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花顺旗下品牌
社会真正悲哀的是社会底层无声的沉默？还是正在沦陷的中产阶级？（深度）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处底层，是读初中的时候。投靠亲戚，在某高校食堂打工的叔叔回来了，他最终没有在城市里娶到媳妇，也没法留在城里。在城市的亲戚，嫌他不争气。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却不珍惜，到女方家里也不懂送礼。　　叔叔特别疼爱我们，每次过年回来，都会买很多城里的点心。他还从城里买一辆28式永久牌自行车，带了几百公里，回来再把它组装起来。我和弟弟，就是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县城读的高中。那是我们的共享单车，我们还共享了梦想：一定考上大学，奔向远方。　　我为叔叔的遭遇感到不平，甚至痛哭失声，用拳头猛击院子里那棵十年以上的老榆树。我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的，一个是我们的。我发誓要和城里的亲戚断交，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其实，在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考个好成绩而已。父亲知道这一点，他不失时机地建言：好好学习吧，就看你以后能够如何了。　　父亲是一位老师。作为70年代末的中师毕业生，他最初教的是高中。高中解散后，他的同事很多都到了县城高中，后来有些做了校长和局长。父亲选择离家最近的镇上，当了一名初中教师。那是他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选择，回归家庭，同时也退回到了底层。等我们到外地读大学的时候，父亲又从镇上的初中，退到了离家只有500米的村小。　　我并没有和城里那家亲戚断交。那是我的四爷爷，1949年“参加革命”，他离开我们这个村庄的时候，只有16岁。他对我那位被他安排到大学食堂做饭的叔叔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不爱学习，不爱卫生。一点都不上进，还是农村人思维，连谈恋爱都不愿意请客吃饭。他的评价，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他说的是另一个角度看到的事实。　　我这位爷爷，做到了一定的官位。每年，他都要为回老家为他的母亲祝寿，从她80岁开始，一直到100岁，他坚持了20年。故乡2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他几次从中牵线搭桥，想让家乡通电，均告失败。最终，他以一种无奈的口吻谈及家乡：贫穷，落后，毫无希望。　　在大家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每次回来探亲，他都到先到附近的县城，然后由县政府的轿车把他一家人送到村口。小轿车扬长而去，激起一片尘土。他和每一位见到的乡亲打招呼，心里一定很不屑，但是表面上仍然客气、热情。在他城市的家中，他的太太(我称之为四奶奶)提起老家这个村庄，往往先是一声惊呼：怎么能那么穷，那么脏？　　最初，这样的惊呼让我非常不快。那是我长大的地方，至今我回忆起无忧无虑的漫长童年，都感到幸福。父亲虽然是“商品粮”，但是他和邻居家的农民叔叔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一起在田里劳作。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有时候邻居家做了好吃的，还会端给我们一碗。这样的“家乡”足以让我赞美，但是，在我踏上大城市求学的那一刻，我知道四爷爷他们说得也是对的：那么穷，那么脏，那么不争气。　　我一点都不厌恶这个“底层”，那里有我的父母，也是我过去的一部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些长辈给我的建议是：“离家越远越好，有多远走多远。”他们虽然无法离开，但是也知道家乡的落后，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底层世界。他们不知道哪个大学更好，只是朦胧地认为，距离这个底层越远的世界，也就越美。　　逐渐地，我和那个世界也有了隔阂。我甚至做不到像四爷爷那样，每年回去一次为母亲庆生。并不是因为我比他更忘本，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进入21世纪，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整个“底层”也被重构了。我所委身的城市，也是一个坚固的世界，我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在这美丽新世界安顿下来。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底层。乔治.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写过英国中产阶级对底层的偏见：他们身上的气味，永远洗不掉。毛姆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更尖刻。他对英国底层人民的评价是“他们，好臭”。上世纪20年代，毛姆到中国旅行，他发现中国精英(地主以及低级别官员)颇能和底层人打成一片，可以在一起喝茶聊天，这让他很惊讶。但是几乎同时期的鲁迅，却在《故乡》中捕捉到中年闰土那一声苍凉而卑微的“老爷”。　　逃离底层，当然是正当的，也是整个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但是最终，仍然会有一个“底层”存在。这是一个竞争的结果，仅此而已。底层只是这样一种状态，底层的人们，并不比那些身处高位者更恶毒或者更残忍。当然，相反的说法也成立：并不是你穷你就有理，底层也并不没有什么道德优势。　　过去，我们常被教导，富人很有可能是坏的，课文教导我们从杨白劳的而不是黄世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当然有很大问题，但是，今天似乎又走向了反面，从“为富不仁”变成了“穷则丢人”。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和网络热文的叙事中，底层被建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存在。　　《我为什么要拼死爬出底层社会》这样的文章能够刷屏，说明“精英的世界”与“底层世界”已经隔膜到了何种程度。每个人的遭遇，其实都是一种个案，但是只有你在底层的遭遇，才有可能被赋予某种普遍性。　　浙江有位大学教授，谈恋爱被副教授、同时也是博士的女友欺骗，这让人叹息，但却并不会被贴上“教授很傻”“女副教授很坏”这样的标签，舆论会把它定位为个案。但是，如果一个出身底层的保姆纵了火，就有可能是整个保姆阶层都有问题。　　真正悲哀的并不是底层社会的处境，而是这个阶层的沉默。能够叙述自己的遭遇，其实就已经是脱离底层的标志了。真正的底层，是沉默的，哪怕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发言的网络社会，仍然没有他们的声音。至少从鲁迅那个时候开始，底层就已经是一个“被定义”的存在。历史已经证明，精英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痛，并不比底层少一分。　　我离开了曾经生活的环境，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爬出”或者“逃离”这样的词。