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940年抗战大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左右，抗战后特别“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一斗，初小学生五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一家人呢。

日本的配给制度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侵华战争，一度收益非浅，依靠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粮食，以及台湾的蔗糖和稻米，使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1938 年达到高峰。可是紧接着，随着侵华战争已经陷入无法速决的泥潭，军费开支恶性膨胀，在国际上由于日军残酷的暴行和无限的野心而日益孤立，并引起太平洋地区的英美的警觉和制裁。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是真正为日本开启了向孤注一掷自杀式太平洋战争的灾难之门。

　　侵略成性的日本与远在欧洲的新兴扩张集团德意结盟，作起瓜分世界的迷梦，可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德意与日本在军事无法互相支援策应，只能各自为战。利令智昏成为轴心小伙伴，使日本置身为太平洋地区的英美眼里的潜在对手。

　　日本之所以敢发动侵华战争，仰仗的是其雄霸亚洲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防工业。1937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经济实力方面，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军工生产方面，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40余万吨造船能力，5万吨造舰能力。而中国仅仅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在7.7事变前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283亿美元,是世界第6经济强国,

　　但是这样的数字与美国相比则是不值一提的，日美军事潜力之比，钢铁为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比例为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也决不可能取胜。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说法，“对付日本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给它”。随着英美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日本的战争经济与国民生活日益步履维艰起来。

　　物资配给制度被提上日本国民经济的议事日程1940年7月1日本：开始对糖、火柴及其他商品进行配给，东条英机上台后宣布，从1941年起，日本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大米实行配给制，成人每天口粮330克，各家以购粮本在指定的米店购米，并且颁发了白米禁止令，要求糙米和精米混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大胜开始的，在日本人民看来，在经历了短暂的喜悦后，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资源短缺、食物配给制、通货膨胀、黑市泛滥和超长时间的劳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日本人民遭受的痛苦甚至要超过其他发动战争的民族。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做着乏味的工作，忍受着折磨。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是为了让这场侵略战争继续下去。

　　战争带给1400万日本农民的不仅仅是丧失亲人的悲痛，还有生活负担的加重。战争时期，日本农村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00公亩的土地，但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不断催我们，‘交租！交租！’”一位农民抱怨道，“他们轻易地拿走了我们辛苦流汗种来的大米。”农民必须通过更辛劳和长时间的劳作才能达到战前他们粮食和蔬菜的收成。

　　在1943年以前，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大米、小麦、大麦、土豆的生产配额，这给农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且这些生产配额从不会根据虫害、气候灾害、肥料的短缺等等导致歉收的因素而有所变化。一旦产量降低，农民们绝望地发现他们必须把全部的收成交给政府才能够满足自己的生产配额。但到战争后期，这一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许多农民私底下用自己的粮食和城市居民直接交换贵重的物品，有些人甚至在收成好的时候发了一笔小财。

　　战时的物资匮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进口被封锁，日本本土惟一能用于生产的布料仅限于一种叫做“豆腐”的易碎织物，这种“豆腐”布料是用木浆和树皮混合着粉碎的废旧棉布制作的。日本的纺织业曾居世界第三位，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棉花，但在盟军切断其海上运输线以来，由于原料的缺乏，日本只能生产人造布。起初纺织工厂曾用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运来的棉花作为替代原料，但中国的棉花纤维较短，在专为印度和美国长纤维棉花设计的机器上难以应用。最终，日本政府销毁了800万个纺锤和25万架织布机，然后命令其余的工厂不断增加“豆腐”布的生产份额，并利用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来代替对绵羊毛的需求。由于纺织品的极度匮乏，加之橡胶都供应给了军队，木屐重新成为日本最流行的鞋，甚至被政府称为“爱国鞋”。日本国民只有在极其重要的场合才穿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旧鞋子。

　　为了满足武器生产对金属原料的大量需求，日本国内实行了严格的物资回收制度。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做出了最大牺牲。各个城市纷纷拆除金属装饰材料，东京的金属路灯支架、铁轨、金属交通指示牌以及建筑上的各种标志牌全部被拆卸下来，就连靖国神社的铜制大门也被放倒，运到军工厂作为生产子弹的原料。日本神道教的神社献出了铜制神龛；佛教寺庙贡献出大钟和铜锣；建在横滨的日本地震纪念馆陈列着1923年大地震的纪念物，该馆一次性捐献出10吨金属，包括在地震中损坏的公共汽车和自来水管道。

