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刘宪曾：《回忆蠡县的国民党》(《蠡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29]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日《中央日报》。[30] 《湘指委会防止土劣压迫青年》；《反动势力压迫下的湖南石门县》；见日、6月15日《中央日报》。[31] 《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见日《中央日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见《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32] 《一月来的广东》，日《中央日报》。[33] 《江苏党务整理先声》，日《中央日报》。[34] 蒋永敬编：《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394页。[35] 蒋介石：《整理党务计划案》，日《中央日报》。[36] 《河南省党务概况》，日《中央日报》。[37] 俄共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到1922年底，5年间经历了两个迅速发展阶段和两次收缩。1919年时，党员人数为15万，到1921年3月增至75万。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组织规模的增长势头更猛。1949年10月，中共党员多达448.8万，到1956年9月“八大”召开时增至1073万。1957年以后中共宣布暂停吸收新党员，但据1958年的统计，党员人数又增至1245万。见（英）伦纳德?夏皮罗著，徐葵等译：《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474、507页。[38]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第93页。[39] 1927年湖北、广东的党员数，分别见日《汉口民国日报》（“党务消息”）；日《广州民国日报》（陈季博：“一年来广东之党务”）。1936年的党员数，见附表《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地域分布》。[4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663页。[41]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载《中央党务月刊》(三届三中全会特号)，1930年3月。[42]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68页。[43] 《上海特别市党部为征求党员告同志同胞书》，引自郑祖安《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44] 《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中央党务月刊》第97期，1936年8月。[45]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丙)233－241页。[46] 程天放：《河南省之党务》，《中央党务月刊》第33期，1931年4月。[47]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48] 日上海《民国日报》，“党务”专栏。[49]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82页。[50] 陈少书：《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1935年)，萧铮主编：《民国2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66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3717页。[51]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册，第800页。[52] 尾形洋一：《易帜后の东北における国民党の活动に就て》，日本《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7－4(上)，1975年。郭正秋：《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53] 李冠洋：《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简述》，《山西文史资料》第13辑，1979年。[54] 张玉法：《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载《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55] 参见《中国国民党西南党务年刊》，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1933年编印；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71页。[56] 参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4页。[57]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23页。[58] 参见李景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6页。[59] 中国国民党党歌和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1编文前插图。[60]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584页。[61] 《中央组织部函各省市铁路党部》，《中央党务月刊》第95期，1936年6月。[62] 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DD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63]《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广东省国民党党部编印，1926年10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DD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64]《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印，1934年11月，第21页。[65] 《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及其没落》，第397页，作者及出版时地不详。[66] 参见拙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67]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日。[68] 引自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年版，第153页。[69]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9页。[70]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04页。[71] 引自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72] 《北华捷报》日，第297页，引自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73] 朱宛邻编：《福建省党务概况》，福建省特派员办事处印行，1935年，第22页。[74] 社论：《论保障政治自由之亟务》，日天津《大公报》。[75] 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号，1932年4月。[76] 孙佐齐、平凡、杨公达：《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时代公论》第13号，1932年6月。[77]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日。[78] 贺岳僧：《论改良党务工作》，《独立评论》第173号，1935年10月。[79] 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80] 蒋介石：《讨逆胜利后本党之重要关头》（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81] 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1939年1月），《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215页。[82] 引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2页。[83]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能和建设工作的方法》(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9页。[84]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00页。[85] 蒋介石：《如何创造党国的新生命》(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604－605页。[86]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日上海《民国日报》。[87] 胡汉民：《党的训练问题》，《中央党务月刊》第31期，193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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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北伐时期国民党虽不如共产党激进，却仍称得上是一个富有奋斗精神的革命党。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青年群相涌入。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67]胡适所称的“全国多数”，当主要指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的表征。而知识精英中真正倾向国民党的，又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刻骨仇恨的种子，也在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不过当时也有象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兼名流学者直接参与了这场清党运动，可能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定的社会道义基础。胡适谈到，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大学生，非常崇拜蔡元培等学者教授，他们不相信支持南京清党的蔡元培和吴敬恒也会做坏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之际，胡适正由美返国。途经日本时，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蒋介石清党真相。胡告之曰：“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著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68]但胡适的看法，只是清党之际的一种即时性的预测和当下观感，实际上，当时有多少青年学生如胡适所说的那样，因为崇拜蔡元培、吴稚晖而认同蒋介石清党，实很难说。一般知识分子大约极少有不反对的。如号称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即毫不客气地指责吴氏“助纣为虐”，是“社会革命的叛徒”。一向态度平和的周作人看到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亦感到南京新政权与北京旧政权并没有多少不同。胡适本人在明了清党真相之后，对国民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69]。陈立夫直到晚年还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70]尽管如此，在南京政权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下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还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曾记录下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DD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71]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但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72]《北华捷报》的看法并非独家之言。