我想起小时候乡亲们对四爷爷的评价：“他这个人，很家常”。意思是他虽然到了精英阶层，但却仍然能够与身处底层的乡亲们沟通。我认为，在中国，这种“沟通”至关重要的。被称呼为“老爷”的鲁迅，与曾经的小伙伴闰土丧失了沟通的可能，到底是谁的错呢？　　一、沦陷中的中产阶级　　他们曾经光芒四射；然而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一颗无奈挣扎的心和一个巨大的危机感。他们的价值观在崩溃，他们想要跻身顶层社会的梦在消逝，留给他们的选择：要么逃离，要么下流化沦为草根。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哑铃社会：一端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数目庞大的草民屌丝，而另一端则是掌握着巨大社会财富却人数极少的权贵阶层。社会阶层在被迅速地分裂、固化并形成断层，而被撕裂的社会是不会有和谐的，只会有动乱。中产阶级的沦陷，其实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　　有房有车，有着月薪过万的稳定的白领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一定的生活品质和道德修养，较为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中，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　　他们曾经有着令人羡慕的光环，头上贴着知识阶层和社会精英的标签；无论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讲，他们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知识和职业，而不是特权或金钱，得到社会的认同。　　他们曾经光芒四射；然而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一颗无奈挣扎的心和一个巨大的危机感。他们的价值观在崩溃，他们想要跻身顶层社会的梦在消逝，留给他们的选择：要么逃离，要么下流化沦为草根。　　1危机感四伏：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科技浪潮中，中国的中产阶级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正在被迅速地淘汰和边缘化。他们需要进修、需要掌握新技能，否则他们将像昔日的诺基亚一样被这个时代所无情地淘汰，或是从一个脑力工作者沦为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就好像一个报社的编辑，如果今天还不懂自媒体，还不懂网红，还不懂标题党，那他就只有被淘汰的份了；因为昔日四平八稳的文章已经没有太多人愿意看了。　　然而在咄咄逼人的80后90后面前，他们所缺乏的，并不只是新知识和新技能，而是这个时代的新思维；尽管其中有很多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不入流的草根思维或屌丝思维，对此他们不屑学习，更不屑参与。　　社会经验是他们较年轻人仅存的优势，然而这并不能支撑起他们的尊严和梦想，甚至因此他们在变成年轻人眼中的老古董和老顽固。　　他们的职业上升空间很小。没有特权背景和强大的人脉关系，他们永远都无法突破头顶上的那块玻璃天花板，而被炒鱿鱼的命运则时刻都有可能降临。　　这是一个不进则退的社会，连混个安全着陆、平安退休都是一种奢侈的想法。如果很不幸，被一个更有闯劲更有背景的年轻人领导，整日唯唯诺诺地挨骂都无可奈何，因为被炒鱿鱼是他们不可承受之重。经济不好，失业后想再找一份高薪而又轻松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而低端的工作又实在不想去做。　　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的税后工资扣除必需的生活开销、再还了房贷，已所剩无几；一生的积蓄除了养老，还要担心子女未来的教育与结婚生子；薄弱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使得家人的一场大病都有可能导致倾家荡产；更要命的是，偏偏自己对社会的发展和全球的动态还有不少的看法，对今天高企的房价、泡沫化的经济、恶化的环境有着清醒的认知。由此，危机感与焦虑感无时不刻地交织缠绕着他们。　　国内常有媒体嘲笑香港的年轻人是房奴，是失落的一代，但其实中国的年轻人也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已是中产阶级，然而每月过万的工资扣除了五险一金以及所得税，实际到手的也就只有七八千元。这对于生活在北上广深的白领来讲，如此的收入实际上很苦。且不说房子买不起，即使砸锅卖铁四处筹钱凑成了首付买到了房子，也意味着接下来的悲惨的房奴生活。不买房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很潇洒，刨去租房餐饮以及日常的交通通讯等基本生活费用，还不考虑子女的抚养，其实剩下来的收入并没有多少。过高的房价，子女抚养费用，已经让这一阶层的年轻人，也不可避免的染上焦虑症。　　据媒体报道，2015年中国缴纳个税的人数只有2800万，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2%。而那些真正的富豪，并不靠公司工资性收入，却不再缴纳个税的名单中；土豪们强大的购买力推高了房价，赚取了更多的地产增值收入以及房租，而让工薪阶层承受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导致财富分配上的马太效应。　　然而与物质上的困境相比，价值观的崩溃才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焦虑的真正原因。　　2价值观崩溃：　　中国的中产阶级曾经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　　他们强调法治化；他们需要尊严，需要权力，需要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认可市场经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最公平的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强调公平。　　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被污染的水、地沟油、毒奶粉、毒跑道、莆田系医院、雾霾、孩子被偷被抢，社会变得冷漠无情甚至价值观被扭曲，这一切都处处让他们感觉难受、感觉窒息、感觉提心吊胆。　　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着不错的思想见地，但在社会上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他们算是清醒的“愤世一族”，然而他们的话大多数时间都被淹没在官方的主流观点与屌丝的世俗观点中。他们看着吃瓜的群众被那些伪大师、假大咖和砖家们所迷惑和误导，想驳斥却被迅速淹没在所谓的粉丝经济中；他们看着草根民众被民粹主义所绑架而盲目的爱国，刚想站出来发两句牢骚，却马上被草根民众骂为汉奸，于是也不得不担心自己的日本车和苹果手机被砸。他们成了“洁身自好、自命不凡”的一族，在嘲弄贪官和五毛的同时，也时常被讥讽和利用；连自己小区的物业或停车场的看门人都敢招惹他们，而他们却无可奈何，没有丝毫的尊严和丝毫的法律保障。社会上骗子横行，而他们却守着道德底线和正义感不放；无处维权，想要法治、要尊严、要保障、要发声呐喊，却怕时时刻刻被和谐、被雷洋。　　