　　家庭主妇纷纷贡献出家里的生活器具，所有人都把原来的铝制一日圆硬币换成新铸造的锡币。既然日本国内已经没有用来取暖的燃料，政府官员们便纷纷拆下办公室里的暖气上交给国家。

　　尽管这样，到1944年，日本国内的铝资源还是消耗殆尽。警察倾巢出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交出金属器具，到后期更是规定每家只能留下一口锅和一只金属桶。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上下班的难度不亚于前线的一场战役。由于缺乏燃料和维修更换的零部件，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小轿车都已经彻底停运了。每天通勤上班的人拥向了城市铁路和有轨电车，但这些仅存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朝不保夕，运营次数被缩减到最少，票价也飞涨，排队等车的队伍却越来越长。许多时候火车和电车被军队征用运输军人和军事物资，这时候普通市民只能继续等待。

　　　　既然公共交通瘫痪了，上班族便开始骑自行车。不过随着战事的进展，日本国内所有的橡胶都被用于军工生产，这些自行车爆胎之后便不能再使用了，而且车架也被回收炼钢。最后，没有任何办法，人们只能步行。

　　　　战争剥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的乐趣，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以前空闲时喜欢钓鱼的人再也不能在餐桌上吃到自己钓的鱼了，因为国家有新的规定，由于食物紧缺，他们要把钓上来的鱼交给军队的食堂。印刷工人被抓去充军，而纸和墨是配给产品，对战争有自己意见的作家因为严酷的文化审查制度而变得沉默，人们从此别想看到新的书籍。新书的发行量从1938年的28,138册降到了1941年的5,300册；杂志种类在1940年有1,970种，而到1944年，已经不足1,000种。

　　战争导致日本国内物资匮乏，而且粮食采取配给制度，不允许用粮食喂狗。狗几乎被吃光。

　　代替男性劳动力的女性们

　　在战争开始之初，女性还没有大规模投入到工厂的劳动中。日本社会福利部炫耀道“我们的敌人们招募了女性入伍，但是在日本，出于对传统家庭结构的考虑，我们不会让女性参军。”首相东条英机补充道“我们的军人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后方的妻子和母亲们在家中期盼着。”到1943年夏天，传统也沦为战争机器的牺牲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军事需求，政府政策变更为：男人到前线去，女人到车间去。在全日本境内，女人们承担起许多从前被贴上“男性”标签的工作：火车司机、公司职员、售票员、厨师、理发师和售货员。

　　尽管政府没有硬性要求所有女性加入该组织，但全日本的妇女对这项计划非常支持，不参加的未婚女性会被邻里扣上“不爱国”或“好逸恶劳”的帽子。在民间，妇女们也自发建立了许多类似的地区性组织，让日本的工厂能继续生产，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也响应号召到工厂劳动。

　　　　传统的束缚已经被打破，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甚至接手了许多危险的工作，她们到矿井中挖煤，或者到炼钢厂工作。到1944年，日本国内已经有超过1400万女性成为全职劳动力，她们与为数不多的未被招募入伍的男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同工作，也分享他们的艰辛每天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工作12到16个小时。到了晚上，她们还要睡在工厂里，虽然工厂规定下班可以回家，但一般第二天的生产从凌晨三点就要开始了。

　　虽然日本在战前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日本的工人也具有传统的勤奋和努力，对工厂和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很忠诚，但在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本土的工人并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没有合理的整体经济规划，单纯以产量为终极的目标，结果导致了各部门的政策和命令相互冲突，导致资源和工厂生产能力不匹配，既打击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又降低了产量。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负责国内经济生产的部门与征兵机构缺乏合作。深受武士道信仰影响的军事将领想当然地认为每个日本人都是勇士，都可以去作战，结果就是工厂里的工程师、技师、领导者、机械师和熟练工人都被抓去充军。到1943年9月，日本国内共有300万名工人被抓去充军，这让工厂没有熟练的工人可用，从而导致飞机、战舰和军火产量的大幅下降。一位在日立电子公司工作的主管说道，“我们损失了一千多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必须找四千个新手才能代替他们的作用。”

　　许多大型公司或工厂要依靠数以百计的小公司提供生产原料和零配件，而在日本，很多小公司只有两三个技师。如果这些小公司里的关键技师被抓去充军，那么这家公司的整个生产都要停止，进而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大型组装厂因为某个零部件无法到位而使整个生产全部停止，这直接影响了军火的产量和质量。