下面这段话出自30年代初福建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内部报告。报告坦陈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观感的变化过程：闽省自隶党治之初，民众视党如天之骄子，视党员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盖以水深火热之民众，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视党军如王师，视主义如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后我之怼，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执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各县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73]闽省初隶党治之时的情景，颇能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初对“党”和“党人”的认知心态：视党义如圭臬，视党军如王师，视党人为天之骄子。然而时过境迁，民众对国民党的热情、信仰和期望很快随着国民党的腐化无能而归于幻灭。国民党人的形象和威望在北伐后短暂的两三年间急转直下。30年代初期国内新闻媒体不乏此类相关报道。如193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74]《时代公论》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该文作者杨公达以自己在教育界的亲身体验断言：“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75]杨公达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代公论》的创办人。杨本人此时是否是国民党党员，尚待考，但从其一年之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推测，杨大约可以归属于体制内知识分子之列。杨对国民党的上述感言，显然不是一位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过激宣传，而象是一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肺腑诤言。同年，杨还和另外两名作者在《时代公论》上联名发表文章，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76]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胡适一篇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箝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1933年，《国闻周报》有评论坦白申言：“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77]1935年《独立评论》刊文批评国民党党工人员素质太低，形象太差，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大多平庸，以至“这几年来，大家对于党部以及党务工作人员，谈起来都有点头痛，嬉笑怒骂之声，时不绝于耳鼓，冷嘲热讽之词，常流露于报端。”[78]蒋廷黻更将国民党与德国国社党进行比较，认为国民党与国社党的党治理论和组织体制都是抄袭苏俄的，但两党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德国，国社党是个大有力的发动机，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党员。”[79]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从30年代初开始，蒋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接二连三地对国民党党人和党务进行严厉的批评。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讲得不好，就是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是如同乡下劣绅一样”；“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现在一班社会人士看见我们党部所在的地方，若同从前看见旗下满人一样。”[80]蒋在另一场合更直截了当地说：“就党外一般人士，尤其是各党各派对于我们的观感来说，他们看我们党部就是衙门，看我们党部委员就是官僚，看我们一般党员当作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的旗下人。”“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81]这种直露坦率的批评并非蒋偶尔发出的感慨。查阅30年代蒋的相关文集，类似的言论屡见不鲜，而且批评的语调有日趋严厉之势。1932年蒋介石甚至申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82]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83]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84]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85]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致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愿做实事，更不愿与民众接近。“许多党部都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86]胡在1931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声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销沉了。”“很多人说国民党从前固凶，现在更凶了。何以呢？因为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一个特殊阶级。这几句话，很显出了国民党员不能深入民众，并已经丧失了革命精神的意义。”[87]
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88]。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89]。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90] 1931年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组织却颇能赢得民众的信仰。陈认为其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地方上某家某团体出了事，教会中人就会去排解，此外如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等，扮演了传统士绅所担当的角色，而地方党部和党员则不肯为[91]。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战前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92]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60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93]。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94]余英时进一步将“光棍”解释为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并将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称作“边缘人集团”。如果仅从教育程度而言，战前国民党并非流氓地痞集团。但是，随着知识分子城市化，即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基层干部“光棍化”现象。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95]，但在县党部以下，“光棍”的成份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96]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97]。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藉党争权利。[98]很显然，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99]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面对清党反共和执掌全国政权后所发生的严重腐化和蜕变，亦有少数国民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任凭党员腐化到了快要出虫，党员反动到了公然杀人打劫，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无怪现在一般青年同志，受此种严重之教训，莫不灰心短气，群趋于消极沉闷悲哀之一途……青年志气之颓废与堕落，亦殆未有甚于此时者，其有意志更横决，信仰不坚定者，则且相顾而之他。”有的更愤激地声称：“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100]这些言论，多出自当时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清楚地反映出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已蜕变腐化到了何等程度。当时民众毫不隐讳地表示对国民党的极端厌恶。在当时老百姓眼中，“有党就有事，没党就没事”。[101]“党”成了争权夺利和惹事生非的代名词，也成了丛集人们厌恶、痛恨、谴责和嬉笑怒骂的众矢之的。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只是这个弊病深重的政权并未在战前即土崩瓦解，而仍苟延残喘相当时日。也许，从失民心到失天下，亦有一个需要若干时日的过程。（原文刊发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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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前国民党员的社会构成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党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故一般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者不太注重对党员群体的研究[58]。中国国民党则不同，其组织体制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要求党员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驯服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民众的“保姆”，其党歌歌词中亦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国民党“党员手则”更要求其党员大要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小要讲“礼节”、“服从”、“勤俭”、“整洁”，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59]。此外，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15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60]。故在法理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作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6项人员无论对“党国”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迳升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和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