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手中的财富有着极强的不安全感，生怕一夜醒来，自己辛苦累积的那一点点财富都会被洗劫一空。　　2015年8月的天津大爆炸事件，使得大批小区业主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幸存者则开始了漫漫无期的维权之路，然而除了逃离，他们还能做什么？　　他们极其认同西方社会所提倡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然而在中国，他们却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要担心自己小区的围墙会被推倒，自己小区的内部道路会成为所谓的资源共享的外部道路，而被无情地践踏；他们无法有安全感，他们生怕自己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个人财富会被一夜清零。　　房价的高企使得他们已经不敢再奢望投资房产来迅速致富，甚至连改善住房都在变得遥不可及。毕生的积蓄存在银行还赶不上通货膨胀，想要理财却发现到处充满陷阱，一不小心就被各种披着光鲜外衣的私募基金、信托、财富管理、P2P等机构瞄上，在高息利诱的庞氏骗局下随时可能本金不保；连昔日最值得信赖的银行，都在逐步被打破刚性兑付的光环；甚至还有一些银行的员工，不停地向他们兜售第三方机构的理财产品，他们虽然清醒地知道这叫飞单、不能被诱惑，可防不住自己年迈的父母被忽悠，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开始担心，自己存在这家银行的积蓄是否也会突然一天不翼而飞？！　　这是一个网红、演员受欢迎的程度远远高于一个科学家、老师、教授的社会。这些网红、演员的收入数以千万甚至亿计，他们所拥有的高级轿车与高档房产数量之多，让你瞠目结舌。若不是因为某个演员的离婚事件导致其家产的曝光，你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而自己父母辈中那些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民教师教授科学家们却处处省吃俭用，生活过得异常清贫简朴。一个演员的离婚事件能引起全社会吃瓜群众长时间的聚焦和津津乐道，而飞船上天、科学发明这样的事件却被丢弃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无人关心。你开始怀疑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勤奋读书是否还有意义？未来的他们还能靠知识来改变命运吗？　　媒体上报道了一个游客坠入公园的老虎栏里而不幸被咬死，如此不幸的事件却导致社会上千奇百怪的评论，让他们无比怀疑这个社会是否还有起码的道德感与同情心？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庙堂里的和尚，袈裟的里面多半是牛仔裤和牛皮鞋；白天念经，晚上开着豪车吃喝嫖赌，其职业收入远远高过一个中产阶级，你还愿意把自己的钱虔诚地投入到善款箱里吗？曾经的马列毛思想早已被经济浪潮所冲走，现在连信佛拜佛都要小心被骗，难道就只能信仰上帝和耶稣了吗？　　这一切都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在法制健全、公平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3对未来失去希望：　　中产阶级所期待的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更加法制、平等、民*主的社会制度，似乎正在渐行渐远。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或强大的人脉关系，想要跻身上流社会是基本无望的；相反下流化沦为草根的则源源不断。　　也许逃离中国、移民欧美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文明世界，是他们现阶段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那些身家过亿的富豪们早有大半都已经把财富和家人送往了欧美。赚钱在中国，享受在西方，剩下的就只有在焦虑中的中产、挣扎中的草民和恶化中的环境。　　好在这是一场泡沫经济的盛宴，赶上这场盛宴的中国中产阶级们手里还拥有着纸面财富。如果今天他们卖房变现，带着泡沫经济所给予的现金红利逃往西方，也许还可以在那里过上安全富裕的生活，还能靠自己的才能过上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就怕你抱着残存的期盼继续漂浮在芸芸众生中，一夜醒来，也许这些纸面财富也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消散，只留下一地鸡毛。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哑铃社会：一端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数目庞大的草民屌丝，而另一端则是掌握着巨大社会财富却人数极少的权贵阶层。社会阶层在被迅速的分裂、固化并形成断层，而被撕裂的社会是不会有和谐的，只会有动*乱。　　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征兆：　　其一：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善良的人越来越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　　其三：所有问题明明严重恶化，却都被合理化及默许，还不痛不痒，莫名其妙的方式虚应一番，却不见人愿意为这艘破船补补窟窿，甚至还假装没有看见。　　有人说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以至于底层的（）跟不上，需要中产阶级停下来等他们。事实上，跑的太快的，不是中产阶级，而是那些权贵阶层。草民的仇富心态，其实只能杀向中产阶级，而无法朝向权贵阶层，因为他们根本接触不到权贵阶层，而且这些权贵阶层也早已逃离、扬尘而去了。最终沦为民粹牺牲品的，就只是这些表面光鲜而内心焦虑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沦陷，其实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　　前路在何方？他们一直在问自己。　　二、中国青年分四大阶层，富二代、中产儿女、农家子弟命运全拆解　　01、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2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　　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　　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　　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　　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　　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　　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　　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　　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　　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　　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　　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　　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02、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 世纪80 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　　20 世纪80 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　　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 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　　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　　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　　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　　按每年可偿还10 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 年。　　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50 了。人生到了50 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　　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　　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　　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　　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　　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 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　　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　　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 “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03、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　　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　　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　　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　　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　　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　　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需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　　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　　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　　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　　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　　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　　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　　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　　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托尔斯泰、雨果们是例外，并且考察他们的人生，虽出身贵族，却不曾以锦衣玉食为荣。　　04、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　　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　　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　　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　　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　　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 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 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END---------　　汇说FTsay泛金融革命发起与引领者！让每个人更平等的参与金融市场是我们的使命！即使你生于贫困，也绝不能死于贫困！　　我们坚信励精修行，方可得道：投资是生活的艺术，交易是一生的修行！愿与你以投资交易为生，共同奔向财富自由之路！
同顺号仅为用户提供信息分享、传播及获取的平台，作者的发文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不表明同顺号立场，作者需为自己账号的一切行为负责。
已有--个人赏过
汇说FTsay如何？打个分吧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 &
禁止发表不文明、攻击性、及法律禁止言语
请发表您的意见（游客无法发送评论，请
还可以输入 140 个字符
热门评论网友评论只代表同花顺网友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同花顺金融服务网观点。
<span class="sub-rq-num" id="atNum_关注人气
228文章数量
20884访问量
&&投资是艺术，交易是修行！泛金融革命发起与引领者！让每个人更平等的参与金融市场是我们的使命！
24小时热文排行
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告诉我们？（内容或者商务合作请联系）
写下您的看法和建议...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向您反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